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千世界，草木繁茂，但到底是否有種“彎彎樹”，我沒有進行考證。小時候在農村時見過荒墳上常有那種長得很奇特的樹木，它們一般都為丈把高，幹枝細彎，皮表粗裂。當然也有個別長得參天筆直、葉茂蔥鬱的。老百姓有種說法，凡是墳頭長著這種無論是筆直的參天大樹，還是只有丈把高的細彎幹樹，其後代子孫都能千秋萬代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由於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有這種說法，所以在死者的墳頭栽棵樹木，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出殯內容。這也是有很多講法的，如果死者在世時鞠躬盡瘁，那他的後代便能金榜題名、飛黃騰達，其墳頭也能長出根深葉茂的“彎彎樹”，反之則休想長出什麼“彎彎樹”，只能長些荒草。
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已有幾千年，那種“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意識從來就沒有斷過。至於望子成龍，盼女成鳳，期望子孫後代出人頭地的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講，當代人比歷朝歷代的祖先還要看重得多。現在比過去條件好了，不管窮人富人，男兒女娃，在讀書問題上是平等的。而時代的發展，使國家和人民越來越看重“科教革命”。具有傳統重教美德的中國人，自大學門向自己開放之後，年年歲歲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高考的日子裡，如潮的家長們那焦慮地等待在考場門前的動人場景，也可以從每個週末與星期天裡見到父母馱著兒女去補課的匆匆行踪。 1998年7月的7、8、9三日，我天天在上下班時可以看到北京四中校門前那一幕幕你想像得到和你想像不到的場面：有的家長背著氧氣袋，在烈烈炎日下的校門外一整天一整天地在等候；百米之外的某三星級賓館突然人滿為患，入住的竟都是本市高考學生與家長……有位家長告訴我，在這個時候，如果需要家長們為子女能考上大學而去赴湯蹈火、傾家蕩產，他說所有的家長都將毫不猶豫。
我聽後心頭感到強烈震撼。難道不是嗎？所有兒女都是父輩的希望所在。當人類進化至20世紀末的今天，這一“定律”仍顛撲不破。尤其是獨生子女佔絕對多數的中國城市居民中，父母們為了能讓兒女們上大學而不惜一切代價的現象，越顯突出。在中國廣大農村，上大學則更是“跳出農門進龍門”的惟一的也是最佳的道路。尤其隨著高科技越來越強大的衝擊，社會職業的知識化程度越來越高，“今天不上大學，明天就沒有飯碗”的現實已經殘酷地擺在了人們的眼前。我們無疑地相信一個事實：每一位大學生的成長路上，他們的父母與家庭是這個學生最堅固的脊樑與後盾。而那些經濟條件本來就困難的貧困家庭的父母們，他們為了保證自己的子女能躍進“龍門”和完成學業所付出的代價，更令天公動顏、地母拂淚……
在渭北黃土高原上的一個偏僻山村，有個駝背的農婦，叫楊秀茹，今年53歲，她和同為農民的丈夫倆人在一座窯洞內帶大了四個兒女。後來丈夫病逝了，楊秀茹一個人靠種地、賣雞蛋和挖藥硬是讓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全都考上了大學。兒女上大學後，她又以自己那副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四個大學生兒女的全部學費與生活費。楊秀茹的兒女實在不忍心看著自己母親那越來越下駝的後背和顫巍巍的雙腳，便一次又一次想轍“逃學”與退學。七年前，楊秀茹剛剛借錢處理完丈夫的喪事，二女兒曉莉從咸陽師專聞訊急回。一到家，曉莉直奔父親墳頭，母女倆抱頭哭成一團。入夜，少了父親的窯洞平添了幾分冷森。女兒突然一板一眼地說：“媽，我不想上大學了，回來幫你種地還債，供弟弟和妹妹上學。”母親一愣，隨後便“噌”地站起身來，說：“家裡的事就是天塌下來，你甭管，明兒就給我回學校去！”“我就不。”女兒第一次強硬地違抗道。 “你敢！”母親火了。第二天，她趁曉莉不注意時，“哐當——”一聲把她反鎖在裡面。 “娃呀，你好好在裡頭想，啥時候想通了媽就給你開門。”曉莉知道犟不過母親，只好在第三天背起行李，一路抹淚地回到了學校。此事剛過兩三個月，楊秀茹因過度疲勞，在搶打夏麥時連人帶車從坡上翻進了幾米深的山窪裡，被好心人搶救起來送到醫院頭部縫了57針。從昏迷中醒來的楊秀茹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別給我用貴藥”。那時正值三女兒亞梅上高三，女兒看到母親傷成這個樣，發誓再不上學，不聲不響地跑到地里幹活。母親出院後，見此情景，便拖著虛弱的身子骨把亞梅叫到身邊：“孩子，你是不是心疼媽？如果你真心疼，那就去上學。媽要看你能像大姐二姐一樣進大學，啊，聽媽的話，快去上學，過幾天就要高考了。”亞梅就是不搭腔，就是不回學校。母親急了，她又一次使出“關禁閉”的手段，趁三女兒不備時又將其鎖在裡頭。她知道三女兒脾氣倔，便一連三天不給她送飯。第三天晚上，亞梅終於頂不住了，只好流著淚向母親屈服。然而學習成績一直不錯的亞梅在過後的高考中竟以30分之差與大學失之交臂。 “媽，這回你該放心讓我跟你一起下地了吧？”亞梅絲毫沒有因失利而不悅，相反顯得異常得意地對母親這樣說。母親呢，只覺得內心很內疚，認為是由於自己的傷病影響了女兒的考試成績，於是等新學年一開始，她便走出窯洞，連連找了好幾個學校，總算把亞梅送進了一個高中班复讀。但在次年預考時，亞梅再次落第。母親這回算是明白了怎麼回事，她把亞梅叫上，然後帶她到了已是長滿荒草的父親墳頭：“梅梅，你今天當著你爸的墳頭給我說說清楚，你這樣成心不好好高考，到底對得起誰？你說！”亞梅望著母親悲戚而蒼涼的臉龐，終於不忍心地跪在母親面前，哭訴道：“媽，家裡這麼窮，就你一個乾活，我們姐弟四個如果都去上大學，萬一把你累出個啥好歹，我們做兒女的對不起老天啊！媽，我求求你，別讓我再上大學了……”這回輪到母親心疼了，她蹲下身子，一把摟過女兒，愛撫地為亞梅一邊擦著眼淚，一邊語重心長地說：“孩子，你咋不明這理：媽再苦，可要能看到你們一個比一個出息，我心裡比啥都甜。你知道嗎？如果你不用心，沒出息，媽可是一輩子心疼，你該明白這理吧？”亞梅一聽，頓時伏在母親的懷里大哭起來。末後，她仰起臉向媽保證道：“媽你放心，我一定考上大學！”“這就對了。”母親摟緊女兒，臉上充滿了幸福。 1994年，三女兒亞梅一舉考上了漢中師範學院。同年，最小的兒子趙軍也考上了省重點高中，三年後的1997年，趙軍又以優異的成績被中國科技大學錄取，轟動了貧窮的偏僻小山村，當然最高興的莫過於母親楊秀茹。儘管楊秀茹現在仍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而且身體也顯得過早地蒼老，但每每想到兒女們個個如此出息，她終於可以在丈夫的墳頭欣慰地說一句：“孩子他爸，我心頭比過去踏實多了，你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母親總是最偉大的，在貧困生的龐大家庭群體中，像楊秀茹這樣以其瘦弱的軀體和浩瀚的母愛，編織與恩澤著一群兒女們的大學生母親，並非少數。在北國遼寧的阜新蒙古自治縣紅帽子鄉兩家村子，有個同為母親的農婦，在過去十二年間，在極其艱難的困苦條件下，竟靠養雞賣蛋的雙手，將六個兒女全部送進了大學。這六個兒女分別是：
長子魏廣平考入北京大學電子計算機系，現在美國密執安大學攻讀博士；
次子魏廣利考入北京工業學院光學系；
長女魏秀玲考入東北大學自控系；
二女魏秀霞考入阜新師範專科學校；
三女魏秀雲考入遼寧銀行學校；
小女魏秀娥考入遼寧中醫學院。
魏家六兄妹的母親叫侯俊榮，現年62歲，但是從她那張佈滿皺紋的臉上，以及佝僂的身影，你幾乎找不到這個年齡的婦人們應有的任何風韻。除了蒼老，便是一種殘燭的感覺。然而又有哪一個風韻猶存的同齡婦人可以像她那樣分享如此多的幸福與寬慰？沒有。這一切，只屬於侯俊榮一個人。
侯俊榮跟渭北的楊秀茹一樣，都是山村農婦加文盲，她們自然都不比城市那些有高等學歷、有豐厚經濟條件的貴夫人有什麼高明之處，然而她們在培養自己的子女方面卻有獨到之處，那就是無法用價值觀衡量的精神力量。
魏家的兄妹六人不屬於“計劃生育”的超標範圍，因為母親侯氏生他們的時候還沒有到全黨大抓人口生育的年代。但如此多的子女畢竟是個沉重的負擔，而孩子們的母親侯俊榮，字不認幾個，理懂得卻不少。大兒子頭一個上大學，當母親的侯俊榮格外看重，她說不出啥大道理，但知道“頭羊”的作用。所以為了解決大兒子廣平上大學的費用，那時沒有家庭副業的侯俊榮就靠打草換錢。 1斤乾草可以賣3分錢，10斤鮮草只能曬1斤乾草。廣平上北京到學校報到時拿了家裡給的150元錢，這正是母親打的5000斤草換來的。另一件東西廣平現在即使在美國讀博士仍一直留在身邊，那就是母親用144塊邊角布親手一針針縫成的那床褥子。大兒子上北大時還沒有趕上“並軌”，學校收費沒那麼多。但後來幾個孩子上學時就不同了，除了學校要收取的不同費用外，娃兒的生活費也逐年隨著物價的猛漲而直往上躥，侯俊榮真的感到了沉重壓力，有時手頭好不容易剛積攢三五十元錢，大娃兒小娃兒一分就見不著啥數。大女兒秀玲印象最深刻，她在上大學時就遇到了家裡一分錢也拿不出的窘境。母親侯俊榮頭一回急壞了，因為前天她剛剛從信用社貸的錢才給了秀玲的幾個弟妹交學費了，這會兒哪有人再藉錢給她嘛！秀玲默默地含淚看著快急瘋了的母親滿頭大汗在屋裡翻箱倒櫃，可還是沒找到一樣值錢的東西。 “這可咋辦？這可咋……”母親一邊淒愴地將自己的頭往土牆上撞，一邊嘴裡絕望地念叨著。突然，秀玲聽母親哈哈大笑起來：“有錢了！這回有錢了！”母親說完這話，就拼命用雙手猛摳那面土牆……秀玲嚇壞了，以為母親瘋了，便帶著哭腔撲過去攔住她：“媽，你別這樣，我不上大學了好不好！我不上了……”不想母親臉色一沉，說：“誰准你不上大學呀？啊，你這死丫頭，說呀！”秀玲只好說：“咱家沒錢就別……”母親不等女兒說完，就像變戲法似的從土牆裡取出一大包東西：“這不是錢嘛！死丫頭，你點點！”這回驚呆的是秀玲，可不是一大包錢嘛！但她馬上發現：“媽，這錢早沒用了！”“啥？這可是我跟你爸結婚時我悄悄藏的呀，怎麼會沒用？”這一夜，娘兒倆一驚一乍的沒少勞神，不過有一點還是讓她們很開心，那就是第二天她們把這些建國初期的錢幣拿到銀行還真兌換了一筆現款，這使上大學的秀玲解了一難。兒女們還在一個接一個地上大學，可土牆裡不可能再出現“奇蹟”了。打年輕時就手腳麻利的侯俊榮思忖著老靠地裡的幾畝莊稼和自己零打碎敲也出不了大錢，得想點法子“致富”才行嘛！做生意是不成的，那是大老爺們儿幹的；打草吧，錢來得太少，累死累活，也就百八十塊，救不了大急。養雞吧，聽說有人養雞能當“萬元戶”、“十萬元戶”哩，對，咱也試試。於是，沒有文化的侯俊榮選擇了認為最適合她的副業——養雞。頭一年，她養了80只，純收入150元；第二年養了100只，收入728元。有了前兩年的經驗，侯俊榮開始大干起來，第三年一下養至2000只，第四年增至3000只……侯俊榮樂了，她成了遠近聞名的“養雞大戶”，更重要的是，她靠雞生下的蛋換來了可供兒女們上大學的鈔票！就這樣，侯俊榮這位目不識丁的農婦，前後十二年間成功地將全家六個兒女全部送進了大學，並讓他們一個個順利地完成了學業。值得一提的是，侯俊榮不僅依靠自己那對長滿老繭的雙手使兒女們圓了大學夢，而且她難能可貴地用自己一針一線為每一位上大學的兒女，都縫了一床同用144塊布角拼成的褥子，她以這獨特的方式告誡兒女們：啥時候都不要忘了自己曾經是個苦孩子。
我下面要講一位下崗女工為了上大學的兒子付出心血的艱辛經歷。
她叫陳秀鳳，兒子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陳秀鳳原來是哈爾濱恆豐紙箱廠工人，1995年下崗，那時她才40歲，按廠裡規定，只有35歲以下的人仍留在廠裡，她陳秀鳳是“老齡”，廠裡發了200塊錢就把她和一大群姐妹兄弟打發回了家。開始陳秀鳳還覺得下崗就下崗，正好兒子快要考大學了，丈夫為了還掉過去借的幾萬元債而日夜在外面開出租車，自己離崗回去撐個安寧的家也不算是件太過不去的事。可就在這個時候家裡出了大難：1996年大年初三，出車的丈夫被一群搶車的歹徒把車子搶跑後又殘忍地焚屍並拋至在幾百里外的荒野……
一個完完整整的家庭，一下遇到如此打擊，失去工作和失去丈夫的陳秀鳳面臨丈夫留下的一大筆債務和一個正要考大學的兒子，而她自己也正處在沒有任何生活來源的淒涼之時。沉浸在極端痛楚之中的陳秀鳳度過了渾渾噩噩的無數個黑夜白晝，那顆慘遭重創的心靈無人能安撫。
“媽，高中畢業後，我不准備考大學了……”一天，兒子輕聲地對母親說。
陳秀鳳彷彿一下清醒起來：“為什麼？你怎麼能不上大學？”
“我已經17歲了，我要自己養活自己，不能再讓您辛苦了！”
在陳秀鳳的眼裡，兒子像是一夜間長大的。那一日，連遭打擊的她，有一種對兒子的特別感激，因為是兒子的話使她重新揚起了生活之帆。陳秀鳳覺得自己該到振奮起來的時候了。她一面堅決制止兒子的打算，一面開始尋求自己的謀生之路。
陳秀鳳來到勞務市場，經過一番周折終於被一家餐館聘用當洗碗工，月工資400元。她覺得這已經很滿足了，加上原來廠子裡給的200元，母子倆有600元錢便可以緊巴過日子了。後來，餐館裡有位專門負責拎臟泔水桶的男打工仔嫌活又累又髒而溜了，陳秀鳳找到老闆說由她包下這臟活。老闆正愁沒人幹這份差事呢，於是答應每月多給陳秀鳳150元。為了這550元錢，陳秀鳳每天就像是在拼命。
這年，兒子在她的勉勵下終於考上了北航。可沒等陳秀鳳送走兒子緩口氣，丈夫欠下的3萬元債務的債主找上門來了。 “已經過半年了。這是說好的事——還不了，房子就歸我。等你什麼時候有錢了，可以贖還嘛。”債主早已不耐煩了，就這麼一揮手，便使陳秀鳳惟一的棲身之地也失去了……那一夜，陳秀鳳想往河裡一跳就萬事了結，但她放心不下剛進大學門的兒子。
為了兒子她必須活下來。為了兒子的四年學業，必須活得好好的。
城裡的房子是租不起的，陳秀鳳只得到郊區的一個農民家與房東合住了一間房，一切都為了省幾個錢。而所有這一切遠在京城讀大學的兒子並不知道，母親在被趕出自家門時，惟一求到的是讓債主幫她接一下兒子的來信，這樣她可以留下原來的地址而不被在外的兒子知道已經發生的變故。
剛剛有了棲身之處的她為了能每月按時給兒子寄生活費，馬上又開始了尋找工作，以前那餐館由於她換了郊區的住處就無法再上班，陳秀鳳便在城鄉接合部的一家浴池謀到了一份搓背的活。剛到浴池上班時，面對顧客那高傲、鄙視和挑剔的目光，陳秀鳳真想甩手走人，但最後還是強打著笑臉留了下來。那時的她已經顧不了自己的臉面和自尊了，她惟一想到的是自己有份工作，而兒子能把大學上好這是她全部的精神寄託與力量支柱。
第一個月發工資，她給兒子寄去了300元，並特意寫信說她在一家商場站櫃檯，工作還算不累，待遇也挺好什麼的說了一大堆，意在讓兒子花她的錢少心疼些。但即便陳秀鳳編織的如此“好境”也不長久，她幹活的那個浴池因有人舉報說是從事色情被查封了。
陳秀鳳第三次失業了。
這可怎麼是好？那些日子裡，陳秀鳳急得天天出外尋找工作，可偏偏哈爾濱市的下崗人員一撥比一撥多，好像這個世界就不再有她可以謀生的飯碗了。一日，陳秀鳳在市裡不知跑了多少家勞務市場，累得她實在支撐不住了，她不得不在馬路邊上撿了張舊報紙墊著坐下歇歇。望著車水馬龍的鬧市，陳秀鳳無奈地低下痛苦與自卑的頭顱……
嗯，這是什麼？ “一浙江修鞋匠靠在城市裡幾年修鞋掙得的錢，在家鄉蓋起一座樓房，並使全家走上了小康。”陳秀鳳看著看著，忍不住拿起報紙讀了起來。對呀，人家鄉下人跑到城裡修鞋還發了財，咋我們城里人就不能也當一回修鞋匠，也發它一回財呢？陳秀鳳的這一發現不亞於當年牛頓發現蘋果落地的“牛頓定律”，她頓時眼前一亮，拾起舊報紙大步融入急急趕潮的人流。
陳秀鳳儘管什麼苦都吃過，她覺得自己若在人後乾再臟再累再低下的活兒都不在乎，可頭一回擺攤時，面對那麼多行人看著自己，特別是偶爾還碰到幾個熟人時，她真的有些抬不起頭。更主要的是，由於起初並不熟悉修鞋技術，一向麻利的她對自己在眾人面前表現出的那笨手笨腳的活計羞死了。第一天，拿錘子的右手酸得直不起，而被錘子砸了不知多少下的左手則早已皮開肉綻……
日子長了，有一天一起在街上擺攤的一位小師傅向她建議，如果想多掙點活，就得到人多的地方比如大學門口什麼的，那兒人多，大學生們好動，又遠離家人。陳秀鳳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兒子，對呀，大學生的鞋襪是破得最多的，何不上校門口去呢！陳秀鳳說搬就搬，到校門口一擺攤生意真紅火，特別是下課時和周末節假日里，學生們成群結隊地圍起來要求修鞋補襪的。看著這些遠離父母的孩子們，陳秀鳳呢，像是見了自己的兒子，既心疼又喜愛：“你們只管拿來，有錢的給多少算多少，沒錢的算阿姨做了人情……”沒想陳秀鳳的實心實意，更使大學生都喜歡來找她。積少成多，小生意的收入也還可以，陳秀鳳除去自己的必要生活費外，每月給兒子寄的300元錢又有著落了。
陳秀鳳從此與大學結下了好緣。許多與她一樣的下崗或做其他小買賣的人也曾在大學門口設攤做活，但最後留下的並不多，惟獨陳秀鳳一干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大學門。他們不理解陳秀鳳為什麼能在同樣的地段、同樣的生意上卻做出與眾不同的結果？其實那不同點正是因為在陳秀鳳的眼裡，那些大學生們就好比是她自己的兒女，也正是她發自內心的那份愛，才使得學生們都喜歡上了這個熱情服務的“陳阿姨”。
“陳阿姨”後來成了“陳老闆”。
新年開學，陳秀鳳發現她原來擺攤的那個大學的學生們也搞起了修鞋一類的勤工儉學活動。她知道參加這一活動的都是些跟她兒子一樣的貧困生，所以主動地放棄了自己的攤位。不過她並沒有離開校門，經歷了放假和開學的兩個高潮，陳秀鳳發現學生們買箱用包特多，尤其是一些外地學生，放假、開學時，身上少的也有那麼一兩個箱包。這可是個好市場呀！如果在學校附近開設一家專門從正規渠道進貨的箱包店，價格和款式上又能與年輕人合拍，生意一定不錯。這時的陳秀鳳已經有了不少經商意識，她拼湊了2000元錢，從十幾里外的一個箱包市場批進了十幾個包，第一天就在校門口賣掉了六個，第二天又跑到另幾所大學門口，不想手中的貨全都脫銷了，雖然她出手的價格比商店裡的要便宜，但畢竟還是賺了不小一筆。
就這樣，陳秀鳳批一回賣一回，學生們也知道“修鞋陳阿姨”變成了“賣包陳阿姨”，批發商們也慢慢把她看成“大戶”客客氣氣待她。一日，陳秀鳳又一次來到箱包市場，一位浙江溫州的箱包廠經銷科長把她叫住了：“大阿姐，我們看你做生意蠻好，想請你當我們'金龍箱包廠'的業務總代理，在哈爾濱開個箱包行。你願不願意？”
“我？我給你們開箱包行？先生你沒搞錯吧，我可只是個下崗後擺小攤的呀！”陳秀鳳吃驚不小。
那溫州人笑了，說大姐你再看看這個包怎麼樣？
“這、這不是我前陣子給一個老闆瞎比畫的包樣嗎？”陳秀鳳做夢也沒想到，她半個來月前試著讓人問問有沒有她想像中的那種款式的一個包樣，現在竟成批地放在了她面前。
“沒錯，這正是你設計的。我們只是在用料和裝飾上稍稍改了一下，看看，這款式我們剛上市就有不少人訂貨！”溫州人說得有鼻子有眼，但絕不是假話，“我們這個箱包行，實際上你是設計者加經銷商，我們是生產廠家，利潤嘛按營業額分成，你看怎麼樣？”
還有什麼說的，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你不吃也是白不吃！
不久，陳秀鳳的“金龍”箱包行正式開業，她還特意雇了三個同為下崗工人的女店員，自任總經理。箱包行開業之後，生意果真像溫州人預測得那樣好。此時的陳秀鳳，被這意外的收穫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
1997年春節，陳秀鳳怀揣3萬元巨款，懷著不同尋常的心情，敲開了那位佔她房子的債主的大門。
“錢一分不少地還給你，你必須馬上將我家的房子騰出來！”陳秀鳳強忍著不讓淚水從自己的眼眶裡流出。幾天后，當她以主人的身份再次回到失而復得的房內時，久溢在眼眶內的淚水奪眶而出……
又過了幾天，兒子從北京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當他看到母親一臉紅光，和那被母親裝飾一新的房間時，高興得直摟著母親連聲說道：“媽，我走這麼長時間後你反倒年輕了許多……真的，媽！”
陳秀鳳聽後，只是沖兒子笑，就是說不出一句話。她的心裡有太多的淚在流淌，而所有這些在外讀書的兒子則一點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後來女記者於秀文在《遭遇下崗》的文章中寫下陳秀鳳上面這段非同一般的經歷，她的兒子和我們所有人可能永遠不知道曾經有這樣一位母親為了上大學的兒子所付出的這一切。
天下的愛，莫過於母親的愛。天下的情，莫過於父親的情。
在北京市郊的一個建築工地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學生帶我來見他傷重的父親。那是一片繁忙異常的現代化新區建設工地，但這位大學生的父親卻並不在這個地方，而是在附近一個條件極差的小水泥攪拌場。我們穿過幾個大水坑之後，又貓著腰才走進一個又矮又潮濕的草棚。
“就在這兒。”學生說完，自個兒先進了草棚，看樣子他是這兒的常客。
我進去見到了他的父親。學生的父親大概並不知道我為什麼而來，以為是他兒子的老師來了，便趕忙從那張用兩塊斷了半截的水泥板拼成的“床”上支撐起身子，可後來還是非常吃力地躺下了。 “老師對不起啊，我的腳……”他十分歉意地從臟兮兮的被窩裡露出一條綁著紗布的腿。
“別別，你歇著歇著。”我趕緊示意，然後問，“怎麼傷的？嚴重嗎？”
“是樓板砸的。沒事……”學生的父親強作輕鬆地想在我面前晃動一下那條傷腿，結果“哎喲哎喲”地連叫起來。
“怎麼回事？”
不想我的這一問，那學生站在一旁就哭：“他……都快化膿了，還說沒事。嗚嗚……”
“這孩子，你哭什麼！”父親瞪了兒子一眼，又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毛病，我們鄉下人不當回事，隔幾天我就可上工地了……”
兒子突然衝著父親嚎起來：“還去啥？要不是你上個星期去幹活，也不會又把腿折斷嘛！”
“這孩子！”
我看父子倆有些較勁，便趕忙打岔：“這位大哥你能給我說說在北京做工的事嗎？”
“唉，不就是為了孩子上學嘛！”父親一聲長嘆之後，便是長久的沉默……
“說來話長呀……”等兒子出門打水走後，這位學生的父親便跟我聊了起來，令我沒想到的是，這位與我們同在一個城市裡生活了三年的安徽漢子，竟為了兒子的學業幾闖京城，歷盡滄桑，且險些喪失生命。下面是他的話：
……說起來我家還不算鄉下，不過也不算城裡，是典型的南方小鎮。我孩子的爺爺輩在解放前做小買賣，後來辦了個小作坊，結果一解放被劃了個小資本家。這好，打那時起，我們家祖墳上的那棵彎彎樹就被人連根拔起並拋到荒野……其實我這個解放後才出生的“資本家狗崽子”，打生下後就沒有見過家裡有什麼“資本”值得我能在外面炫耀的，倒是因為父親頭上的那頂帽子使我只上了初中就輟學了，之後是我被趕到公社的一個最偏遠的農場落戶。直到1980年所有的“狗崽子們”都開始恢復人的尊嚴時，我才重新獲得了城鎮居民的資格。但這有什麼用？那時我既沒有文化可以去攻讀大學，也錯過了當學徒工的年齡，二十七八歲的我成了一個誰也不要的“無業遊民”。後來就在一家鄉辦小廠當看門的。那時我雖然政治上“翻身”了，但人們卻已經開始更多關心物質、關心致富了。我呢，一個看大門的，既無技術又無文憑，加上幾十年的“造反”早把我家的“資本”給徹徹底底地刨光了。我年紀又屬高齡，經人介紹與一位農村姑娘結了婚——是一位真正的貧下中農。她不僅出身好，而且她的家一直窮到現在。不管怎麼說，我們還是有了個傳宗接代的兒子，且我心裡踏實的是，我的兒子至少有一半血統是革命的進步家庭的。有了孩子後，我才感覺自己的生命才真正開始。可是孩子他媽身體本來就弱，生孩子後又落了病，等第二個孩子會走路時，她就癱在床上不能動了。從那時起我一個人得管全家四張嘴，日子怎麼過來的連我自己現在都說不清，反正這個世上啥樣的苦活累活沒有我沒幹過的。命裡註定的，有啥法子？但我知道有一點不能耽誤，那就是孩子上學的事。我這輩子是沒戲了，拿你們城裡的話說叫“被耽誤了的一代”。我的兩個孩子都還出息，大的1995年考上了你們北京這兒的大學，小的考上了合肥一所大學。看到兒子比我有出息，我心里高興，孩子他媽也高興。可是我一個人要供兩個孩子上大學，還要管家裡一個癱在床上的病人，我知道單靠我原來在廠裡看門賺那麼三四百塊錢是不行的。所以從大兒子考到北京後，我聽說北京這兒打工能賺錢多些，於是便來了。第一年我在一個包工隊那兒乾活，一個月600塊錢，管運磚，人家管一頓飯。我就每月自己留100元，給北京的兒子300元，給合肥的兒子200元。但是好景不長，這個包工隊在一次給人家施工時出了質量毛病，被解散了。後來我又在亞運村那兒的工地找了一家施工隊，可那個包工頭心黑，說就給500元，而且不是全額發給大家，每人每月扣100元，說是怕我們半途跑了。 400元一月，我的日子就難了，大兒子那兒只能減少成200元，小兒子給150元，自己留50元生活費。 50元能夠什麼用？可這50元我也基本上全部省了下來，我知道兒子在學校有不少事，再說家裡還有個癱在床上的人也得吃呀！包工頭很黑，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雖說管飯，可那哪叫飯嘛！早晨是兩個饅頭，幾塊鹹菜，中午又是兩個饅頭，多了一盆菜。晚上跟中午差不多，最多把饅頭改成麵條。那菜從來是不見油星和肉味的，而且長年累月不變樣。包工頭不怕你不干，用他的話說，在北京想承包一個工程不容易，可兩條腿的打工仔是張一個口袋就套進十個八個。再說在他這兒乾了一陣你再走，虧的是你自己，因為你這樣走是拿不到他所扣下的一分錢。 1996年春節剛過，我突發胃病，想不干了，正好大兒子也要放寒假了，我們爺兒倆想一起回老家。可是那包工頭就是不同意，說拿錢必須等他的工程完後。我就跟他吵，沒用。我只好留下再乾，但我的胃越來越不行，一下被工友們送到醫院，住了十幾天。這時，兒子從家裡發來電報，說他娘快不行了。於是我趕緊找到包工頭要錢回家，你聽人家怎麼說？他說你拿什麼錢？你看病住院花了我兩千多塊誰付？我說我是在為你工作時累病住院的，當然你該為我付嘛！他說誰規定的？我說有《勞動法》。他說那你去找《勞動法》要。等我再想跟他理論時，他乾脆叫來一幫小流氓把我的鋪蓋往水塘里一扔，將我趕出了工地。這個時候我又接到了家裡的急電，說孩子他媽已經危在旦夕。可這個時候我身上連一張火車票錢都沒有呀！咋辦？我開始想到孩子的學校去借，後來覺得這不是給孩子丟臉嘛！所以就沒去。但幾十塊錢也不是白白在馬路上能撿得到的呀！不瞞你說，我還真一個人偷偷到五洲大酒店、康樂宮門口轉悠過，但一個下午沒見到過一個子兒，倒是別人把我當做小偷似的轟了好幾回。後來我到西單地鐵口當了兩天真正的乞丐，總算把回家的火車票錢要到了手。那天我上火車時，正是大年初一，從北京開往合肥的車上沒幾個人，服務員比平時服務態度好多了，她們不時推食品貨車過來問你要不要這個買不買那個，我呢，心裡想要可口袋裡掏不出一分錢，二十來個小時，就吃了對面座位一個下車旅客留下的半截要扔掉的香腸……可是我就這麼千里迢迢趕回家，卻沒有來得及同孩子的媽說上一句話——她在我到家的前一天夜裡已經斷氣了。
辦完孩子他媽的喪事，我又欠了一屁股債，可孩子開學又得要錢呀。有一天我看到一則報紙上說有人願出3萬塊錢換個腎，我瞞著孩子悄悄到縣醫院想跟人家商量這事。不知孩子是怎麼知道的，趕到醫院把我拖了回去。兩個兒子哭著說，爸你要是這樣做我們就不上大學了。我說那怎麼行，我跟人家換腎也是為了你們上大學，你們不能胡想，我就是苦到頭，也全是為了你們完成學業。兒子說爸你身體本來就不好，你一旦少一個腎就全完蛋了。無奈，我說那爸就听你們一回，但有一個條件：你們必須保證好好學習，爭取多拿些獎學金，我呢也爭取再謀個打工機會。孩子們答應了，就這樣我們爺仨在家裡沒等孩子媽“頭七”就分別重返北京和合肥。
我到北京後還是打工，開始聽兒子勸後想找個輕鬆點的活，但找來找去都沒成。北京這兩年外地來京打工的人太多，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又沒啥文化，只能到建築工地上乾那些最苦最累的、待遇又最低的活。這一年多里，不瞞你說，我已經挪了七八個地方。孩子現在上大學正是花錢的時候，又是買書，又是買衣服，一個月二三百塊錢當然不夠，所以我見哪兒錢多、哪兒能當月付工錢的就上那兒。你說苦不苦？當然苦。有時我覺得實在支撐不住了就上醫院看看，醫生說我的胃病該徹底治一治了，可我說不行，我要是一下不干活了，兩個孩子的學業咋辦？我現在想，至少等我再拼上那麼兩三年，讓小兒子也念完大學，到那時再說……
“那時……那時你就來不及了！”我們說到這裡，打水的兒子已經從外面回來。他一邊抹淚，一邊又怨起父親來。
“你知道啥？現在你的任務就是把書念好，有可能明年爭取考研究生！”看來這對父子總是誰都說服不了誰。
因為天黑了，所以我不得不與這位學生的父親告辭。臨別時我勸他注意身體，還是要想法把受傷的腿盡快養好。
“他從來對自己的事不在乎，看他那麼可憐，我有幾次都想退學了，可我知道不能，那樣他會一下垮了。”回城的路上，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生一直在為父親低泣著，“他實在太苦、太可憐了。醫生已經檢查出他的胃上長了個東西……”
“是什麼？”我心頭一緊，問。
“兇多吉少。”
“那你得勸他休息呀！”
“他能聽嗎？只要我和弟弟在大學一天，他就是死在工地也不會停下來歇著的……”
這位學生又在悲切地哭泣。我心頭也早已難受不堪……
是啊，一個貧困生，後面就是一個貧困的家庭。而每一個貧困的家庭裡，又有多少像上面的這些父母們在為了他們子女的前程、為了祖墳上的那棵“彎彎樹”而含辛茹苦，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價，在托築起一條可以讓兒女們完成學業的血路！
這些學生們的父母，有的在把兒女送上大學路時就病倒了，有的沒等看到兒女們上完第一個學年回家過春節就離開了人間……雖然他們永遠地倒下了，雖然連最後的一面都沒來得及見上，然而他們在兒女們的心目中永遠是一座不倒的豐碑。
在我採訪的諸多貧困大學生中，他們中間幾乎十個里面就有三四人的父母或在他們上大學之前就積勞而死，或是在他們上大學的期間不別而逝。因此，這些大學生們對用生命換取自己兒女一張大學文憑的父母們，懷有最強烈和深切的親情。我見過許多學生或在大學期間、或在畢業時刻寫給亡父亡母的悼辭。這裡抄下一份，一慰我對那些平凡而偉大的父親母親們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