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一章總書記震怒
中南海，1981年5月20日，夜。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辦公室裡燈火明亮。
新華社的一份《國內動態》清樣就擱在辦公桌上。胡耀邦邊翻閱，邊不時批下幾個字。其中這期的動態清樣裡有篇題為《中法合資石油公司工作中急需解決的一些問題》文稿，讓胡耀邦總書記越看越皺起眉頭，最後，他竟然拍案大怒：不像話！
燈光下，總書記的身影在不停地移動。
“谷牧、依林並秋里同志：此件事中所反映的問題究竟要歸哪個部門負責解決？湛江市的地皮問題如果屬實，那就問題太嚴重了，那還說得上有什麼整體利益的觀念，說得上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必須要省委查明，並限期要他們解決。其他問題也要查明，並迅速改正和解決。”
胡耀邦寫完上面一段批示後，仍覺不解心頭之憂，於是又在批示頂端寫下兩個大字：速送！
總書記發怒的批示，當日送到了負責經濟工作的谷牧、姚依林和余秋里三位副總理手中。三人都在同一日作了具體批示。責成重新回到石油部主持工作的康世恩處理。
湛江發生了什麼事能讓總書記如此震怒？秦文彩從自己的文件櫃裡找出一大摞保存完好的當年的文件資料，輕輕地拍了拍它們說：“對外開放初期，一些老百姓不知如何處理與'老外'的關係，總把他們當作壞人看待。這老百姓的想法還有情可原，一些地區和部門的本位主義和封閉思想，那實在是太可氣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難度和深度。”
湛江的事情是這樣的：這年4月中旬，一名新華社記者跟隨香港工委組織的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華潤公司、招商局和蛇口建設指揮部等中資駐港單位的代表，到湛江南海油田指揮部參觀學習。在這過程中，這名記者通過採訪和調查，發現了我方與外國公司合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比如地皮問題。根據中法合作協議規定，在合同簽訂後，法方公司的僱員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這也是中法合同中有明確規定的。海洋石油勘探工作點雖然在海上，但鑽井平台只是施工時的場所，不能成為生活和後勤的保障地，因此每個海洋區域的石油鑽探隊伍都有自己的固定生活基地，國際合作項目也不例外。法國道達爾公司與中方合作的協議簽訂時間是1980年5月，但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法方人員的生活基地仍然沒有建立起來，所以道達爾公司只好在香港“新世界中心”為員工們包租了30套房間，供海上工作人員及家屬居住。
新世界中心在香港也是一流的酒店，一天一套房間就要上百美元，而且海上工作的這些人員還要每月來回在湛江——廣州——香港之間至少飛3次，這樣一年下來，少說就是幾百萬美元。這僅僅是開始，如果將來到了採油階段，法方的人員就得增加到幾百人，僅僅這一筆開支就可能高達幾千萬美元。這筆錢是中方要花大頭的，因為按合同比例，我們的股份佔51%。中法合作委員會中方首席代表王彥對湛江有關方面遲遲不能把“道達爾村”建立起來，心痛不已。他進而向新華社記者反映：中法兩國海洋石油勘探協議簽訂後，我石油部門就赴湛江考察選擇，當時選擇了湛江坡頭區海邊上的一塊地方，準備建“道達爾村”，即法國公司生活基地。那塊海灘地，原是一片荒灘，千百年來一直閒置在那裡，任憑風吹浪起，從沒有人問津它的價值。但當地聽說要在這裡建“道達爾村”後，一夜之間這里便成了寶地。也不知誰放的風，說徵地能獲得多少多少錢，連每株樹苗都能賠個豬崽的價，於是農民們想以最簡單的方式換取一夜暴富，他們爭先恐後地在荒地上插滿樹枝、樹苗，轉眼間，荒灘地成了一片景象十分離奇的“密林”……
“你們要地？可以啊，那就得賠我們的樹木錢！”
“別小看我這些樹苗苗，它可費了我幾輩子的心血啊！什麼，不賠？不賠你們就別想在這兒建房子！”耍賴的人吹著口哨、哼著山歌才不怕呢！
“基地籌備組人員被農民們折騰得根本不敢露面，於是他們希望當地政府部門出面，人家笑瞇瞇地說：工作可以做，但你們得出點'血'，再說農民利益我們不能不保障嘛！”
“你們搞油的，有的是錢，再說那錢又不是你們自己的，多花點算什麼，別那麼小氣，改革開放了，不吃你們大戶，我們怎麼致富呀！”有人說得更乾脆、更赤裸裸。
於是，“道達爾村”僅僅徵地就徵了近一年沒有個結果。
秦文彩他們著急啊！一方面花那麼多外匯心疼，另一方面法方也不滿意，說員工這樣長期住在香港，上一次班來回好幾個小時，而且也增加了許多不安全因素，這對國際僱用和招聘人員也會有很大影響。法方多次催逼中方盡快解決生活基地問題。 “不然，影響施工的責任只能由中方負責。”道達爾方面屢次發出類似的警告。
當海上的勘探開始後，每天都會有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出現在湛江街頭，封閉的湛江百姓好奇地看著這些洋人，看著他們大把大把地花錢喝咖啡、吃中國餐，十分羨慕。但這種情況令另一方面的人士大感不安，這就是駐守湛江的軍方人士。
“湛江是我海軍南海艦隊的司令部所在地，怎麼能允許外國人隨便進入這個城市呢？”
“一旦軍事秘密被外國特務刺探到，誰負責？”
軍方人士以最嚴厲的態度，堅決抵制外國石油公司的人員進入湛江市區和有關海域。他們迅速把問題反映到上面，當得到的答復是海上石油開發是經中央和總參同意時，湛江軍方人士又做出了另一種“保密”措施：凡是可能涉及到外國人路過地方，都豎起一塊醒目的“外國人未經許可不得穿越”的大牌子。一時間，湛江城區內外，插滿了這樣的牌子。
“這是什麼意思？你們中國人是不是不歡迎我們來幫助你們找油？我們不是壞人，更不是特務！我們只是受僱於石油公司來賺錢和工作的。”道達爾僱員們面對寸步難行的湛江之地，大惑不解地責問秦文彩他們。
“簡直是荒唐透頂！什麼軍事秘密，外國人用衛星把我們的汽車牌子的號碼都能拍得一清二楚，你們就把幾百畝、幾千畝的地盤想掩蔽起來？不是很可笑嗎？”
“那是他們的事。我們作為海軍基地，必須遵守自己的保密製度。外國人就是不能進入我們的軍事禁區。”
“軍事禁區？禁誰？你們要知道，你們這樣做的結果是：禁了國家對外開放的大事！”
“海防建設是國家更大的事情，你保證這些來湛江的外國人中沒有壞人？你能絕對保證嗎？”
“這、這不是抬槓嗎？”
“不是。我們是在捍衛國家和軍隊的尊嚴。”
“扯淡！我也是老軍人！我就不懂得捍衛國家和軍隊的尊嚴了？”
“既然你也是老軍人，你就更應該理解我們，現在不是流行'理解萬歲'嗎？我們特別需要你們石油部門的理解。”
秦文彩有過幾次直接與湛江軍方的交涉，可幾乎每次都是憋一肚子窩囊火。
更有甚者，施工人員到海上平台工作，必須乘坐直升機。飛機剛剛起飛，立即被軍方阻攔，並且命令道：必須事先申報，否則不得擅自飛越“軍事區域上空”。
“申報可以，我們以後注意。但你們說的'軍事區域上空'的範圍也太沒有邊際了，明明直升機飛越的線路距你們的軍事基地很遠，怎麼還不讓飛？”
“當然不行。因為飛機是有高度的，飛得越高，往下看的視野就越大，我們的軍事基地不就都暴露在外國人的眼裡了嗎？”
“那我們的飛機就飛低點，低到你們認為可以的高度。”
“光飛低也不行，在整個飛行過程中，必須把飛機的艙窗蓋住，不能讓機上的人往外看。”
“這……這是什麼事嘛！”
“必須這樣，否則直升機就不能飛行。”
當南海油田指揮部的同志向秦文彩反映這些問題時，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工業部門負責人，竟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秦部長，塘沽那邊更了不得！當地老百姓看到日本人的海洋勘探生活基地就建在大沽砲台僅幾百米的地方後，群情激憤，扛著鐵鎚和鋤頭，說堅決要把'日本侵略者'的房子砸了！他們把我們的合作夥伴當侵略者了，這可怎麼辦？”
哭笑不得的事還有更多——
地方和軍方是這樣，石油系統內部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思想仍處在封閉和陳舊觀念的時代，人們對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外國人，內心存有恐懼和仇視感。這也難怪，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飽受了外國侵略者的百年壓迫和屈辱，新中國成立之後，一直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旗幟下，過得雖說苦一點，但卻是沒有人欺負，精神上揚眉吐氣的日子。現在高鼻子、藍眼睛的洋人又想來“掠奪”，民族自尊和愛國感情使他們無法接受和理解對外開放的意義及真心實意地在自己的家門口和日常生活中接納洋人為友。
擺脫陳舊觀念，消除心理上仇視洋人的習慣勢力，這是秦文彩他們展開與外國公司合作海上找油之路更為艱鉅的事，甚至並不比與洋人馬拉松式的談判簡單和輕鬆。
有些事，讓秦文彩和具體管事的中方海洋石油工作人員更加操心、鬧心，甚至煩心。
按照合同，中外雙方在正式施工時，都是以合資公司的名義實施具體勘探工作的。由於受“寧左毋右”等思想的影響，總認為對外國人的態度越厲害越說明自己“愛國”，在談價格時抬得越高越是“愛國行為”。比如外國公司需要租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簡陋辦公室，每天要收五六元錢，這個價格比當時廣州的東方賓館還貴。合資公司裡的外國僱員都是穿著西裝上班，中方為了使合資公司裡的工作人員服裝整齊，便發放了製裝費。但有些幹部堅持要穿自己的工作服和舊衣服，說這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區別所在”。法國公司因工作需要雇用了幾十名中國服務人員，包括司機、搬運工等，可這些“中國工人階級”一見外國管理人員管他們時，就瞪眼耍脾氣，反而責問人家：“在我們的國土上，你洋人有什麼可神氣的？”“我是這裡的主人，你管得著嗎？”甚至公開辱罵對方。有人出面想制止這種行為，則被罵成是“洋人的走狗”、“拍侵略者的馬屁”。
“豈有此理！”多少回秦文彩一聽這樣的匯報，便憤然而起，可“豈有此理”的事何止這些。
轉眼又是新一年的9月下旬。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辦公桌上，又一份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刊載了一篇題為《在海洋石油勘探局工作的外國專家工作和生活中需要研究解決的幾個問題》，其內容再次讓總書記震怒。
真是豈有此理！只見總書記神色凝重地疾筆揮動，寫下了這樣一段批示：
……這個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的事，看了之後，真是使人又氣又好笑。現在，全黨都同意要開創新局面，要提高經濟效益，如果不重“創”這些可惡的東西，新局面如何開創得出來？效益怎麼能提高？幾年來，我深感我們許多規定、做法，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為了搞社會主義，而是妨害社會主義。這些問題要下決心，有多少掃多少，否則一切都會流為空談！
又是什麼“可惡”的事讓總書記如此震怒？原來，這份新華社內參，反映了日本石油公司在我國天津的渤海地區進行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項目工作中出現了這樣一些問題：
比如石油部在塘沽的海洋勘探局工作區域，許多地方也被列入了“軍事禁區”，參與中日、中法海洋石油合作項目的外國人，每次出出進進，都必須到天津外辦、公安局、警務區等單位辦通行證，且手續繁瑣複雜，有時要等很長時間，使外方工作人員無法正常工作。海洋石油局希望有關方面將“軍事禁區”的牌子挪動一下，有人告訴他們：這是五十年代就定下的禁區，誰想移動哪怕是一米，也得報批。
比如，美國船級公司的檢驗師要經常去大港上古林的石油部某公司檢驗導管架部件，由塘沽經鹽場去那兒的公路往返需一個半小時。但因為這條路不讓外國人走，所以只能繞天津而行，結果要多跑上五個小時。 “每天我應該工作八個小時，可現在實際上只能幹兩個小時還不到，你們中國怎麼能夠容忍這樣的低效率？”美國檢驗師發牢騷道。
再比如，某石油勘探生活基地附近有一排部隊的電線桿。因為外國石油公司的專家每天上下班要在電線桿下的公路上經過，有關單位就找到石油海洋局，要求他們出錢把電線桿移位一百米。 “否則就可能有外國人竊聽電話。”
荒唐的事遠不止這些。擺在秦文彩等人面前的怪事有些聽了以後會捧腹大笑，但卻件件真實有據。在南海的英國BP石油公司與我國簽訂了海洋石油勘探合作項目之後，按照國際慣例，他們通過招標，與中國華威公司簽訂了一份服務合同。誰知合同簽訂沒幾天，突然有一天《羊城晚報》上發表了一則消息，說這一合同為“非法合同”，而宣布這一消息的是中國南海石油服務公司。
“簡直是亂彈琴！”秦文彩和中海油總部的人看完這則消息，又氣又好笑。後來一了解情況是：南海石油服務公司頭頭，自認為自己的公司在廣東是“石油老大”，所以在這裡的外國石油公司有什麼好的項目，就必須給自己，否則就是“非法”。這位南海石油服務公司的總經理以這樣的理由，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就此宣布了英國BP公司與華威公司的合同為“非法”。
“荒唐可笑！”這事後來反映到了國務院領導那裡，總理親自過問，並請一位副秘書長同廣東省領導協調後才算平息了這場讓外國人怎麼也弄不懂的風波。
凡此種種，一件件看似怪事奇事，卻都是對外開放他們需要攻克的一座座碉堡和必須鋪平的坎坷之路。
如何在保證中國主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使外國公司能夠按照合同，在中國海域順利地開展工作；如何使外國專家和僱員能夠在中國的領地上正常工作和生活；又如何使中國自己的公司在服務承包中盡可能地獲得機會；如何使我們的隊伍在與外國公司合同中學到本領、和我們的法規法則與國際慣例如何接軌等等問題，此時此刻，無時不在秦文彩等中國海洋石油開拓者與組織者的腦海裡閃動著、思考著。這其間，秦文彩等在石油部黨組的統一領導下，遵照中央定下的對外合作的大政方針，開始圍繞如何既能體現中國特色、又要與國際接軌的相關法律法規的研究與製定工作……
“我的頭髮就是那個時候開始發白的。”秦文彩撫摸著滿頭板寸銀絲，如此感慨地回憶當年的崢嶸歲月。
“來之不易啊！我記得為了建一個專用碼頭，光在北京，我出面就跑了40多個部門，到底磕了多少個頭連我自己都記不清。為製定一部與外國公司合作的《標準合同》，我們幾十位專家，用了十幾個月時間，方方面面徵求意見，跑遍了幾十個國家的石油公司，一次次比照、推敲，……這就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工作難度。但再難，歷史的車輪仍在快速向前，我們這些具體幹活的人，就是憑著一股革命激情，靠摸著石頭過河的本領，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難題，使對外合作一步步往前推進。這中間，真得感謝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因為在海洋石油對外合作碰到繞不開的難題時，最後幾乎都是由小平同志親自出面、親自拍板的。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英明決策與高效的工作作風，也是根本保證。但我要說的另一句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個全局的問題，光靠上面決心大還不行，下面也得積極主動。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的許多配套政策不健全，資金又十分緊缺。這個時候，發揮下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就顯得尤為重要。比如說我們搞海上石油對外合作項目，過去國家根本沒有搞過，所遇到的一切問題都是新的，與舊體制可以說是格格不入。怎麼辦？你要等政策，等資金齊了再乾，機會就可能全部失去了，工作無法有進展。所以我們的思路是發揮自己的工作能動性和主動性，沒有錢，就爭取政策上的支持，有了這，我們等於就啥都有了……”秦文彩列舉了中國海洋石油事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一系列戰略成果，幾乎無一例外地證實了他的這一體會和經驗。
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百業待興，而新舊體制、新舊觀念之間的矛盾與鬥爭異常錯綜複雜，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當時每推進一項新的工作所要付出的代價。尤其是對外合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常常可笑而又真實。秦文彩笑言，他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歷的與“老外”合作的八年，並不比當年當“八路”時與小鬼子打仗的八年抗戰輕鬆。
“感到欣慰的是，我們的辛勤沒有白費。當年我們所研究和製定出的中國石油對外合作的許多法規制度，包括管理理念、技術標準、經營模式甚至是成本核算、效益統計等方面，直至現今，仍然被繼續和沿襲下來。這就是我常說的在對外開放、對外合作中有兩大任務我們必須要完成：一是鍛煉和提高自己的隊伍，二是搭建我們通向世界的平台……”
秦文彩的目的都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