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1月20日，這在中國原子彈試驗史上是應該記住的一天。這一天，雖說不是正式核爆炸，但卻有著與核爆炸相似的重要。當時參加這項縮小尺寸的整體模型爆炸試驗的人不多，可從技術角度而言，王淦昌心裡明白：成功與否，意味著中國原子彈正式爆炸日的到來。王淦昌在獲得中南海直接批准後，便與彭桓武、郭永懷、鄧稼先、朱光亞等進入了緊張的實驗實戰。在那些日子裡，王淦昌一天光跑研究室、車間和實驗場就得好幾個來回……終於有一天病倒了，血壓一下高了起來，這可把基地上上下下嚇壞了。
“你們怎麼搞的？要是王先生有一絲閃失，我就槍斃你們！”基地的人還沒見張蘊鈺司令這麼嚴厲地訓斥過部下。
“張司令，不能怪醫生，我是上了年紀，有些高原反應罷了，不要緊的。”王淦昌趕快出來打圓場，為了不讓大家擔心，他有病也不說，甚至當著眾人的面連藥都不吃。
“轟——”成功啦！成功啦！縮小尺寸的實驗性爆炸獲得了絕對成功。王淦昌像年輕人一樣，高興得跳了起來：“好極了！我太高興了！中國的原子彈可以正式進入爆炸準備了！”1964年2月，中央一道命令，原二機部九所改為第九研究院，王淦昌被任命為副院長，繼續主抓原子彈研製的生產與技術工作。 4月，王淦昌和幾位主要技術人員被北京派來的飛機突然接去。原來，周恩來總理親自給他們下達了一項最機密的命令：“596工程”採取塔爆方式，於9月10日前做好試驗前的一切準備，隨時聽從中央下達的正式爆炸的命令，要萬無一失地做到“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
“當時我們聽了中央的這一精神，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多年的夢就要實現了，緊張的是假如爆炸試驗中出一點差錯，怎麼對得起毛主席、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呢！”王淦昌在事後的幾十年，還這樣感慨。
誰都企盼成功，但誰都不可能在沒有失敗的經歷中獲得成功。王淦昌曾經對自己的弟子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不懼怕失敗。正是一次次的失敗使我激發了對下一次實驗的興趣。失敗是成功之母，這是真理。”然而這一次沒有失敗，這一次不允許失敗。雖然這對科學來說是有違規律的，但它必須是這種結果。你不管有什麼理由，你一定得成功。這就是全中國、全民族給王淦昌等科學家的全部任務。
王淦昌不像美國的奧本海默那麼輕鬆，因為奧本海默是第一個試驗原子彈的人，即使不成功也還可以進行第二、第三次試驗，反正別人拿他沒辦法。王淦昌也不可能像蘇聯的科學家那麼幸運，因為斯大林給蘇聯科學家的任務是“必須超過美國人的，不超過的我不想要”！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被隔海的美國人天天在用原子彈威脅，而“北極熊”更是張著大嘴巴要你好看呢！王淦昌沒有退路。
然而，就在各個系統按照中央確定的日子，全力準備在預定時間爆炸原子彈時，問題真的出來了！氣泡！報告王院長，×××的三次模擬試驗中出現了氣泡！這一天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基地本來對科學家們作出特殊安排：五一放假兩天。但王淦昌沒有休息，也無法休息。
他剛從設在酒泉的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工藝車間回到基地，一個緊急電話就跟到了他的屁股後面。
“我馬上就來！”沒有顧得上喝口水，王淦昌便帶著衛兵和兩名助手，又趕往酒泉。
“氣泡事件”對當時整個原子彈爆炸試驗前帶來不大不小的緊張氣氛。基地上上下下都知道了要在當年的“國慶”進行原子彈實驗核爆試驗，這一嚴重的技術問題如果處理不掉，勢必影響整個試驗的時間表。能不急嗎？基地司令員急，幾萬名將士急，聶榮臻、張愛萍等軍委領導急，毛澤東和周恩來急。
自然，在一線負責技術和生產的王淦昌就更急了！根據當時酒泉工藝車間負責人祝麟芳回憶：自一批濃鈾235在蘭州氣體擴散廠生產出來後，經毛澤東親自批准，第一套合格的鈾235部件正式在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的工藝車間開始組合。這個鈾235部件是原子彈的“心臟”。原子彈是個比人的生命體更為複雜的特殊“生命體”，其“心臟”出現“氣泡”就意味著爆炸試驗徹底“泡湯”。不用多說，“氣泡”問題已經牽動了無數人的心了。王淦昌趕到酒泉時，負責鈾芯技術的物理學家姜聖階總工程師早已忙得不可開交，並正在發動技術與生產骨幹找問題找原因。大家一致的意見是：繼續重複試驗！說來容易，做起來就比較艱鉅和困難，當時我們國內即使是生產最精密的高新技術產品，用的卻是最原始的設備。酒泉廠消滅“氣泡”的整個戰鬥就是這個狀況。技術人員和工人同志們無法上馬，靠著真正意義上的自力更生精神，一爐一爐地重複著試驗，一絲不苟地查找問題，終於在大家的努力下，徹底消滅了“氣泡”這個幽靈。
五一節清晨，原子彈的“心臟”——鈾芯正式安裝完畢，而且經王淦昌等科學家檢測合格。
至此，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已經誕生。
“全體集合！準備行動！”此時，從中南海傳來一聲號令。這句暗語告訴所有參與原子彈試驗與生產的部門，原子彈安裝開始！各路兵馬向羅布泊集中……
“我一定要去，不去心裡不踏實。”在指揮部會議上，王淦昌第一個提出要親自去西安和蘭州等原子彈重要部件的安裝與生產地護送“寶貝兒子”到羅布泊來。
“王老，你年歲大了，有我各路精兵強將在，你還有什麼不放心？”司令員張蘊鈺和李覺院長勸王淦昌不要擔當累差。但王淦昌說什麼也不聽：“如今最後一步了，而且部件運送的安全與否，責任重大，我是總管技術和生產的，不去，出了問題怎麼向總理交代？不行，我一定得去！”
“好吧。王老要去，警衛部隊的同志聽著，你們要像保護原子彈部件一樣一絲不苟保護好王院長，出了一點問題，軍紀嚴處！”張司令員吩咐手下的一名師長。
這是真正的戰鬥。在五一節之後的那些日子裡，王淦昌像“接新娘似的”從鄭州、從西安、從蘭州等生產原子彈部件的地方，率千軍萬馬，將原子彈部件一個個護送到羅布泊基地……那都是一列列警衛森嚴的絕密專列，其警衛的級別與中央領導出訪等同。每到一個站，全部清一色一級警衛，就連車站的負責人甚至當地的最高領導都不知專列上裝的是什麼東西。有一次回憶中王淦昌這樣描述過當時參與護送原子彈部件的情景：“我們都像天上掉下的神秘人物，不能跟車站或當地的領導同志說話，對方也不敢問我們一聲是乾什麼的。有意思的是，那些警衛我的戰士，只要我一行動，他們就左右前後地簇擁著，我真當了回大干部。太有趣了！”
大爆炸就在眼前。
6月26日，一座102米高的鋼鐵巨人在羅布泊湖邊高高地聳立。這座由人民解放軍124團5000餘名官兵苦戰數月豎起的鐵塔，是原子彈試驗的最後地點。它的出現，意味著中國的原子彈爆炸試驗已經進入倒計時。
9月中旬，王淦昌等基地技術與行政負責人全部被北京叫了去。
這無疑是黨中央對基地最高領導層做最後的一次檢查和動員，但爆炸時間卻沒有確定。 “聽中央和毛主席的決定。”周恩來總理在會議臨結束時對在場的這些早已按捺不住的將軍們和科學家們這樣說，“在正式命令下達之前的時間裡，我們不能有任何鬆懈，無論從技術還是從官兵的戰鬥情緒上，一定要一切從零做起……”王淦昌和將軍們如期回到羅布泊。基地所有人都明白，憑經驗，中國的許多重要事件，一般都發生在元旦、五一、七一這樣的喜慶日子。這回中央讓9月10日前做好一切準備，這等於告訴大家：國慶前將進行原子彈正式爆炸試驗！ 9月15日，9月20日，9月30日……國慶快到了，怎麼中央還沒有下達爆炸試驗命令？王淦昌也同大家想的一樣，該是國慶前的一天正式爆炸呀！可一直到國慶節那天，北京仍然沒有命令。
“王先生，張愛萍將軍明天要帶你們去古樓蘭！”像成千上萬的工作人員一樣，王淦昌也焦急地等待著北京下達爆炸命令。當聽部下有人這樣通知他時，不免奇怪地反問：“張將軍讓我們到古樓蘭干什麼？”
“聽說是帶你們去散散心，那兒有很多魚螺化石呢！”
“什麼什麼？去拾魚螺化石？”王淦昌火冒三丈，“我不去不去！都什麼時候了，誰有那份閒心呀，不去！”
“是王先生說不去呀？哈哈哈……”正在說著話時，帳篷外傳來熟悉的聲音。
“張副總長來啦！”工作人員趕緊趁機溜走，免得挨克。
“王先生，我是來向您轉達週總理話的。”張愛萍說著在王淦昌的鋪上坐下，鄭重其事地說，“總理指示說，我們的'小太陽'要等國慶過後，讓那些來參加我們15週年慶典的外國朋友都送走後再爆。為了穩定軍心，我和基地司令員同志作出了新安排，一方面讓大家進行預防、預想查漏補缺，增加演練，以確保萬無一失。另一方面怕大家在臨戰時大意緊張帶來急躁情緒而影響我們的'萬無一失'，我準備組織同志們到古樓蘭散心來調整一下情緒，您看如何？”王淦昌這才恍然大悟：“張副總長，你們到底是打仗出身的，考慮戰鬥藝術真有一套。行，我看大家的情緒現在波動很大，太需要調整了。包括我在內，都有些等不及了。好，明天我也跟你到古樓蘭去拾魚螺化石！”
“王先生，由您一帶頭，我的工作就好做了幾倍！”張愛萍握住王淦昌的手，動情地說，“王先生，你那麼大年歲整天跟大家沒日沒夜地工作，千萬要注意身體。否則我無法向總理交代啊！”
“謝謝。謝謝總理和你的關心。”第二天，王淦昌隨張愛萍一行到了古樓蘭一帶，那實在是個值得一看的戈壁灘上的獨特景緻。古河道雖然乾涸了，卻留下了深深的河床和隨手可拾的魚螺化石。加上左右追逐的、搖動著小尾巴和眼睛光亮溜圓的黃羊群，使整個“死亡之海”呈現少見的生命畫卷。不用說，“詩人將軍”的這一招，讓隨行人員簡直樂開了懷。但唯獨只有一個人既不拾魚螺化石，又無半句笑語，他就是王淦昌。
“王先生，是不是有什麼不舒服？”張愛萍關切地問道。
“沒沒，我在想我們還有什麼地方沒有考慮到或者哪個環節上有質量問題，我想回去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先要看看那些線路接頭安裝得牢不牢。一想到這些，我就沒了其他心思啊，張將軍！”張愛萍把科學家的雙手放在自己胸前，對天長嘆一聲：“國寶，我終於明白總理為什麼這樣珍重您這樣的國寶啊！”
“現在我下令：根據中央命令，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時間為1964年10月16日。從現在開始的48小時內，全體人員進入戰斗狀態……”10月14日下午，張愛萍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在“石頭房”裡向基地高級將領和王淦昌等技術領導者下達正式命令。
“'小太陽'終於要閃光了！”王淦昌內心湧起一股難以抑制的激動。而作為現場的技術主要負責人，王淦昌又無法平靜。在過去的幾十天裡，他和朱光亞、鄧稼先、程開甲等已經不知多少次檢查過每一個可能出現問題的接頭、線路或者裝置，但畢竟這是第一次大爆炸，第一次真正的大爆炸，久經沙場的大科學家王淦昌心頭緊張得直冒虛汗——他相信自己和同事們的能力，但他又擔心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因為這畢竟是件太大的事了，只要有半點問題，就可能影響整個大爆炸，或者可能出現難以料想的可怕後果！啊，實在太可怕了！那絕對是不能想像的事！可又不能不朝那方面想一想。萬一……那可怎麼辦呢？不，不能有這種“萬一”，絕對不能有！可誰又能保證沒有這種“萬一”呢？
事後有人說那兩天裡的“王老頭”真的像個老頭，不管見什麼人，都要不停地問你這兒到底怎麼樣了？那兒到底有沒有問題？當別人清楚地告訴他什麼問題都沒有時，他反倒又朝你瞪眼睛：
“你怎麼就敢保證沒有問題？”訓完，他又自己蹲下身子重新檢查，直到什麼問題也沒有發現才罷手，可等臨要離開時，又在嘮叨：“再一起想想，看到底有沒有問題呀！”他心頭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14日傍晚7點20分原子彈放到鐵塔，當那個巨大的圓錐體“傢伙”傲然挺拔地聳立時，所有的人都緊張得有些不能自控，包括我們那些身經百戰的將軍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