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國海軍實驗室粒子束聚變研究室負責人庫珀斯坦博士在中國參觀了中國同行的實驗室，在聽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國科學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設計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實驗現場觀看了中國電子束打靶的結果後，稱讚中國的加速器物理設計考慮得比較周到細緻，把計算機的模擬計算方法也用於了加速器的設計。庫珀斯坦特別說，美國雖然也建造了許多台比中國規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設計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計算不如中國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對自己在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方面的科學成就也情有獨鍾。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國當代物理學家聯誼會”上，王淦昌的學生、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導師發言之前問道：“王老師，在您所從事的眾多科學研究中，您認為哪項是您最為滿意的？”獲得世界上最高科學獎的學生向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老師問這麼個問題，頓時引起了全場的關注。幾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實會場上很多人心裡幫著他們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還用問，成功地研製了中國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唄！”但是錯了。
只見王淦昌的臉上習慣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後一字一句地說道：“我自己對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因為這在當時是個全新的概念，而且這種想法引出了後來成為慣性約束核聚變的重要科研題目，一旦這個科研題目得到實現，這將使人類徹底解決能源問題。”話音剛落，李政道等科學大師們帶頭熱烈鼓掌。是的，因為大家心裡清楚，王淦昌作為中國“兩彈元勳”，他的一生中最輝煌的和對中國作出特別貢獻的，無疑是領導和參與了原子彈和氫彈的成功研製；而作為傑出的物理學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學提出的發現中子的建議、在抗日戰爭時的浙江大學裡提出了中微子實驗方案，以及在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裡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等劃時代意義的成就，都可以歸為“滿意”的科學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經說過，我一生重要的科學工作並沒什麼，對一名科學家來說，追求新的發明創造與新的發現才是真本事。王淦昌畢竟是位真正意義上的大科學家，他把人類研製的一種最強有力的武器及幾項有可能獲得最高科學獎的發現和發明並沒有放在“最滿意”的工作成就之列。僅此，我們也足可以見到一位科學大師的寬闊、深遠與慈善胸懷。
王淦昌自己講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於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後不久便實現了氘的聚變反應，四年之後人類又實現了鈾的裂變。儘管人類在裂變能源的發展方面超乎尋常的順利，但裂變能源的探索卻格外艱辛與曲折。就像一個彩色的謎，它既令許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學家們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腳踏實地的科學家們無所適從。因為這一課題太偉大了，正如王淦昌說的，一旦被攻克，人類的能源問題將徹底被解決。這個貢獻絕對比任何一項諾貝爾獎和任何一種核爆炸更榮耀、威力更大。
1952年，世界上第一例利用慣性約束的方式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但之後的科學家們試圖用受控熱核聚變來解決人類能源問題的努力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是世界上激光誕生的黃金歲月。而這段時間的王淦昌正在蘇聯杜布納研究所，後來回國後又投身到了秘密的原子彈研製工作中去。
有一日，上海復旦大學的謝希德教授見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關注過激光嗎？聽說這種東西在國際科學界成了熱門話題。”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後又異常敏感地反問道：“激光？我怎麼不清楚？”謝教授這一問，使正在專注研製原子彈的王淦昌意外地萌發了一個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強度特別大、方向性好、單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點嗎，尤其是前兩種，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實驗中，不就可以創造出更神奇的效果來嗎！”於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擊氘化鈾靶產生中子的想法，而這實際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實現慣性約束核聚變的科學概念的雛形。
王淦昌的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彈研製的最緊要關頭，手頭的要緊事太多，關於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事不得不放一下。 1964年12月，當原子彈爆炸成功後，王淦昌等有功人員紛紛被毛澤東請到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有一天小組討論，王淦昌回單位取資料，說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機研究所的鄧錫銘副研究員瞅見了匆匆而過的王淦昌，便一聲“王老師”把他叫住了。
“哎，小鄧呀！你最近在做什麼？”王淦昌到過中科院上海光機研究所幾次，知道鄧錫銘這位年輕有為的光機專家。
“我們剛剛進行了一次釹玻璃激光器試驗，發現在激光束的聚焦點上，空氣被擊穿後光軸上出現了一連串火球。我們不知道那是種什麼現象，正想請您幫著解釋呢？”
“真的？”王淦昌一聽驚訝地叫起來，“這是個新奇問題。太有趣了！來來，我們坐下來談。”王淦昌隨手把手中的一份報紙往旁邊的一個石階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隨即招呼小鄧：“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設想用激光束打擊靶子的實驗方法，如果這個方法在實驗中成功，熱核聚變問題將得到解決，那將又是一大科學貢獻！”
“王老師，請您把這個任務交給我吧，我們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鄧錫銘聽後特別激動。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點點頭：“你晚上到我辦公室，我把已經寫好的一份論文稿給你看，它會幫助你指導實驗的。”當晚，鄧錫銘從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頁的論文稿。幾天后，鄧錫銘把王淦昌的建議直接向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副院長的張勁夫同志作了匯報。
“王淦昌先生的建議可是件大事呀，咱們得抓緊辦！”張勁夫同志當即表示贊同。中國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工作便迅速得到了重視和開展，而此時的美、英、法、德、日等國還沒有想到此事呢！
次年，鄧錫銘等人在王淦昌的指導下，利用一個四級平面波放大釹玻璃激光系統產生的激光束照射平面靶獲得成功。這可以說在世界上完完全全的第一例實驗成果。
“王老師，我們的實驗有結果了！我給您帶實驗報告來了！”這天，正在“灰樓”進行核彈緊張測試工作的王淦昌突然接到鄧錫銘的電話。他忍不住丟下手中的急活，說：“今晚你在賓館等我，啊，什麼地方都不要去。”鄧錫銘想說一聲“還是我去見您”，王淦昌電話已經掛了。 “那是個異常寒冷的冬日。當時王淦昌先生已經年近花甲，但他蹬著自行車從中關村來到友誼賓館。外面下著雪，他進門時渾身上下都被雪水淋濕了。讓我好感動。”鄧錫銘在幾十年後回憶與王淦昌共同戰鬥的歲月，歷歷在目。 “我們在王淦昌先生的指導下，利用我出差住的友誼賓館為基地，召集了當時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幾位研究人員，開了幾天專業座談會。白天王淦昌先生很忙，我們只能湊他晚上時間。那段時間也怪，天天下雪下雨，特別寒冷。但王先生天天晚上自個兒蹬著自行車跑到賓館來，對我們這些年輕人教育極深。根據王先生的建議和意見，我們很快將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的打靶試驗不斷由實驗性轉向運用性方向發展，並在短時間內取得了可喜的進步。”然而由於體制上的分離，上海光機所的激光打靶實驗受技術與條件設備的影響，王淦昌得知後立即提出與他所在的二機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進行合作，並一針見血指出“合則成，分則敗”，“中國的科學研究條件達不到西方世界，因此我們就要學瞎子背瘸子的辦法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激光聚變方面的實驗也是這樣，我們可能將來不及人家的多和快，但技術上我們要超過人家，特別是牌子上我們要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中國牌！'”而在這之前的漫長歲月裡，王淦昌一邊埋頭於祖國的秘密核試驗研究，一邊始終不放鬆激光打靶的前沿科研。
1980年，在他和另一位著名光學專家王大珩的推動下，中國第一台大功率激光裝置成功，並又經3年的運行調試和打靶實驗，於1987年獲得國家級鑑定，正式命名這個在國防和現代科研技術上有廣泛用途的裝置為“神光”。
當時主管國防工作的聶榮臻元帥得知此事大喜，特意揮筆寫信給王淦昌和王大珩：“在建軍六十週年的喜慶日子裡，感謝你們又告訴我一個喜訊，激光核聚變實驗裝置已經建成。這對我國國防和經濟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很值得祝賀。所有整個工程體現了自力更生和勤儉節約的原則，更值得讚揚。你們和許多同志多年來為祖國的科技事業的發展，為國防力量的增強，精勤不息貢獻殊多。現在又在高技術領域帶頭拼搏，喜訊頻傳，令人高興。請轉達我對同志們的敬意和祝賀！”王淦昌在激光核聚變上的研究一直到他去世前從未間斷過。在他的建議下，這項工作還列入了“中國863計劃”的前沿項目之中，全國上下有1000多名科研人員從事這個領域的研究與實驗工作。這些都是後話。
讓我們還是回到當年王淦昌他們進行原子彈等核武器研製的驚心動魄的秘密歷程吧。
“咚——！”
“咚咚——！”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在河北懷來縣的燕山腳下，周圍的百姓突然每天都能聽到這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隨著隆隆爆炸聲，總有一條“火龍”帶著長長的尾巴躥出古長城，直刺天際……直到八十年代，這裡的百姓才知道，原來當年一聲聲奇怪的爆炸和一條條“火龍”，都是科學家們為了進行原子彈試驗的“小爆實驗”。燕山腳下的這塊當年的神秘爆炸地就是中國核試驗歷史上有名的“十七號工地”。
王淦昌和他的手下曾在這裡前後進行了數年的幾千次核“小爆試驗”。今天當我們從歷史的鏡頭中看到原子彈那巨大殺傷力時，很難想像得出最初的核爆炸竟與“囡囡玩爆竹”（王淦昌語）沒什麼兩樣。但研究原子彈的專家們知道，要成功進行殺傷力巨大的核爆炸之前，這種不裝核材料的“冷爆炸”是必不可少，而且是極其重要的。在神秘的“十七號工地”上，王淦昌指揮著中國核試驗前的一系列土法“冷爆炸”。 “我們開始什麼都不懂，就知道按王淦昌先生他們提出的方案在沙丘上一次次地刨坑、裝炸藥，然後引爆……粗看看不出那是什麼偉大的核試驗，就跟我們打日本鬼子、跟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干仗差不了多少。”一位參加引爆工程的老戰士這麼說道。其實，這些看起來很土的爆炸試驗，科學家們心裡明白這到底是為了什麼。
當時，負責核心技術的科學家們進行著兩大系統方面的決戰：一是原子彈的整體理論設計；二是王淦昌他們的實際爆炸試驗。 “十七號工地”是完成後一任務。統率這支“爆炸隊伍”的除王淦昌外，還有郭永懷、程開甲、陳能寬和蘇耀光等人，都是實驗物理學、炸藥學、爆轟學、電子學方面的權威人物。在他們手下，有方正之、錢晉、任益民、陳黨宜、劉長祿、林傳騮、孫維昌等數十位有專長的年輕人，組成兩個小組進行操作性的爆炸工作。工作條件的艱苦程度難以想像。大家都吃住在帳篷裡，工地又正好在風沙口上，有時一頓飯會逢上幾次刮沙，一碗飯裡半碗是沙。可小伙子們誰都沒怨言。為啥？一方面他們知道這是在為國家從事一項最光榮和了不起的事業，一方面像王淦昌這樣的大科學家與他們同吃同住，甚至有時比他們過得還要艱苦，還說什麼？
然而核試驗畢竟不是“囡囡玩爆竹”，特別是原子彈爆炸實驗中一個關鍵性的技術就是怎麼實現炸藥的內爆問題，即如何使外層高能炸藥爆轟後所產生的衝擊波符合內爆的要求。這中間會涉及流體動力學等其他學科，王淦昌是實驗物理的高手，但流體動力學等畢竟不是專長。作為總技術負責人，他必須對每一門所涉及的技術有足夠的熟悉和運用能力。
“王先生，今天我們的爆炸試驗比前幾次有了大的進步，但似乎仍不能達到特別的效果，我以為由於內爆的時間差的要求極高，必須製造出一種平面波和曲面波發生器，這樣才可能使內爆的時間差得到相應控制和把握。”王淦昌對助手們提出的問題認真地思索著，這個問題使他整整幾天沒有停止過一刻的分析和思考。 “啊，有了，我們可以採用'炸藥透鏡法'，即高低爆速法。簡單地說，就是用高低爆速炸藥透鏡把發散的球面爆轟波高速為平面波，再使爆轟波從平面變成曲面。你們看……”王淦昌拿過一支筆，隨手就在一張紙上畫了起來。
“哎，圓乎乎的，正像個'胖子'。”不知誰說了一句，惹得大夥都把頭湊到王淦昌筆下，“這不，還真像個胖子哩！”
“嘿嘿。有趣，是有點像。”王淦昌又一次露出天真的笑容，說：“那就叫它'胖子'吧！”其實，像這樣在一個個實驗中創立的新技術、新方法，後來連王淦昌自己都記不清到底有多少了。原子彈太複雜，從孩子那樣捏泥團團到將幾十噸的龐然大物送入高空成功爆炸，王淦昌和無數科學家所付出的艱辛和探索不計其數。
“王先生，十七號的實驗進展如何？能不能跟上前方需要？”1963年初的一天，王淦昌再次被周恩來請進西花廳。
“報告總理，我們剛剛完成一次微縮原子彈模型爆炸試驗。一切正常。”王淦昌習慣地拍拍身上的塵埃，用科學家的準確語言向周恩來報告。
“好，太好了。看來我們有希望按照毛主席要求的時間完成原子彈的成功試驗嘛！”周恩來興奮地握住王淦昌的手，“下一步王先生看來又得讓你更辛苦了。中央已經正式決定，你們在'十七號工地'上的試驗要搬到西邊去了……”王淦昌聽了很激動，他明白周恩來所說的“西邊”，就是原子彈的引爆地——他和千千萬萬參與原子彈研製的科學家們嚮往的地方——羅布泊。
大爆炸“老太婆，快幫我把衣服準備好，要帶些棉的。”王淦昌回到家裡，便衝著正在為孩子們準備飯菜的夫人嚷嚷道。
“天都熱了，你要帶棉的干啥呀！”夫人一邊忙著自己手頭的活，一邊不解地回頭問王淦昌。
“這次我要去西邊。那兒天涼嘛！”
“西邊！西邊是啥地方？大姑娘、二姑娘和遵明都說今年要回家看看，你不是說好，在家等他們嗎？怎麼說話老不算數？沒見幾個囡都對你意見大著呢！”夫人吳月琴心裡有氣這是自然的。因為在她的生活中，她這一輩子似乎嫁給了一個只知道在外跑而連家都極少呆得住的丈夫。剛進王家門那幾年，當時僅17歲的她，稀里糊塗地嫁給了還是“學生囡囡”的王淦昌，一守就是好幾年空房。先是他上清華大學，後又到德國留學，這一晃前後就是六七年，可她卻在這期間由一名小媳婦變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叫吳月琴哭笑不得的是，她的有博士文憑的丈夫留洋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孩子搶著叫他“爸爸”時，竟然躲在一邊滿臉的不好意思！吳月琴出生在鄉下一個醫生家庭，與其他農家姑娘沒有啥不同，不折不扣地按照舊式家庭的要求做著一個賢惠妻子應該做的一切。與別人家小媳婦不同的是，她的丈夫是個有大學問的教授，而且定期給她和孩子們寄錢。這使得她心裡感到有種超越於別的女人的優勢。她因此也就任勞任怨地把家裡所有的活全包在了身上。都說南方的女人能幹，可吳月琴不干行嗎？
丈夫一年四季沒幾天在家，即使回家也等於多了個連喝茶端碗都得伺候的“少爺公子”。後來孩子大了，對他們的媽說：“爸的毛病都是你給慣出來的，你要不給他泡茶看他渴了怎麼辦？”吳月琴偷著笑了，心想你們知道啥？你們爸是有學問的人，在外面教書做事都是用腦，回家還不讓他靜靜心。
“你到底去什麼地方呀？”吳月琴有些急了。
王淦昌隨口說：“西安。到西安去。”其實這是王淦昌瞎編的，因為鐵的紀律不允許他把實情告訴家人，多少年來王淦昌一直對自己從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連在夫人吳月琴及子女面前他也從沒透過一個字。
這是紀律，鐵一般的紀律。
臨出家門時王淦昌像往常一樣，覺得自己欠了妻子和孩子很多，可他又似乎習慣了，而且把這個“欠”字看得一點也不重（他子女的話）。
王淦昌女兒說：“年長後的父親有時坐下來在我們幾個兒女面前嘆氣說，咱們家的後代沒出一個傑出的人。他一說這話就立即受到了我們幾個子女的反擊。我們告訴他，我們家也不像別人家那樣有一個像你這樣的父親呀！老爺子一聽，問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告訴他，就是說你也沒有一點像做父親的樣。父親一生是個天真的人，他聽了我們的話愣了半晌，很不服氣地說，我怎麼不像父親嘛？我一直做得很不錯嘛，雖然我知道在外面時間呆得長，可那是工作，是國家交給我的極其重要的工作呀。我們對他說，我們知道你是在為國家做重要工作，可你還是個父親，還要對家庭和子女負責！你這方面做好了嗎？老爺子聽了後就沉默不言了。有時對我們的話還特別生氣。不過隔了幾天后他見了我們又露出一副很天真的口吻說：'嘿嘿，真有趣，看來我在家裡對物理現象的對稱性實驗做得太差了，實在太差了！'這就是我們的父親。一個把一生心思全部撲在事業和國家利益上的科學家。”在王淦昌子女印像中，父親不是出國就是出差，一年到頭沒幾天能在家裡見得上他的影子。
王淦昌女兒說：“他還挺厲害，我們小的時候，他動不動就打。我們見了他很害怕。其實我們知道父親很忙，但畢竟我們那時並不知道父親是在為國家搞原子彈等核武器，就知道父親平時很忙，可在我們上學讀書等問題上關心甚少呀。我們的母親是個舊式婦女，文化不高，怎麼可能幫助我們的學業呢。父親不是大學問家嗎，怎麼就不能像別的家長一樣抽點時間輔導輔導我們呢？特別是在考大學等關鍵時刻，我們多麼渴望父親能在身邊幫我們一把，哪怕是站在我們身邊鼓鼓勁也是好的，可父親沒有那麼做。
“他不是幾年不著家門，就是進了家門也是一個人關在屋裡忙他自己的事。而且一回家我們還得跟著母親為他準備這準備那的！最讓我們接受不了的是，在我們5個兄弟姐妹結婚時，當父親的他竟然沒有一次在我們的婚禮上出現過，我們能對他沒有意見嗎？唉，我們的父親真是一生從不知家是個什麼概念！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因為在我的大哥大姐出生以後，父親其實還是個孩子，還是個學生。
“家的概念和當父親包括當丈夫是怎麼回事，他自己都不清楚。從德國留學回來後緊接著是八年抗戰，那段時間是父親和我們全家一起生活得最長的日子，可那是戰亂，我們跟著父親隨浙江大學遷移了多少次，國難當頭時的父親一方面為了幫助學校堅持上課，一方面以極大精力投入了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科研工作……解放後，父親上調中科院工作的前幾年，我們全家還在杭州，等全家後來搬到北京沒多少日子他又經常出國訪問。1956年他又受中央派遣到了蘇聯杜布納聯合研究所，一去又是4年。1960年回國後，父親馬上投身到原子彈研製中，那幾年別說一年見不了他幾次回家，國家讓他隱姓埋名，連真名都不能用，本來就不管家的父親還能對家和我們幾個子女做些什麼呢？唉，父親就這樣度過了他的六七十年。等'兩彈'上天后，他老人家仍然又十多年承擔著原子能研究的領導工作，當他在80多歲時退居二線，有時間真正回家與我們一起生活時，他發現他不僅當上了爺爺，而且還當上太爺爺了……父親曾感慨地說，這輩子他真沒有體味到當一個完整的父親和完整的丈夫是個什麼樣。他說他一輩子都獻給了教育別人的後代和國家的科學事業了。”
王淦昌的女兒其實並不太了解他的為人，在核試驗的千軍萬馬中，他是一個最有人緣的大科學家，與他一起工作過的年輕人都說：“王老先生是個大好人。”幾乎在王淦昌手下當過學生和助手的人都能回憶起幾件難忘的事，無論是獲得諾貝爾獎的李政道和同樣排在中國“兩彈元勳”之列的朱光亞、周光召、鄧稼先這樣的傑出科學家，還是曾經擔任過王淦昌秘書、司機一類的普通工作人員，許多人異口同聲地告訴我：“王先生對我們的幫助，絕對不僅僅在事業和學術上，他平常對大家的體貼關心的程度勝過對他自己。”曾經有人說過這樣的話：“與原子彈打交道的人，每天都在與死神擁抱。”這是說由於核物質很多是屬於放射性的，做實驗和研究的工作人員確實難免會患上各種惡性疾病，比如從事過核工作的人患癌症的比例就相當高。英年早逝的鄧稼先便是一例。
其實為了祖國的核事業而獻身的，又何止鄧稼先一個？在中國核研製工作中與鄧稼先齊名的丁大釗院士，也由於長期從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勞累導致了腎功能嚴重衰退。王淦昌得知後比丁大釗還著急，那時王淦昌自己快80高齡了，為了丁大釗的病東奔西走，親自給彭真、張愛萍寫信求助，還特意找到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同志，直到盯著中央決定批准給丁大釗進行換腎手術。事後有人說丁大釗的命是導師王淦昌給爭來的，王淦昌聽後說：“我和祖國已經失去鄧稼先這樣的好同志，不能再讓另一位傑出科學家英年早逝了。”跟隨王淦昌進行核科研的同志們還記得這樣一件事：當年王淦昌先生在進行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研究時，認識了上海光機研究所從事X光光譜工作的助理研究員小盧。那年小盧不幸也患了肝癌，而且是晚期。王淦昌聞訊後及時與上海光機所的領導通話，要求一定要想法全力搶救小盧。他後來出差到上海，辦完事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小盧住的醫院。生命垂危的小盧情緒波動很大，但他沒有想到日理萬機的王淦昌竟然親自跑到醫院來看望他。
“王先生，您能到我的病榻前站一站，我就感到自己這年輕輕的一生獻身給祖國的核科學工作沒吃虧……”小盧拉著大名鼎鼎的王淦昌的手，淚流滿面地說道。
王淦昌一面安慰小盧，一面找到醫院領導，希望他們盡力搶救年輕科學工作者的生命。為了讓小盧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感受到中國核物理同行們的關懷之情，王淦昌特意多留一些時間在醫院，陪著他聊天，給他剝香蕉……在場的醫生和護士都深為感動。幾天后，小盧離開了人世。彌留之際，他特意讓家人拿來錄音機，向他尊敬的王淦昌先生錄了一段充滿深情的告別話。王淦昌後來聽了小盧用生命中最後一點力氣說的話，長長地嘆了聲：“為了中國的強大，多少人在他們不該離別人世的時間走了，我們活著的人還有什麼可怨言的呢？努力吧！”努力吧，這就是王淦昌一生的座右銘。
雖然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距今已30多年了，但只要一提起“王老頭”，當年參加核試驗的官兵和科研人員，可謂無人不曉。當時赴青海戈壁灘原子彈試驗基地工作的數万人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力壯的部隊官兵。上年歲的都是些科技人員，數千人的科技隊伍中，王淦昌是年齡最大的一個。原子彈爆炸成功時，王淦昌57歲，彭桓武、郭永懷50剛出頭，王淦昌的部下鄧稼先、周光召才40來歲。當第一次在實驗場上聽到有人叫他“王老頭”時，王淦昌抹抹自己微禿的後腦勺，不無驚詫地叫了一聲：“呀，我真的老了！”為了紀念自己為中國原子彈試驗而獻身的滄桑歲月，他拔下一根銀絲，悄悄地藏在試驗場的一道石窟裡，然後逢人便說：“嘿嘿，真有趣，我都成老老頭了！”
“老老頭”就是常熟話“老頭”的意思，王淦昌的骨子裡減不掉好多小時候的習慣，比如他的鄉音。
其實在王淦昌的性格里，似乎很難找到他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浪漫情調。書本、圖紙、公式、實驗，是他全部的生命內容和興趣所在。從不張揚自己，從不挑剔別人，從不計較組織，在無形的生活空間正正規規地要求著自己，在枯燥乏味的公式裡尋求和豐富著自己人生的樂趣，以及在奧妙無窮的科學世界裡不斷探求未知與發現新奇，這是他生命的全部特徵。王淦昌一生活了91歲，組織上和他的學生多次為他祝過壽，但在所有的祝壽中，都沒有比得上他在80壽辰時那個熱烈而隆重的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