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怪了，南京人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天氣。
“我很難過，今天早上朝霞很美，似乎將是一個好天氣。我在凝視窗外的時候，玫瑰色的絢麗朝陽已悄悄順著我東面窗外長長的垂柳枝溜了進來。我在想：白天會給人們帶來什麼——多少痛苦、悲哀和破壞，多少殘缺不全的屍體，正像最近的空襲所造成的那樣……”這是9月25日早上魏特琳起床後寫的一段日記。天氣如此之美，她和她的學校與學生們卻將要接受日軍飛機的一次次大轟炸。
沒有比這更可怕的現實了。
9月26日那天，魏特琳應鼓樓醫院的美國醫生威爾遜邀請，與吳貽芳院長等一起參觀了中央醫院被炸後的境況。
“他們是蓄謀已久的。”威爾遜指著院子內的一個寬約30英尺、深達15至20英尺的巨大彈坑，憤怒極了，“這兒距我們的防空洞這麼近，如果稍稍偏離一點兒，昨天我和里面的100多名醫生、護士和工人將全部葬身於此！”
魏特琳看著彈坑四周濺起的泥土，有的甚至飛到了周邊的屋頂上。網球場東面的禮堂西牆已經倒塌，顯然是被炸彈震塌的。再看看醫院內的其他建築物，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機槍的掃射。多座房子被炸毀，其中有護士樓，還有乒乓球室。 “顯然是精心安排的一次大襲擊。”威爾遜說，“日本人就像一位技術嫻熟的外科醫生一樣，用炸彈給我們的醫院動了一次外科手術……”
“醫院裡的傷員將搬到哪裡去呢？”魏特琳擔心地問威爾遜。
“政府已經安排了另一所軍隊醫院。”
“百姓病人怎麼辦？”
“他們被要求盡量回家。”
但魏特琳看到許多病人在家屬的攙扶下，往防空洞內轉移。一位年長的病人顯然沒有家屬幫助，他很吃力地朝防空洞走的時候，摔倒在地。魏特琳趕緊上前一步扶起他，並問家人到哪兒去了。
“他們上一個月就離開南京了，到鄉下的親戚家安頓過日子。你是華小姐嗎？我們都認識你。你是好人。”老人竟然能認出魏特琳，這讓她感到驚喜和幸福。
“大爺，你害怕日本人嗎？恨他們嗎？”魏特琳關切地問。
“不怕。才不怕小東洋人呢！”老人回答得乾脆，並說，“我讓家里人離開南京，就是為了讓他們有機會等日本人來了後多殺他幾個！不然他們覺得我們中國人太好欺了。我要活著，活著看他們到了南京幹什麼！”
魏特琳被這位老者的話感動了。這次她在日記裡寫下這樣的話：“日本人正在讓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團結得更緊密，他們要是明白這一點就好了！以往我從未見過中國人的這種勇氣、信心和決心。”
入夜，魏特琳獨自走在街頭，發現竟然空無一人。走到學校附近，卻意外看到這些平時她不太注意的房屋，此刻都被人租住了，而且連一些放雜物的空置房也有各式各樣的人居住著。
“挨著你們學校安全。”
“小日本人不敢向孩子們動粗動武。”
魏特琳聽到新搬到這兒住的市民們這樣說，這讓她既滿足又擔憂：日本軍隊真的能像南京市民們想的那麼文明嗎？
不可能！幾乎不太可能。鼓樓醫院被炸就已經說明，他們連病人和傷員都不放過，還能放過孩子和婦女？魏特琳這樣認為，但她沒有說出，因為實在不想破壞那些可憐的租居在她學校旁邊的那些百姓的願望。
10月10日，是民國政府時期的中國國慶節。這一天一早就開始下雨。老天為南京城提供了一層天然保護傘——炸彈不可能在這一天從天上落下。魏特琳一上午都在為教會忙著祈禱儀式，後來帶著一群孩子到醫院去慰問傷病員。下午她走在大街上，發現整個南京城竟然每家每戶，更不用說政府機構了，他們的門口和屋頂上都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魏特琳彷彿在那一瞬間消除了內心的全部積怨——來到中國和留在南京是多麼有意義！那一刻，她是幸福的。然而，日本人的飛機，很快在第二天又出現了，魏特琳的這份幸福心情也隨之蕩然無存……
現在，魏特琳最關心的事還是她的學生能不能在10月下旬開學。從友校金陵大學獲得的信息：他們的新生目前已有100多人註冊，是往年的1/10。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學生根據實際情況已經遷移到武漢和上海等地，總部的魏特琳她們則主要是協調這些分校招生、開學和全校的基本預算等事務，儘管南京母校的教學職能基本喪失，但所有分校的每一個工作安排和學生的情況，仍在魏特琳與院長吳貽芳她們的關切和掌握之下。
10月30日，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必須舉辦的“創始者節”。魏特琳忙碌了一天代吳貽芳院長向每一個分校和每一位學生寫信致意，並以母校的名義，向各分校發出如下電文：
這一天令魏特琳特別高興的是她收到了武漢分校發來的一封電報。電文如此寫道：“雖被分開，但不沮喪，依靠信念，不久又會歡聚一堂。母校久長！”
“我愛你們！”魏特琳拿著電報，久久地吻著不放。她彷彿在日本人的炸彈聲中聽到了她的學生們的琅琅的讀書聲。
“魏特琳小姐，今天我們也該慶祝一下創始者節了！晚上我們在母校也應該有個聚會。”吳貽芳在下午對魏特琳說，她那輕盈的身姿在魏特琳面前飄過，留下一句特別溫馨的話，“叫上所有的教職員工，一起聚一聚。”
“OK！”魏特琳愉快地領取了任務，並與程瑞芳等投入了緊張的準備。
當晚，學校教學樓的大客廳內，熱鬧異常。這是自日本人大轟炸以來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裡少有的歡樂氣氛。參加人員共有36人，男士女士各18人，分為6桌。美麗的菊花使大廳大放異彩。
節目並非是載歌載舞，因為能跳跳唱唱的人都不在學校。但魏特琳等依然感到歡欣鼓舞。在喜憂參半的聚會後半段，有院長吳貽芳博士的演講《面對當前危機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魏特琳的演講《如何應對眼前的危機》，而最有趣的節目是傳教士馬吉先生的《讓我們別忘了笑》，他是個天才的演說家，說話風趣而幽默，雖然講的是關於上帝的話題，折射的卻是當代中國和中國婦女的信仰問題。他的觀點是：當下日本軍隊氣勢洶洶地進犯首都南京，對中國之命運的信念，其實也是對中國婦女的信念，而對中國婦女的信念，更重要的就是對上帝的信念，這樣才有了中國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在南京遭遇大屠殺的每一天、每一時，當地的民眾所感受到的洋傳教士們的仁愛之心是實實在在的，甚至是超凡的和偉大的。
魏特琳當然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10月的最後一天，魏特琳步行來到鼓樓做完禮拜，而後她跟幾十位中國教會成員一起高唱“上帝，拯救我們的國家”時，魏特琳竟然熱淚盈眶，她事後對程瑞芳說：“我好像自己就是中國人一樣，看到自己苦難的母親受難，心里特別難受，很想為她做點事，哪怕是為正在上課的孩子擋一擋頭頂上掉落下來的彈片和泥塵。”
僅僅10月31日這一天，魏特琳為了滿足留在南京城內的孩子們的需要，她一個下午就去了3所學校，為那些被炸彈嚇壞了的孩子們唱歌、講課，讓一顆顆幼小的心靈獲得片刻的安寧與愉悅。當看到孩子們仰著天真無邪的笑容望著她時，魏特琳感覺那一刻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離開孩子，回到校舍，站在聖母瑪麗亞像前，魏特琳的心一下又與遠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漢、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分校的學生們連在了一起……“孩子們，我聽到你們在讀書，聽到你們在歌唱，聽到你們在夜幕下臉上露出的甘甜微笑，還有你們一天比一天隆起的少女胸脯。我在母校為你們祈禱，上帝保佑你們！”這是她怦怦跳動的心聲，似一泓清泉潺潺而流，似一道霞光普照。
“孩子們，你們聽到我的心聲了嗎？”魏特琳每天都在對著蒼穹傾訴著。
她在成都分校的學生們來信了：華群小姐，我們有20人參加了“創始者節”慶祝活動。今年的慶祝活動主題是“植物”。查普曼先生和夫人以及我們全體分校的學生都參加了。我們的節目是：畫一隻手，中間有一個學院的校徽——這意味著我們想念您和校長她們……
她在武漢分校的學生們來信了：這是一封航空信。 66位校友與學生、教師在聖·希爾達教堂的慶祝活動熱鬧而莊嚴。孩子們告訴魏特琳小姐：外面的天在下雨，可我們的慶祝活動歡聲笑語不停，大家十分高興。我們的活動主題是“有巢的鳥”。這主題意味的是我們這些在外飛翔的鳥兒，嚮往早日回到我們可愛的巢——母校。
上海分校的學生們也來信了：儘管日本飛機的轟炸聲和中國軍隊的高射砲的回擊聲伴隨著慶祝活動，可魯絲小姐和紐夫人依舊毫不遜色地照舊高聲朗誦了她們的讚美詩。
“留在母校的我們，就像吃了一頓豐盛的大餐——同一天收到來自三個分校的信，我不得不說這是最幸福的一天。”魏特琳在當晚的日記裡寫下這句話。
新一天醒來的時候，魏特琳與所有南京城裡的人一樣關心天氣。她的一個中國女教徒說：“很奇怪，我們的變化多大呀！現在我們堅持認為：壞天氣好，而好天氣壞。在下雨的星期天，我們肯定要去教堂。”
那麼南京的普通百姓怎麼辦？下雨時，他們肯定要去街頭忙著買些東西回家；而太陽出來的日子，他們一定早早地躲進了自己的或別人家的防空洞內……
無奈而憂愁的日子這樣過著。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正式聽到她的朋友們正在組織一個“難民安全區”，並且得到了政府的首肯，美國使館也表示讚賞。斯邁思是這個組織的重要成員之一，擔任秘書職務。當他把這個安全區的情況介紹給魏特琳聽後，她的腦海裡突然冒出一串問題：日本人真的那麼快就打進南京城了？南京城會被徹底摧毀嗎？中國軍隊會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城內？會發生搶劫或者更嚴重的殺人放火？惡戰會持續多長時間？我們該怎麼辦？
“使館為你們準備了艦船，你們必須在這幾天撤離，否則就不可能再有多少機會了！”使館似乎在暗示日本軍隊馬上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魏特琳還是原來的那句話：我不會走，除非日本人的炸彈將我炸飛了！
使館的帕克斯頓先生始終彬彬有禮地說：“我們尊重魏特琳小姐的決定。”這讓魏特琳感到自己國家的外交官很有修養，他們尊重別人的意願。
這是魏特琳小時候在家鄉替人放牛時唱的歌。現在，她哼著它，平添幾分淒涼。
11月21日，星期天。這一天，魏特琳的日記這樣寫道：
次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在吳貽芳院長的建議和支持下，成立了一個“緊急委員會”，以便處理日益嚴重的即將發生的難民問題——日本人進攻南京和早晚要佔領南京的事實似乎不言而喻了。因此“緊急委員會”的成立是一種應對措施，當吳貽芳院長征求魏特琳的意見時，她堅定地支持校長的這個主張。這天下午3點，第一次緊急委員會會議召開，討論和得出了4個階段必須做好的準備工作：1.戰鬥階段；2.中國軍隊撤退後；3.城裡沒有軍隊，很可能沒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這一機會；4.日本軍隊進城。委員會由5個人組成，3位男性，2位女性，程瑞芳和魏特琳便是這兩個女性成員。
“金陵大學也有一個緊急委員會，共有30多人留下。”程瑞芳對魏特琳說。
“太好了！這樣我們也有相互支持的機構和隊友了！”魏特琳為程瑞芳帶來的消息而高興。
學校已經在為一旦日軍進城後可能面臨的問題作準備了。自然，首要的問題是處置學校的那些寶貴的設備和財產，轉移是首選，其次是隱藏，而這些都讓力氣有限的魏特琳她們累得幾乎每天都快要窒息。魏特琳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事需要做，那就是了解學校到底能安置多少難民，而南京市整體將會有多少難民。拉貝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區認為將有20餘萬難民，他們已經與尚未撤離的政府機構統籌了一個計劃，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將安置約200到1000難民。即使是這個數目，魏特琳和吳貽芳認為已經超出極限。
“200人是最大量了，1000人就是災難。”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方面這樣認為，因為她們的估計並非保守。事實上到11月，留在學校且能幹些活的人總數不足二三十人，按1個照顧10人計算，200多個難民進駐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最大限度了。
“誰也不能保證將來的難民是否那麼理智，或許是500人，或許是1000人，或許更多……”拉貝主席對魏特琳這樣說。
不可控是關鍵問題。所以魏特琳在緊急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後，便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調查學校周圍到底還有多少孩子和婦女將留在南京的工作上。安全區成立後的分工明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旦接待難民，其主要對像是婦女和孩子。魏特琳因此認為有必要先把周邊的難民情況做一調查。
11月25日是感恩節。 1937年的感恩節對魏特琳來說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她在用自己的行動酬謝上帝對她的哺育：裝扮校園。
這是一份非常細緻而特殊的工作，由吳貽芳她們幾個女士提出的：要把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裝扮成全美式的基督教領地，並以此作為保護難民的“生命孤島”，不准日本軍隊在此橫行霸道。
按照學校地形，魏特琳和程瑞芳選擇了學校4個醒目的高地和要口，插上4根旗桿，以示以後難民一旦進入後的不可侵犯的範圍。第一根旗桿插在西山頂上；第二根插在兩棟男教師住宅的中間；第三根旗桿在門房的拐角處；第四根插在南山兩棟男教師宿舍的中間。另在實驗學校裡也插了一根。
旗桿上將掛上美國國旗。這是魏特琳的主意，她希望吳貽芳院長給予支持，因為金陵女子文理學校的前身和目前的辦學資金仍然是以美國基督教等傳教機構為主。 “這沒有問題，金陵女子學院就是美國教會組織辦的學校。應當讓日本人了解和知道這一點。”吳貽芳非常肯定和明確地說。
“以前我們學校門口掛的兩塊牌子應該找出來。”吳貽芳是金陵女子大學的首屆畢業生，她建議魏特琳和程瑞芳找到當年用中英文寫的“大美國女子學院”兩塊老牌子。
“它會在什麼地方呢？”魏特琳有些為難了，儘管她到學校也有19年了，但19年前的事她卻一無所知。
“我記得閣樓上還放了些老東西。”程瑞芳說。
於是兩人便到佈滿灰塵的閣樓上翻箱倒櫃。結果發現國民政府註冊前使用的一塊“金陵學院”的老牌子，卻沒有找到她們想要的那塊。
“先用它對付！”魏特琳覺得“金陵學院”也能管點用。但就在她們往外搬的時候，老牌子被翻過去的一瞬間，奇蹟出現了——那“金陵學院”老牌子的背後，竟然清晰地有一行大字：大美國女子學院。
“哈哈，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平時不苟言笑的程瑞芳這回大笑了起來。
魏特琳更不用說有多高興！她輕輕地撫摸著那幾個大字，發現它們皆被一層厚厚的紅油漆覆蓋住了，而字形卻仍然醒目可見。
“我們用白字黑底一描，'大美國女子學院'幾個字就清楚明白地顯露出來了！”程瑞芳出主意道。
“太好了！上帝保護了它，我們就讓它保佑我們吧！”魏特琳抱住“大美國女子學院”的牌子，用臉頰緊緊貼一下，十分激動地說。
吳貽芳知道後，用了5個字形容這失而復得的老校牌子：人間悲喜劇。
吳貽芳院長要走了，她是政府官員，並應蔣介石夫人之請，必須要離開南京。這是政府的命令，所有中方重要人物和重要機構都必須離開南京。魏特琳對此很難過，但又一想覺得吳貽芳院長離開南京比留在南京更好，因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所有分校和絕大多數學生現在都不在南京，她們需要校長，校長的存在就是全體金陵女子學院的靈魂所在。她應該走。
現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校區內，她魏特琳就是最高領導者了。
“我們家庭手工學校現在還有5個學生，這可能是南京唯一還在開學的學校。學生們要求繼續上學……”魏特琳為此感到驕傲。
南京城不倒。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也不會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