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空前的“渤海論證會”

秦文彩是“渤海二號”事故僅存的幾個沒有受到多大牽連的石油部領導之一。因為那個時候，他正忙於主持同幾個國家的石油公司談判而在各國間奔走。 “渤海二號”出事幾天后，他才從國外回來，所以後來在調查事故全過程中，他秦文彩屬於少數的幾個沒有直接責任者之一。但他也同樣沒有逃脫當時來自方方面面沖向石油部的種種壓力，也深切感受到了一陣比一陣嚴峻、刺骨的“高處不勝寒”…… 首先是，一向能夠從中央那裡直接獲得堅定支持的聲音不太容易了。其次是下面的將士們出現了嚴重的動搖和懷疑，一些部門和單位甚至在對外合作工作時不再雷厲風行，而是等待和觀望。 國務院對“渤海二號”事故作出決定後，石油部連部長一職都空缺在那裡，臨時由一位副部長主持工作。這年秋天，秦文彩從解放軍總醫院回來的路上，他心裡堵得慌：他剛剛從康世恩的病房裡出來，65歲的老部長在吃了處分沒多長時間便突然倒下了，經醫生檢查，發現是膀胱癌。這在石油人心目中，彷彿又是一個“渤海二號”事件。

秦文彩的心在流淚。然而他無法停止和拉回已經駛出海岸的中國海洋石油對外開放的合作航船……與法國、日本和美國阿科等公司的合同已經簽訂，諸多國家的物探船隊早已在南海、東海和渤海灣展開工作，如果因為中方的原因，這些合作受到影響和耽誤，其產生的損失將是巨大的，而且必須由中方承擔。秦文彩感到自己如泰山壓頂…… 他到部裡，想找老領導、與他並肩主持對外合作事務的副部長張文彬，結果人家告訴他：張副部長奉上級批示，到南方“休養”去了——在“渤海二號”事故的調查和處理過程中，好幾個石油部領導不是被安排“休養”就是去“學習”。 秦文彩憂心忡忡地來到主持工作的副部長焦力人辦公室，在匯報完出國的考察情況後，問：“下一步對外合作怎麼辦？搞，還是不搞？”

焦力人望望老伙計——他們都是從玉門油田過來的老石油人了，臉色頗難看地說：“不要著急嘛！” “還不著急啊？”一向以穩健著稱的秦文彩，這一回實在沉不住氣了，“噌”地從椅子上跳起來，來回在屋裡打轉道，“我們可是與人家簽了合同的呀！” “我只問一句：對外合作，幹，還是不干了？”秦文彩有些失態地“逼宮”道。 年長幾歲的焦力人，也是位“老八路”出身，玉門油田的第一任管理局局長，是康世恩的老搭檔，是比張文彬、秦文彩資格還要老的老石油人。受命於危難之時的焦力人看了看秦文彩，其實他內心十分理解，可作為特殊時期石油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長，他也只能這樣回答秦文彩：“放慢一點吧。” “這……”秦文彩想說什麼，嗓子裡卻像堵了一團棉絮，他的臉立即漲得紅紅的。當他再想張口時，即被焦力人用手勢制止了。焦力人問：“外國公司現在還來不來？”

秦文彩不想說話了，便搖搖頭，轉身要走。這時，焦力人忙補充道：“簽訂了合同的，就按合同執行，未籤的放慢一點啊！” 這一年的夏天和秋天，以及冬天，秦文彩覺得異常難過，也不知是天氣原因還是其他什麼，反正秦文彩覺得自己所在的石油部六鋪炕，這一年的夏天特別發悶，就是到了傍晚上南邊的護城河納涼也不見一絲兒風吹；到了秋天，沒見什麼樹葉落地，就北風刮個呼呼的，賊冷……“其實是石油部上上下下的心都是涼的。以前搶著上船的人現在巴不得離海洋遠遠的，一聽對外合作的事，誰都想躲。總之一句話，大家對海洋石油對外合作的熱情降到了冰點。”今天的秦文彩回憶起那段往事，仍然濃眉緊鎖。 其實，就在國務院正式作出對“渤海二號”事件的處理意見的同時，石油部緊接著面臨的一場更大考驗已經逼近他們——這就是後來引發的不得不由鄧小平親自出面過問、中央組織的由24個部委和眾多新聞媒體參與的秦文彩領銜上百名石油專家和從事海洋石油對外合作工作的一群“賣國賊”，同把他們推上“審判台”的“愛國者”們面對面交鋒的“3·23大論戰”，它的官方名稱是“渤海論證會”。

一心一意為國家石油事業想殺出一條對外合作的血路的秦文彩他們，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他們嘔心瀝血、赤膽忠心地干了幾年對外合作工作，竟然一夜之間突然被罵成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行為”，這種罵聲延續到後來漸漸演變成對整個石油部的工作及中國對外開放問題的全面質疑……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時間，石油部上空黑雲陣陣，弄得秦文彩手下的那些正在跟外國人談判的外事人員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似的不敢昂首走路。 “石油部臭！” “石油部出了一批吸血鬼！” “石油部的人不把人民的血汗錢當回事！” “石油部裡有賣國賊……” 這樣的罵聲，秦文彩和石油部的人經常能在街頭和公共汽車站台上聽到。那時“小道消息”不比現在的手機短信傳播慢，一個根本沒影的事兒，用不了半天、一宿便傳遍了京城，也很快傳到了京城外的天南海北。

筆者也是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人，對那段歷史條件下中國社會的種種情況大致了解。對石油部的公開指責和私底下民間的謾罵，都是因“渤海二號”事件誘發的。但關於對外開放究竟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爭議和交鋒，其實是當時中國兩種觀念、兩種思潮的激烈鬥爭的一種表現。它不僅僅是人民內部觀念與思潮的交鋒，中間也摻雜著“四人幫”的殘餘勢力的惡意攻擊及“兩個凡是”的陰影。秦文彩他們面臨的這場鬥爭，首先是來勢兇猛，其次是鋪天蓋地，再次是裡應外合，大有徹底扼殺鄧小平和黨中央制定的對外開放決策之勢。 好人和壞人，全都在這場交鋒中暴露了自己的真相，小丑和英雄各顯著自己本色，一批不明真相和自以為是的“正義捍衛者”也跟著湊熱鬧，欲在其中撈一把政治資本。然而真金不怕火煉，真賣國賊與假賣國賊在這次交鋒中都是最精彩的表演者。

導火線是美國紐約的一份中文報紙——《華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這篇署名“魏宗國”的文章發表於1980年1月25日，距“渤海二號”沉船事件公佈一個來月，距秦文彩他們與日本、法國和美國石油公司簽訂合作協議半年時間。 “魏宗國”——（“衛中國”的諧音），其文章一上來就充滿著火藥味，他出於對“賣國主義者的強烈義憤”，對石油部主持簽訂的中日兩國之間石油合作合同進行了“剖析”，認為：“中日合作勘探開發渤海石油的協議中，中方和日方的報酬比例為1∶1.35；而國外的合同資源國和外國投資者的分成比例一般是4∶1。”顯然，這麼大的反差，說明了中國石油部和一些官員在與長期敵對中國的日本人“做著不可見人的勾當”。文章還以“事實”說明：“合同簽訂不到幾十天，日本人已將其投資的7億美元。連本帶利賺回來了！”“魏宗國”據此預言，中國與日本的合作，將使中國在“15年的合同期內，損失1000億美元”。

這還了得！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之低，整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才多少？ 1000億美元的概念，在大家的心目中，是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石油部的人到底在幹什麼？他們是想把我們中國出賣給小日本啊？”中國人有“窩裡鬥”的毛病，現在一聽說有人要出賣國家利益，於是便有人立即呼應起來。這時候，中科院情報所有一位女士，藉著自己的工作便利，當她讀到“魏宗國”的文章後，出於“愛國主義”的強烈責任感，大有拍案而起的勇氣，立即將自己的一腔“愛國熱血”，傾灑在筆端——她以萬字檄文，向中央領導反映石油部的“賣國主義行徑”和“鐵的事實”。信發出的時候，還附了《華僑日報》“魏宗國”的那篇文章。 什麼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兩個凡是”還要不要？改革開放到底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等等一系列問題，在當時的中國社會裡，我們似乎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這些聲音儘管十分嘈雜，但它對剛剛從封閉和飽受政治壓制環境下解放出來的各界中國人士，都會產生不同的反應。

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能不能搞市場經濟？與外國資本家合作做生意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經濟形式？等等，所有這些既是理論問題和認識問題，同時又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實際問題。人們需要對它做出正確的判斷，而當時各種正確的東西也因為它處在初級階段，也存在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相反，那些錯誤的甚至是反動和阻礙四個現代化進程的東西反倒容易迷惑普通幹部和人民群眾。 對“魏宗國”和中科院那位女士的“愛國主義”行為，呼應的人很多，加上石油部“渤海二號”事件的出現，“賣國主義者”被無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秦文彩、張文彬，當然還有康世恩，他們都是被人背後謾罵為“賣國賊”的代表人物。整個石油部彷彿也都成了被“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俘虜”了的陣營。

中科院那位女士的那封信一路過關地走到中共最高層手裡，最後到了鄧小平辦公桌的情況說明了一點——誰也不敢輕易放掉石油部那麼大的一個“賣國集團”。 這回輪到鄧小平沉思了：是啊，這一陣子社會上對於改革開放說三道四，講什麼的都有，其中在利用外資和對外開放問題上暴露出的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爭論，異常激烈。 什麼是愛國主義？什麼是賣國主義？什麼是真愛國主義，什麼又是假愛國主義真賣國主義呢？所有這些問題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認識和了解清楚！ 在搞清楚這些問題時，要防止“左”的東西，同時還要防止右的，總之，講改革開放、解放思想，都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鄧小平靜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將那封信和“魏宗國”的文章擱在一邊，然後點上一支“大熊貓”，開始了思忖……許久之後，他拿起一支紅芯鉛筆，在信的上端重重寫下一行批示：秋里、谷牧同志：請你們約集一批專家，好好論證一下。

鄧小平批示的執行者應是時任副總理、主管石油工作的余秋裡。他在接到鄧小平的批示同時，也見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批示：“秋里、世恩同志，此信希給予重視。海上石油開發，即與外國合作方案，應認真組織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並註意聽取不同意見。” 那一段時間，余秋裡心情非常不好，老搭檔康世恩已經被公開吃了“記大過處分”，而且查出癌症倒在301醫院，石油部宋振明部長被撤職時常有人將各種怨氣怨言傳遞到他余秋裡的耳朵裡，而報刊上公開的和不公開的指名道姓地點他余秋裡的也已經很多了，似乎石油部成了一個“賣國賊”的大黑窩，他余秋裡就是這個“賣國賊大黑窩”裡的“總後台”。 “有人就這麼說你！”余秋裡的子女中就有人對他這樣說。 每每此時“獨臂將軍”都會大發雷霆一通：“狗屁！他們知道個狗屁！我們石油部要有賣國賊的話，中國就不會有大慶油田、勝利油田了！早就讓帝國主義踩在腳底下了！” 但是在外面、在工作場合，余秋裡仍然保持著國家副總理和老將軍應有的風度，他冷靜地思考和應對著眼前的艱鉅任務和風雨飄搖的海洋石油對外開放之航程……他相信自己的老部下康世恩、張文彬和秦文彩他們不會做出不利於國家和民族的事，更相信廣大石油工人和石油部的干部們是經得起考驗的。 “文彩，你們要認真準備，做好匯報，闡述你們的意見、觀點。因為這個問題很敏感。有人罵我們是'寧贈友邦，勿予家奴'。我們要認真研究，要自己心中有底，看看對在什麼地方，錯在什麼地方。還有哪些地方有問題，一點也不能馬虎和含糊。”余秋裡很快把秦文彩叫到能源委的辦公室，及時作了佈置和交代。 一起參加談話的還有能源委副主任楊波同志。他補充道：“這次證論，來頭不小，你們要充分重視。到時候，要講出為什麼要對外合作，那些項目是怎樣批准的，都要講清楚！” “是！”秦文彩堅定地向兩位領導保證道：回去馬上著手準備，一定全力應對這次大辯論、大論證。 “文彩啊，老康病了，這一段時間你的擔子比較重，一方面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迎接各種風雨和挑戰，另一方面該做的事情也不能因此耽誤，四個現代化的步伐是不會停止的，相反會加速前進，所以我們石油戰線不能拖國家的後腿，你要和同志們多吃點苦了！”臨別時，余秋裡用有力的右手，與秦文彩的手緊握道。 “請老首長放心，我們一定不辜負您和黨中央的期望！”秦文彩再次保證道。 離開余秋里和楊波後，秦文彩便回到石油部，及時向黨組作了匯報，隨後立即組織參與中日談判的有關人員李景新、趙聲振、鐘一鳴和鄒明、李秉銓以及外事局主管條法合同的尤德華、唐昌旭、孫淑君等同志開了一個緊急磋商會，在傳達中央領導批示的同時，佈置了相應的論證準備工作。 “想不到辛辛苦苦為國家乾了那麼多事，現在我們反倒成了賣國賊！活見鬼！”有人一聽問題的嚴重性，發起了牢騷。 “這當口不是出怨氣的時候。這場辯論不僅關係到我們海洋石油對外合作的工作，而且對國家的整個對外開放都將產生重大影響，大家不能有絲毫懈怠。各自回去好好準備吧！3月23日，我們這些'被告'將集體亮相！”最後，秦文彩從座位上站起身，目光異常嚴峻地掃了一眼所有準備投入辯論決戰的愛將們…… “希望你們有出色的表現！”秦文彩說。 沒有人回應他的話，但屬下的表情告訴他：石油部面臨生死攸關的時刻，我們誰也不會輕易被人踩死、唾罵死的！ 1981年3月23日，一場聲勢浩大、陣營豪華、氣氛異常嚴肅的論證會，在北京六鋪炕的石油部大樓五層會議室如期舉行。 歷史有許多解釋不清的巧合：三年前的那次決定中國海洋石油的對外開放重大決策的中央領導集體參加的匯報會議，也是在3月下旬召開的。時過三年，卻是一場圍繞要不要對外開放、與外國公司合作開發海洋石油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大討論……是可笑還是可悲，秦文彩說，他到現在都還沒弄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真正奉行和執行愛國主義行為的愛國主義者，被罵成了賣國賊；而有些人，在那次大論戰中，卻是以愛國主義者的身份和嘴臉出現，你說可笑還是可悲呢？”三十年後的今天，秦文彩這樣問我。 所有答案都會在客觀的和鐵的事實面前獲得結論。 前面說到，此次論證會的陣營之豪華是空前的，原因有二：一是參加的單位之多，除了石油部，還有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科委、全國人大法制委、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地質部、石油部、財政部、外貿部、外交部、國家海洋局、中國銀行、中國貿促會、中國地質學會、中國地球物理學會以及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24個國家部委及主流媒體單位參加；二是近百名國內頂級的專家，主要是從事石油和地質及經濟、法律方面的專家，他們中有為新中國石油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黃汲清、張文佑、顧功敘、翁文波、侯祥麟、閻敦實、關世聰、翟光明、鄒明、邱中健等石油與地質專家，還有馬洪、徐壽波、唐厚誌等等。 會議的主持人，是位現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他四方臉、一雙大眼睛上架著一副寬邊鏡框，說起話來充滿磁性的江澤民同志。那個時候的江澤民是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這個論證會是中央決定由進出口委與能源委一起主持召開的。另一位主持人是楊波同志，石油部對楊波比較熟。 第一天的會議在江澤民的主持下宣布開始。隨即，身兼能源委主任的余秋裡副總理作了簡短講話——因為此刻的余秋裡雖為國務院副總理，其實論戰的另一方早已私下里把他同樣列在了“慫恿和指使石油部進行賣國行為的總後台”的角色，所以余秋裡非常知趣地在作了一番官話後，很快把論證會的主導權交給了江澤民和楊波，自己便離開了會場。 不過，余秋裡作為國務院領導，他的開場白說得還是非常有力。他說：“勘探開發海上石油，是中國石油工業發展的一項重要戰略，是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中央對此極為重視。這次論證會，應在經濟、技術方面充分論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目的是搞好我國海上石油勘探開發的整體工作。” 余秋裡走後，秦文彩注意到，本來火藥味就很濃的會議現場，一下又顯得氣氛更加凝重與沈悶。令他感到有些不舒服的是，那個寫信告到鄧小平那兒去的女士，今天顯得十分得意，眼睛不時地在現場到處尋覓和探秘什麼。而新聞單位的一些記者彷彿也把她當作了“英雄”，不時地走過去與她交流和交換聯繫的電話號碼。 “沉住氣，現在我們是'被告'呢！”秦文彩暗暗告誡自己。當他把這種告誡的目光傳遞給坐在自己身邊的趙聲振、鐘一鳴等人時，反倒覺得有些好笑了：因為秦文彩看到趙聲振、鐘一鳴他們個個比自己更加正襟危坐、神情嚴肅地坐在那兒，還真有點兒“被告”的樣子。 “哎，用不著這樣，我們是莊嚴陳述的！沒什麼了不起。”秦文彩胳膊和目光並用，向自己的戰友們送去力量。 頓然間，他看到趙聲振、鐘一鳴等人的臉上露出一絲寬慰和充滿勝利信心的微笑。 現在，楊波接過余秋裡的話，就此次論證會的緣起和必要性，以及整個論證會的議程作了大致的安排和說明：會議可長可短，一個目的——各方暢所欲言，把各自想了解和表達的都說出來，控、辯雙方都要本著對國家、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把會議開好。 “大會發言現在開始，首先我們請石油部副部長、主管海洋石油對外工作的秦文彩同志就石油部對外合作的相關問題發言。”秦文彩聽到會議主持人在點自己的名了。 這是預先就知道的事。作為主要“被告”，秦文彩必須首先要代表石油部作一個總體的發言。而他的發言，是經幾位從事對外合作的同志共同起草完成的，當然也經過石油部黨組主要負責人看過並同意的。儘管如此，秦文彩知道，這一次發言，意義非同尋常，既要回答罵他們“賣國賊”的那些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用事實來回答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主張的中國石油對外開放的決策的正確性和已經做的工作是完全符合國家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以及是怎樣與國際海洋石油開發的通用法則與做法接軌的。秦文彩深知自己肩上的責任…… “現在，我代表石油部發言。”秦文彩從座位上站起來，一開口的這十個字，說得簡潔又擲地有聲。當時在許多人眼裡，石油部差不多成“臭狗屎”的代名詞了，但秦文彩現在要通過自己光明磊落、氣吞山河的語調和客觀事實來雄辯人民共和國石油部的真實形象。 “……中國海洋石油的對外合作，對中國主權沒有任何損害。合同區塊劃分大小，都是由我們主權國來決定的。合作區塊的主權永遠屬於我們中國！”秦文彩發言最前面的一段話，回答的是關於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勘探開發的區塊主權問題。這是針對那些把石油部按照區塊劃分同合作國石油公司進行勘探開發說成是“出賣主權”的說法的正面回應。 之後，秦文彩從八個方面，就中方與外國公司合作勘探開發海上石油吃不吃虧、合同主要內容和具體操作等問題，一一作了詳細的闡述。他的長篇發言，簡單地歸結為： ——勘探期內，不論有無商業性油田發現，全部勘探費用由日方（或其他外方）獨自承擔； 這麼好的買賣有什麼錯？會場上，有人已經開始在私下里討論和交換意見了。 ——雙方投資購置、建造而形成的固定資產，最終歸中方所有； 那是用人家的錢建起來的東西，有的肯定還是比較先進的設備和裝備，我們少花錢就能得到它，這是一樁便宜買賣嘛！有人輕輕拍手叫好。 ——油田從開始商業性生產之日起，無論成本高低，也不管盈利多少，首先提取年產原油的42.5%作為中方固定留成； 嗯，這一條得細細研究，42.5%是多還是少呢？聽聽再說。 ——所發現的油田建成並進行商業性生產的兩年中，中方可以接管操作權，操作費按年產量的15%由中方包乾； 一旦發現了油田，就把操作權拿回來，這很重要。應該說這做法很好嘛。 ——油田在投產後的15年內，日方可獲得年產原油的4.8%作為投資回報； 15年？ 4.8%？是多還是少了？不過，人家花了好幾個億美金來幫我們勘探開發，風險是很大的。如果沒有發現油田，所有投資都得扔在海裡。找到油田讓人家獲得一定的回報這很正常，而且人家來投資本身就衝著要賺點錢、佔些小便宜的嘛！我看這條沒問題！ ——回收雙方的投資和利息，其年額度不能超過年產原油的37.7%； 這又是一個什麼概念？噢，就是用原油來抵償投資方的投資與利息，可以嘛！我們就是因為國家窮，沒錢，才找人家來合作嘛！國際慣例應該是多少？聽聽，聽完再問問。 ——合同期內，每個油田的累計采出量，不得超過整個油田儲量的85%；其餘的15%歸中方所有； 嗯，這規定好。如果合同償還期的15年內把油田的油都採完了，不等於為別人開發了嘛！留出保底儲量是主權的體現。好！不過15%到底是多還是少了？ ——油田建設開發投資，中、日（外方）的投資比例為51%∶49%。中方的投資，原則上由日方（外方）提供低息貸款。如中方擁有自有資金，也可以不用日方（外方）貸款。 對嘛！一旦油田建設開始，我們是大股東嘛！中國就是現在窮，窮了你就得讓點利給人家。我看這些都是很好的做法嘛！ 可不是，哪像那些人傳言的是賣國行為，更沒有喪失什麼主權嘛！ 我從一開始就不相信，堂堂人民共和國石油部，怎麼可能做賠本的買賣？再說，他們的每一個項目都是經國務院批准的。要說在同外國公司合作中，有沒有個別人想佔點小便宜，我不敢保證，但誰想說石油部的人都是“賣國賊”，他們幹的都是“喪失主權”、“為外國賺大錢”的話，打死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我看那些說三道四的人是別有用心。” “哼，鄧小平剛剛給他們一點好臉，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罵別人是'賣國賊'，我看她自己就不是什麼好鳥！” “嘿呵呵……輕點兒，別讓人家聽見了。” “聽見了咋？我敢當著她的面罵死她！” 秦文彩在台上一條條、一句句陳述的時候，台下已經有人不停在竊竊私語。然而再看看另一方也不含糊，他們（她們）一個個不時瞪大眼睛看著秦文彩，不時又拿著筆在紙上“刷刷”地寫著，並交頭接耳地互相鼓著勁，全力準備著進攻…… “下面，我想就用一些具體的數據和事實，來回答《華僑日報》上'魏宗國'一文中提出的那些問題。我要在這裡嚴正聲明的是，'魏宗國'的這篇文章中所列舉的數據幾乎沒有一個是符合事實的，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他的文章是對我們中國海洋石油對外合作工作的客觀事實的嚴重歪曲！” 論戰正式開始了！當秦文彩闡述完中日兩國合作條款的基本內容之後，他稍稍停頓了片刻，用目光炯炯地掃了會場一眼，然後差不多脫開稿子，開始了他對《華僑日報》“魏宗國”文章的一一反駁——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魏文所說的'日本在15年內，享有石油出產的42.5%'，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按照合同，一旦找到油田，在原油總產量中，我方享有42.5%的固定留成油，還有15%的操作費包乾；而日方只有4.8%的報酬油。至於其餘的37%的原油，合同中也寫得清清楚楚，是中方按照國際市場的價格出售給日方的——特別要說明的是，我們這樣做，既得到國務院的批准，同時又根據國際油價基本上是朝著不斷漲價的情況來確定的，所以說它的出售定價，是根據產油時的國際油價來確定的。這既合理，也總體上有利於我們這一方。至於為什麼要把37%的原油賣給日方，我們在合同里也非常清楚寫明白了，它是作為我方投資建設和開髮油田所需的經費的還貸和需要還付的利息。一旦償還完畢建設投資和利息後，原油銷售收入，則完全歸中方所有。在這一點上，'魏宗國'的文章混淆了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實。” “其次，魏文中說'中日協議中石油產權的報酬比例，雙方幾乎高達1∶1.35'，這完全是沒有絲毫根據的無稽之談。下午，我想請諸位認真看一下我們與日方簽訂的合同文本，便知真相。在此，我想先向大家說明一下，按中日雙方簽訂的合同規定測算，扣除雙方投資的本息及操作後，中方與日方的淨收入的比例平均為9∶1，如果是發現了高產油田，這個比例可以達到13.9∶1；產量低的油田，其比例也可保持在8.81∶1的水平上。” “你們問世界其他國家同類的石油合作合同的比例是多少？我可以告訴你們：大約在4∶1的水平。也就是說，資源國和投資合作商之間的分成比例一般為4∶1。請聽清楚了：我們同日方簽訂的分成比例的平均水平是9∶1，高出一倍以上！” “第三個問題是：魏文中講到的所謂的日方'不到十幾天，7億美元的投資已連本帶利全部收回'，則更是違背基本事實的。按照合同規定，日方在渤海灣的勘探開發投資遠不止7億美元，且按照現在的合同規定，日方想收回其基本投資最少也得7年，怎麼可能在十幾天內收回投資呢？魏文的那種說法，不僅完全不符合事實，即使在國際海洋石油合作開發史上也是從沒有這種先例的，而且幾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不知是'魏宗國'先生缺乏這方面的基本常識，還是有意捏造出這樣的天方夜譚！” “嘿呵呵——”秦文彩聽到下面已經有哄笑聲了。 突然他提高聲調：“最後我想指出的是，'魏宗國'的文章中說日方在收回投資後，'所得到的將是源源不絕的免費原油供應，是價值千億美元的石油資源'，這更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至於所謂的'價值千億美元的石油資源'，一是石油資源永遠屬於我們資源國國家所有；二是千億美元的石油資源，意味著我們渤海灣要發現相當於7個大慶油田，或者說會有兩個歐洲北海油田的資源量！我和我的同行對渤海灣再樂觀的估計，也沒有想得到可能有7個大慶油田或兩個北海油田這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偉大發現！” “嘩——”秦文彩結束講話，台下頓時響起熱烈鼓掌。 有幾個人的臉色特別難看。其中有那位女士。 “誰對秦文彩同志的發言有異議或問題，可以自由提出來。”楊波清了清嗓子，示意會場安靜。他把目光移到以那位女士為代表的“原告”一方。 “我想問：石油部在不同地質部商量的情況下，便同外國公司簽訂了協議，這樣做是否超過了石油部管理的範圍？”早已耐不住的那位女士站了起來，對著秦文彩責問道。 “海洋石油的對外合作，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石油部只是作為職能部門在行使自己的工作職責。再說，地質部孫大光部長是知道我們的工作的。”秦文彩站起來回答道。 “你們是不是在搞租讓製？”另有人提問。 “不是。”秦文彩回答得乾脆，“我們搞的是風險合同。它是一種中外雙方平等互利的合作模式。而且，即使在合作區塊內，我們中方也保留著打井的權利。” “南海對外合作，你們有沒有同總參商量過？”有人提出一個軍事保密問題。 “是的，我們不僅與總參有過多次的溝通與協商，而且國務院在作出相關決定時，總參的同志是參加了會議的。” “聽說外國公司都有自己一套非常有經驗的談判專家和經濟學家，你們都是新手，談判能不吃虧嗎？” “這同志提得很對。確實，我們在對外合作中深感自己的經驗不足，特別是一些專業的法律和條款問題，有時被搞得頭都會痛，但有幾點可以保證我們在談判中少吃虧、不吃虧：一是我們的同志虛心好學，包括我們的副總理康世恩同志，用他言傳身教的作風，帶領我們從不懂到懂、再到完全能懂並一直到熟練；二是我們為了避免吃虧，盡量地多選擇幾種方案進行比較，從中選擇更有利於我們的最優方案；三是我們也請了第三方有豐富經驗的國際專家幫助我們一起工作；第四點最重要，是我們參與對外合作的同志，他們都是石油部百里挑一的好同志，他們對國家、對黨、對我們的人民忠心耿耿，勤勞機智，工作一絲不苟，並且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十分注意在實踐中進取和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把與外國公司所簽訂的合同給國際上著名的石油公司和專家們看後，他們一致認為我們中方不僅沒有吃虧，而且應該說是極有利於我們中方的，屬上佳或最佳的方案……” 再一次熱烈鼓掌。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九天半的時間裡，我們不是在五樓的大會議室進行集體論戰，就是在下面的小會議室翻閱資料，準備迎接挑戰。”現年75歲的邱中健院士站在他的辦公室，推開窗戶，指著中石油西南方向的那棟樓，給我講述約三十年前的那次大論戰。 “很熱鬧，有人說我們是賣國賊，很好笑，怎麼可能呢？當時從事海洋石油領導工作的一些同志，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像余秋裡、康世恩和張文彬、秦文彩他們，都是打過仗的人，像我和黃汲清、翁文波這樣的舊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之前，都吃過帝國主義和日本人的苦頭，怎麼可能做出賣國的事嘛！”93歲的鄒明在回憶起那次大論戰情景時，依然頗為激動地對我說。 “渤海論證會”，亦稱“3·23論證會”，是中國對外開放初期一次規模最大、聲勢空前、內容廣泛的大論戰。它涉及到主權問題、經濟問題、外交問題、軍事問題和勞資問題等等方面，幾乎涵蓋了與外國企業合作經營的所有內容，是一次為中國全面對外開放作先導的理論與實踐的大辯論、大交鋒和大總結，正如後來秦文彩和江澤民等同志在向中央財經委領導小組匯報時，中央領導充分肯定的那樣：渤海石油勘探開發論證會開得好，很有必要，而且通過這種由多個部門和眾多專家參與的集體論證形式，有利於增進對國家大政方針決策的正確性和可操作性。同時，中央再次充分肯定石油部所進行的包括渤海灣在內的海洋石油對外合作項目的進展，總體是好的，對我方是有利的，與外國公司簽訂的合同沒有吃虧。個別合同缺少經驗所暴露的不足和缺陷，可以通過其他形式彌補。 讓秦文彩和石油人特別欣慰的是，中央再次強調我國海上石油開發與外國公司的合作不僅要繼續，而且要堅持下去，甚至可以不斷擴大範圍。讓外國公司有利可圖理所當然，不應因此束手束腳，只要有利於加速我國海上石油開發，爭取到更多的外國資金和技術，有利於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事，石油部可以放手大膽地干。同時，在與外國合作中，可以充分利用我國的人力和資源國的自身優勢，比如在建設服務基地和基地服務工作方面，盡可能地不僱用外國人員，由我們自己來做，爭取“肥水”不外流。 中央領導十分肯定論證會上專家們提出的關於加速我國對外合作開發海洋石油的立法建議，給秦文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深感對外開放的複雜性和廣泛性，同時切身體會到什麼是現代化、什麼是全球化、什麼是國際化…… “秦部長，報告一個好消息：聽說那位女士已經被抓起來了！”突然有一天，有人興高采烈地跑來對秦文彩說。 “哪個？”秦文彩愣了一下，問。 “就是寫信告我們是賣國賊的那位女士。中科院的！” “噢——”秦文彩想起來了，“她怎麼啦？” “她向外國人出賣情報，被我安全機關抓住了，據說馬上要判刑！” 秦文彩輕蔑地“哼”了一聲，說：“沒想到她罵了我們好一陣賣國賊，最後自己反倒成了真賣國賊！可悲。” “現在想起來，我們真得感謝這位女士，是她挑起的那次大論戰，反倒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對外開放的複雜性和重要性，以及同外國公司合作中必須堅決捍衛的國家利益和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歷史已經翻過了許多驚心動魄的歲月往事，當現在的秦文彩再評說起那次大論戰和那些辱罵他和石油部是“賣國賊”的人時，已經並不在乎了。不過，我讓他再往下說說那些外國公司後來在我海上展開工作的情況時，這位老石油人的臉上頓時愁雲湧起，只見他抬起右手，攏了攏滿頭花白的板寸銀絲，長嘆一聲，說：“人民內部矛盾和各部門、各地區的本位主義，有時也能害死人喲！” “真的嗎？” “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