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29日，北京醫院急救手術室一位虛弱的老人在被胸部劇烈的疼痛折磨中，緩緩抬起眼皮，想說什麼，又沒有說什麼就閉上了雙眼……一代名流李四光，他的生命的最後一刻是在痛苦的手術台上度過的。
李四光是在他政治生涯最輝煌的時刻，突然病逝的。當時，外界人特別是地學界誰都沒有猜想到，連他本人也自稱至少還能活六七年。
但他死了，死得很突然，也很平靜。
然而，在當時的外界社會裡依然不平靜，地學界的學術與政治上的鬥爭依然充滿著火藥味。
至於對李四光的個人評價，在地學界後來眾說紛紜。在李四光去世十二年後，另一位八十多歲高齡的著名地質學家尹贊勳，在已知自己生命行將結束時，回首地學界往事，寫下了一首無題七律舊體詩，很讓人回味！
尹贊勳也算是除章、丁、翁、李之後中國地學界元老了。建國後，李四光為官的第一個副手就是他，當時尹贊勳出任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後來他當過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常委，北京地質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主任等職。老先生一生耿直，從不這個派那個派，因而他對李四光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正本清源，兩度上書鄧小平；黃汲清一石擲海，激起千層波瀾。科學大會上，群英座序，一紙定終音……
黃汲清並沒有想到自已能活著從江西五七幹校的餵豬場回來。他戲說要感謝林彪，因為如林副統帥不死，他的那把老骨頭就可能埋在峽江土地了。
1972年春，當了四年豬館的著名科學大師黃汲清回到北京。他與老伴在子女們攙扶下，搖搖晃晃地走出車站時，大師瞇著雙眼，嘴裡不住地說餚含糊不清的話語。
“爸爸，您老活著回來是幸事，就別再念叨以前了。啊，身體第一……”子女們一邊抹著淚一邊在旁邊不停地勸說。
“嗯？我沒事，我是在唱歌呢！”大師猛地駐足，一把將老伴拉到身邊：“不信問你們媽。”
“真的呀？”子女們喜出望外。
老伴陳傳駿苦笑地點點頭。
“來，我們一起唱。”這回大師的發音很清楚：
錘子右手囊在背，前行前行複前行。
越大山，爬峻嶺，打完了石頭唱個歌兒聽。
大家同打又同唱，響不盡的鍾聲和歌聲。
前行前行複前行，莫辜負了少年好光！
“媽媽你怎麼也會唱呀？”女兒潔生簡直開心壞了，摟著母親直問。
母親長嘆一聲，臉上泛出一絲久違的微笑：“三十年了，那時你爸常哼這首自編的歌，來哄你弟呢！”
是啊，整整三十年了。大師舉目當下遍地狼藉的大字報、紅海洋，回首年輕時代的往事，心頭不由淒愴起來。那個時候，就知道科學救國，啥政治不政治的。只要錘子一拿，行裝一背，就投入到大自然裡了。 1942年8月的一天，黃汲清和地質調査所的同事李陶、曾鼎乾，登上家稱天府名岳的華訾山考察。晚上他們住在老鄉家，一大早啃幾個熟紅薯，喝一碗湯就往山上走。登至1500米的山峰時，正值中午。三人拿出飯盒野餐起來。這時，耳邊忽聞一陣又一陣高亢、悠揚的歌聲。原來，是半山腰一群躬耕的農民在唱山歌，那歌聲深深地吸引了生性好動的黃汲清。伙計們，我回去編一首順口溜，明兒個也像老鄉們一樣唱出來怎麼樣？李、曾一聽黃汲清的話，拍手叫好。當晚，黃汲清便在昏暗的櫚油燈下，整理完一天的野外資料後，就左吟一句右哼一句把這首自命為靑年地質學家的山歌給編了出來。後來，三人坐在床頭，模仿著四川山歌小調，你一聲我一腔地唱開了。黃汲清的這首傑作後來還真在年輕地質隊裡流行了一時。
大自然是浪漫的，然而現實卻是十分的晦澀。
黃汲清回到北京的第一個窘境是，他連最起碼的一個棲身地幾乎都沒有。 1969年離京時，他家尚有四間房子。可此次回京，只給安排在一間十幾平米的小屋。看來雖然豬倌不當了，但還是屬於牛鬼蛇神一類。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經營並為中國地質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大地構造研究室也被無情地撤銷了。
那段時間裡，黃汲清一直處在極度的悲痛與憂鬱之中。他覺得自己真正的老了，快死了。當年的恩師們都死了，當年一起跋山涉水周遊世界的地質調查所的好友們也死的死，老的老，沒幾個中用了。自己是研究地球科學的，而現在雖然豬倌不當了，可依然要職務沒職務，要工作沒工作，要助手沒助手……唉，人活到這個份上還有什麼意義呢？有道是，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啊，我也七十了，該去天堂見章、丁、翁還有李先生了。不算少了，比起謝家榮幾位好友，自己還不是白揀了這七八年嘛！
大師絕望了，麻木了。一天清晨，他沒有跟誰打招呼，獨自拄著拐杖走向玉淵潭湖——
各位聽眾，現在播送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長篇評述文章，題目是《獨立自主，高歌猛進評述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馬路旁的高音喇叭裡，正在播出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
有什麼聽的，每天都是假大空！大師過去一向有聽新聞的習慣，可今天他不想听，沒用，聽了也沒用。他加快了步子，力圖想擺脫追到耳邊的喇叭聲。可是見鬼，他越想擺脫就越擺脫不了……
在我國科學技術戰線上，常常聽到用爭氣、爭光給科研成果命名。每一個這樣的名字，都有一段不平常的來歷，都包含著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髮展科學技術的雄心壯志。
在我國地下找到豐富的石油資源這件事，也是和這樣的爭氣、爭光分不開的……
嗯？說找石油的事呢！聽聽，聽聽他們怎麼說的。大師的雙腳一下停住了。
多少年來，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一直在散佈中國貧油論。他們的專家、權威論斷說，已知的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層中，而中國大部分是陸相地層，因此不可能儲藏有工業開採價值的石油。按照這個論斷，中國就只有永遠靠洋油過日子。我國卓越的科學家李四光和年輕的地質科學工作者卻不相信這一套。他們滿懷信心地說：石油就像一個浪子，在地底下到處跑。雖然不好找，但總是有規律可以探索。我們要走自己的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它找出來！李四光根據我國地質構造的特點，運用地質力學方法，研究地殼運動規律，認為在我國新華夏構造體系的沉降帶，有著良好的生油和儲油條件。他根據這一全新的理論尖銳地指出，說中國貧油，那是形而上學，結論未免下得太早了……
聽聽，又是萬能的地質力學！大師對天長嘆：我們都形而上學哪！
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指引下，我國地質工作者決心跑步前進，為祖國開發石油當好偵察兵。幾年之中，他們轉戰南北，根據李四光提出的理論，在遼闊的國土上作了大量地球物理勘探的工作，一口氣鑽了幾千口井，展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査工作，發現了不少儲油的遠景地區，初步證實我國有著豐富的天然石油資源。但是，找油的道路是不可能一帆風順的。有一個地區，處在新華夏構造體系的沉降帶，按理說，應該找到石油。由於中國貧油論的影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裡還沒有完全肅清，這一帶無油的洋框框也就打不破，所以開頭幾年，找來找去，沒有收穫。有的同志洩氣了，甚至提出放棄這個地區，結果使這個地區的石油普査工作在幾年裡幾次上馬又下馬。但是，石油普査的工人們卻相信自己的地質科學，他們堅決主張打回老家去再找。工人們的意見得到了李四光的熱情支持。他說，工人同志說得很對，我們要打回老家去，這個口號很有意義。早在八百多年前，宋朝科學家沈括就在我國發現了石油，並且說：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穹。今天，我們生活在社會主義時代，條件這樣優越，一定要下決心啃這個硬骨頭。隨後，他根據大量野外觀察資料，如數家珍談了這個地區的山山水水，每塊髙地、每條溝谷的地質構造，並且指出應該在哪裡打鑽。普査隊按照新的部署打回老家去，結果短短一年時間，就找到了一個大油田。
各路普查隊的偵察兵們，接二連三地向毛主席、黨中央報喜：發現大慶油田了，發現大港油田了，發現勝利田了——一個又一個的新油田被發現了……
不，不不！不是這樣的！他們又在說謊話！說得無邊無際了！大師憤怒地用拐杖在水泥地上猛地戳擊。不行，我得把大慶、還有大港、勝利等等油田的發現真相給全國人民說個明白，不然，這事就會沉怨千古了！劉毅被整死了！謝家榮自殺了！當年普委的負責人就剩我一個人了，我再不把真相說出來，還有誰說得清楚呀！我不能死！我不能這樣讓全國人民、讓子孫萬代，還有毛主席他老人家蒙在鼓裡聽謊話。我要說，即使有一口氣也要把大慶油田發現的真相給說個明白！這不是我個人的事，這是歷史，這是一代找油人用生命和心血凝成的歷史。我不說就是有罪，就對不起像謝家榮等許多巳經死去的科學家和同事好友們！
大師憤然折回身，步子變得異常有力。他要活下去，直到可以痛痛快快徹徹底底把大慶油田的事說個明白為止！
他活了下來，活到了一聲春雷平地起的粉碎四人幫的十月。
他活了下來，活到了撥亂反正，科學和知識得到尊重的春天。
“爸爸，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小平同志終於出來！”
“是嗎？拿來我看看！快！”
黃汲清從兒子手中搶過報紙，他看著看著，熱淚頓時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泄不止……多少年的委屈，多少年的積憂，此刻一齊湧上心頭。
這一夜，大師翻來覆去睡不著。凌晨兩點，他乾脆爬了起來。他推開窗戶，遙望明月當空的天際，心潮澎湃。他想了很多很多，是啊，國家遭受了那麼多年的浩劫，百業待興。可是中華要振興，科技和知識最重要，而十多年來，在林彪、四人幫淫威下，科技界、知識界的一家獨言，假大空現象太嚴重了；黨的雙百方針得不到恢復，廣大科技人員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都應撥亂反正。
黃汲清想著想著，忍不住鋪開一疊稿紙，向他尊敬和熟悉的老上級鄧小平敞開了一位愛國科學家的心扉……
小兒子黃渝生告訴我，他父親的這封信發出後，鄧小平很快作了重要批示，特別強調了科技界包括文化藝術界一定要執行雙百方針。這個批示儘管沒有給黃本人傳達，但後來在科技、文化、教育等知識界出現的萬千新景象，特別是之後不久鄧小平主持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是多少與黃汲清的這封信有著關係的。
值得一提的是，黃汲清本人的問題，也在當時的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國家地質總局局長孫大光（總局即後改為地質部，孫大光任部長）的親自過問下，得到了徹底平反，並恢復了他在十幾年前的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之職，他的大地構造研究室也重新組建了起來。大師的一家老小終於結束雞籠式的擁擠生活，搬進了三里河部長樓。
當時在鄧小平、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直接領導和親自關心、過問下，全國性的撥亂反正，使得文革和歷史上遺留的許多重大問題得以正本清源。
黃汲清是個急性子，他想到那麼多年來關於大慶油田發現問題上的冤冤屈屈，是是非非，該到了向黨和全國人民說個明白的時候了。於是就在1978年1月11日，再度向鄧小平（因此信請方毅轉交鄧，故方也是收信人之一）發出一封信。這封信是我在行將完成此文時才得到的，又是大師生前的一極其重要的珍貴文獻，他在裡面不僅闡述了大慶油田發現的問題，而且牽涉到對李四光及其地質力學理論的看法。在地學界至今仍盛傳李四光和黃汲清是老對頭的一類說法，為防訛傳，故我在這裡將黃給鄧小平、方毅的信全文抄錄下來，以供讀者了解得更清楚些。特此說明一點：由於可以理解的歷史原因，信中有四處寫到“英明領袖華主席”的字樣，我把它略去了，其餘的全文如下：
信很快轉到了鄧小平手中。從日期看，中途除了必要的程序外，幾乎是一步登天。黃汲清於1月11日把信寫好後，當日讓小兒了渝生抄寫籤上自己的名字，第二天又由兒子陪著親自送到國家科委請有關人士呈送方毅。 15日方毅圈閱後，轉呈鄧辦。 18日，鄧小平就見到了信，並作了重要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問題了解和澄清一下。
鄧的這個批示是批給當時主管計委和石油工業的余秋裡、康世恩二位副總理。
余秋裡又將批示轉批給袁寶華、孫大光等。
因為是地質部門的事，所以最後還是落到了當時的囯家地質總局頭上。孫大光對此極為重視，並責成有關方面按照鄧小平的批示組織力量迅速調查了解。
最後這件事落實到了地質總局的石油組即石油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