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拉貝等動議設置安全區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婦女和孩子，而是要保護所有遭受日軍暴行的南京難民們。
這談何容易！
20餘個洋人，20多萬難民，面對的是數万發了瘋的持屠刀的日本鬼子——拉貝他們面臨的是怎樣的一種局面？
時至1937年聖誕節前夕，南京城裡的日本軍隊開始了新一輪的瘋狂：到處縱火焚燒這座千年名城。
那些日子裡，不管是白天還是夜間，南京城到處火光沖天。難民們不明白為什麼沒有了日軍飛機的轟炸，怎還會處處熊熊大火？原來是日本人在到處焚燒。
為什麼要焚燒？開始大家不明白，後來終於有人揭開這一謎底：原來不斷有西方記者通過種種渠道，或多或少地報導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殺的真相，日方有了壓力，於是為了掩飾他們的大屠殺罪行，來了個徹底的“焚燒計劃”，即將血流成河、搶劫掠奪、遍地姦情的罪證，統統藉火一把抹盡……
“夜裡2時30分，我被院牆倒塌聲和屋頂坍塌聲驚醒，大火已經蔓延到了主要街道中山路。這個時候危險是很大的，因為大火會蔓延到我的住處和中山路之間的最後一排房子……”這是拉貝在21日的日記中描述的一段話。從中可一窺當時日軍瘋狂焚燒南京城的罪惡場景。
為了顧及美國使館和美國人在南京的一些財產，12月20日，由斯邁思、威爾遜、馬吉等14名當時留在南京的美國人聯名向美國駐上海總領事發去了一份緊急電報：問題嚴重，急需在南京派駐美國外交代表！
話僅有一句，但足以表達美國人的嚴重恐懼與極度焦慮。公然搶劫大使，撕毀美國國旗，焚燒美國人財產，甚至對教堂等場所實施同樣的搶劫與焚燒……日軍無惡不作，即使是德國的使館和德國人的私人住宅，日軍照樣“不給面子”，更何況讓日本人不爽的美國人了！
筆者從史料中查閱到當年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美國政府派往南京的外交官了解日軍侵犯美使館財產及美國公民人身安全的情況資料，看到了美國外交官愛利生先生向美國國務院有多份報告。其中一份報告裡詳盡描述了一天時間內的日軍侵擾活動：“從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已有15件涉及日軍擅自闖入美國人房產的事件報告到大使館。擅自闖入的過程中除了搶走美國公民及機構的財產外，還強行將住在上述房屋裡的10名中國女難民擄掠。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聲名狼藉的事件，發生在今天上午：日本兵駕駛兩輛卡車闖入屬於統一基督教會的大院，搬走一架鋼琴和其他財物。搬鋼琴時，他們毀壞了一大段院牆……”
國際委員會則有一個記錄南京城西南部雙塘一天24小時內慘遭日軍13次侵襲的報告：
13：50 3個日本士兵拉走並強姦一名婦女。
14：10 一個日本士兵帶走3個中國人去幹活。
14：30 4個日本士兵來收容所四處亂看，20分鐘後離開。
15：25 3個日本士兵帶走10個中國人去幹活。
16：10 3個日本士兵把一名婦女拉到一所大門外面但仍屬於收容所的小屋裡強姦。
16：40 2個日本士兵闖入收容所找姑娘，找了15分鐘後離去。
17：05 3個日本士兵闖入大樓，把所有物品扔得亂七八糟，20分鐘後離去。
18：35 2個日本士兵要求2個難民為他們弄到姑娘，當這2個男子拒絕他們的要求時遭到了毆打。
23：00 3個日本士兵翻越圍牆，抓到2名婦女並把她們拉走。
1938年1月7日：
10：00 一個日本士兵闖進收容所四處亂看，10分鐘後離去。
10：15 一個帶著武器的日本士兵來尋找姑娘，但未能如願而離去。
10：30 3個日本士兵來拉姑娘，沒有拉到，但是拿跑了門衛的棉鞋，給他留下了他們的舊鞋。
10：50 一個日本士兵闖進大樓，把所有物品扔得亂七八糟，10分鐘後離去。
貝德士先生是金陵大學的美籍教授，他在日本佔領南京後，就曾為日軍闖入大學校園和他及其他美國人士的住宅施暴共給日本大使館寫了13封抗議書。其中12月15日的抗議書這樣說：
“在我們照管1500名老百姓的新建的圖書館裡，4名婦女遭強姦；2名被劫持、強姦後放回；3名婦女被劫持走，尚未回來；一名婦女遭劫持，但因在你們的使館附近碰上憲兵而放了回來。日本兵的行徑給這些家庭、給他們的鄰居、給住在城市這一帶的所有中國人帶來極大的痛苦與恐懼。今天下午又有100多起發生在安全區其他地方的類似案件報告給我。這些案件現在不該由我來管，但是我提及這些案件是為了顯示在你們近鄰金陵大學發生的問題只是日本兵搶劫、強姦老百姓造成巨大苦難的一個例證……”
美國大使館的館舍也沒有逃脫日軍的騷擾。僅12月一次日本兵闖入館內搶走3輛汽車、5輛自行車，並把使館人員的錢財物搶走無數。日本兵甚至用槍刺頂住大使館秘書的脖子，令其打開門，並企圖在現場強姦中國婦女。其間撕毀和腳踩美國國旗的事件發生數起。更讓美國人不可接受的是：當美國外交家愛利生到日本大使館去提抗議時，還遭到日本人扇耳光。
“美國人確實是難受極了。到目前為止我很有派頭地指一下我的納粹袖章、我的黨徽以及我房子和汽車上的德國國旗還能起到相應的作用，還能奏效（太棒了），但是日本人對美國人就絲毫不理會。”拉貝有些得意地嘲笑和同情美國朋友。
19日這一天，在鼓樓醫院，美國特里默大夫和麥卡勒姆牧師因為與日本人發生爭執，日本兵開槍差點把這兩人打死打傷。這事在國際委員會成員中引起極大恐慌。
“拉貝先生，你們認真想想：我們目前尚能控制局面的'假象'到底還能維持多長時間？”這是斯邁思認真而嚴肅地提出來的。他進而說：“如果難民區裡的一個中國人打死了一個正在強姦他妻子或女兒的日本兵，那麼局面就會失控，我們這些人能否阻止日本兵更大的屠殺？”
這個問題讓包括拉貝在內的國際委員會的成員們沉默無言。是啊，假如這樣，安全區還有安全嗎？我們所有的努力還有意義嗎？而並非沒有出現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妻子或女兒被強姦後奮起反抗殺死日本人的……拉貝他們不敢吭聲：因為他們就見過這樣的事——有一次他們趕到一個地方去幫助一對正在被日本兵強暴的母女時，發現那兩個日本兵被這對母女家的男人們殺死了。這還了得！國際委員會的人知道惹大麻煩了，他們將死掉了的日本兵扔在里屋，然後勸這家人趕緊逃跑，見四周沒有人了，他們點了一把火，將這座房子連同那兩個日本兵一起燒了個精光。
拉貝他們對此事守口如瓶，日方曾向他們詢問過。 “不知道。從沒聽說過。”他們搖晃腦袋時的“真誠感”讓日本人無法判定到底是真是假。總而言之是躲過了一劫。
但這並不代表整個可能惡化了的局面。小心翼翼、千方百計實施保護難民行動，才是拉貝他們的聰明之處，也是他們頂著巨大壓力和冒著生命危險的出發點。
1937年12月那個寒冷的冬季，這曲《聖夜靜歌》，終在南京著名的基督教聖保羅教堂（簡稱聖保羅堂）內傳出，它高昂中帶幾分淒婉，隨著日軍進城後的日子漸久，這《聖夜靜歌》也變得那麼悲憤——悲憤這世界本應該多一些博愛、仁慈與和平、公義，然而現在只有一樣東西還留著，那就是：犧牲。
為誰而犧牲？犧牲誰？聖主是為普天黎民與教徒們犧牲，教徒們為捍衛正義和公義而犧牲，這犧牲便是基督教價值的核心——博愛。
筆者無意傳播和宣揚基督教教義，然而在戰爭與死亡面前，當年留在南京城的那些包括拉貝在內的洋基督教徒們，他們的犧牲精神和對異國他鄉的難民如此奉獻，就是因為內心有強大的博愛信仰。
說到南京的聖保羅堂，筆者不能不說到一個人，他叫福斯特。這位1895年生於美國賓州、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的傳教士，1920年左右來到中國，先在揚州馬漢學校任教。 1936年福斯特與美國著名律師湯森的女兒克拉麗莎結婚，夫妻倆在南京淪陷前的一個月到了南京城的聖保羅堂工作。戰前的聖保羅堂非常氣派，當時造價就達1.2萬美元。這座樸素典雅的教堂後成為南京一景，為基督教開展教義活動的重要場所。
虔誠博愛的洋基督教傳教士福斯特來到南京後，住在中國飯店對面。日軍在1937年12月初就對南京進行大轟炸，中國飯店也被炸得遍體是傷，砲彈碎片將福斯特家的大門撞出兩個大窟窿。 12月14日，聖保羅教堂也被日軍轟炸，損壞嚴重。安全區成立，福斯特傳教士加入了國際委員會。他遵照拉貝主席等指示，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每天像守護神似的把著大門，嚴防日本兵侵入。但手無寸鐵的傳教士，怎能抵擋強盜入侵？每每此時，福斯特總竭盡全力與日本人周旋力爭，也正是他的勇敢無畏多次讓日本兵望而生畏。可福斯特一走，日本兵就偷偷闖入，並且當眾強姦婦女。有位福音傳道士盧先生，當時40來歲，文靜溫和又慈祥，可眼前日軍的殘暴，讓他內心萬般痛苦，每天嘴裡不停地念著“惡魔降臨到人間”、“惡魔降臨到人間”……福斯特勸慰他，但仍然無用。不日，盧傳道士投河自盡。福斯特發動教徒們到處尋找，幾天后才在水塘中找到遺體。福斯特懷著悲痛給盧傳道士買了口棺材，並用基督教儀式將其安葬。
從那時起，福斯特傳教士幾乎每天24小時盯守在他分管的那片難民收容地的大門口，時刻嚴防日軍侵入和騷擾，為數百名婦女、兒童和其他難民保平安。
筆者還要提到一位丹麥人辛德貝格先生。這位曾在裡多次出現的人物，他在南京大屠殺時用“最大的丹麥國國旗”庇護了2萬南京難民，其功績近幾年才被公眾所熟知。辛德貝格的事蹟，在今年——2014年4月27日，讓正在中國訪問的丹麥女王瑪格麗特專程來參觀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女王在紀念館工作人員彈奏《永遠的南京——辛德貝格玫瑰》這首歌曲時，為自己國家的英雄獻上了一束美麗的玫瑰。
這一天，有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蘇國寶老人向隨女王而來的辛德貝格外甥女瑪麗安講述了當年這位丹麥英雄的事蹟——
當時蘇國寶只有10歲，日本兵侵入他所在的村子湖山村，一家4口人為了躲避日軍暴行，逃進了辛德貝格先生負責管理的江南水泥廠。辛德貝格見小國寶可憐，便給了他一塊大洋和18斤大米。蘇國寶手捧大洋，跪在地上向辛德貝格致謝。 “這塊大洋讓我們全家維持了好一陣生活。當時男人們被日本人殺死了太多，辛德貝格先生為保護我和讓我養家糊口，叫我在他的水泥廠工作，還說以後等不打仗了送我去讀書。他是個大好人。”蘇國寶對辛德貝格的外甥女說。
辛德貝格的故事一直以來並不為人所熟知，2002年朱成山館長率團到丹麥舉辦南京大屠殺展覽時，無意間知道了辛德貝格的家鄉就是展覽地奧胡斯市，這讓朱成山很是激動，他便通過當地報紙刊登了尋找辛德貝格的啟事。結果是辛德貝格的妹妹看到了，便與中國大使館取得聯繫，原來辛德貝格本人已經在1984年去世了。辛德貝格在南京的事蹟讓其外甥女瑪麗安小姐感動不已，她決心為舅舅栽培一種特殊的黃玫瑰來紀念他。
“選擇黃色是因為在丹麥文化里，黃色代表勇氣。黃玫瑰是非常難以培育的。我想這正如我的舅舅：勇敢、獨特，不易被複製。”瑪麗安小姐如此說。 2006年春天，辛德貝格先生的妹妹、80歲高齡的安德森和來自美國、黎巴嫩的6名親屬在南京和平廣場栽下了這批黃玫瑰，次年又將這批玫瑰移植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在那裡開闢了一個“南京·辛德貝格玫瑰圃”。
“正義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瑪麗安說。
南京人民自然更不會忘記辛德貝格這位“丹麥好人”。 1937年至1938年，辛德貝格先生受僱於丹麥史密斯公司，赴中國南京負責江南水泥廠從丹麥購買的年產20萬噸水泥生產設備。南京人都知道，江南水泥廠當時非常有名，除了它的設備是從丹麥引進的外，更主要的是日軍侵入南京城之前，中國軍方和南京市各界包括一些有錢的市民都在修建軍事工事、防空洞等，水泥成了急需緊俏物資，所以江南水泥廠的生意自然極好。辛德貝格與另一位工程師京特，是1937年12月5日才到南京的，幾乎一到南京，他們就承擔著在日軍炮火之下保護這套水泥設備的重任。
江南水泥廠在棲霞山附近，日軍攻占棲霞山後，水泥廠由於是丹麥人開的，加上辛德貝格出了一招：他在水泥廠房頂上撐了一面達1350平方米的丹麥國旗，同時又經拉貝先生同意，在廠區內插了不少德國國旗，以避免慘遭日本飛機的轟炸。當時棲霞山一帶中國軍隊與日軍決戰後，不少中國軍人和難民紛紛躲進了水泥廠。為了確保難民們的安全，辛德貝格向拉貝申請，決定將水泥廠作為國際委員會領導下的一個城外特殊安全區。這個城外安全區，採用拉貝他們在城內的安全區一樣的管理模式，並始終與拉貝等緊密協作、統一領導，故先後收留了15000多名中國難民。直到1938年3月，日軍為了強化他們的所謂“統治有方”，硬逼辛德貝格離開南京，於是這個城外難民安全區也不得不隨之宣布解散。水泥廠的工人和難民們為了感謝辛德貝格，特意制了一面絲綢條幅，上面寫著“見義勇為”四個字贈予辛德貝格，有11個中國人在上面籤上自己的名字。
在1938年的國際勞工大會上，由於辛德貝格向全世界工人代表們講述了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並在會上播放了馬吉先生拍攝的記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的影片，當時中國人十分感謝辛德貝格，特意在他的護照上寫上了四個字：中國之友。
筆者註意到中多處對辛德貝格的讚賞，尤其是辛德貝格在城內的安全區嚴重缺糧時，送來大量粥給難民們吃，這讓拉貝異常感激。
日軍在殺人搶劫強姦高潮後的12月20日前後，開始了新一輪犯罪：大焚燒。這時，辛德貝格入城最多，他一方面與拉貝他們聯絡安全區的管理和共同與日方交涉，同時又幫助拉貝解決糧食問題，也及時把日軍到處焚燒屍體、燒毀建築等以焚燒消滅罪證的情況報告給拉貝他們。
21日，拉貝根據城內和辛德貝格提供的城外焚燒情況，以德、美、奧、俄4個國家的22名外籍留京人士的名義，向日本大使館提出三點建議式抗議：一、制止在城市內大部分地區縱火，以免尚未被毀壞的其餘城區繼續遭到肆無忌憚的有組織的破壞；二、一周來，日本軍隊給城市造成了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這種破壞秩序的行為必須立即得到製止；三、搶劫和縱火已經使得城市的商業生活陷於停頓，全部平民百姓因此而擁擠在一個大難民收容所裡，鑑於這一情況，同時考慮到國際委員會的糧食儲備只能供20萬居民食用一周這一事實，我們在此緊急呼籲，立即採取必要的步驟恢復安全和秩序，恢復市民的正常生活環境，補充糧食和燃料儲備。
“目前的狀況必將在短時間內導致飢荒。我們別無請求，隻請求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條件：住房、安全和食品！”拉貝這次拿著抗議書直接見到了日軍的最高司令長官松井石根。
“如果貴軍再縱容這樣的大焚燒，那麼這座城市將會被全部燒光。”拉貝對鬆井石根和日本大使田中這樣說。
“不不不！南京是不會被燒掉的，我們大日本皇軍在這裡與你們一樣需要住、吃和安全。”田中看看松井石根，十分怪異地微笑著否定了拉貝的看法。
與大胖子拉貝形成鮮明對比的“瘦老頭”松井石根似乎裝著很客氣的樣子，拍拍拉貝的肩膀，說：“我知道拉貝先生是我尊敬的德國朋友，有一件事我想請拉貝主席幫助我的軍隊……”
拉貝有些吃驚地問：“我能幫助將軍閣下什麼事？”
松井石根顯得極為真誠地說：“你看，我的軍隊已經到南京城一周了，我們的警備機構也已建立，可是南京市民們還都在你的安全區裡，這與城市的管理很難對稱。我們希望市民們都能離開你的地方，回自己的家，這樣他們才能安居和恢復工作是不是？”
拉貝警惕地聽著，心想：你想幹什麼？是想通過這一招讓難民們放棄生存？任憑你們的軍隊野蠻屠殺？
“放心，拉貝先生。”松井石根似乎看透了拉貝的心思，接著說，“我們馬上要給所有市民發放身份證，這樣可以確保他們的身份合法。有了合法的身份，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先生，你說是嗎？”
他們又要搞什麼名堂了？拉貝的眼珠瞪得更大了，緊盯著這個日軍最大的魔鬼，沉默應對。
“哈哈哈，今天跟拉貝先生的會談，非常有意義。我們日本和德國是偉大的朋友！我們永遠地友好！”松井石根伸出乾枯的雙臂，緊緊擁抱了一下拉貝，“你的大大的健康！”說完，便叫警衛人員送走拉貝等人。
拉貝離開“永遠友好的朋友”，回到住處，發現“永遠友好的朋友”又多次光顧他的院子，甚至把他的私人辦公室翻了個底朝天。
“無恥！真正的無恥！”拉貝氣得嘴唇都發紫了，他發現那個內裝23000元的錢櫃也被日本人用刺刀頭挑劃了許多道痕，好在那錢櫃結實，鐵鎖沒被撬開。
此刻，城內依然到處熊熊大火。拉貝一面讓人保護好他的小院——他一直以為這裡只有二三百難民，結果韓湘琳告訴他，現在院子裡總共有603個婦女、孩子和老人。
“無論如何，我決不允許在我的院子裡發生被日軍施暴的事情。”就在他又一次準備出門到安全區救火時，又有6個日本兵翻牆欲進。
“出去！哪個地方來，就從哪個地方滾出去！”拉貝直挺挺地站在那些翻牆而進的日本兵面前，一手拍打著納粹標誌的袖章，一手指著圍牆，命令“永遠友好的朋友”離開院子。
日本兵悻悻而走，顯然極為氣憤，可又沒有辦法。
等入侵者滾出院子，拉貝十分得意地昂著頭告訴大家：“我的'朋友'走了，你們放心吧！”
“我必須再去現場製止他們的行為！”拉貝坐上車子，飛速駛向一個新的焚燒地。
“呵，這是一個無休止的恐怖歲月，無論人們怎麼想像都絲毫不會過分。在雨中，我的難民們相互依偎著擠在院子裡，無言地註視著美麗得可怕的熊熊火焰。如果火焰蔓延到我們這裡，這些可憐的人們就沒有了出路——我是他們最後的希望。”入夜，拉貝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前，輕輕地推開窗戶，他看到院子內橫七豎八躺在雨中的難民們，寫了上面這段話。
拉貝感到自己肩上壓著千斤重擔。此刻，他在想著白天松井石根所說的事……是啊，明天，明天日本軍方弄出的招數，又會給可憐的難民們帶來什麼災難呢？
明天是1937年12月22日。
12月22日這一天，日本人用蹩腳的中文在市區各個地方尤其是在拉貝他們的安全區內貼出了一張張佈告，其內容如下：
“日本人又耍花招想把我們殺掉？”市民看著日本人的佈告心裡直打鼓。但最心驚肉跳的是那些躲在安全區內的放下武器尚留存下來的中國軍人：“這回是死定了！”
“求求先生們，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去登記領證。去就是送死！”那一日，拉貝被難民們絕望的焦慮攪得心情異常煩悶。如果按日本人要求鼓勵難民們去登記，勢必又有一大批被日軍認定為“中國軍人”的無辜難民和其實已經淪為真正難民的前中國軍人遭殃；如果難民們抵制登記，日軍定藉機解散安全區，後果同樣不堪設想……怎麼辦？
國際委員會“總部”會議持續開了兩個多小時，足智多謀的斯邁思也不知如何應對這場新的災害。
沉默。
再度沉默。
“我看這樣行不行……”韓湘琳舉手發言，得到拉貝的鼓勵後，他說，“顯然，不去登記也是麻煩事。而去登記的話又有不知多少男人掉腦袋，多少婦女吃苦頭。但我想，有一個辦法至少會減少很多人的危險……”
“韓先生快說，你到底有什麼妙計？”斯邁思有些著急了。
“不是現在我們安全區老人孩子比較多嘛！但實際上這些孩子和老人中間，他們的父親或兒子早已在前些日子裡失去了，他們肯定恨日本鬼子。而另一方面，我們安全區內又有大量婦女和放下武器的男人已經是單身了。這種情況，恰恰可以給相當多的人一個機會：讓那些老人和孩子與這些沒有丈夫的婦女和單身男人假裝搭配成臨時家庭，然後再去登記……”韓湘琳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斯邁思張開雙臂，擁抱住韓湘琳，在他臉上猛親了一口，說：“韓，你太英明了！這是個絕頂好的主意！怎麼樣，我的主席，我認為這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拉貝思忖片刻，點點頭，說：“韓的辦法應該行得通。不過我們要防範日軍的狡猾。”
韓湘琳解釋說：“只要我們把工作做在前頭，至少能在日本人刺刀下救出相當一批人的命。”
“馬上行動吧！”拉貝用手指戳戳腦殼，說，“這是一項秘密任務，大家要多動動腦筋。”
22、 23日，這本來是西方人忙於準備聖誕節的日子，但這一年以拉貝為首的20多名留在南京的洋人們，則假借籌備聖誕節禮物之名，與數百名僱用的像韓湘琳一樣的中國工作人員，穿梭在安全區各個角落，向那些本不是一家人的男女老少牽線搭橋，組成一個個臨時家庭，或是臨時的母子、夫妻……
24日，天色剛亮。山西路廣場上已經站著幾十個袖上別著太陽臂章的中國人——他們是前一天剛被日軍任命的“臨時治安”人員，而在他們身邊，是全副武裝的日本兵。
“市民們，從現在開始，大日本皇軍有令：每一個16歲以上的南京市民都必須領到一張安居證！就跟以前我們的居民證一樣。有了這張證，你可以在城裡走來走去，自由了！現在，皇軍就要給大家發證了！發證之前，皇軍要對你們的身份進行核對，所以——你們凡是一家人的，就一起上來驗身領證；如果有人作假，那就格殺勿論！開始領證了——”
排隊。趕快排隊！
一家家男女老少前後跟著排隊……或兩人，或三人，或爺拉孫，或妻挽夫。
“大夥再聽著——”別太陽臂章的人又在說，“凡你以前是中央軍的，就站到一邊。你們沒有家人，也不能永遠流浪下去了，只要你們站在一邊，皇軍會對你們另外安排的，願意做工的做工，不願意的就可以回家，皇軍還要發路費！”
有男人興奮地從人群中跳到一邊；有男人則疑惑地前後張望著……
“嗯，你的軍人的干活？出列！”突然，有日本兵架著槍刺，將那些疑惑張望的男人從女人或老人身邊拉出來。
越來越多的男人排到了一邊，4個人一排編列起來，趕到卡車上。 “不要怕，皇軍讓你們去勞工的干活，有白米飯的吃！”日本兵哈哈大笑，那笑聲聽起來毛骨悚然。
這樣的男人一卡車一卡車地被拉走。
“走！登記！登記去！”日本兵在逼著排隊的難民們往前走。
“噠！噠噠……”不遠處，傳來一陣又一陣密集的槍聲。
拉貝的眼睛裡冒著火，低聲對韓湘琳等說：“告訴大家，別上日本人的當！”
“明白！”韓等別著紅十字會臂章的安全區工作人員，若無其事地假裝幫助維持登記現場的秩序，悄悄地向那些單身成年男女傳話——“不要動搖，堅持認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不要動搖，堅持認定是夫妻，是一家人！”
“我們是夫妻！我們是一家人！”
一個個臨時家庭、臨時夫妻領到了“安居證”，他們悄悄向站在一旁的拉貝等致謝。
登記處又出現了騷亂——“你的，把臉擦乾淨！”日本兵拉住一個滿臉黑乎乎的女人，逼著她擦淨臉部。
賊亮的刺刀面前，女人只得服從。 “哈哈……美麗的花姑娘！”日本兵淫笑起來，“你的請到這邊！”刺刀面前，女人被逼站到一邊。
“你的把外衣脫掉，檢查的有！”有一個婦女被日本兵的軍刀攔住。
婦女無奈地把外衣脫掉。日本兵興奮不已的雙手往那女人豐滿的胸部亂摸起來：“你的大大的好！站到這邊，為皇軍的干活去！”
另站到一邊的女人的隊伍越來越長。很快，她們被另一些卡車拉走，到了日本兵營……一天或者兩天甚至七八天后才被放回，多數人被10次、20次的強姦或輪姦，而有的根本就沒能回來——死在被強姦或輪奸的現場。
“日本兵借用所謂的發放身份證，又殺死了數以萬計的中國男人，至於藉機強姦和輪奸的女性更是不計其數，而全城實際領到身份證的只有十六萬人。也就是說，又有數万人被日軍屠殺。”一位南京大屠殺研究專家如此說。
到底日軍借登記之名殺了多少人，拉貝的日記裡有這樣一段話：“在我們安全區的其他地區，日本人把居民趕成百人一群，然後帶他們到登記辦公室外去。據我聽說，清理出來的人有兩萬名，一部分送去做勞役，剩餘的被槍決。”
筆者需要說明一下：事實上，拉貝他們同樣也救下了幾萬人的性命，因為他們不管在登記現場還是暗裡所做的工作都起了很大作用——讓數以萬計的原本是單身的中國軍人和難民們通過扮成假“夫妻”、假“親屬”而得以獲救。
日本人發身份證的意圖，除了想更有效地控制南京城內的幾十萬中國人外，還有一個非常陰險的目的，就是徹底削弱安全區的作用，並企圖達到解散安全區的目的。日軍高層還通過自己的外交官，試圖跟拉貝講明其意，但被拉貝等國際委員會成員拒絕。
“日本人是一群不講信譽的魔鬼，我們不能再聽任他們擺佈了！”馬吉把自己拍攝到的影片放給拉貝等國際委員會成員們看。
“決不能答應！”斯邁思非常堅定地對拉貝說。
“我作為一個德國人，曾經向自己的元首和中國人表明過立場：我留在南京，就是為了這些難民的安危。所以，我的態度非常明確：任何解散安全區的陰謀不可能得逞，除非還有更好的保護難民的辦法出現！”拉貝最終也亮出了自己的決心。
12月24日，是西方基督教徒們最重要的節日——聖誕節平安夜，然而1937年的聖誕節，對南京城裡生活著的拉貝他們來說，是有生以來最不講究和最令人不開心的節日。即使如此，拉貝覺得自己應該有一份責任讓生活在“罪惡下的”難民們還能想起耶穌留給人世的一份仁愛，於是一大早他就把自己前一晚準備好的紅色聖誕小星星整理得乾乾淨淨，然後重新包裝好，連同西門子公司寄給他的日曆簿一起作為聖誕禮物給安全區的洋同事們送去，他尤其想起要給一直在手術台上拯救生命的威爾遜醫生送上一本日曆簿。趁著這個機會，拉貝跟隨威爾遜到病房看了一下幾個傷員。在此，拉貝見到了被刺37刀的李秀英，現在她的情況已經好轉。而拉貝看到的另一個傷員則令他極其難受：這位年輕的漁民，是前些日子被日本兵從金陵大學蠶廠的一棟大樓裡帶走的，連他一起帶走的共有70多人，他們都被拉到一個地方用機槍或刺刀殺害，然後澆上汽油焚燒。這位命大的傷員被刺兩刀，在澆油焚燒過程中滾了出來，倖免於難活了下來，但傷勢嚴重，三分之二的皮膚重度燒傷，是他自己拖著血肉模糊的身子跑到醫院的。威爾遜盡全力搶救他。 “我無能為力。”經過幾小時的連續搶救，威爾遜說此人希望不大。 （拉貝後來知道，該男子入院20小時後被宣布死亡。）拉貝還進了停屍房，在那裡他看到了更多的被日本人的槍砲及刺刀等手段殘害的屍體。其中有一個大約7歲的男孩屍體上有4處刺刀的傷口，其中一刀刺在胃上，傷口有三四寸長。威爾遜告訴他，這個孩子幾天前送來時還能痛苦地呻吟，後來死了。
陰森的停屍房裡充滿了血臭味。威爾遜勸拉貝別看了，拉貝則說：“我所以要看，就是要目睹日本人的這些殘暴行徑，以便我以後能作為目擊者將發生在南京的事向全世界說出來。”“對這樣的暴徒是不能沉默的！”拉貝認真地對威爾遜說道。
威爾遜點點頭，其實醫生也一直記著日記。他們都是基督教徒，上帝賦予他們共同的使命。
從威爾遜處回到住處，拉貝突然感到眼前熟悉而陌生：整個房子不知被誰瞬間打扮得喜氣洋洋，一派聖誕氣氛！
“祝拉貝先生聖誕快樂！”姓張的僱員帶領著全體難民同聲向拉貝先生祝賀並請他點燃6支蠟燭……
“謝謝，謝謝你們！”拉貝激動了，少有地激動了！
“不知為什麼，我突然發現大家都喜歡上了我！這很奇怪，以前據我所知是沒有人能容忍我的。或者，難道是我的錯覺？我的多拉，親愛的兒孫們，我知道，你們今天都在為我祈禱，我感覺到了，我被愛的思念所包圍。在過去的兩周中我不得不經歷了那麼多東西，現在能有這個，真的太好了！請相信我，我也在心中為你們大家祈禱。
“我目前身陷其中的可怕災難使得我想起了童年的信仰。只有上帝才能在燒殺淫掠、為所欲為的匪幫面前保護我，委員會的所有抗議都是徒勞的。日本人答應要糾正，但是到今天為止竟然一點也沒有感覺到……
“我以下面這番祈禱結束我今天的日記：仁慈的上帝，請您保佑所有的人免遭災難，也請您保佑所有像我們這樣已經身陷災難中的人！我絲毫不後悔留下來，因為我的存在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但儘管如此，我仍然感到極端的難受！
“阿門！”
拉貝寫完當日的日記，然後在胸前畫著十字，雙目緊閉，只見其臉頰上落下兩顆碩大的淚珠……
第二天一早，施佩林等委員會成員跑來，他們一定要親眼看一看“南京城裡唯一的一棵聖誕樹”，而且另一位傳教士克勒格爾還給拉貝帶來一瓶白葡萄酒，據他自己說是從沙爾芬貝格家的廢墟里搶救出來的。 “可惜只有半瓶。”施佩林舉著瓶子對拉貝說。
“為了我們家人的平安祈禱吧！”拉貝與他們一起舉杯。
施佩林和克勒格爾非要拉著拉貝一起去平倉巷與另外幾位美國朋友共度聖誕節，但拉貝說不行，他必須保護好自己院子裡的600多名難民。
這一天，這一夜，拉貝一直佩戴著納粹徽章，一步不離地堅守在安全區和自己的院牆內外，無論誰勸他都不行，他說他要看護好自己的“臣民”——“現在我是南京市長！”他驕傲而憂傷地說著這句話。
日本人用登記發證的手法企圖使難民們就範，這一招很毒，讓拉貝十分糾結。他生怕出更多的事，生怕更多的難民被殺害，生怕自己無法保護他們。
日本人甚至來到了他的院子。 “他們必須登記！”日本兵告訴拉貝。
“他們全體都是難民。你們可以讓他們登記，但他們是否願意回家，必須由他們自己決定。另外，你們不能從我的院子裡隨意帶走一個人！”拉貝站在日本人面前毫不退讓。
他作好了死也要保護好院子裡所有人的準備。
現場氣氛極度緊張，甚至連孩子都不敢哭了。
日本兵拔出槍刺，對準了拉貝的胸膛……
“我已經說過了，這事沒有商量的餘地！”拉貝面不改色。
日本兵的臉部肌肉在顫抖。
“哇——”現場，一個孩子突然嚇得大哭。
“哇哇……”突然，更多的孩子大哭。
“嗚嗚……”突然，現場更多的女人大哭起來。
拉貝的目光裡射出火焰，一動不動地盯著日本兵。
“那麼好吧，就按拉貝先生說的辦！”日本兵終於妥協了，其實他們並非懼怕這位胖墩墩的漢堡商人，而是懼怕他袖子上的那個納粹徽章。
韓湘琳和姓張的僱員及所有留在院子裡的600多位中國難民在日本人離開的那一瞬，立即歡呼起來，他們簇擁著拉貝，紛紛跪在他面前，一個勁地感謝這位“洋菩薩”。
然而，拉貝的臉上始終沒有笑意，因為他看到了那具近在咫尺的燒焦的屍體仍懸掛在那裡，一直沒有人敢將其收葬……還有他知道就在離他家不遠處的金陵中學裡又有20多名男子被日本兵借登記之名抓走槍斃了。
他要繼續向日方抗議！
“大日本帝國打下了固若金湯的南京，竟不能奈何他一個德國胖子！豈不有損我天皇威望嗎？”在收到拉貝一封又一封的抗議書後，日本大使館的外交官和日軍高官坐在一起，大為光火。
“將軍，您認為怎樣做才更合適？”田中大使沒有理會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執，他希望松井石根大將拿主意。
於是所有的目光轉向沉默不言的松井石根。
“本人深知中國的文化，而中國人現在並沒有把我的話放在眼裡，自覺自願地跟著幾個西方洋人待在安全區，這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大日本帝國的皇軍是鬼子，他們洋人是菩薩。鑑於此，我認為我們應當盡快選出一個由中國人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委員會，以此來替代拉貝他們的國際委員會。這樣一來，洋人們的安全區和國際委員會就自然沒了在南京的合法地位，問題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嗎？”
“高！實在是高！大將軍的主意大大的好！”田中鼓掌附和，其他日本外交官和軍方將領們跟著熱烈鼓掌。
一個新的陰謀在日本大使館內密謀籌劃。而此時的拉貝及他的同事們則在忙碌著為過冬的幾十萬難民們準備取暖的煤炭及每天需要的食物。
煤炭從何而來？
“我們有……”斯邁思給拉貝發來一份詳細清單。
“太好了！”拉貝一見清單，兩眼放光，這是他最期待的寶貝！有了它，幾十萬難民至少不會被凍死或者少被凍死些人。不過他想到：“應該留一部分煤給粥廠，否則難民們沒有食品充飢，也會餓死一大批人的呀！”
“我們已經想法提供部分煤炭讓粥廠來運。”問題到了斯邁思處，他總會有提前的預案。
“可我最擔心的是：怎麼運輸呢？一旦日本人發現我們在運送煤炭，他們肯定就會半途攔下，從而成為他們的了！”拉貝搓著手，踱步思忖。
“這就得靠你這個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的招牌了！”斯邁思盯著拉貝說。
“你以為我這個招牌什麼事都管用啊？上帝可沒有給予我那麼大的法力！”拉貝苦笑道。
“但有能力與日本人爭取的也只有你了！”斯邁思說。
拉貝搖頭：“這就是你們美國人的狡猾之處，你們推薦我當主席就是要把我放在燒紅的鐵板上去烤，現在不都證實了？”
“哈哈哈……拉貝先生您是當之無愧的主席！”眾人大笑。拉貝也跟著笑了起來，並說了一句中國諺語，“我是被你們拉到賊船上了。”
既然上了“賊船”，就得拿出膽子去“偷”幾回——明的暗的都得“偷”。明的：拉貝一次次出面與“還能說上話”的日本外交官福田先生拉關係，請求他從中與日本軍方交涉，爭取把部分儲煤拉到安全區或粥廠去，當然這部分的煤至少有一半被日軍藉機打劫走了；暗的：借公開運煤的指標，實為多運多走幾趟，將煤拉到自己需要的地盤上去。
德國人在這方面不缺智力。可是日本人也不是傻瓜，他們堅持要自己運煤，只要求拉貝他們提供藏煤的地方，剩下的事由日方派軍隊去幹。拉貝知道這事犟不過他們，於是就跟日本人談條件：你們可以拉走部分煤，但必須按我們的要求提供給我們4個粥廠的煤量，否則安全區不能提供足夠的勞役給你們日常需要。幾萬日軍和官員們在南京城也要過日子，並且還要享受，拉貝的條件他們不會全聽，也不得不聽一點。
“生意”就這麼做成的。 “漢堡商人真的比我大日本人更精明啊！”日本人內心對拉貝還是有幾分佩服的。
然而任何生意場上，強者總是欺負弱者。拉貝與日本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其實一直處在弱勢地位。
1938年1月1日是中國的新年元旦。日本人給拉貝又滴了幾滴眼藥水——他們已經在前一天就事先通知給了他：元旦這一天上午，在鼓樓廣場舉行“南京自治委員會”成立儀式，要求拉貝等人務必到會“祝賀”。
出於禮貌和戰術考慮，拉貝帶著斯邁思等國際委員會部分成員去了現場。當他看到自治委員會的會長和一名副會長、一名顧問都是隸屬於他的紅十字會成員時，吃驚不小。 “漢奸！”拉貝用中國人的話暗暗罵道。
拉貝終於明白了日本人的意圖：他們是想通過這個所謂的“自治委員會”來替代他們的國際委員會。
儀式沒有結束，拉貝就悄悄離開了現場，他不想讓日本人導演的鬧劇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因為這一天早上起來，韓湘琳等中國人告訴他：他們幾百名難民要以隆重的儀式，在新年到來的第一天裡感謝拉貝給予他們的救命之恩。
汽車回到住處，拉貝就遠遠地聽到迎接他的鞭炮聲——這太難得了，後來據僱員張先生告訴他：鞭炮是他們從慶祝“自治委員會”現場偷來的。 “他們那個玩意有啥慶祝的，我們這兒才重要！”韓湘琳興奮地對拉貝說。
“我受到國王般的歡迎，他們夾道歡迎我，並用鞭炮和鮮花向我致意。然後600多個人圍著我，向我獻上了用紅墨水寫在白色包裝紙上的新年賀信，所有人向我三鞠躬。當我點頭致謝，把賀信疊起來放進口袋時，他們都很高興。”拉貝在日記裡這樣描述當天的情景。
接過賀信之後的場面讓拉貝一生都不能忘卻：鞭炮聲中，600多名中國難民，在韓湘琳的帶領下，整齊地列成兩隊，齊刷刷地跪下，一起向這位“漢堡商人”致新年磕頭禮……
拉貝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他從沒有接受過如此隆重而恭敬的禮遇。
他深深地愛上了南京人，也深深地愛上了中國。他再次發誓要為這些苦難的平民獻出個人的全部。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拉貝忍不住從口袋中取出那封很大的賀信，上面寫著如下內容：
Herrn Rabe
mit den besten Wunschen fur
ein gluckliches Neues Jahr.
Hundert Millionen sind Dir nah！
Die Fluchtlinge Ihres Lagers
1. 1．1938
拉貝先生：
恭賀新年吉祥，億萬滾滾而來！
您收容所的難民1938年元旦
“'億萬'是什麼意思？是我得了彩票？”拉貝興奮不已，卻不解其意，便把韓湘琳找來尋問。當明白那是恭喜他來日“發大財”時，拉貝歡欣鼓舞了好一陣。
“我愛你們！愛中國！”拉貝用自己生硬的漢語向恭賀他的中國難民們表示了由衷的感謝。
1938年新年來臨，日軍佔領下的南京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新氣象，日軍到處燒殺搶淫的暴行沒有任何改變，而所謂的“自治委員會”只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已，不僅不作為，且令市民生厭。
與之相反，拉貝的安全區仍然聚集了巨大的人氣，多數難民又自覺不自覺地回到這裡——主要是人們發現回家後根本沒有任何安全可言，尤其是婦女，她們開始以為拿著“安居證”就能重新開始過日子了，結果多數人在當天甚至在回家的路上，就被日本兵野蠻地強姦與輪姦，而且有的則被抓到“安慰所”充當妓女。於是這些婦女們又拖家帶口回到了拉貝他們的安全區。
原本以為“自治委員會”的成立將使安全區漸漸消失，哪知鼓樓“慶祝大會”的鞭炮聲尚在耳邊迴響，安全區裡依然熱熱鬧鬧。尤其是那條原本彎彎曲曲、冷冷清清的上海路，竟然成了全南京市最紅火的跳蚤市場——也有人把它稱作“共產市場”：說是生意場，卻都是難民們自己的東西，舊衣服、茶壺茶杯、草紙尿布……日常用品，樣樣都有，且便宜得很。
“一塊錢，拿去吧！”
“老闆可憐可憐吧，我只有這幾個銅板。”
“行，就它了！”
生意交成。這就是大家所說的“共產市場”：不講價錢，相互謙讓，互相幫助。
“走！走走！”突然有一個早晨，幾個穿皮大衣、戴黑眼鏡、手臂上別著“太陽”標徽的傢伙，張牙舞爪地走到擺攤的難民面前，揮舞著棍棒，拳打腳踢。
“你們要幹什麼？”難民們憤怒地責問。
“皇軍有令，安全區必須解散！你們還想在這裡擺啥攤子？快滾！”
“燒了，把這些舊棚爛攤統統燒了！”一群別“太陽”袖章的傢伙竟然動起手來。帶頭的那人叫方浩，有難民認識他，姓方的過去是一個律師，此刻他得意揚揚地告訴認識他的人說自己現在“當官”了，是來“執行任務”的。
“燒！燒光為止！”姓方的見難民們並不買他的賬，甚至有人悄聲罵他是“漢奸”，這讓姓方的大丟面子，於是直起嗓門，命令小嘍囉們點火燒棚。
“漢奸！漢奸！”
“殺千刀！我們跟他們拼了！”
“拼了——！”
以姓方的為首的一群“自治委員會”小嘍囉們哪想他們的燒棚毀攤行動惹怒了難民們，一時間，木凳、茶杯、鞋子甚至還有街頭路邊撿來的泥塊、磚頭等，雨點般地落在姓方的這群嘍囉們頭上、身上……
“撤！”姓方的一群嘍囉落荒而逃。 “共產市場”上的萬千難民，一片歡呼。
“拉貝先生，我無意冒犯您和您的國際委員會朋友們，但有一個事實你們必須接受，這就是：新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員會，是經我們大日本皇軍親自批准的管理眼下南京市的臨時機構，管理市民和這個城市是它的職責，你們的安全區和國際委員會不能再存在了，一切管轄權應當歸自治委員會。”日本使館派人向拉貝傳達所謂的“命令”，而且留下狠話：否則日軍將進行軍事干預。
野獸終於露出本性。日本人向拉貝他們攤牌了！
怎麼辦？國際委員會的命運面臨考驗。拉貝和斯邁思等召開緊急“委員會會議”，商討對策。
“卑鄙！無恥！他們竟然威脅還要沒收我們的錢財和物資，並說要清算我們以往的資金及物資用途情況。”韓湘琳說。
“另一方面，他們的野蠻與惡棍行徑一點也沒有收斂。這是昨晚我又在幾個地方拍攝到的日本兵留下的罪行……”馬吉緊接著控訴道。
“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權利！救助難民和傷員是上帝賦予我們的責任，誰也阻止不了我們的行動。”斯邁思說。
“對，這是最後的鬥爭了！日本人企圖把南京置於他們的殘暴統治之下，而我們則成了他們把南京變成地獄的唯一障礙。我們決不退讓！”
“決不！”
寧海路5號的“總部”，再一次成為了全南京反抗日軍殘暴統治的大本營。此刻，十多個國際委員會成員群情激昂，請求拉貝拿主意。
只見拉貝用雙手向下壓了壓，示意大家安靜。然後他說：“日本人的意圖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他們是不想看到在他們統治下的地盤上有一個並不隸屬於他們領導下的組織在保護著多數南京市民的現實的存在，挖空心思除掉我們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因為他們是這個城市的佔領軍、統治者，所以他們可以想出一千個所謂的理由來修理我們，這並不奇怪。但我想，我們之所以成立國際委員會和安全區，其實只有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上帝賦予我們對人類的仁慈，這個責任在今天的南京，就是我們怎樣千方百計地保護好幾十萬難民！這份責任，除了上帝，沒有人可以從我們的手中剝奪！它日本軍隊也同樣不可以剝奪！”
“好，說得對！”
“說得好！”
“我們決不放棄上帝賦予的權利！”
國際委員會最後形成一致意見：一是向日方再次陳述國際委員會的職能和責任，二是有針對性地把各安全區管理情況作一詳細匯總，並將兩份材料一起上交日方，以爭取國際委員會和安全區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你成立所謂的'自治委員會'不就是為了管理好幾十萬難民嗎？你指責我們國際委員會不合法，那麼我們將告訴你我們這些日子裡的所作所為！”這是拉貝的主意，這樣絕地求生的談判智慧，也只有像他這樣的德國商人才有。
很快，一份份諸如下面文字的安全區“檢查報告”出籠了：第三難民收容所——陸軍學校
12月31日，由洛、王、米爾斯和福斯特先生檢查。
所長：趙永奎
難民人數：約3200人，分成27個小組，每組設一個組長。
在這些難民中，每天應日本兵要求，派遣若干勞役。收容所平均每天分發10袋大米，約三分之一的難民自行解決糧食，其餘的三分之二由國際委員會供給膳食。
難民們對國際委員會的管理滿意。
漢口路小學難民收容所
1月1日，由福斯特等檢查。
所長：鄭大成
難民人數約1400多人（以前為1500人）。
每天有4袋分配來的大米。幾乎所有的難民吃乾飯（不是稀飯）。分發時成人和兒童沒有區別。
雖然這個收容所住處十分擁擠，但難民們對領導滿意。
……
安全區難民所的“檢查報告”整理完成後，拉貝與斯邁思起草的另一份關於“國際委員會當前的狀況”的報告也隨即完稿。其語氣顯然是給日方和日方的傀儡組織——自治委員會看的：
1. 我們是一個民間團體，成立的宗旨是幫助飽受戰爭苦難的平民。
（1） 食品和資金是供我們支配的，是供我們委員會用於上述目的的，因此我們要設法使委員會繼續存在下去，但我們在使用我們的救濟金時要適應當前這裡的狀況。
（2） 我們履行的行政管理工作由我們的合法基金單獨支付報酬。 （警察的薪金不由我們支付，而是由他們的行政管理機構單獨支付。我們向警察提供大米，所提條件與我們向其他所有的難民和自願助手提的條件相同。市政當局派給我們組織的那3個職工的薪金單獨匯給。）
2. 我們一開始就同紅字會和紅十字會合作，並且對自治委員會將繼續持這種態度。我們將準備始終以下列標準判斷合作的建議：最好地為委員會的目標服務或最有利於委員會的目標。
3. 我們的基金我們不會交出。這些資金是委託給我們妥善保管的，我們將用我們的聲譽保證，這些資金只用於應該用的場合，不會作其他用途。
4. 我們必須警惕，不要讓人把會耗盡我們財力的工作或任務移交給我們，也不要指望我們會進行使我們對這筆資金失去控制的工作。
5. 自治委員會在恢復秩序和恢復國家公務方面一直得到我們的充分支持和承認。但我們的基金首先是用於避免嚴重的食品短缺以及用於在其他方面幫助居民。
這份被拉貝和斯邁思標註上“機密”的“內部文件”，雖然看起來像是在介紹國際委員會的工作情況，其實語氣裡暗藏著非常堅定而明確的觀點，即：國際委員會雖然是一個民間組織，但它被賦予的使命和日軍佔領前後幾十天來委員會所做的工作是誰也不可以改變的。
據說，上面的兩份材料交給日方後，對日方高層特別是傀儡“自治委員會”成員造成巨大衝擊，因為無論是日軍還是那幾個漢奸，他們自知根本不可能有誰能像拉貝他們那樣把幾十萬難民管理得如此井井有條，更不可能做到讓幾十萬人基本上不餓死。
“田中先生，我看還是讓他們管吧，我們可沒有辦法從哪個地方弄那麼多粥和飯給那些窮光蛋吃啊！”
“可不是，像他們那麼幹，還不累死我們！”
漢奸們首先退卻。接著是日方外交官福田等人反對一下子取消安全區的做法。 “至少我認為拉貝他們還可以為我們所用。再說，他們手上有來自各個方面的資金支持。我們何不順水推舟，省去一些麻煩！”福田說。
“參讚的話不是沒有道理，至少可以再觀察一段時間吧。”日本軍方給出了鬆口話。
其實在給日本官方正式信函的同時，拉貝也給他的“半個朋友”——日本大使館的福田參贊寫了一封信。拉貝認為，在所有日本人中，福田是位比較正直和有良心的人，而且從以往的交往中，這位日本外交官無論如何也是給了拉貝他們不少幫助的，這份情誼對拉貝來說，十分重要。故而有些官方不能解開的糾結問題，拉貝通過與福田私下的友情獲得了理解和同情，甚至是支持。在安全區面臨存亡的緊急關頭，拉貝自然首先想到了福田。於是他私下給福田寫了這樣的信：
顯然，我們剛剛看到，日方在研究討論如何處理拉貝他們的安全區時，拉貝給福田的信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
“英雄的拉貝先生，您和您所領導的22個留在南京的外國人，表現得像羅馬的首批基督教徒那樣勇敢！”德國大使館羅森博士為拉貝帶來了柏林德國外交部的“表揚”。
這對拉貝來說是巨大的榮譽，他很在乎，內心也很高興。不過，他對羅森說：“當年在羅馬的基督教徒們是被鬥獸場上的獅子吃掉了。可我們這裡的獅子只喜歡吃中國人的肉，因為日本人發現我這個漢堡商人的肉又臭又硬，他們嚼不動。”
“哈哈……”羅森大笑。
獲得“最高榮譽”的拉貝，如打了一劑強心針一般，為著他的20多萬安全區內的難民們每天的一碗粥和一點點烤火的暖意奔忙著……
“好人！”
“菩薩！”
南京城裡所有看見那輛掛著“納粹”旗子的汽車的人，都會投去感激和敬愛的目光，向那個戴著眼鏡的“老頭兒”致敬。
拉貝覺得自己無上榮光，因此責任也越發重大。
他的臉始終繃得緊緊的、緊緊的。
突然，人們發現這一天拉貝的臉繃得更加緊了。 “先生，您身體不舒服？”韓湘琳關切地問。
拉貝搖搖頭，他輕輕地從口袋中拿出一份電報給韓看。
“他們要讓您和我離開南京到上海去？”韓一看，是西門子洋行上海總部發來的電報，內容是讓拉貝帶著韓盡快離開南京，到上海“休假”去。韓覺得這份電報有些怪異，便問拉貝：“為什麼這個時候讓您和我離開南京呢？”
拉貝說：“我也在想為什麼。我留在南京的事，連元首也知道，而且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且現在幾乎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南京所做的事了。這個時候讓我離開南京，搞不清他們為什麼……”
這事讓拉貝內心有些堵。晚上，他給上海西門子洋行總部的邁爾經理髮了一封長長的電報：
電報發出後，拉貝依然全心全意投入到安全區的工作中，他認為自己在南京的工作不僅幹得坦蕩而偉大，而且單單從保護德國人的利益去看，也是卓有成效。 “如果不是我們在南京天天張著德國國旗，別說財產，就連德國使館早已成一片廢墟了！”拉貝曾對羅森博士這樣說過。羅森和大使陶德曼先生完全同意拉貝的這一判斷。然而，只有經商經驗、沒有政治經驗的拉貝哪知道，此刻遠在萬里之外的元首希特勒已經完全不是他心目中曾經期待和幻想過的革命領袖，而是一心想稱霸世界的法西斯主義極端分子了。
偽裝了多年的希特勒，就在日本佔領南京時，正想著他自己如何干出一番比日本帝國更偉大十倍的“事業”來。而要實現這一“理想”， 希特勒構想的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個軸心國正偷偷地勾結著……日本軍隊在南京的醜聞不斷在世界各地遭受曝光和譴責，希特勒本不想沾邊，但他的那個“漢堡商人”處處與日軍作鬥爭，日方通過駐德大使館多次通報給了他，這讓希特勒不能不管了。
“德意志的西門子公司不能在南京做有違於我們日本朋友的事。”希特勒根本用不著親自下達命令，他的納粹組織只需向西門子公司吹一下風就足夠了。
於是就在拉貝認為他給上海西門子洋行駐中國總部的信一定會起作用時，上海洋行總部收到了來自柏林西門子總部的要求，通知南京的拉貝關閉公司駐南京的辦事處，也就是說拉貝留在南京的合法身份將被他自己的公司和祖國取消！
“怎麼會是這樣呢？”拉貝無法相信這個事實。他甚至歇斯底里地憤怒了好一陣。不過，他又很快平靜了，因為他是商人，是西門子的老員工，公司的命令必須服從。這也是他常常引以為豪的“漢堡商人”的品質。
但這畢竟有些突然，至少現在關門有些事情得妥善處理，比如僱員的工資怎麼辦，新年剛到，堂堂西門子公司以後又不是說不到中國來了，不能說關門就拍屁股走人了，這樣有損西門子的形象。為之拉貝迅速向上海的洋行總部發了一封信請求給僱員們再付一個月的薪水或獎金什麼的，算作補償！
拉貝的這份合理請求獲得批准。現在讓拉貝覺得最痛苦和最難辦的事，就是如何向跟隨了他多年，特別是與他一起為保護難民而並肩戰鬥的韓湘琳這樣一批中國僱員交待呢？ “當時是我拉貝扯起了國際委員會和安全區的大旗，如今日軍還在城裡作威作福、燒殺搶淫，幾十萬難民仍處在飢餓與死亡的邊緣上，我拉貝卻甩手走了，韓他們怎麼辦？我如何向他們開口說我自己要走了？如何向他們開口說公司要解僱他們了？”
拉貝搖了一百個頭，仍然拿不出辦法。他覺得自己沒有勇氣向韓湘琳等人當面說這事。
不說就走？或者留一封信，悄悄溜走？不行，這都不行。即便要走，也該把安全區和國際委員會的許多事情安排妥當後才能動身。
還是寫信吧。拉貝提起筆，可手卻在顫抖——
西門子在南京辦事處的中國僱員還有佟柏青、蔡子良、張福根、孫龍生等，拉貝分別給這些人寫了同樣內容的信，以示告知。
寫完信的時間已近黎明，拉貝的心情無法平靜。自南京被日軍佔領後的一個月裡，拉貝從一名純粹的商人，已經轉變成了一名社會活動家和難民事務組織者，他在其中遇到了過去幾十年從商經歷中不曾有過的政治、軍事、文化、社交甚至是外交等等問題，他自己都感到吃驚——至少他認為世界上除了做生意外，還有更神聖的事！這就是拯救苦難！過去的一個多月裡，有太多心酸的事，但很充實，也很自豪。
拉貝唯一遺憾的是：他的工作才剛剛有個良好的開端，還有很多事亟待解決——比如幾十萬難民的吃住問題就是當務之急，當然還有如何阻止日軍在城內的燒殺搶淫，還有城內到處可見的屍體……想到這些，拉貝的目光下意識地往院牆外不遠處的那具依然懸掛在架子上的燒焦了的中國士兵屍體望去。看到這個，拉貝心底就感到噁心，就咬牙恨日本人！
太沒有人性！
拉貝趕緊掩上門，拳頭緊緊地握著。他突然覺得離開南京前還有許多事必須去完成。 “否則我的靈魂不能安寧。”他自言自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