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的1904年，中國天府之國的四川誕生了兩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黃德淦，即後來的黃汲清；一位叫鄧先賢，即我們的鄧小平主席。黃徳淦比鄧先賢早出生140天，少年時的這兩個四川娃子沒多少區別，他們都被大人送致私塾誦習四書五經。不過，那時的鄧先賢據說對算術特感興趣，而黃徳淦則對梁啟超的中國魂如痴如醉。
鄧先賢14歲被稱作好學生考入縣中，黃德淦13歲就進了成都市，成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學學生。
中學畢業後，黃德淦考進了天津北洋大學，在義和團的發樣地，這位四川娃子對政治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致。 1924年初，北洋大學發生了反對校長馮熙遠取締學生集會的運動。黃是這次運動的骨幹，他因此而被校方開除。
這時的鄧先賢已改名為鄧小平，並且在中學尚未畢業就被明賢的父親先是送到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習，後來又乘法商的一艘吉利號輪船到達上海，改搭法國郵船特萊蓬號到丁馬賽，從此開始了他那偉大的革命生涯。
黃德淦也在此時改名為黃汲清，不過此時的黃汲清對前途充滿了擔憂。由於吃了北洋大學的虧，黃一度想到廣州報考黃埔軍校，想棄學從軍以報馮熙遠一箭之仇。
就憑你那麼點個兒也想扛槍？
黃汲清聽了這話，好不灰心，從此打消了從軍念頭。本世紀中國因此少了—位戰將，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學家。
津門與京城相距咫尺，黃汲清一橫心，一步跨進了京華皇家學府北京大學，專修地質系本科。這年是1924年。
“地質”兩字在那時可不像現在那麼不值錢，那麼叫人聽來陌生。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許多立志科學報國的知識靑年都選擇了可以為國找得礦產資源的地質專業。你或許不能相信，中國近代的第一部地質科學專著《中國地質略論》競出自大文學家魯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質”兩字在二十世紀初的科學啟蒙力量。
美國當代知名歷史學家肖艾爾佛雷德.埃克斯曾這樣斷言：構成二十世紀國際關係之基礎者，乃是全球性的礦物資源爭奪。這位學者的話雖沒有成為人們口頭傳揚的經典式真理，但卻真實反映了二十世紀世界發展的一條重要脈絡。
當二十世紀即將來臨時，在我們的地球上，到處呈現著發展極不平衡的狀況。那時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各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空前高漲，因而對原有的地盤皆嫌不夠，於是都急於擴展市場，多佔原料產地，開闢新的投資場所，尋找向外殖民地。像中國這樣一個地大物博又十分落後的國家，自然成了列強們垂涎三尺的大蛋糕。這個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們豐富的礦產資源。
礦產資源的開發必須依靠地質科學工作。因此在當時受西方工業革命的影響，許多有識之士無不認為，中國要富強，必須大力發展地質科學，再通過地質科學革命，促進全面的礦產資源開採，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生產，達到拯救和振興中華民族之目的。這一道理在舊中國視為真理，到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還是這樣，要不毛澤東為什麼稱地質工作是國民經濟的先行官！只是在現代化迅猛進程的今天，我們的社會競差不多把地質與礦業工作拋在遠遠的一邊，這實在是一種可悲和危害無比的現象。
有一個例子還可以說明當時社會對地質工作的重視。在黃汲清進入北大地質系的第二年，中國革命的先驅孫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去世，巨星隕落，萬民悲絕。按照國民政府的決定，孫中山先生的遺體將轉移到南京埋葬。 1923年3月的一天，國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園現中山公園的中山堂。當時抬棺的六個人，均是國民政府親自挑選的與孫中山有密切關係及在辛亥革命中有卓越貢獻並被稱為對當時社會發展有重大推進作用的人士。六人中有一位是地質學家，他站在抬棺的左前方第一位，那位地質學家便是李四光。當時他是北京大學地質系的教授，黃汲清的老師之一。
國父孫中山生前也積極主張發展中國地質學科。早在東瀛的—次同盟會集會上，他就這樣對盟友們吶喊道：要救國不學地質、不搞開採礦業是不能成功的。一代地質名家李四光早先學的是造船業，他就是在孫中山的教導與影響下，後來才到英國改學地質的。
當時還有一種情況是：被魯迅罵作外族強盜的對中國寶貴礦產資源的野蠻掠奪，激起了一批愛國志士們的極大憤慨與不平，激發了他們發憤開拓中國地質科學的宿願。
在雲南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位法國傳教士在某山區發現一處錫礦，便僱用當地人開採，不出三年，這位傳教士就發了大財。憑著富有，他任意壓迫和剝削中國百姓，並且把教堂當作一座供他淫樂的溫床，每晚都要雇一幫人到四周搶得一位美貌絕倫的中國民女陪他睡覺，第二天就派人把她扔進百米礦井里活活悶死。其殘忍和肆意掠奪我中華民族財富的獸行，終於激起了一場焚毀教堂、殺死傳教士的民運。那傳教士死後，當地一批百姓便自發組織起來開礦，結果由於不懂地質與開採技術，錫礦沒開成，一次因礦洞鑿漏造成地下水倒灌，上山參與開礦的三百多位民工全部通難，最小的不足9歲，最大的74歲……噩耗傳出，舉國哭泣。
如此這般的事，在舊中國屢見不鮮。中國人不懂科學，只能眼看著強盜從自己的家門口搶走財寶，弄不好還要搭上自己的性命。這樣的悲劇是沒法看下去了，而當時我們的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刺激還遠不止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