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貝此刻的雙手在劇烈地抖動，這種情況對他來說是很少有的，他是一戰老兵，在非洲的苦難日子讓他對再殘忍的現實也有了很強的心理承受力，但現在他捏著由廣州路83號、85號內住著的難民們寫給他和國際委員會的信，無法平靜了。
老實說，這份由難民們自己寫給國際委員會的信中所述內容，對拉貝來說，並非駭人聽聞，問題的關鍵是：吃得太多苦的中國人一向不善言表，他們即使受盡非人的苦難甚至是死亡，一般也不會向人訴求，似乎一切都必須容忍。太多的血淚和苦難，讓市民們變得麻木。而在這種麻木中，在無路可尋的情形下，有人竟然向拉貝他們這些“洋鬼子”求助，並且是帶著完全沙啞的哭腔在乞求幫助，還能有比這更淒慘的嗎？
一向冷冷的拉貝，看著這封信，淚流滿面。他自責沒能保護好他的“臣民”，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因為他現在是“南京市市長”，中國人也早已認可這一點，所以拉貝更加覺得無法原諒自己。
“一個失職者無權為自己辯護。”拉貝堅持這樣認為。
很少有人見過拉貝獨自掉淚。這一天韓湘琳發現拉貝先生的眼睛紅紅的，長時間地伏在辦公桌上哭泣，並且有時哭得雙肩都在顫動。
“日本人！總有一天我要把你們的罪行讓全世界人都知道！”拉貝一次次地詛咒魔鬼。
前些日子，拉貝為了急於保護數以萬計的中國男人——因為在日本兵的眼裡，幾乎所有在南京城內活著的成年男人都是中國軍人，而這個數字足足可以讓南京城再一次血流成河，故而拉貝必須全力以赴挺身而出保護他們。現在他發現，自己過去的幾天裡，做對了一件事，卻犯了另一個錯——救了許多男人，但有無數女人被日本兵強姦、輪姦甚至殺害了……
這筆賬一定要算。國際委員會成員們從安全區匯總來的報告讓拉貝感到觸目驚心：
13日上午，47歲的朱女士，她的丈夫9年前已經死了，朱女士帶著母親和10歲的女兒住在離南門不遠的一條很偏僻的街上。這一天日本兵闖入她家，搶走了她丈夫給她留的所有錢財，14、15日，日本兵每天要去她家10至20次，朱女士因此被強姦達20多次。女兒和母親也遭受同樣命運。 15日后城南開始燃起大火，朱女士帶著老母親和女兒向城北逃跑，在離家不遠處，老母親走失。朱女士和女兒一路走著，又被日本兵多次強姦，母女倆悲痛萬分，一併跳進了路旁的一口井裡，幸運的是那口井很淺，她們在井里安全地待了一天，最後是路過的一位商販發現並救了她們。 16日，母女倆進了安全區，才算活了下來。然而安全區並不安全，當晚3個日本兵又將朱女士強奸了，其中一個傢伙還逼迫她張開嘴巴吞下他生殖器上的污穢物……
“噁心！人類歷史上最噁心的事！拉貝先生，你不用看一個個具體的案例了，我這兒全部詳細記錄都有。”斯邁思抱來厚厚的一疊材料，他說他已經把各個委員從安全區內收集的日軍暴行事件記錄在案。 “從14日開始，至少每天有1000名以上的婦女被日本兵強姦或輪姦，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大量我們沒有發現和統計到的……”
“昨晚在我旁邊的一棟房子裡，發生了同樣的事。那房子裡面有個防空洞內藏了20多個婦女，幾個日本兵闖了進去，拉出其中的幾名婦女正在實施強暴時，有人跑到我們這邊報告了，我們的哈茨就立即趕過去，這才把幾個畜生趕了出來。斯邁思，你說我們怎麼辦？”拉貝摘下眼鏡，用紙擦了擦眼鏡，然後看著“智多星”——斯邁思。 “有什麼新的建議？我們必須立即制止日本兵的這種獸行！”
“還能有什麼新的建議？日本人根本不會理睬我們美國人的任何建議。除非你——尊敬的德國人拉貝先生外，他們蔑視所有的人。”斯邁思聳聳雙肩，一時無計可施。
“無論如何，福田先生還是一個可以為我們說些話的日本朋友，我們必須把新的抗議書送達他的手上，再希望他盡快轉交給日軍指揮官。目前最關鍵的是要在安全區內8個婦女比較集中的地區讓日本指揮官派他們的憲兵來保護。這是當務之急。”拉貝說。
斯邁思想了想，說：“這也是唯一的辦法了！可據我所知，目前整個南京城裡，日本軍隊只派出了18個憲兵，他們卻要看住幾萬人的戰友……”
拉貝搖頭：“分明是他們的長官在放縱屬下姦淫強暴、燒殺搶奪！明天我跟你們一起到他們的使館去。”
但是第二天即19日上午，拉貝沒有去成，因為當晚他的院子裡差點發生了危險的事情：6個日本兵像賊似地爬過圍牆，跳進了院內，想再從裡面打開院門，好讓院外更多的日本兵進院……
“日本人進來啦！”
“救命呀——！”突然，院子內哭的喊的鬧成一團。
“八格牙路的！”日本兵生氣地衝著那些叫喊的人拳打腳踢起來。情況萬分危急時，拉貝出現在日本兵面前，他用電筒掃了一遍，然後直照在其中的一個日本兵臉上。
“八格！”那日本兵憤怒地從腰際拔出手槍，對準拉貝，“你的什麼的干活？皇軍的要花姑娘！你的滾蛋的！”
拉貝用英語罵道：“畜生！我是德國人！你——好好地看看這個標誌！”他把納粹袖章在那個日本兵面前晃了晃，隨後又在所有日本兵面前晃了一遍，又怒斥道：“這是我的院子！我們的元首賦予我保護它的權利！你們如果不想找麻煩，就請立即從院子裡出去！”
那個日本兵看見拉貝的納粹袖章，一下愣住了，隨後收起了手槍，朝一同跳進院子的另外5個夥伴揮揮手，向大門走去。
“不行，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就請從什麼地方出去！”拉貝一個箭步，上前攔住日本兵，用手指指圍牆，示意日本兵爬牆出去。
後來的一幕實在讓院子裡所有中國難民也包括國際委員會成員歡欣鼓舞了一番——6個日本兵狼狽不堪地在拉貝的手電筒照射下從高高的圍牆上連爬帶滾地跳了出去。
“哈哈哈……拉貝先生，你是唯一能讓日本兵滾爬著出去的人！太偉大了！德國人萬歲！”韓湘琳和所有在院子裡避難的中國人向拉貝又是磕頭又是歡呼。
國際委員會的美國、英國人無一不向拉貝豎大拇指。難得一笑的拉貝，這回站在梧桐樹下洋洋得意了一番。他指指一人多高的圍牆，說：“假如它再高出一米，他們恐怕即便能進得來，也不好再爬著出去！”
拉貝的話再度引得滿院哄笑。這一天發生在小粉橋1號的故事，如同一曲經典小調，在拉貝的當天日記里和許多國際委員會成員們所留下的寶貴史料中都有記載。
但，當時的南京城畢竟已經是日本人的天下了，無惡不作的日本兵會輕易饒了令他們屈辱的“洋市長”？
“無論如何，拉貝先生您今天不能離開這個院子，小日本可不好欺，他們一定記恨在心，必定找機會來報復。這個院子裡現在已經有200多位婦女，她們的命可全仗著您老了啊！”韓湘琳在聽了難民的一片擔心聲後，向拉貝懇求道。
“可是……我是國際委員會的主席，我要對整個安全區的20萬人負責。今天是約好要去見日本使館人員的，這可怎麼辦呢？”拉貝搓著手，很是著急。
“拉貝先生，你不能走啊，你一走日本人再跳進來，非把我們全殺了呀！”拉貝正在猶豫之際，突然腳跟前圍了幾圈婦女和兒童，哭哭啼啼地跪在地上向他乞求著。
“上帝！”拉貝暗暗叫苦一聲。只見他仰天一嘆，雙手從空中向下一擲，說，“好吧，今天我在家裡給你們當守衛！”
“好人！大好人！”
“拉貝先生大好人！”
“好人拉貝”從此在南京市民中叫開，並且不斷地流傳開來。
此刻的日本大使館內，斯邁思和貝德士、醫生威爾遜等正向福田參贊等日方外交官遞交兩封事先準備好的“意見信”——在日本人面前他們不敢說“抗議信”，其實就是徹徹底底、名副其實的抗議書。
一封是威爾遜作為醫生的“抗議信”。他“抗議”了18日夜在他所在醫院發生的事：
在此請允許我向貴方指出12月18日夜間發生在大學醫院的事件。這所醫院裡除了有醫護人員和員工，還有150多名病人。這所醫院以前曾經享有特權，為日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提供醫療護理。
晚上將近8時的時候，3名日本士兵從醫院的一個後門闖入，放肆地在醫院的走廊裡跑來跑去。醫院65歲的護士海因茲小姐接待並陪同了這些闖入者，儘管海因茲小姐一再聲明她的手錶屬於私人財產，他們仍然搶走了她的手錶。此外被偷走的還有6塊懷錶和3支鋼筆。 3人中有2人離開了醫院，而另外一人則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晚上9時15分的時候醫院方面得知，剩下的那個日本士兵強行闖進了護士的寢室。我對這間房進行了檢查，發現這個日本士兵和6個護士在房間裡。當我趕到時，其中有3名護士已經被強姦。全體護理人員對此感到極大的震驚。
我們原先一直以為，醫院能受到保護，免遭這類事件的侵擾，因此沒有急於向貴方提出要求給予特殊保護。現在我們不得不提出這種要求，並請求在醫院的入口處設置崗哨，或採取其他措施，防止這類暴行再次發生！
威爾遜，這位哈佛醫學院畢業的博士，1936年獲准到南京金陵大學醫院工作，南京淪陷時，他是全南京城唯一留下來的一名外科醫生，經歷了大屠殺現場。威爾遜先生作為醫生，其實從1937年八九月份開始，就一直在從事救治中國傷員的緊張醫務工作。日本軍隊進城之後的日子裡，威爾遜看到了無數平民和放下武器的軍人慘遭日軍野蠻和殘暴的槍殺而致死、致傷的案例。這一天他向日本大使館提交的“抗議書”，僅僅是因為拉貝先生臨時通知他“準備一份最新現場材料”而完成的一份簡單材料。事實上，在18日晚，威爾遜給他家人寫的一封信則比較完整地記錄了日軍從13日至18日這一周中犯下的暴行。威爾遜這樣告訴家人——
今天是當代但丁煉獄的第六天，是用血腥和淫穢的大字寫成的。大批人被屠殺，成千上萬婦女被強姦。看來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這些野獸們的殘暴、淫欲和野蠻。開始我對日本兵笑臉相迎，免得惹起他們的憤怒，但微笑漸漸就不起作用了，我的目光也像他們一樣變得冷漠和懷疑。
晚飯後我返回住所時，發現三個士兵已經仔細搜查過這個地方。海因茲小姐陪著他們去後門。有兩個傢伙到了那兒，另一個卻不見了。他一定是藏在附近哪個地方。我給外面的其他人打手勢，明確告訴他們這是美國醫院。你們怎麼能這樣呢？那兩個傢伙允許把他們領出去。他們搶走海因茲小姐和其他人的手錶，還搶走了一些鋼筆。
讓我講述在前兩天所發生的一些事。昨夜，大學（指金陵大學）的一位中國教員的住宅被搗毀，他的兩位親屬被強姦。一所難民營裡的兩位大約16歲的女孩被強姦致死。在金大附中有8000名難民，昨晚日本兵翻牆進去10次，搶劫食物、衣服並強姦婦女直到他們滿足。他們用刺刀捅死了一個小男孩。上午，我花了一個半小時為另一個8歲男孩做了縫補手術，他被刺了5刀，其中一刀刺穿了他的肚子，一部分腹膜流了出來。我想他能存活。
我快步走出去，因為發現了第三個日本兵。他正在護士宿舍的四樓，那裡住著15位護士。她們一生中的這一刻給她們留下了永遠的創傷。我不知道在我趕去之前他已侮辱了多少姑娘，但在我來到之後，他就沒再做任何事。他拿了一隻或兩隻手錶，還想帶走姑娘們的照相機。我讓他把照相機還給姑娘，讓我驚奇的是他居然還了。然後我陪他去前門，並和他“深情地”告別。不幸的是，他對我的注視並不領情。先前來的一名士兵耍弄著他那支令人恐懼的手槍，我很感激他沒開火。
今天我收治了一位有3處子彈孔的男人，他是80人中唯一的倖存者，80人中包括一個11歲的男孩。他們被從所謂“安全區”的二幢房屋帶到西藏路西邊的山坡上，在那裡被屠殺了。日本兵離開後他甦醒過來，發現周圍79人全死了。他的3處子彈傷得不太嚴重。說句公道話，在這80人中只有幾個是前軍人。
這兒有個女孩子，我認為是個因出生而致傷的弱智人。她除了用手去抓搶她僅有的被子的日本兵以外，沒有任何理智，但得到的結果是被軍刀砍掉了頸部一邊一半的肌肉。
另一個17歲的姑娘，頸部有一道可怕的又深又長的傷口，她是她家中唯一的倖存者，其他人都被殺死了。她是南京和記有限公司的僱員。
我查看完我所照料的150名病人後，離開醫院回去吃晚飯，一輪圓月從紫金山上徐徐升起，夜色非常美麗，簡直無法形容。但這時月光下的南京城卻是太平天國以來最荒涼的時期。城市的十分之九被中國人拋棄，街上游蕩的日本士兵四處搶劫。剩下的十分之一地區將近有20萬驚恐的市民。
……難民在不久的將來將面臨飢餓，冬天的燃料也沒有著落。這不是我們期望的令人愉快的冬天。 1937年12月的南京，迎來格外寒冷的冬天。尤其是在日軍佔領後的第一個星期裡，南京市民們所受的苦難被威爾遜比作是“當代但丁”煉獄的一周，這一點也不過分。
在日本外交官面前，另一位美國人斯邁思所交的抗議書其火藥味就更濃了，因為他遞給日方的是一份列舉了54起日軍在安全區內所犯的奸情的報告——之前他和拉貝已經上交過16起案例。用事實說話，讓細節作證，這是西方人在二戰甚至更遙遠的歷史過程中一直採取的戰胜對手的武器之一。
面對骯髒血腥的強姦、輪姦還有殘暴、別出心裁的奸殺行為，一向十分傲慢和強詞奪理的日方官員，也無奈地在斯邁思、威爾遜面前頻頻搖頭。
“我們一定轉告軍方，希望他們嚴整軍紀。”福田說。
“拉貝先生為了保護他院子裡的300多名婦女和孩子，他不能在危難之際離開他們，所以今天沒有能出席我們的會晤，在此我代他向你們表示歉意。而拉貝先生和我們一樣，寄希望於貴方能滿足剛才威爾遜先生提出的請求，在他所在的醫院的入口處以及我們昨天提供的清單上列出的18個收容所的入口處設置崗哨，這樣在洗掠搶奪的汪洋中，至少我們可以開闢出19個安全島，向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提供保護。”斯邁思向日方力爭。
日方口頭表示考慮。然而拉貝他們後來發現：日本人根本沒有履行承諾，偌大的南京城包括安全區與醫院附近在內，僅有十幾個日本憲兵，而且這些憲兵本身就沒有像樣地在履行職責，故而放縱的日軍變本加厲地到處“找花姑娘”，行獸性，殺無辜。
就在斯邁思等從日本大使館出來的路上，他們正準備去金陵大學附中核實前一天晚上被日軍拖走的3名女學生（其中有一名女學生在被拖走之前就被3個日本兵在門口輪姦）的案情時，發現美國的布洛姆萊小姐被3名日本兵押著。
“他們連美國姑娘都敢欺負啊！”斯邁思、菲奇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你們想幹什麼？”斯邁思從車子上跳下，朝日本兵衝過去，擋在他們的面前責問。
“八格牙路！”日本兵顯然憤怒了，兩把槍刺對準了斯邁思和菲奇。
“我們要求布洛姆萊小姐上我們的車。”斯邁思說，“她是我們美國人！”
“不行！”日本兵堅決反對。
“那好，你們如果堅持的話，我們一起到你們的大使館去解決。”斯邁思的話起了作用。
菲奇趁機將早已嚇得連話都說不利索的布洛姆萊小姐拉上他們的汽車。但日本兵依然不罷休，企圖用戰馬攔住斯邁思他們的汽車，偏偏那些馬不爭氣，見了馬達隆隆的汽車發怵，結果斯邁思他們成功地搭救了布洛姆萊小姐。
“豈有此理！他們應當對這樣的事件負責！”斯邁思認為，日軍的無法無天必須讓他們的使館了解，於是他們又駕車到了日本使館，向田中大使提出強烈抗議。
田中大使直皺眉頭，喃喃道：“我們對貴國公民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大使先生你認為現在的南京城裡有什麼地方可以讓布洛姆萊小姐安全地安置下來？”斯邁思問。
“這個……”田中大使窘迫不堪，最後說，“還是你們自己將這位小姐安置吧。”
還有比這樣的國家更無恥的嗎？斯邁思一行離開日本大使館後，一路氣憤地訴說著，因為眼前滿街的燒殺搶淫，活生生地告訴這些異國見證者：日本侵略軍和縱容他們的日本政府已經完全不把南京人民當作人對待，而在這樣的無節制的燒殺搶淫過程中，日本軍人也實實在在地將自己變成了一個個魔鬼和惡棍。
把布洛姆萊小姐送到大學醫院安置好後，斯邁思一行駛車準備到拉貝住處向這位“南京市長”匯報。一路上，他們的車子不斷被求救的中國人攔住，不是向他們申訴日軍的暴行，就是哭喊著求他們去救人……十幾分鐘的路，結果快到傍晚他們才與拉貝見面。
就在這時，威爾遜醫院那邊又傳來一件更讓這些國際委員會成員悲憤的事：一個懷孕6個半月的19歲姑娘，因為反抗日本兵的強暴，面部被砍18刀，腿部還有多處傷口，其腹部被軍刀刺破一道深深的口子。姑娘生命垂危，腹裡的嬰兒流產……
令人髮指！髮指！拉貝聽後，與斯邁思等一起趕到醫院看望這姑娘，威爾遜正在全力搶救她……“你們還是不要看的好，太慘了！”外科醫生出身的威爾遜這樣勸拉貝等，他說從8月份以來，他看過數以千計的傷員，但這個姑娘捱的刀是最多的。 “上帝看了也會顫抖的。”醫生喃喃道。
這個當時19歲的姑娘叫李秀英，她在威爾遜和拉貝等人的全力搶救下，奇蹟般地活了下來，後來她成為了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者，曾經與朱成山館長一起到過日本，用她親身經歷向日本人民控訴了當年日軍的暴行。
1999年9月8日，時年已至80歲的李秀英老人，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接受了德國學者哈璐特博士的採訪，她為遠道而來的拉貝研究者講述了自己慘遭日兵強暴的情形和承恩於拉貝的親身經歷——
我於1919年2月24日出生。 13歲的時候我的媽媽死了，以後我在家裡帶我的弟弟。 1937年的時候我結了婚，我的愛人在上海做打字員。上海淞滬大戰開打後，我打算回到南京。當時我準備過江，但那時候南京沒有長江大橋，過江只能用小船劃著過江，很危險。那時候我已懷孕6個多月了，所以船工不願意帶我走，因為我肚子大不能動，怕給他們帶來麻煩。後來在一次次哀求下，他們才答應把我送過了江。
日本人進城後，南京的一些外國人組成了一個安全區，範圍很大，我們老百姓都認為安全區是安全的，日本人不敢來欺負我們。哪裡知道日本人進城以後就把機槍架在安全區的十字路口，不管是誰，一看見就開槍，或者用槍掃射，老百姓害怕得馬上就亂了。日本人壞透了，他們看見遠的人就用機槍打，走近的人就用刀刺。在安全區裡就是這樣。他們看見婦女就擄，狂得不得了！
當時我們在安全區住的地方就是現在的體育館一帶，那個地方以前是外國人辦的學校。我們住在學校的房子底下，裡面原來是儲藏室，還放著桌子，我們進去後就把桌子等搬出來便住在了裡面。
日本人是13號進南京的，18號的時候日本人來到了我們的地下室。 18號下午抓了一些年輕男子出去。上面有幾個老人準備了一些帳篷，每天做飯，早上天亮的時候我們吃飯，到了晚上日本人看不見的時候我們再上去吃東西。一天只吃兩頓。一聽到日本人來了，大家就會把老人和孩子推到前面，我們婦女躲在後面。
19號早上天一亮，那些老人把飯做好了給我們送下來，然後把門關上，再用椅子和桌子堵上。剛吃過早飯，我們就听見日本人的腳步聲，大家都很緊張。日本人來了是要抓年輕的女人，我一看就知道不好，因為我是一個大肚子，沒有力氣跑掉，於是我就把我的頭撞到牆上，結果昏倒在地。日本人就抓了另外幾個年輕的婦女。他們走了以後，一個老人把我弄醒了，然後我仍然躺在床上睡覺。那個床很矮。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手錶也沒有鐘，房間裡面什麼也沒有，也沒有燈，很暗。冬天的白天時間很短，天黑得很早，我們的地下室只有小窗子那裡有一點亮光。那一天晚上又來了日本人，幾個老人看見日本人來了就叫我起來，他們說這個地方不能睡了，快起來吧。但是那個時候我的頭剛剛撞過牆，頭上有一個大傷口，所以我不想起來。因為我知道出去也是死，反正是準備死了，乾脆不動。這時候進來兩個日本兵，一個人各抓一個年輕婦女往外拖。當時我躺在床上，其他難民對日本人說我是個病人，那個日本兵看了看我頭上的傷口，信了，就走了。可是還有別的日本兵沒有走，他撲過來要動手扒我衣服，我知道逃不脫，就在他不注意的時候順手把他腰間的刀拔了出來，然後我一翻身就坐起來背靠牆站著。那日本兵根本沒有想到我一個女人竟敢這樣做，他嚇壞了，撲過來抓住我拿刀的手死死不放。但小鬼子個子還不如我高，所以我就把他的領子拉著，然後我就咬他的胳膊，他疼得哇哇直叫。這時候，一同來的另外兩個日本兵聽見了，就把他們手中的兩個女人扔下後，端著槍刺就直奔過來，朝我腿上就刺，但我寧死也不放被我拎住領子的那個鬼子。那兩個鬼子就拼命地用刀戳我的腿，見我仍然不放手，就用刀向我的臉上戳，頓時我臉上的血嘩嘩地直流，開始是眼睛看不見，後來又覺得肚子上猛的一陣痛，就再也不知道後面發生了啥事……
到現在已經60多年了。你看我的臉上，我的臉上外面已經縫起來了，但是裡面沒有縫。
估計當時日本兵以為我死了，加上當時天也很黑，什麼也看不見，他們就灰溜溜地跑了。他們走了以後，我父親回來了，那個時候我們的家離五台山也不太遠，他正好趁天黑回來吃點東西和拿換洗衣服。一進屋我父親就嚇壞了，旁人告訴我父親，說你女兒跟日本人打了起來，被他們刺死了。當時我滿臉渾身是血，大家都認為我死了。父親摸摸我，見我沒有氣息，也以為我肯定死了。之後有兩個老人開始準備把我埋掉，他們用門板把我抬出了屋。那個時候因為冬天，外面很冷，結果我的嘴裡還在呼呼地吐血。這兩個老人一看，說我沒有死，還有氣，於是他們就把我送到了鼓樓醫院……當時鼓樓醫院是美國人開的，送到了醫院以後，有一個外國醫生來看我，把我的臉縫了起來。後來我知道這個醫生就是威爾遜大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肚裡的小孩弄出來就死了。那個時候，有一個傳教士叫約翰·馬吉，他聽說有一個被戳了37刀、小孩已經流產的女人還活著，就帶了照相機，對我拍了幾張照片。
當時醫院裡每天來的受傷的人很多，住不下。等我傷勢穩定後，他們要我出院。但我沒家呀，怎麼辦？後來是馬吉先生和拉貝他們幫我在安全區找了個比較好一點的地方安置了下來。
安全區是拉貝當主席，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德國好人。拉貝住的地方和附近有很多中國人住在那裡，他們一有什麼事就喊拉貝來擋駕，日本人很怕他。那個時候，我們也不知道拉貝是啥納粹黨員。在我們心目中，不管他是不是納粹黨員，這跟我們沒有關係，反正他是好人。我們南京人記得他，謝他。中國人就是這樣：你做一點好事，我們報答你十倍。那個時候能夠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不多，如果沒有拉貝不知道要死多少中國人。
“好人拉貝”是南京人自大屠殺之後幾十年來一直廣為流傳的一句話。其實，“好人拉貝”，既是對拉貝本人的讚譽，也是對拉貝領導的所有留守在南京參與拯救中國難民的外籍友好人士的讚譽。
“好人拉貝”如一首經典歌曲，在南京市民口中傳唱了幾十年，這也確確實實再次證明了以拉貝為代表的國際委員會成員們在日軍佔領南京期間所做的卓著貢獻。
然而，當年拉貝他們在面對日本軍隊瘋狂和野蠻的屠刀時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艱難得多，光說“冒著生命危險”是不夠的，拉貝他們清楚，整個南京城僅安全區內，他們20多個人就承擔起了照顧20餘萬難民的責任，而散落在安全區外的市民又有多少呢？基督教教義和人的良心告訴他們：凡是受難者，凡是自我無力生存者，凡是受到野獸般侵襲者，他們都有天然的來自上帝召喚的責任去保護。
拉貝他們知道，與日本人打交道，除了勇敢，還必須有智慧，還必須有超常的努力和奮爭。
為了讓婦女們盡可能地少被日兵官兵強暴，拉貝等決定：把分散在安全區各個地方的婦女們盡量轉移到金陵大學來，把這些數以萬計的婦女保護在自己的眼皮底下，這樣日本兵就不敢膽大妄為，至少收斂些吧！
如此行動並不容易，首先是不能讓日本官兵有所感覺是拉貝他們著意這麼做——如果一旦明目張膽行動，獸性已盛的日本兵會以為拉貝他們是有意絕斷他們“找花姑娘”的慾念，那一定會有大麻煩。即使如此，國際委員會成員之一的里格斯先生在漢口路28號轉移婦女時，遇上了急於要“找花姑娘”的日本兵，爭執之中，有1人被日軍打死，4人受傷。斯邁思等在漢口路19號轉移婦女時，發現正有4名日本兵在強姦一群婦女。斯邁思等洋人在一旁怒罵或有意弄些駭人的聲響，結果把日本兵氣跑了。斯邁思等又迅速將這群婦女轉移到了安全地方。
日軍在佔領南京期間，到底強暴和殺害了多少婦女，其實連細心記錄案件的拉貝等也難以搞清。斯邁思的“姦情報告”有400多例案件，而這也僅僅是日軍強暴婦女的冰山一角。漏記與未報的還有多少？斯邁思自己估計至少有幾倍數之上，因為這400多例只是他們國際委員會成員的所見所聞。英國《孟卻斯德導報》記者田伯烈說的“至少2萬以上”婦女被姦，其實也僅僅是粗略的數字。而且從時間上看，到1938年2月份拉貝走了之後，仍有大量日軍到處姦淫殘害中國婦女。不過，必須十分肯定地承認，如果沒有拉貝他們竭盡全力、每天東奔西跑地出面製止，一次次到日本使館甚至官方最高人物松井石根麵前抗議，那麼被強姦、輪姦和殺害的中國婦女將至少比田伯烈所估計的“2萬以上”要高出幾倍……
拉貝等洋人們對南京婦女們的救命之恩可與不盡的長江水相比，下一章還將專門敘述另一位傑出人物在這一方面的特殊貢獻。這是後話。
我們現在再來看拉貝等洋人所做的另一個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