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1日，當第一列滿載大慶油田原油的火車，從薩爾圖站駛出松遼大地，宣告這個新發現的中國最大的世界級油田開始為共和國騰飛正式出力時，黃汲清這位油田的發現者，此刻卻拖著瘦弱的病體，從附近的一家小糧店背回一小口袋麵粉，準備為他正在山溝裡挨餓的兒子寄去……
兒子，爸爸很對不起你。從小到大，爸爸從沒有管過你的學習、生活，可萬沒有想到，爸爸卻把右的思想帶給了你……黃汲清一直到臨終，仍感到自己這一輩子惟一做了一件對不起兒女的事，就是自己有意無意地把自己右的思想傳染給了大兒子，害得大兒子上不了大學，幾十年一直呆在山坳坳裡。
大師在自身的心靈受到嚴重摧殘時，還不止一次懷著這樣的負疚感，給大兒子浩生寫信念叨著自己的不是。
采寫此處時，我很想知道大師這位大兒子的後來情況。黃汲清的家人告訴我，他們家的大公子脾氣有點那個，前幾年從昌平山村返城後住在父親家，後來因擁擠又搬了出去獨住著。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我來到離紫禁城僅百米之遠的南池子一個破舊不堪的四合院的最靠左側的耳房裡，找到了黃浩生。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這就是一代中國名院士後代的家兩間平均不足十米，頂棚散落著厚厚煙塵的小屋，除了兩張床和兩個供浩生備課、兒子寫作業用的桌子外，中間便是一條人對行需要側身的窄道。黃浩生現在是北京某中學的髙中數學老師。他的右腿已殘，只能靠支著拐杖走路。我問他怎麼得的病。他也說不清，說是二十多年前在昌平山溝裡教書時就慢慢患上了，近幾年更重些。 1983年落實政策回城，因為不能上樓房，故這所中學成了他惟一選擇，因為全北京市只有這所中學全是平房，他的桷拐杖支撐不了那些有樓房的教室。
黃浩生老師吿訴我，他在京郊昌平的一所山村中學呆了二十四年。那時他才18歲，天真、爛漫，對未來充滿幻想，這是一個人學習、深造的黃金歲月，但他被剝奪了這種權利，從大都市的高樓深院中，突然被拋至遍地石頭、土路和靑草的山坳裡。難道這就是我今後永遠生活、工作的地方？剛去時，他悲觀、失望過，時常在夜色蒼茫的傍晚，獨自在村外的一棵大樹下面對著夕陽晚霞靜靜流淚……他埋怨命運為什麼這樣不公正？採訪時，他抬起一隻手給我看，那上面是一道深深的疤痕。那時黃浩生所在的學校不通電，每天晚上備課只能用煤油燈。他手掌上的疤痕，就是當年擦燈罩時劃破的。
也許是與父親的血緣關係和父親在困難面前那種樂觀精神的影響吧，黃浩生在命運的巨大打擊下並沒有沉淪。當他站在講台前面對穿著破爛但充滿稚氣、渴求知識的上百個農家娃兒的天真的眼睛時，他感到心靈在昇華，感到有責任把科學知識教授給他們，帶領他們在歐幾里得的數學天地裡暢遊，這時他重新感到了生活的意義儘管有時是痛苦的，但卻異常珍貴。
1978年，知識分子的春天來到了。四中黨支部給黃浩生糾正了畢業時的政治結論。這時，也只有這時，他才有了繼續學習的機會，他以數學100分的成績考上了北京電大數學專科。 1985年，44歲的他又通過自學考上了北師大本科函授班。每逢星期日，他一早就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肩上挎著書包，書包裡裝著書本、講義和一隻印有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的搪瓷杯瓷杯用處很大，既可作喝水用，又可在中午泡方便麵吃，他和一些與他兒子同齡的年輕人一起聽課、做作業、考試……47歲時，他終於圓了自己的夢，當一名大學生。這個夢，對他來說，整整遲了三十年。也許是血管裡流的畢竟是書香門第的血液吧。他說，他渴望學習，要不是當時已到47歲，又有家庭的繁重負擔，他還想去考研究生、博士。如今，黃汲清的這位大兒子還是每天拖著殘腿堅持到校上課，他已是這所中學的教學骨幹，像他父親一樣對事業異常執著。
我問他對自己的父親怎麼看？有沒有因為父親的原因在山溝里呆了幾十年而記恨過父親？黃浩生直率地說：如果說我繼承了父親耿直不阿的秉性倒是真的。父親18歲在北洋大學上學時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也真奇怪，18歲的我在四中上學時如果當時對政治不那麼敏感、關心的話，也不會在後來遭此厄運了。而那時的我卻偏偏什麼都想問個為什麼，在那個時代有後來的遭遇也就是必然了。對這些，父親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責任。相反，我倒感謝他，是他把剛強的性格、面對任何困難都不屈服的樂觀向上的精神，以及探求真理、勤奮好學的家風影響和遺傳給了我，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沒被淹沒，並努力像父親一樣，追求自己執著的事業……
是的，在這方面或許兒子永遠無法與父親相比。黃汲清是大海，是高山。當大海和髙山被無情地填塞和淹沒後，那種靈魂的摧殘與肉體的折磨，只有高山大海自己清楚。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只因階級鬥爭為綱，一夜間，友人反目成敵人……歷史自有公論：中國地學的豐碑本不屬一個人。
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大慶精神大慶人》的長篇文章。這是中國第一次向外界公開大慶油田。在這之前，大慶油田一直屬於保密範圍。
我們的最高當局選擇了這樣一個年份向世人透露一個偉大的發現，無疑是有著巨大的政治意義。這個意義正如毛澤東當時接見一位阿爾及利亞客人時說的：帝國主義分子前不久還叫囂中國政府要垮台，現在不做聲了，因為還沒有垮，而且更硬氣了。 （見美特里爾毛澤東傳364頁）在毛澤東眼裡，當時最危險的帝國主義分子是鄰國的蘇聯。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間，中國這個誕生不久的共和國，在人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襲擊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身後，是六萬萬人民的飢荒與貧困；在前面，是東南西北全方位的反華包圍圈。大慶油田的發現，是毛澤東一生中最興奮的事件之―。 1964年的這一年中，中國還發生了另一件令毛澤東歡欣鼓舞的事，即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
大慶油田和原子彈，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解除了來自前後的沉重壓力，共和國由此在國際舞台上開始以新的形像出現。
如果說原子彈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與帝國主義為代表的一切反華反共勢力進行較量的砝碼，那麼，大慶油田則可以比做社會主義共和國奔向現代化強國的列車軌道。
毛澤東看重大慶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獎為大慶油田的發現與開發的有功之臣，絕非亞於與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國開國元勳們。在石油系統，毛澤東褒獎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鐵人王進喜。在地質系統，李四光成了他的紅人。應該說，毛澤東對石油部、地質部這兩個親兄弟的褒獎是公平的。但是，由於後來的歷史走向，出現了激烈的政治運動，這種公平則隨之也暴露出了嚴重的不公平隱患。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開始，毛澤東的威望到了巔峰狀態。他的一句好話、一個褒獎，總是帶著濃重的政治色彩。這種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貫所奉行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哲學。最後也導致了後來關於在大慶油田發現問題上曠日持久的名利之爭。
大慶油田發現與開發的開始幾年裡，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質部其實從未因誰功勞大誰功勞小出現過公開或者背地裡的摩擦。這種名利之爭，在科技工作者裡面，也不曾出現，至少黃汲清等一批大師從沒想過什麼個人的名與利。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廣大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心願和崇高情操。只是後來的政治勢態發展，迫使我們的科技工作者必須起來捍衛自己應有的尊嚴而已。
人來到這個世上，誰都有維護和捍衛自己尊嚴的權利。然而，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為了維護和捍衛自己的尊嚴，卻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價。
文化大革命是他們經歷的最漫長、最黑暗的作為人的最基本的尊嚴得不到保證的歲月。那年月，大多數知識分子被當作發霉的垃圾推進垃圾筒，或者乾跪挖個政治的坑給埋起來。
說毛澤東的晚年是一個悲劇，是因為他老人家的頭腦中有過多的敵人。他在國際事務中把帝國主義的概念無限度的延伸，造成了中國的極度孤立；在國內，老人家的敵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那些本質上就反動的知識分子。
黃汲清被劃歸為那些本質上就反動的知識分子一類。
反動的知識分子是相對於革命的知識分子而被歸類出來的。在地學界，不用說，黃汲清是反對毛澤東思想而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路線的的反動的知識分子。
1964年，黃汲清60歲。文革開始，黃汲清62歲。黃汲清壓根兒就沒想到，在他古來稀的年歲，歷史竟會將他與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對立起來。
歷史在捉弄黃汲清，同時也在捉弄當時的那個時代。這一切在客觀上是可以歸功於毛澤東及他老人家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毛澤東向全國工交系統發出了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大慶從此成為一面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紅旗。這面紅旗高髙飄揚了幾十年。就廣義而言，毛澤東的這個口號並沒有任何可指責的地方。在這個口號的後面還有兩個號召，即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在文革之後，社會上曾經對學大寨提出了許多質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認為大寨並不能作為中國農村的模式，還有便是陳永貴、郭鳳蓮那樣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離譜了。其實，毛澤東提出這號召，其基本出發點沒有多少錯。只是後來的有一些典型由於被吹、拔得太離地。一離地就變得虛假，一虛假別人反倒不信了。陳永貴晚年的悲劇與毛澤東一樣。郭鳳蓮現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輩的教訓，因而又重新受到人民的尊敬。
我們一向尊敬的大科學家李四光先生或許連他本人都沒有意識到，他在大慶油田發現之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十幾年間，在某種程度上也陷入了與陳永貴相同的悲劇命運。不過，在公眾的記憶和印像中，李四光的運氣要比陳永貴式的一批歷史上的風雲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幾個人說他壞話——筆者的本篇文章裡其實也絲毫不是在說他壞話。特此敘述一個情節：在寫此文中間，有一天筆者和雜誌社的同行路過李四光的塑像時，提議道：來，我們一起站在這位卓越的科學大師面前照個相，讓大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這張照片後來一直壓在筆者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只是歷史已經把我們推到了一個新的世紀，而在這新世紀即將到來之前，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孫們說個明白，以免再將這個世紀的一些誤會、一些誤解帶給後人。中國在二十世紀有太多的痛苦，每一個正直的中國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國在新的世紀不再出現痛苦，至少是不屬於人為造成的痛苦。
為了明天不痛苦，有時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傷疤。於是，這就會使個別人感到痛苦起來。如果個別人的暫時痛苦，能換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這個別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種奉獻。我真誠希望以往那些將李四光視為神的個別人能拿出這種奉獻精神和大度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