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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17.被害者的自述

南京大屠殺全紀實 何建明 12239 2018-03-14
不管是自己,還是自己的母親或自己的親姐妹,被人姦污,被人蹂躪,尤其是被一群異國的野蠻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強姦與輪姦,這樣的事是誰都不願意再從自己的口中說出來的。當年南京大屠殺時那些被害受難的人們是這樣,幾十年後仍然是這樣。然而,為了清算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殺時的無恥行徑,在20世紀4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政府和民間人士,為了核實清楚日軍在佔領南京時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先後數次對當年那些被日兵強姦和輪姦過的受難者進行了面對面的調查。目前南京市政府、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及南京大學等單位都保存和收集了數以千計的日軍強姦和輪姦中國婦女的當事者的口述材料。這些材料極其可貴,證明了日軍犯罪的事實。更可貴和值得尊敬的是這些受難者丟棄了自己被辱的臉面而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控訴日軍的暴行。如果不是為了清算和證明日軍的暴行,筆者相信不會有哪個中國婦女和中國男人願意將自己和自己的親人被姦污的事袒露在世人面前。下面選擇了幾位受害者當時的口述,她們(他們)接受采訪時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在此筆者先要向她們(他們)表示最誠摯的敬意。當筆者閱讀這些“口述”時,忍不住與她們(他們)一起流淚,一起憤怒——

鄭桂英:女,1921年11月9日生 1937年12月時16歲,家住雨花台鄧府山 我叫鄭桂英,日軍南京大屠殺時我16歲,住雨花台鄧府山,家有大伯伯、丈夫和我三口人,叔叔、嬸嬸與我們分開過。 日軍進城時,我們“跑反”到了南京郊區沙洲圩。我們幾十個人住在一個四周有水的窪地中間搭建的簡易大棚子裡避難。有一天,一隊日本兵來了,在河對岸“餵!餵!”地喊,要我們划船過去接他們。把他們接過來後,日本兵就坐在凳子上笑。我們不知道他們來幹什麼,開始還不怎麼害怕,等到日本兵把一個小姑娘抓進屋裡強姦後,才突然感到害怕。日本兵掛著東洋刀,端著槍,一個日本兵突然“砰”地打了一槍,我們嚇壞了,很害怕,就從沙洲圩往山里跑。那個被日軍強奸的姑娘則一路上邊跑邊哭,十分可憐。後來日本兵又跑到另一個小村莊,村里留下的9個人被他們打死了8人。為什麼呢?因為日本兵進村時,村里的姑娘們都逃難跑了,日本兵找不著“花姑娘”,就開始殺人。活下來的那個人讓我們“快走,快走”,嚇得我們連忙往山里跑。

我們在山里躲了將近一個冬天,到了第二年(1938年)開春“安定”時才回來,村子里二三十家房子被燒光了,20多個人集中住在半間未倒塌的破房子裡。我當時16歲,個子比較矮,穿著破套褲,臉上塗上灰。一天,有輛日本兵的汽車開過來,停在路邊,下來一群日本兵,掛著東洋刀,都很年輕,大約20多歲。有個日本兵要抓我,村上有一位叫小二子的人對日本兵說:“她還小,才10歲,是個小孩!”當時還有幾個姑娘躲在床底下,日軍發現床下有人,就過去抓她們了,我就乘機跑掉了。這些姑娘就沒有像我那麼幸運了。 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濘路上,碰上一個日本兵,被抓住了,沒辦法,我對他說:“先生,害怕,害怕!”他拉我往沒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幹什麼,如果按他的要求辦,就沒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處破房子,裡面躲著一些婦女,我乾奶奶也在其中。她為我向那個日本兵求饒,被打了兩個嘴巴後,日本兵放了一槍就走了。

後來,又來了一群日本兵,拖著一個姑娘進屋裡強姦,外屋的人都嚇得不敢去救她。有一個老太向另一個日本兵求饒,因為這個女孩是她的侄女,那個日本兵就往這個老太太身上亂摸。日本兵強姦以後就走了。後來我們又躲在墳攤裡,結果又被日本兵發現,嚇得我們拼命跑,尿都撒在褲子裡,與我一起的那個姑娘,就是前面所講的那個姑娘又被抓住,再次遭到日軍強姦。那個日本兵要我走開,姑娘要我陪著她,可是我太害怕了,就逃跑了,我踩著壕溝裡遇難者已發泡的屍體,翻過兩個山頭,才逃脫。 日軍還殺了很多人,有個姓李的,還有個姓方的,另一個記不清了,三個都被殺了。日軍還用繩子捆著很多人,用機關槍掃射,有的婦女被姦後又被殺死。有個大媽,大雪天裡被日軍強姦後又推進河裡,她向岸邊掙扎,日軍又嘻嘻哈哈地笑著把她推進河裡……我有個嬸嬸的母親,躲進防空洞裡,日軍就放火用煙熏她,從洞裡拖進拖出共三次,反复地折磨她。

在雨花台普德寺一帶,有兩三處“萬人坑”,一個坑就有一間房子大;我親眼看到,紅字會在這裡埋了許多老百姓的屍體,死人中還有小孩。 唐潤珍,女,1925年3月31日生,漢族,祖籍江都 1937年12月時12歲,家住南台巷2號 我叫唐潤珍,1937年時我住南台巷2號。家中有哥哥、弟弟、妹妹、父母和我,我父親是織絨的。 我哥哥名叫唐正年,當時30多歲,是瓦匠。日本兵進城後,他正在南台巷巷口,被日本兵抓住,用亂刀戳死。當時我爬到別人家樓閣上躲著,一直等日本兵走了才下來。家里人都害怕日本兵,不敢出去替哥哥收屍,後來是紅字會把他的屍體運走掩埋了。 當時與我哥哥一起被日本兵用刺刀殺死的還有三個鄰居,其中一個姓井,他的母親在鄉下也被日本兵糟蹋死了;另一個是拉黃包車的,40歲左右,還有一個記不清了。

我們院子裡還被日本兵殺死了一個人,院子裡的牆上寫著他臨終前的血書,即他的名字和住址——顏料坊,死者是求好心人為他向其家人報信的。 有一天,我們便跑到顏料坊去找,終於找著了死者的後人,住顏料坊11號,他們過來把字鏟了下來,用死者的衣服包起來埋了。原來這個人看到鬼子來了,便往院子裡跑,結果還是被日本人追上戳了數刀,死前他在牆上用自己的血寫下名字及住址,有些字看不清楚,但“顏料坊”幾個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乾河沿難民區,我還見到日本兵帶走了兩個姊妹,十六七歲的樣子,都被糟蹋了,姐姐是被弄死了,妹妹井紅寶不久回來了,現仍健在,住南台巷。 我還知道,鐵管巷有一個日軍慰安所,兩層樓小洋房,裡面的妓女全為日本人。

我哥哥被殺當天晚上,我們全家逃到干河沿難民區,住在樓梯過道裡,每天靠領稀飯度日。日本兵有時爬過牆頭找中國姑娘,我曾親眼見到一位婦女被抓走(這個人現在還活著)。 丁伯祥,男,1924年10月12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3歲,家住佛心橋8號 日本人進南京那年我13歲,家住佛心橋8號,我家有7口人:祖母、父親、母親,還有我們兄弟四人。日本兵進城之前,父母帶著我們兄弟四人逃到江寧縣陶吳去了。 60多歲的祖母留在家中看門,日本兵來了,向她要“花姑娘”,她說沒有,日本兵便用腳踢她,還打她的嘴巴,後來她跑到難民區去了。這些都是我們從江寧回南京後,她告訴我們的。 我們家門口死的人很多,有個姓陳的老太,60多歲了,她兒子是皮匠,她被日本人強姦,還被用瓶子塞入下身陰部,屍體被扔在水塘邊。有個外號叫夏三禿子的,四五十歲了,在家看門,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沒找到,也被戳死了。

日本兵還強奸了一個姓黃的婦女,並叫一個名為朱漆的男人和她發生性關係,朱磕頭求饒,不肯幹,日本人就戳了他一刀,血流得一地,幸好沒死。 王華治,男,1926年10月25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1歲,家住滄波門街後村48號 我叫王華治,1937年侵華日軍侵占南京前,我家住南京滄波門街後村48號。家裡有8口人,母親王曹氏(48歲)、哥哥王華林(24歲)、嫂嫂王曹氏(18歲)、姐姐王華珍,還有表姐、堂姐、堂兄弟和我。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占南京時,我們逃到江寧縣的茅山寺廟裡。在廟前樹下,我看見有三個和尚被日軍砍死了,他們的血還是熱的。 1938年正月初七,我哥哥王華林和我家幫工梁東來(時年23歲,南京板橋人),與同村另外兩人,共4個人,從滄波門到龍潭挑糧食,路過麒麟門時,4個人被日本兵殺死3個,另一個人也受了傷,腿被打折了。其中我哥哥王華林、幫工梁東來都被殺身亡。

當時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殺7刀,在他還未斷氣時,向著我家滄波門的方向,忍著傷痛在雪地裡爬了兩裡多路,到了灣營村旁因傷勢過重,流血過多而死去,他的10個手指都磨掉了一節,棉褲膝蓋處都磨通了,沿路留下了斑斑血跡。 我親眼看見了收埋哥哥屍體時的慘狀。哥哥他們遇難的消息,是和哥哥他們同時遭劫的4個人中那個受傷的唯一倖存者爬回來告訴我家的。 1938年4月,嫂嫂王曹氏被日本兵強奸了。因丈夫被殺、她本人受辱,受到極大的刺激,嫂子的精神失常了,後來還生下一個女孩,是日本兵強姦留下的孩子,那孽種兩歲時病死了,嫂嫂在1988年去世。 堂姐王華英也被日軍強姦過,她當時才15歲,堂姐於1984年去世。 王秀蘭,女,1914年8月11日生

1937年12月時23歲,家住南京草場門 我家原來是在草場門種菜的,我是獨生女。南京要打仗了,中央軍將我們攆到城裡。我的干爹趙永興,當時50多歲,也是種菜的,他住在鼓樓四條巷6號,我們一家便搬過去與他同住。 我從農曆九月份開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學做旗幟,那裡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10人為一班,我們所做的旗幟掛在難民區周圍。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進城的,到處殺人,抓婦女,當時我與母親躲在金陵女子大學,住在三百號樓,母親有時到四條巷6號看看。冬月十八日,也就是日本鬼子進城後的第8天,幾個鬼子到四條巷6號,他們先是搜東西,我父親王仕和當時50歲,鬼子在他身上沒搜到錢,就將他打倒在地,在他肋下戳了兩刀,我父親捂著傷口忍痛逃到隔壁5號躲了起來。第二天,他被送到鼓樓醫院治療,肺全戳爛了,半年後他就死了。我乾爹趙永興的頭上也被砍了幾刀,當時沒死,用菸葉子敷傷口,過了幾個月也死了。

住在我乾爹對門的人家姓邵,邵姓老夫妻倆捨不得在水西門開的藥舖子,沒離開南京,他們20多歲的小兒子又捨不得老兩口,就留了下來。邵少爺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12刀,叫喊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他媽媽也哭死了。邵小姐,也就是邵少爺的妹妹,在幾個鬼子輪姦她時反抗,還打鬼子的耳光,她的乳房和下身被鬼子殘忍地割掉了。 鬼子經常拖婦女到四條巷6號家中強姦,邵大媽名叫邵張氏,當時已經50多歲了,多次遭到日本人強姦。 鼓樓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屍很多,都是老百姓,還有婦女,山西路的塘里也有很多屍體。 我父親有一次外出買東西,在回來的路上經過鼓樓下坡時,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兒把一個中國人的頭皮割開,用藥水往上灑,扒人皮,還逼我父親看,我父親嚇得要死,回家後飯也吃不下去。鬼子太殘暴了。 朱秀英,女,1925年6月16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2歲,家住中山門半山園2號 1937年,我家住在中山門半山園2號,日軍空襲南京時,我們經常躲進防空洞,我哥哥被送到鄉下姨媽家。後來日機轟炸越來越厲害,中山門也被堵起來了,母親帶著我與鄰居一起去了難民區避難。 我記得是夜裡去的,天亮時才到豆菜橋。我們帶了點米,還有兩隻雞。當時五台山、華僑路那兒難民很多,沒地方住,我們只好自己動手撿破毯子之類的東西搭棚子,後來又找來一些破蘆席用。棚子裡一下子住了那麼多人,生活很成問題,沒有廁所,大小便就在露天地裡,那時也不怕醜。 三天后,日軍進城了,漢奸讓我們把太陽旗插在門外迎接日軍。日本兵經常到豆菜橋來找“花姑娘”。一天,他們找了一個老頭,逼著讓他帶路去找女人,看中了一個30多歲的婦女,老頭乞求那個婦女說:“去吧,去吧,救救我的命吧。” 沒辦法,那個婦女就跟日本兵走了,後來她回來的時候,喉嚨都哭啞了。我還看到一個女的,一邊走,一邊哭,手摀在屁股上,她的褲子被刺刀劃開了。 我媽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搶去了,一開始,她還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後來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來,連忙把戒指給他,嚇得要死。有一天,我與鄰居的一個小姑娘去新街口,在新街口日本憲兵隊門前,我們看到有個人被抓去,衣服被脫光了,只穿一條短褲,日本兵用長刀在他身上比劃來比劃去……我們見此情況嚇得趕快往家跑。 我姑媽家住在東流,日本兵進南京後,我姑爹被殺害了。有一次,我姑媽與表弟上廁所,看到日本兵來了,掉頭就跑,結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我表弟叫席小牛,當時十二三歲,我姑媽名叫席朱氏,當時50多歲。這一情況是我母親跟我講的。 我家的3間房子被炸毀了,中山門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燒了。我們回中山門後,仍不得安寧。有一次,門口有個姓陳的60多歲老太太,在家睡午覺時,被日本兵強奸了,哭得要死,我媽與鄰居去勸她想開一點。 我們住在山上沒水吃。有一次,我與哥哥下山拎自來水,那個水龍頭本來就是壞的,關不緊。有個日本兵來了,認為是我們把水龍頭搞壞的,我哥哥被打了兩個嘴巴,水桶也被踢翻了,我們哭著跑回家去。 張慧如,女,1923年11月7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4歲,家住門西老虎橋 1937年我家住門西老虎橋,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我父親在國民黨部隊當兵,母親張嚴氏(今年剛去世),當時帶著我和比我小7歲的弟弟(張金浦,現居住在台北)留在家裡。母親靠給人家做針線活謀生。 日本兵進城前,母親帶著我與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學避難。華小姐(魏特琳)是個大個子,她對我們難民非常好,照顧很周到,發米髮菜給我們,日本兵有時半夜翻牆進去,找“花姑娘”,她不允許,盡力阻擋,放狗咬,還開槍打。快過春節,我們才回家。 日本兵殺人很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中山東路上碰到一隊日本兵,我們看到一個孕婦的肚子被日本兵剖開,肚子裡面的胎兒被日本兵用槍挑著玩,我很害怕,躲在母親身後不敢看,弟弟嚇得直哭,母親捂著他的嘴,不讓他出聲。我們年紀小,日本兵沒把我們怎麼樣。我們回家後,整天關著門,不敢出去,日本兵的皮靴聲讓人很害怕。 文孫氏(化名),女,1919年10月7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8歲,家住南京下關 我叫文孫氏,我家原來住在下關。我於1936年農曆十一月結婚,愛人原來姓郭,因他是我家招的女婿,結婚後便改姓文。 1937年12月,日軍進城前那一天,不少敗退的國民黨兵企圖過江逃命,有的還到我家要門板。天快黑的時候,我們全家進了附近的和記洋行避難,途中看到日軍軍艦對著過江的士兵進行掃射。 在和記洋行避難的人很多。有一天,來了六七個日本兵,帶著槍,腰挎東洋刀,從避難人群中抓走了五六個姑娘,我也在其中,還有一個姑娘我也認識,她的小名叫小巧子。一個日本兵將我拖到一間空房子裡,我記得他胖胖的,還有鬍子。他一進去就用刀逼迫著要脫我的褲子,如果不順從的話就沒命了,沒辦法,我就這樣被強奸了。強姦過後,那個日本兵對我說“開路開路的”,我被放了回來。 為了逃避日本兵再來騷擾傷害,當天晚上,和記洋行的負責人便將我們十幾個婦女轉移到打蛋廠的地窖子裡,其中有幾個姑娘還是從蘇州逃來的難民。我在那裡躲了半個多月,家里人偷偷給我送飯。後來,“安民”了,局勢稍“安定”後,我才回到原來的住處,與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和記洋行待了一年多才回家。我的丈夫知道我被日本兵強奸的事,同情我,他於幾年前去世了。在家裡,我不敢與子女講,還擔心別人知道了,會看不起我。 我的表弟當時才十幾歲,被日軍抓走後,再也沒回來。我親眼看到很多人被日軍殺害,我們有個鄰居沈奶奶,80多歲了,她以為年齡大了,留在家裡沒事,結果被日本兵殺了,肚子都被剖開了。還有一個燒茶爐的,他捨不得家產,沒有走,在家裡也被日本兵殺了。 馬玉秀(化名),女,1928年11月6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9歲,家住南京建鄴路 1937年我家住建鄴路,家裡有奶奶、父母和兩個哥哥。我家窮,日本兵侵占南京之前,父親幫人踹布,後來就賣酒釀。不少有錢人都跑反走了,我家沒有錢,到外地去坐船乘車都要錢,還要吃飯,所以就沒有去外地。 日本兵進城時,我們就躲到泥馬巷我家舅奶奶家開的銅藝公染坊,當時有不少鄰居都躲在那裡。日本兵在我們隔壁殺了很多人,我們聽到“哎喲”、“哎喲”的叫喊聲,後來就听不到聲音了。當時,我年齡小,大人們躲在房間裡面,我在房間外面,我還喊“媽媽,媽媽,你在哪裡”,日本兵已經站在我身後了,我嚇死了。一個白髮老太向他求情,說我是她的孫女。後來日本兵走了,我嚇得躲在大廳的地洞口,渾身發抖。當時,日本兵來到我們住的地方,要找“花姑娘”,那個老太拿雞蛋給他。後來,又來了一個日本兵,嘰里咕嚕的,也不知說的是什麼。當時,有不少人躲在樓上,有的人就躲在染缸裡,老太一邊給躲難的人報信,“我帶他去找'花姑娘'去了”,一邊引著日本兵到後面去了,樓上的人乘機下來逃跑了。但我舅爺爺被一個日本兵帶走了,從此再也沒回來。他姓王,當時有70多歲了,是個大個子。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出來商量,說這裡不能待了,一同結伴去難民區吧。大家用大紅巴巴往白紙上一貼,做了面日本旗舉在手中。我的兩個姑姑用鍋灰抹在臉上,把衣服撕破,還把衣服反過來穿,頭上頂著棉花胎,像“討飯人”似的。我們是踩著屍體去了難民區,看到笪橋那兒死屍很多。 我媽沒去難民區,她的臉上有麻子。我父親去難民區後,在粥廠燒大灶。難民區裡面的人很多,年輕的婦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學。我們住在學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連走廊裡都住著人,打點粥吃。當時,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學。她有個小女孩沒帶在身邊,還在搖籃裡,我幫著帶,搖搖籃。姑姑家有點錢,我幫她帶小孩,給我一點飯吃。有一次,日本兵來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媽媽,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結果,他就將我糟蹋了,我那時才9歲…… 彭善榮,男,1918年8月20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9歲,家住南京洪武路50號 我叫彭善榮,出生於1918年,但在我的身份證上寫的是1920年,當年日軍統治南京時,我怕被抓差,少報了兩歲。我父親曾在遊府西街開了一家“彭榮記搭棚店”,我14歲那年,他去世了。兩年後,我母親又去世了。我與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50號。我與哥哥彭善芝,都是電工。我姐夫叫陳文舉,是送公函的差役。 1937年,我已經訂婚了,愛人姓謝,是小學老師,訂婚才一個多月,日軍轟炸南京,局勢很混亂,不能舉行婚禮了。 由於日本飛機不斷丟炸彈,我們全家搬到夫子廟,當時那裡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對我們的搬遷,周圍的人很奇怪,我們在那裡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難民區,住在延安劇場邊上的興業裡。當時,我姐夫的一個同事已經逃離南京,他的妻子,大約30歲不到,帶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與我們住在一起。因怕那裡不安全,有危險,我姐姐、嫂子住進了金陵女子大學,那裡有華小姐的保護。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沒去那裡,她在臉上抹上鍋灰。過了幾天,日軍就進城了。 日軍進城後,燒了很多房子,大華戲院、交通部等都被燒毀了,我們躲在房間裡不敢出來。一天,一個日本兵來找“花姑娘”,我們說沒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來,被那個日本兵看見,他便將我們幾個人趕出房間,關上門將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強奸了,當時她哭得很傷心,我們都勸她。過了幾天,她就帶著孩子離開了我們到別處去了。 一個多星期後,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學給嫂子她們送飯去了,我與四個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裡。日本兵帶著翻譯又來找“花姑娘”,沒找到,他們又到樓上,將門砸開,東西翻了一地。日本兵下樓後,又來盤問我,問我是做什麼事的,我說我是電工。他們檢查我的手、我的頭,日本兵讓我把棉褲捲起來,檢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鮮血直流。他們走後,隔壁姓楊的鄰居拿了幾支香煙,用煙灰敷在傷口上,才將血止住。到現在,我腿上的傷疤仍清晰可見。 我哥哥被日軍抓到句容,過了一個多星期才回來。沒過幾天,我又被日軍拉走,與我一同被抓的共有23個人,推著獨輪車送東西到湯山。到湯山後,天已經黑了,日軍讓我煮飯。我從沒煮過飯,不知道放多少水,結果煮了夾生飯,我被日軍打得半死。現在每遇陰天,腰還疼,耳朵也被打“背氣”了,所以現在我的聽覺很不好。一天深夜,我們趁日軍不注意,全體逃了出來,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連續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時,我們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見了一位老大爺和一位老大娘。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們找到一間空房子,裡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屍,我們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頭。天黑後,我們又上了路,在麒麟門,遇見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東西,我們跟著日本兵進了城,把東西送到雞鳴寺的考試院裡。我們中的兩個人逃跑,被當場打死,後來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興業裡,我們的一個女鄰居,30多歲,被日軍強奸了。 城裡面沒菜吃。一天,我與幾個人一起到水西門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們與他們一起去找“花姑娘”。一個女的躲在一個棺材旁邊,被他們發現了,四個日本兵輪奸了那個婦女,日本兵還不讓我們走,逼我們在一邊看。 一次在門東找菜時,又遇見了出來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一位婦女躲在家裡,被發現了,四個日本兵進去強姦,並命令我們在外面等著…… 王維青(化名),女,1920年2月17日生,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7歲,家住南京升州路 我今年82歲,屬猴。 1937年家住升州路,我父親經營一個雜貨店,母親是家庭婦女。我有一個姐姐,當時已經出嫁。我哥哥被國民黨部隊抓壯丁當兵去了,直到50年代才回家。我有兩個弟弟,一個15歲,一個10歲,我是家裡的老三,當時17歲。 南京被日軍轟炸時,我們隔壁184號被炸死了好幾個人。日本兵進城前,我姐姐隨夫家跑到鄉下,我們一家躲進了難民區。難民登記時,我大弟弟王道生因為個子高,被日本兵當作“中國兵”抓到一邊,我母親還不敢去認領,央求旁邊一個老太去認領了。那些被當作“中國兵”的全被拉走了。 在難民區避難時,我的大弟弟被日本兵用槍拐打得吐血,病了很久才好,但結果留下了後遺症,他70年代去世時,也是吐血而死。 1937年,大約在元旦前,我去了金陵女子大學。當時到處都是屍體,我們去打飯時都不敢走。 過年後的一天下午,我與另外兩個姑娘外出找東西吃,剛走出大門沒多遠,就遇見兩個日本兵,醉醺醺的。一個比我大一點的姑娘逃走了,一個日本兵前去追趕,我與另一個姑娘躲在一個店舖裡,那個姑娘躲在櫃檯下面,死活不肯出來,被日本兵殺死了。我躲在店後面,被日本兵抓住糟蹋了,我不敢反抗,嚇死了。 因為有這段經歷,我結婚很晚。在我26歲的時候,經人介紹,我姐姐和我媽將我嫁到外地。他是礦山會計,我跟他走南闖北走了很多地方,受了很多苦,現在住在貴州六盤水,我至今還埋怨我姐姐。 我的丈夫知道我的經歷,但我的七個兒女至今仍然不知道,我一直將這段痛苦的經歷藏在心裡。我是老南京,我很留戀南京。 70年代,我丈夫去世後,我將他的骨灰遷埋到南京,我自己也準備日後葬在南京,我將小女兒嫁到南京。 我這次來南京是給丈夫上墳的,我很痛恨日本人。今天我本來準備回貴州了,想了很長時間,我還是推遲回去的時間,決定今天到紀念館講述我的這段苦難經歷。 許大昌,男,1923年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14歲,家住通濟門外米行街 1937年,日軍進城前後,我們在通濟門外米行街的家被燒光了,整條街被燒毀了。堂兄許大鈞在信府河的家也被燒光了,堂兄被敵人的砲彈炸死了。姑表兄石朝義、石朝年被鬼子殺害了,表嫂遭到輪姦致殘,他們在光華門外小山頭開設的糧行及所有家具也全部被燒光了…… 南京城破失守,日軍瘋狂殺進城來,到處燒殺淫掠,火光沖天,見人就殺,見女人就姦。日軍殺到泥馬巷林姑母家中,這時石氏兄弟全家藏在家內,兩位表嫂被這群野獸從草垛裡拖出,遭到這群野獸殘酷的輪姦,慘叫不已。兩位石氏表兄也被發現拖出,見他們都是20多歲的小伙子(石朝義婚後剛生個女兒,石朝年結婚不久),不由分說,推到大門外的防空洞旁(在踹布坊口)慘遭殺害。此後,兩位表嫂再被殘酷蹂躪後,下部腫脹,痛得死去活來,不能動彈,後經鄰里老人建議用土方治療,流出大量膿血髒物,才倖免一死。此事因被害人羞於告人,從未公佈,但她們改嫁後都終身不孕。如今數十年過去,她們都相繼亡故,就連戰前所生的嬰兒石慧如也早已夭折,他兄弟兩家人全都後繼無人。 萬秀英,女,1928年3月18日生,漢族,祖籍寶應 1937年12月時9歲,家住下關二板橋 我叫萬秀英。 1937年,我家住在下關二板橋,家裡有父親萬學華、母親萬於氏、哥哥萬來剛、姐姐萬鳳英,我那時才10歲。我家是做生意的,日本兵進城前,我們跑反到江浦西家店,那裡全是柴洲,後來我與哥哥回到南京。 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時候,下關一帶被殺了很多人。我的哥哥萬來剛比我大7歲,我們躲在地洞裡,他出來找東西吃時被抓到和記洋行,那裡被抓了很多人,許多人被機關槍掃死了。我看到日本兵把死屍往長江里扔,潮水一來,屍體就被沖往岸上。 在二板橋,我看見有三個日本兵輪姦一個19歲的姑娘,強姦後又用刺刀挑開女孩的下身,她的媽媽在那裡拼命哭。 為了躲避日軍的強姦,我把頭髮全剪了,臉上抹得臟兮兮的。一天早上,我與哥哥到江邊撈小蝦子吃。在路上遇到日本兵,日本兵拽我哥哥,我不肯,就去拉哥哥的褂子,日本兵穿著大皮靴,踢了我一腳,把我踢傷了。當時日本兵一刀就把我哥哥的膀子砍下來,頓時鮮血直流,哥哥就這樣被活活砍死了。 我父母回南京後,父親給茶房幫工,我們沒吃的,就吃小蝦子、豆腐渣。我母親萬於氏到三汊河柴洲里拾柴火,走在鬼臉城附近的路上,被日本兵的砲彈炸死了,彈片炸進她的右邊腋下。我們去找她的時候,看到柴洲里死屍很多。 母親和哥哥被日軍殺害後,姐姐萬鳳英天天躲在地洞裡,不敢出來。她13歲,個子長得比較高,就怕日軍糟蹋。我長得很瘦小,每天出來討飯吃,天氣很冷,有時我的腳磨破了,就跪在地上爬……每當想起這些,我就想大哭一場,那真不是人過的日子啊!日本兵給我家帶來的災難,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李素芬,女,1923年3月12日生,漢族,籍貫南京 1937年12月時14歲,家住城南新橋船板巷 我叫李素芬。 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城南新橋船板巷,和堂叔他們一家人住在一起,一共住有近20口人。 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城後,無惡不作,我們全家都非常害怕。我的養母就帶著我的小妹躲到金陵女子大學難民區收容所裡,我們幾個女孩子就躲在我們自己家的地下室裡。可是沒躲兩天,日軍就開始放火燒房子,從新橋一直燒到我們家,我們沒地方躲了。於是就趁夜裡,幾個人結伴到金陵女子大學難民收容所去找我的養母。找到了養母和小妹,才知道我的小妹被日軍強奸了,她當時只有10歲,喪盡天良的日軍連一個10歲的小女孩都不放過。由於身心受到創傷,可憐的小妹沒幾天就死了。 我父母不放心家裡,有一天晚上跑回家,可沒有想到還是碰到了日軍,我母親被日軍強奸了,我父親受了刺激,得了腦溢血,沒有幾天就去世了。我母親經過這場災難的刺激,精神失常了,不久也去世了。我嬸嬸被日軍逼問有沒有看到中國兵,她不肯說,被日軍殺死了。 這血海深仇我永不會忘,日軍害得我變成了孤兒,我要控訴他們! 楊明貞,女,1931年2月9日生,漢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時6歲,家住南京市東文思巷 我叫楊明貞。 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市東文思巷(靠近大中橋),家中有三口人:父親楊光源,53歲,是個編織竹器的篾匠;母親楊宋氏,51歲,沒有工作,在家裡做家務;我本人當時6歲。現在,我家住在南京市羅廊西村16號。 日軍是1937年12月13日(農曆冬月十一日)進城的。進城第一天,日本兵到我們家來了好幾趟。先是來了一個,我母親招呼他坐,被他一腳踢倒在地。第二次來了兩個日本兵,向我們要“洋火(火柴)”、“香煙”,我們沒有,他們就拳打腳踢,沒辦法,我父親就給他們包了一些旱菸葉,才把他們打發走。接著又來了兩個日本兵,搶走了我家掛的鹹肉。到了中午,又有五六個日本兵端著槍和刺刀衝進我家院子,他們先是對著一位看門的老頭連開幾槍,這個老頭叫浦狗子,50多歲了,因流血過多,到了晚上就死了。接著,又對著房東朱老太太開了一槍,打在腰上,當場就打死了。當時我父親在堂屋裡也被日軍打了一槍,左臂受傷,子彈頭留在裡面。到了傍晚,又來了一批日本兵,搶走了我母親的金首飾、銀圓和錢,還搶走了我們的棉被。 12月14日(農曆冬月十二日)早上,天還沒亮,我們一家準備到難民區去躲難,誰知剛走到大中橋,就被日本兵攔住了,日本兵用槍對著我們,我們只好又回到東文思巷。這天下午約3點鐘,有一個騎馬的大鬍子日本兵帶著槍,手握軍刀,闖進我家院子。他一把將我抱住,解開我的棉袍釦子,脫掉我的褲子,我嚇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就用刀對著我的額頭連砍兩刀,至今刀疤還在。父親看見了,用右手從日本兵手裡把我奪了回來,日本兵見狀,打了我父親兩個嘴巴,並使勁用腳將我父親踢倒在地,還對著他的脖子砍了3刀。父親為了救我,身受重傷,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屍體是被紅字會拖走掩埋的,至今也不知道埋在哪裡。 12月15日,日軍進城第3天(農曆冬月十三日),我和母親躲在家裡,為躲避日軍的強暴,母親在臉上塗滿鍋灰,用布包著頭。這天下午約1點鐘,來了兩個日本兵,端著槍和刺刀。其中一個用刺刀挑開媽媽的衣襟,脫下她的褲子,把她糟蹋了,還用手摳她的下身,又用槍拐子搗(母親的下身)。母親疼得又哭又叫,苦苦求饒,可日本兵就是不放過。另外一個日本兵也強行解開我棉袍上的鈕扣,將我強奸了。 之後,我母親因受到嚴重的刺激、驚嚇,得了精神病,眼睛也哭瞎了,不久就去世了。父母親被害後,我成了孤兒,無依無靠,先是到處討飯,後來做點小生意,賣燒餅、油條,勉強維持生計。日軍糟蹋了我們,對我影響很大,不僅在生理上造成小便失禁,在心理上也受到了極大的創傷。 我父親的一個師兄弟的兒媳婦,是個童養媳,當時才18歲,日本兵強姦她後,還用刀搗她下身,當場給活活搗死了。她遇害的地點在建康路。日軍見到婦女就強姦,還有個12歲的女孩,被兩個日本兵強姦後殺死。 日軍佔領南京城後對中國婦女犯下的罪行可以說上三天三夜,其醜惡的行徑你想得到的他們都做了,你想不出的他們也做了,是人不敢想的事他們也全都做了,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罵這些禽獸不如的日軍叫“鬼子”和“妖孽”的真正原因了。因為即使是鬼,也未必有那麼殘忍和惡毒。 在那麼多女人慘遭姦淫與殘殺的“姦情”檔案裡,我看到兩位女性經歷了兩個不同的“37”這個數字,其中一位女性一天中被強奸了37次,另一位因為不從日軍的強姦而被刺了37刀…… 呵,1937年,中國南京的那個寒冬裡的這兩個數字“37”,讓我為中國的女性而悲憤,讓我為中國的女性而心痛,更讓我對侵略者的獸性充滿仇恨! 忘記這仇恨我們就不是人。是人就該把仇恨牢牢地銘記在心。 然而,在南京大屠殺的整個事件裡,這還僅僅是一小部分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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