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日本人搶占台灣後，在某地開採洋油。有一次，一位日本人見一群台灣百姓好奇地圍觀在出油井房，便對同伴說他要看中國人點天燈。
何謂點天燈？
只見這位日本人用鐵勺盛了滿滿一勺油，讓一個台灣老鄉張開嘴，猛地把洋油灌進其口中，然後劃著一根洋火，那台灣老鄉便活活地被當作天燈點燃燒死，一群日本人則在一旁狂歡取樂！
二十世紀初，一隊美國人組成一個亞洲考察團要穿越騰格里沙漠。他們在中國的版圖上舉著星條旗，卻不讓中國科學家同行參加考察。
你們中國人的屁股後面長著尾巴（辮子：筆者註）只能作這樣幹活。考察團的一位美國人騎在雇來的一個中國嚮導背上，像趕馬似地這般說道。
中國同行縱然恨得把牙根咬裂，卻依舊被無理地排斥在考察團之外。
考察團在千里無人煙的浩瀚大漠途中，斷了水。洋人竟為了自己活命，殺了駝隊又殺了中國嚮導，用駝血和人血幫助他們越過大漠。
在國際地質大會上，美國人還將此作為壯舉向世人大加吹噓。
—個國家沒有科學，也就沒有了基本的尊嚴。
這種民族的恥辱，深深刺傷了一名晚清秀才的心。在黃汲清大師剛剛出生那一年，這位晚清秀才東渡日本，毅然考進東京帝國大學地質系，並拜日本地質學界開山祖師山藤文興郎門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選學地質專業的留學生。
他叫章鴻釗，中國地質學界稱他為中國地學的開山之父。黃汲清叫他先生的時候，章已是開創中國地質事業的元勳了。
1911年6月，章鴻釗懷著一腔赤子之心回到祖國。此時，正值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成功後，章鴻釗即應邀赴南京，參加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籌備事宜。
次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大總統孫中山親自批文在政府實業部下面成立礦務司地質科，並任命章鴻釗為科長。
“地質”兩字，至此在中國有官府政權的幾千年曆史以來首次正式出現。
章氏科長作為中國第一位地質長官，他對國人如此大聲疾呼道：謀國者宜盡地利以民財。欲盡地利，則舍調査地質蘯未由已！並說：亡羊補牢，或猶未晚，失此不圖，而尚談窗強也，則吾未之知也！
先師的切膚之言，對年輕的黃汲清影響極大，為他後來畢生獻身於地質事業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1928年，黃汲清以優異的成績從北大地質本科畢業。同班畢業生還有李春昱、朱森和楊曾威，前兩位後來都成為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著名地質學家。只有楊曾威因家境困難而從商去了。其實黃汲清的那屆地質系畢業生全部加起來也就他們四人。
二十世紀前，中國的地質科學是零。到黃汲清畢業時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仍然只有少數的幾個人在打天下，然而這少數的幾個人卻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回過頭來看一看，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的迅速崛起，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功不可沒。這裡所說的幾個人，除了章鴻釗外，便是丁文江與翁文灝。
章、丁、翁三人都是留洋回國的中國第一代地質大師。他們共同創造了我國第一個專門培養地質人才的高等學府——地質研究班，即後來聞名於世的中央地質調査所。這個所成立於1913年，第一批招收的學員僅為30名。地質研究所的教學十分嚴格，並且對學員實行淘汰制。三年後這批學員畢業時，只有18人拿到了文憑，這就是後來的中國地質十八羅漢。他們中有已介紹過的謝家榮、有成為著名教育家的葉良輔和發現首鋼供料礦山井陘鐵礦的朱庭佑、山西大同煤礦發現者王竹泉、北京周口店集人發掘人裴文中等一批科學大師。地質調查所後來沒有招過學員，成了國民政府農商部下屬的一個工作實體，第一批學員都被收編為該所地質調査員。由於它是二三十年代中國惟一的地質工作部門，故之後全國各大學包括從外國留學回來的優秀生都被吸收到該所從事地質科學專業，這種狀況一直延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
由於章、丁、翁這三位大師自身的學術水平與實際工作能力，加之不斷吸收各路精英，地質調査所發展到四十年代時，已是人才濟濟，並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級著名科學研究機構，它的總體學術水平與研究人員都是一流的，在國內也有中國地質科學黃埔軍校之稱。後來新中國在非常短的時間裡發現了那麼多大礦、大油田以及氫彈、原子彈所用的鈾質礦物，是與這個調查所的基本人馬在解放前全部保留下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主述的關於在大慶油田發現的問題上以及後來所出現的一連串事件，追其淵源，都與這個所的歷史不無關係。因為李四光不曾屬於過地質調査所，而除他之外的新中國地質事業包括石油工業的開拓者，幾乎都出自這個所。
世上所有的恩恩怨怨總是與歷史的諸多因素攪和在一起，在大慶油田的問題上也不例外。
黃汲清不屬於章、丁、翁、李（四光）等第一代中國大師，他也不是十八羅漢之一，但他以其自身的天才和勤奮，迅速在地質科學界成為大家。
跨出校門，黃汲清像當時所有優秀青年地質學家一樣，被聘到中央地質調查所當調查員。那時的所長由翁文灝擔任，丁文江是技術總負責。翁、丁兩人是好友，調查所第一任所長由丁擔任，後丁一度馳騁政壇當了上海市督辦（相當於市長）之後又出任北票煤礦總經理，其間讓位於翁。今天50歲以下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丁文江這個名字，可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丁文江可謂大名鼎鼎。我看過湖南科技出版社1974年翻譯出版的由一位名叫夏綠蒂.弗思的美國學者撰寫的《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一書，令我對丁文江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科學大師肅然起敬。弗思在哈佛大學出版的原著中這樣評價丁文江：……他是中國的赫胥黎，是二三十年代中國提倡科學、促進新文化發展的代表人物……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他是第一位這樣做的中國人，既從技術觀點又從哲學觀點研究西方的科學，他認為根據科學的思想原則教育同胞是自己的責任。丁文江所發揮的這種作用（科學家作為文化的和政治的領袖），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是前無古人的……這位傑出的科學家與政治領袖，對黃汲清的事業與人生都有過重大影響。或許是一種巧合，或許是一種機遇。就在年輕的黃汲清剛剛踏入社會，立志用教室裡學到的知識為挽救苦難的民族作貢獻的時刻，正處於精力與事業巔峰期的丁文江大師，在地質調査所策劃了中國現代地質科學史上一次壯舉——中國西南邊疆地質大調查。他選擇了兩條線路，一條由重慶至貴州境內，另―條由四川敘州至雲南方向。丁文江除自己親率一支隊伍外，還派了兩名得力助手組成另一支隊伍，他們便是黃汲清和當時在地質學界享有聲譽的青年地質學家趙亞曾。
我是從照片上認識趙亞曾的，他身材高大，一副學者風度。相比之下，矮小的黃汲清則顯得一副憨相。那張照片攝於1929年趙亞曾與黃汲清在翻越秦嶺途中的褒城雞頭關。這次遠征野外考察，給黃汲清留下了一生都刻骨銘心的印象。
為了獲得盡可能多一些的野外資料，黃汲清和趙亞曾時而並肩問路，時而各闢路線，孤身進入荒蠻的原始森林與少數民族山區。在我們今天看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旅行考察似乎很浪漫。可是在那個年代，野外考察就是一種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探險。 11月，當黃汲清正在四川敘永的途中，雲南昭通方面傳來一個他怎麼也無法接受的噩耗——他的好友、同伴趙亞曾慘遭土匪殺害。趙亞曾死得突然，也死得慘烈。這位出生於北方的青年科學家，不懂得如何對付南方土匪的惡行。這天，在他下榻的一家竹樓小客棧，突然來了一群持槍的土匪。本地人都有經驗，只要遇到這種時候，就主動敞門掀櫃，任其自然。趙亞曾哪知道，當他一聽土匪來了，拼命地使勁將門死死頂住。
土匪嚎叫著讓他開門，他越是頂住不開，甚至把身體一起貼在門上。土匪急了，掏槍就是一梭子……一位傑出的科學家就這樣倒在血泊之中。
噩耗傳出，舉國震驚。黃汲清更是悲痛欲絕，然而這並未能阻止他繼續奮勇前進。他擦乾淚痕，埋葬了好友的屍體後，又隻身翻山越嶺進入荒無人煙的貴州原始山川，直至1930年6月與丁文江等人會合。此次野外考察歷時一年零三個月，黃汲清孤身行程達一萬餘里，創造了中國地質史上一次單程考察的最長線路紀錄。當丁文江為痛失高徒趙亞曾悲痛之時，黃汲清的敬業精神使這位大師得到了莫大寬慰。明日之中國地質希望，非徳淦莫屬！丁文江在翁文灝和當時的新文化旗手胡適面前如此讚揚道。事後證明，丁大師的預言沒有錯。在大量獲得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1930年至1932年間，黃汲清埋頭耕耘在科學研究領域，連續發表了秦嶺山及四川地質之研究、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珊瑚化石等六部專著。其中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地層總結，奠定了為地質找礦有直接指導意義的中國二疊紀地層劃分的基礎。他的專著一發表，立即轟動中外地學界。黃汲清從此在科技界也有了黃二曼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