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了解了大學，便了解了我們的目的。
9月10日，是研究生院新生報到的日子。兩年前的這一天，江南著名學府南京大學迎來了一位特殊的研究生新生，他叫張宗友，23歲，來自安徽。張宗友的到來，給南京大學引起不小的震盪，原因是他是我國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培養出來的第一位研究生。當張宗友在南大中文系研究生報到處籤上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間，人們看到他眼淚奪眶而出。是啊，從大學到研究生，這一大步多麼來之不易——對一個全靠社會來資助的貧困學生！
張宗友想起了幾天前自己離開位於大別山的家鄉——安徽金寨縣湯匯鎮茅畈村時的情景。那是個晴朗的早晨，全村的父老鄉親站在霧靄流嵐的村口，燃起串串鞭炮，為山村有史以來第一位大學研究生送行。坐在機動三輪車上的張宗友忍不住噙淚與鄉親們揮手告別。而這一次他是無比幸福的告別，因為有六年前一次完全不同的告別，所以張宗友格外激動。是啊，同一條茅畈河，同一座大別山，但六年前的告別與今天的告別是多麼不同——
那是個完全絕望的日子。一場洪水把所有的莊稼與房屋給淹沒了，年邁的祖母呆呆地坐在倒塌的房子邊等待死亡的日子早些降臨，有病的母親伸著無援的雙手扒拉著幾個未被沖走的土豆，妹妹上學的路斷了，父親坐在石板上抽著旱煙眼巴巴地望著家門前的一方天空……快要開學了，17歲的張宗友正摩挲著手中的書本，嚮往著離家100里外的金寨縣一中的教室。知道知道，父親的心裡全知道，兒子是村里第一個考上縣重點中學的孩子，父親還知道進這個學校的孩子十有八九將來能上大學。可是孩子，你都看到了，咱家就這個樣！你不聽這？你還想唸書去？唉，是啊，窮人家的孩子能有這樣的機會難得呀。父親從石板上坐起，看了一眼兒子，背著雙手朝小鎮上走去。晚上回來，父親把兩張一大一小的票子交給兒子：這150元是從信用社貸來的，明兒你去縣中報到吧！
第二天，兒子出發了，帶著異常沉重的步履，沿茅畈河輕輕走動，他怕走得太急會撞痛父親的心……可是僅一個月後，兒子又邁著沉重的步子回到了茅畈河：150元錢交完各種費用後所剩無幾，隨身帶的一壇醃菜也很快吃完了，宗友覺得自己的路走到了盡頭。
這次是他自己決定的：輟學。永遠地與學校告別。
令張宗友沒有想到的是學校和縣“希望工程”辦公室得知後，及時把他重新接回學校，並告訴他以後每學期到縣“希望工程”辦公室領取60元的特別救助。那時“希望工程”還不像現在如此深入人心，張宗友有些不敢相信這事，後來他發現真的有人每學期那麼做。他因此成了中國億萬苦孩子中的幸運兒。
僅僅60元錢，但對一個山里娃來說，已經是可以改變他一生的寶貴財富！ 1992年夏，最早得到“希望工程”資助的張宗友，接到安徽阜陽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入學通知書，成了在全國“希望工程”救助下考上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在之後的四年裡，張宗友破例繼續得到“希望工程”的資助，並且每學期可以領到400元的資助款。為此，張宗友感覺遠方的父親的腰桿稍稍直了，而他本人則肩負了更重的擔子，那就是他必須拿出最優異的成績與出眾的品行來報答社會。他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在大學的四年裡，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1995年又光榮入了黨。 1996年畢業之際，張宗友面臨參加工作和考研的兩種選擇。前者自然會對減輕家庭負擔非常有益，但張宗友深知：我的身後有一支長長的貧困生隊伍，如果我考上了研究生，無疑對那些受過“希望工程”救助的弟妹們是一種鼓勵與促進。於是他選擇了考研究生，並又一次將命運握在了自己手中……
張宗友的到來，使本來就已經熱鬧的南大校園更加不平靜。特別是那些仍在與貧困奮爭中的大學生們，他們不約而同地來找張宗友討教戰勝困難的經驗與意志。張宗友呢，也樂意同眾多新謀面的師弟、師妹們侃侃而談。一時間，他的那句“貧窮不能抹殺我們對知識的渴求，我心中永遠燃起希望之聖火”的話，成了南大校園的名言。
說張宗友是千千萬萬苦孩子中最幸運的一個，這話沒錯。他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幸運，有他努力勤奮的一面，再有便是“希望工程”的功勞。據中國青少年基金會介紹，自“希望工程”開始至今日，共收到各種捐款多達十幾億元，全國建立“希望學校”4000多所，受助學生有170多萬人。毫不誇張，在中國曾經有過的愛心活動中，“希望工程”是最成功的，它的規模、它的影響力、它的運營機制、它的深入人心度、它所維繫的時間之長，都堪稱全國第一。 “希望工程”，是我們新時期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雷鋒精神的最偉大的體現。
在中國20世紀末的最後10年裡，我們的國家有一項特別重大的任務，那便是自1994年至2000年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在這個綱領性文件裡的第一句話如此寫道：“社會主義要消滅貧困。”文件裡的第二句話是：“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全社會力量，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目前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是共和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沉重的負擔，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本世紀末最艱鉅的任務。
“到2000年，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個多世紀，經過了兩代人的奮鬥，如果仍有幾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生活在貧困之中，怎麼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這些身負重任的共產黨人，一想起這個問題就會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共和國總理對此思慮忡忡。
“到本世紀末，我們解決了8000萬人口的溫飽問題，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生存權這個最大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從此就徹底解決了。這不僅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一個壯舉！”黨的總書記如此說。
從1994年到今天，國家的扶貧攻堅計劃已經走過了四年多。四年多里我們又已經脫貧了多少呢？ 2000萬？還是4000萬？是真的全部脫貧了，還是昨天摘了貧困帽明天更貧困呢？有官方的消息說，至1997年底，各地已有近6000萬人口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 “初步”是個什麼概念？ “初步”實際便是個可算也可不算的概念。據國務院扶貧開發辦副主任高鴻賓在第一線考察後估計，目前一些邊遠地區的“返貧率”為10％至20％左右。在甘肅，曾有一年統計貧困率下降到45.7％，豈料這年一場自然災害就又把貧困率反彈至56％。如此預測，中國目前到底還有多少貧困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看來絕不是一個小數。再看一看今年南北大水災的災情，受災人口達2.1億……
中國廣大地區的貧困依舊，這是不容置疑的。
再看一看中國的貧困是個什麼概念。這裡有段關於朱鎔基同志在1995年11月17日考察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時的報導：
……群山環繞，車子在彎彎曲曲的公路上盤旋了兩個多小時，才到了七百弄鄉牙外屯。
半山坡一間半截茅草搭起來的破房子，住著村民藍桂忠五口之家。朱鎔基走進昏暗的屋裡，打開衣箱，沒見到像樣的衣服。看看谷桶，只剩下小半桶玉米麵。五口人有一床舊棉被、一頂蚊帳。
朱鎔基問藍桂忠：“承包幾畝地？”
“兩畝一分山地。”
“糧食夠吃嗎？”
藍桂忠搖搖頭：“今年玉米和木薯加起來，一共才收了400公斤。每年一般要缺四五個月的口糧。”
朱鎔基心情沉重地又走進另一戶三個孤兒的家。
四面透風、空空蕩蕩的茅草屋裡，擺著幾隻盛雨水用的瓦盆、木桶。山上吃水困難，這些雨水只夠吃兩個來月。
十幾年前，三個孤兒的父母先後去世。這些年來，他們的生活一直靠民政部門救濟。由於長期得不到溫飽，三個孤兒如今已是二十好幾了，卻長得又小又瘦。
初冬，山風硬得透心寒。老二隻穿著件薄薄的單衣，還敞開著懷。朱鎔基伸手要幫他把釦子系上，才發現整件衣服竟然沒一個釦子。
淚水盈滿了朱鎔基的眼睛，他憐愛地把三個孤兒摟了過來……
這僅僅是總理所看到的情景，至於百姓自己的眼裡那就更淒愴了。
回過頭我們看看中國的這些貧困對教育事業造成的影響吧。雖然我們已經有“希望工程”等等措施，然而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上學問題仍是個極其艱難的事。據說每年仍有1000萬左右的孩子在校門口徘徊。這就是說像張宗友這樣的幸運兒僅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 1998年春，新華社一記者在湖北恩施地區採訪，他走訪的一個村子上，本來上學的有110名學生，可新學年開學時到學校報到的僅為30多人，老師們分頭動員了好幾天，大部分學生還是因為家庭困難交不起學費而面臨停學。這個村有史以來還沒有人上過大學，高中生也寥寥無幾。
貧困地區的孩子，與當年的張宗友情況基本差不多，但是能像張宗友走出山村上了大學的，更是百里挑一，千里僅一，甚至萬里獨一。據中國青基會介紹，挽救這樣的一位失學孩子1993年時為30元，後來由於通貨膨脹因素，1995年為40元，1996年為60元，現在約為80元。
因為缺少幾十元錢，中國的上千萬孩子上不了學。
那麼，那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幾百人、幾千人甚至上萬貧困孩子中脫穎而出，考上了大學的孩子們，現在他們又面臨的是什麼呢？
他們面臨的不再是60元、80元，也不是100元、200元，而是2000元、4000元甚至更多的每年的高額費用！
目前教育部門提供的數字表明，實行並軌制以後的高校，平均每個學生一年需要個人承擔的學費、學雜費和生活費將在4000元至6000元左右。到2000年，每個大學生每年個人承擔的各種費用將為10000元左右。
這就是中國高校中約佔1／5的總數為100萬的貧困大學生們所面臨的現實。張宗友成為慶幸地走過這個大山的一位，但他身後剩下的99個貧困生們又能不能走過呢？
他們是潰退還是前進，這便是中國大學所面臨的世紀末大挑戰。
本來就已經連溫飽都難以解決的家庭，幾乎是不可能擔當起這麼一大筆錢。那麼無援的他們靠什麼來上完大學？即使他們留在了大學，但心頭又時刻承受的是什麼呢？
1997年3月4日，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在黑龍江某大學發生了：
大學四年級學生曲銘悄然從學校圖書館五樓墜下，等到人們發現時，他的頭已經深插在早春潮濕的泥土裡，同學們永遠無法將他喚醒……
曲銘是個貧困生，但他學習優秀，是“三好學生”，幾度得過獎學金。可他在僅有三個多月後便能完成學業時，卻選擇了與這個世界永別之路。為什麼？這是為什麼？
後來老師和同學們從他寫得十分簡單的遺書中找到了答案：“這些年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今生今世無以回報，只有等來世……”
在遺書中，曲銘特意提到了兩件事：一件是他在上學期向班上一位同學借了400元生活費沒如期還上，致使那位也是貧困生的同學沒能如期交上學費；第二件事是有關一張向他捐助過的人名名單。
師生們反映，曲銘平時很開朗，不屬於那種心理有明顯憂鬱症的一類。至於他的貧困早已眾所周知，大家還一直在幫助他。剛入學一個月，學校根據他的情況便將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單之中。一開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掃衛生、整理資料、治安巡邏等勤工儉學機會，並是全系4名有固定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師說，就在他自殺之前，學校先後給他安排工作有17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補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學們說，曲銘仍對每年3100元的學費憂心忡忡，特別是在接受別人的幫助後這種憂心不僅沒減少，常常反而加重了。 1995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學費時，同學們主動發起募捐活動。為了不傷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進行的。等到大家把2935.5元的錢交到他手上時，曲銘好一陣激動，可他一再表示謝絕。直到同學們同意按記名的方式捐款並把名單留在他手上時，曲銘才接受。
這樣一位同學突然自殺，校園內的衝擊波可想而知。其實曲銘之死原因並不復雜，他在告別人間的前幾日曾對一位同學表述過自己的內心世界。他說因為自己上大學，妹妹不得不輟學，連結婚都沒結成；在學校，他又成了老讓同學們捐款的包袱……
曲銘死於他在接受別人的幫助時內心太重的負疚感。
貧困是一種直感的痛苦。接受社會和別人的幫助是一種具有負擔的痛苦。
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負擔的痛苦，這便是貧困大學生與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貧困兒童，及其他如貧困母親、貧困殘疾人的不同之處、複雜之處、嚴重之處。
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個失學兒童。但你卻常常難用5000元或1萬元拯救一個貧困大學生。
東北林業大學學生李靜明說：“我讀第一年大學時就靠吃饅頭、鹹菜過來的，是很苦，是很難。天天開飯時，我總最後一個到食堂，悄悄買點東西就走了。但那時我心裡還是踏實的。後來呢，學校和同學都知道了我貧困，於是就都來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後總覺得走到哪兒別人都在背後指著我議論說：他就是貧困生，我也給過他捐助！我反而覺得不如自己過去吃饅頭、鹹菜香。”
中國農業大學女學生李穎說：“開始有人給我們資助，讓我們介紹自己的貧困情況還挺覺得是那麼回事的。後來一次又一次後就感覺自己像是動物園的猩猩給人家展覽一樣，那種心理感覺特不好。現在我就不大願意接受別人的捐助，寧可自己苦一點，倒也落個心裡清靜。”
這就是貧困大學生的心態。這就是一個完全特殊的貧困群體。
中國大學“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為之艱鉅，因而更迫切。否則走過來的真可能就是張宗友一個，而潰退的也許是九十九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