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30日，一列特殊的火車從深圳出發，沿著新建成的京九線飛速向北，直馳祖國的心臟北京……
“到了，快到了！”在臨近北京的時候，全車人頓時沸騰起來。當他們走出車站時，無數彩旗與喧天的鑼鼓聲使得站前的廣場沉浸在一片歡慶之中。
“老兄，你們真夠款的！”
“師弟，你們創下中國列車旅行史上一個奇蹟！”
“那當然，要不我們怎麼叫'北大人'！”
“是啊，我們是獨一無二的'北大人'！”
這一天，中國和諸多外國新聞媒體都報導了有關一趟特殊列車的消息。原來這是在深圳和廣州工作的600多名老北大生為參加北大百年校慶而特意包下的一輛“專列”。
北大人真牛！那幾天，我一連聽到好幾位北京市民在評說有關此次“專列”時如此感嘆。北大人確實很牛，像這樣包著專列去參加校慶，恐怕只有北大人才有這般氣魄。其實，包括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都為北大人的這種氣魄而自豪。因為北大人“包”之無愧，我想如果有一輛能載千人的“空中大客車”，北大人定會毫不猶豫地登機騰飛……
1998年5月初的那幾天，中國教育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熱鬧與喜慶，這就是北京大學的百年大慶。那幾日，從共和國的主席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總理，從第一代北大人的百歲老翁，到剛剛踏進未名湖畔的年少學子，都在為同一件事興奮。不誇張地說，北大百年校慶的隆重程度是中國幾千年教育史前所未有，或許也可能是空前絕後的。如果孔聖人活著，肯定也為此不亦樂乎。先不說國家元首攜中國全體主要領導者親自出席在人民大會堂的紀念集會，也不說世界著名百校校長雲集一堂的盛典，我所關心的是另一點，那就是北大百年大慶時所收受的“紅包”有多少！
這一頗為敏感的問題，在北大籌備校慶開始校方有關方面就公開明確原則：百年校慶不流俗，拒絕商業味。給許多單位和校友的一份《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指南》上，更加清楚地標明了校慶的宗旨是“弘揚傳統、繁榮學術、面向未來、促進發展”，力圖把校慶辦成一個“教育節”、“文化節”和“藝術節”。後來的事實也證明北大的百年校慶確實辦成了全中國的“教育節”、全中國的“文化節”和全中國的“藝術節”。我強調“全中國”，是其聲勢、其規模遠遠超過了中國曾經舉辦過的歷屆此類全國性的節慶。
但是北大人很會辦事，他們在把如此規模盛大的校慶辦成具有世界影響的名校校慶的同時，卻又喜氣洋洋地在後台大大地收受了一串數目驚人的“紅包”。下面是校慶辦對外公開提供的一個數目：至校慶前一個月的1998年3月31日，25家中外企業向北大共捐助總額達1.5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著名實業家李嘉誠為北大圖書館新樓捐助1000萬美元；香港泛華老闆何柱國先生捐資3500萬人民幣；香港企新公司捐資200萬人民幣；日本企業捐資27億日元；戴姆勒-奔馳公司捐資100萬人民幣；美國寶潔公司捐資100萬人民幣；三金公司捐資100萬人民幣……除此，校慶辦還透露了另一筆“紅包”賬單：至4月9日，北大已與20多家廠家簽訂了價值共約3000萬元的自負盈虧性質的製售紀念品合同。讀者可以注意到，上面總值約為1.8個億人民幣的捐資中，都是百萬元以上的大“紅包”，至於那些幾十萬、幾萬元的小“紅包”則完全上不了榜。另外一個情況是上面的這些數目都是在離校慶高潮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內收受的，可以想像，中國人過節都有一個傳統習慣，那就是帶禮參慶。北大在後來的4月30日至5月9日的十天大慶時間裡，先後接待了萬人以上的各界名流與校友，那麼這些人所帶的“禮”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我只聽說許多企業與許多北大校友——現在也都是大亨，他們此次對北大的捐資，全不約而同地採取了低調處理，即不張揚、不宣傳的做法。像印尼金光集團捐資的200萬元，其集團楊麗珠小姐把錢一放，只說“捐資教育”四個字後絕不多吐一個字……
北大校慶到底收了多少“紅包”，是對外公開的2億？還是實際的3億？其實我們並不需要那麼認真地去探秘。但有一點是可以認定的，那就是北大確實在校慶的那些日子裡成了“日進斗金”的富校。中國之所以舉國為北大百年校慶歡呼，就是因為它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最高學府，它的百年也正是中國百年進步的歷程，而中國的百年進步有很多動力便來自這個“皇家學府”。
北大成了“日進斗金”的富校理所應當。北大天天“日進斗金”是我中國人的驕傲。然而我在這裡要說的是另一種現象，那便是在中國現有的2000多所高校中（其中包括1034所普通高校，1000所成人高校）也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異”，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向前邁進，高校與高校之間的這種差異已日趨嚴重。這一現象，同樣也反映到了解決貧困生的問題上。由於窮校與富校之間每年所獲得的資金來源差異之大，致使在各自的教育與發展、投入與保障方面也出現了巨大差異。
我們先來說說一些類似北大、清華的“富校”。如果按照比例劃分，它們的貧困生比例也在10％至15％左右，然而它們這兒的貧困生，基本不存在無法生存下去的情況。理由是，他們的生源差不多全是全國各地的高考“狀元”，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高考“狀元”，一旦成為事實後，一般都能得到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社會或政府部門的獎勵。特別是前幾年，像江蘇、上海、廣東、山東等沿海地區，一個學生成了全省、全市的“狀元”，鄉里要獎一筆，縣里也要獎一筆，到市裡、省裡還要獎一筆，江甦的一個“狀元”生最多曾拿到過30000元。這還不算了結，到大學後，你如果是“狀元”，還會得一大筆獎金。如果你是貧困家庭出身的“狀元生”，你除了享受上述獎勵外，還將免去一切學費，如此里外裡，一個原無分文的“狀元”一夜之間成了小“富翁”。至於高考成績的第二名、第三名也隨潮船漲，也能有它幾千甚至上萬元的進賬。有了這麼多錢，別說一年學費，就是四年大學也可基本對付了。這是其一。其二，那些名校、富校，它們的生源相對而言，更多的是家庭富有的孩子。那些家裡一貧如洗而又能考進北大、清華的畢竟是鳳毛麟角。我們看到的是，在這些高校中，校長們都早已向社會發出響亮的承諾，即決不讓一名學生因家庭困難而輟學。校長之所以有如此堅實有力的底氣，除了他們自身的教育責任感外，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口袋裡拿得出這麼一些“小數目”，來解決本校負擔不算太重的貧困生經濟困難問題。
在南國古都南京採訪時，東南大學學生處給過我一份該校的材料。我們不妨公佈一下：
東南大學現共有全日製本專科生8000多人，月平均生活費在150元以下的約佔4％，計350人左右；月平均生活費在200元以下的約佔15％，計1300人左右。應該說，東南大學對特困生和貧困生的劃分標準是略為放寬的，一般高校的劃分標準比他們月生活費平均低出50元左右，即把特困生的生活費月平均算至100元甚至更低以下的水平。再看東南大學是如何解決20%的貧、特困生的。以1997年為例——該校第一個措施是“面廣錢重”的獎學金。面廣是指他們每年會有70%的學生可享受到年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獎學金（本科生），即你只要學習努力些，爭取達到70％以內的人數之中，你就有了基本的生活費。這筆獎學金在東南大學叫“綜合獎學金”，除此還有“三好學生標兵”、“優秀學生幹部”獎，每年每名獲得者可得1000元。第三筆獎學金是“企業、校友”專項獎學金，即社會捐助的錢，獲得者可年得500元至3000元。以1997年為例，全校共有243人獲得此項獎。第四項是企事業單位捐贈的獎學金，約五六項，每年有近百名學生可獲得，年人均得1000元至2000元不等。第五項是單項獎學金，每年初，學校根據各系院的學生人數，以畢業生每人每年27元，非畢業生每人每年44元下撥至各系院，由下面獎勵根據學年成績評選出的優秀學生，全校每年此項獎金共約35萬元。第二大措施是專門用於解決貧、特困生的助學金。也分兩大塊：學校給各系院按在校學生總數下撥，平均每年約為十幾萬元，另一塊是由學生處直接使用的定期與臨時發放的困難補助。凡是沒有獲得上面70％的大面積獎學金的貧、特困生，可享受每月100元的補助。每年用於突發性的困難補助約3萬餘元。第三大措施是學校組織和設立的勤工儉學崗補貼，每年約20萬元。能成為學校勤工儉學崗的人員一律都是貧、特困生。除上面三大塊外，他們的最後一項是貸款制度。如果那些貧、特困生從以上的三大措施中仍然不能解決困難的，便可向學校貸款。 1996年，東南大學準備貸款金達40萬元，實際貸出18萬元；1997年準備貸款金為61萬元，實際貸出18萬元。為什麼實際貸的少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學校的貧、特困生們已經有了上述幾大措施，基本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筆或幾筆的獎學金與助學金，他們用不著再為生活而發愁。
東南大學的貧、特困生們是幸運的，即使在這所著名學校內也有1300多人的一支龐大的“貧困生”大軍，但他們因為有學校堅厚的經濟實力而省去了不少苦與愁、汗與淚……然而我還是要說明一點的是，東南大學還不是最好的“富校”，它比起北大、清華、復旦、中山、南大等學校，還只屬於“小康水平”。
可是當我向山西農業大學、華北工學院等屬於“高校貧困族”的學校介紹東南大學的情況時，我看到這些校長們不是目瞪口呆，就是羨慕得要流口水。
“唉，真是人比人，氣死人。要是他們把那幾位來不及接待的讚助者讓給我們學校，我也就可以睡幾個好覺了！”當聽我說北京某高校學生處的人有一天因為連續接待好幾位捐助者而忙不過來，竟把兩位帶了10萬元巨款的捐助者給氣跑了的事後，山西農大黨委副書記王杰敏十分感嘆。
“你想得到多少捐助？”我開玩笑地問王書記。
他很認真地想了想，然後慎重地說：“5萬元。5萬元我就能基本解決貧困生問題了！”
“5萬元就夠了？”我吃驚不小。因為我剛剛從他們學生處了解到，山西農大這座擁有4000多名學生的農校，其9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而這些學生之所以上農大，一是錄取分數線要低於其他重點高校，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農業大學是國家給獎學金的（其實並軌制後農校等專業學校也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是要交學費的），所以他們才衝這樣的學校而來。我還知道，這個學校的近一半學生在上學時是家裡拍賣掉了家產才進了校門。
王書記很歉疚地苦笑說：“我們全校六七千師生員工都是些苦慣了的可憐人，你都看到了，雖說我們山西農大也是省重點高校，離太原不算遠，走高速公路也不到一小時，但我們是真正的'村辦大學'——學校四周全是生產隊的農民，兩年前學校的教職員工的戶口還都是在離這兒好一段路程的太谷縣城上。我們許多農村來的學生一進農大門，就叫冤道：這大學怎麼跟我家那兒差不多呀！你問我們的貧困生比例，怎麼說呢？如果按照北大、清華的標準，或者按東南大學的標準，我們的學生可能都得算貧困生。現在各高校劃分貧困生的依據主要看學生飯卡上的消費來衡量，當然還有個地區消費水平不一樣問題，但現在有些情況也在變，你說我們學校就在農村，可物價並不比你們北京便宜多少。肉菜供應也不是要啥有啥，反而有的比大城市還貴。就是這樣，你知道我們的學生平均每月生活消費是多少嗎？告訴你吧，我們的男生月生活水平是140元，女生是90元，這是平均水平啊！說起那些困難生的生活消費，你可能聽都沒聽過，我們有個同學三個月沒吃掉100塊錢！你問怎麼吃的？你想能吃什麼呀！有人看他每頓就吃一個饅頭和一碗不要錢的稀飯！他是學農專業的，學校每月發給他72元補貼，照理也不至於這麼慘嘛。可我們一調查，這學生每月得向家裡倒貼三四十，家裡不但不可能給任何經濟資助，相反還要學生給寄錢。有的學生家長說你娃兒上大學了，就是國家給錢了，有好吃好穿的了，你就得往家裡寄錢嘛。那都是些沒有文化又窮得叮噹的國家重點貧困地區的農民，你攤上這樣的一大批學生，學校能救助得過來嗎？肯定不行。學校本身的教育經費就緊張，再加上校舍已經老化陳舊，早需要改造修繕，這些都等著要錢。可國家給的錢又基本只能維持'人頭費'，想干點其他事就難了。你問有沒有社會捐助？剛才我不是跟你說，咱這兒離省城有一段路，又是農業學校，有錢人是不會到我們這兒來的，他們捐錢是講究回報的，我們要名沒名，要利沒利，自然人家不願把錢扔到我們這兒。我們學校這麼窮，可這麼多年來惟一的一筆捐助2萬元還是我們自己的一位老教授拿出來的，他在八十大壽時不為自己祝壽，而把這筆錢拿到學校讓捐助那些貧困學生。精神可貴啊，我們也是十分看重這筆錢的，專門設立了一個獎學金，獎勵那些家庭貧困又能自立和學習好的學生。話得說回來，這2萬元錢要用在我們這麼上千人的貧困生身上能夠解決什麼問題呢？所以說，我們多麼想呼籲呼籲那些有識之士，不要總把目光放在那幾所名校上，我們是農業大國，農村的人才是關係我們民族能不能振興的大事。再說，農業實際上也是非常非常有遠景經濟意義的。要說起貧困，像我們這些專業學校才真正需要、而且是迫切需要解困的。因為我們這樣的學校貧困生是最多、最集中的地方。 ”
王書記有倒不完的話，他所反映的問題，也正是中國高校中目前存在的事實。我到過農、林、漁還有地質、石油、煤炭等專業學校，這些院校的貧困生問題是最嚴重和突出的，而它們由於受到國家產業調整的大局影響，又受到行業自身機制的局限，加上環境、地理等條件的不利因素，其自身的造血功能匱乏，故很難有力量像那些著名的高校大量投入資金用於對貧困生的獎、貸、助、補、免等工作。這些高校又基本都不會得到社會的讚助，所以，貧困生的問題更加突出，而且幾乎又在短期內難有改觀的可能。據資料表明，我國目前的專業高校在大學總數中佔1／3之多，而這些學校的貧困生總數約佔全國高校貧困生總和的2／3還多。重視和關注這一層面的高校貧困生問題已迫在眉睫，因為單靠國家和學校自身，這些專業院校是很難真正走出困境的。
1998年7月初，就在高校放暑假前夕的兩三天內，我分別對同在首都的北京大學和中國農業大學再次進行走訪。我先到北大的“昌平園”，這是他們的分校，每年文科的大一學生都在這兒。去之前我已經翻閱了1997年考上北大的幾位“狀元”貧困生的材料，所以一到那兒我便期望能從他們身上找到些貧困的感覺，但我“失望”地沒找到。第一個是黑龍江的文科“狀元”劉某某，他在考大學之前曾經有過一段極為悲慘的經歷，母親重病幾年裡他或打工輟學或跳級以緩家庭負擔。這樣的學生如果在某個農大什麼的高校，也許可能在進入“龍門”後又不得不退學，或者即使在校繼續學習也肯定十分艱難。但我見到劉某後，他第一句話便說：“我現在不是貧困生了！我不貧困，真的，我沒什麼說的。”第二位是位山東女生白小姐，也是1997年的“狀元”。她的家在沂蒙革命老區，靠玉米麵長大的白小姐家里至今仍很窮，父親在她上中學時就病逝了。因為是“狀元”，所在的中學獎給了她3000元錢，她靠這個錢到了北大，後來學校馬上給她按特困生免去其所交的2500元學費。白小姐告訴我，這一年中她沒花過家裡一分錢，她說估計以後也不會要家裡再負擔了，因為她每年的學費學校基本都可以給免，她的生活費便是學校的獎學金。 “加上每月80多元的副食補貼，我的生活費足夠了。只要好好學習再拿點獎學金四年學業就不成問題了。”白小姐非常自信地說。最後一名被採訪者是“昌平園”有名的“貧困生”朱峰。小朱是河南信陽人，老家是個貧困地區。當年為了跳出農門進“龍門”，小朱從初中時就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小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下了兩個血字：“北大”。他用心中的信念時刻勉勵自己，並終於在1997年的9月圓了北大夢。我問他現在的生活情況怎麼樣，他說按照苦孩子的標準已經沒問題了。學校減免了他的學費，又發了他2000元的助學金，加上每月的副食補貼和交通補貼，“生活絕不會成問題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看自己能不能保持'狀元'的成績優勢了。”
這就是北大，雖然這裡也有許多需要北大人做的貧困生工作，但與那些無援的貧困校族相比，這已完全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與此同時，我到了曾在四五月份採訪過的8億農民的最高學府——中國農業大學。此次我去的那天已經放暑假，但這兒的校園內仍然有很多的學生，一打聽，才知道他們都是些不回家的學生。他們中間95％以上的人是為了省一筆路費而放棄了與親人團聚的機會，同時他們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考慮，那就是爭取利用一個多月的假期，把下學年的學費掙出來。
“打工活好找嗎？”
“太難了，今年比任何一年都難。”一位同學說他從5月份就開始跟有關公司或單位聯繫，可至今沒有落實一個地方。
“如果假期打不上工，你新學年的學費和生活費怎麼辦呢？”
那同學一臉茫然，又搖搖頭：“願上帝保佑。”
身在北京的農大學生是這樣，地處省（區）和邊遠的農大就更不用說了。至於那些全行業都處於低迷的紡織、煤炭、地質、鐵道等等專業高校的日子就更不言而喻。
但是農大一類學校還並不是最可憐的。 1998年5月初的一天，我來到華北工學院這所原兵工專業大學，才發現還有一類更困難的“貧困校族”。
這所學院在對外的通訊地址上標明的是太原市某某路，實際在離太原還需開上好一陣子車的偏僻山窪窪裡。彎彎曲曲的公路，起伏連綿的大山，一看便是“三線”的神秘產物。如果不是早有所知，你絕對不會相信在那大山彎裡還有一所上萬人的大學。主人則告訴我，他們的學校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是一所曾為建立共和國和保衛共和國立下汗馬功勳的兵工大學。就在十幾年前，誰能走進這樣一所用代號的大學，那是一種無法言喻的光榮與自豪。那時北大、清華生與他們相比也不過如此。然而歷史僅僅多走了十來年的光景，這所令每一位校友驕傲的兵工大學落到了十分尷尬的處境：皇帝女兒從不愁嫁的華北工學院，其兵工專業已漸失優勢，對當兵和到“機密單位”大多數人不再感興趣。改革開放後還有更璀璨的世界與地方可以去，何必要到那些又艱苦又邊遠的老山溝呢！於是學校只能根據行業低迷的實際與社會需求，調整擴展其他專業，並面向全社會招生。而這時候他們發現，往日的那些優勢現在全變成了劣勢。過去山窪窪裡的神秘，現在成了“傻人才去的流放地”；過去紅星閃閃的高政治待遇、高工資收入，現在一提起人們甚至覺得可笑，有個方便的留洋出國機會或在外企謀個職難道就拿得比你少？兵器大學失落了，沒人再被它們的金牌子所迷惑，就連招生也只能招些不想出學費的、最好還能倒貼一點的邊遠的、貧困的農家子弟或城市的下崗職工子女……好可憐喲，國家的政策則是一樣的，該實行並軌的就得實行並軌，該交多少學費的還得交多少。結果，來報到的學生們發現上這個學校沒佔任何“便宜”，而學校則更加發現它們肩上的負擔比別的大學要重得多！
那日，我是不到下午6點從山西省團委出發的，但一路堵車使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兩個多小時。晚8點20分左右到學院後，早已等候在那裡的校黨委副書記楊波與學生工作部的吳俊清部長、團委李樹雪書記一見我，就像見了哪一位高級首長似的熱情、客氣，直叫人感動。
“同學們等您來已經在會議室有一個多小時了。”主人說。
我一聽便受寵若驚，忙說：“那就隨便吃點，然後咱們就去見見同學？”畢竟都是當兵出身的，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失去十年前的那種部隊生活習慣。
草草吃過晚餐後，我被前呼後擁般地帶進了會議室。一間三四十平米的大房子裡，整整圍了一圈人。主人說，他們都是貧困生代表，他們聽說你是專程來了解大學貧困生問題的，所以都想跟你說說。
這是再好不過的事。 “那麼讓同學講吧！”我只說了幾句開場白，便打開了筆記本。
但是我很快發現自己錯了，因為我無法記錄下去——第一個同學還沒有講完，接下去的就已經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無法忘卻那晚的一幕，這也是我生命中曾經經歷過的那種很遙遠的感受的再一次復現，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們經常遇到的“憶苦思甜會”……
真的，我沒有半點誇張，也根本沒有考慮這相隔二三十年的類似的集體式的哭泣之間有什麼本質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們的大學生們太艱難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國都快走過半個世紀了，為什麼我們的人民有些還過著如此貧困的生活？當時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盡量讓每一位參加座談會的同學都能詳細講一講自己的情況，然後我想法在作品裡都把他們寫進去，之後再希望有錢人都出來幫助這些困難同學……
這一夜，我進行了少有的最緊張和最漫長的採訪。從晚9點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6點剛從床上起來，就又開始接待同學，直到中午。之後，我又參觀了一下學校環境以及僅有的一個學生勤工儉學社團。在這裡的採訪和親眼目睹，使我完全證實了學院幾位領導反映的問題：華北工學院是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大學，校園周圍所發生的一切變遷與革新，都得他們自我消化。像貧困生問題，他們是最無援的高校之一。由於這幾年兵器行業的不景氣，國家對學院的實際投入有減無增。學校有限的如一些輔助設施的管理，基本只考慮安排本校教職員工的家屬子女等就業人員。因而貧困生的勤工儉學崗就只能是很少了，絕大部分需要幫助的貧困生無崗可上。這裡想做家教或打工什麼的，也幾乎是沒有可能。有個同學說，他曾在前幾個月走出校門找過一個家教，得走十幾公里的山路，還是個農村的孩子，每小時才給5元，後來他不干了。華北工學院離城裡幾十里路，學生打工、家教，只能像這位同學的結局。而學校也同樣像山西農業大學一樣，沒有人給過他們一分錢的社會捐助。幾位學校領導幹部因此對我說，我們歡迎你作家同志來，就是希望通過你的筆，給社會和有關部門提個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點雪裡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錦上添花的活計。像我們華北工學院這樣的“貧困戶”才真正需要幫助。你作家同志就幫我們做一回廣告吧，我們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兩萬元，我們學校也會讓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
我答應照辦。至於有沒有人向華北工學院這樣貧困大學生很多的“貧困大學”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開眼了。
從華北工學院出來，我以為有關高校中那些“無援校族”的話題可以了結。但我又錯了。
1998年6月初，在我完成對陝西幾所高校的採訪後，準備從咸陽國際機場回京。但我必須在咸陽停兩天，因為離京時團中央的有關負責同志特意關照我一定要去看看在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西藏民族學院怎麼會在離拉薩千里之外的陝西咸陽？這正是我和很多人都感興趣的事。加上採訪少數民族高校又是求之不得的，我決定前往。
接待我的團委副書記拉巴次仁是位年輕的藏族小伙子，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一路上，他給我介紹了他們學院的歷史。原來，西藏民院是在42年前的1957年根據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的，最早的名字叫西藏公學。 1956年，隨著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的成立，中央組織部從各省、市抽調了大批幹部準備進藏，同時又吸收了大量藏族幹部群眾加入到革命隊伍中來。由於當時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抵制改革，局部地區經常發生叛亂，又考慮交通運輸、財政支出等問題，中央決定在對西藏實行改革條件尚不成熟的情況下，著手培養幹部人才。於是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自1957年6月起，西藏籌委會將籌建中的原西藏幹部學校和西藏團校的3400多名學生及700多名職工，從西藏各地先後遷到甘肅的蘭州、山丹，四川的成都、雅安和陝西的西安、虢鎮等地，開展邊籌建邊教學的工作。 1958年初，所有這三省境內的學校集中到陝西咸陽合併為一，就成了現在的西藏民族學院。這是西藏自治區第一所高等學府，至今仍是西藏的最高民族學府。一個自治區的所屬高校在自己的區域境外，這是西藏特定歷史背景與特定地理條件所決定的。該學院自成立以來的40多年間，為西藏和平解放及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公開發動武裝叛亂，該校遵照上級指示，先後派出2000多名師生進藏，充實骨干隊伍，為平叛勝利發揮了不可磨滅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建設時期，學院先後為西藏輸送了近20000名畢業生，其中80％以上是藏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學員，現在他們都是西藏各級、各條戰線的帶頭人。拉巴次仁告訴我，而今全自治區州以上領導幹部中有60％以上是這個學校出來的，自治區政府、人大、政協班子中的負責人一大半也都是他們的校友。民院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西藏的北大”。
然而，這所昔日曾輝煌一時的西藏高等學府，在今天則面臨著異常困難的處境。除了對著正門的那棟因校慶40週年才得到上級撥款建起的新樓外，整個校園內給人一種就是“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之感。以往那種遠離自治區境內，在內地辦學及培養人才的優勢，在現在則越顯劣勢。不是嗎？一個堂堂自治區第一學府竟不在自治區政府鼻子底下，而在千里之外的他省境內，首先是情理上就不暢，再就是管理上也不便呀。管吧，去一次還得來回一星期，不管吧，也不是事嘛。托兄弟省代管一下吧，人家打哈哈說這哪成，我們可不敢與少數民族同志搶人才喲！如此這般，西藏民族學院這顆掌上明珠漸漸喪失了它應有的光澤。有限的撥款，光人頭費就佔去了73％，剩下的27％只能支付全校的水電費等日常開支。至於學校建設和提高教職員工的待遇，那就很難列上議事日程，其實校領導想做也等於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最苦的還是我們的那些學子，他們比任何一個高校的大學生都承受著更貧苦的困擾……
院長次旺俊美向我介紹，他們的學生之所以貧困面比哪個高校都大、貧困的程度比哪個高校都嚴重，是由於特殊的生源所決定的。西藏民族學院目前有三大塊生源，一塊是區內的農牧民子弟。這一部分學生的家庭大多數在藏區的邊遠，甚至許多地方是荒無人煙的高寒地區，學生們沒有一個固定的家，他們的家是在馬背上，是在帳篷裡，並且隨草場而走，隨風雪而行。多數學生打上學出來後就沒有收到過一封家信，一方面家人沒幾個會寫信的，即使寫了也不知在哪兒能找到郵局。指望家裡給你寄點生活費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牧民們本來就比較貧困，有的即便你出家門時還有千頭牛、百頭羊，但可能就是一夜風暴，你家會一下從富有戶變成了貧困戶。藏族子女們想得到家庭的經濟支持是不太容易的，再說即使想給你寄樣東西，也許夏天用的物品你收到時就是寒冬了。再有一種情況是，在西藏，九年制義務教育都是國家包的，學生進校後一切負擔基本全是靠政府來承擔，農牧民們可以放心地去遠方游牧。但大學不行了，根據自治區文件，從1997年開始，西藏的高校也要同全國的高校改革接軌。新生也要拿出1600至1700元的學費，而在校的學生除了一部分師資教育外（即師範生能有每月100元補貼），其餘學生的生活費都得自己掏。藏族農牧民們不習慣，也不太了解這種新政策，在他們的意識中，孩子交給學校後就不去操心了，別說是大學，從小學開始就一直是這樣。因為過去國家從來都是這麼做的。有的學生對上學交學費也不甚理解，他們報到時身無分文，老師讓他交錢，他反問你為什麼讓我交錢，不是上學國家全管嗎？最後他用狐疑的目光，扔下一句“我從小就沒聽說過啥叫學費”的話就走了。西藏民院的第二塊生源是部隊戰士。考慮到特殊的地理條件等因素，根據國家建設西藏的需要，學院按照自治區指示精神，每年從駐藏的部隊戰士中招收一批學員充實自己的生源。而這部分學生大部分家在內地，之所以招他們是以後需要他們長期留在西藏工作。內地籍的戰士哪個想一輩子留在艱苦的西藏，並且都是州以下的工作單位？對這一批戰士學員事先是有約的，看來只能是那些家庭十分貧困、子女又多的農家子弟。這就是西藏民族學院背負沉重擔子的又一個原因。還有一個生源就是從1993年開始，國家特別指示的從內地10個省區招收像戰士學員一樣的以後要長期留在西藏並在縣以下基層單位工作的學生。同樣道理，這樣的學生只有在邊遠省份的那些貧困的農家子弟裡招到。這10個省、區是：四川、雲南、山東、山西、河南、青海、甘肅、貴州、陝西、寧夏。看一看這些省份，個中的意思不言而喻。次旺俊美院長說，我們的學生貧困是“先天”決定的，由於學校經費嚴重不足，所以目前他們在學生中只有一塊獎學金可以為一些同學緩減部分困難。但由於學校拿不出錢，故獎學金的獎勵面只有國家給的30%那一塊，其餘70％的學生無法解決，尤其是那些家庭困難的學生。
後來聽學院各系主任、書記介紹，更令人痛惜不已。
語言系的老師說，他們有390個學生，是西藏民院的大系，區內生120個，區外生270個。 “我們是自己給自己背包袱——到邊遠的貧困地區招最貧困的學生。”老師自嘲起來，“這些學生中許多人上大學時身上什麼都沒帶，別說錢，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沒有。冬天到了，我們下去檢查一看，學生睡覺的鋪墊只有一張牛皮紙，人往被子裡一裹，就算睡覺了。好在學校有暖氣，否則真會凍壞身體。最惱人的是每年新學年開學，學校讓學生們交學費，有的同學實在拿不出。他們平時就靠學校發的幾十元補貼，光糊弄一張嘴就已經極其困難，哪弄來幾千元的學費？這些學生的家庭本來就屬於貧困，你問他要學費，人家反問：我把兒女都交給了國家（即一輩子到西藏工作），你還到我家拿什麼錢？沒轍。我們老師說多了，學生雙手一攤，說我就是沒錢，要不你開除我算了。97級就有一個男生不辭而別，離開了學校。”
預科班的老師說：“咱們西藏民院地處咸陽，按說也不算太困難地區，可由於我們的學生不是少數民族，就是來自邊遠地區，語言和能力上有障礙，全校沒聽過有人出去搞家教或啥勤工儉學的。所以學院雖在鬧市之中，卻又是個與世隔絕之地。像名氣很響、到處贊助的505集團就在我們這兒，可人家也不願給我校贊助，啥原因？就是因為你是個與世隔絕的大學，贊助了你等於把錢白扔了，不起一點商人們追求的效應嘛。我們學校自己又沒什麼勤工儉學崗可設，設了你也拿不出補給同學們做勞務費，還是不設的好。有一次我們試著把裝垃圾車的任務交貧困生幹，裝一車8塊錢，每車兩個同學裝。可後來同學們不願乾了，說乾半天活，就得回來洗個澡，累一天，兩三天才能緩過勁，而且要多吃幾塊錢的飯菜，里外裡一算沒賺一分錢，還累了個半死。最可憐的是放假不回家的同學，像今年寒假時我們預科班有17個同學沒錢回家，我們只好給他們騰出一間大房間集體用。他們自己開灶，天天白菜麵條，但就這還是過不起，沒錢呀！我們幾位老師只好藉些錢給他們用吧，要不怎麼辦？大家都知道我們民院的學生窮，其實我們民院的老師也窮，好多都是被學生借窮了。沒法。”
成人部的女老師搶過話頭，說：“前年有個叫李華的同學，是學生會主席。他幫團委搬家，看到我後便說老師我實在又餓又累不行了。我說你先把活干完了再慰勞你。後來他真到我家來了，我問他你愛吃什麼，他說愛吃羊肉。我就上街買了5斤羊肉，回來用高壓鍋煮好後，擺在桌上看著他吃。結果他竟然狼吞虎咽地全吃光了，我站在一旁看他那餓樣，眼淚嘩嘩地往外流……同學們太可憐了。”女老師最後補充說，“這個李華同學現在畢業了，思想基礎很好，自己要求到孔繁森工作過的西藏最艱苦的阿里地區，一年了，進步非常快，聽說已經提了一級職務。”
政法和歷史系的老師說他們班上有幾個宿舍的同學自己組織起來，成立了生活互助小組，搭幫過日子。這可是個從來沒聽說過的事，於是晚上採訪時我讓老師把兩個不同類型的“搭幫社”的同學找來介紹情況。
劉聖育同學先發言，他是文秘專業的學生，入學前是在西藏駐軍某部當戰士，初中文化，軍齡四年。老家在四川德陽，1995年考上西藏民院。他說到這個學校上學後，生活費不夠，一個月100元只能天天吃饅頭和豆腐，他很不適應。在部隊工作也艱苦，但吃飽飯絕不成問題。學校不行了，長期下去身體會垮的。劉聖育在部隊當過班長和團首長的公務員，心眼就是比別人多一些。他想到了部隊的集體伙食，於是先同一名要好的同學合幫搭伙，倆人早晨打兩個饅頭，一人一碗稀飯，兩毛錢一份辣豆腐；中午吃米飯，可打一個菜，晚上同中午基本一樣。一月下來每人90元就差不多了，比單吃省10元，菜略好些。劉聖育就想再多幾個人就可能更省錢吃得更好些，於是他就聯合了五個困難生搭幫合夥。 “不能太多了，五個人比較合適。”他說，“五個人搭幫打飯打菜就可以有所選擇了，通常我們打三四個菜，有葷有素，這樣不至於天天光吃饅頭不吃菜，沒營養。我們平時五個人只用兩個人的飯卡，盡量先省後寬，把省下來的錢備急用。五人合夥後每月每人花上六七十元就夠了，省下的錢就可以買些日常生活用品和買些書。另外有時五個人中有人病了，需要營養，我們也好有錢給他補補。從1996年初到現在，我們五人一直在一起吃，這樣做解決了各自的經濟困難。過去一人單吃，看到別人吃好的自己心裡就很不平衡，時間長了會不同程度造成某種心理畸形，現在我們一點也不，就是吃得再不好也是幾個人在一起，不會覺得怎麼著。長期吃在一起就吃出感情來了，互相之間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都能照應。去年我們'搭伙'中的一個同學得了肺炎住院，如果他是一個人就難了，後來我們另外四人便用課餘時間輪換去陪床，並且用我們共同的飯卡為他買些好吃的，盡力幫助他渡過難關。幾年來，我們五個人就像自家兄弟，生活上互相照顧，學習上互相促進。班上許多有困難的同學向我們學習這種做法，現在我們全班幾十個同學基本沒有一個人是單吃的，這是我們窮學生想出的窮辦法，毛主席說，'窮則思變'，看來管點用。”
接著發言的是藏族學生索朗加措，他說他是歷史系的，他們是以宿舍為單位合幫搭伙，互相幫助。全宿舍七個同學，六個是藏族，一個是回族。索朗加措說：“剛進校時大家互相還不了解。後來其中有個叫普瓊的同學家庭特別貧困，身上帶了1000元錢以為就可以把學業念完了，可一交學費後兩手空空，連饅頭都吃不起。我們同宿舍的人知道後，便自發起來幫助他，可我們又都很窮，給錢是給不起呀！後來一商量，這樣吧：讓普瓊與我們一起吃，我們六人也合起來用餐，我們有啥好吃的，普瓊也吃啥。就這樣，幾年來普瓊一直跟我們生活在一起。他家裡從沒給過他錢，如果不是大家的幫助，普瓊說早想退學了。現在不一樣了，他成了我們同一'家庭'裡的一名成員，有飯一起吃，有書一起看，即便用牙膏也是大家一起使。我們的宿舍還被系裡評為'文明宿舍'，某種意義上講，這個先進是'窮'出來的。”
同學們互救的行為與精神，誰聽了都會感動。我甚至想，對那些目前因經濟困難而尚不能生活自理的貧困同學來說，西藏民族學院的同學們的辦法，不失為一種“經驗”。然而儘管同學們想盡了一切可以想到的做法，西藏民族學院的領導們頭痛的事還不少，那就是困難學生的身體問題。照理這個學院為國家培養進藏人才除了學習知識外，還應當有強健的體魄。可是由於同樣的原因，貧困地區招收的學生，其身體素質也同樣存在不少問題，加之上大學後必要的營養不能跟上，一些過去潛在的病況便不斷暴露出來。目前這個學院光患肝病的學生就有6名，光這6名學生一年便要花去學院幾萬元醫療費。就在我到咸陽不久，學院又有一名重病號需要急救，一次就得花去2萬多元。這事拿到校長辦公會上研究了幾次，最後還是無可奈何地由校長親自批了。一位老師說，去年我們全校總共花了十幾萬醫療費，現在他一個學生就花掉這麼多，還剩下我們幾千人咋辦？校長們對此只好迴避，其實誰都知道，校領導們比誰都害怕學生中突然冒出個重病號來，那重病號一出，要命的不光是病號本人，可是全校幾千號人哪！
這是那些沒有生病人說的話，再來聽聽幾位病號學生是怎麼說的。
王輝，政法系97級學生，湖南人。父親於1982年去世，在上大學前他家裡已借債近萬元。 1997年10月份王輝查出乙肝病。按規定他應休學治病，由於貧困的家裡不可能讓他得到很好的治療，於是他申請邊上學邊治療。學校最後便同意了。王輝現在在學院醫院治療，至今他本人已花去5000多元，另還欠1500元沒付。他的這些錢都是從叔叔、姑姑那兒借的，現在他說已經借不到了。可他的病在前些日子檢查時有幾項指標仍不行，醫生說他必須注意休息與營養。可王輝說這兩項他幾乎無一項可能做到，因為他要跟上課程就必須天天上課和把住院時間缺的課補上。另一方面為了能在學校生活下去，他必須做點事，比如幫助哪個同學或哪位老師干點抄抄寫寫的活，由於目前他的吃用什麼的都是同學和老師在幫助，他覺得自己不能受恩太多。他說這樣下去快到一年了，自己對能不能在休學的期限內把病看好表示悲觀。 “如果到時病治不好，學校若要我退學，我覺得自己難有勇氣再活下去……”王輝說得很淒涼。
郭明，95級行管專業。家住河北省最北的張家口某小山村。父親是位月收入80元的民辦老教師，母親是地道的農民。郭明原來是94級學生，因有病休學一年。他的四口之家在他上大學開始就連遭不幸。 1995年元旦，弟弟心髒病猝發，全家變賣了全部家產仍未挽回一個年輕的生命。兩年之後的1997年元旦，郭明重涉弟弟之難，也被從西安急送到北京安貞醫院，被確診為死亡率極高的家族遺傳性心血管疾病——“馬凡氏綜合症”，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手術，而做這樣一例手術需八九萬元。一個尚未從沉重悲痛與債務負擔中緩過勁的貧困家庭，無論如何也無法承擔如此巨大的經濟負荷。因此，郭明的父親急得團團轉。郭明的學院盡了所能，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撥出2萬元，但這還差得很遠很遠。郭明的事被《北京青年報》的一名記者知道後，及時在報上向社會連發了兩次求助報導，共捐得19萬元。後又經多次努力及醫院的慷慨相助，郭明的生命終於得到了挽救。郭氏一家真是禍不單行，就在父親為兒子到處磕頭求助時，郭明的父親也被確診為同一種病，並送進了同一所醫院……郭明為了搶救父親的生命，在自己還屬於治療階段便不顧一切地提前出了醫院。他拖著瘦弱的身體回到老家，挨家挨戶磕頭，又到地方政府請求相助，他的孝心與一家的不幸感動了父老鄉親和有關部門，安貞醫院也做出了極大援助，用最少的錢把郭明的父親從手術台上搶救回一條命。郭氏父子的命保住了，但並沒有根治掉病魔。郭明說：“我父親那頭先不提，現在光我一個人，仍要不停吃藥，而且每半年必須上北京檢查一次，每次檢查500元，還不算來迴路費。我是學生，哪兒來錢？只有靠學校了。我知道學校已經為我付出了很多錢，但沒法，我還得找學校，要不只有死路一條！”郭明不像王輝，他看待生命似乎就是那麼回事了。但畢竟他還年輕，他說他現在最期望有個好身體，將來雖然可能不允許再上西藏了，但還是能拿到個大學文憑的好，否則像自己的這種情況哪個單位還要嘛。
王輝和郭明僅是西藏民族學院一批病號學生中的兩個例子，那些躺在醫院的我來不及採訪……
臨別那天，院長次旺俊美與我進行了長談。他指出：儘管他們的民院面臨很多困難，但民院上上下下從來沒有一個人跟別人橫向比，他們的心目中始終把國家和西藏建設的重任放在第一位。在這裡的教育工作者，他們都清楚地明白自己肩負的特殊使命。而在這裡上大學的學生更明白，他們的前途，不是畢業後拿到高工資和留洋出國，而是義無返顧地去最艱苦的地方工作，並且通常是一輩子獻身在那渺無人煙的雪域高原。次旺俊美讓我轉告全國人民的是他們的學生和學院暫時遇到的困難，並沒有消磨他們為建設西藏而獻身的革命意志，他們只是希望祖國人民和所有熱血的愛國者，能在可能的情況下，不要忘了他們這批人……
我向次旺俊美院長保證，祖國人民絕不會忘記他們，並且一定會有人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的！
我們一起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