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國人，原本與中日戰爭是無關的，而且當時的情況下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然而拉貝沒有。正是他這個“沒有”，成全了作為德國人的他在別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人生輝煌：一個納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軍屠刀下救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
這自然得從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前後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這個角色說起。
當這個“主席”角色，對拉貝來說完全沒有想到，因為日軍與中國軍隊在上海打仗時，拉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國人幾乎都在忙著準備撤離，只是拉貝是西門子公司在南京的負責人，他手頭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當時太亂，到底走還是不走，他所在公司還拿不准主意。西門子公司更多的是關心他們的生意及留在南京和中國的財產在日軍佔領後是否還能保住，或者說更遠一點的話，就是當日本佔領南京後，他們西門子是否還可以留下來做中國的生意。這對當時的西門子和像拉貝這樣忠於職守的生意人來說是第一位的事。
也許德國人可以說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認真和最能幹的一個民族群體。拉貝就是這樣一個人。
1882年出生在漢堡的拉貝，早年喪父，初中畢業後就當學徒，後來到了非洲的莫桑比克的一家英國公司，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 1908年，他來到中國，一干就是30年。他的妻子也是在北京認識的，倆孩子皆在中國出生。來中國之後的第三年，拉貝成了西門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相關國家的壓力下，曾與德國宣戰，即使如此，拉貝還是留在中國。 “他很有策略地讓中國官員相信，戰爭期間繼續由他來經營西門子駐中國代表處不僅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並非容易。”拉貝的朋友這樣評價他。
但是一戰開始的兩年後，中國在英國的壓力下，仍然把拉貝等德國人擠出了中國生意場。不過拉貝本事不小，一年後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國，為西門子開闢中國市場立下汗馬功勞。 1931年他擔任西門子駐中國首都南京辦事處經理。西門子在南京的業務，主要是在中國的首都開設電話業務和建幾個發電廠，拉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總部對他的業務開拓充分肯定。但對拉貝來說，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恐怕他一輩子也僅僅是西門子公司一名優秀的駐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會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國，進攻南京，讓拉貝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的經商才能、統籌能力、領導才幹、為人的優秀品質，在一場大屠殺的背景下獲得了徹底的釋放，並且放射無限光芒，從此讓世人矚目與懷念。
我們的筆下也因此有了拉貝這個人。
一直有人將拉貝比作拯救了數以千計猶太人的辛德勒先生，這有一定道理。但在筆者看來，拉貝或許更加偉大和了不起，因為拉貝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又是以公開的納粹身份在與日軍周旋的情況下，拯救了眾多苦難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貝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做其實隨時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檢舉和告密。 “拉貝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違背德國利益的，因而處境危險。”他的另一位德國友人這樣說。
拉貝的壯舉比辛德勒先生的壯舉要早好幾年，毫無疑問他救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辛德勒救的1200多名猶太人。筆者認為拉貝更傑出和偉大之處，在於他對中國的貢獻不僅僅是拯救了那麼多人，且他用完整的方式記錄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種種罪行，這是他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 “在當時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德國同行們一致稱讚他這一點。
道德、正義、愛心、仁慈、熱情……我看到拉貝的友人都幾乎用共同的詞彙來形容他的品質。我們中國人認為，一個人的品行，全在於他平時的養成。拉貝能在日軍施暴時挺身而出保護中國人，這與他身上長期養成的正義感有直接關係。他的好友埃爾溫·維克特這樣說：“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志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蕩的局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個習慣。”
從看不慣，到以記日記的形式控訴不公正和暴行，拉貝從一個精神公正者，成長為了行動正義者。
應該說，在中國做生意的日子裡，德國人以他們先進的技術、嚴謹的作風及誠實的信譽，很受當地人喜歡。政府、軍方和市民對德國都頗有好感，這一點德國人自己有深切的體會。
然而，20世紀30年代後的中國，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個國家干擾與打亂了。這個國家自然是日本。
拉貝這時在中國的首都南京。 1937年夏天，素有火爐之稱的南京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拉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時有錢人和外國商人已經把北戴河當作消夏好去處。七七事變發生，拉貝他們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以調停解決的”。因此他在不久之後便向公司請假，搭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去與妻子度假。
“我親愛的烏鴉，你總算來啦！”妻子摟著丈夫，一邊親吻一邊用手指刮著丈夫高高的鼻子說，“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這不，我現在可以安心與你休養一段時間了！”拉貝回敬妻子一個熱烈的吻。
“烏鴉”一詞在德語裡與“拉貝”是同一詞，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貝稱為烏鴉。
美麗的藍色海灣幽靜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時中國北方的京津地區和南方的上海正在醞釀著中日激戰的氣氛。但顯然人們在議論中還是表現得十分緊張和擔憂的。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還能生存嗎？”
拉貝的耳邊每天都是這樣的聲音，這讓他心裡很不爽。 “我必須要回南京了！”8月28日夜幕下，拉貝告別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車，15小時後到達天津。
這時的天津，已是日軍佔領區，到處都是逃難的中國人。夾在難民中的拉貝，開始感受到了日軍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悲慘遭遇：“只要火車一停下來，乞討民眾的淒慘的哀求聲就從各個窗口傳進來。”
平時只需要40來小時就能從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這回拉貝整整用了10天半時間。
9月7日，拉貝回到公司經理辦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國駐中國使館寄來的，也有朋友寄來的，甚至還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員會發布的關於防空警報信號以及空襲時注意事項的通知等。
“拉貝先生，我們要走了。你也該離開這個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彈就會扔到我們頭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著打包，或準備回國，或搬到其他地方。他們告訴自己的頭兒：前天，日本的飛機扔炸彈，其中有一顆就離他們的公司所在地100多米遠。 “幾個中國人被炸死了！”同事們用誇張的手勢對拉貝說。
“嗚嗚——”就在說話時，防空警報響起。 “快快，拉貝先生，快到防空洞裡去！”已經吃過幾次日軍飛機轟炸之苦的同事們，似乎已經很有經驗了，他們一聽到警報聲，拉起拉貝就往公司院內的一個防空洞跑。
在蹲進防空洞的那一瞬，拉貝發現：自己公司的院子的地上，撐著一面約6米寬、3米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那個納粹符號“”異常醒目。
“管用嗎？”拉貝問同事。
“管用。”同事們有些驕傲地回答道，“美國和英國人都非常羨慕我們，說只有你們德國現在跟日本關係好，其他國家就難免不被日本飛機扔炸彈了。”
拉貝凝視了一會兒旗中央的那個黑色“”字，會心一笑，因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軍有一天進了南京城，或者這是個極好的擋箭牌。
防空洞很擁擠，30多個人在裡面幾乎是鼻子挨著鼻子，而且裡面積了許多水。 “這可不像是我們德國人幹的活！”拉貝借蹲在洞內的幾小時時間，細細地觀察了這個在他到北戴河時同事們挖的防空洞，覺得它水平低了些，“應該作戰時準備”。拉貝對所有事情都非常嚴謹。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貝其實沒有睡多少覺，他輾轉難眠，主要是在想：時下公司上下都鬧著要回國或搬到比較安全的漢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財產比如房子等等怎麼辦？都丟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而且我身邊有那麼多中國僱員，他們都是華北人，他們的家已經被日本人佔領了。 “先生如果不走，我們堅決跟著你留在南京！”中國僱員的話令拉貝感動萬分。 “在這種情況下，我能走嗎？”這裡是有個道德問題的。拉貝在責問自己。責問的結果是：“必須留下來，讓別人走吧。我拉貝不能走。至少不能這樣輕易就走了。”
“還有一個原因，我是一名德國納粹黨黨員呢！”拉貝的心底里閃過一個在他意識裡“特別崇高”的理由。
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應該做什麼？就是永遠不會放棄困境中的工人和窮人嘛！在拉貝的心目中，他加入的德國納粹黨就是這樣一個為工人和勞苦大眾服務的黨。
“今天善待了我近30年之久的東道主的國家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想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德國駐華大使館派人來催促拉貝走，“今天再不走，我們就很難保證你的安全了”。拉貝聽了就生氣，向使館的人這麼說。
“那就請先生自便吧。”大使館的人無奈地搖搖頭。
“韓，再帶幾個人，我們一起把防空洞重新整修一下去。”第二天一早，送走一批回國和撤離的同事後，拉貝叫上中國僱員韓湘琳等人，鑽進防空洞，又是排水，又是加固，一直忙到下午。
“除了準備吃的食品外，還要盡可能地多找些藥品來。到我家裡搬藥品去。”拉貝毅然成了一名指揮官。他帶人從自己家裡搬走了全部藥品，還有防毒氣的浸醋繃帶。
“小鬼子怎麼今天不來扔炸彈了啊？”忙碌了一天的幾個中國僱員望著天空，覺得奇怪。
拉貝也在思忖。他打開收音機，一聽便明白了：上海那邊在下雨。
“今天他們不會來了。”拉貝對大夥兒說。
“你怎麼知道的？”中國僱員們問拉貝。
“那邊有雨，飛機飛不起來。”
原來如此。中國僱員心目中的拉貝就是了不起，幹啥事都比一般人聰明和有辦法，關鍵是他心眼好。
“可我是近視呀！而且這裡——”拉貝指指自己的腹部說，“還有糖尿病！”他對中國人說他“心眼好”一知半解，於是幽默道。
“先生不僅心眼好，而且還境界高。”對韓湘琳的這句話，拉貝更有些糊塗了。
“親愛的韓，你到底是在罵我呢，還是在誇我？”
韓笑了。一天，他倆路過夫子廟，韓對拉貝說：“我說你心眼好，又有境界，就等於說你像我們偉大的老祖宗孔子一樣！”
“……”這回拉貝臉紅了，很不好意思地說，“我跟孔聖人差十萬八千里遠呢！我要永遠向他學習，他是真正的道德楷模。”
9月22日這一天，拉貝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戰機轟炸南京的威力和給在南京居住的所有人造成的心理傷害。這一天，日軍戰機從上午10點30分開始，一直轟炸到下午2點30分左右，拉貝感覺那幾個小時裡，地動山搖，28個人待在狹窄的防空洞裡，除了他和來此做客的克萊因施羅特，其他所有的中國人在防空洞內一聲不哼，嚇得甚至連氣都不敢出。
“憋氣！無論如何，誰發起了戰爭，誰就是罪人。”一向很有修養的拉貝顯然也生氣了。他是經歷過一戰的人，知道今天日本人在南京投下的炸彈數量不少。下午第二次空襲警報解除後，拉貝決意要去城裡看看轟炸的情況到底如何——他當然更多的是關心德國在這兒的財產損失情況。
坐在小車上的拉貝，看到了城內一團團火焰，於是他就往那個方向駛去。
國民黨中央黨部起火了。
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台行政大樓和播音室那棟樓起火了……
顯然日本飛機有備而來，針對國民政府的要害部門投下炸彈。但令拉貝擔憂的是，日軍的炸彈並不長眼，其中有一顆炸彈就扔在距施羅德博士（一位德國人）家不到200米的地方。拉貝走過去看了看彈坑，約6米寬、三四米深。 “上帝，要是施羅德全家不是在前一天搬到漢口去，能保證不擦破皮、震壞腦袋嗎？”望著朋友家玻璃窗破碎不堪的慘狀，拉貝想：使館要求僑民們早日離開南京並非沒有道理。
離開施羅德家，走上繁華的中山路大街，拉貝看到距德國駐華大使館不遠處也有好幾個彈坑。這裡的情況似乎還好，沒有人員傷亡。但在通向交通學校的那個街道拐彎處的情況就不妙了：一大群人正圍在那裡，嚷著哭著的都有。拉貝過去一看，一片房子成了廢墟，旁邊有個巨大的彈坑，許多人在坑內的廢墟里刨挖，說是有人壓在裡面。
“上帝喲！”拉貝看到有好幾口棺材放在坑旁，顯然有人被炸死了。
女人們一邊哭泣，一邊咒罵“小日本鬼子”。
“中央黨部那邊一個炸彈下來，就炸死了8個市民……好慘哪，有個腦袋都不知飛哪兒去了。”拉貝不會說中文，但能聽懂一些。
22日的轟炸，令拉貝親眼看到了戰爭的殘酷，同時也對南京市民多了一份同情心。他覺得自己也是南京市民之一，日本人不該對無辜的市民亂轟炸。
“我們不走！留在南京，看他們日本敢拿我們怎樣！”日本人轟炸南京，除了威懾中國國民政府外，還有一份威懾是做給同情中國和支持中國抗日的英國人和美國人看的。它的這一轟炸，不僅沒有達到目的，相反讓英國、美國還有法國使館非常生氣，這些國家的大使一致商議：不走了，就留在南京。令拉貝有些興奮的是他的德國大使也決定暫時留在南京。
“很好，除了謝爾先生走後我們沒有麵包吃了之外，我並沒有因此被日本人的炸彈嚇倒。”拉貝對自己的朋友講，這一天令他高興的還有他從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那兒帶回了一張價值1500英鎊的訂單。這個時候還能拿到這樣的訂單，西門子公司洋行上海總部對拉貝的工作表示極大的讚賞，並且在信裡表達了對他在南京的安全的擔憂。
“根據該信的意思，我可以採取一切我認為對我個人安全有利的步驟，也包括離開南京。多謝了！信使我感到高興。但是，假如我留在這裡，此刻怎麼辦理戰爭保險呢？”拉貝在這一天的日記里道出了自己內心的一份憂慮。
保險意識在西方人的頭腦裡要比我們中國早了七八十年甚至更長時間。
日本的這次大轟炸，把整個西方世界激怒了。拉貝通過上海朋友的信件和電報，在第二天知曉了當時西方各國政府和世界媒體一致譴責日本無視平民和國際法，嚴重損害平民和外國駐華使館的權益——合眾社22日電：
因為日軍的轟炸和中國軍隊高射砲的彈雨，包括了7名女性在內的20名美國人被暴露在危險之中。
儘管美英兩國對轟炸平民及私有財產提出抗議，並且法國、德國稍後也進行了交涉，市內人口最集中的地區還是受到了轟炸。其中包括美、意、德、荷的各大使館或公使館，以及事實上全部是美國等外國人居住的新住宅區。
首都的30多個地區中，平均每處落下了3枚炸彈。中國的兩大重要鐵路——津浦線和京滬線的車也未能倖免。不遠處的長江上停泊著美、英、法、意各國軍艦。
美國政府對日本在南京城的大轟炸給予了最嚴厲的抗議，這已經是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的第二次正式的強烈抗議。而且在22日日軍轟炸南京後，美國國務院不僅立即代表政府向日本國提出嚴正抗議，且馬上派駐東京大使到日本外務省提交了美國政府的抗議書。 23日的《紐約鏡報》報導如下：
國務卿赫爾抗議：轟炸南京是威脅
9月22日，發自華盛頓（國際通訊社INS）。今天，美利堅合眾國第二次向日本送達了強硬的抗議通告，對日軍向中國首都軟弱無力的居民連續進行“不恰當的”空襲提出了警告。
這次警告是針對日軍昨天晚上對南京進行殘酷、毀滅性的轟炸，作為迅速反應而提出的。
……
美利堅合眾國讓日本強烈記住以下幾點。 （1）美國對給本國國民以及所有非戰鬥人員的生命帶來危險，以及對本國官員和國民發出勸告撤離南京表示“反對”。 （2）轟炸普通居民地區“是不當的，是違背法律和人道主義原則的”。 （3）當該市受到全面轟炸時，日本所謂保證不會損害各國國民的生命和財產是虛心假意的蒙蔽。 （4）因日本在南京地區的軍事行動而發生的不管什麼樣的美國人員的傷亡及至財產的損失都應當由日方承擔責任。
通告要求日本以後不要再進行轟炸。在表明“強烈反對”以後，美國政府表明道：“衷心希望日本停止對南京及其周圍地區的轟炸。”
作為外交慣例，以書面形式正式提出抗議通告要求日方予以正式的回答。
赫爾國務卿還公開發表了美國政府通告正文。其中一部分內容如下：
本政府一直保持這種見解：不論在什麼情況下，對眾多人口從事和平活動的廣大地區進行全面的轟炸是非法的，是違背法律和人道的。
儘管一再保證“在實施預定攻擊期間，要密切嚴加註意友好國家的國民生命及其財產”，但是本政府如果根據經驗所示則不得不說：在進行空襲時，無論在任何時候，而且在任何地點，不管責任當局如何注意，在保證這些作戰地區內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方面都沒有奏效。
鑑於南京是中國政府的所在地，在該地美國大使等在美國政府機關執行重要公務這一事實，美國政府會強烈反對作為結果出現一種像強行選擇要么放棄美國使館等工作的本政府機關及其設施，要么置身於極大的危險當中那樣的情況。
因此美國政府對於因日軍在南京地區的軍事行動而產生的損害，為了政府自身以及美國國民，應該保留所有的權利，並應該衷心希望日本不要再對南京及其周圍地區進行轟炸。
外交辭令很有講究，美國政府對日軍無視他們在南京的利益和人員安全確實非常憤怒。拉貝則通過西方的媒體也了解了更多關於日軍大轟炸更真實的情況。比如《紐約郵報》對9月22日的大轟炸這樣記述：
儘管英美兩國提出抗議，上海的日本當局仍然宣稱，日本從未放棄摧毀中國抗日中心南京的意圖。在發表這一聲明期間，空襲依然持續。
……
超過一百萬的南京市民們頓時像發瘋一樣沖向已準備好的防空洞以及其他掩體，有的人則到小山上躲避。恐懼中的人們拼命地向四處逃散，街道上呈現著極度混亂的景象。
日軍飛機尚未出現，13名中國年輕飛行員駕著的美製殲擊機在隆隆的引擎聲中飛上天空，朝著西北方向飛去，以迎擊敵機。
然而沒想到的是，30至40架日機突然出現在西南方向10000英尺的空中。日機隨即俯衝下來，向政府中樞所在地城南地區投下了雨點般的炸彈。
設置在古城牆邊丘陵上的中國軍隊高射砲立即開火，砲彈在空中形成了名副其實的鋼鐵颶風。
中國殲擊機猛烈衝入日軍飛機群。不久，4架冒著火焰墜毀下來。
幾乎與此同時，另一支數量相當的日軍飛機編隊從西北方向集合衝下來，集中轟炸了南京鼓樓地區的住宅區……
記者筆下的大轟炸呈現激烈狀態，驚心動魄。西方報紙的記者還觀察了另一種現象並提出批評，如9月22日《紐約每日新聞》：
美國人被憤怒的南京市民侮辱
9月22日，星期天，經上海發自南京（美聯社）。今天，仍有少數美國人留在空襲威脅下的首都，當他們向大使館撤退時，正在不安地等待著日軍飛機來臨的、憤怒的南京市民對他們進行了多次侮辱……
其實，這一天大轟炸後，美國駐中國使館的大使等人已經逃到了停泊在長江上的“呂宋”號砲艦上。
然而拉貝對這樣的國際態度和事實真相有自己的看法。他在9月24日的日記中這樣說：“今天下了雨，雲層很低。因此我們都高興地走了出來！”他指的是下雨天，敵機不會來南京轟炸，他們從防空洞裡出來到了地面，吸到了新鮮空氣。 “所有報紙上都刊登了全體歐洲國家及美國對日本違反國際法空襲南京平民的抗議。日本人對此平靜地答复說，他們只是一如既往地轟炸了建築物或是軍事目標，絕對沒有傷害南京市民或者是歐洲友好國家僑民的意圖。其實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至今絕大部分的炸彈並未命中軍事目標，而是落到了平民百姓的頭上，而且調查表明，所有平民百姓中最貧窮的人受害最嚴重。擠滿難民的火車和倉庫，受到了最猛烈的轟炸……”
“日本人不講信譽！他們濫殺無辜！可恥！”當晚，拉貝在應邀出席德國大使館的座談會時憤怒地控訴了日本人的罪行，但對大使勸他早日離開南京表示了保留意見。
“你應該走，所有留在這裡的人都不安全。”大使陶德曼博士耐心地勸拉貝，並且告訴拉貝：德國政府已經向怡和洋行包租了一艘英國輪船“庫特沃”號。
“每天1000墨西哥比索，價格尚可。將搭載所有準備離開南京的人逆江而上，到漢口。很安全的。”大使悄悄在拉貝的耳邊說道。
拉貝還是搖搖頭。
“你太愛中國了，拉貝先生！”陶德曼博士唉了一聲，又道，“那麼至少你還有些物品需要送回國吧？”
“這個我需要。我和公司還有不少物品得離開南京，不能留給日本人當作轟炸的目標。”拉貝說。
“商人！真正的德國商人！”陶德曼博士幾分敬佩幾分嘲諷地對拉貝說。
拉貝笑道：“我就是一個真正的漢堡商人。”
日本人對美國、英國等國家的嚴正抗議並沒有放在心上，他們照舊轟炸，且越來越厲害。
9月25日，從早上9點開始，連續四個時段拉起了防空警報，拉貝和同事們幾乎一天沒有出洞，這讓他很難受很生氣。下午4點多後，他拉上韓湘琳往下關方向走，想到江邊看看大使館給他們德國準備的船舶。路上，警報又響起，這讓拉貝無法忍受，且嚇得不輕。
下關電廠是拉貝一路上看到的日軍飛機重點轟炸目標之一，8顆炸彈落在那兒，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被炸死在電廠門口，顯然這對母子是想躲避轟炸卻還沒有來得及跑進防空洞就被日本人炸死了。
“野蠻！最無恥的野蠻行徑！”拉貝看著現場的慘狀，悲憤無比。
在電廠，拉貝看到幾枚炸彈擊穿了房頂和配電設備上方的混凝土板。炸彈顯然是正好在配電房裡爆炸的，因此所有配電設備被炸得粉碎。廠裡的辦公室也完全變成了廢墟，只剩下兩根鋼筋水泥柱像一個80歲的老人彎著腰。西門子公司的職員都是優秀的工程師，對設備異常敏感。拉貝發現，電廠現在基本上徹底被毀，整個機房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大約積厚有幾厘米高，爆炸當時的衝擊波肯定十分厲害。
下關電廠是南京主要的供電來源，蔣介石對此次日軍轟炸電廠給予了高度關注。拉貝作為西門子對該廠的電機供應商，其責任是如何恢復它的發電功能。
“沒有電的城市等於回到中世紀。”拉貝在回來的路上一邊嘆息，一邊如此對韓湘琳說。
“哎，電燈亮了呀！”韓突然興奮地指指城區的街頭。
竟然有電燈亮起來了！拉貝也覺得奇怪。一打聽，原來是浦口鐵路照明電廠拉過來的電呀！
“老蔣看來是有所備戰的。”拉貝覺得中國政府對防日轟炸是蠻下功夫的。畢竟，南京是中國的首都。
“快快，拉貝先生快起床！”半夜，拉貝突然被韓等人叫醒。混亂和倉促之中的他，戴上眼鏡後，才聽清楚了外面是警報聲。
“現在是午夜2點31分哪！這日本人也太壞了吧！”拉貝看著表，極端生氣道。
“別系領帶了，先生！”中國僱員扶起拉貝就往屋外走。
拉貝這次是穿著睡衣和睡褲進的防空洞，如此穿著不正規，令這位德國紳士很不爽。
第二天，下雨了，下得還不小。
“烏拉！今天是和平的日子！”同事阿德霍爾特高興地過來對拉貝說，“今天我們好好睡一覺吧！”
“對，和平的日子為何不享受一下？”拉貝極表同意。 “和平的日子”——下雨天，南京市民和拉貝他們這些待在南京的外籍人士都太熱愛下雨天了。因為這樣的天氣小日本的飛機是不會來騷擾的。
“我補睡了一覺。美美地，多麼高興！”拉貝在日記中歡呼。
陽光燦爛的日子， 人們感到恐懼而得不到舒暢心情，下雨的天氣反而歡呼“萬歲”，這是侵略者日軍給中國人民和像拉貝這樣的在華外國人士帶來的畸形心態。
當關切著德國人利益和西門子公司利益的拉貝，再一次跑到中山路時，他又一次震驚了：在德國人開的黑姆佩爾飯店的不遠處，在天生藥房和遠洋辦事處的對面，一片中國民房被日軍的炸彈夷為平地，房子前面的一個防空洞沒有能保住裡面的平民們的生命，30多個男女市民被炸成一團團碎爛的肉泥，慘不忍睹。
“卑鄙！無恥！屠殺！侵略！”拉貝把能罵出口的憤怒全都倒了出來。面對日本人的無恥行徑，拉貝對中國的熱愛與對日本人的蔑視程度似乎是成正比例上升，尤其是對中國和中國僱員的敬佩之心。這一天晚上，西門子洋行上海總部的中國工程師周先生的到來和所說的一番話，令拉貝好一陣感動。周是應國民政府交通部的指示，冒著兩邊的戰火，用了26小時才抵達南京的，可見戰火下的兩地之間彷彿隔著千山萬水。
拉貝作為西門子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自然要接待好上海派來的同事。
“週，南京的炸彈每天都有可能在我們頭頂上面爆炸，你來此，你家人不擔心呀？”拉貝問。
周笑笑，說：“我對我妻子說了，萬一我遇到不幸，你不要指望西門子洋行，決不可對西門子洋行提出任何要求，你要回北方的老家去，和孩子們一起在那裡依靠我們自己的薄田為生。我這次出差不僅僅是為了洋行的利益，而首先是為了我的祖國的利益。”
拉貝聽完週的話，感動得快要流眼淚了。 “好樣的，週！”他為此熱烈地擁抱了周工程師。西門子在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意越做越大，除了有一大批像拉貝這樣的優秀職員外，中國僱員對公司的支持和獻身精神也起了重要作用。而拉貝對周這樣的愛國主義者的真誠與無私，表示了極大的敬佩之情。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越來越少。德國使館租借的船，已經在感恩節這天載著首批離京的人士起航。為了表示慶祝，大使在船上為所有可能出席的在南京的德籍同胞搞了一個“感恩節”慶祝活動。拉貝自然也去了，他有一個重要的任務：請完成任務後回漢口的周工程師帶走他記下的16本日記。
“你把這些東西交給德倫克哈恩先生，請他幫助我保管它。”拉貝指著4個箱子，吩咐週。
船上的感恩節雖然冒著被日機轟炸的危險，但依然開得很浪漫。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博士在慶祝會上發表了講話，對所有準備離開南京的德籍女士和留在南京的德籍男士們表示了敬意。最後大家一起喝著咖啡，唱著《國旗之歌》，三呼“德意志”和“元首”萬歲。
“怎麼聽《國旗之歌》就像聽貝多芬的《葬禮進行曲》似的。”拉貝和幾個朋友竊竊私語道。可不，因為他們身後的南京城裡又在響著一陣陣日軍轟炸引發的爆炸聲……
接下去的日子，除了指望下雨天外，就是待在防空洞裡無聊地默對著自己的同事和僱員。這不是勤奮工作的拉貝所希望的，他內心時常出現某種焦慮，但有何辦法呢？拉貝在這個時候學會了另一個本領：除了寫日記外，他在試著給一個朋友主辦的德文版《遠東新聞報》寫留守南京的特寫，並且因為感恩節那天他寫的一篇《發自船上的報導》引起了德國國內讀者的廣泛關注和好評，被朋友扯進了該報的“兼職”圈內了——《遠東新聞報》聘他當“名譽職工”。拉貝是個謙虛的人，換了別人也許很是高興，他卻有些鬱悶地回信給這位朋友——胡爾德曼先生，因為這位胡爾德曼先生由於拉貝寫的報導而把拉貝抬舉成德國人的驕傲之類的“英雄”人物了。
拉貝有些受不了。他如此回信，並在信中進而說明了他留在南京的原因和時下心態：
尊敬的胡爾德曼先生：
感謝您10月6日的親切來信。任命我為貴報“名譽職工”是您的一番美意。我深信，我的沒有頭銜的名片上在名字後面有了“《遠東新聞報》（名譽）職工”這幾個字一定會十分好看，何況我的英國朋友們十分重視字母多的名片，他們一定會羨慕死的。但是，尊敬的胡爾德曼先生，我擔心，您這是自找麻煩。您一點也不了解我！並且，我擔心您也有點低估了您的讀者。他們自稱對此“極端認真”，而我對此卻毫不介意。我正是有這個可怕的“才能”，多半能在不恰當的時候，以我的所謂幽默讓我周圍可愛的人高興一下。我想在此以我們家人之間的通信方式為例，我的男孩子，20歲，目前正在德國參加青年義務勞動，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親愛的父親！要是你能聽到這裡收音機裡對中國都說些什麼（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就好了。報紙的報導還要糟糕，我根本不願瞟上一眼。此外，我深信你的身體肯定非常好，我決不懷疑！向你致以親切的問候……”我不會去說什麼現在的局勢不嚴峻，目前的局勢的確非常嚴峻，如果有人不承認這一點，那麼他的頭腦肯定是太簡單了。局勢不僅嚴峻，而且會變得更加嚴峻。那麼怎樣才能對付目前這種嚴峻的局勢呢？我認為，應當拿出自己的最後一份幽默，對著自己的命運說上一句：“對不起，我就留在這裡不走了！”天如果整個塌下來，那麼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麻雀都會死去；如果是一枚炸彈掉下來，而且正巧掉在一隻烏鴉的頭上，那麼死的則只有烏鴉一個，它再也不會去“呱呱”叫了。但是真要到那個時候，我想，揚子江還是會一如既往地盡情流淌。現在我每日的晨禱和晚禱的祈禱詞是這樣的：“親愛的上帝，請你保佑我的家人和我的幽默，剩下來的小事情就由我自己去保佑了。”
現在你們一定想知道我們到這裡來是乾什麼的，目前我們的生活怎麼樣以及我們是怎樣甘於忍受這些轟炸的。
是這樣的，我個人是9月初在北戴河休假後，從水路繞道回到這裡的，因為我：
1. 作為一個德國商行的代表，要在這裡代表它的利益。
2. 我在這裡還有許多放心不下的破舊東西。 （儘管有個柏林女士懇切地勸告我：別胡鬧！你不該為那些不值50芬尼的破東西操心！）
3. 那好吧，我們問心無愧地承認，我想永遠做一個負責的人，不忍心在這樣的時刻對洋行的職工、傭人及其家屬棄之不顧，而是想要全力幫助他們——這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
對第1點還必須指出，我們十分尊敬的中國客戶還想不斷向我們訂貨、簽訂合同，但必須按照下述條件：
支付條件：(1)簽訂合同時預付5%。
（2） 我們取得戰爭勝利後4週再支付95%。
供貨時間：2個月以內運抵南京，送貨上門。
保戰爭險：沒有必要。但如果你們願意投保，我們同意！
這當然不行，我得苦口婆心說服客戶！
對第2點還必須說明，那位柏林女士說的是對的。
對第3點來說，首先還要有一個十分安全的防空洞，顯然我們並沒有。我在這裡所見過的防空洞，沒有一個是很安全的，但它們看上去全都是防空洞，而這就足夠了！
……我們都知道拉貝建立南京安全區並拯救了數万南京市民的生命，其實在日軍進城之前，拉貝還有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拉貝式防空洞”。
從1937年8月開始，日本人在上海挑起事端並引發淞滬大戰的3個月裡，日軍飛機開始不斷襲擊南京等地，大轟炸讓無數無辜的生命逝於炮火之下，而這也是日本人犯下的屠殺之罪。 “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殺害中國30萬人”，實際上並沒有包含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之前的這幾個月的大轟炸中死亡的中國平民人數。而防空洞幾乎就是平民們唯一可以防身保命的設施。但許多民間防禦設施不夠牢固，有不少人在轟炸的震蕩之中被倒塌的地洞壓死。拉貝發現了這個情況，他是德國工程師出身，德國人做事嚴謹認真，技術能力超群，他摸索出一套修建堅固耐用防空洞的經驗。 “拉貝式防空洞”先是在德國同事和駐京外籍使館人員與傳教士中流傳開來，後又被南京市民甚至部分守城軍隊及政府部門所採用。這讓許多人免於因防空洞的不堅固而喪命或受傷。這個功勞，應當給拉貝記上。
拉貝是這樣把自己的這一經驗通過信的形式告訴朋友的，而朋友又通過報紙給傳播了出去——
人們是怎樣建築防空洞的？如果他有許多錢，就委託一位中國的防空洞建築師承辦一切（自然，首先是因為他本人一竅不通方可選擇這一方案），付給他——建築師500元～3 000元。這樣建築師便可分別按照付款的多少，運來大方木料、厚木板、沙袋、鐵軌、陶土水泥管，以及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的大堆大堆東西，事情就完了。我是自己操辦這事的，就是說，我僱用了10名苦力，吩咐他們挖一個深坑（矩形的），一直挖到雙腳浸水為止，坑深1.5米時就出現了水。於是，我們在坑底舖一些牆磚和圓木頭，然後再鋪上地板。地板上必須留一個洞，以便我們能夠取到地下水。你們一定聽說過怎樣降低地下水位，真是簡單極了！只要每天放一隻桶或是空的食品罐頭下去。我們還在牆邊豎了幾根柱子，支撐住上面的橫梁，再把方形厚木板放在上面，然後覆蓋泥土，要許多許多泥土和沙，堆成一個約1.5米高的土丘，再把妻子的花盆放在上面，我們稱這花盆是偽裝，日本飛機就不會識別出下面藏著什麼。更使日本人不易察覺的是我們把這個巧妙的地下坑洞建築在一棵樹的底下，樹根這時可能就長在它的上面。我們給四周的牆壁蒙上乾淨的草墊子，開了兩個門，一個門供人們進出，一個門專供運送貨物。後來還在這兩個門外壘了沙袋路障，保護不受炸彈爆炸產生的氣浪破壞。
人們都跑到我這個防空洞裡來佔位子！為什麼？我不知道！它有這樣的名聲：特別牢固。
我在建築這個“英雄地下室”時，估計最多可坐12個人。但在建築好以後發現我大大地估計錯了。我們共有30個人，坐在那裡就像罐頭里的沙丁魚一般。所有這些人是從哪裡來的呢？十分簡單！我的每個勤雜工都有妻子，有孩子，有父親、母親、祖父和祖母，如果他沒有孩子，就收養一個！ （順便說一下，多麼興旺的業務！）此外，我還得接納一個鄰居和他的家人。他是一個鞋匠，戰前我曾對他發過火，因為他把20%的扣頭計算在製鞋價格之中。後來突然發現他是我傭人的一個親戚，我能怎麼辦呢？我讓他們都進來了。我不能讓自己丟臉呀！我在這個地下室裡給自己放了一張辦公室的椅子，其他人都蹲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我自己理所當然地也得進入這個防空洞，至少在轟炸離得很近而且很厲害的時候是如此。並且，我坐在裡面時，孩子們和女人們會由於看見我也可憐巴巴地坐在裡面而感到放心。這時我發覺，我在北戴河下決心盡快地趕回來是做得對的。
假如現在我這麼寫，說我一點也不害怕，那我一定是在撒謊。在防空洞開始劇烈震動時，也有一種感覺悄悄爬上我的心頭，類似“哎呀，我們要再見了”！在我的防空洞裡有一隻家用藥箱、手提燈、鏟子、十字鎬和榫鑿，但是，坦率地說，當我想到，我們大家有可能都會被埋在這個老鼠洞裡時，那些東西並沒有給我提供多大的安全感。說真的，是害怕了。可是，為了消除害怕，說幾句快活的話，或編造一個笑話，大家跟著笑一笑，炸彈的威力就大大減小了！老實說，只要炸彈沒有剛好落到自己的頭上，人們逐漸地也習慣了狂轟濫炸。每次轟炸的間隔時，孩子們都迅速地跑出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無法想像得出，這時會發生什麼事。
夜間轟炸既有弊也有利。第一次警報信號響過幾分鐘後，電廠拉斷了電。領帶可以不要，但在這幾分鐘內我至少必須穿好褲子和皮靴。然後，當我把所有要保護的伙伴安全地藏進地下室後，才可以悄悄地在暗處坐下。繼而我經常會摸索著回到我的起居室裡去，悄悄地找一張最舒適的椅子，轉眼間便睡著了。這是我在孩提時代練就的功夫，那時，只要下雷陣雨，我就常常這麼做。
可是（我們的室內生活寫得太多了）只要危險一過去，防空洞裡的客人們和我之間的家庭式關係自然也就中止了。必須是這樣。除去工資以外，必須有一個區別，不至於會失去紀律。
現在再寫一點有關這個城市和警報信號的情況：
誰要是在戰前即兩個月前，熟悉這個重新繁榮起來的南京城的，誰要是在當時，特別是中午時分，觀察過市中心繁忙的交通情況的，如果他聽說過大約100萬～120萬居民中至少已有80萬人離開了這個城市，那他對現在城裡到處是死一般的寂靜和幾乎空蕩蕩的街道和廣場就不再會感到驚訝了。所有紅色的磚瓦屋頂都刷成了黑色，就連整個紅磚瓦的住宅區也都刷成了黑顏色。每隔50米～100米就有供行人躲避用的防空洞，有些只是上面堆些土的洞，剛好夠一個人爬進去。
所有的電影院、大部分旅館、絕大部分商店和藥房都已關閉。有些小手工業者還在半開著的大門和百葉窗後面悄無聲息地干活。
一排排的房子之間，可以看到一些缺口，面積大約有6所～12所房子那麼大，這是轟炸造成的破壞。但是事情過後呢，人死了（雖然不是很多，但也夠多了），現場清理乾淨了，於是便幾乎不再有人注意這些缺口，事情也就忘記了。
同樣也漆成了黑色的公共汽車還在行駛，在中央各部等單位下班時車裡擠得滿滿的，因為政府官員都照樣工作，星期天也如此！街上的秩序是無可指摘的。軍人、警察和平民糾察隊謙和而正確地履行著他們的義務。在兩枚炸彈炸開了中山路主幹道的碎石路面半個小時後，就已填補了那些坑洞，修復好了路面。修路時交通一點也沒有中斷。
沒有一個外國人（這裡的外國人已經不多，德國人約有12名婦女和60名男子）受到過乾擾。相反，人們都懷著驚訝的好感注視著我們這些還堅持留在這裡的外國人！
……
“謝天謝地，我們仍然健康。”
“感謝上帝，我們仍然活著。”
在上海中國軍隊與日本軍隊打得越來越激烈的那些日子裡，這是南京城裡的拉貝和市民們每天都在重複的兩句話。
然而，畢竟南京已經不再安全，尤其是敵機的轟炸，人們的心情已經被徹底地攪亂了。比如10月19日這一天，拉貝甚至非常憤怒了——
開始是不到凌晨2點鐘，警報就響起。睡眠中的拉貝剛剛穿上第二隻靴子，炸彈就已經落了下來，整個房子都在抖動。
“里貝，你怎麼還在睡呀？”拉貝見自己的伙伴躺在那裡一動不動。
“嗚嗚——”第二次警報再度響起。
“餵，里貝！第二次警報了！”一般情況下，第二次警報響起，意味著更大的轟炸即至。拉貝見里貝還沒有動彈，有些生氣和著急了。
“是是是，我聽到了！聽到了！”里貝這回才開始起身，動作依然漫不經心似的。
走進防空洞，拉貝看著洞內擠得滿滿噹噹的就來氣了：有個遠洋公司的胖傢伙，一人佔了幾個人的位子，把身邊的婦女和小孩子擠在一邊。
“我希望你調整一下。這裡的位子本來就不多，你不能一個人佔了女士和孩子的三個位子……”拉貝走過去，衝那胖子便說，結果話還沒說完，不小心腳底一滑，掉進了洞內的地下水溝，臂部濕透。
見鬼！早晨，拉貝從洞內出來，第一件事就是寫了一份“公告”式的通知：
凡經常使用我的耐轟炸的防空洞者，必須遵守下述規定：即應該讓孩子們和婦女們（無論是誰）佔用最安全的位子，也就是防空洞中間的位子。男子們只可使用兩邊的坐位或站位。
“通知”貼在防空洞入口處，非常醒目。
“這個老鴰（拉貝的外號），他做事真夠認真啊！”周圍鄰居們看了拉貝的“通知”都笑了，說拉貝就是個“好人”，唯獨那胖子臉上露出不高興的樣子。
日本人夠折騰人的。凌晨4點來鐘，警報剛剛解除，還不到半小時，警報再起。拉貝疲倦地穿上衣服，往洞裡剛站上不到幾分鐘，警報又解除了。原來，是一次虛傳敵情：天上飛著的是蔣介石自己軍隊的巡邏殲擊機。
“亂套了！”人們的嘴裡都在埋怨。但又能怪誰呢？拉貝安慰大家說：“非常時期，非常狀態也算正常。”
話雖這麼說，拉貝自己心裡也很悶氣，因為剛躺下，外面突然傳來高射砲聲——地面的部隊朝天空激烈開砲開槍。 “徹底亂套了！”拉貝心想，“千萬別自己的砲打著了自己的飛機喲！”
反正砲彈落不到自己的頭上，睡吧！拉貝將被子往自己的身上一拉，蒙頭照睡。可似乎又睡不著——大早晨的，怎麼辦？起來洗個澡吧。
拉貝走進了浴室。
8點55分，警報又響起。 “這麼下去，今天就別想再乾什麼工作了！日本人真是太沒有教養了，連起碼的信譽都不講！”里貝站在門口對著天空直罵。
9點55分時，警報又解除，敵機沒有在天空出現，據說日本人的飛機飛過南京，到了北邊什麼地方去了。
真是活見鬼！
中午12點15分，警報再次響起。 “別管它，估計又是放空砲！”許多人對此漫不經心了，連一向認真的拉貝也沒了多少警惕性，慢吞吞地不想管警報不警報了，反正第二次警報響後還來得及進洞裡。
“轟隆——”突然，一聲巨響就在拉貝他們的附近。 “快快！快進洞！”這回是真轟炸了！
拉貝等驚慌失措地剛鑽進防空洞，便聽見天空中激烈的砲擊聲。有膽大的人從洞口探出頭往上面看——陽光下，數架飛機也搞不清是敵機還是蔣介石的空軍部隊，反正在天上打成一團，地面的砲火更是雷霆萬鈞般射向空中……
日軍飛機在這一天襲擊了南京城北和城南，甚至連與拉貝他們有密切業務聯繫的電廠也慘遭轟炸。而最受破壞的是浦口鐵路局及附近的煤場，有9人死亡，10餘人受傷。
第二天，這樣的轟炸在繼續，死傷的人數也一直在上升。然而南京人似乎對這樣的情況變得很習慣了，只要小日本鬼子的飛機不是過度的轟炸，空襲便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一樣。
拉貝他們可以看到一些從上海轉郵過來的德、英、美等國的外文報刊，這些報刊都不時有文章說，南京人對日本人的飛機空襲已經習慣了，“這太誇張了！讓他們來試試看！”拉貝有些生氣這樣的報導不負責，不過當里貝問他難道你不是也習慣了進洞出洞時，拉貝又苦笑著點點頭。
“可不是，你不習慣又能怎麼樣呢？”拉貝心想。
10月24日，星期天。拉貝認為他的中國夥伴韓湘琳做其他事、說其他話都很到位，唯獨說日本人不會星期天“下蛋”——轟炸，是“胡扯”。這不，在今天這個“一碧如洗”的星期天裡，炸彈在城北、城南如雨點般地落下，比任何時間裡“下蛋”都多。
“今天日本人是為了紀念他們下蛋700枚才這麼幹的！”韓向拉貝解釋。
“700枚了？！”拉貝跟著韓趁中午時間空襲剛過的間隙，跑到一家中國人開的“德國肉店”，在那裡他發現了9瓶“愛福”牌啤酒。 “統統要。”拉貝像見了珍寶一般，全部買了下來。晚上與前來看望他的一名德國朋友痛飲了一通。
大轟炸的第二天10月25日，拉貝十分高興，因為這一天是他和愛妻結婚28週年紀念日，他收到了遠在北平的妻子多拉托韓先生為他送來的4盆菊花，還有愛寫詩的妻子的詩，這讓他興奮不已。
妻子的詩這樣寫道：
是啊，一個智者也決定不了與家人的合與分，這就是戰爭下的世界。拉貝對自己妻子的才情深感佩服，同時也為自己身處戰爭的旋渦中心頗有些傷感和擔憂。
南京電廠是拉貝他們西門子公司在華的一個重要生意項目，里貝就負責這一塊工作。由於日軍的飛機不斷轟炸，電廠的維修成了頭等大事。作為西門子洋行的南京辦事處負責人，拉貝以高度的責任擔負起電廠的正常運轉。讓他欣慰的是，幾台渦輪機運轉一直正常，而且那台老式的博爾齊鍋爐還在正常工作著。 “這是6年前的貨，你們看清楚了吧：我們德國的貨比美國鍋爐強吧！”拉貝對那些總認為什麼東西都是美國貨好的中國人很不理解，他用事實告訴他們，真正過硬的貨是他們德國人造的。
結婚紀念日的第二天，拉貝拉著已經出色完成公司交待的維修任務的里貝一起到電廠。原本里貝是要走的，但上海西門子洋行駐華總部發來一份被拉貝認為是“最好的電報”說：里貝暫時可以繼續留下來工作，不急走。 “伙計，你得留下來陪著我天天吃日本人下的蛋啊！”他與里貝已經很有感情了。
到電廠的路上，拉貝他們聽說了一個準確的消息：日本人已經佔領了太倉。這就證明，中國首都南京的外圍防線又被撕破了一道。好在還有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日本人在上海已經戰死了一萬人。
看來蔣介石的軍隊在上海幹得不算太爛！
但從友人那裡獲得的南京情況又讓拉貝情緒低沉：日本飛機在過去的60多次空襲中，已經造成2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傷，還有大量難民紛紛逃亡……
“聽說了沒有，蔣夫人昨天在去上海的路上，汽車駛進了一條溝裡，她被扔出車子好幾米，肋骨斷了好幾根！”這個消息讓拉貝感覺對中國而言，是不是意味著兇多吉少？
“看，拉貝先生，你公司總部又寄來一大包聖誕禮物！”韓先生從車子裡抱回一大包郵件，交到拉貝手裡。
“太美了！”拉貝一看，是辛施兄弟公司從漢堡寄給他的100份1938年的德國新日曆，這日曆可以用作日曆，又能記事，所以很受拉貝他們歡迎，也可以作為禮物送給相關客戶。
看著一張張精美的漢堡冬季風景明信片，拉貝的那顆心“變軟了”。
聖誕節又快要到來了，怎麼在中國就沒有一點兒感覺呀！如果在自己的故鄉，現在這10月份就該忙碌聖誕節的事了，然而在南京——戰火下的南京，他這個漢堡人幾乎把這事給忘了——拉貝想到此處，不由熱淚盈眶……“喂喂，別哭呀拉貝先生，過去你可不是這個樣的！”
拉貝自己勉勵自己。這一夜，他坐在防空洞裡，想起自己的家鄉漢堡，又想起自己的妻子與兒女，不由感慨萬千——
德國人愛寫詩。不過比起拉貝妻子的詩，這首似乎缺了點我們中國人所講的韻味，不是嗎？這個冷面紅心的“納粹”！其實他內心還是炙熱的，只是他的表面如鋼鐵一般。
進洞，出洞。天天無數次的折騰，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去工作，催賬、收款，以及幫助中國人恢復設備等等，拉貝終於病倒了……病得還不輕。
醫生給他開了許多藥，價格是平時的三倍多！精細的拉貝注意到這一點。他想讓妻子寄些藥來，可又不敢發電報給她。如果那樣的話，妻子一定會毫不理會日本人的飛機和炸彈跑到南京來。 “那樣又太傻了！”拉貝內心深深地責備自己。可是人家陶德曼大使的夫人就留在了南京，她能做到，我的妻子為什麼就不能？
“不行不行，我有這個念頭就是犯罪。是對妻子的犯罪念頭。”
拉貝拿起阿司匹林，猛地往嘴裡塞，然後喝上滿滿的一杯水。他在日記上寫道：“如果一個漢堡人和一個柏林人走到一起，通常會產生意見分歧。這肯定是出於古代他們好爭論的原因，就是說，他們每個人都自稱有最偉大的'快舌'，即最偉大的辯才。我當然站在漢堡人一邊。漢堡人說話也許會誇張，他們的話也許要打些折扣；但柏林人純粹是'吹牛皮'，這就更差勁了！例如柏林人說：'傻瓜就是傻瓜，是無藥可救的，即使阿司匹林也不頂用！'這不對！阿司匹林對我就起了作用，今天我感到已有起色……”
拉貝感謝阿司匹林——他的病明顯好轉了。日記還沒有寫完，防空警報又響起，拉貝被韓湘琳等人從床上拉起，飛步躲進防空洞。
“先生，我聽上面說，要讓市民們準備三天的飯……”韓對拉貝說。
“為什麼？”拉貝不解。
“這不你病的幾天日本人的飛機沒有來過……”
“這是下雨的緣故吧！可不是日本人對我的照顧。”拉貝說。
“是的。但你知道，下過雨後，日本人一定會大規模地轟炸南京，而且肯定要比平時轟炸得還要猛烈和時間長。”韓說。
準備三天飯，就是說要在暗無天日的洞裡待三天？ ！拉貝搖搖頭，又非常無奈地長嘆起來。他翻開日記本，繼續寫道：“一場現代化的戰爭就是地球上的一座閻王殿，我們在中國正經歷著這場災難，若與歐洲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相比，也許它只是一場兒戲。但願善良的命運之神保佑我們免受此難！”
炸彈仍然在洞外發出巨響。拉貝和南京人並沒有受到上帝的保佑，日本人強加於他們頭上的戰爭之苦，正在不斷加劇，更深的苦難還在後面……
雨後的南京，人們感覺頭頂上的炸彈像過節放鞭炮一樣，“劈裡啪啦”亂響。令拉貝感到奇怪的是，中方應對日機的防空戰鬥機不知什麼時候竟然銷聲匿跡了。這是怎麼回事？
“老蔣在上海已經打得沒力氣了！南京看來也快保不住了！”還是韓湘琳等中國人了解情況。
如此看來，剩下的時間只能是聽天由命了！拉貝參加過一戰和非洲的戰事，明白自己所身處的南京著實命運不佳。這種日益多變的形勢，可以從種種跡象判斷出來：他身邊的中國幫工——那些辦公室的勤雜工和傭人紛紛被徵召去當兵了，而且年齡都在30歲至35歲之間，他們可能只是早上受訓幾個小時，中午就被拉往前線與日本人打仗去了，其命運大多也是兇多吉少。
“蔣先生真是扛不住了！”拉貝和留在城裡的幾個德國夥伴私下里議論著，剩下的問題只有一個：他們這些“老外”到底今後在南京還能幹什麼事？這是拉貝等人最關注的。
雨，仍然下個不停。對拉貝來說，他最討厭下雨，因為一下雨他的防空洞裡面就會滲進許多水，這對一個德國人來說是絕對反感的事，尤其是對像西門子這樣大公司的職員來說，凡是與“工程”和“機械”相關的事，有瑕疵是不行的，無論你有什麼理由。但在南京，下雨對多數人來說是好事甚至是極好的事——日本飛機就不會再出現在頭頂上了。
11月12日這一天日本飛機還真沒有來，南京市民們與拉貝都認為是下雨的原因。其實這一天日本人就沒有打算到南京來，因為他們此時此刻正在上海慶祝“偉大勝利”呢——他們在鐵蹄和刺刀的共同努力下，已經把國民政府在上海市的牌子扔進了黃浦江里，換上了他們的太陽旗……
“升旗！今天你要升中國國旗！”辦公室留下來的一名姓蔡的勤雜工一早過來向拉貝傳達上面的指令。
“為什麼？我是德國人，我不可能把德國的旗降下來，換上你們中國的青天白日旗的！”拉貝斷然拒絕。
“這、這……這又不是我的意思，是政府的意思嘛！”蔡很委屈地說。
“我不管是誰的命令，在我的這塊地盤上，誰也別想降下我們德國的國旗。”拉貝氣呼呼地嘀咕道，“這是我們公司一貫的立場！也是我們公司與貴國貿易條約的內容之一。誰都不能隨便破壞！”
又一位姓張的過來了，他拉住拉貝說：“不是的。是蔡搞錯了。今天是孫中山先生的誕辰紀念日，政府要求我們下半旗以示哀悼紀念。”
“我到底聽你們哪一個的？”拉貝似乎真生氣了。
“是他錯了。聽我的沒錯。”姓張的堆著笑臉，對拉貝道。
拉貝總算明白其意，於是道：“那就把德國旗和你們的國旗一起升上去，再降半旗。”
拉貝親眼看著兩位中國勤雜工把旗幟升上後才搖搖頭，進了屋。心想：這些中國人，辦什麼事都不能說個明白。
上海失守，受難的不止中國人，拉貝他們也慘遭損失和傷害。從上海運輸公司那裡得知：前日離開南京的里貝在路途上遭到日本飛機的襲擊，人沒有死，身邊的幾個箱子全被炸爛了。 “你們給我記個單子，等戰爭結束後，我一定要讓日本人加倍賠償！”拉貝這回真是氣得眼鏡幾次從鼻樑上掉下。他托里貝隨身帶的東西喪失殆盡，能不叫他心疼？
南京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中國政府部門的人都像暴雨前的螞蟻，人人都在忙著打包搬家——南京國民政府要害部門基本要搬空了，剩下的政府部門和各種機構也都你爭我奪地在動用各種可能的運輸工具為自己忙碌。有錢的市民則在千方百計投奔親友或往香港、漢口甚至更遠的地方搬遷。留下的窮人們越來越沒有指望，他們的臉部表情都是呆滯的。
拉貝他們這樣的外國人，已經是少數了。每個國家都有大使館在協調各自的僑民撤離，下關口的長江上停留著十幾艘洋船，隨時在準備著出發。德國人也僅剩一艘“庫特沃”號船，是大使館作為最後運送德國僑民撤離南京的唯一機會。 “庫特沃”只有50個臥舖，於是能夠擠上“庫特沃”的也算運氣了。
“無論如何，請拉貝先生幫忙了，我和妻子想搭你們的船到漢口，求求您了。請您跟船老闆說說，加倍給錢我們也願意。”一位姓王的工程師來找拉貝，他是軍事通訊學校的工程師，與西門子有業務往來，也算是拉貝的生意夥伴。
“你等等，我去請示一下大使先生。”拉貝是熱心人，能幫助別人的事他一定想盡辦法去做。可這回他是垂頭喪氣回來的。
拉貝似乎很沒有面子地向王先生報告：“大使堅決拒絕，說只能給德國人留位子……”“不過，大使還算給了我一點面子：你的妻子是奧地利人，大使答應她可以上船，但王先生你不行。”拉貝補充說。
王先生徵求妻子：“行嗎？”
“不行！你不在我身邊，我無法活下去！”洋妻子像搖撥浪鼓似的晃著頭，眼淚都要出來了。
拉貝只得雙手一攤：“這就沒辦法了！”
看著朋友傷心地離開，拉貝緊握拳頭，咬著牙根，道：這些賬都該算在日本人頭上！
11月17日，還是雨天。南京人比較喜歡，用拉貝的話說：“我們現在真的不需要炸彈了，這裡已經亂成一片。”
不管是白天還是黑夜，南京大街上熙熙攘攘、亂七八糟，汽車、馬車、三輪車……凡是能滾動的東西都用上了。甚至還能看到成群結隊的大卡車和坦克車在街頭行駛，它們都在做一件事：裝運東西，撤離南京城。在這個撤離和裝運隊伍裡，拉貝是其中的一個——他本人已經作好為公司留在南京到最後時刻的準備，但他的同事和朋友都要走了，還有拉貝自己家的許多物品也需要搬運到另外的安全地方，故此刻他也成了忙碌人群中的一員。拉貝想不到的還有一件事，就是諸多朋友聽說他要留在南京，紛紛找他，請求他幫助看守和照看他們的房子及搬不走的物品。
“我的這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