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9日，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來到30年前曾經拜謁過的王淦昌故居，緬懷我心中的大師。當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農舍鞠躬時，楓塘灣的村民都圍攏過來，他們都在談論一個話題：北約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著，再造幾樣厲害的武器，看還敢不敢侵犯我們中國的尊嚴！三次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中國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蘇常熟水鄉的支塘鎮楓塘灣村。父親是當地頗有名氣的“郎中”（中醫師）。王淦昌13歲時父母雙親都離開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撫養。小時候的王淦昌就讀過兩所有名的學校，小學是在太倉的沙溪學校上的，那是個非常開明的學堂。五四運動席捲全國，沙溪小鎮也破天荒地舉行了大遊行。 70多年後，王淦昌與家人談起這件往事仍非常激動：“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參加遊行，當時雖然年紀很小，可心頭覺得能為國家興亡出點力是很光榮的事。啥叫國家的尊嚴，從那時就深深地紮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農村風俗習慣使得王淦昌過早地承受了包辦婚姻的負擔。在家人操辦下，剛小學畢業才14虛歲的王淦昌在暑假裡娶了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小媳婦。當時他不懂什麼叫家庭與婚姻，家裡有個既是媳婦又像姐姐的女人幫他幹這做那，他似乎很開心。當了一個多月“新郎官”後，王淦昌被表哥帶到上海浦東，進了浦東中學。這是王淦昌第一次從鄉下到“十里洋場”，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轉折。浦東中學第一任校長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黃炎培先生，當時國內就有“南浦東，北南開”之說。在黃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該校畢業生幾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學，如革命家聞一多、科學家錢昌照、教育家夏堅白、史學家範文瀾、文學家胡也頻，以及蔣經國、蔣緯國等許多名人。嚴謹的學風，使王淦昌對數學萌發了濃厚興趣。 1925年，他考上了清華大學。當這位前程輝煌的18歲學子，興沖沖地拿著入學通知書向家人報喜時，他的“姐姐”卻抱來一個娃兒對他說：“快看，我們的囡囡長得多標致。”王淦昌的臉一下紅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遠……
值得重重寫一筆的是，在這之後的70多年裡，王淦昌從一名鄉下學子，成為世界著名的大科學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歲的結髮妻子吳月琴，大科學家與她共生了三女二兒，孩子相繼出生時，幾乎都是在王淦昌讀大學或在國外留學期間。王淦昌一生從事科學事業和肩負國家的特殊使命，從來沒有管過一天家裡的事。正是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帶大了三女二兒，並讓孩子們一個個讀上大學，當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師和國家幹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時，當我第一次見到這對身份懸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親愛地結合了近八十個春秋時，心頭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 94歲高齡的吳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舊硬朗，說話走路麻利乾脆，全然不顯半點遲鈍，她的家人告訴我，老太太現在還堅持搶著上廚房為“老頭子”做飯，我聽後忍不住大為驚嘆……
王淦昌於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他是第一屆清華物理系學生，班上的同學連他只有4個人。後來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為清華大學的第一屆物理系畢業生，奠定了他作為中國第一代物理學家的位置。當時引導他走上物理學之路的是中國物理學的開拓者葉企孫和吳有訓先生。初進清華大學時，王淦昌對化學課十分感興趣，後來聽了葉企孫先生的物理課才立志畢生獻身於物理科學事業。 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經歷了一場終身難忘的生死考驗。那天，清華大學學生會集會，聲討日、美、英等國藉口所謂的“大沽事件”，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的荒唐行徑。後來集會變成了大遊行，清華、北大、師大、女師大等高校的學生都加入了遊行隊伍。在遊行隊伍向鐵獅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廣場進發途中，全副武裝的軍警突然向學生開槍。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見身邊一位同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驚詫地抬頭時，又見女師大的兩位同學也慘叫一聲倒下了……王淦昌被亂了陣的人群擠到了牆角邊，才免於一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當時共死了47人，傷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學也犧牲在這次慘案之中。
當晚，王淦昌來到葉企孫教授家，訴說了白天的慘景。葉企孫聽後，滿腔義憤：“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數十年後，王淦昌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神態非常嚴峻地說：“葉先生的話，當時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說從那一刻我下定決心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幾十年來，我無論走到哪兒，都始終不忘為了實現'祖國需要更加強大'這個願望，並甘心情願為之奮鬥。”如果說葉企孫在悲憤時說的話使王淦昌樹立了畢生的奮鬥目標，那麼另一位教授吳有訓則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科學的不懈追求，激勵了王淦昌在科學道路上邁出堅實的步伐。可以說，中國的近代物理科學沒有吳有訓教授將不知要落後多少年。
這位著名的中國物理學奠基人在早年留學美國時就與他的導師康普頓一起研究X射線散射譜效應，後來他的導師在1927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很大一部分功勞來自吳有訓的實驗，因為康普頓進行的X射線散射譜研究當時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線專家杜安的攻擊，正是吳有訓證明了自己導師的研究具有普遍性，並以實驗駁斥了杜安的錯誤，所以國際上有人稱康普頓獲得的諾貝爾獎的X射線散射效應為“康普頓—吳效應”。王淦昌在晚年曾這樣比喻自己的恩師：“中國能夠擁有後來的原子彈的天地，如果沒有吳有訓先生當年手把手地教我們從擰螺絲釘開始進行實驗性的艱苦工作，那麼我們這些承擔國家核試驗的科學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國的原子彈送上天。”
王淦昌先生與我談起中國原子彈成功爆炸時感慨道：“物理科學上任何一種發現或通過物理現象進行的任何一種核試驗，沒有百次千次甚至上萬次實驗，那是天方夜譚！”王淦昌在物理學界的權威正是他從吳有訓先生那兒學到的實驗能力，他在科學實驗上的專心致志與心靈手巧的天才本領，連吳有訓都極為稱道。
1929年夏，王淦昌從清華大學畢業，吳有訓邀他留校當助教，並給了他一個獨立完成的實驗任務：測量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這種測量，德國物理學家曾在世紀初的20年代就做過，但中國在王淦昌開始進行這項實驗前誰都沒有重視過。半年時間裡，王淦昌嚴格按照吳有訓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簡單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實驗，並寫出了北平地區有史以來第一份大氣中物理放射性現象研究的科學論文（事實上在中國也是首次）。吳有訓對他的成果非常滿意，親自將論文譯成英文，以《大氣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氣》為題，發表在清華大學的首期論文集上。 1930年，在葉企孫、吳有訓的關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蘇省官費留學研究生，派遣到德國柏林大學……
“淦昌，快來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進門，大哥興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嬰兒塞在他的懷裡。王淦昌看了一眼，大驚：“怎麼是男囡？”
“當然是男囡嘛！要不，我們全家非得讓你回來看一趟？！”大哥衝著滿身書生氣的王淦昌邊笑邊說。
“我多了個兒子？！”他把肩上的書包一扔，抱著新生嬰兒在原地轉起圈來，“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兒子啦！”這一年，王淦昌24歲，其實他自己也還是個滿身孩子氣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華大學時第一個暑假回到家，當聽說自己有了一個女兒時，每天紅著臉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讓他給女兒起名，他更是躲著不出聲，最後還是大哥圓場給侄女起了名。這實在難怪王淦昌，當時他才剛18歲。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來了一位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中國青年。
王淦昌踏上歐洲這塊美麗的土地時，就有一種來自心靈深處的強烈衝動。因為此時正是以德國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學的黃金歲月。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蓋革、邁特內等一批頂尖科學家相繼發現了影響20世紀後來幾十年整個人類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偉大科學成果，鐳的發現、鈾的提煉、相對論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學家熱血燃燒。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大有來不及取捨當年度的科學家們所發現的驚天動地的成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各工業強國從自身利益發出，紛紛開始重視起科技革命，並將推進科技革命與本國社會發展緊緊聯在一起。於是大量國家資本投入科研工作，使得本來就比較活躍的歐美物理學研究呈現“熱火朝天”的景象。當居里夫人發現鐳元素後，人們很快發現了射線的醫療作用，於是X光廣泛被運用並使其在今天依然成為了解和戰勝疾病的重要手段。隨著人工放射性元素的製成，很快就有人製成了標記原子，用來研究磷在植物枝葉中的分佈，進而發生了一場肥料革命。最突出的例子要數原子能的運用了。 1938年，物理學家剛發現中子會引起鈾核裂變，在不到4年時間裡，第一個反應堆便建成，美國人又用了不足7年時間便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使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力一下驟增，並一發而不可止。
科學家為自己熱愛的事業而發狂，政治家們則利用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而瘋狂稱王稱霸。王淦昌從20世紀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學留學的日子裡已經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這決定了他後來一輩子獻身自己民族的科學強國實踐。
王淦昌在漫長的一生中完成了數項影響中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科學研究，但在90歲高齡時與我這位小他半個世紀的科學門外漢談話時，說他一生中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輕時沒有堅持一次重要的實驗活動：“如果那一次我堅持了，別說我王淦昌一定不會是今天的王淦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分量也可能大不一樣！”那天他是用自嘲的口氣說這番話的，但後來當我了解真情后則實實在在地相信了這確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牢記的一個非常惋惜的事件——王淦昌到柏林大學後，有一個傑出的導師——著名的女物理學家、柏林大學第一位女教授邁特內。邁特內的個人能力確實不容忽視，連愛因斯坦都評價她說是“天賦高於居里夫人的'我們的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在邁特內手下當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終身難忘的，女導師對科學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從井底探出頭顱看天下。
王淦昌兩次聽到德國物理學家博特與他學生貝克用釙的粒子轟擊輕元素硼和鈹的實驗，結果發現有一種穿透能力極強的射線放射出來，這射線能穿透10厘米厚的鉛板卻自身的強度減弱得很少，博特師生倆認為這可能是一種波長極短的電磁波——R射線。自從發現質子後，科學家們紛紛開始向剖析質子組成的方向研究，所以博特他們的新發現立即引起諸多科學家的追踪研究，包括居里夫婦也著手抓緊實驗，以爭取新的發現。居里夫婦用他們強大的射線源研究博特首先發現的奇異射線，這對著名的物理學家夫婦用的是電離室測量射線的強度，以石蠟做屏蔽層，放置在鈹源與測量裝置之間進行觀察，結果發現計算器的數字大大增加。但遺憾的是居里夫婦沒有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射線的物理現象包含著新的一種特殊物質，簡單認為那R輻射能量極大的現像只是R的射線效應，僅僅將自己的實驗結果寫了個簡單的報告發表便完事了。然而就在居里夫婦把一項重大發現束之高閣時，年輕的邁特內助手、中國的王淦昌則特別地關注著博特師徒倆的那根神秘的射線以及他們沒有能解釋得清的未知結果……
“尊敬的邁特內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對R輻射與元素衰變的關係進行過實驗研究，並對其性質也作過一系列研究。最近我聽了科斯特斯教授關於博特先生的有關R輻射具有那麼強大的穿透力的介紹，我非常懷疑……”
“嗯！什麼懷疑？我聽著呢，你說吧，密斯特王。”邁特內側了一下頭，繼續做著她的實驗。
王淦昌大膽嚮導師陳述道：“我以為實驗用的是電離探測器，那樣不會有什麼奇蹟出現，如果改用雲室作探測器，然後對博特教授的實驗進行不斷的重複實驗，結果可能大不一樣。我是這樣想的，尊敬的邁特內教授。”邁特內放下實驗，思忖片刻，搖搖頭說：“不可能，這將是個永遠徒勞的實驗，讓我們換一個話題吧，密斯特王。”
王淦昌知道邁特內是公認的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某種具有科學價值的現像都不會輕易放過的科學家，怎麼偏偏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毫無興趣呢？他認定博特的實驗壞就壞在計算器計數上，如果改用雲室作實驗，其結果必然兩樣。 “尊敬的邁特內教授，我還是想著雲室可能解決博特教授未解釋清楚的問題，所以能否請允許我借用一下我的師兄朋友菲利普先生的雲室對博特教授的實驗進行重新研究？”
“密斯特王，我已經說過了，我們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研究，博特先生的事還是讓別人去完成吧。”邁特內的回答讓王淦昌感到十分意外。兩次要求都遭到拒絕，使王淦昌無法再就自己認定的預見得以在實驗中加以證實。
就在王淦昌的建議被導師無情拒絕，居里夫婦同樣鑽了牛角尖的一個多月後，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查德威克先生像王淦昌一樣，懷疑博特和居里夫婦認定的R輻射效應，他認為R輻射不可能有這樣大的能量，便像王淦昌設想的利用雲室，採用線性放大器質子所產生的脈衝進行一個一個測量，並將其與電子所產生的脈衝分解，結果發現質子的數量奇多，與當時物理學界普遍認為的R射線的理論不符。查德威克認為從鈹源放射出的是一種新的物質組成的輻射，於是他連續奮戰數日，終於證實了這種粒子是一種質量與質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即被後人稱為的中子。查德威克同時還認為這種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組成部分。
中子的發現，轟動了整個物理界，也轟動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構成的政治家們早已等不及了。因為這太重要了，它緊接著就可以製造後來證明確實可以征服全人類的原子彈！ 1935年，查德威克因發現中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柏林大學校園內一個綠蔭覆蓋的小道上，邁特內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對不起，密斯特王，我沒能支持你的建議。不過，這是個運氣問題。”女科學家朝自己的學生聳聳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實驗室……王淦昌對天長長地嘆了一聲。他有自己的見地，他認為科學就是科學，與運氣是兩回事，科學是實實在在的事。王淦昌和後來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認為，倘若邁特內聽了他的建議，加上邁特內本人具有別人難以相比的實驗能力，中子的發現非她的學生王淦昌莫屬！然而猶太血統的大科學家邁特內教授太把王淦昌當做科學娃娃看待了。幾十年後，有人曾問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過他的導師？王淦昌斷然搖頭道：“不不，我不僅不會有絲毫的抱怨，反而終身感恩邁特內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為我日後能在物理科學上有所建樹作出了榜樣。至於說到中子的發現這件事，這不全怪邁特內教授。假如當初我能堅持自己的觀點，不也可能獲得邁特內的有力支持，並最終可能獲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後的幾十年裡，我一直把這次自己犯的錯誤當教訓牢牢記在心頭。”
王淦昌在柏林大學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國物理學界認為是極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隨邁特內教授在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實驗室過的難忘歲月，使他領略和接受了許多國際物理科學的前沿知識與技術。 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畢業論文之後，走訪了歐洲幾個著名實驗室，有幸見到了盧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學大師，大開眼界，為日後從事獨立的科學實驗工作拓展了思路。 1934年4月，他帶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到了祖國，然而此時的中國正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中華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災難……
經恩師葉企孫介紹，王淦昌先是在山東大學任教。由於當時山東是處於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塊“東亞肥肉”，局勢動盪，根本無法很好地在那裡進行教學與實驗。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盛邀他去浙江大學當物理教授。浙江大學離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當時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學術界久負盛名的陳獨秀、邵飄萍、陳布雷等都是浙大畢業生。浙江大學的樸實和濃厚的學術風氣，是王淦昌所渴求的。於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來到了浙江大學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輕的教授。由於他長相細嫩且說話時易臉紅，所以浙大的師生們都親暱地稱他是“娃娃教授”。
關於中子和中微子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過去我們普通人對它太陌生，但自從有了原子彈等核武器後，我們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點有關它們的膚淺知識，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誰“捕獲”了這些只有瞬間生命但卻威力無比的小東西，誰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幾乎是全世界物理學家在20世紀上中葉競爭最激烈和最熱門的課題，因為它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科學本身，而且關係到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格局。科學家沒有那些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野心與功利，他們只有一顆探求自然界奧秘的赤誠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當他在柏林大學的邁特內手下痛失獲得中子的發現權後，又重新投入了另一個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實驗與探索。
正如楊振寧博士指出的那樣，自從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學家泡利先生為解釋衰變能譜的連續性提出中微子假說後，第二年6月又預言β射線連續譜應有明晰上限後，泡利在紐約的一家中國餐館裡對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時這樣說：“我以為，原子核的發現，僅僅是我們對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剛剛開始，在那個原子的家庭裡，除質子和電子外還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認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裡的小子們都了不起！”半年之後，正在柏林大學讀書的王淦昌用CM計數器精確地測定出RAE的β譜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 1934年，大物理學家費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對中微子假說為基礎，建立了著名的β衰變理論，費米的論文寄至英國《自然》周刊，結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遠離了讀者所感興趣的實在”的評語而“槍斃”，幸虧費米後來把論文寄到德國另一家雜誌得以刊出，才使一項震驚世界的科學理論正式被承認。
自泡利和費米對中微子的假說肯定之後，一時間，全世界的科學家幾乎都盯著中微子這個未出世的“金色小子”，並拼命想搶占最先的發現權。居里夫婦、維克、貝特、派爾斯、阿爾圭雷茲等都先後上陣一試，但都沒能抱住中微子這個“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為沒有掌握俘獲的正確辦法。
大科學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無策。
這時的王淦昌感到該是自己出擊的時候了。他認為“不能用中微子的電離效應來探測它的存在。測量放射性元素的反沖能量和動量是能夠獲得中微子存在出證據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建議用K電子俘獲的辦法探測中微子的存在，指出“當一個β+類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個正電子，而是俘獲一個K層電子時，反應後的元素的反沖能量和動量僅僅依賴於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測量反應後元素的反沖能量和動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質量和能量”，“由於沒有連續的β射線被射出來，這種反沖效應對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K電子俘獲“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學家獨特而敏銳的見解，開啟了20世紀一項偉大發現的大門。
當王淦昌的論文《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於1942年1月在美國《物理學評論》上發表後，立即引起美國著名物理學家阿倫的注意，他隨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議進行實驗，並一舉獲得成功。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倫實驗”。 10年後，阿倫與另一位物理學家戴維斯一起正式確定了俘獲中微子的完整實驗。又過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95年將當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發給了當年進行成功實驗的美國科學家。王淦昌對此沒有半點遺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後很為美國同行感到高興。他說：“物理學的成就還是應由實驗證實的，榮譽也應該給予那些最後做出結果的科學家。”可見王淦昌作為一名中國科學家的寬闊胸懷。
中微子的發現，使諾貝爾獎又一次與王淦昌擦肩而過。對此，他有如下見解：“由此看來，諾貝爾獎並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國人完全有能力獲得此獎項。一是要選準課題，確有重大理論或實用價值；二是要鍥而不捨，持之以恆，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這段話，值得中國科學家們認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以蘇聯紅軍出兵和美國人在廣島扔下兩顆原子彈而告終。就在日本舉起白旗投降時，王淦昌應浙江大學學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題為《關於原子彈及其原理》的報告，引起同學們的濃厚興趣。後來成為中國核武器試制中堅的程開甲等一批當年的浙江大學學生，大多是受了導師王淦昌的這堂課的影響而將一生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然而王淦昌本人當時並不清楚自己竟然要親自動手研製中國的原子彈。在浙江大學同學為王淦昌慶賀40歲生日不久，中國的這位風華正茂的物理學家和著名學者受浙江大學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學作訪問。一年之後，正在國內的吳有訓先生興奮地告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出了一本百年科學大事記，中國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學家彭桓武（也是後來中國的原子彈主要研製者）。
“中國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楨抖著小鬍子，情不自禁地搖頭晃腦起來。
此時的王淦昌無可非議地成了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科學家。 1950年，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組建工作，並全面啟動新中國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內心無比舒坦，儘管當時條件並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學的本身規律進行理論與實驗工作了，這對歷經了十幾年戰亂的王淦昌來說是太寶貴了。因為或許不是那十幾年的戰亂影響，他早已把諾貝爾獎牢牢揣在了懷內。
90高齡時的王淦昌回憶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時，兩眼閃著光芒：“那時我們整天覺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乾不完的活。”根據國家的統一部署，當時的核物理學向著理論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線、放射化學等4個基礎領域的方向挺進。通過對宇宙線的觀測，發現新粒子並研究其性質，是王淦昌多年的夙願。 1954年，他和助手們在海拔3185米的雲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國第一個高山宇宙線實驗室，第二年就利用自製的設備，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論文《一個中性重介子的衰變》在布達佩斯召開的國際宇宙線物理會議上宣讀後引起各國同行強烈反響。
當時與王淦昌同時開展宇宙線研究的兩位蘇聯院士在帕米爾高原上也建了一個宇宙線實驗站。這兩位蘇聯專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設計的一套電子系統操作，不久就聲稱已發現一種叫“變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蘇聯走紅，獲得斯大林獎金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王淦昌對蘇聯同行的“成果”表示懷疑，便重新實驗，結果他認為“僅憑一個電子信號就斷言有什麼發現實在太草率了”，並當即在公開場合表示“蘇聯人的發現靠不住”。這是什麼年代，王淦昌竟敢對已經獲得斯大林獎金的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成果說三道四？但後來許多科學家都證實了王淦昌的判斷是對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麼“變子”。
幾十年後，物理學家、院士何祚庥說：“這件事當時在我心靈引起的震動是巨大的。我一是驚訝蘇聯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從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銳的科學洞察力。在那時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對蘇聯科學家的直言批評，充分體現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實踐的政治勇氣和科學精神。這件事給我的啟迪是，對科學問題的評價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觀點去評價科學發現。這個原則我們應該永遠牢記。”王淦昌的行為和何院士的話發人深省。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會後，中國政府給他下達了一項特殊使命：留在這個研究所，與蘇聯同志一起利用這兒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進行更好的科學研製工作，新中國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說不定以後我們還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學工作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格局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種有你就沒有我的冷戰狀態，必然造成兩大陣營之間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與鬥爭。特別是以原子彈為標誌的核武器的誕生，使與核武器密切相關的核物理實驗研究變得更加搶手。為了對付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蘇聯政府制定了幫助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核物理基礎研究的計劃，杜布納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實施這一計劃的首要部署。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選派了最具發展潛力的核物理學家到此進行“充電”，除了王淦昌外，還有周光召和丁大釗、胡寧等。此時，王淦昌的學生李政道和另一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先生一起在美國留學期間，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質，從而獲得這一年的諾貝爾獎。王淦昌既為自己的學生高興，同時也憋著一股勁：努力工作；爭取為國家早日拿出成果！
從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離開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時間裡，王淦昌認為這是他一生從事科學實驗工作最得心應手的好時光，不僅因為這兒的生活條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學留學和在浙江大學工作時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這兒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美國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級高能質子加速器，但蘇聯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級的，超過“老美”的級別。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著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領域獲得最快捷的途徑，美國科學家張伯倫和塞格雷僅在美國高能加速器建成幾個月，就利用它發現了反質子，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蘇聯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當時，世界物理學界誰擁有了高能加速器，誰就可以去擁抱諾貝爾獎，誰就能主宰東西方世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蘇聯爲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希望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與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領域搏一搏。在剛到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時，蘇聯朋友在用伏爾加葡萄酒招待中國客人時就流露出了這種強烈的願望。
“美國的張伯倫和塞格雷算什麼？比起我們的'北極熊'，他們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驢。小毛驢怎麼能與我們雄健的北極熊較量？哈哈哈……”蘇聯朋友自豪地拍打著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紅的眼睛盯著王淦昌等中國朋友，半醒半醉地說道：“我們一起……一起把美國佬趕到大西洋裡，餵……餵鯊魚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學家，我們全看你的了。啊，來來，為我們的蘇維埃，為我們的斯大林同志乾杯！”王淦昌不會喝酒，尤其是蘇聯的那種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幾口常熟老家的那種米酒，但在蘇聯朋友的盛情邀請下，沒喝酒心卻快醉了！那天，中國專家第一次來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釗等漫步在四周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的伏爾加河、杜布納河邊，頓覺心曠神怡。之後，他們再沒有時間進行如此悠閒地散步了，每天必須有十幾小時甚至近20小時站在那台龐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連續幾天在見不著一絲光亮的雲室內……王淦昌開始是作為課題組長指揮中國助手們的，後來擔任了聯合研究所副所長，手下不僅有中國科學家，還有蘇聯、越南、民主德國、波蘭等國的幾十名學者。王淦昌成了整個研究所的一名指揮官，一名向世界科學技術最前沿衝鋒的指揮官。
在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歷史，現今是共和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淦昌當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著難忘的感受。他說：“我和王先生在蘇聯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時，他已經近50歲了，我們對當時迅速發展的高能物理都沒有經驗。王老作為中國組的組長，為了維護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榮譽，組織大家從頭學起。每天晚上在中國同志內部開展互幫互學，王老自己毫不例外，與大家一起學習，以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很快，王老領導一個小組建成了蘇聯當時第一個大型丙烷氣泡室，並開展實驗工作……我們都知道，一個年近50歲的科學家要轉向新的學科領域，學習新的知識，是何等的困難。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艱苦的學習戰勝了困難，不僅完成了這個轉變，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領域中出色的專家。”
王淦昌心裡清楚，他作為中國組的組長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身後不僅有一批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看著他工作！當然，作為對手，美國人也在死死地盯著他。從當時的物理科學領域看，競爭也處在白熱化狀態。特別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基礎科學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熱門的前沿課題，加上政治家們狂熱的叫喊，對基本粒子與原子核之間相互作用及其轉化規律性的認識，成了當時著名科學家最醉心的研究項目。王淦昌執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搶先研究出成果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王淦昌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選擇研究方向，這好比決戰前的指揮方案，制定得好，就勝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斷送整個戰役。由王乃彥院士審校，李瑞芝、孫曉光、常甲辰編著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中記述了當年王淦昌領導中國科學家和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們，利用蘇聯高能加速器進行一系列實驗探索和完成了一項世界性影響的科學發現的過程。
王淦昌到聯合研究所工作時，正是國際上利用高能加速器進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時期。他以準確的科學判斷力，根據當時面臨的各種前沿課題，結合聯合高能加速器的特點，提出了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尋找粒子（包括發現各種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統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種基本粒子的產生規律。科學家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理論預言的實驗，這種發現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選好技術路線，一般來說會有所發現；另一種是帶有偶然性的，就是在眾多的實驗結果中察覺到異常點，並進行確認，這種工作對實驗工作人員的要求就相對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學發現，其價值一般比不上後者。王淦昌在設計研究課題時，對這兩種工作都給予重視：新粒子的發現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類所掌握的實驗資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則必然會有結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擊核靶，既可以產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對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過程中的產生規律提供許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選擇的兩個研究方向，正好發揮了聯合研究質子同步穩相加速器的能量優勢。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響曲的話，那麼，按照王淦昌的編排，樂曲的展開，都是以由他親自負責的尋找新粒子課題為主旋律，並輔以兩個平等出現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異粒子的產生規律（由丁大釗和另一位蘇聯同志負責）和介子與質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負責，後來把其中非彈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劃給另一個由蘇聯工作人員為主的研究組）。當然，研究組的主攻方向是尋找新粒子。這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難度自不待言，可以說具有一定的風險。因為聯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後，人們都期望能盡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論誰分配在哪個課題組，在觀察原始實驗資料時，都要為這個主攻方向積累資料。
“大家過來一下，看看這張'蜘蛛網'奇特嗎？它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驚呼他的助手們，讓他們都過去仔細看一下氣泡室裡出現的一個奇蹟。
“對對，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網呀！”助手們頓時歡呼起來，圍著王淦昌讓他給這個新奇的粒子起個名字，因為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將震驚整個世界。
“它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當然應該叫反西格馬負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語道。
“中國朋友發現新奇粒子啦！”
“烏拉，偉大的蘇維埃高能加速器萬歲！”
“斯大林——毛澤東萬歲！”王淦昌領導下的研究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義不亞於一項單純的諾貝爾獎，因為它使當時的基礎科學又向縱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釗院士所言：王淦昌對“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正是因為有許多這樣的學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從50年代認為是'基本'而發展到60年代認為'不基本'，使人們對物質結構的認識發展到更深入的層次。自然科學的發展就是要歸功於這些活躍科學思想的學者的創造性勞動”。
“為了讓美帝國主義看看社會主義科學成就”，蘇聯《真理報》和中國的《人民日報》都為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專門作了重要報導。蘇聯的科學權威刊物《自然》雜誌還指出：“實際上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是在微觀世界的體系上消滅了一個空白點。”25年後的中國政府在那個難忘的“科學春天”裡，特別向王淦昌等當年參與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科學家頒發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物理學家獲得的第一個最高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