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夜拉貝絲毫沒有合眼。最讓他放不下心的依然是留在安全區內的幾十萬無家可歸的難民。如今留在安全區內的難民是一些最窮、最需要別人幫助的人，他們多數是被日軍暴打受傷或被嚴重摧殘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這樣的人如果沒有人去為他們弄來吃的，安排好住宿，也許這個冬天都難以過去。原本，作為佔領軍，日方有責任管起這些難民，至少給他們基本的生存條件，但日軍似乎對此並不放在心上，除了繼續不斷地從這些難民中拉走人去充當勞役外，至於他們明天或後天是否還活著的事，顯然日軍並不關心，甚至蓄意阻撓和破壞拉貝他們安全委員會對難民們所做的一切，比如過冬的糧食問題。 20多萬人每天都需要數額巨大的食品供應，但安全區根本得不到多少糧食。
當時國際委員會成員貝德士先生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如此描述：食品供應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絕賣給我們，既不讓我們賣，也不讓安全區裡別的人賣，或者讓我們將糧食從上海用船運過來。這是長時間艱苦談判的結果，我們有了相當大的一筆現金，2300袋大米（每袋一石或200磅），我們每天拿出100袋，免費分發給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廠。紅字會從一個特務機關那裡獲得大米，開辦了兩個大的粥廠。 “自治委員會”被看作是替日軍做分發工作主要，甚至是壟斷的代理人。但實際上他們在10天裡已經收到了500袋糧食，5個星期總計2500袋——這是我們用卡車為他們和紅字會運的。每天消費在1500到2000袋之間。有些麵粉，我們在初期的分發和銷售時動作快了一些。大多數蔬菜價格幾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數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沒碰過其他東西。我們想通過砲艇搞到1000磅魚肝油作為醫藥用品。總的來說日軍方面是冷漠的，日本人中沒有一個人對平民問題動半點腦筋或加以注意。粥廠的煤是一個問題。我們一天又一天地僥倖弄到手，通常沒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許。城市裡的供應糧食很快就要見底了，沒有人來。日軍各部在競相掠奪和揮霍。大量的煤、米和麥子被焚毀了……
最可恨的是新成立的“自治委員會”那幾個漢奸官員個個心懷鬼胎，想著如何藉機為自己賺一把。難民的苦才不管呢！
“誰都不管，我們得管，且要管到底。”拉貝認為：只要他在南京一天，就要管一天難民的事。想到這，他又再度擰開煤油燈，覺得應該給三個最重要的人物寫一封信：他們是美國大使館愛利生先生、 英國大使館布龍先生和老朋友德國大使館的羅森博士。這三位外交官是目前留在南京可以直接發揮作用的人物，拉貝這樣認為，因此他寫道：尊敬的先生們：
你們中的每個人都曾友好地對如何解決城裡25萬平民的食品問題給予過關注。正如斯邁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愛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給你們）中所表達的，我們已向日本人著重提出3點建議，即：
1. 盡快實現由自治委員會通過商業渠道分配米、麵粉和煤；
2. 准許國際委員會運進我們從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購買用於救濟的3 000袋米和9 000袋小麥（這些糧食目前存放在下關、三汊河和漢西門外）；
3. 准許國際委員會將600噸補充食品從上海裝船運往這裡。
昨天當斯邁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請求答复這些建議時，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邁思和菲奇先生隨即找了田中先生，後者告訴他們，日軍沒收了上述倉庫裡的米和小麥。他們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財產而不是中國軍隊的財產時，他認為這些存糧有可能會被日軍用於中國的平民。上述兩位先生一再請求日本當局准許從上海船運3000袋米，但每次請求均被一個簡單的“不”字加以拒絕。他對他們說，也不會有船來裝運這3000袋米以及另外的600噸補充糧食。斯邁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隻時，田中的解釋是“均已用於軍事目的”。當兩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國船隻時，田中先生沒有回答他們。他們只得詢問日本人現在有什麼打算，田中先生對此回答說，日本軍隊將會承擔解決中國平民食品問題的責任。
斯邁思和菲奇先生隨即對他解釋說，日軍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麵粉出售給中國平民。田中認為，供應量比這要多，但手頭沒有數字材料(日軍1月10日交給自治委員會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麵粉，第二批糧食應在城南出售。國際委員會幫助運輸了這些糧食，因為日軍不提供運輸工具）。
談話結束時，斯邁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詢問，他是否應該告訴我這樣一件事，即我們請求准許運進在下關購買的大米以及從上海船運糧食之事現在已被日本當局拒絕了。對此的回答是：是的！
隨後立即發出了由菲奇先生簽署的致上海全國基督教總會博因頓先生的電報（在這事情上我們一直與他有信函往來），現在只有看上海對此能採取什麼行動了。
拉貝的意圖非常清晰：希望這幾個外交官在他走之後多多關心安全區的難民，盡可能地繼承他沒有完成的任務。他的心完全被苦難的南京人民牽著。要保證安全區內的難民們艱辛地活下去，資金顯然是最重要的。拉貝在寫完給三位外交官的信後，突然覺得英國大使館的布龍先生在資金問題上更有些辦法，於是幾天后拉貝又提起筆，專門給布龍先生寫信道：
拉貝是個操心的命。每一件事到他手裡，都事無鉅細。除了吃和住，水電也是生活必需品。為此，拉貝親自帶著幾十名工人冒著中途被日軍屠殺的危險，來到長江邊的自來水廠和發電廠工作。要命的是電廠，戰前拉貝多次來過，但一個多月後的電廠，已經面目全非，這裡的43名技術工人被日軍當作軍事人員綁到長江邊上全部屠殺了。廠房和機器設備也慘遭破壞。令拉貝生氣的是：那些破壞電廠的人——日軍現在卻也嚷嚷著令他幫助把電廠修理好發電。按拉貝的性格才不願為“破壞者”賣命，但想到難民和國際委員會成員們也需要用電時，拉貝“忍氣吞聲”地勉強接下此活，並且親自出面向上海洋行總部聘來幾個專業工程師，一起幫助使發電廠重新恢復了工作。
1938年1月底，德國使館外交官從日本大使館獲得消息：2月4日起，日軍將正式開始遣散安全區內的所有難民。這是件大事，拉貝認為必須同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緊急商議。 29日，拉貝召集國際委員會成員開會，重點討論了請求相關國家的外交官到日本方面弄清楚以下情況：一是日本人會不會將外國轄區和外國僑民住宅里的中國難民驅逐出去；二是日本人是否允許拉貝等人在自己住處的小安全區內收容更多的難民。
“這是我們最大限度地爭取緊急情況下保護更多的難民。當然，如果日本人還能以其他方式繼續保留我們原有的安全區，這當然是最好的打算。但現在我們需要作出最壞的打算。用中國人的話說，在安全區的問題上，看來日本人是想對我們進行釜底抽薪！”拉貝分析道。
委員會成員們全體沉默、悲憤。
“今天的南京是日本人的天地，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力拯救這些可憐的孩子和他們的家人。”拉貝開腔道，“我想儘管中國人罵自治委員會的幾個官員為漢奸，但畢竟現在是他們在行使管理南京城的行政權，我們對他們也要爭取一下。”
“那幫人甚至比日本人還貪贓枉法，我們能從他們那裡爭取到什麼呢？”馬吉不信。
拉貝說：“難道你們忘了，在日軍佔領前，當時的馬市長曾經答應的一萬袋大米和一萬袋麵粉？日軍佔領後，這批糧食就一直被日本人扣著，我們讓自治委員會的人到日本人那兒要，以用作給難民們賑災。一方面也給自治委員會的人一個立功的機會不是？”
“哈哈……漢堡商人真精明、狡猾啊！”斯邁思和馬吉等不由調侃起拉貝來。
後來證明拉貝的這一主意還真達到了一定目的，雖然日本人沒有把這批糧食全部用於賑救難民，但至少讓日軍吐了些血。
1月30日，中國農曆的大年三十。下午4時左右，拉貝駕車準備去平倉巷，車至漢口路，只見迎面約50多名中國人將他車子攔住。
“拉貝先生，你快去救救那女孩！”中國人紛紛向拉貝說道並比劃著。
拉貝一聽，便知三分了：肯定日本兵又在強姦婦女了！
“走！”拉貝二話沒說，跟著中國人，來到蔣家巷4號。
“日本兵就在裡面……”有人說。
拉貝推門便進。房子裡面早已被日軍搶劫一空。在一間敞開的里屋，放著一口棺材。再往隔壁的一間堆放稻草和雜物的屋子走去，拉貝發現了一名日本士兵正在強姦一名婦女。拉貝火了，上前一把拎起那日本兵的後領就往外拖，並且一直拖到走廊外。
“你的！你的什麼的干活？你的……”日本兵又氣又惱。
“你的強盜！野獸的干活！我的決不允許！”拉貝也怒髮衝冠地回敬和訓斥道。
那日本兵看看拉貝，又看看停在一邊的掛著德國國旗的汽車，拎著褲子奪路而逃。
“哈哈哈……小鬼子也害怕呀！”中國人拍手歡呼，並紛紛豎起大拇指贊拉貝。
“大家快離開這兒，說不定日本人會馬上過來。”拉貝朝圍著他的中國人揮揮手，讓他們盡快離開。等現場所有人走儘後，他也登上汽車，走了。
農曆新年初一，是中國人最喜慶的日子。拉貝院子裡的難民們，一早就起來排著整齊的隊伍，向他們的救命恩人拉貝先生三鞠躬。姑娘們還向他獻上了一面長3米、寬2米的紅綢布，上面寫著一行長長的漢字。這行漢字拉貝讀不懂，有人這樣翻譯給他聽：您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
“天，我怎能受此大禮！”拉貝一聽，臉都漲紅了，說自己無論如何也承受不起如此讚譽。有位在此避難的前中國政府官員是名學者，他笑瞇瞇地走來對拉貝說：“我把這句話翻譯成一首閣下聽得懂的詩吧！”
“太好了！”拉貝拍手贊同。
翻譯後的難民獻辭是這樣的——
“謝謝，謝謝你們！願上帝也保佑你們！”拉貝又一次被自己的“臣民”感動了。
這一天，拉貝覺得陽光有了一絲暖意。因為他舉目往外眺望時，發現院牆外那具中國軍人的屍體終於被搬走下葬了。
2月4日，也就是中國人過新年的第4天，這一天拉貝早早地起來了，因為他要在這一天親自站崗——“今天我得親自站崗，也就是說，我必須注視著自己的難民收容所，雙眼盯著我家後面德國學校裡的600名難民和我家前面中學裡的約5000名難民。如果日本人強行闖入，我雖然阻擋不住，但我起碼可以做一個目擊者，觀察事態以向世界通報。我一定想方設法保護好我自己的房子，我們倒要看看，他們敢不敢在我面前侮辱德國國旗！”拉貝這一天的日記裡這樣寫。整個這一天的行動也是這樣做的。他穿著特別整潔的西裝，袖子上的納粹徽章格外顯眼，而這一切都表明，他決不會讓日本人在他面前隨心所欲地破壞他的安全區和欺負他所收容的中國難民們。
入夜，拉貝的日記這樣寫道：“擔驚受怕的一天2月4日過去了，一切都很平靜。這意味著只要日本人有所顧忌，我們就不會遇到麻煩。我們大家對此都感到非常高興。今天是中國春節的最後一天假日，儘管天公不作美，下著雨雪，但中國人仍然興奮地在院子裡燃放鞭炮。這些可憐的人如此知足：只要不被打死，他們就滿意了……”
寫到此處，拉貝想起了前一天的事——
“拉貝先生，您一定要出面救救棲霞山寺廟內的難民，他們太可憐了！無論如何，您得出面。”江南水泥廠的丹麥友人辛德貝格來了，他見了拉貝，事情還沒顧上說，就立馬請求拉貝答應他的求助。
“你說吧，把情況給我報告一下。”拉貝知道肯定又是一件令人憤怒的事。
辛德貝格這時才想起從口袋裡掏出一樣東西。 “是僧人們給您和所有相關人士的公開信……”
拉貝接過信，看著看著，他的手開始抖動——顯然是難以抑制的憤怒。公開信的內容是：
看完信，拉貝長嘆一聲，說：“城內的情況其實並不比棲霞山寺廟好多少。你看看斯邁思等這幾天整理的情況報告……”
拉貝隨手從桌子上拿起幾張紙，給辛德貝格看。這是《日軍在南京暴行報告》的後續，這份報告已經登記到300多個案情了。
辛德貝格看到如下報告——
2月2日下午，朱先生想返回位於建康路的家中，他與他朋友同行。他們到達鐵管巷時受到5個日本士兵的阻攔，他們不得不聽從日本兵的命令，為他們工作到深夜。從此他們再也不敢有試圖回家的想法。
2月2日，江先生要返回位於新街口的住所，在雲南路和中山北路的交叉口的一個街角，五六個日本兵遇見他，強迫他挑餐具到挹江旅館。他辦完事正要回家，在鐵道部附近又遇上日本兵，要他把大米扛到上元門，他遵命完成後，時間已晚，最後想想不得不放棄回家的想法。
2月3日：上午9時，一位18歲的叫蔡曉喜（音譯）的年輕男子離開難民收容所回家，走到四象橋時，因沒有立即向日本兵行鞠躬禮，被這位士兵用刺刀捅了一刀。今天下午，他回到我們這裡接受醫生治療。
2月3日：上午10時左右，七八個日本兵闖進白下路江先生和江太太家——他們剛剛從安全區回到家，日本兵命令江先生出去，企圖對他太太施暴。江立即指指手袖上的“國際委員會”標章，日本兵才悻悻地走了。江當晚帶著太太回到安全區，他們說，回家太可怕，決定繼續留在難民收容所。
2月3日，馬太太回家途中，在同仁街某屋前被3個日本兵抓住，拖到一間屋子內進行輪姦。 ……
後面的都是有關諸多婦女離開安全區試圖回家過日子時被日本兵或在家或在途中強姦和輪奸的案例。辛德貝格沒看幾個就直罵：“噁心！”
“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放棄安全區，將等於幫助日本人再次屠殺南京人嘛！”辛德貝格衝拉貝說，“無論如何我們不能這樣做！”
拉貝拍拍丹麥朋友的肩膀，說：“我們正在與各國駐華大使館聯繫，爭取他們的支持，並同日方和新成立的南京自治政府取得協調，力爭保留國際委員會所擔當的責任。”
“有結果嗎？”彬彬有禮的辛德貝格看來也被形勢逼得要發瘋了。
“相信會有些結果。”拉貝說，“請向棲霞山的方丈們轉達我的問候。他們那邊的情況，我們一定協調顧及。現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自己如何堅定對安全區的自信和自治能力，特別是食品的基本保證。”
“明白。”辛德貝格帶著拉貝主席的一絲希望，離開了骯髒而焦味十足的城區。他對拉貝說：“如果不是為了我那邊兩萬多難民的事，一次也不想進城……”
拉貝苦笑道：“可我們還必須每天24小時守著到處是屍體臭味的南京城。因為我們的崗位在這邊——20多萬難民每時每刻都在期待著我們。”
是的，無論南京城如何淒慘與骯髒，無論空氣如何讓人窒息與迷漫惡臭，拉貝也無法離開。 2月4日，是日本要求安全區難民撤離的第一天，但除了拉貝和幾個美國人住所內的難民們沒有被日本軍隊驅趕處，其他地方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日軍強行而野蠻的破壞、騷擾。在拉貝一直關心的與他住處近在咫尺的金陵大學附中內的難民也紛紛逃了回來。 5日當天，負責這所中學難民的格蘭姆斯先生向拉貝發出求救信：
尊敬的拉貝先生：
在此，請允許我轉告您，越來越多的難民回到我們學校尋求保護。他們說，他們不可能繼續留在家裡，因為日本人不斷進行騷擾，向他們要姑娘。如果他們不從，就威脅要殺死他們。形勢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嚴峻。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民們怎能返回住所？請您給予他們仁慈的幫助，除了您和您的朋友之外，我再也不能請求他人保護。請您與德國、美國和日本大使館商談此事。難民來找我幫忙，可我卻無力相助。自治委員會絲毫影響不了日本人。人們告訴我們說，除了國際委員會，誰也不能保護他們，即使是自治委員會官員的夫人也跟平民百姓一樣難免遭受日軍的奸淫。我簡直無法理解。自治委員會怎能在這樣惡劣的情況下還要求難民返回自己的住所。它自己也很清楚，在安全區外，誰也不能保護難民不受日本人的欺凌。
這些難民多麼可憐，簡直難以形容。我祈求上帝，不要離開中國，拯救我們吧！如果您及您的朋友不幫我們，誰還能幫助呢？懇請您及您的朋友考慮一下，通過什麼途徑幫助這些難民。
尊敬的、親愛的拉貝先生，您是我們的先導，我寫此信時已淚流滿面，但願上帝與您同在，請為我們祈禱吧！
您的DG 格蘭姆斯（簽名）“立即通知召開理事會！”拉貝對斯邁思說。下午，國際委員會在拉貝的要求下，再度召開了理事會緊急會議，重點研究了日軍在安全區內驅逐難民後的形勢，以及如何安置回來的難民及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當前，我們可以說到了委員會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刻，大家無論如何要堅定我們的信仰和決心，其實也應當有理由堅守我們安全區的職責，這一點事實上儘管日方不直接承認，但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工作是普遍支持和同情的。現在我們面臨的是：自治政府要求市民們回家，但多數難民他們不敢回家，或者說回家了因為害怕日本兵的騷擾又回到了安全區來。這說明什麼？說明了多數難民是信任我們而不信任日本人和自治政府的人。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我們繼續為他們服務的理由嗎？所以只要我們堅持，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拉貝是個商人，很少能說如此激情的鼓動話，但這一天他說了，說得很像一個德國政治家。斯邁思等美國朋友給予了拉貝很高的評價。
堅定戰鬥意志對此刻的國際委員會成員們來說，異常重要。
“寒冬總會過去。麵包不能沒有。”大家相互鼓勵，困難似乎又在這群洋人面前變得輕如鴻毛。
這是1938年2月6日，拉貝收到了一份熱情洋溢的信，是他的助手之一、金陵神學院安全區的陶忠亮代表他負責管理的全體難民感謝拉貝的。信這樣寫道：
自日軍宣布要驅逐安全區內的難民以來，拉貝的神經每天都處在極度緊張的狀態，多數時候是一件件憂心如焚的事，但偶爾也有高興的事，比如他從羅森博士那裡獲悉，通過拉貝等多方努力，上海方面已經將100噸蠶豆往南京起運。這對處在飢餓與死亡邊緣的南京難民來說，簡直就是一個救命的好消息，而對拉貝他們來說，更加讓他的國際委員會有了一份信譽，因為這樣的物資援助是連日本軍方都很難破壞的。它屬於慈善援助，國際社會的眼睛都盯著呢！拉貝能不高興嗎？
但與此同時，拉貝又收到了幾個令他情緒低落的壞消息。其中有一件說，一個日本士兵闖入民宅，屋內住有1個婦女和她2個女兒。這個士兵想要強姦2個女孩，遭到反抗。隨後，日本兵把3個女人鎖在屋子裡，縱火燒屋，最後2個女兒燒成焦炭，母親則燒得半死逃了出來……面對如此不斷的暴行和噩耗，拉貝只能空握拳頭。
“能做的就是更多地救助那些可憐的難民，或多給他們一碗粥喝，多讓他們安全地睡上一夜……”拉貝內心一次次向上帝祈禱。
國際委員會的爭取一直沒有停止，拉貝在不停地向日方直接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2月10日，他代表國際委員會向日方當局就“恢復秩序和紀律”、“食品供應”和“醫院和衛生所的人員”等問題提出了要求。
在發上述信件給日本使館方面的同時，拉貝也收到了一份來自上海報刊轉載德國漢堡的新聞報導：
一個德國人卓有成效的工作
（上海1月10日訊）南京的許多報導一致肯定了德國西門子洋行（中國）駐南京代表拉貝值得讚揚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從11月中國當局完全撤離以來，他以難民區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實際上做了市長的工作。他在其他德國人和外國人的支持下，維護社會秩序，關心市民的福利。據日本大使館一名代表的報告，拉貝的工作對過渡時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時對目前為了居民和難民的利益而與占領軍進行的合作也是很有益處的。留在南京的中國居民懷著感激的心情讚許拉貝的幫助。
拉貝是個榮譽感特別強的人，尤其是來自自己國家的新聞消息他特別在乎，這也是他能夠堅持並如此奉獻於中國難民的力量源泉之一。這篇新聞他看後很多次告訴給朋友們。
離開南京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拉貝覺得身為“主席”的他，有必要做完兩件事：審計在任委員會主席期間的財務情況和對未來委員會的命運作一安排。這也再一次顯示和體現了他這個“精明的漢堡商人”的工作嚴謹性。
很快，財務報表和今後的財務預算送來了。 “員工們的工資和醫生的工資支出，必須件件落實，如果這方面留有問題，我寧可不走！”拉貝對金陵大學報來的財務表中沒有明確的內容，很認真地要求細緻的補充。
現在，拉貝要簽署一份他認為他走後最重要的文件，即將“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名稱改為“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
“我們選擇這一名稱，是為了更好地符合其目前作為純民間救助組織的工作性質。為了更好地表達我們存在的理由，我和斯邁思博士正式向日方提出上述請求。我本人——將不在新的機構裡擔任領導，但希望斯邁思、馬吉、施佩林、米爾斯牧師等諸位成為這個新機構的領導人，過去的工作已經證明他們是卓越的……”18日，拉貝在國際委員會的最後一次理事會上，發表了“告別”講話，斯邁思對會議作了認真記錄。這些珍貴的資料後來都留在了美國耶魯大學，成為世界研究南京大屠殺的重要歷史檔案。筆者有幸閱讀到它們，就像與當年的傳教士、基督徒、醫生們在一起交談了那段無法忘懷的滄桑歲月……
拉貝在南京主持難民安全區的事蹟幾乎全世界愛好正義的國家都已知曉，更不用說他在南京城內的影響，所以當他要離開南京的消息傳出後，許多難民紛紛給他寫信致敬。下面這一封由24位難民簽名的信算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吧。
拉貝是個辦事十分認真的人，他對所有類似這樣的來信，都一一回复，並且總是將對方期盼的事盡可能地去努力處理和安排。
2月21日，國際委員會總部舉辦盛大招待會，這個招待會是專門為歡送拉貝所舉行的。招待會在一首悠揚中略帶憂傷的曲子——《南京難民合唱曲》中拉開序幕。這首曲子是由幽默大師麥卡勒姆牧師特意為拉貝所作，歌詞獨特：“We want beans for our breakfast，beans for our lunch……”（中文：我們要蠶豆做早飯，要蠶豆做午飯……）當麥卡勒姆牧師將他所寫的歌詞告訴大家時，全場人都哄堂大笑了，甚至連受邀的幾個日本外交官都忍俊不禁地捧腹狂笑。拉貝覺得麥卡勒姆是個天才，他竟然能把一個嚴重而復雜的外交問題和關乎幾十萬難民生死的難題，用調皮的曲調，作為今天這個盛大而隆重的歡送儀式的主題曲，這也一下讓整個招待會充滿了苦中作樂的氛圍。
斯邁思代表國際委員會，宣布他們在拉貝缺席的情況下，召開了一次臨時委員會會議，並把會議上的一個專門寫給拉貝的決定當眾宣讀：
這份由董沈玉先生書寫，有南京安全區全體國際委員會委員和各區區長、難民收容所所長簽名的“決議書”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長長的簽名，足以證明拉貝在任國際委員會主席期間的業績與威望。
這是拉貝獲得的最高榮譽，儘管它是非官方的。
2月23日，拉貝在他最信任的中國助手韓湘琳和公司助手施佩林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停靠在長江邊上的英國“蜜蜂”號砲艇。英國大使館及砲艇司令長官等熱烈歡迎他的到來。
“嗚——”砲艇拉響一聲長鳴的汽笛聲，滾滾的長江水頓時在艇尾翻捲……此刻，拉貝向碼頭上歡送的人群頻頻招手。他內心不由泛起難以抑制的波濤：啊，別了，我親愛的南京！別了，我們幾十萬苦難而叫人牽掛的難民！
1938年2月25日下午2時許，拉貝乘坐的船抵達上海。碼頭上，他與久別的愛妻重逢。兩人長時間的擁抱，場面感人。
到上海的次日，拉貝看到了剛剛出版的上海德文報紙上的一篇題為《向約翰·拉貝先生致敬》的短評。此評這樣說：
當日本的部隊在11月底以極快的速度向中國首都南京挺進時，在外國人的私人圈子裡產生了建立一個安全區的想法，使外國的僑民和中國的平民在預期發生的戰鬥中可以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
國際委員會由此誕生了。它把不同國家的公民（其中有3個德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等）聯合了起來。西門子洋行（中國）南京辦事處代表約翰·拉貝先生在他的全體委員們的信任下，被任命為委員會的主席。
戰鬥爆發時，安全區已經組織完畢。委員會的成員們本來可以到停泊在揚子江上的輪船上去避難，這並不困難。可是，拉貝先生和他的委員們放棄了讓自己到安全地方去的機會，決心將承擔的使命進行到底。由於他們不怕自我犧牲的行動，在中國部隊撤退和日本人佔領南京後那些困難日子裡，使數十萬人得以免受飢餓和寒冷，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保護他們免受可怕的遭遇。
只有在他們不顧個人安危的全力投入下，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才能做出這種完全是人道主義的貢獻。
安全委員會的主席承擔著最大的工作壓力，工作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他。約翰·拉貝先生在南京困難的日子裡，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完美的人，他的獻身精神，給“德意志”這3個字和他的祖國帶來了榮譽。一定是先行到上海洋行總部的克勒格爾一幫朋友們弄出來的。拉貝內心很開心地猜想。
不過，拉貝更喜歡另一封“表揚信”，因為這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博士的親筆信。拉貝認為，這可以稱得上是德國官方和政府對他在南京工作的肯定。
尊敬的拉貝先生：
鑑於您在1937年11月—1938年2月義務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及後來的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主席期間，冒著生命危險，以人道主義的精神所做出的富有成就的和勇於犧牲的工作，我向您表示我的讚賞。
此外，我也真誠地感謝您在這期間勇敢地為保護德國在南京的財產所做的個人努力。
您的行為給我們的祖國帶來了榮譽。
請允許我通知您，為表彰您在南京的工作，我已請求外交部向德國紅十字會建議授予您一枚獎章。
陶德曼德國大使（簽名）在上海，拉貝第一次向外界公開講述了他所經歷的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從此他的名字在新聞報刊上時常出現。在他的故鄉德國，他做了同樣的事。然而幾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希特勒為首的法西斯失敗，日本也被打敗。拉貝的命運則很特殊：一會兒被捧為英雄，一會兒成法西斯代表——因為他的納粹身份無法逃避戰後的嚴討與追查。
關鍵時刻，中國各界和有關方面紛紛站出來為拉貝提供和出示了他在南京反日本法西斯時所作的特殊貢獻的證據，這才將拉貝的“納粹”身份給予了澄清。下面是盟國占領區委員會主席楊克簽發的一份法庭判決書：
盟國肅清納粹法庭复議庭認定
拉貝為非納粹分子的判決
現在從事口譯工作並且有時被西門子公司臨時聘用的拉貝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並且於1934年在中國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他當時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國學校，有必要獲得德意志帝國的支持，因此他必須加入該黨。 1935年約翰·拉貝臨時擔任了該黨南京地方組織負責人。當時在中國的德國人並不了解國社黨的罪惡目的和犯罪行徑，有關這一點，證人的證詞可以證實。南京安全區在日本人突破防線的時候建立，在美國人和英國人的請求下拉貝擔任了該委員會主席。作為委員會主席他似乎是使得安全區避免了日本人轟炸。 1938年拉貝回到德國，途中他作為貴賓乘坐了英國“蜜蜂號”砲艇到上海。拉貝在德國作了數場關於日本人殘酷非人的戰爭行徑的報告，因而被蓋世太保逮捕，並被禁止進一步從事有關這方面的活動。戰爭期間，拉貝的工作是負責照料西門子駐外工作人員。
阿爾夫雷德·霍普和阿爾貝特·阿爾姆布魯斯特與拉貝一起在中國待過，而且不是黨員，這兩個證人以及所獲得的可代替宣誓證詞的陳述詞均能證明以上的全部內容，特別還要考慮到的因素有，在1934年的時候，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政治和帝國主義目的在中國尚不被人所知。
鑑於以上所述，同時也尊重上述人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的和社會的觀念，委員會經多數票通過，支持認定其為非納粹分子的提議。
一位德國“納粹”在中國南京所建立的特殊功勳，為拉貝的命運畫上了句號。
2014年夏的一天，筆者來到位於南京市廣州路小粉橋1號的拉貝故居，在這位偉大的國際友人雕像前，深深地鞠了三躬。當我撫摸這位已經遠離我們的德國友人的頭像時，心情久久難以平靜——因為我和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假如當年沒有拉貝和他領導與組織的“安全區”，日軍在南京大屠殺造成的中國人死亡人數絕不止3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