第3章 第二篇瘟疫之源

有人把發生在2003年北京的SARS疫情，比作二戰時期的美國“珍珠港事件”。然而依我看，此次SARS襲擊北京，遠比“珍珠港事件”慘烈。 沒有一種現代戰爭武器比空氣中的病毒襲擊更令人恐怖。 與SARS的廝殺，正是一場這樣的決戰。 “救救我吧，阿姨，我不想死，我才18歲，我還沒有對象呢！我要活呀……” 一位花季的姑娘，從發熱到確診，從確診到死亡，總共不到50小時。她離別人世時，那雙無力的手一直拉著醫生的胳膊，那渴望求生的一幕，讓救治她的醫生們心如刀絞，不敢直面。 這位姑娘全家七口，有三人相繼在不到十天時間內被可惡的SARS奪去生命。如今只剩下母親，天天在女兒、丈夫和婆婆的骨灰盒前祭奠逝者。一年前，正是這位母親懷著對北京的敬仰之情，送女兒京城打工。可才多少時間，女兒便死了，而且拉著爸爸和奶奶一起到了天國。這些日子裡，悲痛欲絕的母親天天在埋怨著那個曾經讓她多麼嚮往和敬愛的北京。

呵，我的北京，你千年榮耀，何時受過這般屈辱？ 而北京本來也是個乾淨的城市，一個健康強壯的城市。 北京不該接受不公正的指責。 北京是無辜的。 但北京沒有避免一場史無前例的瘟疫襲擊。 2003年初春的北京，陽光明媚。舉世矚目的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第九屆全國政協會議分別於3月5日和3月3日在這裡召開，全市人民喜氣洋洋地沉浸在一個特殊的春天裡。誰也不曾想到，SARS在“兩會”召開之前已悄悄潛入古都。 歷史可以記住這個時間：2003年3月1日，蒼天剛剛拉開自己的大幕，凌晨1點，著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北京301醫院，迎來了第一例SARS。 “我們有急病號，想住院，無論如何請幫忙給安排一下。”一位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請求醫生。

醫生指指日曆：“今兒個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辦，怎麼著也得周一才行。”醫生對患者作了簡單的診斷，說：“要不先到急診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屬非常感激。 SARS使年輕的女病人高燒不斷，於是又從急診病房轉到了呼吸科病房。 “閨女，你咋樣了？啊，吃點東西啊！不吃怎麼能頂得住呢！”患者的母親瞅著胸脯劇烈起伏的女兒，心如火焚。那是個56歲的母親。此時她自己的體溫已達39℃！ 丈夫在一邊焦慮地看著妻子和岳母大人的這一幕，找來醫生，說：想法子讓我岳母也住院吧！ 醫生一量體溫：可不，燒著呢！住院吧！ 大夫佘丹陽心細，說你們家幾個患者得的病跟廣東、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狀，得分隔住好些。其後，已經同樣被SARS傳染上的母親被安排在另一間病房。

與此同時，年輕女患者的父親從山西打電話說他也在發高燒，而且上醫院輸液幾日後不見好轉。父親跟高燒在病榻上的女兒說，他也想上北京來治病。 “那就趕快來吧！”女兒用微弱的力氣對父親說。 3月5日，父親乘飛機抵達北京，然後直接進了302醫院。 這一家人在北京匯合，其數量之多，令人驚懾：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歲多的兒子、父親、母親、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嬸，加上女患者公司的兩個伙計，以及她一個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計14人！ 此時，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發高燒外，於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繼出現發燒。年輕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團團轉，跟醫院商量怎麼辦？ “我們301不是呼吸病專科醫院，最好轉到專科醫院。302醫院在這方面比我們要強。”醫生說。

也好，父親已經進了302醫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應。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護車。 就這樣，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親屬和朋友的幫助下，或被抬著、或被攙扶著上了救護車，於3月6日住進解放軍302醫院。後來知道，302醫院在沒多長時間裡就有十幾個醫務人員被感染，成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醫務人員。同時由於院方及時組織對SARS的反擊，也湧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無畏的白衣戰士。 3月7日，女患者的父親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襲擊中第一個死去的不幸者。 302醫院緊張了，從有限的判斷中他們感到這一家人患的病與正在廣東、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於是向當地的丰台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CDC）報告了，據說同時也報告了衛生部。丰台區CDC工作人員去了302醫院，但無獲而歸。

此時正值“雙會”召開之時，引起軍方重視的病情，自然也使專司疾病預防的北京市“CDC”的高度關注。在接到丰台區“CDC”的報告後，他們立即派出專人，開始了有關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觸。 受命此任的是年輕的北京市“CDC”應急中心主任沈壯。 這位具有良好素質的公共衛生應急專家，後來參與了北京與SARS戰役的所有前線戰役，特別是三、四月份，沈壯和他的戰友投入了極其緊張和高度危險的戰鬥，參與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現場工作。他因此成了整個北京SARS戰役最知情的幾個證人之一。 沈壯其實一點也不壯。在SARS還在不斷襲擊北京的日子裡我見他時，見面第一句我就這樣對他說。 “大概這段時間被SARS吞掉太多營養了。”這位人稱“SARS毒王剋星”的年輕疾病防控專家以玩笑回應我。

我們第一次見面就一見如故，而且是那種令北京人驚恐的“零距離接觸”——有我們肩並肩的照像和數小時的面對面採訪為證。說實話當時我不是心裡沒有顧慮，但我是採訪者，職業和良心驅使我不能在這樣一位拯救過無數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點點傷害他感情的行為。雖然我要向讀者坦白，我心裡還是有點虛的。 沈壯和他同事的出現，使北京的SARS從此有了明晰的脈絡，也使我的寫作有了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 “我這裡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記錄。加起來有這麼長——”沈壯伸開雙臂，給我做了兩個一人長距離的動作。 在我看來，沈壯是整個北京抗擊SARS瘟疫保衛戰中最偉大的戰士之一，儘管在本文發表之前沒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偉大戰役的紀念豐碑上早晚會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領導的應急中心的戰友們及其後來建立的2500多人組成的“流行病調查大隊”隊員們，為北京人民和全國人民戰勝SARS建立了不朽功績。許多材料是沈壯與他的戰友們一次次冒著生命危險，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護車上，甚至是太平間裡獲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親之死，拉開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壯，快到中心來，有緊急情況需要你去處理！”3月8日清晨四五點鐘，剛剛因處理另一件應急事才回家瞇盹了不足兩個小時的沈壯，突然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驚醒。 “我馬上到。”沈壯給妻兒蓋好被子，輕手輕腳出了門。初春的北京，寒氣逼人。沈壯打了個冷顫，“不知什麼緣故，我記得特別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顫。”沈壯在接受我採訪時這樣說。 當日上午，沈壯帶著屬下到了302醫院。上午的會議是應302醫院建議召開的，參加人員有北京市衛生局、國家“CDC”人員，解放軍總後衛生部、302醫院和沈壯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馬。會議議題是分析和處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對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會議就302醫院當下的SARS患者與死者的處理問題進行了分工：302醫院負責救治患者，總后防疫部門負責對醫院的易感人群進行追踪，國家“CDC”負責流行病調查，沈壯他們負責軍隊之外接觸過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會議開到十一點，死者被拉到醫院太平間。

其實，北京市衛生系統在市政府的統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爆發之前做過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廣東省通過新聞發布會的形式正式對外介紹非典後，北京衛生局領導當即明確了5家有呼吸傳染病醫治能力的醫院承擔監測非典任務，它們是安貞醫院、朝陽醫院、海淀醫院、友誼醫院和兒童醫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擔相應的任務。 “那是非典還沒有SARS這個洋名，我們稱其為'廣東非典病'。當時大家思想上根本想不到這個非典會有那麼大的傳染力。有人認為這種病毒傳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傳一代就弱化一代，傳上三五代就沒啥感染能力了。我們也認為不至於鬧到北京來，隔那麼遠。這種認識在當時不能怪誰，因為大家都不認識非典到底是怎麼回事！”沈壯的話代表了當時北京專業人員中的普遍認識。

“但作為北京市衛生局和所屬的疾病預防控制應急專業部門，可以這麼說，在廣東、香港非典疫情正式報導後，我們從來就沒有放鬆過警惕。”沈壯拿出北京市衛生部門的材料給我看。 第一份是他們在發現北京第一例正式確診為SARS的於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過向上級寫的一個報告，那報告中最後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鑑於此次事件發生於'兩會'召開期間，而且病人有過赴廣東省的可疑接觸史，並高度懷疑其具有傳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時有效地進行病例排除或診治，將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第二份是“北京市衛生局應對非典型肺炎方案”。這個方案共有數頁紙，其中特別對小範圍的疫情、中範圍的疫情和全市性大範圍疫情出現時所要採取的“一級警報”、“二級警報”和“三級警報”機制提出了建議。

這第二份的“應急方案”寫就於3月8日，是沈壯在衛生局當天下午召開的應急會議期間，與市衛生局幾位領導一起研究碰頭下應急寫成的。 也就是在那時，一位局領導急匆匆地過來將他和同一單位的賀雄叫到一邊，說：“你們兩個，不管採取什麼辦法，必須在今晚12點鐘前，把302醫院的那幾個山西患者的情況弄清楚，完後馬上向局里報告。” 沈壯明白領導是在著急山西那幾個患者的疾病傳播。晚十點，他和市CDC副主任賀雄到達302醫院。當他們走進一層的樓道，有醫生聽說他們是來調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時，便隨手給了他們每人一個口罩，說：“你們來了，我們就不陪了。”說完就去了另一個病區。留下沈壯和賀雄倆，面面相覷。 “你們當時進去除了口罩還有什麼防護？”我問。沈壯：“什麼都沒有。那時還沒有啥防護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壯當時留意了一下樓道，見裡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佔著三個房間。 在那裡，沈壯了解和記錄了北京第一位輸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發病情況——用專業術語說，沈壯是對這一家人進行了流行病調查。 據患者家屬介紹，患者於某今年27歲，山西太原人。做珠寶生意的她，在今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廣東出差。臨離家時，母親特意給廣州工作的同行打了個電話，詢問那邊的非典情況到底怎樣。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確：“都是謠言，沒那麼嚴重。”“還是注意些好。”父親特意為女兒準備了幾包板藍根。 於某就這樣去了廣東。記著父母叮嚀的她，一到那邊就很認真地打聽非典病情，出租車司機帶著嘲諷笑著對她說：“我每天拉這麼多人，要得也該輪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一次次的證實“沒事”後，於某原先的心理防禦全然拋之了腦後。該干什麼，她就照幹什麼。 2月22日晚，於某乘車從深圳到廣州時，便感身體不適，渾身發冷。 23日，帶著這種不適的她，從廣州飛回太原。一量體溫：38.8℃！ 當天，於某走進太原一家醫院。緊張地問醫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 “別那麼大驚小怪。有那麼巧就得非典？”醫生笑她。不一會兒又拿來X光片和血液檢測結果。 “沒事。” 但“感冒”引發的高燒不斷。於某內心有種強烈的不祥感。她拉著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著：“我到底怎麼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別再耽誤了。我們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去！” 這一決定使患者後來終於脫離了死神的糾纏，卻也給北京人帶來了無法彌合的痛楚！ 上級交給沈壯的任務有兩個：一是弄清患者的病歷史，以便盡快切斷傳播源；二是讓患者身邊的那些還沒有傳染的人趕緊離開患者，離開北京，回到山西去。 “CDC人員按通常的做法也該弄清病例全過程，以便獲得最可能的控制。而當時讓患者身邊那些尚沒發病的人回山西，絕對沒有其它意思。當時我們還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沒有潛伏期，潛伏期里傳染不傳染，這裡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傳染的，不能讓患者傳染更多的人。”沈壯一肚子無奈的苦水。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開來救護車。而沈壯在病房與患者家屬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個小時。在於某的幾位尚未發燒的親屬同意回山西時，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這一天下午，一輛救護車將於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兩個伙計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將這些人隔離觀察，還算好，只有於某的一個伙計後確診為傳染非典患者。 留在北京的於某和其餘的親屬可就慘了。繼其父親7日死後，56歲的母親也在15日死去。於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婦、小叔子和於某公司的一個小伙計陸續傳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於家陷入了極度悲慘和痛苦的深淵。 （注：於某本人，一個多月後在302醫院醫務工作者的全力搶救下，與其他幾位親屬一起從SARS的死神中解脫出來，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這位飽受疫魔折磨和為親人帶來痛苦的年輕女患者，再也不願別人去打擾她。不久前她以“徐麗”的化名曾接受過記者的電話採訪。這是後話。） 讓沈壯感到寬慰的是於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養救了不少人的命。 “我們問樓道的服務員小姐有沒有接觸過於某家人，姑娘說，於某的舅舅一住進來就主動對我們說他們家人得了傳染性肝炎，讓我們不要接近他們。所以後來也真沒有發現樓道姑娘們傳染非典。” 可憂心事還在後面。在沈壯他們一再追問於某家人還與什麼其他人親密接觸時，於某家人說她還有個舅舅就在北京，而且於某父親死時就是這位舅舅在場，據說於某的父親是死在這個舅舅懷裡的。 “這不要命嘛！”沈壯一听就跳了起來：“你們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們？啊？為什麼？” 不為什麼，為的是怕別人知道了，舅舅不好過日子。 “他現在在哪兒？”沈壯一個個追問。 沒人告訴他。就是不告訴。 “你們，你們要為他的生命負責啊！”沈壯想發脾氣，可看看一個個倒在病榻上的於某和親屬，心就軟了。 “你們無論如何要告訴他，一是讓他不要再接觸人，二是一旦有哪兒不舒服，馬上給我們打電話。”沈壯沒有其他辦法。因為非典尚未上法定傳染病，就不能按照傳染病法規強行讓患者履行義務。 這一天應該是3月10日。之後的每一個小時裡，沈壯的心一直懸在半空。 12日，沈壯不想看到的事出現了——於某在北京的那個舅舅來電話，說發燒了。 壞哉！沈壯的心頭“咯登”一下。 “你在家準備一下，我們和救護車馬上就到。”“我們不敢把救護車開到於某舅舅住的門口，遠遠停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然後我和一名同事手裡拿著一件大白褂和兩個口罩，但在到患者住處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裡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發現我們在運送一個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壯說。 到目的地後，沈壯一憂一喜：憂的是於某的舅舅當時的症狀已經基本可以確診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於某一家接觸之後自己隔離了自己，沒有與其他人一起生活。 於某的舅舅在沈壯等護送下直接進了佑安醫院。 沈壯從佑安醫院回到單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記上寫下了這個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說它是個普通日子，是因為99.999％的北京市民這時還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經穩穩噹噹地安落在京城寶地。這一天，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意義是，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這種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EVERE ACUTE RESPIRATRY SYNDRPME）明確病名，簡稱SARS。並向全世界發出了警報。 沈壯還沒有來得及對北京的第一例SARS作一個頭緒的篩理，3月16日，晚上九點多鐘，沈壯接到東城區“CDC” 報告，說所轄的東直門醫院向他們報告有一例SARS，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區“CDC”扛不住，讓沈壯他們去。 東直門醫院出現的病例讓京城老百姓開始知道SARS這隻狼真的來了。 沈壯當即與本單位的黃大夫兩人一起趕到東直門醫院，在急診科他們看到了患者，是個70多歲的老人。 “患者上午11點半左右到我們這兒門診，那時X光片呈現為右下肺炎。可到下午4點多鐘，X光片檢查結果成雙肺炎。到晚飯時就不行了，我們剛剛才把他搶救過來，現在仍處在昏迷狀態。”急診科主任劉清泉，一見沈壯他們趕緊把情況作了介紹。 調查開始了。據家屬介紹：這位70多歲的患者李某，是3月15日從香港乘CA112航班飛回北京的。在飛機上李某就覺得自己有發燒咳嗽的症狀，晚八點來鐘從機場進城後直接到了某醫院。此醫院的門診醫生給他診斷為“重感冒”。結果李某就開了點普通藥回了家。回到家的李某睡了一夜仍感高燒不斷，家屬問他怎麼回事，是不是在香港傳染上了什麼病？這一問讓李某神經頓時緊張起來：可不，自己在香港時到過威爾士醫院看過正在那兒住院的哥哥。那威爾士醫院聽說出現過非典傳染，是不是我也傳染上了非典呀？李某心頭越發不安。吃完早飯，他就坐立不安地打聽附近什麼醫院中醫水平好些。家里人聽說東直門醫院是中國中醫藥大學的附屬醫院，隨後匆匆送他上了東直門醫院。 大約11點左右，東直門醫院急診室主任劉清泉大夫給李某作了初步診斷，認為可能是老年性肺炎——往常北京在這個季節裡每天都有不少肺炎患者到醫院就診，李某年歲已是七十多的高齡，劉大夫的初診無論在技術和情理上都並不見誤。更何況那時“廣東非典”在普通北京人心目中僅是個遙遠的病勢概念。就連劉清泉這樣的急診專家也知之甚少，他更不知道在同一個城市裡的解放軍302醫院就在前三四天裡已經有一批醫務人員被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所感染，而且就是3月16日這一天他劉清泉在給李某就診時，302醫院的一名優秀醫務人員已經死於非典傳染。 信息的阻隔，使劉清泉大夫和東直門醫院乃至整個北京市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雖然劉清泉大夫此時也不知非典為何物，也未診斷出李某的真正病理，但出於敏銳的醫學職業習慣，他沒有放跑李某，而是讓他在急診室輸液觀察。下午，李某病情突然惡化，體溫頓升，呼吸困難，最後導致心臟停跳。 “趕快搶救！”劉清泉大夫和同事們迅速對李某進行了急救，那一刻參加搶救的醫務人員不下六七個……李某的心臟緩緩地恢復了跳動，但呼吸仍然極度困難和衰弱。劉清泉為其上了呼吸機，而患者則一直處於昏迷狀態。 “到過廣東香港沒有？”劉清泉從急救室出來，一邊擦汗一邊問李某的家屬。 “他剛從香港回來。”壞事了！劉清泉雖然在這之前從未見過SARS什麼樣，但從有限的聽說中猜想到這個李某十有八九是傳說的SARS患者了。醫院的電話迅速打到東城區CDC，之後也就有了沈壯他們的出現。 沈壯與東直門醫院領導和劉清泉大夫等根據李某病情，緊急召開了會議，並作出三點決定：一是患者現在不適宜轉院，建議就在東直門醫院本院救治。二是對病人要實行隔離，並在病房內開通窗戶——沈壯說，這是從廣東那邊聽來的唯一一點預防非典傳染的經驗。沈壯還在這一條決定中給東直門醫院作了一些補充建議：不要再讓醫務人員換人了，誰參加過搶救李某的就留下來繼續進行救治工作，進患者病房要穿隔離服。三是對密切接觸者進行登記和隨訪。 會議結束後，沈壯還做了一件現在連他自己都感到有些“那個”的事——他走進病房，敲開昏迷中的患者李某的嘴，用一根棉籤從他的嘴裡採集了一份咽拭子。 “那是SARS患者毒菌最多的東西，而且你是從李某這樣的'毒王'嘴裡取的咽拭子，當時你不怕？”我問。 “當時根本就沒有想到怕不怕的問題，只是想從病疫角度應該留下這種患者的病菌體，以便帶回去讓檢驗所的同志作分析用。另一方面當時確實我也不知道這SARS到底有多大的傳染。”沈壯說得很平淡，但可以想像當初他到“毒王”嘴裡掏咽拭子的過程是多麼的驚心動魄！ 襲擊設防並不多的東直門醫院，是SARS輕而易舉的事。雖然醫院方面盡了當時他們所能想的回應，如迅速使用了ICU（危重病房），將李某單獨隔離治療，也給醫務人員配發了口罩和防護服。 “可那時的這些防護東西非常簡單，而且都是平時我們用於對付普通傳染病的口罩和防護服，哪知道非典病毒傳染強度那麼大。再說也奇怪，當時我們想買一些質量高一點的口罩和防護服，竟然也找不著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東西。”急診科主任劉清泉感嘆地說。 就在東直門醫院的醫務人員處在戰鬥準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李某身上的SARS，再次發起攻擊。一直處在昏迷狀態的李某又兩次心臟驟停。肺器功能的嚴重衰竭，同時導致其它器官的迅速衰竭，這是SARS襲擊人類的一個顯著特徵，尤其是對那些抵抗能力差的並患有其它疾病的患者，特別是年齡偏大的患者而言，他們之所以在SARS襲擊時很快死亡，這一因素非常突出。 20日，經過前後72小時的搶救，SARS還是奪走了李某的生命。後來據我對重症專家的採訪了解到，像李某這樣的SARS重患者，即便再努力搶救，生還的希望幾乎是零。 然而當時的東直門醫院或者說在整個北京與SARS搏殺的殊死戰鬥中，廣大醫務人員發揚的是基本的人道精神，他們是用自己的肉體與生命在構築一道保護廣大市民的長城，後來上面又要求他們為“減少死亡率”而戰。因此，醫務工作者在整個戰鬥中成為高危群體是一種必然。 東直門醫院的付出的代價比302醫院嚴重得多，因為他們遭遇到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毒王”。就在李某尚未結束生命時，該醫院的醫務人員便有人出現發熱高燒現象。護士姚小姐是第一個感染者，當日被送進自己醫院的隔離室，次日轉到佑安醫院。在姚護士被確診患SARS送進佑安醫院當日，又有七名醫生倒下…… “這是怎麼啦？”醫務人員中出現了恐慌，龐大的東直門醫院在一條條傳言和確鑿的事實面前開始傾斜。 20日得到李某死亡報告後，沈壯提出要對死者的屍體進行解剖和取樣。 “我的直感是這例SARS對北京防治和專家研究這一病因很有用。我們首先做家屬工作，人家考慮了半天，說解剖可以，但必須重新將屍體縫合完整。這是自然的事。於是經過申請，21日我們就把要對屍體進行解剖的事告訴給了醫院方。開始希望有專業人員來做，但考慮醫務人員還不懂SARS這個病的傳染性，所以我就主動提出參與解剖工作。可這時的東直門醫院內部已經出現嚴重恐慌心理，再者他們確實已經沒有多少人能騰出來顧及已經死亡的李某屍體解剖一事。這時的東直門醫院每時都有醫務人員在倒下。 “22日我們去醫院準備進行屍體解剖。但醫院沒有來人。我只好向市衛生局請求支援一個專家來，因為我畢竟沒有做過屍體解剖，總不能胡亂給人家破肚開膛。後來地壇醫院的刀大夫來了。他的姓名起得真是名副其實。一把好刀，可這把刀在那天沒有用上。”沈壯說：“我們到醫院後，醫院給我們提供的條件是太平間外面的一間破屋。解剖用具都生鏽了。刀大夫是好人，蹲下身子，在一塊石地板上磨了起來。那時還天寒風急，我心頭感慨頗多。一句話：有點兒心酸！” 採訪陷入暫時的沉默。 沈壯很快恢復情緒，繼續說道：“事先有人告訴我們說李某的屍體裝在8號大鐵櫃內。但扛到外面的小屋後，我們發現這具屍體上沒有標死者的身份，任何標誌也沒有。刀大夫說，這不符合解剖屍體的基本要求，不能做。我趕緊找醫院的人來認，看太平間的一個老頭，遠遠地站在幾十米外的地方，嚎著嗓門說，沒錯，就是他！刀大夫陰著臉看著我，說你決定吧。我想了想，還是覺得死者沒有身體標誌不能解剖，心想如果搞錯了，採集的標本也失去意義，而且還可能是一種危害。鑑於上述情況考慮，我決定停止解剖。重新把屍體放入太平間8號鐵櫃。” 沈壯對沒能將李某的屍體進行醫學解剖十分遺憾。 “因為李某基本上是個大家通常說的毒王，對其屍體進行病理解剖，採集其標本是非常有價值的，可惜……” “你們後來對李某進行沒進行流行病調查？”我非常關心這個問題。 “當然做的。”沈壯介紹說，後來他們對李某乘坐的那趟CA112航班進行了“密切接觸者”的追踪調查，了解到以下情況：——與李某同坐CA112航班上有個香港旅行團，其中8人傳染上非典或成為疑似病人；有4名台灣客人在這架航班上傳染；——航班上有兩名空中小姐被傳染，她們是內蒙古民航工作人員，因此她們也成了內蒙古自治區SARS傳染源之一；——該航班上另有3名普通客人被傳染，其中一名是中央某部委的副司長。此人又於3月17日到泰國出差，23日回到北京。在從曼谷回北京途中，此人已經嚴重發燒咳嗽，坐在他身邊的一位外國人，正是後來死在北京地壇醫院的SARS患者、國際勞工組織的派克？阿羅先生。那位副司長坐在B號座位，阿羅坐在A號座位，成為真正的“親密接觸者”（很奇怪，這架飛機上的另外290多名乘客都沒有患上SARS）。沈壯調查的結果證明：那個副司長已經知道自己可能得了“廣東非典”，所以他一上飛機就比較注意用手和紙擋著咳嗽與透氣，但派克？阿羅先生和他太“親密接觸”，則是顯然的。阿羅先生是外國人，他從泰國回來就醫自然要到平時專為外國人就診的地壇醫院。據了解，北京市最初沒有將地壇醫院列為非典指定醫院，由於阿羅的出現和搶救阿羅的過程中又有一些醫務人員的傳染，地壇醫院也被列入後來的“非典指定醫院”，並成為在收治眾多SARS患者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戰場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阿羅從泰國回北京的時候，他乘坐過一輛出租車。而後面要敘述的那位經常到機場接客的出租車司機王某在幾天后出現高燒，又成了一位奇異的“毒王”！ “但李某傳染給最多的人群還是東直門醫院的醫務人員。”沈壯說到這裡，這位剛強的漢子的眼睛裡噙滿淚水。 “他們醫院從接收李某之後的第三天，就開始出現一批批的醫生倒下。有一天我的手機突然響起，我一聽是東直門醫院的急診室主任劉清泉的聲音。清泉與我年齡相仿，我們在搶救李某的日子裡成了朋友。'你怎麼啦？'我聽到對方的聲音是顫抖的，而且伴著輕輕的哭泣，便心頭一下緊了起來。'沈壯，我們是不是朋友？'劉清泉說。'還用問？快說，到底什麼事？'我急著問他。'我妻子已經確診非典了……'劉清泉說到這兒便哽咽得說不上話。我一聽眼淚也跟著出來了，我知道清泉在醫院和他同事面前絕對不會掉眼淚的，也絕對不會用這種乞求的口吻跟人說話的。作為朋友，作為共同奮戰SARS的戰友，我當時忍不住責問他說：'你怎麼能回家呢？'我想說的是，你劉清泉是知道SARS厲害的呀！清泉在電話裡訴說道，其實他沒有回家，而且那幾天根本回不了家的，搶救李某的戰鬥還在進行，而身邊的同事一個個倒下時他怎麼可能回家嘛！在一個個同事發燒確診為非典時，清泉他也感到了體溫在升高。可他看到醫院當時的情況，他沒有向別人說，他硬頂著。他憑自己所有的醫學知識和在搶救李某過程中所了解的一些SARS情況，他判斷自己可能是太累了才發燒的（後來證明他就是這種情況，可他忽視了另一個情況——他在SARS一線，接觸的毒素太多，他的身體裡也確實存有病毒）。清泉在自己不適的那兩天，感到嘴幹舌燥，於是給妻子說他想吃點稀粥。動完乳腺癌手術不久的妻子就煮好粥，送到醫院。見丈夫有氣無力的樣子，就餵他吃粥。'你救救她吧，幫幫忙把她送到佑安醫院好嗎？'清泉再一次哭泣著乞求我。當時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我對他說，你放心這事我來辦。於是我迅速與佑安醫院聯繫，並且以最快的速度將清泉的妻子轉到目的地。那些日子裡，清泉總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妻子，是自己害了愛人。正好這時的佑安醫院由於接收大批患者，一線醫務人員不夠，清泉說讓我去吧，我有些經驗。清泉後來真去了，他兩頭跑，一邊是自己東直門醫院處在大面積交叉感染的危急之中，一邊是妻子在內的大批確診病人在佑安醫院處在生死線上。可是蒼天無眼，清泉的妻子最後還是走了，30多歲，身邊留下一個8歲的男孩……” 沈壯說到這兒，幾度語頓。 我們一起默默靜坐，以男人獨有的方式，一支一支地接上煙頭，猛烈地抽吸著。而此刻我們的內心像海天巨浪般的激盪…… “東直門醫院的失守還在繼續之時，我們CDC人員和北京市衛生系統的人都沒有想到一個更可怕的襲擊又在迅速形成。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司機王某的出現。”沈壯把手中剛點燃的大半截煙掐在了杯子裡，說。 王某出現的日子是3月25日。 當日晚上，王某覺得自己不舒服，便開車到三里屯的武警北京總隊醫院就診。童醫生給王某就診後，留下王某在單間病房觀察。 3月26日，王某的肺部陰影開始大面積擴大。當時武警總隊醫院就懷疑王某可能是非典，但大家都沒有接觸過，也不知道它的傳染性，故建議王某到治療呼吸道感染技術比較好的朝陽醫院診治。 3月27日，王某從武警總隊醫院出來，到了朝陽醫院就診。 “根據前面幾個醫院特別是東直門醫院的SARS傳染情況，北京市衛生系統已經重新佈置了另一批醫院開起發燒門診，朝陽醫院在王某去就診時的前一天就也有了專門就診發燒的門診。所以王某去後，朝陽醫院經過診斷，就很快確診此人是可疑的非典患者。醫院一方面留下他在隔離室觀察，一方面跟我們CDC聯繫送他到佑安醫院。第二天我們把王某轉送到了佑安醫院。”但還是同樣的原因，武警總隊醫院和朝陽醫院由於都對防備SARS缺乏認識和了解，像朝陽醫院雖然有了發燒門診，可醫務人員仍然沒有足夠的防護意識和防護條件，因此他們在收治王某之後所付出的代價比東直門醫院更為慘烈。 慘烈這個詞我是慎用的，但在此也只有這樣的詞能夠可以形容這兩個醫院遇襲擊之嚴重程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後來像北大所屬的人民醫院及幾個校園出現的SARS傳染與隔離，其主要傳染鏈正是從這兩個醫院出去的。 王某送進佑安醫院後，經過一段時間搶救，沒能活下來。但因為年輕和身體素質好，延續生命的時間也相當長，到5月初才死亡。許多被他傳染的醫務人員卻死於他之前。像北京“抗擊SARS戰役”中第一名被追認為烈士的李曉紅，是4月16日犧牲的，年僅28歲。王某自己的家庭也受到嚴重傳染，其父母、丈母娘和姐姐都死在醫院。全家共有8人得了SARS，至今還有他的親屬住在醫院。 王某進入朝陽醫院就診後，由於當時需要對他進行觀察，所以他在發熱門診室呆的時間比較長，這就給當時那些不了解SARS到底有多大傳染力的醫務人員帶來了巨大危害。在王某上朝陽醫院就診第四天的3月31日，畢維杰、張錦等5名醫務人員就患上SARS而倒下，他們中為四女一男，都是在收治王某時與他有過接觸的人。如23歲的女護士張錦，她是給王某扎過針、採過血和打過點滴而傳染上的。第一批倒下的醫務人員尚在緊急搶救之中，僅隔一兩天時間內，又有劉菲菲等8名醫務人員倒下，這回是七女一男。人們讚頌醫務工作者為“白衣天使”，我想就是因為在一座座醫院和一張張病榻前，出現最多的總是那些如花似月的女人。 在王某就診的第五天，李曉紅醫生就倒下了。這之後的一個星期內，武警總隊醫院又有十幾名醫生相繼倒下。一天比一天嚴重的疫情，使得當時的武警總隊醫院陷入困境。醫院所在的三里屯是外國駐華使館的聚集地，一旦危及各使館，就不是簡單的疫病問題了。在4月初隔離後，醫務人員和住院患者中又不斷出現一批批的SARS感染者。情況可謂萬分火急，他們不得不以最快的軍事化方式，將70多名患者轉移至北京市郊的大興武警某基地，以便獲得完備的救治。撤離本身並沒有錯。撤離的目的就是想更快控制疫情，更好救治患者。 沈壯的CDC人員很快得知這一情況，他們和衛生局的干部火速趕往大興。經過協商，作出如下決定：凡武警患者由武警部隊自己轉運到如302等部隊醫院救治，凡地方SARS患者轉運到北京胸科醫院等指定非典醫院救治。 武警總隊醫院在4月初對該院的患者進行大轉移時，還有一些前期到過該院就醫的散落於市民中的患者則流離在控制之中。 4月7日到人民醫院就診併後來造成整個人民醫院更大面積傳染的秦某，就是其中的一個。她的母親早先住在武警總隊醫院，是糖尿病，後感染上SARS，死在了武警總隊醫院。秦某沒等處理完母親的喪事，自己便出現了發燒症狀。於是急著走進了同樣沒有設防的北京市著名的一所綜合大醫院，這便是每日門診量在千人左右的人民醫院。 一場更為慘烈的SARS襲擊，正等待著北京市民。 呵，那真是山搖地動！那真是鬼哭狼嚎。 …… 作為一個突發事件，一種危及人民生命的疫情出現時，人民需要最及時最準確的知情權，這是基本的道理和社會準則。只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利益放在高於一切的位置上，這個政府才是人民信賴的政府，才是有作為的政府。 看看胡錦濤總書記領導下的黨中央“抗非”決策、看看溫家寶總理為首的國務院指揮下的全國“抗非”鬥爭，看看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後來所採取的種種措施與做法，看看北京市後來為什麼能迅速扼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短短時間內取得與SARS戰鬥的決定性勝利，並且受到市民們的廣泛讚譽和信賴，這就是黨和政府採取了坦誠、透明、堅決、果斷和認真負責的態度的結果！ 人民因此無限信賴和熱愛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