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經長期的鬥爭，終於擺脫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與剝削，獲得了自由解放，並誕生了新中國。然而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年間，中國這位東方帝國的臣人到此時已變得一窮二白。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在收拾這個爛攤子後，最緊迫與最難的問題是如何使國家從貧窮中走出來，工業革命無疑是惟一的根本出路，而石油工業則是整個工業革命的重中之重。
作為精通戰略的毛澤東對這一問題極為看重。在他剛剛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國後的第十八天，便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義，簽發了成立燃料工業部的命令，並親自提名資深工業革命家陳郁為部長。新成立的燃料工業部在第二年就設立石油管理局的專門機構。著名地質學家、我國第一個石油工業基地玉門油田的開拓者與發現者孫健初先生被聘為石油管理局勘探處處長。當時的中國石油工業處於茫茫大地，何處找油的狀況，其戰略方向十分模糊，惟一可依靠的是孫健初在四十年代初發現的一個玉門油田和日本人侵略東北時留下的幾個人造石油廠。中央據此確定了加強西北石油勘探工作和發動力量恢復東北人造石油的兩大目標。西北石油勘探工作的重擔交給了孫健初，並於1950年8月6日，成立了西北石油管理局和玉門礦務局。一代石油先驅孫健初在得到中國共產黨如此厚愛下，奮然全身心投入工作，可是就在他欲為新中國石油工業作出貢獻的時刻，1952年11月10日深夜，他不幸煤氣中毒，與世長辭，終年56歲。孫健初的猝然長逝，使中國石油勘探業曾一度陷入空白。最高決策層把眼睛不得不放在了成本極高，產出極低的東北人造石油上，並在短時間內恢復了撫順東製油廠後為石油二廠、錦西石油五廠、撫順西製油廠後為石油一廠、樺甸頁岩油廠後為石油九廠和錦州煤氣合成廠後為石油六廠等幾個人造石油廠的生產。所謂的人造石油，是以一種叫頁岩的岩石，通過大量複雜的干餾等工序，從中提煉出與天然石油成分相近的人造石油來，其成本為天然石油的十幾倍。無奈，許多工業建設需要石油，不這樣做就會使得諸多產業無法進行。毛澤東等決策者是咬著牙關，勒緊褲腰帶從石頭中擠這生命油的。到1952年人造石油產量達24萬噸，佔當時全國原油總產置的55%，中國人就是靠了這麼一點點人造石油在支撐著新中國建設，特別是朝鮮戰場上的大部分急用之油。
太可憐了，又顯然不是長久之計，毛澤東為此憂心忡忡。一個龐大的國家，而且還處在一邊建設一邊需要滿足戰爭的供給，僅靠四十來萬噸石油，簡直是杯水車薪。而嚴重的是中國石油資源尚處在被國際科學權威們判定為貧油國的無期徒刑狀態。
找，得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地底下摸個清楚。 1952年8月，毛澤東又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質部。這塊牌子剛掛起來，毛澤東就把派去當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的何長工叫到身邊。
“長工啊，你在地質部聽技術人員說了沒有，中國到底有沒有石油啊？”毛澤東開門見山的第一句話就這麼問道。
這……何長工急得後背一身冷汗，他瞅瞅一旁坐著的彭真，不知如何回答越來越令他膽怯的老毛。要說有吧，這牛皮吹出來可就不得了啦！要說沒有吧，老毛肯定不愛聽。
何長工支吾了半天沒說出幾個字。
“唉！油啊油，真是油憂人啊！”毛澤東懊喪地朝何長工、彭真揮揮手，示意他們走吧，他需要獨自對此想一想。兩人走後不多日，毛澤東通知秘書：讓地質部部長李四光來一下，還有總理。
老人家愁的還是石油。
毛澤東與一位民主人士見面，可比召見老部下何長工要客氣得多。
“李四光同志今年多大年紀？”毛澤東滿臉微笑。
李四光：“66歲。”
毛澤東有些驚異地噢了一聲，說：“比我大四歲，又是著名科學家，那就是我的先生？！”
李四光受寵若驚：“不敢，不敢，我在地質界是少數派。”
毛澤東不緊不慢地：“當少數派不要緊，我，恩來同志，從前也是少數派，不止一次被排擠，可是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裡。”
李四光很激動地點點頭。
毛澤東收斂笑容，轉到正題：“先生知道，我們共產黨人推倒了三座大山，現在要建設新中國。可進行建設，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沒有石油都轉不動。眼下我們每天坐車，燒的都是洋油。自己沒有油，想愛國，也愛不那麼痛快喔！”
李四光十分內疚地：“我們工作沒有做好。”
毛澤東搖搖頭：“這筆賬不能算在你的頭上，中國貧油又不是你李四光說的！”
“李四光同志，我們知道你對石油問題有自己的看法，主席想听聽你的意見。”周恩來插話道，“你認為我國天然石油的儲量究競怎樣？如果真是不大好，我們要早一點考慮走人造油的路。國家各項建設上得很快，時間耽誤不起呀！”
李四光聽了這話，連忙說：“不不，我們目前還用不著作這種選擇。主席，總理，根據地殼運動的規律，我認為生油是一回事，儲油又是一回事，關鍵在於正確認識地下構造的規律，找出儲存石油的構造來。有的地方，地面上雖沒有任何油氣現象的顯示，而地下卻很可能是個大的含油地區……”
“這麼說，我們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澤東的眉頭一挑，問。
“是這樣。”李四光肯定地說：“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地質構造又十分豐富，不應當排斥富油地層的存在！”
毛澤東高興了：“先生的觀點，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辯證法，強調絕對就不是馬列主義了！”
周恩來從座位上站起來，爽朗地笑道：“我們地質部長很樂觀，也很有氣魄！李四光同志，你說中國有石油，我擁護你！”
毛澤東聽後也站了起來：“好，我也投先生一票。”
李四光情緒激盪。當時他只感到的是肩頭的擔子。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像李四光這樣的科學知識分子，得到毛澤東這般十全十美推崇與讚賞的人幾乎沒有。
離開中南海，李四光回到辦公室，腦子裡一直在思忖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他感到開展全國性石油地質普査與勘探工作已迫在眉睫。然而作為一個新組建的政府職能部門，國家建設所需的礦產資源太多了，有造飛機、大砲的鋼鐵，有試驗核武器的鈾礦，有供給人民生活的銅錫礦，還有準備建長江大橋的工程勘察任務，當然，石油是這些礦產資源等任務中的重中之重。地質部是一個行政部門，礦產普査工作千頭萬緒單靠一個行政部門難以進行有效工作，必須建立一個專業部門全力投入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何長工等幾位副部長，並且迅速形成集體意見。於是，1954年初，一個專門擔負計劃與指導全國性的各種礦產普査勘探任務的特別機構——地質部礦產普査委員會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長工商量，這個實質機構必須有國內地學界最有威望和實際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經過再三選擇，部黨組調來三位大員，他們是西南地質局局長黃汲清、地質部地質礦產司總工程師謝家榮和地質部辦公廳負責人劉毅。三人分別被任命為普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地質部把如此重任交給黃、謝、劉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劉是位資深老革命者，九級幹部，他到普委另有一個職務是黨委書記兼辦公室主任，是實際上的行政最高長官。謝是著名的礦床學家，在礦產勘探方面是獨一無二的權威。另一位黃汲清是從大西南調來，完全是出於對他的兩方面優勢考慮，一方面是著名的地質學家，另一方面他還是中國數一數二的從事石油地質科學的專家。他和謝家榮實際上是普委的技術總負責，加上劉毅這位行政領導，如此三人班子應該說是最佳搭配。
普委除上面幾個大員外，還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奔。這位少壯派到普委之前已是東北地質局副局長了。在普委他被任命為辦公室副主任，是實際上的大管家。李奔在新中國石油工業建設史上是位重要而又傳奇的人物。他是位小八路出身的共產黨人。 1945年，他所在部隊越過隴海公路時，日本人投降了，年輕的他被派到家鄉任化縣當了縣委書記。解放後，當時任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辦公廳主任的袁寶華將他召到地礦行業。這位年輕、幹練的黨員幹部深得黃汲清、謝家榮的看重與賞識。中國大慶油田的發現過程，如果沒有李奔從中奔波、周旋，或許還要晚幾年。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當年與康世恩在大慶會戰中並肩戰鬥的老石油，從解放初期任局級之後的幾十年間從未升遷過，在他辛苦、勞累，並且作出了卓越貢獻的數十年後退休時，他依然還是位局長。拿黃汲清的話說，像他李奔這樣能幹的人，在石油部早就是部級領導了。可嘆的是，興許地質部的人才太多，要不然像李奔這樣的功臣在官場上永無出頭之日的恐怕也不只他一個人。
除李奔的行政辦公室外，普委下設一個地質科，這是主要的業務部門。著名地質學家王曰倫、朱夏、關士聰等也在其中。而更多的是像張瑞祥、鄧克剛、蘇雲山、丁正言、余飛、朱聚善、敖玉、馮福閭、胡定恆、劉政琨、孫人一、陳繼賢、寧宗善、周志武、任紀舜、王光等一批剛走出大學門的年輕人，如今這些人大多成了我國地質業的棟樑支柱。 1954年12月，國務院為了加速石油工業事業，決定將地質部、中國科學院和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的力量集中起來作戰，並分工地質部與中科院擔任油氣普查和科學研究任務。康世恩任局長的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擔任油氣資源的勘探和開發。第二年，該局撤銷，並改為獨立的石油工業部。黃汲清他們的普委任務也由綜合礦產普查任務改為全國性的石油、天然氣普査勘探。這一消息，對畢生致力於中國油氣業建設的黃汲清來說，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喜訊。
或許是近幾十年來李四光的名字太響和太光耀的原因，絕大多數中國人對中國地質科學界的其他人物知曉得甚少。其實，二十世紀的中國地質科學較之其他科學界更值得我們中國人自豪。而中國的地質學界所湧現的一大批躋身於國際地學界之林的世界級大師，又何止李四光一個人！
黃汲清便是可以與李四光並駕齊驅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國地學界難有幾位科學大師可以冠之為中國石油之父的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