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白芳禮老人的事是從團中央學校部一位負責人口裡聽得的，他告訴我，在天津有一位蹬三輪車的老人現已八十五六歲了，十幾年來靠自己蹬三輪車賺來的血汗錢，資助了近200個大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曾受到江澤民、李鵬、李瑞環等領導的讚譽和接見。初聽這事，我除了強烈的震驚外，心裡怎麼也不太容易接受這個事實。我覺得讓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而且還是蹬三輪車的老人，用自己那麼一腳一蹬踩出來的血汗錢，去供那麼多青春年少的大學生吃飯、穿衣和上學，實在太殘酷了，也太……總之我心裡有種說不清的滋味。
去採訪之前，我給天津團市委打了個電話，請他們幫助找到這位老人。 5月19日，我正在北京參加一次文學研討會，會的中途傳來天津方面打在我尋呼機上的消息：“天津無你打聽的那個白大爺……”這怎麼可能！我走出會議大廳，急忙給天津方面打去長途電話，要求他們繼續幫助尋找。下午對方告知“已找到”，這才使我懸著的心放了下來。第二天一早4點我就睡不著了，5點“打的”趕到市郊的趙公口長途汽車站，因為來得太早，白白在晨露中等了一個多小時才啟程到天津。
9點半左右，市學聯的一位同志帶我在大街上轉來轉去走了好多路，來到了天津火車站。
“白大爺就在那個大廣告牌後面。”學聯的同志指著火車站西側的那塊巨型廣告，對我說，“白大爺平時沒有固定地點，到處都走。為了今天你的採訪，昨天下午我專門來了一趟，讓他今兒在這個地方等著。”
越過川流不息的車潮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們來到巨型廣告牌後面的一個三角地。我遠遠看到在那個三角地的路邊，堆放著一攤破破爛爛的東西，有各種瓶瓶罐罐、紙屑廢桶等，在這些廢品堆放物的中央，有一個用舊編織袋片搭成的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棚。在棚的後面，只見一位衣衫穿著極為破舊的老人在一隻小盆裡洗刷著兩頂舊鴨舌帽……
“這就是白大爺？！”
“是他。”
這時，老人正抬起頭。我心頭一顫：這不是油畫的翻版嗎？瞧那一道道刀刻般的深深皺紋和充滿滄桑的臉……
“你是北京來的作家？”老人直起身子，那張黑黝黝的臉盤頓時綻出那憨厚的歉意，“看看，我嘛沒幹，又讓上面重視了。”
老人家原來是個一開口就叫人能見得著底的人哪！
“可你這陣來看我啥都不像了……”老人皺起眉頭，指指點點地對我說，“以前我在這兒有13個小賣鋪，前陣子政府號召要整治車站、街道環境，我們這些小賣鋪、小亭子都得拆掉。我是勞模，當了幾十年的老勞模，得帶頭響應政府的號召呀，所以我就讓政府先拆了我的這些小賣鋪。13個小舖哩，他們那天來了三十多輛車、一百多號人哪，拆了近一天，全給拆掉了。現在我就成了這個樣，一點不像樣，以前可不是這樣的，生意好著呢！”
老大爺還是個做過大生意的人呢，這也是我沒想到的。
“哎，以前生意大著呢。”老人一提起這，頓時神采飛揚。他說他這兒是前些年張立昌市長親自給他批的一塊地用來讓他建小亭子，賣些水果、包子什麼的。 “我是老勞模，嘛事就得想多為國家做點事，多做點貢獻。你等著，我給你看看材料……”
老人轉身鑽進那個小棚棚，很吃力地拎出四個塞得滿滿的包包給我看：“都是材料，寫我的，還有照片。好多好多呢。我當勞模十幾年，你想十幾年了給我寫的材料有多少！多去了，家裡還有好多好多……”質樸的老人拿起一張張皺巴巴的、早已發黃了的各式各樣有關介紹他的報紙和新聞圖片，如數家珍似的給我看，那張滄桑的臉上露著一種童真般的笑容。而我正是從這些早已發黃和模糊了的點點滴滴材料上，了解了這位蹬三輪車老人的事——
白芳禮老人生於1912年，祖籍河北滄縣白賈村，祖輩貧寒，他從小沒念過書，如今也不認得幾個字。 1944年，因日子過不下去逃難到天津，流浪幾年後當上了一名賣苦力的三輪車車夫。從那時起，他一跨上三輪車就沒停過，一直到五十多年後的今天。解放後的白芳禮，靠自己兩條腿成了為人民服務的勞動模範，也靠三輪車拉扯大了自己的四個孩子，其中三個上了大學。從小不認字的老人，對自己能用三輪車滾出的汗水，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大學生感到欣慰。 1986年，相當於繞地球蹬了幾十圈的74歲老人正準備告別三輪車時，一次回老家使他改變了主意，並重新蹬上三輪，開始了新的生命歷程。
娃兒，大白天的你們不上學，在地裡泡啥？老人在莊稼地裡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幹活，便問。娃兒們告訴這位城裡來的老爺爺，他們的大人不讓他們上學。這是怎麼回事？老人找到孩子的家長問這是究竟為啥。家長們說，種田人哪有那麼多錢供娃兒們上學。老人一聽，心裡像灌了鉛，他跑到學校問校長，收多少錢孩子們上不起學？校長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兒八十的，不過就是真的有學生來上學，可也沒老師了。老人不解，嘛沒老師？校長說，還不是工資太少，留不住唄。老人頓時無言。
這一夜，老人輾轉難眠：家鄉那麼貧困，就是因為莊稼人沒知識，可現今孩子們仍然上不了學，難道還要讓家鄉一輩輩窮下去？不！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學這事不行。
“有件事跟你們說一說我原打算回老家養老享清福，可現在改變主意了，我要回城重操舊業。”家庭會上，白芳禮老人當著老伴和兒女們宣佈道，“另一件事是，我要把以前蹬三輪車攢下的5000塊錢全部交給老家辦教育。這事你們是讚成還是反對都一樣，我主意已定，誰也別插槓了！”
別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們知道，這5000元錢，是老爺子幾十年來僅存下的“養老錢”呀！急也沒用，嚷更不頂事，既然老爺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家人無可奈何地嘆了幾聲氣，孝順的兒女們擔心的是父親蹬了一輩子三輪車，如今這麼大年紀了，本該享享清福，可他……唉，阻是阻不住了，老爺子的脾氣家人最清楚。
“爸，咱再說別的啥是沒用了，您老可悠著點，腿腳感到有點累了就早點兒回來歇著。”像往常一樣，兒女們在老爺子出門時，給他備好一瓶水、一塊毛巾，一直目送出街的盡頭。
白芳禮呢，這回重新蹬上三輪車雖然還是那麼熟悉，那麼轉圈圈，但心裡卻比過去多裝了一樣東西，那就是孩子們上學的事。是的，毛主席都解放我們幾十年了，咋還有念不下去書的？ ！不能，絕不能讓小娃兒們再像我不認得幾個字而只能蹬三輪車。 74歲的老人想到這裡，他的雙腿重重地提了一把勁，而就是這麼一提勁，又整整繞地球轉了六圈……
面對一位如此執著、堅韌的耄耋老人，我的心無法不強烈顫動。那輛伴著老人走了地球幾圈的三輪車就停在旁邊，這是很普通的一輛人力小車，與天津火車站附近千百輛三輪車不同的是，這輛小車前面有一面十分醒目的小三角紅旗，紅旗上面有三行字：老弱病殘優待，孤老戶義務，軍烈屬半價。
“你看看咱車站四周有多少蹬車人哪！競爭了不得喲。可我從不掙黑心錢，為了給孩子們多掙些錢唸書，我就爭取每天多跑幾趟。這面旗打出去後，好多以前的老伙計朝我白眼，說你又是壓價又搞義務我們生意怎麼做呀。我說你們說錯了，車站那麼多人要車，我哪顧得過來？你們掙錢是為了養家糊口和發財，我不一樣，所以我可以搞些義務，當然我也要賺錢，可賺了錢是為孩子們上學用的，好生意你們搶去了，我只能找些便宜的或者半價一類的活。聽我這麼一說，那些老伙計們就不再跟我過不去了。”老人擦著車，開心地說著。然而我怎麼也開心不起來，看看眼前這位蒼如古柏的三輪車老人那身破陋得與街邊要飯的乞丐無兩樣的行頭，誰能想得到他在這十餘年裡竟無償向教育事業贊助了30萬元巨款，長年支援了天津、南開等好幾所大學裡正在讀書的200多名貧困大學生和幾十名有經濟困難的中小學生上學！
“大爺，您給學生們捐了那麼多錢，自己卻生活得如此艱苦！”我實在無法忍心看一眼這位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的生活，從頭到腳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吃的是冷饅頭加一瓶白開水，那張他說已經在此住了十個年頭的所謂“床”，只不過是兩疊磚上面擱的一塊木板和一件舊大衣。沒有“屋”，惟一的“屋”是塊攤開的塑料編織袋布和四根小木桿支撐的一個弱不禁風的小棚棚。我來此的夜晚京津兩地正下過一場暴雨，老人說他昨晚就是在雨中過的，他拿起一床正在曬著的被子給我看，那上面有一大攤水跡……
“以前這兒是小亭子，7平方來米，能有個棲身之處。現在不行了，給拆了，不知啥時候能好起來……”老人似乎對我沒能看到他以前曾經“輝煌”的小亭子感到有些遺憾。其實有人告訴我即使是那時，老人過的仍是儉樸得叫人不堪入目的生活。為了能多掙一點錢，他已經好多年不住家裡，特別是老伴去世後他就以車站邊的小亭子為家，很多時候由於拉活需要，他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張報紙往地上一鋪，一塊方磚往後腦一放，一隻帽子往臉上一掩，便是他睡覺前的全部準備“程序”。 “我從來沒買過衣服，你看，我身上這些襯衣、外褲，都是平時撿的。還有鞋，兩隻不一樣的呀，瞧，裡面的里子不一樣吧！還有襪子，我都是撿的。今兒撿一隻，明兒再撿一隻，多了就可以配套。我從頭到腳、從裡到外穿著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出錢買的。”老人說到這兒很神秘地對我說，“那麼多記者採訪我，我都沒給他們講這些事，你是第一個知道。”我忙說謝謝您老了。於是老人接著說：“我哪捨得花錢！蹬一次車賺一二十塊錢不易啊，孩子們等著我的錢唸書，我天天心頭惦記著我贊助的那幾百學生。我就不能花錢，只能往裡掙才是。孩子們考上大學多不易，可考上大學還念不起，你說這事咋整？那年我聽人說咱天津幾所大學裡有不少學生考上了卻沒錢買書，沒錢吃飽飯，我想孩子們的家長沒辦法給他們掙來錢，可我蹬三輪車還能掙些呀，所以我就重操舊業，一蹬就蹬到現在，一蹬就下不了車了，你想幾百個學生光吃光出學費一年就要多少錢！我是勞模，沒文化，又年歲大了，嘛事幹不了了，可蹬三輪車還成。一天蹬下來總還有幾十塊錢么，孩子們有了錢就可以安心上課了，所以一想到這些我就越蹬越有勁……”
老人說得我眼睛直發酸。
現今的社會上有大款兒一出手可以給哪個單位贊助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個億的，雖然賺錢也並不是對所有人來說都那麼容易，但無論如何他們要比白芳禮容易不知多少倍。可是我眼前的這位津門老人為學生們送去的每一分錢，卻是用自己的雙腿一腳高一腳低那麼踩出來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櫛風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積攢出來的，它是多麼來之不易，來之艱辛呵！
一日，老人正蹬車回“家”時，見路邊躺著一位昏倒在地的婦女。他趕緊下車將這位40來歲的婦女扶上自己的小三輪，之後直奔醫院。誰知在顛簸中甦醒過來的這位婦女說啥也不願讓老人往醫院送。 “大爺求求您了，我要趕回學校，您給我把車轉過來。”老人聽婦女說這話後有些不解，便問嘛回事。當這位婦女告訴他自己是位老師，身體不好，有貧血症，眼下得要趕去給學生批改作業呢。白大爺聽到這裡，心頭一陣發熱，從此更堅定了他支持教育的那片赤誠之心。而且似乎每每想起這位因勞累導致貧血的女老師，老人不僅一方面更拼命蹬車，另一方面對自己儉樸的生活更苛刻。除了不買衣帽鞋襪外，連吃的東西他都盡可能地不買不花錢，有人常看到他在拾他人扔下的饅頭、麵包或半截沒有吃完的香腸……
白芳禮的事蹟後來被新聞媒體廣為宣傳報導，他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一次他正在5路汽車站小憩時啃著一塊饃。有人認出是“當代武訓”白芳禮老人，便一下圍了過來。有人就問他：“您老捐別人十萬八萬的，為嘛自己這麼苦？”
老人舉起如今到處可見的棄饃說：“這有嘛苦？這饃是農民兄弟用一滴一滴汗換來的，人家扔了，我把它拾起來吃了，不少浪費些麼。”
在場的好幾位人被感動得直流淚。
老人為了讓孩子們能安心上學，他幾乎是在用超過極限的生命努力相助著。老人告訴我，有一年他到南開大學給貧困生捐款，學校要派車來接他，老人說不用了，把省下的汽油錢給窮孩子買書。後來他自個兒蹬著三輪車到了南開大學。捐贈儀式上，學工部的老師把這事一講，台下一片哭聲。許多學生上台從白芳禮老人手中接過資助的錢時，雙手都在發抖，說我們一個個青春年華卻讓如此一位日子比乞丐好不了多少的蹬三輪老人供學費、供生活費，實在過意不去。當場有一位來自新疆貧困地區的大學生，門門功課優秀，道德品質也好，沒畢業就被天津一家大公司看中，並以高薪相聘。在這捐贈儀式上，這位新疆學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激動地說：“我從白大爺身上，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神和力量。這種精神使我的靈魂得到昇華，現在我正式向學校、也向白大爺表示：畢業後我不留天津，我要回目前還貧困的家鄉，以白大爺的精神去努力為改變貧困落後做貢獻。”那位同學說完深深地向白芳禮鞠了一躬。這時全場的情緒激昂起來，緊跟著一批安徽、貴州等地的大學生們紛紛上台表示服從分配，到祖國最艱苦、最需要的地方去。
南開校園裡的這一幕是白芳禮老人最感欣慰的事。他說有人說我傻，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都送給了別人，自己卻過得不像人過的日子。要說人家的話一點道理沒有也不對。我過得是苦，掙來的每一塊錢都不容易。可我心裡是舒暢的，看到大學生們能從我做的這一點點小事上喚起一份報國心，我高興呀。你都看到了，像我這樣一大把年歲的人，又不識得字，沒啥能耐可以為國家做貢獻了。可我捐助的那些大學生他們就不一樣，他們有文化，懂科學，說不定以後出幾個大人才，那對國家貢獻多大！老人說到這裡，從其中的一隻包裡取出一疊資助的學生名單給我看，他說他不認得字，不知上面都寫些啥，但知道這些孩子都是從窮地方來的好孩子，不是好孩子咋能考上南開、天津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老人說這些時，那雙佈滿血絲的眼睜得特別大，彷彿他已經看到自己用汗水換來的辛苦錢有了滿意的回報。 “我給這些孩子捐些錢讓他們買書學知識，買點吃的補補身體。嘿，他們一轉眼大學畢業，上了工作崗位，搞出個啥科學發明，你說那該給國家建設做多大貢獻哩！”我看到老人說到這兒，臉上光彩異常。
1994年，時值82歲高齡的白芳禮在一次給某校的貧困生們捐資的會上，他把整一個寒冬掙來的3000元辛苦錢交給學校後，這個學校的領導說要代表全校300餘貧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聽這話，久久思忖起來：現今家裡缺錢上學的孩子這麼多，光靠我一個人蹬三輪車掙得的錢救不了幾個娃兒呀！這可咋辦？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來。回到車站他的那個露天“家”後，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還未亮他就把兒女家的門給敲開了。
“爸呀。您這麼早來沒出啥事吧？”兒女們看老人氣喘吁籲地掛著一身霜露，不知老爺子有啥急茬，忙讓進屋。
老爺子要過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落塵，說：“我準備把你媽和我留下的那兩間老屋給賣了，再貸點錢辦個公司。”
“哈哈哈，我的老爺子，您昨晚沒多喝吧？”兒女們一聽這就忍不住捧腹笑起來。
老爺子有些生氣了，板著臉：“我給你們說正經的，有嘛好笑？我就是要辦個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芳禮支教公司'。”
“啥啥？子餃還是水餃公司？”
“支——教，支持的支，教育的教，支持教育的公司。”老人一個字一個字給兒孫們念清楚。
這回都聽清楚了：老爺子真是著了魔，敢情自個兒賣老命還嫌不夠，還想當個“專業”贊助戶！
“你們看咋樣？啊，說呀，是支持還是反對？”老人心急地問了這個又問那個。
兒女們你看我，我看你，異口同聲地：“爸，只要您老看咋合適就咋辦。”
“哈哈哈，我說我的兒女就像我麼。”這回輪到老爺子哈哈樂不可支了。
“爸，我們嘛不擔心，就是擔心您老這麼大年歲還……”
白芳禮朝兒女們揮揮手，說：“啥事沒有，你們開口支持我辦支教公司比給我買罐頭、麥乳精強百倍。走嘍——”老人猛地一按車鈴，伴著清脆悅耳的“丁零零”聲，便消失在晨霧之中……
不多時，由市長親自給白芳禮老人在緊靠火車站邊劃定的一塊小地盤上，全國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禮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84歲的白芳禮當上了公司董事長。開業伊始，他對受僱的二十來名員工莊嚴宣布：“我們掙來的錢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給教育，每月結算，月月上交……”
不知道的人以為這下白芳禮老人可以坐享清福了，其實他的那個“支教公司”只不過是火車站邊的一個7平方米的小售貨亭，經營些糕點、菸酒什麼的。
“可別小看我的小亭子，這兒可是黃金寶地哩。”與我面對面坐著的白芳禮老人指指如今那塊成為他露天棲身之地的地盤，不無自豪地說，“我就是憑著賣掉老屋的1萬元和貸來的錢做本錢，慢慢滾雪球越滾越大，由開始的一個小亭子發展到後來的十幾個小亭子，連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錢和稅啥的，還餘1萬多元哩！”
“那可比您老一個人蹬三輪車多賺不少喲。”我聽後打心眼里為老人高興。
“多好幾倍呢！”老人發出朗朗笑聲。
不過有一件事我不禁要問他：“您老這麼一大攤都是自己管呀？”
“不不不，我是董事長，不管具體的，我僱一個經理，他幫著我管事。我還是蹬自己的三輪車……”老人連擺了幾回手，“我懂嘛做買賣？再說蹬了幾十年三輪，你這回一下讓我真像皇帝那樣坐在太師椅裡，看著伙計們流著汗吆喝著，可不是自己給自己折壽嗎？要不得要不得。”老人樂呵呵地開懷大笑之後，接著說道：“再說想想那些缺錢的孩子，我也坐不住呀！我還是像以前天天出車，24小時待客，一天總還能掙回個二三十塊。別小看這二三十塊錢，可以供十來個苦孩子一天的飯錢呢！”
這就是一個耄耋老人的全部內心世界。他靠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著一片燦爛天空，溫暖著莘莘學子。
我知道自辦公司起，白芳禮老人每月向天津的幾所大學、中學、小學送去數額可觀的讚助費，這些所謂的讚助費實際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稅後利潤，他因此而由開始資助的十幾名學生，到後來的幾十名、一百多名，直到二百多名……並且成為名揚津門和海內外的“支教勞模”。
老人講到這段輝煌歷史時，情不自禁地又翻騰起那幾口袋有關他的報導材料，並自豪地誇耀起來：“……我到中央、到市裡作報告，十三個機子對著我，錄像的電視機呀。我對學生們講，我說你們花我白爺爺一個賣大苦力的人的錢確實不容易，我是一腳一腳蹬出來的呀，可你們只要好好學習，朝好的方向走，我供你們學習也越乾越有勁麼。我幹啥支持教育？支持你們學生？我曉得我們國家落後就是因為教育沒上去，所以我要支持教育，支持你們學生好好上學。我是上面掛上號的人哪，不干出些事來，咋向上面交待？你看你從北京大老遠地跑到我這裡來，我沒有點事蹟，沒有點材料給你寫，你就不好回去寫了，我就算啥先進、算啥勞模麼？所以我越乾越有勁。我對孩子們說，你們只要好好學習，就不要為錢發愁，有我白爺爺一天在蹬三輪，就有你們娃兒上學唸書和吃飯的錢。我這麼一講，台下的孩子們全哭了……”
能不哭麼！老人在一邊依然沉浸在他那幸福的回憶之中，而我卻無法平靜如波瀾起伏的心海世界：一個坐在你面前形似乞丐卻比豐碑更巍峨的老人，十幾年來從不間斷地蹬著三輪，行程50餘萬里、捐出30多萬元幫助貧困生，其本身的壯舉便足夠讓那些大有能力卻從不願向社會、向公益事業施捨的人汗顏，當然那些不僅不向社會、向公益事業施捨且還想盡心思佔便宜、伸黑手的人，就更無法與白芳禮老人的精神境界相比。照理像白芳禮這樣高齡的老人不僅無需再為他人做些什麼，理當完全可以接受別人的關愛。可他沒有，不僅絲毫沒有，而且把自己僅能再為別人可閃耀的一截燭光全部點亮，並點得如此亮堂，如此光耀！
末後，老人告訴我，雖然他為諸多學生提供贊助的主要生財之源的“支教公司”，其經營地盤因整治城市環境而被拆除了，但他的三輪車還在，他的雙腳還健壯，他的那顆愛國、愛教、愛學生的心，還在“撲通撲通”地跳，他就要盡快恢復每月向200多名學生的資助。
“大爺，允許我在這裡代表所有受過您老資助的同學向您致意。”我覺得再在老人面前呆下去我就會哭出來。
“好好，讓同學們放心，我身體還硬朗著呢，還在天天蹬三輪，一天十塊八塊的我還要掙回來。”老人吃力地從小凳上坐起來，向我伸過雙手。
“您老的手怎麼啦？”在我觸摸到那雙粗糙的手時，心頭一陣顫動：老人的兩手背上都有一大塊發紫的淤血斑！
“前天夜裡被幾個小偷打的。”老人說，“他們看我這兒亂哄哄的，就想佔便宜。我出去攔，他們就用木棍打我……”
我撫摸著老人手背上的傷痕，又是悲憤又是心疼，就像撫摸我自己爺爺的手。
“您老快去醫院看看呀！”
“我不去，一去的話他們就要讓你住院咋的，我這攤咋整？”真無法明白老人在對待自己的問題上總那樣毫不在乎。
臨別時，我向他要幾份資料帶走。老人顯得有些為難。我馬上明白過來，便說：“大爺，我要的資料我自己去複印，順便給您多複印幾份，以後有記者什麼的來了您就可以給他們了。”
老人聽後，似乎一下激動起來，臉都有些漲紅了，他把手伸過來握著我連連說：“你是我碰到的好人。以前他們來寫我，一來就拿走好多材料，我一印就是好幾十塊哪！可人家是來宣傳我的呀，我嘛有話說麼！那會兒我做買賣的那些小亭子沒拆，也有錢應付得起。現在不行了，我斷財源了，資助的那些學生有的一兩個月沒拿到錢了，所以你看你大老遠地來宣傳我還讓你掏錢，怪叫人那個的……”
“大爺你可別當一回事，比起您這麼高齡還一腳一腳地蹬車為學生們捐錢，我們算什麼？大爺千萬別……”我感覺自己的鼻子陣陣發酸，再也說不下去了。
“再見了，大爺。”
“歡迎再來。”身後，突然傳來老人的一聲叫喊，“……等文章出來了給我捎上一份啊！”
“哎，一定。”
當時已經走出幾步的我，真想再回頭看一眼津門的這位令人無比尊敬的老人，可是我沒勇氣。我發現我的淚水早已模糊了雙眼。我猜想這是第一次、或許也可能是最後一次見我一生中最最值得尊敬的人，我多麼渴望轉過身去再看一眼他，但就是沒有那種力量，沒有那種可以讓我不失聲痛哭的力量……
離開天津，我到了山西。
這完全是兩個世界的天地。一個是海與河的天地，一個是山和丘的世界。在喧鬧的大都市街頭，當白芳禮老人蹬著他的三輪車艱難地穿梭奔走在車水馬龍的大街小巷時，人們幾乎誰也不會注意或聽到一聲是屬於一位八十多歲老人所碾出的那個車軲轆聲。在太行山脈的崎嶇小道上，人們同樣不會注意或聽到一位普通農家婦女推著她的那輛兩輪板車的軲轆聲……
但，我卻聽得清徹、悅耳，甚至那麼動情。在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今天，人們可以在咖啡館裡隨意聽一出富豪們為情人或美女的一個笑臉而一擲百萬的緋聞，也可以唾手撿一簍有關腐敗官員費盡心機地替自己添金博彩而喪盡天良的佐證。然而你或許不能相信和明白這樣一件事：一位山區婦女和她已經死去的父親二人，前赴後繼二十年，靠推小車養豬致富來濟助一大群從不相識的貧困學生。令我感動的是，這對許多年間每次出手都是幾萬幾萬的“濟困父女”，自己家中卻窮得一貧如洗。如果不是親眼所見，你不會相信這對經常出現在京城、省城的大會堂、電視台裡的慷慨資助者家中不僅見不到半點兒“富裕”，就連基本的生活家甚都難見到：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幾間農舍，農舍裡面是一字形排著的三個立櫃，主人說這還是曾祖父傳的；一張方桌，兩把老式椅子，其中一把還短了半條腿；惟一的奢侈品，是方桌上擺著的一台17英寸電視機，那是死去的父親在他當七屆全國人大代表時從省裡得獎抱回來的。主人見我們的眼睛有意無意地盯在那隻老式立櫃上的那把銅鎖，便不好意思地掏出鑰匙當著眾人面打開了——沒有金銀財寶，更沒有綾羅綢緞，只有上下兩層補丁摞補丁的舊衣破褥。
畢臘英說她從來不願有記者、作家甚麼的到她家採訪，她說她寧可披紅戴花地站在主席台上讓人們認為她真的是財主什麼的“吹”著、“抬”著，那樣那些貧困學生就會心安理得地接受她的捐助，否則她說她的一份心意別人就不敢領受了。
與太行山的泥土一樣質樸的畢臘英，不善言辭，更不善裝腔作勢，除了當她推起兩輪車給一群豬崽餵食掃圈時所勃發出的那一股麻利勁外，你見到的她只會是一臉憨厚的笑容和大山女兒那特有的舉止。然而這只是你所看到她的表面現象，你看不到她的那顆對生活、對貧困學生的憐惜的滾燙之心！
畢臘英和她的父親都是農民，也沒有特別的能耐，他們靠一個莊稼人能做的一點種糧養豬的本領，一個成了全國人大代表（父親），一個是省人大代表和第一屆國際家庭年“五好家庭”金獎得主（畢臘英）。
“咱是農民，農民除了身上有力氣外就沒其他啥本事。力氣雖不是金銀錢財，但卻能生金銀錢財。咱有力氣呀！力氣用完了會再生出來。出點力，少睡會兒，多收幾百斤糧就少掏錢買飼料，少掏錢買飼料一年就能省出萬兒八千塊來資助那些貧困娃娃上學、讀大學。”讓畢臘英談幫困助學的“思想境界”，你就會發現她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但你又同時會發現她是位真正的唯物主義思想家。
沒有高深的智慧，沒有閃爍的辭藻，畢臘英跟著她那位可敬的父親走過了近二十年的助學歷程，而這條漫長的助學歷程既非驚天動地，又非常人所能。畢臘英對自己為何走上一條“養豬助學”人生路的最初印象並不深刻，她說還在她是個十六七歲的姑娘時，就親歷過父親出的一次當時讓她難以解開的謎。那時“文革”剛結束，因受不白之冤而蹲了幾年大獄的父親為洗刷屈辱，在目不識丁、身無分文的情況下，開始了長達十年的上訪生涯。小臘英那時不知父親求的是什麼，她只知全家人為了父親能出行上訪，可以幾天幾宿不起灶、不熱炕，辛辛苦苦好不容易餵成六七十斤重的小豬崽子總被提前出欄賣掉，換得幾十塊錢給父親上省城、京城。那時小臘英也像別的女孩一樣想上學，可她不敢開口，知道全家惟一能生錢的小豬崽子是為父親上訪而飼養和準備的。她清楚記得，每次父親從省城、京城回來時總要帶回一隻病怏怏的小豬崽子，而且父親總說那豬崽不是買的，是路邊撿的或是別人送的。小臘英一見這病怏怏的豬崽就生氣，一則這半死不活的豬崽總是那樣難養無比，嬌得比嬰兒還難侍候，二則只要有這小豬崽的存在，父親那上訪的心思就斷不了。恨死你這狗豬崽！有一次小臘英乘父親不在家時，有意把一堆豬飼草放在露雨天裡淋濕後再給豬崽吃，那豬崽一吃便拉個不停，小臘英覺得十分解恨。可第二天她發現父親竟累昏在豬欄裡——他老整整一宿用自己的體溫和草禾給小豬崽子取暖哩！那次小臘英哭了，她哭父親可憐，也哭自己的不幸命運。後來的她不僅對小豬崽子漸漸有了感情，而且發現父親在養豬崽上極有一套，什麼樣病弱的豬崽，一經他手沒有不被養得體胖膘肥的。小臘英似乎從父親對養豬的專注中看到了老人家在上訪問題上那義無返顧的執著和對美好人生的無限希冀，於是她也開始學養豬，直到後來父親或家人不在的時候她能獨立餵養幾頭豬崽。
這樣的日子過去了近十個春秋，小臘英也變成了大臘英，而父親也在一位老將軍的幫助下平反了往日的冤屈。
“爸，你現在不用上訪了，咋還養豬崽，而且是一大窩崽？”一日，臘英見剛剛寧靜了不足半年的豬圈裡又熱鬧非凡，便問。
父親嘿嘿一笑，沒理會女兒的話，照常用他往日的養豬本領一天一天地精心飼養他的那些小豬崽。半年過後，小豬崽養得又肥又壯，該出欄了！鄰里們都來觀摩，並在一旁七嘴八舌地說這回畢家可再不是“上訪貧困戶”了，而馬上是養豬致富戶啦！臘英聽得也高興喲，她想跟老爸全家苦了幾十年，咱畢家也該有出頭日子了！
晚飯時分，父親從鎮上回來，臘英和母親、丈夫及孩子們歡歡喜喜地把老人家讓到上座，等待著那“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激動時刻……可是直到碗空鍋朝天時，這激動的時候仍不見到來。臘英和全家人大眼小眼直瞪著父親，問你賣掉豬崽的錢哪去啦？
我都給鄰村的那幾個輟學的娃兒送去了呀！父親瞇著堆滿皺紋的老眼笑嘻嘻地說道。
臘英和全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呆了。先是老母親的一聲撕人心肺的啼哭，接著是娃兒們的哭鬧……
“咋啦？我做錯了？”父親把飯碗往桌上重重一放，說，“你們咋忘了？忘了我是為什麼坐監獄吃勞苦的？忘了我為啥上訪十年才平冤的？不就是我、我們全家沒有人識文認字嘛！一個家，不認字、不識文，全家就沒有出頭的好日子過。一個國家，沒有文化、沒有科學，就是全國的人沒有好日子過。我看到鄰村的娃兒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學、考上了重點高中，卻因為沒有錢而半途退學，可惜啊！我想我老農民一個能做啥呀？不能。可我能養豬，養好幾欄豬崽，我就這點本事，我就這點能耐。那就把這點本事和能耐給那些能上大學、上重點高中的好娃兒盡一份心、一份力，有什麼不對？有什麼不好？你們說，我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英兒，你說爸是老昏了還是老得有出息了？你說呀，爸要聽你的話。”
臘英哭了，哭得雙肩抖動。許久，臘英抬起淚眼，重重地向父親點點頭：“爸，你做得對。我、我們全家支持你！”
“英兒……”父親頓時老淚縱橫，哭得比誰都動情，最後是在兒孫們勸導下又破涕為笑。
父親選定的濟困助學路並不好走，尤其對缺乏經濟來源的一個農民家庭來說。而且除了經濟原因外，還有更嚴重的是不被人理解。最早有關助學的事都由父親一手操辦，臘英和家里人只管把地種好，把豬餵大，至於外面的事她們一概不太清楚。 1987年父親資助山西經濟管理學院的一批貧困大學生時，在臨上省城時父親便叫上了臘英，說我年歲越來越大了，可咱家助貧濟學的事才剛開始，以後怕你得替我多走走了。臘英是孝女，父親說啥都聽著。那是臘英第一次上省城，在向山西經濟管理學院貧困生捐助的儀式上，她不僅深深感受到了父親選擇濟困助學這條路的意義，而且也被另外一件事觸痛了自己的心。那是她和父親捐款結束後，準備返回高平老家的前一夜，突然她和父親住的小招待所裡來了好幾位“募捐者”，他們有的是報社記者，有的是省直某某單位或什麼基金會的，牌子都很大，他們共同的一句話是：希望畢家父女為他們的“事業”掏錢，而且一開口便說得那麼輕鬆隨便——三萬、五萬不嫌少，十萬、八萬湊整數。臘英哪見過這種場面，說我跟爸到省城幾天除了受捐助單位請客吃上兩頓好飯，其餘的飯我們吃的都是方便麵和自己家中帶來的干饃饃，別說三萬五萬，就是三五百也沒有呀！那些伸手者哪相信臘英的話，說你別逗了，誰不知你們畢家是“大富翁”，說句痛快話，我們這些單位辦的事也跟救濟貧困大學生的事差不多重要，你到底給還是不給？臘英第一次碰見這樣的事，她想說可又嫌自己嘴笨。最後還是父親見識廣，說同志們不要著急，這回我們出門沒多帶錢，只准備了給幾個念不下書的大學生帶了些錢，下回一定也多為大夥想著些。來來來，捐款的事留著下回，咱們先上館子喝一杯。父親叫臘英跟著一起去，臘英哪有這份心思，推說不舒服留在招待所。晚上十來點鐘時，父親踉踉蹌蹌回來了，一頭栽在床上直到第二天天亮才甦醒過來。 “英兒，本來我留了300元錢想給你和娃兒扯幾塊花布做件新衣服，不想昨晚都給那幾個人吃光了……爸對不住你和娃兒。”父親喃喃地說。臘英啥都沒埋怨，說爸我們還是早點離開太原吧，保不准呆一會兒有更多的人來向我們伸手哩！於是父女倆連早飯都沒顧上吃便“逃”出了山城……
其實，臘英父女倆“逃”回老家高平後，仍有人不遠數百里追來向他們畢家伸手要贊助，只是當那些充滿慾望的人走進畢家親眼目睹了這家“富裕戶”的貧困程度才一個一個甘心自願地主動放棄了募捐的念頭。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真正相信，畢家捐助給學生們的每一分錢都來之不易，這來自畢家人的一滴滴血汗啊！
從80年代中期父親靠三百五百捐助到現在的畢臘英能兩萬三萬地拿出手，畢家一共資助了貧困生十餘萬元巨款。可所有的這些錢，畢家人除了靠養豬生錢外，沒有一分錢來自其他途徑。有人給畢臘英父女算過一筆賬，一年畢家飼養50頭豬，每頓至少要餵30擔飼料，一天就是90擔；每一擔飼料約40勺，從磨房一勺一勺舀好，擔到豬舍再一勺一勺地舀進豬食盆，每天畢臘英一家人就要舀7200多勺。一年365天，畢家人幾乎重複著同一種繁重而單調的勞作。從早晨東方泛白到皓月當空的夜晚，畢家人忙裡忙外地或是在磨房磨粉、瀝漿、攪兌豬飼料，或是大擔小勺地在豬欄前一伏一起地餵食清圈。畢家是個大家，臘英的父親和二叔老兄弟倆沒分過家，這樣畢氏一家便有了祖孫三代十幾口人。但如此三代人並沒有影響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養好豬、掙得錢去資助那些念不起書的窮學生。
1992年，臘英的父親、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畢生才老先生不幸慘死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當這不幸的消息傳到太原的山西經濟管理學院等幾所曾獲得過畢家捐助的大學時，好幾所大學的學生們自發組織了悼念活動。那些接受過畢家資助後重新獲得學習機會的貧困學生們，在悼念會上泣不成聲朗讀著一篇篇情深意切的奠文，學子們為自己過早失去一位可敬可愛的農民老伯而無限悲傷。可是同學們萬沒有想到的是，僅時隔兩個月，逝者的女兒畢臘英隻身帶著家中全部的9000元積蓄和新近賣豬所得的11200元錢，又來到了經濟管理學院。這回她是代表父親及全家人的心願，專程來與校方商量設定一個以先父名字命名的“救濟貧困大學生獎勵基金”。
“……我父親不幸去世了，但他生前擔起的支持教育事業、資助貧困生的這份責任，從現在開始由我和全家人接過來。我是一個農村婦女，不識字，也沒有啥本事，還是一句話，我有力氣，有力氣就能種地養豬，種了地養了豬就能生來錢。我向同學們保證，只要我畢家能拿得出一分錢，就不會讓沒有半分錢的同學挨餓輟學！”這段話是臘英在為父親設立的教育獎勵基金儀式上說的。她說這話時，台下的許多大學生們忍不住上台把這位個頭不足一米五五的婦女，高高地簇擁起來。
呵，畢臘英，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可在大學生們的心目中，你和你家人是一座聳立雲端的擎天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