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中旬的某一日，國家教委大門口來了兩位穿著破舊衣衫的青年學生，不顧門衛的阻攔，高聲朗誦起來：
“喂喂，報告報告，門口有兩個學生模樣的人在大聲喊著內容不好的反詩，要不要處理他們？”年輕的門衛緊張地抓起電話。
“先不忙，等我出去看看。”
不一會兒，教委大院內走出一位某部門負責人。他已經遠遠看到了那兩位學生：“就是你們倆？”
“沒錯，就是他倆。”門衛十分嚴肅地報告道，“剛才他們在這兒大聲念著不好的詩！”
“是這樣嗎？”
“我們是念了詩，但那是好詩，是偉大詩人歌德的那首《為了窮人》。”學生開始反駁，並重新向那位教委官員朗誦了一遍，“他不懂。這是壞詩嗎？”
“對，這是首好詩。可你們有什麼事嗎？”官員問學生。
學生激昂地說：“我們只想問一句，國家教委為什麼提出讓我們交學費？我們是山區來的，根本交不起。請問先生，難道社會主義大學要把窮人趕出大學門？”
原來如此！
教委的官員和言悅色地把學生請到接待室，因為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多起了。
是啊，為什麼突然要讓學生們自己交學費！收了學費又是為什麼呢？
只有一個答案：一切為了教育體制的改革！
20世紀末的中國是什麼？
是一頭已經昂起頭在呼嘯的雄獅。
是一列已經啟程並在快速道上飛速前進的戰車。
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市場經濟革命風起雲湧，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成就讓全世界為之驚嘆！
開放與革新，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然而在這偉大歷史進程中，人們卻意外地發現一向締造革命理論與改革模式的中國教育界則仍然拖載著那輛舊體制的老破車，與時代格格不入。
誰都知道，中國的每一場偉大變革總是先來自於教育界，但而今的教育戰線為什麼走在了中國體制變革的後頭？
原因只為兩個字：缺錢。
可有誰能不承認這個事實：改革開放近二十年的每一年人大會議上，“增加教育經費投入”的議案，年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但又為什麼始終得不到最終的解決？
原因還是兩個字：太窮。中國仍然太窮。
12億人口的一個國家，有2億多人要接受義務教育，幾千萬人的中等教育與職業教育，500多萬人的高等教育，還有近億人的掃盲工作，近千萬教職員工的待遇……統而言之，國家需要在教育上的投入，如果按西方國家的人均標準，則至少將我國5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進去。怎麼？就不管12億人的吃飯啦？
於是，研究來研究去，每年的教育經費仍然像大餅上撒落的芝麻——看得著而吃不飽。
不去說全民教育，單說高等教育。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上大學後就是國家管了，既然“管了”，當然連吃連住連學習連分配就該全管。事實上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國家真做到了這“全管”的“統一招生、免費入學、困難補助、統一分配”的大包大攬。應當承認，在人民的經濟收入很低的情況下，為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階級差別，鼓勵工農子弟上大學，培養優秀人才，確保國家重點行業需要等等，這樣的辦學模式有過積極意義。但隨著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的變化，原有的國家大包大攬已經跟不上形勢，且日益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如把大學當做社會福利事業，國家出錢，學生免費，學校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那樣極大挫傷了教育單位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隨之而來的便是宏觀教育機制、辦學機製到微觀的專業設置、課程設置等等的嚴重滯後與社會發展步子的停滯。國家教育經費長期徘徊在12％的水平只能維持教育單位的“人頭費”，所有其他想做的事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教育部門曾經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探索推行過委培、代培、自費等製度，並想以此緩解教育經費的不足。結果不是出現“分數不夠錢來湊”的問題，便是有的大學堅持教學質量而拒絕招收這一類的“委培生”，加之委培生在分配上也帶來諸多毛病。 1994年，國家屢經調查論證，決定由開始的試點到最後的高校全部實行收費上學制度。
為了什麼？很清楚，為了國家不能永遠背大包袱。在西方發達國家，公立學校僅佔百分之二三十的比例，而我們一個發展中的窮國家，竟百分之百的全是由國家出錢來辦高校。一座大學一年需要多少投入且不論，光一個學生一年平均就是10000元，500多萬學生就是500多個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國家日益為這樣的學生包袱感到喘息的時候，另一方面全國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卻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長，至1997年底個人存款總額達50000億！
個人的腰包在不斷膨脹，卻不願為自己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掏一分錢，這樣的國家最後不被拖垮幾乎沒有可能。
再看看這樣一個現象：1997年7月浙江溫州的一家酒店老闆在當地報上刊登廣告，為其女兒公開招聘一名專職家庭教師，許諾執教後學生年度成績躍居班級前五名的，獎家庭教師3000元，成績居年級前10名的獎8000元。如果最後考取大學，一次性重獎15萬元。家庭教師平時的待遇：包吃包住，臥室配空調、電腦、電視，月工資1200元以上。
可以為了兒女上大學出巨金請家教、找好中學，這幾乎是社會的普遍現象。你只要看一看“中考”那激烈的硝煙和家長們為了給子女擇所好校而不惜代價的舉動，誰能說有幾個不是為了兒女能上大學？既然上中學願意或完全承擔得起幾千、幾萬的高額費用，那麼大學收費該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政府和教育部門出於大局和國民的實際情況，最終作出了今後再上大學就得交費的重大決策。
這對中國百姓來說是個驚雷。其實它已經來得晚了，它之所以要響起也實出無奈，它之所以遲至今日才響起同樣出於無奈——中國還有上億家庭仍處在經濟不能自足的低水平上。國家因此而仍然承擔了每個學生80％左右的教育總費用。
人民共和國想的是人民。國家同時考慮到一些特殊行業的專業高校情況，規定農林、地質、石油、師範、體育、航海、民族等專業學校享受國家專業獎學金的大學生免繳學費。
據教育部門和有關社會調查機構測定，收費後的每個大學生，每年的各類費用在6000元至10000元之間，這個數目大部分家庭可以承受得起。教育部門以為，按照市場經濟理論，一個大學生在畢業後的一生中所得到的回報將是巨大的，相比之下在大學期間所花出的兩三萬元投入則很小。
國家的賬目，清白優惠，無可非議。
然而大學收費仍是震盪千千萬萬個家庭的驚雷。
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震盪，是來自兩個原因：傳統的習慣意識和確實難以承擔的經濟困難。
前者是一種觀念更新，是靠說服教育能解決的問題。後者則是非一日能跨越的溝谷，誰來為之填平？
資料表明：在大學中來自農村和邊遠地區的學生，佔總數的60％以上。
同樣有資料表明：目前我國農村的人均年收入在1200元左右。
兩項資料說明了一個問題，即在農村，如果一個家庭中出了一名大學生，那麼全家的全年經濟收入基本都將用於這個學生身上。如果這個推測成立，那麼凡是農村出來上大學的孩子家庭裡，至少有一半將因此而受到經濟的困擾。注意：這裡我們並沒有說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家庭。
另一個不可小視的現像是近年城鎮居民中下崗人員大幅度增加，10％以上的城鎮家庭的大學生也面臨交不起學費和沒有生活費的困擾。
大學的貧困生因此而產生，其面佔學生總數的20％左右，其中5％至8％為特困生。
1／5左右的數目不可謂是小數，100萬的貧困生如果每人每年國家助困100元，就是1個億。每年100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若解決問題則需要每月助困100元左右，這便是10個億。
10個億對國家來說並不是大數目，但國家全年的教育總經費才多少？於是中國體制改革的“最後堡壘”——教育改革要突破，100萬的貧困生是其“堡壘”中的“堡壘”。
出路何在？
出路只能是兩條：社會與學校自身。
哈佛真的學不到？
市面上有本叫《哈佛學不到》的書已經流行了很長一段時間。
哈佛作為世界著名的商業管理人材搖籃，有其了不起的卓越天才式管理機制。單看看那見不到校門的開放式校園，到處都充滿學術氛圍，以及學生們那氣昂昂的步履、目不斜視的神色，你就會有種這裡是“世界第一”的感覺。
是啊，哈佛為什麼就如此牛？ 1997年12月的一場冬雪後的一天，我站在哈佛大學的締造者哈佛面前，默默地請教這位半身披著雪花的學界鬥士。哈佛沒有回答我，只有陣陣寒風吹得我吃不慣西餐的肚子難受不堪，並不得不迅速離開。一趟哈佛，除了留下幾張照片外，什麼也沒有學到。
所有旅遊者大都是這樣。
但教育家難道也是這樣？
哈佛確實不同尋常，每年光從政府那兒可以獲得10億美元的經費，這還僅僅是個零頭，哈佛所獲全世界各種社會資助高達100多億美元。這便是哈佛最強大的後盾。雖說100多億美元與產生十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沒有必然聯繫，但哈佛大學教授的年薪絕對是世界高校中最豐厚的。在這裡，教員的工資超過美國總統薪金的大有人在。哈佛的學生獎學金最高獎過10萬美金，一般學生的獎學金也有幾千、上萬之多。哈佛的學生是真正的“不因為貧困而輟學”。要進哈佛校門，一年沒有四五萬美元就別往這個地方探頭探腦，當然假如你是富翁你還必須有個天才的腦袋。
哈佛是典型的社會辦學楷模。你想獲得哈佛的榮譽，這裡的大門敞開著，什麼某某研究中心、某某教學大樓、某某圖書館，你只要有錢，你就可以在這裡建立永久的豐碑。像中國小富翁們扔三萬五萬人家當然不要，但上線卻從不限定，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美元的讚助，哈佛從來“笑納”。不像英國牛津，1996年沙特阿拉伯一位富翁出於感激要資助3400萬美元給學校，牛津大學的董事們竟以259票反對、241票贊成而拒絕如此一大筆款項。哈佛不會這樣做。這便是美國紳士教育家與英國紳士教育家的區別所在。
中國大學能從哈佛大學學到什麼？有人也許馬上會說根本不可能。
但這樣的結論下得太早。
社會力量辦大學過去在計劃經濟下的中國教育界是不可想像的事，而這幾年隨著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社會力量辦大學已經初見端倪。李嘉誠出資40億元建起的汕頭大學就是中國經濟特區內的第一個“小哈佛”，這裡的學生就沒有貧困一說，除非你不努力。再到北大、清華、南大、復旦、中山、浙大等著名校園走一走，你就會發現，凡是校園內最新最好的建築，幾乎都是冠以某某名字的，就是說都是某某人讚助而建的。
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的負責人向我介紹，清華自90年代初開始，每年社會和學校自籌的資金投入，就已經超過了國家的撥款。以1995年為例，清華的總收入中，政府的事業費撥款只佔29％，學校的社會資助與科研、生產、委培等的收入佔70％多。可見，爭取社會捐助已經是目前中國那些著名大學之所以能過上相對好一點日子的重要途徑。這位負責人說，清華大學的貧困生數量並不小，每年有1300多名。這幾年清華之所以能做到使這支龐大的“貧困軍”沒有一位因經濟貧困而輟學，很大程度上是他們除了按照政策被減免學費外，還從社會資助中拿出大量經費保證貧困生們人均不低於1000元的各種補助。在清華大學基金會小樓裡，有一行字非常醒目：“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清華人太清楚育人之計，所以他們把建立社會捐助為主要來源的教育基金看做是“大樹”培之植之。 “大樹”葉茂，“大樹”底下的人便好乘涼。
值得欣慰的是像清華的情況，並非一家。許多高校如今都已紛紛把爭取社會資助當做辦好學校、減輕貧困生壓力等資金籌集的重要渠道。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凡是社會捐助搞得好的學校，那兒的貧困生工作就會做得紮實有效。反之則不然，像上面我提到的那些“無援的貧困校族”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他們沒有“源頭”，沒有“大樹”，赤條條下的貧困生們只能更加艱難。這裡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學校本身應加強工作之外，社會的捐助者也要注意捐助的投向面，不應光把目光盯在那幾家著名學府，盯在可以提高眼前的名聲、名義上。其實，一桶之水對已經盛茂的參天大樹可能並不起什麼作用，而一桶之水對那些因乾旱垂死中的禾苗來說，將是生命的重新復活。
一切有識之士應當多做些雪裡送炭的事。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眾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縱觀中國大學在改變自身經費壓力問題上，真正運用此話的並不突出。目前我們的高校大部分只把眼睛盯在“港澳台”那些巨富身上，還很少有序地註意運用自身的特殊優勢，將目光投向國內的那些富有階層。中國的窮人很多，但中國現在的富人也很多。美國的《福布斯》雜誌曾載文說中國現在至少有4000萬人進入富有階層，有1000萬戶家庭的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這些家庭與富有者光每年的存款利息收入人均5700元左右。早聽說有人一桌飯花去十幾萬元，一個澡也能“泡”掉萬兒八千。通過多種方法，讓這些人從牙縫邊省下那麼幾餐，我們的百萬貧困大學生就能一年不愁了！
這，並非是夢。你到國外走一走，就可以在圖書館和書店裡，找到眾多關於私人獎學金的信息手冊。入冊的捐助者未必都是富翁，相反大都是普通的公司職員、退休軍人、神職人員，甚至還有繼承遺產的小孩。這很有點像中國的“希望工程”，但他們則更加規範，更加讓捐助者視之為一種神聖的義務，並對所捐之款採取了透明的追踪而放心。
西方人在組織社會公益事業的捐助活動時，與我們的區別在於，他們幾乎不採取任何運動式的聲勢，卻十分注意科學與規範。中國人要學的東西很多，這便是一例。
中國暫時沒有阿拉伯的石油巨富把堆山的黃金，用大“林肯”向哈佛送去，但中國有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的眾人之手，每一人拾一根柴火，那麼拾起的可能就是幾個哈佛的金山！
呵，話到此處，不要以為哈佛就這麼容易輕輕鬆鬆地學到了。哈佛還有它永恆的魅力。曾經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計算機軟件公司的總裁，以每年1億美元為條件要求哈佛接收其不學無術的孫子，並且要求今後兩年中課堂案例應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有關他們公司或計算機行業的。哈佛校董事會當即拒絕，他們說，招收一名不學無術者進校，便意味著另一個本應進入哈佛的優秀青年被拒之哈佛門外，這是對哈佛的一種侮辱。這一例子，使我想起了全國學聯負責人曾經提到的一件事：即作為校方和貧困生本身，在“眾人拾柴火焰高”面前，如何合情合理處置社會捐助，這同樣是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我們是個行善積德的民族，幾千年形成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傳統美德，時時處處可見。而今，當貧困大學生問題被擺出來後，社會各界慷慨解囊者亦非少數。面對“天上掉下來的餡餅”，絕大多數貧困生能正確對待，也能妥善處置所得捐助，並以自己刻苦學習、走上工作崗位全心全意為祖國服務之心報答人們所給予的愛心。然而也確有一部分受助學生一旦有了“餡餅”吃後，“食慾”越來越大，以往那種與命運抗爭的精神也隨之消失了，有的甚至拿別人捐獻的一片愛心去追求奢侈的生活。為此，全國學聯負責人指出，希望社會各界在為貧困生獻愛心、搞捐獻時，最好能通過如“全國學聯濟困助學中心”等專門組織部門。這樣不僅可以採用形式多樣的途徑，保證每一筆捐款落到實處，而且可以避免個別受助者因一夜間突然“致富”所帶來的弊病。規範、科學、合理和有效地使每一分錢發揮作用，這也是“哈佛精神”的重要內容之一，我們不妨同樣拿過來。
唱完了中國“哈佛”的美妙之曲，我們還不應該忘卻大學自身的優勢。幾乎一切權威人士都這樣認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最終決戰的戰場在校園。作為決戰內容之一的貧困生問題，最終出路自然也在校園。
校園能提供什麼？有人問。
校園能提供一切。有人答。
這是狂想。有人說。
這是事實。有人道。
其實，狂想與現實之間僅為一步之隔。那就是：窮則思變者，大路通天；窮則懶怠者，有路亦為溝。
1998年7月10日，我到高校勤工儉學最早並頗具優勢的北京師範大學調查。我得到的一個簡單數據是，這個學校6000餘名本科生中，貧困生佔16％，即930名左右。而這個學校自十年前建立“家教中心”以來，僅家教一項勤工儉學，每年就有1200人左右參與。這還不算另約1000人左右自己聯繫的家教。一個家教學生一月所得的收入在200元，一年按10個月計算，全校學生們每年僅家教一項可獲取至少240萬元的勤工儉學收入。這裡的貧困生們絕大多數是靠從事家教“脫貧”，甚至“小康”。
北師大得天獨厚的優勢非旁人所及。那麼身處下崗“重災區”的鞍山鋼鐵學院則可以讓那些同為“無援的貧困校”在思維上沖擊一下了吧。
鞍山鋼鐵學院除了學校內部有限的一些崗位讓貧困生們承擔起來之外，校門外的所有勤工儉學崗幾乎被社會上的下崗大軍佔盡。怎麼辦？學院領導靈機一動，校區北邊不是有塊荒地一直閒置在那兒！對，開荒種地。於是學院上下齊動員，很快開闢出了80多畝可種蔬菜作物的耕地。 “種子和耕作經費由學校出，勞務和耕作管理由你們來……”校長一聲令下，那些貧困生們學著當年的“南泥灣”精神，每天利用課餘時間和節假日，舉鎬揮鋤，施肥除草，無限情趣。春天，他們播下種子，秋天收穫碩果，學校的食堂因此而增添了美味佳餚，貧困生們則用勞動的汗水換得了可喜的報酬……
有人會說，我們校園沒有荒地可墾。
那就比比徐州煤炭建築工程學校吧。
生活費從來就是貧困生們最大的一筆開支，每月150元以下的生活費可以統歸為“貧困族”了。但學生們感到沉重的是，這150元一月的生活費又能解決多少飢荒呢？有限的錢，仍填不飽飢餓的肚子，貧困生們莫不痛苦於此。許多學校對此束手無策。
但是，徐州煤炭建築工程學校不這樣。他們對此進行改革，把後勤管理人員精簡下來，伙食部門不留一個閒人；食堂化整為零，由個人獨立經營；學校不給食堂下撥一分錢，只管煤、電、水費；所有攤點、食堂的價格與利潤、種類與質量，必須按照規定執行，超一罰十，損一扣百。如此一來，學生們真正成了上帝，經營者為了吸引眾多每月生活費在100元左右的學生，便盡量壓低成本、增加種類、提高質量。如今的校園內，你每月100元左右的錢，可以吃得不顯寒酸，頗能自在；你如果花150元，則能吃好有餘。不信，你可以到徐州煤炭建築工程學校走一走，那100多種小炒、30多種主食，任你享用。如此低價美味，貧困生還求什麼呢？
以上僅僅是一種借鑒。然而滴水之中可見太陽影子。
校園是個小社會，一所萬人的大學便會帶來一個萬人的小社會，他們依靠校園的萬人在生存，甚至在致富。地處陝西咸陽的西藏民族學院，可以說是中國千所高校中最底層的學校，那兒的貧困程度觸目驚心。但就是靠他們牆外那條馬路繁榮起來的“十字街”，在當地十分聞名。每當夜幕臨至，此處便燈紅酒綠，熱鬧非凡。據學校的人講，光這一條街，當地街道一年所得稅收就達230多萬！而西藏民族學院的院長說，他只要每年有其1／10就可以使全校貧困生們基本“脫貧”。
為什麼就在眼皮底下的肥水被別人截去了？這固然有地方上的問題，難道與學校本身缺乏開拓精神無關嗎？
北大的一個“方正”可以打到美國去賺“洋錢”回來花，那麼我們的“東大”、“西大”是否可以動些腦子挖掘自身的優勢，弄點“土錢”給窮學生們添個菜、送件衣呢？
都有可能。只要我們真的努力了。
在國外，你常能聽到這樣一句話：“如果你想活路，你就宣布破產；如果你要生存，你就趕快信貸。”
信貸上大學，這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是普遍又普通的事。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一種投資，西方國家早已對此深入人心。因而他們把麵臨“投資”困難時向金融機構伸手借款，看做一種權利。
中國人則不然。中國人太愛面子，明明自己是個瘦子，也要打腫臉蛋充胖子。
早在1986年高校尚未實行收費制時，國務院就在當年下發了［86］號文件，規定學生貸款“由中國工商銀行提供，並列入國家信貸資金計劃”，“學生償還貸款資金，只還原額。銀行按低利率計算的利息，由學校從國家核定的高等學校事業經費預算中支付”。
從那時起，高校便有了學生可以貸款唸書一說。並軌制後的全國高校裡，幾乎都把“貸”作為獎、助、勤、補、免等六大解決貧困生問題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與其他貸款所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學生貸款卻始終推廣不開。許多大學每年預先安排的貸款額年年貸不出去，學生一邊在大喊貧困得不行，另一方面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貸款卻躺在那兒無人問津。
有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心理病態，也有人說中國人太缺乏金融意識。其實，學生們不願貸款的主要原因還在於貸款本身的不完善性。通常是，學校懼怕學生借了不還，於是用扣發畢業證書來抑制這種行為，這無疑使學生們喪失了許多貸款的熱情。另一方面貸款的學生懼怕本金加利息，更加增添重負。
透過這一現象，當我們深入進去時便會發現，原來根本的原因還是政策與機制上的不合理性。國家工商銀行［86］第351號文件規定：“普通高等學校必須將主管部門核撥經費劃出一部分，存入中國工商銀行學生獎、貸學金賬戶，作為對學校學生貸款的資金來源，……貸款不得大於存款。貸款利率由工商銀行給予優惠，暫定為月息0.25%（年息3%）按季計收，學校存在工商銀行的獎、貸基金，銀行不計利息。”按照這一規定，工商銀行收了學校的經費，不付利息，學校反而要向銀行繳納學生獎、貸學金的利息，這顯然不能為學校所接受。
現在各校的貸款金大多是學校自己內部墊支，為了怕貸出後收不回，所以普遍採取了扣壓畢業證的消極做法，致使學生貸款形若虛設。西方國家把信貸這樣一項如此重要的措施，廣泛用於解決那些交不起學費的讀書人身上，可中國則出現這種消極局面，實在令人費解。可見，我們在體制上的某些混亂與毛病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從1994年開始，國家為了緩解高校貧困生問題，曾先後動用“總理基金”5億多元。國家的每一次困難補助發至學生手中時，他們的心中充滿了感激之情，眼裡溢著晶瑩的淚花。但是，沒有多長時間，學生們又開始痛苦地掙扎在無援的貧困線上。他們期待著什麼時候再一次發放“困難補助”，可更多的只是失望……於是學生們呼喚國家出台一種替代的措施，一項符合中國國情的大學生信貸政策。
圍繞貸款的核心問題，是學生能否按時償還貸款。目前通用的“上學借款、畢業還錢”之所以行不通，是它不切貧困學生的實際。可以設想，一個靠貸款來完成學業的大學生，如果沒有非正常的行為和手段，怎麼可能在畢業時就一下還得了高額資金呢？看一看國外高校的做法，也許會有些啟發。如英國規定學生在畢業後5年內分60次還清便可，美國是10年分120次還清本金及利息。瑞典則每半年還一次，20年內還清。
以上可見，這些國家採取的辦法一是時間長，二是次數多，這樣做正是考慮了大學生們就業後的實際情況，即知道你畢業後工資還不是很多，或者還有一定困難，但你還必須時刻記住你有還貸款的責任在身。正如專家所言：“貸款上大學，對特困生來說多了一種債務，多了一種壓力，但更多了一種自立意識。借款要還，與其說多了一種壓力，倒不如說是多了一種動力，多了一份毅力。”
隨著觀念的改變，貸款上大學如今已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有人預言這是貧困大學生走出精神誤區和物質困境的一場不小的革命。但願有關信貸的政策更加規範，更加便於操作。
然而，我們在歡呼某一種新政策的出台時，千萬別忘了解除高校貧困生問題必須治本治根。這個本就是動員全黨、全民、全社會的力量一起來努力。這個根就是必須時刻牢記我們生存在一個貧困的國度。
水漲才能船高。只有築起我們與民族貧困決戰的血肉長城，只有我們高舉起“發展是硬道理”的大旗，我們才能最終告別令人痛苦與無奈的貧困。
借助“上帝”的力量，讓“象牙塔”說聲：我們與貧困告別！
1998年又一個“黑色七月”的日子，這正是我揮汗完成此書的寫作階段。偶爾休息打開電視，正巧有一日的新聞節目裡說：“我國第一批貧困生經過四年努力，今年全部畢業……”報導稱，自國家教育部門1994年對40所高校實行收費並軌制的試點後，在各級教育部門和學校以及全社會的幫助下，數以萬計的貧困生圓滿完成學業，開始走上工作崗位。這是我國教育改革邁向成功的重要一步。
第二則報導是今年我國長江和東北嫩江、松花江流域全線遭受歷史特大洪水，受災人數達2億多，上千萬人失去家園，經濟損失達2000億元，災情超過歷年……
前者使我感到欣慰，後者令人擔憂。兩者相抵，我還是憂心忡忡。因為，第一個新聞消息，我認為只能是基本準確，事實上除了北大、清華、南大、復旦等這樣的著名大學外，據我實地了解，仍有不少普通高校出現過貧困生半途退學的現象。其二，許多貧困生的家在農村，本來就困難的他們，如今不少人家裡又遭沒頂之災，無疑對他們以後的新學年將是雪上加霜。而就在這個時候，中國大學的1998年度百萬新生，已經啟程。在這支浩浩蕩蕩的新軍裡，我們不會少見那些光著腳板、挑著兩個塑料袋行李、臉色明顯缺少營養的莘莘學子那可憐巴巴的身影……他們必將毫無疑問地成為“百萬貧困大學生”中的又一部分。
令人欣慰的是，大災之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和各大學紛紛採取措施，為一些災區來的同學特設了入學“綠色通道”，使其不為交不起學費而愁。
但災區來的學生還有幾年的學業時間，他們的家園需要重建，經濟貧睏睏擾他們的時間將會很長，如何面對他們，他們又如何面對校園，這是我們的政府、學校和全社會所有有良知的人都要共同思考的新問題和長期任務。
尤其值得清醒的是，今年災區入學的大學生僅佔高校貧困生總數的2％，我們特別關照好了災區貧困生，那麼還有98％的在校貧困生又如何關照呢！怎樣關照？關照到什麼程度？這難道不是我們更需要認真考慮的事？
如今中國社會走到了一個特別的轉型時期，連像貧困這樣的問題也似乎一下全都冒了出來。例如8000萬貧困地區的貧困百姓，以及“貧困母親”、“救助千萬殘疾人行動”，還有早已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等等。中國社會承負的擔子太重了。一個“希望工程”還沒有解決多少人，又來了個近億人的下崗大軍，偏偏亞洲金融危機又來湊熱鬧。唉，真難為了我們的中央領導和各級政府！
然而，我還是想提醒人們：
中國正處於一個偉大的發展時代，國際國內形勢對我們極為有利。江澤民同志也在九屆人大會上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在下世紀中葉，中國將出現偉大的民族復興。
那麼，民族復興靠什麼？當然最主要的是靠科教事業。科教靠什麼？自然靠從事科教的人。大學生則是從事科教的絕對主力。於是由此推論我們不難認識到，今天我們解救一個貧困生，也許明天偉大祖國的複興時間表會快出一秒或一小時。
誰能保證在今天的百萬貧困大學生中不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不出一個完成“1+1”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天才？不出第一個在宇宙間找到另一種生命的探索先鋒？不出一個使人類生命永恆不滅的遺傳學大師？一切都有可能，只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能伸出一雙溫暖的手。因為解救知識，是解救人類自己。解救有知識的年輕人，便是讓所有被解救的人們獲得明天最根本和最徹底的幸福與光明！
最後，我借用“復旦沙龍”一位貧困生寫的一首詩權做結束語，一方面我很喜歡這首小詩，另一方面這個學生的這首題為《請為我保留一面向陽的山坡》，道出了中國當代一群不懼貧困而仍在發憤讀書的學子內心的真實企盼。詩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