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來說說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小姐。這個美國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卻從不放棄數以萬計的中國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稱作“觀音菩薩”。
魏特琳有個中國名字，叫華群。 1886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西科爾小鎮的她，在26歲時即1912年來到中國合肥辦學傳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學歷且年輕美貌的美國姑娘，甘願獨自一人來到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進行傳教辦學，一直到耗盡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國的貢獻，尤其是日本軍隊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挺身保護萬餘中國婦女和兒童的義舉，讓人感動且有幾分悲切。
這也是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開得最艷麗的部分。 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當教授、教務主任、教育系主任，並曾兩度出任該學院院長之職。可以說，她是位傑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讓筆者將其比作“聖母”的傳教士。
與所有傳教士一樣，魏特琳到中國來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傳播基督教教義，以“拯救落後而愚昧的姐妹們的命運”，但後來殘暴的日本軍隊改變了她的使命，從而使得一個純粹的傳教士變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聖母或我們中國人叫的“觀音”式人物。
2014年夏天，筆者來到當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舊址，拜謁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洋小姐”，面龐慈祥、親切、和善，而這僅僅是表象。當真正了解她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所為時，筆者才懂得了張純如女士為何在閱讀她的日記時淚流滿面……心靈的震撼能改變一個人的信仰。
世上本沒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創造的。世上本沒有仁愛，仁愛是仁愛的人釀製的。世上本沒有美麗，美麗是美麗的人將真正美麗呈現出來後才有了美麗。
在千差萬別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獻給了別人的人才會擁有最燦爛的生命之花。
魏特琳便是這樣的人。
如果說拉貝這個人在南京期間是“以惡治惡”的話——他常常無奈時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納粹”袖徽來嚇退野蠻暴徒，那麼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愛和美來對付惡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個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鐵匠的父親不能給全家人絲毫的奢侈，12歲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鄰居家幹苦活，寒冷的冬天裡她為別人家放牛。她的學生時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掙學費。在兩年制的大學讀書，她只能半工半讀，用了4年時間方畢業。後來她為到中國辦學傳教，甚至不得不與已經訂了婚的戀人分手，最後一生未嫁。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貢獻給了中國，而最值得我們記憶的便是她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幾年中為保護數以萬計的難民所做的點點滴滴……
1937年夏，魏特琳已經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工作了19年，這個時候她是這所學院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而此時的院長是中國籍著名女教育家吳貽芳。這個夏天是改變魏特琳命運的一個炎熱的季節，原本她計劃在這年的夏天回美國休假一年，但她工作的所在城市——南京被日本人改變了命運，因此年過半百的華群小姐也隨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不知是女人的直覺感強於男人的緣故，還是美國人對國際政治有天生的敏感，魏特琳對日本人對中國動武一開始便高度警惕並看穿了其野心。這年北平的七七事變後，魏特琳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我們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兵失踪後，在北平南面數英里的地方出現了麻煩，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為什麼失踪？沒有人知道詳情。自那以後戰爭擴大了，我們不敢說它將如何結束。”這是她在七七事變後的幾天寫給美國朋友的信，魏特琳當時就如此尖銳地指出：“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米爾恩說過：'1914年在薩拉熱窩有兩人被打死。對此，歐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殺1100萬人。'米爾恩的這個結論還不包括戰爭造成的個人損失、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和對經濟的破壞，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 中國不想打仗，並且知道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我認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戰爭，但是日本無法控制其戰爭武器。”
魏特琳是位愛好和平的教育家。一屆屆畢業生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走向工作崗位，這種年復一年的喜悅，讓魏特琳樂不知疲，因為她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全部興趣和幸福感以及成就感——儘管連她家人都始終不理解。但魏特琳感覺自己很充實。 1937年夏季的畢業生令她滿意，共有42名青年女生要離開她奔赴工作崗位，其中60%的畢業生將成為教師。
“受過教育的婦女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魏特琳喜形於色，過去的19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職期間，她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實現著自己的理想。因此當七七事變發生之後，日本人又於8月初在上海點燃戰火時，魏特琳她們仍在研究這一年的招生計劃。討論的結果是：決定把每年9月初的開學日期推遲至9月20日。實際上國民政府的教育部當時也建議在上海和南京等危險地區的學校都將新學年的開學日期推至這個時間，這也從一個角度看出當時的國民政府上上下下對在上海跟日本人拼一場硬仗有些擔心，或者就根本沒有半點信心。推遲20天開學能說明什麼？ 20天仗是打完了還是永遠打不完？ 20天是打贏的考量還是打輸的時間？似乎誰都沒說明白。
情況越來越不妙。從青島度假回到南京，已是7月下旬。途中的情況已經讓魏特琳感覺到時局發生了變化：“途中我遇到了5趟敞篷軍列，載著士兵、戰馬和其他裝備。在酷熱中，這些士兵看起來很可憐，其中一些人還是少年。”女人是敏感的，她們會從細節中看出許多問題，比如中國軍隊的頻繁調動，比如軍人中可憐的少年說明了這個軍隊的戰鬥力和兵力不足所帶來的問題，等等。
魏特琳有自己的事，她提前從青島度假回南京，主要是為了檢查新建的教工住宅。這個新公寓是魏特琳非常在意的一項工程，院長吳貽芳對此做了很大努力，造房的預算總在超額，這讓一心想有個美國式公寓房子的魏特琳有幾分著急——她期待自己在中國有一個理想的住處。但日本軍隊開進中國後一切都改變了，包括魏特琳個人的這麼一點小願望。
“校園熄燈後，在校園外的馬路上，士兵和馬匹的前進聲、槍支碰撞的叮噹聲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戰爭的準備仍在進行著。難道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這兩個國家間的戰爭？的確，當戰爭的狂熱被釋放後，情況就像是沒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們知道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相當多的反戰人士來阻止戰爭。”
魏特琳是愛好和平人士，她對戰爭腳步聲感到憤怒。可那是日本人逼迫中國的後果，因為日本的軍事機器正快速地開著。魏特琳回到南京後記下了七八月城內的戰爭氣氛。
當局很快下達了一項讓人無法接受、但又迅速被民眾接受的命令：把所有的房頂塗成黑色或者灰色——屋簷下的紅柱子也要塗改掉顏色。 “否則將成為日本飛機扔炸彈的目標。”當局這樣說。誰都怕死，於是這項計劃很快得到響應和實施。 “可憐的鼓樓也穿上了灰衣。”魏特琳不能接受這般慘狀。她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例外地沒“穿灰衣”，吳貽芳院長和魏特琳等愛美的女性教授們和學校董事會成員堅決反對。
“難道日本飛機對你們例外？”當局有人批評魏特琳她們。才不管哩！她們獨行其道。這也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出了名的風格。
8月13日，上海大戰拉開序幕，所有從那邊到南京的通訊全部被切斷，交通情況也如此。首都南京從此開始恐慌。
接下去的日子，魏特琳與所有南京人一樣，除了堅持自己的正常工作之外就是挖防空洞。 11日，傳教士馬吉和安娜來找魏特琳，三人在辦公室裡討論了一個多小時有關基督教目前如何開展工作的問題。沒有結論，只有憂慮。
“我個人現在開始抵制日貨。”魏特琳告訴教友，但她指出，“我還會努力地爭取與日本民間取得聯繫，讓日本的工人、農民了解他們的軍隊在中國做了些什麼事。”
接下去的日子令魏特琳和同事們極其煩心，因為只要天氣好一些，日本飛機就會在她們的頭頂上扔炸彈。可怕的警報聲和乏味的洞穴生活，讓女人們非常痛苦和焦慮。而這期間還不停有傷感的消息傳來：不是在上海日本人又炸死了多少人，就是南京城內又有多少房屋被毀、多少人死傷……
“必須走了！凡是女人都應該離開，所有不是必須留下的男人們也要走。”美國使館一次次來人對魏特琳她們說。
“我已經說我不走了，因為我要是走了，正在承受巨大壓力的吳貽芳博士和中國同事們將要承擔更多工作，我是文理學院的教學負責人，我尤其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這既是我的責任，也是我到中國幾十年來的使命，就像危險之中，男子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魏特琳對自己的使館外交官們說。
“我們充分理解魏特琳小姐您的態度，選擇留與走是您個人的意志，使館尊重您。”使館的態度讓魏特琳感到愉快。
她沒有了其他準備，唯有的準備就是與所有南京人一樣：準備“迎接”日本人的任何行為——無奈的“迎接”。
形勢越來越不好。別說是推遲開學的事了，學校本身都面臨著馬上搬遷的問題。這已經是政府的命令了，留下的人員只有少量的看守者，學生和教師都得往內地搬遷。南京城從8月份開始，整個城內都處在大搬遷的亂象之中。大人忙、孩子哭；軍人忙，流氓笑；車馬忙，雞狗閒……總之，堂堂中國首都，此刻已是一片戰前亂局。金陵女子學院現在有三個人最忙碌：院長吳貽芳和舍監及非常委員會成員程瑞芳，還有一個就是魏特琳。
9月1日，往年開學的日子。但這一年這個日子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內完全是另一番樣子。這天晚上，魏特琳與院長吳貽芳和另一位同事住在山頂防空的宿舍內，討論著如何計劃沒有學生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下一步的工作。兩位中國女性在談論她們國家的時局時說的一句話令魏特琳印象深刻：“如果我們國家被日本人打敗的話，那不是因為我們的人民缺乏勇氣，而是我們隊伍裡有漢奸！”
中國內部的漢奸是誰？主戰的蔣介石先生不可能是吧？汪精衛？魏特琳弄不明白中國的內部，只是有一點她是知道的：每當日本飛機夜間襲擊南京城時，全城早已命令不准在重要公共場所或重要機構及軍事設施開燈照明，然而總有一些壞蛋在黑暗中舉起火把，給日本軍機指引方向。這很可怕，也十分氣人。
這就是吳院長她們所痛恨的漢奸吧？ ！
城內傳來另一個消息：為了不給可能進攻南京的日本人留下任何寶貴資源與財富，當局傳出要百姓和所有機構配合進行“焦土政策”，即中國寧願把南京和其他大城市變成焦土，也不讓日本人佔領後得到任何好處。
真是瘋了，戰爭的發起者和勝利者是瘋子，戰爭的受害者也瘋了！魏特琳看著她曾經如此迷戀的中國六朝古都與秦淮河美景，心中無數次吶喊，但似乎沒有人理解和聽她的。她唯一慶幸的是：她們的院長吳貽芳女士是位開明而有獨立信仰的“頭兒”，吳院長既沒有執行“塗黑”，更沒有執行“焦土”，她認為即使日本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亮出中國人的豪氣與美麗”。魏特琳非常敬佩吳貽芳博士，說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靈魂和象徵。吳是該校首屆畢業生，後赴美國讀博士，回來接任院長之職，是位真正的教育家。因為吳貽芳的存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在首都南京也是所名聲非常好的學校，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也經常光臨並不時贈送些禮物與紀念品。
上海戰役越打越慘烈，前線的傷病員大批大批地轉運到南京地區的醫院。魏特琳和程瑞芳還奉院長之命，接受了給大量的傷病員分送慰問品的任務。
女人走上街頭搞捐助，發動婦女給傷員縫洗衣服甚至代為家人寫信等等，魏特琳感覺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之中。她已經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甚至連自己的膚色都忘了，而中國人也完全把她當作了“自己人”。開始人們叫她“洋小姐”，後來知道了她的中文名叫華群，於是就叫她“華小姐”。
其實“華小姐”已經51歲，早已不是姑娘年齡了。 “外國人稱沒有結婚的女人都為小姐。”後來一些不明白此事的中國人也都知道為何如此稱呼人到中年的魏特琳了。
戰爭把人的聰明逼至極致。有一天魏特琳來到美國大使館辦事，發現外交官們忙著將一面巨大的星條旗（美國國旗）張掩在房頂上。 “這樣日本飛機扔炸彈時就不會朝我們頭頂上扔了！”使館人員這麼說。
“那麼整個城市的百姓怎麼辦？”魏特琳看著這一幕，內心很為南京市民和中國人傷痛——他們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張自己的國旗來保護自己的生命，倒是外國人能用自己的國旗保命。
她為此也更恨日本人：你們憑什麼跑到中國來害人家嘛！
日本人的飛機已經把南京城炸得遍體鱗傷、雞犬不寧。 “這是誰家的鵝？”突然有一天，學校裡來了兩位警察，指著滿地悠閒地擺動著身體的幾隻公鵝責問魏特琳。
“難道它對戰爭還有危害嗎？”魏特琳十分不解地反問警察。
“華小姐你有所不知，這日本飛機一來，這鵝大爺'哇哇'地亂叫，日本人就會朝下面扔炸彈，所以政府要求你們把它們宰了！”警察說。
“這是我們的實驗生物，宰它們不公平！”魏特琳分辯說，“再說，如果日本人知道是鵝在叫，還以為是農村了，他們的駕駛員可能就放棄了對我們的轟炸呢！”
“這個……”警察真沒想到魏特琳能說出這層意思來。但他們堅持說“這是上司的命令”，必須執行。
“你們還有幾條狗吧！”警察追問。
魏特琳點點頭，但她說：“它們很聽話的，我們什麼時候進洞，它們就跟著進洞，而且從不亂叫。”
警察似乎相信了魏特琳，臨走時說：“那你們也得管住它們。”
魏特琳看著警察遠去的身影，無奈而自嘲地搖搖頭，真的都患上了“戰爭病”。
南京城和所有居住在這兒的人們，越來越嚴重地患上了“戰爭病”。
9月16日這一天魏特琳特別痛苦。晚上8點多她從防空洞出來，發現了她的“皮特勒”——那隻撿來的與她相依為命的小狗趴在地上不動彈，唯有兩個小眼睛可憐地盯著主人，淚汪汪的。原來它被一條毒蛇咬傷了。
“小可憐！我的小寶貝呵！”魏特琳抱起小傢伙，直奔醫務室，給它上藥，然而已經太晚了。皮特勒不久便永遠地“解脫了痛苦”，魏特琳好傷心，與程瑞芳等幾人用白布將小傢伙包起來後，埋在一棵小樹下。
魏特琳特意為它默默祈禱。這是日本人犯下的一個間接罪行！她這樣認為。
在埋葬皮特勒之後，魏特琳又一心投入到為她的學生們籌備新學年開學的事宜上。在許多人看來，中日軍隊在上海打得血肉模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還有開學的可能性嗎？魏特琳聽了這樣的話顯然很生氣，說：“戰爭是戰爭，孩子是孩子。我們無法制止兩個國家的戰爭，卻要盡一切可能讓無辜的孩子上學。”
9月18日，金陵大學作出決定，欲在10月4日在南京開學，這消息讓魏特琳受到極大鼓舞。這一天，魏特琳與程瑞芳等同事一起，通知了所有生物專業的學生們到武昌去上課，因為那裡已經有6名她的學生重新獲得了上課的機會。 “我個人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帶著孩子的母親應該撤離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體能夠承受目前壓力的話，我們其他人應該留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我們最大的感情投資是與年輕的教會成員保持友好合作的關係，當人們最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卻離開了，在我看來這是丟掉了一次需要我們服務的絕好機會……在我的傳教生涯中，一個長期期待著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擔負特別責任的婦女得到了與擔任同樣責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沒有要求我們與帶有孩子的母親同時離開。”當天的日記裡，魏特琳為自己能留在南京繼續她的神聖工作而自豪。
第二天是中秋節，魏特琳心情愉快，因為這一天下了一場雨——雨天日本飛機是不會來轟炸的。而雨後的天空特別晴朗、清新、涼爽。這是自8月份以來南京人很少度過的難得的一天。白天，魏特琳挨家挨戶去學生的家裡做家訪。戰爭陰影籠罩下的南京市民在無望的壓抑日子裡，竟然開門看到一位慈母般的“洋小姐”來家問寒問暖，怎不感動和激動？
“坐坐，華小姐，吃個月餅吧！”
“來來，華老師，我孩子今年還能去上學嗎？”
家長們對魏特琳的到來，紛紛給予最熱忱的接待和問候。 “下午，下午我們就有一個地方的學校要開學聚會，我們一起去參加吧！”魏特琳以非常肯定和無限熱情的態度告訴她的學生和學生的家長們。
下午2點30分。魏特琳與幾位老師特意在她們的鄰里學校佈置了一個特別聚會，30多個孩子和18名成人參加，她和孩子們與賓客一起唱著熟悉的歌曲，心頭充滿著希望與期待。
“轟隆——”歌聲尚未停止，突然，近處傳來炸彈爆炸的巨響。令人生厭的日本飛機又在擾亂和破壞，這讓魏特琳和孩子們更加蔑視與憎恨日本人。
“滾！滾滾！孩子們想上學有什麼錯？有什麼妨礙你們的？”魏特琳仰頭朝天怒罵從頭頂掠過的日本轟炸機。
“華小姐！快到防空洞躲躲！快！”程瑞芳等使勁拉她進防空洞，而魏特琳仍然胸部劇烈起伏著在不停地咒罵扔炸彈的日本飛機。
9月20日，美國大使館帕克斯頓參贊來找魏特琳，向她宣讀了日本駐上海艦隊司令的一份聲明，“為了盡快結束戰爭，毀滅南京所有的軍事設施、機場和通訊中心”，從明天開始，日軍將要對南京進行真正的攻擊，換句話說，就是要真打南京了！
“我們奉政府之命，希望你們立即撤離南京去躲一躲吧！”帕克斯頓說。
“我怎麼能放得下孩子和學校呢？”魏特琳還是那句老話。
“魏特琳小姐，你應該清楚，日本軍隊可不像你們基督教徒那麼善良，他們的聲明就是一個通牒令。如果再不走，他們的意思是炸死和打死概不負責。”
“難道連孩子和學校都不例外？”
“還用說！炸彈並不長眼。”
“那就更要留下來，我倒想看看日本人的炸彈真的敢往我們孩子身上和學校里扔！”
“唉！都到這個時候你還不信！”帕克斯頓纏不過魏特琳，甩甩手走了。 “如果你還有需要可以給我和使館寫信……”他留下一句友好和關切的話。
“聽說你們使館的國旗還要下降？”魏特琳追出幾步問道。
“是。國務院批准的。”帕克斯頓的聲音。
魏特琳依偎在石欄上，看著遠去的帕克斯頓的背影，兩眼充滿了憂慮。 “我認為，如果所有的使館都降下國旗，並撤走人員，這將是一個悲劇。因為，這意味著日本甚至在沒有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就可以對南京進行無情的、毫無顧忌的狂轟濫炸。我希望日本空軍無法得到這種滿足……”這是魏特琳找來女伴凱瑟琳小姐一起商量後給使館的正式回复。
這一天裡，魏特琳連續參加了幾個她所認識的中國女孩的婚禮。開始她不明白為什麼一下子那麼多女孩子突然結婚了，一打聽才知道：這些女孩子的家長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趁日本人還未打進南京，給自己的女兒找個婆家結婚，興許仗打過來後女孩還有個保護。
“悲劇！”魏特琳聽後，直痛到心尖尖兒。可，你有什麼辦法呢？魏特琳站在耶穌像面前，覺得自己也是無能為力。現在，她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保住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這塊地方。她心想：這裡既是她的工作崗位，更是孩子們的理想家園。如果她們的家園都被日本人破壞或毀滅了，孩子的理想必定成為泡沫。
她決意留下，也是為這。
“既然他們都要走，大使館裡也沒有人了，能不能讓他們把旗幟給我們用用。”凱瑟琳說。
魏特琳一聽，眼睛猛然一亮：“這是個好主意。聽說西門子的拉貝先生就已經在自己住的院子裡放了好幾面他們德國的旗子，日本飛機還真不敢往他院子里扔炸彈呢！”
“他放的是納粹旗，日本人害怕。”凱瑟琳說。
“我們的星條旗至少也能讓日本人有所顧忌。”魏特琳來了精神，說，“我馬上給使館打電話，趁他們還沒有走。”
“餵，使館嗎？我是魏特琳。我想向你們藉樣東西……”
“什麼呢？魏特琳小姐，我們很願意為您效勞。”
“國旗。就是像你們撐在屋頂上的那種大國旗。”
“噢——明白了。請稍等……”
使館那邊讓魏特琳她們聽消息。 “有希望。”魏特琳朝凱瑟琳做了個鬼臉。
“魏特琳小姐，非常榮幸地告訴您，我們的大使已經同意了您的要求。”電話鈴響，對方說。
“太謝謝了！謝謝你們！”魏特琳和凱瑟琳高興地抱在一起歡呼。她們把這件事報告了吳貽芳院長。
吳貽芳也十分滿意，說：“你們馬上去拿回來吧！”
“好！”
魏特琳等把一面嶄新的，有9英尺大的美國國旗拿回學校後，平展安放在校園的方草坪中間。 “小了一點。恐怕日本飛機上投炸彈的人不一定看得清楚。”程瑞芳過來瞅了幾眼，如此說。
“也是，太小了點。”凱瑟琳感覺也不滿意。
魏特琳尋思了一下，說：“明天我們再去買點布，想法做一面比這大三倍的美國國旗！”
“好點子！”程瑞芳和凱瑟琳迎合道。
“轟隆隆！”
“轟隆隆！轟隆隆！”
日本人真的“履行”了他們的諾言——開始在南京實施絕對的破壞性大轟炸。 “實業部今天被當場炸死41個人。”吳貽芳院長以沉重的心情向魏特琳等通報了這一消息。
大轟炸過後的夜色下，月亮探出頭來。魏特琳從防空洞出來，回到實驗室，當她推開窗戶，一眼就看到了平展在草坪上的那面星條旗，忍不住走了出去。
月光下，魏特琳站在自己國家的國旗前，思緒萬千。她想起了自己的家鄉伊利諾州，也想起了自己有病的父親以及對她一肚子埋怨的弟弟……然而魏特琳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國家。她心頭默默地說道：這些年來，如果我的國家不是那麼自私、不是那麼貪婪的話，這面國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國家完全可以有巨大的能力使得日本人不敢為所欲為的！然而現在不是。他們都走了，連大使館的門都要關了，他們的正義感到哪兒去了？
魏特琳的內心感到異常痛苦。為這，她對自己的祖國漸失信任，這也是她甘願以生命的代價換取留在南京的原因。 “我寧可為了幾個中國孩子，也要站在日本人炸彈飛得到的地方，這樣我的心會安寧些。請上帝相信我、理解我，也請我虔誠的基督教徒的父親能理解我……”
她在胸前畫著十字祈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