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楊振寧回到中國，一次談起蘇聯當年的杜布納研究所時，對周恩來總理說：“杜布納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當杜布納科學城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科學成果時，中國政府突然給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國科學家王淦昌發來一份絕密電報：放棄手頭工作，立即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什麼新任務這麼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從事的核事業與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說，祖國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決定離開杜布納的那一夜，他靜靜地思索了一下各種可能。他已經好久沒顧上看看報紙了，可當他拿起一份中國的《人民日報》和一份蘇聯的《真理報》時，不由內心一陣隱痛：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已經罵得不可開交了！ “太糟糕啦！”王淦昌從不對政治時勢發表評語，然而他內心明白：中國要與蘇聯徹底分手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也將同時要與蘇聯“老大哥”們斷絕交往了。作為一名科學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國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學實驗條件尚不具備，相對而言，蘇聯要強大得多先進得多。 “我能為祖國做些什麼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著。第二天，他把在留蘇期間積省下來的14萬盧布以買設備的名義全部交給了國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來，想開最後一次會議。大家知道，我已經接到回國的命令。”離開杜布納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聯合研究所的中國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氣對大家說道。助手們這才想起應該給王淦昌開個歡送會，準備點水果茶點什麼的。 “汪容，你們別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話對大家說。”汪容等年輕人只好折回，坐到原來的位置，靜等一向嚴格要求的王淦昌“訓話”。
“我給大家出一個題目：今後的高能物理實驗方向應該如何選擇？這是頂頂重要的。我比你們先離開聯合所，你們也要做好馬上回國的準備。回去後我們的條件比這兒差了，但新中國的物理科學實驗不能停止！怎麼辦呢？我們心裡必須有數。這是我離開杜布納留給大家的最後一道題，你們回答好，我心裡就踏實了。這比給我開個隆重的歡送會要開心得多！”王淦昌說完自個兒又樂起來，“真有意思！”弟子們一下也跟著樂了，像往常一樣，又你一言我一語地“開起仗”來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當著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著，而這樣的事在杜布納聯合所是常有的事。導師與學生進行角色的交換，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鮮事兒。這不，已經打好領帶準備回國的王淦昌，還是以一顆平常心坐在台下聽自己的學生髮表高論。
這時，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輕輕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幹嗎了。”汪容轉頭一瞅，差點笑出聲。原來，聚精會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麼時候從沙發上“出溜”了下來，蹲坐在地毯上竟毫無察覺。 “先生，您還是坐起來舒服些。”汪容將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沒有感覺似的兩眼直盯著黑板……
這一幕，幾十年後汪容一直沒有忘記過。他說：“王淦昌先生對科學的真誠與專注，教育了中國物理學界幾代人，並且永遠是後人的榜樣。”王淦昌回國沒多久，被通知到二機部部長辦公室。
什麼事這麼急呀？王淦昌走進部長劉傑的辦公室時，見老朋友、好搭檔錢三強教授也在。錢三強此時是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王淦昌內心的緊張似乎減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劉傑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有人想卡我們，我們就要爭口氣！”我們中國也要造原子彈？ ！王淦昌一陣激動，他看看錢三強。錢三強朝他重重地點點頭。
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覺自己的手心熱得很。
“毛主席給原子彈研製工程定的代號是'596工程'，是國家最高機密，從現在起必須長期隱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還要斷絕一切海外關係。”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剛入伍的戰士，站起身來，畢恭畢敬地向劉傑部長保證：“行，我能做到！”劉杰和錢三強頓時對視著笑了，請王淦昌坐下。
“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個化名吧？總不能叫我們王先生阿狗阿貓呀！”劉傑的一句話，使氣氛異常的辦公室裡響出了一陣笑聲。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來。他眨了眨眼睛，說：“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麼樣？”
“好呀，王京同志！讓我們一起為中國研製出原子彈吧！”劉傑高興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錢三強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從這天起外國科學界發現，即將要擁抱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彈1997年的那個夏日，我問過王淦昌先生：“你當時真的沒預感到國家高層領導有朝一日讓你去研製原子彈？”90歲的王淦昌準確地回答我：“怎麼沒有預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當然知道先進的國家都在把物理科學技術運用於國防和軍事上，核武器是我們核物理科學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終體現。我們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從錢三強教授把我從浙江大學調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們就制定了新中國物理科學的前沿課題，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當然真的要搞原子彈，還是我從蘇聯回國接受命令後才知道的。”中國搞原子彈是被逼出來的。代號“596工程”便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與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政府針鋒相對時上馬的。
當美國人於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之前，德國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國陸軍部建議研製核炸彈，他在信中這樣對德國的陸軍將領們說：“我冒昧地請你們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發展。我們認為這些發展將使人們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比現在的炸彈大許多倍的炸彈……顯然，如果我上述所說的可能性得以實現，這肯定是在可能範圍內的——那麼，首先利用這種炸彈的國家就具有一種超過其他國家的無比優勢性。尊敬的將軍們，相信科學家們的見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國陸軍將軍們並沒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議放在眼裡。後來也有人曾經把一些研製核武器的資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過幸虧沒有被希特勒重視，否則今天人類可能是另一種狀況了。與德國人相反，美國人對原子彈的興趣遠超過德國人。在二戰後期，著名科學巨匠愛因斯坦也用同樣的方法寫了一封建議造原子彈的信，不過他的信是直接寫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說：“利用大量鈾進行核裂變鍊式反應已成為可能，這樣將產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類似鐳的新元素……這一現象將導致製造炸彈。雖然還不能肯定，但可以設想製造出一種威力無比巨大的新型炸彈……只要一枚這樣的炸彈，就足可以毀滅一個海港及附近地區……”愛因斯坦以他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癱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心頭為之一動：“造一個給希特勒看一看無妨。”於是經過兩年準備，一項名為“曼哈頓工程”的研製原子彈計劃正式啟動。擔任此項工程的組織指揮者是格羅夫斯將軍，技術負責人是著名物理學家，後來被稱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羅斯福本來是準備把原子彈用在打德國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還在東方戰場掙扎。羅斯福覺得應該讓全世界知道一下未來“世界第一強”的美國是個什麼樣子，於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兩天，連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一枚代號為“男孩”和一枚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悲劇發生後，全球震驚，弄得當時寫信給羅斯福總統的愛因斯坦後悔莫及，痛苦不堪地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核試驗，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無能為力，因為核物理科學成就已被政治家們緊緊地握在手中，成為用來向別人撒威風的武器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原子彈雖然不能再隨便扔了，可它在蘇聯人的眼裡卻是一件必須對付並且一定要超過的東西。蘇聯專家們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核試驗。從此，美甦的核競爭開始了。美國至1967年時，庫存核彈頭曾多達32000個，蘇聯也不甘示弱，光這兩個核大國的核武器數量足可以將整個世界轟炸數遍。
“我們希望也有點那個東西。”那一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一起游泳，毛澤東向他伸出一個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麼？”赫魯曉夫從水中露出一顆碩大的光腦殼，裝作不懂毛澤東的意思。
“當然是你們可以用來嚇唬美國人的原子彈嘛！”
“什麼？你們也要搞它？”赫魯曉夫先是一愣，隨即直晃腦袋，“不行不行，那東西要花很多很多錢。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搞經濟。至於軍事上，有我們給你們張著核保護傘，兄弟的中國人民和毛澤東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澤東再也沒有理會對方，獨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熊貓煙”……
“主席說得很清楚，世界上兩個強國現在都有了原子彈，我們也應該搞一點嘛！這'一點'的意思就是從我們中國的實際出發，一點不搞是會受人欺負的，搞多了呢，不利於我們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這'一點'是必須要搞的，主席是鐵了心要搞一點自己的原子彈！”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出席會議的老帥們和將軍們講述著毛澤東主席“要搞一點原子彈”的指示。
“第一步我們先搞一點原子彈，下一步就再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這話我在幾年前就說過了，大家還一定記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澤東開口道。
“各位老帥和將軍們都聽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們不僅要搞原子彈，也還要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今後世界強國有的武器，我們也都得有一點。”周恩來炯炯有神的目光環視了一圈，口氣往上一提，“10年，主席給我們下達的是10年時間先要搞出原子彈、氫彈來，大家有沒有信心啊？”
“有！”會上頓時響起一片歡呼。
周恩來和毛澤東會心地笑了。 “喲，主席，我要先走了。那頭我還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來看看表，急忙跟毛澤東和諸位老帥與將軍們打了聲招呼，驅車回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說的急事，就是根據中央指示，盡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國物理學家接回來，以防不測。事後，秘密從蘇聯撤回中國物理學家的行動便開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藉口回國匯報工作，從此離開了杜布納。
周恩來在西花廳接見了從蘇聯回來的中國物理學家，關切地問王淦昌：“在杜布納的幾年還好嗎？我們的人都從那邊撤回來了嗎？”
“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經撤回來了。大家現在都已經到各自的崗位報到，情緒十分高漲。”
“這很好。你們在杜布納聯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們國家核物理的骨幹力量，毛主席和黨中央對你們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還特別指出，第一步，我們要用五六年時間把原子彈造出來；再用四五年把氫彈、洲陸導彈搞出來。你認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來將詢問的目光投向物理學專家。
“我看是可以實現的。”王淦昌認真地點點頭。
“好。有你這位專家的話，我心裡就踏實多啦。”周恩來站起身，感慨道，“難怪格魯謝林帶領蘇聯專家撤出時對我說，'你們有王淦昌，還怕造不出原子彈！'你還記得幾年前我們一起會見過他嗎？”
“記得，總理，那次參加會見的還有蘇方的阿爾齊莫維奇和我們郭沫若院長以及宋任窮部長。”
“你的記性不錯。那時是我們與蘇聯合作核科學的開端，僅僅幾年，形勢就變化得那麼大。今天一切得靠我們自己動手，你和同志們的擔子不輕啊！”周恩來說得語重心長。
“請總理放心，我們一定全力以赴。”50多歲的王淦昌像一名剛上戰場的年輕戰士，站起身子，腳又用力一攏。
“嗯，有點像當兵的樣。”周恩來說完，自己先笑了起來，“聽說你化名了？叫——”
“王京，北京的京。”
“好王京同志，老規矩，今晚還是請你從物理學的角度給我介紹介紹原子彈所需要的一切物質基礎準備……”據王淦昌的隨身司機介紹，那些年裡，他時不時需要在節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廳的總理辦公處。在那兒，王淦昌或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或是周恩來請他上一節“原子彈知識課”。 “王先生常常一進西花廳就是好幾個小時，幾乎每次從西花廳出來後，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讓我把車開到他的辦公室。他總說總理又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我必須盡快找到正確答案。所以我常常見王先生為此而開夜車，有時一開就是一個通宵……”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歲月，對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來說，國際國內的種種壓力彷彿每時每刻都會像“陣陣黑雲”襲來，王淦昌從總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負的重任。
從後來那些撤密的檔案資料上我們知道，毛澤東、黨中央為了實現我國獨立自主地“搞點原子彈”，在王淦昌回國之前就抓緊開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設。當時兵分兩路，一路是由李覺將軍帶領萬名官兵開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進行未來原子彈試制基地的建設；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個“灰樓”裡開展技術研製工作。後者由錢三強領頭，下面是技術負責“三巨頭”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分別擔任物理實驗、總體設計和理論計算的領導組織工作。
然而原子彈到底怎樣才能研製出來？當時中國雖然有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等著名物理學家和朱光亞、鄧稼先、周光召等中堅力量，但畢竟過去誰都沒有直接接觸過原子彈以及研製工作，從何著手呢？
“原子彈研製就像要進行一場戰爭，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協作，還要有巨大的物質條件保障。”一次，毛澤東找來錢三強，認認真真地聽了錢教授的一番話後，大手一揮，對錢三強說：“放心，這件事中央會通盤考慮。只要研製工作需要，其他部門必須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財、物肯定是不成問題的，關鍵的關鍵還是原子彈的研製技術。而技術工作的核心部門就在李覺將軍擔任院長、王淦昌擔任第一副院長，及彭桓武、郭永懷領導的二機部（核工業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門。
“我從不迷信。既然外國人能造出原子彈來，我們中國人並不笨，也一定行，問題的關鍵，是要我們有嚴謹的科學態度，求實的工作作風，不怕犧牲的獻身精神。”王淦昌經常這樣向他的那些“技術將領”和研製工作者灌輸。由於研製原子彈涉及的知識與理論太多，好多新參與進來的同志都得加強理論基礎學習，技術骨幹也同樣存在再學習和打基礎的必要，因此在研製初期，王淦昌不僅一方面要抓緊時間完成好毛澤東和黨中央交給的在“五六年時間內搞出原子彈”的艱鉅任務，同時還得利用一切時間為參與研製工作的同志們“開小灶充電”。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講效率的，誰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訓。有一次他讓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完成一項計劃，鄧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亞同誌曾提到當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聞。”鄧稼先後來在研製兩彈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稱“兩彈元勳”之一。那時鄧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將，所以王淦昌對他們的要求自然格外嚴格。
“你們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在廣島和長崎投的原子彈，為什麼幾乎所有重要的建築物都倒了，而一些煙囪卻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兒？想一想，這是很有趣也很有學問的事。”中國的原子彈研製離不開對國外原子彈研製過程的研究與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經弄清楚或尚沒弄清楚的問題交給大家討論，而每一次討論就是對研製原子彈工作的推進。
原子彈的核爆炸過程之巨大，可以摧毀一個城市與區域。在這複雜而巨大的爆炸過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須回答的問題，同時還要與實驗的結果相符。為了弄清這些高難度的問題，王淦昌會幾天甚至幾個月不能靜下心來。
“走，今天太累了，你帶我到王府井轉轉。”王淦昌往車裡一坐。許久，司機毫無反應。他火了，“怎麼回事？我的話沒聽到？”
“王先生，對不起。你的話我都聽到了，但我不能帶你去。”司機一臉委屈。
“為什麼？”王淦昌一臉茫然。
“這是中央給您定的紀律。王府井那兒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說不准有人認出您來，所以我們不能去……”
“喲，我把這事給忘了。”王淦昌回過神來，連忙給司機作揖，“對不起，對不起。”說完，他無奈地瞅瞅四周，獨自往“灰樓”旁邊那塊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過程，實際是物理作用的過程。掌握它，還得回到核反應前的爆炸壓縮過程。怎樣掌握這個過程呢？
王淦昌的腳下突然被荊棘絆了一下，腦子裡閃出一個伴他幾十年科學實驗的“寶貝玩藝”——雲室。沒錯，用雲室照相可以獲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們，今天請你們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讓後勤要來一輛車，然後叫上兩名年輕同志跟他上了車。兩個小伙子一聽樂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請他們嚐嚐他家鄉的陽澄湖大閘蟹。到了王家，這兩個小伙子知道“上當了”：原來，王淦昌讓他們從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來。
“小心小心，這是從美國帶回來的。是我的心肝寶貝呀！”看著王淦昌輕手輕腳，小伙子們也只好賣力起來。
“嘿嘿，下回我一定請你們吃大閘蟹，正宗陽澄湖的。”大科學家一說起家鄉的事，就彷佛年輕了好幾十歲。
王淦昌一頭扎在他利用雲室拍攝R射線的艱苦工作中。那時我們的許多基礎技術非常落後，整個原子彈研製工作中只有幾台很低級的計算機，而且包括像王淦昌這樣的大科學家也大多不會使用計算機技術。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負責人張勁夫同志稱為“有了”的計算機分給了核物理學理論家周光召他們。中國的第一台計算機誕生於1958年，當時是電子管的，一秒鐘才運算幾十次。後來為了給研製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產了第二台計算機，晶體管的，比起第一台計算機不知強了多少倍，但即使這樣一台計算機，在今天連小學生都會嫌它水平太低，因為它的運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們的前輩太了不起了，他們用最低級的技術條件進行著最尖端的科學研製。
王淦昌是個“計算機糊塗”——他一輩子就沒入計算機的門，所有最繁雜的計算都是靠筆頭功夫。當時利用雲室進行R射線的拍攝就更不可能用計算機技術了，只能靠手工一張張地拍攝，那雲室本來就屁股那麼大一點點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鑽在裡面能不難受嗎？再加上R射線拍攝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線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輕同志乾著乾著就沒個姿勢了，王淦昌一看就來火了：“像你這樣怎麼能照上什麼東西嗎？膽小鬼，走開！”說著，他自己動手，一干一整天。當他完成一批拍攝任務後走出雲室時，才似乎發現了“一個不小的問題”：“嗯，小青年跑哪兒去了？喲，是我把他訓跑的。得，趕緊向他賠禮道歉去！”
“囡囡同志，對不起喲，昨天是我的錯，脾氣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個年輕人，畢恭畢敬地說。王淦昌是原子彈研製中資格最老的大科學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誰還能計較什麼？年輕人臊得無地自容：“王先生您千萬別這樣，是我的錯。是我工作不認真……”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著小青年的肩膀，語重心長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當年在蘇聯杜布納工作時怎麼發現負超子的嗎？其實沒什麼秘密，就是靠我們幾位同志不辭辛苦日以繼夜地拍攝片子，然而再夜以繼日地一張張檢查片子，中間不能有一點點差錯。最後我們真的成功了。科學工作就是這樣，要有不怕苦堅持到底的作風，才能出成果。”
“我一定聽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幾乎每一次成功的研製就像發動了一場規模巨大的戰爭。當年美國人在進行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時，動員了75萬人參與。蘇聯的原子彈研製工程一直由30萬—40萬人組成的一支“秘密部隊”和同樣人數的幾十個特殊部門參與，並且堅持了近20年時間。中國有多少人參與了原子彈試驗？我從已經“透秘”的幾本書中看到有6位數以上的人參加。其實這僅僅還只是在第一線的人馬，至於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後備軍就不知其數了。王淦昌和錢三強、彭桓武、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是整個核研製的總導演，不僅要統領全盤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術難關。 1960年至1964年，中國什麼樣？三年自然災害，共和國除了精神富有，其餘都陷入了困難的境地。這段歲月對王淦昌等埋頭攀登科學尖端技術的科學家來說，實在是最艱難的歲月，不可能有機會獲得外界的先進技術資料與信息。
美帝國主義國家早已封鎖了我們陸上和空間的所有通道，我國連一些稍稍先進的技術與資料都不可能從正常渠道獲得。
有一次王淦昌與週總理見面，他就直撞撞地請求道：“總理，我真想請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國訪問。那樣的話，我可以從不少朋友那裡帶回一些在他們看來是根本用不著的'垃圾資料'和'垃圾設備'。”周恩來聽後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撿垃圾，人家情報部門照樣會把你抓起來。知道嗎？自從你們幾位著名科學家突然從日常生活中'消失'後，好幾次有外賓問我是怎麼回事？問我們是不是也在進行'曼哈頓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辭令告訴他們，'王淦昌等先生做著他們所一直從事的專業，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是往國外一跑，那帝國主義的情報機構可是巴不得呢！”關於中國科學家怎樣在完全被人封鎖的條件下研製出了原子彈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幾十年來一直是西方世界為之不解的一個謎團，也是西方敵對分子經常攻擊我們的一大“嚼舌頭根”的事。直到今天，當北約野蠻轟炸南斯拉夫，悍然襲擊我駐南使館事件發生後，美國人一方面狡辯，一方面又無中生有地炮製了一個《考克斯報告》。
這個報告謊稱我國在六十年代就“竊取”了他們的核情報，並且煞有介事地說到了我們的“情報部門”特別竊取了他們的“激光模擬核爆炸”技術。這種毫無根據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反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5月31日針對美國的謊言，在記者招待會上嚴正指出：“《考克斯報告》荒唐可笑。我這裡順便告訴大家一個事實，《考克斯報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擬核爆炸，本來依據的是中國科學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思想，中國從來沒說其他國家使用這一思想是竊取。中國核武器是獨立自主開始研製的……”這段話很明確地表達了一個事實：中國的核武器研製理論與技術，都是由我國科學家自己研究出來的，而且有些技術如王淦昌的激光慣性約束核聚變理論不僅是我們中國自己研究核武器技術的寶貴財富，同時還被外國核試驗廣為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