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拉貝先生，我們可以逆時進行——
1945年，當蘇聯紅軍佔領法西斯老巢——希特勒所在地德國柏林時，對所有德國納粹分子施以最嚴厲的懲罰和清洗。有人向蘇聯紅軍報告：約翰·拉貝也是納粹分子。於是此時仍在柏林西門子當普通辦事員的拉貝先生被紅軍逮捕了。
審訊是嚴格的。審訊的目的是為了清算以希特勒為代表的納粹分子的所有罪行與餘黨殘孽，但拉貝獲得比任何納粹分子都要好的命運——他被無罪釋放了。
蘇聯紅軍的理由是：你是一個對反法西斯鬥爭作出特殊貢獻的德國公民，你在日本法西斯殘酷統治下保護了中國南京數以萬計的平民。
拉貝由此重新獲得了一般德國人很少可能獲得的工作機會。 1945年蘇聯紅軍和盟軍佔領下的柏林，一片廢墟，幾乎見不到一座像樣的房子。西門子公司作為給納粹製造戰爭工具的企業也不例外地成為紅軍和盟軍將士們清洗和報復的對象。然而，為了給同樣受難的德國人民有一個生存的機會和可能，紅軍與盟軍還是保留了這家“百年老店”。這樣，一部分沒有參與納粹戰爭的工人和市民被留在了工作崗位上，拉貝可能是唯一有“納粹”身份卻重新獲得工作的德國人，西門子公司以極大的熱情保留了他的工作崗位。
西門子所在地位於柏林西北區，當時被英國軍政府接管。德國重建工作極其繁重，可以重用的德國人對蘇聯紅軍和盟軍來說，並不太好找，而拉貝這樣的人便成了英國人比較放心的少數德國人之一，他被英國人僱用為首席翻譯。但由於重建德國的過程中遇到的一個特別難解的問題，即到底誰是最危險的人，德國內部也出現了巨大的困惑，因為戰後的德國人徹底放棄了任何與戰爭相關的慾念，納粹和希特勒分子都必須得到清洗和懲罰，所有政府部門和重要企業，一律不得有納粹思想和納粹背景的人參加工作，更不用說重要工作崗位。於是意見不一，拉貝最後還是被英國人解雇了。
出於對拉貝的一份尊敬和照顧，他獲得了在公司提前退休的待遇，但仍可為西門子公司做些零工。據熟悉拉貝的人講，拉貝回到德國後的日子非常艱難，全家六口人沒有任何收入，就像他在南京所負責的20來萬難民一樣，有上頓沒下頓，可謂飢寒交迫。為此中國方面曾設法幫助這位“活菩薩”，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拉貝晚年的心境與生活都極其糟糕。
在心境不好和生活困難等多重壓力下，拉貝突然有一天中風不起，最後不治身亡。即使這樣，拉貝也算是體面地離開了這個人世，相比其他德國人戰前戰後的命運，他還算好的，最終有尊嚴地閉上了眼睛——德意志人非常講究這一點。
拉貝是1938年4月回到西門子公司的總部柏林的。之後的十餘年時間裡，他一直生活在柏林，但日子並不好過。原因有兩個：一是他因揭露日本法西斯在南京的暴行而受到希特勒政府的多次迫害；二是他因為“納粹黨員”的身份，被戰後非納粹化的新德意誌社會歧視，承受生活艱辛和心理壓抑的雙重之苦。
拉貝是個信仰和行為具有雙重性的德國人。他並沒有背叛自己的國家，甚至沒有背叛他心目中的國家理想主義，對納粹黨領導下的國家也保持了獨立的作為一個德國人的那份堅定，因而他必然遭受來自敵方和自己國家內部的雙重擠壓，壓抑的心情導致了他失去身體上的最後支撐——中風而逝。
1938年2月23日，在柏林總部的西門子公司受到了來自納粹政府的重壓，讓拉貝離開了南京。
拉貝在這之前的三個多月時間裡，經歷了南京大屠殺的全過程。而這三個多月，是他人生中最傑出、最偉大、最閃光的一段經歷，他由此也成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的好朋友和國際愛好和平人士。
在南京的日子裡，拉貝是個聖人，我們中國百姓稱他是“活菩薩”。但拉貝畢竟是個德國人。德國人的性格不允許他徹底地背叛自己的民族與信仰。作為人的拉貝，他的善良、正義和愛心，使他成為在異國他鄉擁有千千萬萬人去朝聖他的紀念雕像（在當年拉貝居住過的南京大學校園內的房子前）的偉大人物；而作為德國人，他具有當時德國社會、政治文化及民族所帶來的心理和信仰上的缺陷——但並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他個人政治品質與人格上的問題，然而這恰恰又是導致他晚年悲劇命運的主要因素。
拉貝確實是個“納粹”黨員，可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不是所有“納粹”黨員就一定是壞人，拉貝加入納粹黨一方面是由於他對自己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初希特勒剛上台時所推行的政策的本質沒有認識清楚，身為西門子公司海外職員的他，以德國人嚴謹而有些古板的民族意識，恪守著要“為國家服務”的信仰，同時還因為有特殊的原因，促使拉貝在並不了解國內政治和希特勒到底是何許人也的情況下，於1934年在南京加入了國社黨（後來演變成納粹黨）。
這一年，已經在中國工作了20多年的拉貝，為響應和配合德國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建立良好關係的政策（事實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與當時的德國政府關係一直不一般，如前文所言，即使在南京大屠殺前後，蔣介石身邊的軍事顧問基本上都是德國軍人，而與日軍決戰的中國軍隊的重兵器和精良武器，基本也是德國人賣給中國的），作為西門子公司在中國首都的負責人，他在南京創辦了一所德國學校，這學校主要是讓在南京和中國其他地方的德國人子女有讀書的場所。身為中國地區的德國學校理事長，拉貝在海外辦學，必須得到國內當局和執政黨——希特勒的國社黨的批准，這樣才有可能申請政府給予的教學經費。
拉貝是在這種情形下加入了納粹黨。
“國社黨”的全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如此名稱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對國內情況基本不太了解的拉貝來說，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而且拉貝也看過許多作為這個黨的領袖的希特勒的講話，這樣一位正直的德國人完全相信了他的主觀判斷：國社黨是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領袖希特勒是“好人”。拉貝的入黨與對納粹黨的信仰便是如此，簡單而直接。法國歷史學家克萊斯勒女士，在其研究“納粹主義在中國”的過程中，證實了像拉貝這樣的人並非因為真正信仰和崇拜希特勒而在遠離本土時加入納粹組織的。根據克萊斯勒女士的調查，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每一個德國人辦的學校的理事會裡，都有一個國社黨的黨員在代表德國國社黨行使領導職權。這位專家因此認為：“一位德國的外交官、記者或者是國家企業在國外的代表，是很難避免不加入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
應該承認，拉貝先生對自己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的身份頗為看重，並且在如何維護“黨”的形像上具有自覺意識。正如他在1937年9月21日的日記中寫的那樣：“在我的潛意識裡終究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不是重要的，但對我顯得是理所當然的原因，便堅持留在了這裡。我是一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是有職務的，甚至當過短時間的地區小組副組長。”從這話中可以看出，拉貝看重自己的黨員身份，也有其內心存在的一種必須維護“黨的榮譽”的自覺意識。
可悲的是，拉貝雖為“納粹”黨員，其實他對自己的黨並不了解，更對希特勒的真面目知之甚少。
拉貝一生有30年時間在中國，其間有兩次回國經歷，但時間都很短。對國內的情況和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希特勒到底是什麼樣，其實根本不清楚。
從拉貝加入“納粹”黨開始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都顯示出他對這個其實並不了解的黨的認識和天真的信仰。遠在東方的拉貝對自己國家內部的事和他所加入的黨的了解，僅僅是靠一些從上海轉到南京的英文報刊上零星的文章和新聞獲得的。這些文章和新聞中的內容，多數是希特勒在上台初期矇騙德國人民的東西，當然這樣的東西也矇騙了拉貝這樣的海外德國人。拉貝從心底對自己加入的黨和希特勒懷有特別天真的態度，這可以從他的日記中看出——
這是中所寫的詩句。像所有德國人一樣，拉貝富有革命的激情，他對自己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懷有崇高的神聖感。也正是這份“崇高的神聖感”，使得他終究沒能認識到納粹的本質。因此拉貝在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暴行後所受的種種“背水”命運，連他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首先是回國之前，拉貝在上海舉行了第一場記者招待會。這場招待會上，拉貝首次在公開場合把日軍佔領南京後的暴行公之於世，且是以他的所見所聞形式進行的。這對當時讓全世界認識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拉貝始終認為這是他作為一個“有良心的和有責任感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必須作出的貢獻。事實上拉貝到上海做的這次揭露日本侵略軍暴行的行動，也得到了包括當時德國駐中國大使的讚賞。拉貝對別人的讚美並沒有沾沾自喜，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十分質樸、忠厚、謙遜和純粹的德國人：
現在，我已在上海舒適而暖和地（像樹與樹皮之間的一條蠕蟲）坐著，覺得很像是“勝利部隊進入柏林後的吹牛家”。每個人都相信我是一位英雄，這使人十分難堪。因為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或者在內心有什麼堪稱英雄的東西。每當有人唱起讚歌時，我就會一再想起一首美麗的詩歌。這首詩歌是說有一個漢堡少年，他救了一個快要淹死的伙伴的生命。晚上被救者父親去拜訪他（他已經躺在床上），感謝他救了他兒子的命，他說：“救了命？嗯，沒有的事！”滿不高興地又翻身去睡了。
他的朋友也都幾乎一致這樣認為，拉貝是一個“質樸的人，只要能做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他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他樂於助人，謙遜可親，充滿理智，詼諧幽默。這後一點尤其體現在艱難困苦的時期，他總有辦法讓自己心平氣和地與別人達成共識。他從不高高在上，而是相處隨和。”當然，拉貝也像其他德國人一樣，“雖然謙遜，但有時也會表現出一點兒虛榮心，例如身著燕尾服，胸前別各種獎章，在柏林名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弄姿勢表情”。這樣評價拉貝的人，是拉貝的德國朋友埃爾溫·維克特。
“質朴忠厚，仁愛之心待人，工作嚴謹而熱情，富於強烈的同情心”，使拉貝作為典型的德國人而受到朋友們的一致讚賞和信任。維克特說：“拉貝在中國生活了近30年，他的家鄉與其說是德國，不如說是中國。他屬於那種富有傳奇色彩的老中國通，說一口純粹的英語，但不會說中國話，和中國人打交道卻用洋涇浜英語。”洋涇浜是上海的一個地名，那裡有外國人在中國的租界地。拉貝他“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理解中國人，而且欣賞和熱愛中國人”。這也給後來拉貝在日本軍隊殘暴對待中國公民時能夠挺身而出保護他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撐。
事實上，長期在海外的德國人拉貝，已經對自己的國家根本沒有多少了解了，曾有的一點兒印像也純粹是內心的某種虛幻的理想主義的東西。正是基於這一點，1938年初，剛剛經歷了人世間罕見的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的拉貝，他的意願是讓全世界了解日本法西斯所犯的罪行。而這也注定了他對同為法西斯的希特勒德國從漸漸失去崇拜與幻想到徹底決裂。
拉貝天真地以為他在中國南京的善行和義舉可以讓自己在德國獲得同等待遇。他肯定是想錯了。
不過，起初並非如此。因為1938年的德國和希特勒還保持著很多假象，與中國的關係仍處在“半熱戀”狀態。讀者也應當清楚一個時間點：這時的德國法西斯還是比較隱蔽的，而它跟日本、意大利成為法西斯軸心國的時間是兩年多之後的1940年。這階段的希特勒，不僅矇騙了像拉貝這樣質樸而單純的德國人，連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這樣老練的政治家都被他矇騙了。
所以說從拉貝對希特勒懷有信任感這一點就斷定他骨子裡有“納粹”血脈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
1938年4月15日，經歷近一個月的海上旅程，拉貝與妻子一起回到了自己國家的首都——柏林。
毫無疑問，此時的拉貝已經屬於除日本國之外全世界都公認的英雄，報紙上的宣傳和他在上海和香港等地舉行的幾場公開揭露日軍在南京的血腥暴行的報告會震驚了國際社會，而他在南京的義舉也受到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普遍讚揚。
離開中國時，中國政府授予他一枚藍白紅綬帶玉石勳章。德國外交部也授予了他一枚紅十字功勳勳章。
回到德國後的拉貝，忙於到處作報告，介紹和揭露日軍在南京大屠殺過程中他的“南京安全區”內所發生的真相。這些報告會引起了德國朝野的巨大反響，甚至讓德國軍方都十分感興趣。 5月25日，拉貝被邀請到國防部作報告，反響仍然很好。德國軍人最感興趣的是拉貝帶回的由友人約翰·馬吉先生拍攝的日軍士兵在南京施暴的影片，拉貝後來明白了他的國家的軍人們原來已經悄悄地視日本法西斯軍隊為自己的“榜樣”了。
很快，拉貝就收到了“納粹”黨大區黨部負責人的口訊：你不能再到處作報告了。
“為什麼？”拉貝不解。
“你的內容影響到我們與日本國的關係問題。”人家這樣告訴他。
拉貝沉默了，也開始痛苦。
“先生的經歷和這些珍貴的影片資料，你應該讓元首了解和知道。這也是你的責任。”這時有人向拉貝建議。
“確實我應該這樣做了。”拉貝覺得自己在這個時候回到德國，能夠親自向“元首”匯報中國正在發生的事的真相，是他的使命。之後的時間裡，他在作了充分準備後，於1938年6月8日將平時作報告的文稿，寄給了希特勒，並且還附了一封信：
然而，事與願違。正當拉貝一心期待“元首”帶給他的好消息時，一天，他的家裡來了幾個蓋世太保，告訴他：“你被捕了！”
兩名蓋世太保官員搜尋了他的家，並且帶走了拉貝的6本日記和約翰·馬吉的影片資料。
在警察局裡，拉貝被審問了好幾個小時。
“我有罪嗎？”拉貝非常生氣。
“從此以後你要保持沉默，不許作報告，不准出書，不違反黨員的紀律和責任，我們會馬上釋放你。先生能保證嗎？”蓋世太保盯住他眼睛問。
拉貝沉默片刻，點點頭。
就這樣，他被釋放回家。 4個月後，他被扣的日記還給了他，馬吉送給拉貝的影片資料則被永久地扣留（這套極其珍貴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影片資料在戰後被發現並成為證明日軍犯罪的有力證據之一）。此後的他，直到柏林解放，一直在他自己的“納粹”黨監視下過著不自由的生活，遠在南京的中國人和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朋友們所期待的他回到金陵城的希望徹底破滅。
一直到去世，拉貝再沒有離開他其實並不熟悉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