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的一天是在檢查再檢查中度過的。大爆炸前的十幾個小時是怎麼度過的，我問過數位參加原子彈試驗的人，他們都用了極其簡單的“太緊張”或“稀里糊塗”這樣的字眼來形容。
好在我看到了張蘊鈺司令員寫的一篇題為《中國一日》的文章，他在文中細述了原子彈爆炸前那扣人心弦的情景——……在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在整個試驗場區有多少人沒有睡覺，至少在那個晚上沒有人能像以往睡得踏實。多少年後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的月相：上弦月，呈半圓形，從順時針方向看，右邊發亮。試驗場上幾處強烈的燈光在朦朧的月色下卻有些顯得暗淡昏黃。我們住的帳篷內非常安靜，聽不見以往熟悉的呼嚕聲。在躺下之前我們都互相催促過，但能否真正睡著卻又是另一回事。
第二天，我們的激動和不安似乎都已經穩定下來。按照張愛萍總指揮的指示，李覺、朱卿雲和我在上午10點分乘兩輛吉普車向鐵塔馳去，很顯然，鐵塔上任何一項工作都不需要我們，更不要說伸手去幹。對塔上操作的技術專家我們也沒有絲毫的擔心。但是過去我們總是怕它不響，現在卻又擔心假如在萬一不受控的情況下“響”了怎麼辦。這種擔心不是沒有一點道理。我們這時來的目的，也正是在這裡。在我們黨內和軍內有這個傳統，就是在困難和危險的時刻，領導和同志們必須在一起。如果真的“響”了，我們和塔上的同志一起來個“太空葬”，那真是一種燦爛輝煌的榮耀，那時我們會成為最早慶祝我國首次核爆炸試驗成功的人……
車到鐵塔前，我們在警戒線外下車，簡單地問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覺將軍對上塔的同志說，張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會兒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車的捲揚機手致意。然後我們圍著鐵塔小步地來回走著，像在清閒地散步。不一會兒，李覺又鑽進了鐵塔旁的一間小磚房。這里安裝著引爆電纜的電閘和一部與塔上通話的電話機。按程序，塔上正在進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離小屋不遠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陽很好，碧空如洗，地面上有輕微的風。對試驗來說這真是一個頂好的天氣。塔上緩慢地放下吊籃，幾個操作手走下來，李覺將軍從小磚房出來在鐵塔下迎接他們。接著我和他登上吊籃，朱卿雲主任留在塔下。
吊籃徐徐往上升，把我們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間內，為我們消除了身上的靜電後，我們又登上了幾級台階才進入爆室。九院試驗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後的檢查，他簡單地對我們說：“就完了。”然後又繼續埋頭檢查。
這個核裝置在安裝時我已看過，現在再看忽然覺得它已經具有了活的靈魂，莊嚴、純正，令人肅然起敬。檢查完後，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後一項工作是合上啟爆電纜的電閘。我把牆上貼著的那張操作規程順手取了下來，即時在上面簽了字：
“1964年10月16日。張蘊鈺。”從塔上向四周眺望，極目所見的效應物都是靜靜地展開地在地面上，整個情景就像是大戰前的戰場。
我突然摸了摸裝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夠啟爆這個核裝置的鑰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籃裡，我和方正知教授並肩站立，我們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體態和麵色也類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臉絡腮鬍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學家，工作起來精力充沛，作風嚴謹，他的氣質使他更像一個高級熟練工人，他的名字應該記在功臣榜上，使更多人記住他。
我們3人走下吊籃之後，李覺將軍又特地囑咐捲揚機手：“請把毛主席像降下來，忘記了就是政治事故。”我們對面而立彼此相看著。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之後不久他又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 “苦命”的將軍，一生戎馬倥傯，從西藏到青海，從青海到羅布泊，在這裡他才能夠呼吸到充足的空氣。他喜歡考古，一個念念不忘的心願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裡的北京猿人遺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磚房內的電閘。從鐵塔上的核裝置到主控站的啟爆電纜這時已經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鑰匙，它還是那樣緊貼在我的襯衣口袋裡。
我們一起離開了鐵塔，我的車是最後離開的。走出幾百米，我又讓車停下來，向塔看了最後一眼。這座鐵塔在核爆炸後已經不再是本來面目，它的上部在那個驚天動地的瞬間化成了氣體，塔身殘骸扭曲著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龍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紀念碑。 22年後，這裡豎起了一個爆心紀念碑。其實，真正的紀念碑還是這座鐵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領導同志還有基地的鄧易飛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長程開甲教授。程開甲教授是1950年從英國歸來的學者和技術負責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師。在試驗各項準備工作就緒後，他曾不止一次地對我說：“它不能不響。”他薄薄的嘴唇顫抖著，那樣子像是在對原子彈詛咒和祈禱。爆炸後我又見到他——這個試驗方案的製訂者，並對他說：“這一回，你是張飛的鬍子——滿臉。”在主控站，我將啟動控制台的鑰匙交給了在那裡負責指揮的張震寰同志。
即將工作的啟動控制系統是可靠的。主控站的門口堆放著許多沙袋，這些都是用來堵塞門洞的，以防止衝擊波的壓力。在上甘嶺作戰中我們也使用過米袋和麵袋來構築工事，今天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場。事實證明沒有比這種辦法更經濟和更有利於爭取時間了。
在主控站擔任指令長的是忻賢傑同志。他學術一流，功底深厚，與人共事平易近人，是個很有聲譽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帶領這些科技人員將用自己的一雙手去撞擊這個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時，我曾沉痛地向他遺體告別。
我來到白雲崗指揮部的時候，張愛萍將軍說“K1”指令已經發出。這時炊事人員送來包子，老遠就聞到了香味，但吃到嘴裡卻一點也感覺不出來。吳際霖和我站在一起，這位核武器研製的領導者，我始終忘不了當時他的那種複雜表情，與平時的和顏悅色判若兩人。
“K2”指令發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K3”指令發出後，儀器設備進入自動化程序。 9、8、7、6……讀秒的聲音讓我感到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激動和緊張。我屏住了呼吸，我們面對著爆心的方向，戴著深度黑色的防護眼鏡，頭朝下低著，等待著最後時刻的降臨……
王淦昌這個時候在哪裡？
在張蘊鈺的視野裡沒有見到他的身影，這是為什麼？這是因為王淦昌仍在佈置一項項比司令員啟動大爆炸似乎還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後的科學數據的測試與採樣——這是驗證原子彈爆炸必須和最重要的事。將軍和士兵們可以看到“蘑菇雲”就算完成任務了，可對科學家來說，大爆炸僅僅是表象，獲得各項數據和採集到各種樣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著大爆炸前必須交代完的幾十項細微的事。但畢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輝煌的，作為核武器的主要技術領導者，王淦昌比所有參加試驗的官兵和將士們更期待親眼看到自己研製的“小太陽”閃出萬丈光芒！一切安排就緒，但這並不意味就沒有什麼事做了。從決定16日爆炸試驗倒計時48小時開始，所有技術問題已經全部準確無誤地完成了。然而這不能按捺得住王淦昌那顆懸在嗓門口的心。
我與王淦昌先生本來有約，請他細說一下在原子彈爆炸24小時內的每一個細微的工作與他的心情。因他後來突然離開人世而未能實現。我從郭光甄、蘇方學著的《娃娃博士鄧稼先》一書中見到了有關王淦昌和他弟子鄧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寫，可以一窺這位大科學家當時的情景：
當原子彈試驗進入48小時準備程序之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緊張得幾乎暈厥，其中最甚者數王淦昌教授和鄧稼先。王教授總是不時地問身旁的人，某某測量儀器某個焊點牢不牢。他忽然於靜思中驚叫一聲，拉住人問，你看見那條導線按程序插進去了嗎？你確實看清楚了？沒有絲毫差錯吧？他甚至還要求打開已經貼上封條的工號大門，再進去檢查線路，總擔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條線路引起脫焊……
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王淦昌那根緊張得不得不繃緊的心弦是何等顫動！是啊，在龐大而無比複雜的原子彈工程試驗中哪怕是一個焊接頭、一個線路、一隻螺帽的任何一點點的鬆動，便有可能使整個試驗陷入可怕的後果！這樣的問題，誰都不敢設想。可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呢？誰該負責？又有誰負得起這種責任？不管什麼責任，不管負得起還是負不起，作為生產和技術總負責人的王淦昌第一個跑不掉！大爆炸前，他無疑是最最緊張和壓力最最大的一個人。都說上了年歲的人不易激動，都說大科學家最沉得住氣，但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歲的士兵更沉不住氣了——“5、4、3……”讀秒聲使王淦昌的血壓直線上升，似乎連心跳都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