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嘰——咚！”13日一大早，拉貝在睡夢中被一聲巨響驚醒，隨即連續不斷的同樣響聲充斥在他的耳畔。
“有沒有人傷亡？”拉貝迅速穿上衣服，走下樓梯，奔跑到一層和院子裡詢問。小客廳和院子內已經擠得滿滿的，絕對不是昨晚的200人。
“應該有300來人了！”傭人告訴他。 “要統計出準確數字，一一統計起來。”拉貝命令傭人。
此刻的街頭，天上亂飛的炸彈如冰雹般傾瀉而下，四周的房屋已有多處在燃燒……孩子哭，大人叫，平民們紛紛向拉貝的院內拼命地湧來。
“你告訴他們再往前面走，就是安全區了。我這兒住不了多少的，他們必須到更加安全的地方去。”拉貝擔心他的院門什麼時候被潮水般湧來的難民擠塌了。
無處可逃的一對老年夫婦拉扯著七八個看樣子是他們儿孫的人，跪在拉貝面前請求進他的院子。 “進吧！只許你們這一家進，其他的請往安全區那邊走！十來分鐘就可以到了，現在日本軍隊還沒有全部進城，你們應該有個更安全的地方。快往那邊去！”拉貝的身子貼在院門上，勸說著數以百計路經他院子的難民們，儘管他知道他的勸說並不十分有效。
“形勢不可預期，我要到委員會的總部去開會。”拉貝再次命令傭人，“什麼時候都不要開門。如果有日本軍人來，你們就把這面旗幟舉起來，這就行了。”他指指鋪在院子裡的那面“納粹”國旗，好像這就是護身符，並且是唯一的。
“日本軍隊已經要全面進城了，眼下最嚴重的是大量傷員的出現，我們紅十字會成立的事情不能再等了，所以今天正式宣布成立……”耶魯大學畢業的傳教士馬吉先生在13日這一天是作為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來宣布上述消息的。他進而指出，未來的南京城內，將是救濟難民最緊迫的時期，一切可能出現的危急情況都存在，期待各理事會成員能夠發揮作用。
拉貝也被選為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馬吉告訴拉貝，前一天他運送前線的中國傷員途經首都劇院的包紮中心時，一顆日本軍隊打過來的炸彈正好落在街頭，至少11人當場死亡。 “後來我們路過金陵大學附近時，在華僑路見一處房屋也被日本砲彈擊中，起碼有20人被炸死，其中有七八個人是被炸彈的氣浪拋到街上摔死的。一對可憐的老夫婦哭得死去活來，他們33歲的兒子臉上被炸了一個洞，躺在那兒已經死去了。今天早上我向總部過來的路上，則看到更多的中國軍人被打死在工事裡……安全區也未必安全。許多敗下陣來的中國軍人他們拿著槍，又不知幹什麼，有的就往安全區裡躲，這讓進城的日本軍隊看見後麻煩就會更大。”馬吉提醒拉貝。
“這也是我最擔心的事。”拉貝一聽這話，臉色特別陰沉，“走吧，我們去安全區看看。”他叫上助手，驅車向他所擔心的地方駛去。
大街上，呼嘯的子彈和炸彈不時在頭頂上飛過。掛有紅十字會和德國國旗的車子，左閃右避著穿梭在大街小道上。在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門口，橫七豎八的傷員躺滿一地，他們都在等待設在裡面的一所軍醫院的救治。
車至上海路段，一隊日本兵用槍攔住拉貝他們的汽車。一個懂德語的日本兵知道拉貝的身份後，勉強對他的車子放行，並且告訴他，他們的軍官也會馬上進城。 “馬上繞開他們，抄小道走！”拉貝一面裝著與日本兵打招呼，一面悄聲告訴助手趕緊開車走小道。
“壞了！他們怎麼還拿著槍亂晃呀？”沿途，拉貝迎面遇上了3個分隊的中國士兵。他趕忙跳下車子，要求他們馬上放下武器。 “否則遇上日本兵會把你們全部消滅的！快繳械吧！”拉貝喊道。
“為什麼繳械？我們不！我們要同小日本鬼子拼殺一陣！”士兵們不干，儘管多數人聽了拉貝的話覺得有理。
“你們必須繳械，否則你們所有人的生命都不能保證！”拉貝說。
“你們的安全區不是安全嗎？讓我們進去吧！”士兵們圍住拉貝，一個個用乞求的目光看著這位洋人。
拉貝掃了一遍這些可憐的中國軍人，直著大嗓門說：“安全區不為軍隊提供庇護，尤其是你們現在這個樣。我必須保證對平民的安全負責。”
這話不知起了什麼魔力，士兵們立即紛紛扔下武器，有的則像變戲法似的把軍裝脫下扔到旁邊的水溝或垃圾堆裡，然後嚷嚷著請求拉貝放他們進安全區。
“那麼你們就往前走，到外交部和最高法院去！”拉貝只好這樣說。
“為什麼讓我們到那兒去？”士兵們不知拉貝指的兩個地方已經變成了難民區，所以一聽說到“最高法院”便緊張起來，直到拉貝解釋清楚後才放心地往前走。
在鐵道部門口，拉貝又遇上了同樣的中國軍人，有400多人。他又以同樣的方式勸說他們先放下武器。但有一名軍官不同意，認為洋人的“餿點子”有損中國軍人的形象，只見這位軍官騎在馬上，突然端起手中的卡賓槍，向四處猛烈掃射，末後說：“我們決不投降！”
拉貝覺得無奈，又無法阻攔這樣的軍人。 “但，你們若要進我們的安全區，就必須繳械，否則我絕不會同意你們進去！”僵持幾分鐘後，多數士兵表示服從拉貝的建議，將手中的槍械扔在地上，然後向安全區逃去。
“後來的事實證明，是我把他們害了！”拉貝不曾想到，他苦心勸說中國士兵和軍官們繳械的結果是，讓日本兵在過後的日子裡輕而易舉地將這些赤手空拳的中國軍人們統統地抓起來，活活地槍斃了。這是後幾天裡發生在南京大屠殺裡的主要一幕，它十分慘烈。
“我們別無選擇！如果安全區的邊上發生巷戰，那麼逃跑的中國士兵毫無疑問會撤進安全區，這樣安全區就不是一個非軍事化的區域了。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毀，也會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擊。因此我們一直希望這些完全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除了被日本人當作戰俘之外，不會有其他危險。”拉貝在當天的日記裡這樣解釋自己堅持這樣做的理由。
“把他的槍也給我解除了！”拉貝悄悄命令同行的哈茨先生對那位騎在馬上的軍官實施繳械行動。那個軍官開始不從，後來竟然被哈茨制服了。 “希望先生能理解，我們不能因為你一個人的意志而犧牲幾百位你的士兵。”拉貝對這位不服氣的軍官說，“其實這也是保護了你！”
“去你媽的！你能保護我？”軍官很生氣地回敬拉貝。
拉貝確實無法回答和給這位軍官提供任何保證。日本人能聽他拉貝的？ “但你要進我的安全區，我的話就是命令。”拉貝並不含糊。
那軍官不再固執了，和他的士兵快步向安全區內撤。
安全區各個地方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難民潮——不是數以百計、千計的概念了！是數以萬計！
如此巨大的人潮，中間夾帶著數以萬計的是敗下陣的中國軍人，這讓拉貝傷透腦筋：不讓他們進，就等於間接殺害他們——日本軍人絕對不會客氣。如果讓這些中國軍人進，等於讓日本人有了侵犯和破壞安全區的理由。
“你們應該多派些人像施佩林先生那樣守在大門口！”拉貝看著手持毛瑟槍、眼珠盯著每一位進出安全區的人的施佩林，對委員會成員們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拉貝先生。”韓湘琳向拉貝建議，“應該馬上在我們的安全區門口各處貼上佈告，告訴想進來的人一些規矩。”
“很對，馬上去辦。”拉貝於是立即讓秘書和助手們行動起來，這也就有了日本軍隊進入南京城後他簽發的第一份文件——《致難民收容所難民的重要通知》：
1. 緊急呼籲所有的人盡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 在最危險的時候，建議躲在房子里或不會被看見的地方為好。
3. 我們提請注意，難民區專為難民設立。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難民區無權為中國士兵提供保護。
4. 如果日本人來難民區檢查或巡視，必須予以通行，不得向他們實施任何抵抗。
這位“南京好人”——後來南京人一直這樣稱拉貝，他期待沒有任何戰爭防範意識的市民們千萬不要輕易在日本軍隊進城時上街或到居室之外的地方“逗留”， 以防不測。
果不其然。這一天，家住評事街的孫仲芳，聽說日本人要進城了，便與幾位女伴上街看熱鬧，哪知突然聽到有人大喊“鬼子來了”！幾個人抬頭一看，四面城樓上站著的都是持槍的日本人。 “叭叭”“叭叭……”子彈立即呼嘯而來。孫仲芳命大，在一片哭喊聲中，她跑回了家。 22歲的她，在母親勸說下，抱起不到兩歲的兒子“小狗子”，與哥哥隨潰敗的部隊輾轉到了安徽，這期間她與哥哥及“小狗子”走散。為了生活，孫仲芳第二次嫁人，丈夫是國民黨士兵黃世清。孫的首任丈夫是南京市的警察，沒能逃出日本人的魔掌，母親也慘遭日本兵的奸污，不久便去世了。抗戰後，孫仲芳與丈夫一起回廣西老家農村，一住就是50年。丈夫黃世清去世後，孫仲芳又嫁給本村農民何成才。 1990年第三任丈夫又去世。 80餘歲的孫仲芳因為沒有與後來兩任丈夫有過生育，故她格外思念失散的親生兒子“小狗子”。 2000年夏，孫仲芳老人回南京尋親的消息震動了南京、上海等地，上海公安局的同志在查閱戶籍檔案時發現了一個叫“孫家才”的人，覺得與“小狗子”情況接近。經聯繫相認，孫家才果真就是孫仲芳走失的兒子“小狗子”。此時“小狗子”已是66歲的退休工人。當年7月19日，離別63年的母子終於相見團聚。 “小狗子，我終於找到你啦！”孫仲芳老人撫摸著已是皺紋滿臉的兒子，悲喜交加。
然而，那些沒有逃出南京城的市民們，則沒有孫仲芳和她兒子那麼幸運了……
長長的秦淮區王府裡小巷，此刻只剩下3號的周湘蓮一家9口人了，由於周家的老奶奶捨不得老房子，所以日本人進城後周湘蓮的爺爺及父親擋在門外。年輕力壯的周湘蓮父親自知應當保護全家，13日上午，炮火在街頭飛舞，他出門到南門外烏橋時，就被迎面而來的日本兵一槍擊碎了腦袋。有人向周家報訊後，周湘蓮的母親當場昏倒。爺爺說啥也要把兒子的屍體找回來，結果出門後再也沒有回家。等再有男人進週宅時則是幾個日本兵。他們端著槍，一見臉上塗滿灶灰的周湘蓮母親，不由分說，一槍托打過去，然後扒掉其衣服，當著周家老老小小的面強奸了她。
“花姑娘的有！”日本兵並沒有就此罷休，將17歲的周湘蓮和13歲的妹妹周湘萍輪奸了長達數小時……
鬧市中心的新街口一民宅的防空洞處，一個五六歲的孩子不知日本人進城的危險，趁大人不備時，自個兒站到了洞口。走在大街上的日本兵向小孩招招手，嘴著“嘰里哇啦”說著聽不懂的話。孩子害怕了，於是趕緊往洞裡縮頭，結果“砰”的一槍，小腦袋血漿四濺。洞內突然傳來孩子母親的哭喊聲，幾個日本兵端著機槍，先是扔手榴彈，再是機槍掃。防空洞很快塌下，裡面的人一個都沒有出來。
一隊日本兵走到鼓樓醫院門前，見一群穿著軍裝的中國男人往巷子裡躲，便迅速將巷子兩端包抄堵斷，隨後一陣密集槍聲……小巷子內滿地鮮血。
拉貝已經無法制止這些日本兵的暴行了，他們的車子幾乎每走一二百米，就能遇上一起血腥的暴行，中國軍人和平民們的屍體橫滿街頭。 “我檢查了這些屍體，發現多數是背部被子彈擊中的。看來這些人是在逃跑時被人從後面擊中而死的。”他在當日的日記中這樣敘述。
沿路，拉貝看到無數民居和公共建築被焚燒，而且在一堆堆大火中時常還能聽到男人和女人那淒慘的叫喊聲。當他企圖去搶救時，日本兵用刺刀和槍托擋住了他。
拉貝只得去關切他所熟悉的德國人留下的財產——那個起士林糕餅店在他進去之前看樣子已經被日本人洗劫了。黑姆佩爾飯店也被砸得一片狼藉。
有人提醒拉貝：應當告訴進城的日本軍隊，讓他們了解安全區的位置，不允許其隨便入侵。
拉貝認為這是對的。於是他帶頭舉著德國國旗，手臂上還戴著紅十字會袖套。有人向他建議還應當舉一面太陽旗，並且這樣告訴他：“日本兵不打舉太陽旗的人。”
“我有自己的國旗就行了！”拉貝不從，因為他已經看到城內有人在家門口掛起太陽旗而被另一幫人罵為“漢奸”。
城門口，大批日本兵列成一個個方隊正浩浩蕩盪地開進城內。穿著西裝繫著領帶的拉貝，站在路邊，手中托著一張自製的地圖，上前對一個日本軍官比劃著，指指點點地告訴他安全區的位置。
“你的德國人？你的大大的好！”滿身都是血腥味和汗漬味的日本軍人向拉貝豎著大拇指，既像表揚他，又像嘲諷他。
拉貝才不管這些，他認為能讓日本兵了解他的安全區才是他的責任，這樣可以避免更多的人受傷害。
“我已經命令手下的人在我們的安全區四周插上了許多小白旗，當你們見到這樣的小白旗時，敬請一定不要進入。”拉貝苦口婆心地向一路走過他身邊的日本兵解釋著。真有人聽他的？拉貝不知道，但他認為必須這樣做。
離開城門口，拉貝搭上車子，飛速向城內的安全區馳去。路上，他們遇見了一隊由日本兵押著的約200名中國工人隊伍。
“先生救救他們，日本兵肯定會打死他們的！”同車人對拉貝說。
拉貝立即跳下車子，上前向日本兵亮了一下自己的身份後，提出要求釋放這些工人。
一個日本兵上下將拉貝打量了一下，然後用槍託在他胖乎乎的肚子上一推：“你的，讓路！”
拉貝對日本兵的粗暴無禮表示抗議。
日本兵朝他輕蔑地一笑，只管幹自己的事。拉貝望著中國工人一張張可憐的臉，無能為力地聳聳雙肩。他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祈禱他們平安。
“噠！噠噠……”拉貝沒有走多遠，就突然聽到一陣密集的槍聲和叫喊聲。雖然視線被一堵牆隔著，但拉貝相信一定是日本兵對那些中國工人下手了。
12月13日，本應該向西門子創始人——恩斯特·維爾納·馮·西門子先生做一次生日禱告，然而現在，拉貝這位虔誠的基督徒，卻看到了一群群比豺狼更狠毒更殘暴的野獸。
野獸！他們就是野獸！拉貝眼睜睜地在司法部大樓裡看著四五百名放下了武器的中國軍人被日本人捆綁著強行拉走槍斃。 “這是慘無人道的屠殺！屠殺！屠殺——！”
在回自己家的那個小院時，拉貝的眼睛都要冒火星了：僅在離他院子50來米處，一個打死後又燒焦了的中國士兵被綁掛在竹竿上，屍體的焦味和炭黑的軀體，令拉貝嘔吐。
“魔鬼也乾不出這樣的事！”拉貝咆哮著在屋子裡罵了快半小時，如果不是斯邁思向他報告安全區面臨的一大堆問題的話，估計這位漢堡商人這一天定會因這具家門口的焦屍而憤怒一夜。
“我不想說自己對藝術一竅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時間用來閱讀詩歌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總覺得這和一個漢堡正派商人的職業協調不起來。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當'教育的缺陷'最終令人難堪地表現出來時，我便開始時常從'女性'書中選出這本書來，以彌補我知識上的缺陷，但我不免左顧右盼，確定不會被發現。但是不知是誰聽到了風聲——女士們已經發現了一切，她們面帶著沉靜的微笑對我們的過失並不理會，對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麼樣……某些特別有詩意的東西在我不知不覺、因而也就沒有提出非議的情況下，被塞進了我的每日筆記本里，塞進去的紙條常常還露出點邊。我今天對這樣的一首詩格外鍾情……”外面的槍聲不停地響著，院子內時常有女人和孩子的啼哭聲，同事們送來的一份份血淋淋的關於日本兵暴行的“報告”，都在此刻這位“漢堡商人”的耳邊、眼前充斥著，喧嘩著。
怪了，他竟然坐在辦公桌前，拿著手中的一張紙條發呆著，默誦著：
這是妻子寫的一首題為的詩。拉貝讀著讀著，眼圈裡泛著淚光。
“親愛的，我已經將你寄來的這張紙條上的詩，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幾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時每刻都處在危險之中，那麼讀起它便會有特別肅穆的感覺——謝謝你，我的妻子！”拉貝今天的心頭激盪，妻子的詩讓他更加明白了生命的意義和可貴。
可是，在南京，在日本兵的屠刀下的中國人的命運又是怎樣呢？拉貝感到痛苦，感到心尖上彷彿被針扎了一般的痛苦……
他要吶喊！面對日本兵的殘暴，他要向全世界吶喊。
斯邁思博士趕過來告訴拉貝：鐵道部和警察總部那邊人滿為患，安全區根本無法接受突如其來的各路潰退下來的中國軍人，“最頭疼的問題是，他們或者手裡還持著武器，或者根本就沒有脫下軍裝。日本兵堅持認為，這些中國軍人會給進城的日本軍隊製造麻煩，必須將這些中國軍隊從安全區里拉走！但誰都知道，一旦被拉走，只有一個命運：死亡！”斯邁思問拉貝能有什麼辦法。
“找福田去，他是日本大使參贊，也是唯一可以對話的人。”拉貝說。
他們找到了日本大使館的福田。 “我相信我們的軍隊會採取合理的做法的。”福田這樣表示。
離開日本使館時，拉貝頗有幾分得意。但幾個小時後，拉貝就接到了消息，滯留在鐵道部和警察總部的1300多名中國軍人，被日本兵強行地押走了，並且很快被全部槍決。 “林理查和克勒格爾不是留在那兒監視日本人的行動嗎？”拉貝聽說後問斯邁思，因為事先他們怕日本人出爾反爾，便長了一個心眼，派了兩位紅十字成員留在現場盯著。
“林理查說，在我們走後，日本兵立即便把他倆驅趕走了。”斯邁思說。
“一個沒有信譽的國家的士兵！他們徹底野蠻了！”拉貝無法容忍這種行動。他吩咐斯邁思，應當讓所有國際委員會成員每人都把看到和聽到的日本兵犯下的暴行記錄下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一件件他們無法抵賴的事實，逼其糾正錯誤，制止犯罪！”
“日本人認為，城裡還有至少兩萬中國軍人，他們有的還在抵抗，有的則躲在暗處襲擊日軍，有的則混在平民中間，這樣的人對日軍威脅很大，所以他們採取了見軍人便殺的措施！”斯邁思從安全區管理者口中了解到上述情況。
拉貝沉默片刻後對斯邁思說：“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意見表達給日方聽，即使是軍人，只要放下武器，他們的生命就應該獲得尊重，國際公約早就有了這方面的規定，難道日本人就可以為所欲為了？眼下我是南京市長，我必須出面提出抗議，否則我們將看到整個城市變成一個大屠宰場。”
難道不是嗎？ 14日的南京下關，數以萬計的中國軍人死在長江邊上，血水染紅了滔滔江水，屍體堆積如山，慘不忍睹！城內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斯邁思在漢口路上，親眼看著50個中國男子被日軍用繩子綁著，然後被押到一處牆根下，幾個手持槍刺的日軍像切西瓜似的朝中國軍人的腹部捅去，沒有死的人又被頭上補上一槍……
“不行！我絕對不能容忍如此野蠻的暴行！”拉貝無比憤怒，伏在案頭，向日本使館參贊奮筆疾書道：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對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的命運深感震驚。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力爭做到安全區沒有中國軍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這一天的下午，有數百名中國軍人接近並進入了安全區，他們（出於絕望）請求我們幫助。委員會明確地告訴他們，無法提供保護。但是我們同時向他們解釋說，如果放下武器，放棄對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們認為，他們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寬待。那天晚上，由於匆忙和混亂，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經脫下了軍裝，委員會未能將已經解除武裝的士兵同中國平民區分開來。委員會當然認為，這些中國士兵，一旦驗明身份，根據法律就應當被看作是戰俘，但是同時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國平民！
拉貝繼續寫道，日軍應當“根據有關戰俘的戰爭法律規定，並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給予這些過去的士兵以寬大處理”。而且他認為，“戰俘適合充當勞工，他們自己也會因為能夠盡快重新過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興”。
想得天真！日軍師團參謀長原田看了看翻譯過來的簽名為“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的信後，冷笑著問福田參贊：“這些德國人、美國人搞的委員會想阻礙我軍在南京城內的行動？”
“他們多數是些傳教士，以救濟難民為己任……”福田吞吞吐吐地對橫蠻一世的佔領軍長官如此說道。
“那——中午就找個地方見見他們？”原田問福田參贊。
“是！我約他們。”
15日中午，交通銀行所在地，拉貝和斯邁思、施佩林三人代表國際委員會第一次與日軍高級長官會晤。
“我們的將軍說，他只對你們昨天信上提出的問題表態，而不是回答你們的問題。所以就不要提出新的問題了。”福田參贊事先對拉貝他們警告道。
“傲慢的佔領軍！”拉貝心頭暗罵了一句。
“我們大日本皇帝，對所有平民是保護的，但現在是戰爭，戰爭就必須有非常規的措施。因此，我向你們重申：一、我們的軍隊要在全城內搜索中國殘留軍人；二、要在你們的所謂安全區入口處設置我們的崗哨；三、你們應當協助我們動員居民們盡快回到自己的家中；四、關於解除武裝的中國軍人，你們應當把他們全部交給我方，並且相信我們的軍隊是講人道主義的；五、你們僱用的警戒人員可以在安全區內巡邏，但必須服從我們的命令，即對我們正在執行任務的軍人行動提供方便，不能有任何阻攔行為；六、關於你們儲備的一萬擔大米可以供難民們使用，但我們日本士兵同樣需要大米，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需要，你們應當迅速盡快地將大米交出來；七、你們應當協助我們實現城市內的供電、供水等事情的恢復；八、從現在起，你們要及時為我們提供勞工……”
“他把我們當作他的俘虜一樣，根本沒有認可我們安全區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拉貝用英語輕聲地對斯邁思說。
“尊敬的德國同志，你對我的指令有懷疑嗎？”原田竟然用英語責問拉貝，這讓拉貝嚇了一跳。
“長官，你是勝利者，勝利者可以支配一切勝利成果。但我的任務是保護我們德意志人在南京的財產和戰時平民的安全，關於我的使命，我的元首是知道的。因此也希望將軍閣下能夠給予支持和幫助。”拉貝這回用的是標準的漢堡口音的德語。福田參讚為他作翻譯。
原田聽後，點點頭，臉上的表情表示了他對拉貝和希特勒的尊重。 “先生能否下午陪我到你們的安全區看看？”
拉貝與斯邁思交換了一下眼色，認為這不一定是壞事，便答應了。
但是到了下午，拉貝失去了陪同日本原田將軍的機會，因為有一隊日本兵又要在安全區裡帶走一批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拉貝知道所有被日本人帶走的中國士兵結局總是悲慘的，因此他立即驅車趕到現場，並且一再向日本兵聲明：“我是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我在這裡的一切行動都曾向我們的元首希特勒報告過，所以我以一名納粹黨員的身份和一個德國人的名義，向你們擔保這些中國士兵——一群已經放下武器的俘虜，他們決不會與你們有任何軍事方面的行動，你們應當釋放他們。如果你們堅持要帶走他們，那麼連同我一起帶走好了！”
拉貝做出了讓日本兵不知所措的姿態——他用胖乎乎的身軀擋在日本兵面前。
“你的死啦死啦的！”有幾個日本兵生氣地用刺刀對準拉貝的鼻子尖，企圖嚇唬他。漢堡商人彷彿根本不在乎，依然大義凜然地站在原地，面不改色。
最後還是一個日本軍官出面解了圍，命令他的士兵放下槍，並向拉貝表示歉意。
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在總部等待拉貝，說有要事向他報告。於是拉貝不得不將現場交給了那個曾經表示“歉意”的日本軍官處理。拉貝親眼看到這個日本軍官帶著他的士兵離開了現場，才動身前往總部。
“不好了，先生，日本兵又回去抓走了1000多中國士兵，而且這回來的武裝士兵更多，100多全副武裝的傢伙哩！”還沒有進委員會總部辦公室，有人便氣喘吁籲地向拉貝報告道。
“走，我們馬上回去！”拉貝一邊嘴裡生氣地罵日本人不講信用，一邊對斯邁思和米爾斯說。三個人重新上車，疾馳至安全區。但任憑拉貝他們與日本兵費盡口舌，對方就是不放人。
又是1300多人從眼前被強行拉走。拉貝漲紅了臉，幾次欲沖到日本兵面前去擋攔，皆被斯邁思博士拉住。
“你們美國人怎麼就沒有一點血性？你看看這些日本野獸！他們連野獸都不如！”拉貝簡直憤怒至極。
斯邁思無奈地說：“拉貝先生你還有所不知，今天他們日本飛機甚至把我們的軍艦都炸沉了，而且還炸死了兩個人！”
“如此膽大妄為？”拉貝不敢相信。
“我剛剛得到消息，說日本人把我們的'帕奈'號砲艇炸沉了，死了一個意大利記者和一名船長。我們的大使帕克斯頓先生多處受傷，休斯艇長斷了一條腿……”斯邁思悲傷地訴說著。
拉貝拍拍朋友的肩膀，安慰道：“上帝保佑我們。”
“走，還是去找找福田先生，他是我們唯一可以結交的日本朋友。”拉貝拉上斯邁思，又一次去日本使館。
福田參贊答應出面跟軍隊說說。
“如果這樣處決中國人的話，我無法為你們的軍隊去招募勞工了。”拉貝拿出這個理由，是希望日本軍人想一想可能帶來的後果。其實日本兵才不管拉貝的想法，在安全區抓捕中國軍人已經是日軍進城後的首要任務。儘管日軍攻克南京城後非常囂張，但他們內心依舊懼怕中國軍隊的抵抗和襲擊，尤其是不敢輕視巷戰和游擊戰一類的戰鬥，所以當進城後聽說安全區潛伏了大量中國軍人後，“掃蕩”的矛頭直指安全區。
從14日開始，日本軍隊不斷派出“掃蕩”分隊進入安全區，凡見15歲至50歲左右的中國男人，統統要一一查驗身份，要驗看他們的手、肩和頭髮等等，看看手上有沒有握槍的老繭，查查肩膀上有無扛槍的印痕，頭上有無戴過軍帽的發跡。稍有發現，立即拉出去槍斃。於是有人傳說戴過帽的人頭上都會留下印記，因此許多男人就把頭髮統統理成光頭。哪知第二天日本人專抓光頭的男人，可憐那些本不是軍人的漢子們也被日本兵無情地抓走槍斃……
更加可惡的行徑還有很多——
15日，安全區內的6名街道清潔工奉命在鼓樓一帶打掃衛生，結果日本兵闖進去，見是一群男人，立即將其捆綁起來，押到一處牆根，用刺刀一個個捅死。
16日，在拉貝他們的國際委員會總部工作的伍長德被日軍抓走，理由為他是一名中國士兵。伍以前是南京警員，他被帶至首都劇場對面的一片空地上，日本兵讓他在那兒站了幾個小時，此間又有1000多個中國男人也被抓到那裡。他們隨後被帶到漢西門，日本兵命令他們蹲在地上，後又被強行分為七八十人不等的幾組，押至城外，用機槍處決。伍長德被分在最後一組，這時天已黑，機槍掃射時，他未受傷，隨即裝死。日本兵隨後用燃燒之物將所有屍體焚燒。一名日本兵走到伍長德的身邊，發現他沒有死，便用鋤頭猛擊其背部，並用柴火堆放在他身邊。柴火點燃後，日本兵走了，伍才成功逃走。 10天后伍長德化裝成乞丐才重新回到國際委員會總部，拉貝他們才知道了這一起日軍暴行……
“把所有的日軍罪行記錄下來！”拉貝悲憤難忍，他讓斯邁思整理出第一份《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區的暴行》材料，決定通過福田參贊向日軍提出嚴正抗議：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區的暴行加劇了難民的恐慌情緒，許多難民甚至不敢離開他們所待的房子去旁邊的粥廠領取每日的定量米飯，因此我們現在面臨著向收容所運送米飯的任務，這就大大增加了我們向大眾提供糧食方面工作的難度，我們甚至找不到足夠的腳力來將米和煤運送到粥廠。結果今天早上有數千名難民沒有得到食物。為了讓中國的平民能得到食品，國際委員會中的幾個外國委員今天早上想盡一切辦法避開日軍巡邏隊，把卡車開到安全區來。昨天，我們委員會好幾個委員的私人汽車被日本士兵拖走了……寫到這裡，拉貝有種不吐不快之感，他疾筆如風，憤怒見紙：“不結束目前這種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進行任何正常的活動！”為此，他向日本軍方提出“立即採取的預防措施”：
1. 所有搜家活動由負責軍官指揮，率領正規組織的小分隊進行。 （製造麻煩的大多是四處遊蕩的士兵，他們3人～7人一夥，無軍官帶隊。）
2. 夜間，最好也在白天，在安全區的所有通道口安排日軍崗哨（昨天我們已經向貴軍的少佐先生提過這項建議），阻止四處遊蕩的日軍士兵進入安全區。
3. 立即發放汽車通行證，貼在汽車擋風玻璃上，以免我們的卡車和私人汽車被日軍士兵扣留（即使在城市保衛戰的最艱苦的時期，中方司令部還是向我們提供了通行證，雖然此前已有車輛被扣，但在遞交了申訴後，所有車輛都在24小時內物歸原主。此外，當時中國軍隊的處境已經十分艱難，但仍然提供給我們3輛卡車為平民百姓運送糧米。與此相比，日本皇軍具有更好的裝備，而且已經控制了全城，城內的戰鬥也已經全部停止，因此我們堅信，在目前中國平民百姓需要得到日軍的關心和保護的情況下，日軍會表現出更高的姿態）。
想起前一天與原田將軍見面時的情景，拉貝不由更加氣憤，他還有話要說：“日軍最高指揮官於昨天抵達南京，我們原以為市內的秩序和安寧會由此而得到恢復，因此昨天我們沒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昨天夜裡的情況比前天還要糟糕，因此我們決定向日本皇軍指出，這種狀況不能再持續下去……”
真是忍無可忍！但不忍你又能怎樣呢？拉貝覺得自己活到五十歲，還沒有一件事能比與日本人打交道更無奈、更令人氣憤的！
他再次想到了妻子的詩句：
是啊，妻子說得多好！生命就是“必勝的信念”、“不盡的奮爭”。面對強盜和野獸般的日本軍隊，你唯有堅持不盡的奮爭，才會有必勝的信念。
拉貝講究尊嚴，德國人一向講究尊嚴，但在南京，在日本軍隊屠刀下的南京城內，德國人此刻已經沒有了尊嚴。日本士兵可以想什麼時候進來就什麼時候進來，想搶什麼東西就搶什麼東西。屋子裡的人已經不敢隨便出門了，為了方便國際委員會和自己的汽車出入，拉貝有時叫傭人乾脆把院子門打開，但又遇上了困難——守在門外的婦女和孩子們就會突然如放閘的潮水往院子裡湧。拉貝無法勸阻他們，因為他們會集體跪在地上磕頭求助。上帝也無法拒絕他們。拉貝只好“投降”。可是進院子後又能怎麼安置他們呢？小小的院子裡已經有600多人了！吃喝拉撒住都成問題。一個小小的衛生間擠上十幾個女人和孩子，院子裡的草坪上，躺滿了人，有的甚至成了兩層和三層——地上躺著的是一層，凳子上又躺一層，凳子上面還有一層門板上再坐滿幾個人……如此境況下，仍要不斷遭受日本軍人的騷擾。
“哐！哐哐哐！”有人在踢門。
“誰？”拉貝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走下樓。
“是日本兵。他們想進來。”傭人膽怯地說。
“啪——”拉貝突然打開手電筒。一束亮光照射到院牆外幾個探頭探腦的日本兵臉上，他們見光而逃。
拉貝讓傭人拉開院門，追趕出去。走過一段小巷，滿地是血淋淋、臭乎乎的屍體。傭人們嚇得往回就跑，拉貝雖然不怕死人，但氣味實在難聞。回到院子，見女人和孩子們瞪著驚慌失措的眼睛一個個都在看著他。 “他們希望我這個'洋鬼子'能幫助他們驅趕凶神惡煞，我真有那麼大的本事嗎？”拉貝常這樣自言自語。
又有兩件事令他無法平靜：一是日本總領事岡崎勝雄認為拉貝的國際委員會的存在沒有“法律根據”；二是受命於國際委員會的50名安全區警察也被日本士兵當作中國軍人強行押走並槍斃了。拉貝覺得這是日本軍隊對他和他的國際委員會的嚴重挑釁行為，為此他不能坐以待斃。 “任何企圖削弱或無視我們國際委員會存在的行為，就是一個目的：更隨心所欲地屠殺中國人。”
“這是絕對不能讓步的！”拉貝認為他與日本軍方的鬥爭已經水火不相容了，必須嚴正地批駁日本人的陰謀。為此，17日，他又向日本使館陳述自己的立場：
我們從未考慮尋求某種權力，與日本當局進行政治上的合作。在這裡我們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馬市長將城市在特別時期的幾乎所有管理職能賦予了我們，這其中包括管理警務、看管公共機構、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權力、食品供應、城市衛生等等。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的上午，貴軍獲勝進城的時候，城市的管理權在我們的手上，我們是唯一尚在運行的機構。當然，我們所獲得的全權不能超出安全區的界線，而且我們在安全區也無權享有主權。
日本駐上海當局曾向我們保證過，只要安全區內沒有軍隊或軍事設施存在，貴軍就不會蓄意攻擊安全區。鑑於我們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機構，貴軍進城後，我們立即試圖和先頭部隊取得聯繫。 12月13日下午，我們在漢中路遇見了一位貴軍大尉，他正率部進入預備陣地。我們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釋，在他的地圖上標出了安全區的界線，此外我們還恭敬地向他指出了3個紅十字醫院的位置，通告了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的情況。他當時所表現出來的配合和平靜增強了我們的信念，即：我們得到了貴軍的完全的理解。
當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們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並讓人譯成日語。為了將這封信轉交給日本當局，我們的拉貝先生、斯邁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師3人一直在忙於尋找貴軍高級軍官。關於這一點，日本大使館參贊福田先生可以證明。我們一共和5名貴軍軍官進行了接洽，但是他們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揮官抵達後和他聯繫。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國大使館福田德康先生和關口先生來訪，關口向我們轉交了“瀨田”號艦長和艦隊軍官的致意帖。我們向福田先生遞交了12月14日的函件，並向關口先生保證，我們願意為電廠恢復供電提供幫助。同一天中午，我們榮幸地在交通銀行和特別長官（參謀部和特務機關長官）進行了會晤。對我們12月14日的函件，他給予了口頭正式答复。
……但是恰恰從這個時候起，只要沒有歐洲人陪同，我們的卡車在街上就會被扣留。從星期二早晨起，我們領導下的紅字會開始派車在安全區收殮屍體，但是他們的車不是被強行拖走，就是被企圖扣留，昨天甚至有14名該會的工人被拖走。我們的警察在執行警務時受阻，昨天在司法部執行警務的50名警察遭逮捕。據在場軍官稱，要帶走他們槍決。另有45名我方的“志願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樣被帶走（這些“志願警察”是委員會於12月13日下午組織起來的，因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安全區內的“著裝警察”儘管必須日夜執勤，但靠他們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區內的警務工作。這些“志願警察”既不著裝，也不擁有任何武器，他們僅僅佩戴臂章，而且從性質上看不過就如同歐洲的童子軍，他們臨時承擔一些小型服務工作，例如幫助維持民眾秩序，做一些清掃工作，在急救時幫幫忙等等）。
12月14日，我們的4輛消防車被貴軍徵收用於運輸。
我們力爭讓日本大使館和貴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人們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將城市的管理職能賦予了我們。一旦日本當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機構，或者其他的組織機構，我們將移交我們的城市管理的職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對於我們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為了維持安全區的秩序所進行的工作，貴軍士兵橫加阻撓。這樣做的後果是破壞了我們為維持秩序而建立的體系，從12月14日早晨起，擾亂了我們必要的公務活動。具體地說是這樣的，12月13日，當貴軍進城的時候，我們在安全區幾乎集中了城市的全部平民百姓，安全區當時只遭受到輕微的砲擊損失，中國軍隊撤退的時候對安全區沒有進行任何搶劫。完全可以說，我們為貴方和平地接過了整個安全區，在城市的其他區域恢復秩序之前，為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擾地進行下去，作出了一切的準備工作。一旦秩序恢復，就可以在全城恢復正常的交通。但是到了12月14日，貴軍士兵的搶劫、強姦和屠殺等等恐怖活動鋪天蓋地地壓了過來，留下來的27個歐洲人和中國居民一樣震驚了。
在拉貝的這封抗議信中提到安全區的“志願警察”被日軍殺戮一事，在過去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各種文章中很少提及。事實上這是日軍在南京犯下巨罪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日軍接近南京時，拉貝他們的安全區建立後，考慮到維護秩序需要，原南京市長馬超俊應拉貝的請求，於12月1日，調派了450名警力，擔任安全區警衛，這支隊伍由南京警察廳第六警察局長伍建鵬兼任警衛長。但後來湧入安全區的難民人數激增，原有警力不夠。日軍佔領南京後的第一天，國際委員會便從難民中組織了一支既無制服又無槍械，僅佩戴國際委員會自製的臂章，類似童子軍的志願警隊，由拉貝向日本使館和日軍代表口頭應諾：“難民區內留置警察，除警棒外，不准攜帶任何武器。”但在日軍隨之而來的追捕“中國軍人”的大掃蕩中，這些志願警察幾乎都被日軍當作“中國軍人”而拉走槍斃了。 1945年11月，審判日本戰犯時，警察陳永清就曾出庭作證：“日本中島部隊在南京難民區中的司法院查出軍民及警察等2000餘人，每行列用繩捆綁圈住，趕至漢中西門，用機槍掃射，已死者及傷者都被日軍用汽油焚燒。”原中國軍隊87師副排長仲科也在作證時描述道：“……忽來敵百餘名，押我等及院內所住之難民千人，出諸室外，排列成四路隊形，向漢中西門去，途中又有未及更衣的警察400多人銜拉而行。敵兵時顧餘等作猙獰笑。距城關一箭之地，敵兵以手示止踵，並以粗如臂、長數十丈之麻繩圍繞警察約200餘名，押往城外，十分鐘後，聞機槍大作。接著，持繩之日軍冉冉而來，分批圈殺。”據當年東京審判前的調查，日軍殺害警察人數約2000餘名，多為擔任安全區警衛任務的警察專員和志願警察。
我們把話題回到拉貝與日方交涉這一環節——
針對城內接二連三的暴行，拉貝等多次口頭或書面向日方提出抗議或建議，希望日軍派出巡邏和警衛，以維持基本的秩序。日軍一方面表面上答應要重視拉貝他們所反映的情況，另一方面其實一直在慫恿其官兵的無節制暴行。這一點最讓拉貝不能忍受。他指出：“昨天晚上8時至9時之間，我們委員會的5名成員巡視了安全區。巡視過程中，不論在安全區內還是在安全區交界區域，沒有看見一個日本巡邏哨。在貴軍的威脅下，加上中國警察被拖走處決，我們自己的警察在街上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我們只在安全區的街道上看到了兩三個一夥四處遊蕩的貴軍士兵。我寫這篇報告的時候，安全區的四面八方又傳來消息，這些四處遊蕩、無法無天的貴軍士兵正在姦淫擄掠肆意蹂躪。這表明，貴軍沒有考慮我們昨天（12月16日）函件第2點中提出的請求，即：在安全區入口處設置崗哨，阻止四處遊蕩的士兵進入安全區。”
“過去3天的蹂躪和破壞如果得不到製止，救濟工作的難度必將成倍增加。我們組織安全區的原則是，鼓勵每個家庭盡可能通過個人途徑在安全區商定食宿事宜，以減緩突發局面給我們的組織機構造成的負擔。目前的局勢如果得不到改善，那麼要不了幾天大部分居民就要挨餓。各家自己儲備的食品和取暖物資已經告缺，中國人的錢、衣物和個人財產都被四處遊蕩的貴軍士兵搶走了，人們怕上街，怕重新開店做生意，因此正常的生意和其他的活動只能小規模進行。我們的供應也陷於停頓，從12月14日早晨起，貨車運輸可以講幾乎陷於癱瘓。貴軍進城前，我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向安全區運送儲備糧。我們準備過一段時間再分發糧食，因為我們已經要求居民們帶上能維持一個星期的食品儲備。為了防止一些收容所出現糧荒，我們委員會的歐洲委員不得不在夜幕降臨後用自己的私人汽車給收容所運送糧食。”
想到日本總領事傲慢且無視國際委員會存在的言行，拉貝心情難以平靜。 “如果不能盡快恢復正常的糧食供應，居民將受到飢餓的折磨。另外一個折磨中國居民的因素是貴軍無休無止的騷擾。一些家庭向我們訴苦，他們的房子被砸開，遭搶劫，他們的女人一個晚上被強姦多達5次。於是他們第二天早晨逃離住所，找一個希望能得到安全的地方住下來，這難道奇怪嗎？”
而日軍有些藉機殺人的做法，也必須加予堅決制止。拉貝舉例：“昨天下午，貴軍指揮部的3名軍官前來我處交涉，請求在恢復電話通訊方面提供幫助，就在這同時，一批電話工人被趕出了他們在安全區的住所，他們都佩戴委員會的袖標，我們不知道他們逃匿到什麼地方了。如果任這類恐怖活動繼續發生，我們就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工人，從而幫助對民生至關重要的機構恢復工作。”
“如果市內貴軍士兵的秩序不能立即得到恢復，那麼我們就無法保證20萬中國平民中無人餓死！”拉貝憤怒地寫完最後一句話，在他看來，如果不對日方指出這樣嚴重的後果，那麼日本人是不會停止更大範圍的屠殺的。
德國人做事的嚴謹和窮追不捨的作風也許永遠值得我們藉鑑和學習。拉貝認為自己的“嚴重聲明”和“抗議”還不足以提醒日方改正暴行，由此他第二天又讓另一位國際委員會成員給日本大使起草了一份更加詳細、措辭更加嚴厲的信件：致南京日本大使館：
由於貴軍士兵持續不斷的搶劫、暴力和強姦，整個城市籠罩在驚恐和悲慘的氣氛中。 1.7萬多人，其中很多是婦女和兒童，逃到我們的建築物裡來尋求保護。目前越來越多的人正在湧進安全區，因為外面的情況比我們這裡還要糟糕。下面我列舉在過去的24小時中在我們的建築物中發生的暴行，這些暴行還不算是最嚴重的。
1. 大學附中，乾河沿：
一個受到驚嚇的孩子被軍用刺刀刺死，另一個被刺成重傷，即將死去。 8名婦女被強姦。我們好幾個試圖幫助這些可憐的人並向他們提供食物的僱員，遭到了日本士兵的無端毆打。不論白天還是夜晚都有貴軍的士兵爬過圍牆。許多中國人已經3天睡不著覺了，他們的身心受到嚴重的損害，變得有些歇斯底里。如果有朝一日這種恐懼和絕望導致了對貴軍士兵強姦婦女行徑的抵抗，那將會發生毀滅性的大屠殺，對此貴當局要承擔責任。
美國國旗被貴軍士兵以污辱的方式撕扯下來。
2. 蠶廠，金銀街：
兩名婦女被強姦。
3. 農具倉庫，胡家菜園11號：
兩名婦女被強姦。
4. 系所在地，漢口路11號：
我們委員會的人員居住在此，兩名婦女被強姦。
5. 系所在地，漢口路23號：
我們委員會的美國委員居住在此，一名婦女被強姦。
6. 農藝系，小桃園：
這座建築物多次遭到日本人的惡意騷擾，因此所有的婦女都逃走了。今天早上我去那里察看時，6個日本士兵站在我的對面。儘管我用極為客氣的方式向他們提問，詢問他們是否遇到什麼麻煩，其中的一個日本兵仍然始終用手指扣著扳機，多次用手槍對著我。
以上未經修飾的事實還沒有提到那些白天被四處遊蕩的日本兵騷擾多達10次、夜間多達6次的可憐人們的困難。這些日本兵出來要么是為了找女人，要么是為了搶劫，這些情況表明了立即實施管制的必要性。
貴方的一些代表聲稱，昨天夜裡在所有這些建築物的大門口，以及其他一些安置了大批難民的地方，都佈置了軍警崗哨。但是我們卻連一個崗哨都沒有看見。由於日本士兵到處都在翻牆越院，因此僅靠幾個崗哨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除非在日本士兵內部普遍恢復紀律和秩序。
如果貴軍士兵的行為不能重新得到控制，那麼設立在原何應欽公館的日本秋山旅團司令部對周圍居住的人就會構成極大的威脅。如果貴方的將軍們能關心一下這些事情，那麼這個地方甚至能變成一個能提供特別保護的地區。
不僅僅是在這裡，在整個城市，居民們的食品和現金財物都被日本士兵洗劫一空，這些人已經被逼到了絕望的境地。除此以外還有許多人，他們的衣物和被褥也被日本士兵劫走，這些人因寒冷而患上了疾病。
貴當局打算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呢？
在城市的每一條街道上都有飽含著眼淚的市民悲痛欲絕，他們抱怨說，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沒有一個人，沒有一棟房子會安全。這種做法想必不會是貴政府的意圖吧？南京的居民希望日本人能給予較好的待遇！
如果貴方有機會，我建議，和我一起去查訪一些地區，就在貴方院牆之下發生的一個個恐怖事件給這些地區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就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我被7個來我們這裡檢查的日本士兵打斷了，我必須和他們打交道。所謂檢查，無非就是看看有沒有女人能讓他們晚上拖出去強姦。
我夜裡就睡在這棟樓裡，而且我還將繼續在此過夜，希望能給這裡無依無靠的婦女兒童多少帶來一些好處，能給他們提供一些我所能提供的微薄的幫助。
我和我的朋友們（歐洲人和美國人）在進行我們人道主義工作的時候，多次遭到貴軍士兵的威脅。如果在此過程中我們被酗酒或失去紀律約束的貴軍士兵殺害或傷害，那麼誰應當對此承擔責任，是沒有任何異議的。
我一再努力本著友好和諒解的精神來書寫這封信，但是卻無法掩蓋字裡行間所反映出來的自貴軍5天前進城以來我們所經歷的絕望和悲痛。
只有貴方迅速採取行動才能整治目前的局面！
簽名：金陵大學緊急委員會主席MS貝德士
信件發出後，拉貝覺得不能就此了結，要想讓日方收斂其軍隊的野蠻行徑，必須與其面對面地進行鬥爭。
18日下午5時，拉貝和斯邁思作為德國和美國代表，決定再次去找那個傲慢的岡崎。
“今天我們是作為德國和美國民間人士的代表來的。希望岡崎先生充分注意到，斯邁思是美國著名教授，而我作為德國的一名納粹黨員，且是德國最高榮譽的獲得者、德國在華人士的代表，來向你反映情況和表達我們的意見……”拉貝今天一身筆挺的西裝，並且在西裝上別著明顯的納粹標誌，見了岡崎後，毫不含糊地遞交了長長的意見書和早已準備好的《日軍在南京所犯暴行的報告》。
這讓岡崎感到氣氛有些很不自然。其實這名日本政府的代表根本不懼怕眼前的德國人和美國人，他有所顧忌的是“納粹”和納粹領袖希特勒。因此，這一天的會面，岡崎變了些口吻，甚至後來確實讓拉貝感覺日本兵不再像前幾天那樣任意到安全區拉走男人去槍斃了。
正是以拉貝為代表的一群歐美教授、商人、醫生和傳教士們以他們自己脆弱的身體作為武器和盾牌，在強大的日本軍隊面前，無私無畏地堅持著人類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正義及良心，並且一次次地跟日方交涉，申訴理由，甚至直面抗議，同時通過“秘密”渠道將南京城裡日軍的殘暴行為公之於眾，令日本政府惱怒又有些無奈。尤其是17日後鬆井石根大將率部進入城內後，為了顧及他“英雄部隊”的臉面，似乎也拿出了一些“整治軍紀”的行動，比如不再進入安全區隨意抓住男人當作中國軍人而成群成批地槍斃，而這也是拉貝他們在阻止日軍大規模屠殺中國人方面所作的重要貢獻。
這來之不易。這個時候，拉貝每每回到住處，就會下意識地回頭看一眼近在咫尺的那具懸掛在竹架上的中國軍人的焦屍，心頭便會湧起無比的悲愴——他為苦難的中國軍人、為無助的中國平民們悲愴、痛苦，甚至暗暗落淚。
淚水像這個冬天的雨水一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