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二十一章吳江的金木水火土

有一張地圖放在我桌上已經好幾個月，每每有空時我總會拿起它細細地看，而每看一遍都有看不完、看不透的新東西。那地圖上密密麻麻像天上繁星般佈滿的是一個個湖泊池塘，這些湖泊大的有八百里不見邊的太湖，小的有你連它的名字都不知道。我粗略在地圖上數了一下，有名有姓的湖塘上百之多，不知名的恐怕是其兩倍以上。 這些湖叫法很特別，雖說它也是我故鄉的一個近鄰，但我卻對它仍然極為陌生。湖就湖吧，可這兒不稱它湖，叫“盪”，“蕩漾”的“盪”，什麼“元盪”、“三白盪”、“南參盪”、“長畸盪”、“長鴨盪”、“大龍盪”、“元鶴盪”、“陸家蕩”云云。可再往地圖的下端看去，也就是這塊地域的南端看，你又發現那些繁星般的湖塘，又換了另一種叫法，它們既不叫湖，也不叫“盪”（或塘），卻叫“漾”，什麼“北麻漾”、“雪綠漾”、“長漾”、“莊西漾”等等。我查了一下詞典，“漾”字的第一個解釋，它是與蕩漾連在一起的，是指水面微微動蕩之意，很富有詩意的那種情景。第二種解釋是“液體太滿而向外溢”的意思。據此，我問當地百姓，這裡的“漾”是不是就是湖塘里的水常常外溢故而被稱“漾”？他們笑著點點頭，說：就是這個意思。並且指著湖面告訴我，這些“漾”自古以來，十之八九要往外溢水的，所以這裡過去也容易發水災；現在條件好了，“漾”四周可以築高高的壩，不讓它溢出來，於是這些“漾”只剩下了“蕩漾”的份了……嘿，瞧這澤國的百姓也個個都是詩人，血脈裡的浪漫隨處外溢。

“漾”字可以理解了，那麼“盪”自然就好理解多了。 “盪”字在詞典裡的解釋要多得多，一種是動盪、搖擺不定和廣闊平坦之意；再有一種是大氣磅礴，如蕩然、蕩氣迴腸；詞典上標明方言中的“蕩子”就是淺水湖，這大概就是我地圖上所看到的“盪”的地方方言中對淺水湖的叫法吧。一問當地老百姓，有人點頭，有人則搖頭，說我們這兒的“盪”，就是湖大的意思，像一望平坦的大地，所以稱其為“盪”。 很有趣味的是，吳江的“湖”、“盪”、“漾”有明顯的分界——形似蝴蝶展翅的吳江地圖上，你仔細看去便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在吳江之北的水澤之地一般稱“湖”，而在吳江中段的水域則稱“盪”，“漾”是吳江最南端的水國之地的叫法。吳江人沒有直面回答我對此的疑惑，倒是有文人浪漫道來：吳江北邊的水澤，被太湖、陽澄湖和淀山湖所挾，故不稱湖不行；中吳的水則平和坦蕩，所以稱之盪；南吳因與浙江接壤，這里便不再是水澤之國，故而稀罕的湖塘變得珍貴而越顯詩境的蕩漾了。這是文人的解釋，但倒也折射了吳江之水的妙絕。

然當我查閱這塊土地的歷史資料時發現：這裡的湖、盪、漾或還有叫“塘”或“兜”與“灣”的地方，其實可不是一般的隨便叫法而已，它蘊含了吳江深刻的歷史和文化，這歷史和文化就是曾在中華民族五千多年輝煌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吳越篇章！ 蘇州的吳江，就在我手中的這張地圖之上，那繁星般的盪、漾、湖、灣便是吳江的特有風貌。吳江地處古時的吳頭越尾，即當年的吳國之東南之首，越國的西北之尾，它是吳越兩國相嵌而不可分離之地段，是吳越文化交融的水域之地。古來相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裡的人則必然會加上一句：“蘇杭之間是吳江。”吳江確實在蘇州與杭州之間，這既表明了吳江在蘇杭兩地間的地理位置，更表明了吳江所具有的獨特人文環境位置：蘇、杭兩天堂無論如何是有別的，而吳江乃兩天堂之間，它融合的是兩地文化、兩地富庶，兩地之所有長處。是水的柔性，是湖的蕩漾，是田園風光的旖旎，是小橋流水的風情，是岸柳青垂下的鳥歌在這兩個天堂間的交匯與組合……這就是吳江人所期待的。其實歷史上吳江人一直在做這樣的功德千秋的大業。

吳江雖無江，但吳江人創造的歷史足可以在中華五千年民族史上獨占篇章，這篇章無疑是最閃閃發光而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再一次拿起吳江地圖時，又有一種特別的激動，那就是吳江的一個個閃動著燦爛而厚重的歷史與文化的地名： 從最北端的同里、松陵、八坼、北厙等名鎮，到屯南、屯北、大勝、長勝、莘西、莘南、城司、田厙、合心、誠心、同心、長安等皆有古時軍隊紮營定邦色彩的地名；再往靠近太湖沿岸向下看去，便是菀平、橫扇、平望、梅堰、震澤、盛澤等重鎮，這之間諸如四都、七都、八都、萬心、人福、勝天、聖塘、北旺、眾安及桃源、銅鑼等充滿澤國求安與人心所向的福祉性質的地名和吳越時代留下的曾經顯赫一時的城池，令人不能不浮想聯翩。古時蘇州為吳，而吳江是吳文化和吳國的發源地與中心地，所以無論是歷史印記還是吳文化的流傳承接，是蘇州古城之外的任何地方都無法與吳江相比的。除費孝通外，吳江還是近代革命鬥士陳去病和柳亞子的故鄉。

這就是吳江。 吳江境內沒有山，這裡除了水，還是水，甚至連一個兩三米高的土墩都沒有，故曰“澤國”。 大自然在此將吳地的鐘靈毓秀之氣都給予了水……“境內湖面佔了絕大多數，總計約267平方公里，其中50畝以上的湖塘有351個，江蘇全省列入保護的湖泊有137個，吳江就佔了56個！”吳江人自豪地告訴我這個數字，同時向我介紹吳江的許多地名是因水而得的，或者與水相關，“像震澤、盛澤就不用說了，即使如平望、橫扇等，也都是與水相關。平望就是一望與天平之水的景象所引申出的名字，橫扇則是那裡有湖如一把橫面之扇，梅堰也因那裡有一個斷水隔湖的堰壩……” 關於水，每個吳江人都能如數家珍。吳江之水確也可牽引情思，入詩入畫——秋風起兮木葉飛，吳江水兮鱸正肥。

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禁兮仰天悲。這是晉人張翰所作的《思吳江歌》。 吳江到底有多美，只有在你身臨其境，只有在你對那繁星般的盪、漾、兜、灣的一個個湖塘有所觸摸，對那些帶著春秋戰國的煙塵與吳越爭戰中留下的一個個地名的熟識後才可能真正地知曉。 關於吳江，古今詩人有千詩萬賦的詠吟，但我以為即使如此，它們也只是對吳江這片古老而嶄新的澤國之鄉的粗淺理解。 吳江風韻是吳地古歌新曲中最有特色的一個重要篇章，她代表著姑甦的昨天和今天，當然也昭示著蘇州的明天…… 吳江無江，但蘇州以外的人大多不知，吳江卻有兩條對上海人來說是“生命之河”的大江大河是發源於此的，那就是著名的吳淞江和蘇州河。這兩條河中的吳淞江更是直截了當地通過百里人工鑿通的太浦河經汾湖直接將清澈的太湖水引入上海境內，滋潤和養育了這座東方大都市的美麗肌體……

有一位著名學者在太浦河的源頭修建了一座非常氣派的書院，這人便是南懷瑾先生。在南懷瑾書院旁邊是每年有幾個月特別熱鬧的太湖蟹交易市場。吳江人告訴我，其實太湖蟹不比名揚天下的陽澄湖大閘蟹差，而且其肉質更加鮮美。他們甚至一定要我作出比較，我有些為難，因為從蘇州小的地域分界，我顯然屬於陽澄湖人，可我又是蘇州人，太湖是蘇州最大的水域，其面積80％在蘇州，所以太湖蟹和陽澄湖大閘蟹對於我來說，猶如手心手背皆是我家鄉的美味大蟹！ 在太浦河源頭，與南懷瑾書院相隔不遠之處有個村子叫開弦弓村，很普通的一個村子，然而因為這個村子出了一個大人物，使得這個水鄉小村寨名揚四方，而且有了一個“江村”的別名。 使開弦弓村變成“江村”的人叫費孝通，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

1935年，費孝通來到開弦弓，初始僅是為了看看自己在此織絲紡紗的姐姐而已。身為學生的費孝通在此住下後，卻深深地被這個江南小村的種種社會和生活現象所吸引，於是他開始搞起了社會調查。幾年後，他在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支持和指導下，寫下了第一部中國鄉村調查報告《江村經濟》。此作在倫敦一經出版，很快被歐洲的人類學專家和學者所重視，於是中國的“江村現象”成了世界關注的東方鄉村經濟現象而享譽全球，費孝通因此也走上了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經濟與人文歷史的學者道路，並最終成為大家。 費孝通一生到過吳江無數次，回“江村”的次數更不用說，“江村”因此也成了他的“家”。 費老去世後的骨灰就埋在吳江城中的松陵公園內。到吳江，我首先到費老的墓前拜謁。那天正好是清明節前一天，見用石頭壘起的費老墓前有不少花圈，是當地百姓和小學生們敬獻的。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生命、勞動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就不怕時間的沖洗了……”這是刻在費老墓前的一句話，此話引自老人家生前的一篇文章。默讀著這位大學者的墓誌銘，我的內心一下子產生了一種靈感：了解吳江經濟與社會發展，必該從了解這裡的鄉村經濟開始…… 吳江人與蘇州其他地區的人確實不一樣，吳江的鄉下人更是不一般的農民，你如果認為這裡的村民只是些背朝太陽面朝黃土的莊稼漢，那就大錯特錯了！ 吳江的村民中也許說不定哪一位就是帝王之後、將門之裔。從泰伯、仲雍建“勾吳”，到吳越春秋時勾踐與夫差之戰，一次次征戰所留下的歷朝歷代的將門和王室之後或被貶或被謫，你能分得清這裡的人誰是真正的民誰是真正的官？不是有草民干將能煉吳劍，不是有王妃西施浣紗織絲的一個個史實嗎？

這樣的厚重歷史與博大人文，令人對吳江之地格外敬畏。 我想去“江村”——開弦弓去，但我有些不敢，因為那個村屬於費孝通。 於是我去了同屬七都地面的群幸村。 “七都”和“群幸”兩個地名都引起了我特別的注意。毫無疑問，前者一定是古時征戰或平定天下後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一處城郭之地。在“七都”不遠處是“八都”，這似乎既是古人留給我們考證此處的古戰場，也可能是軍隊營盤，但我更相信它們都是曾經一度繁榮的商鎮之地。 七都在古吳國和現在的吳江地圖上都是非常偏僻之處，背靠太湖，西南部與浙江接壤，陸不能藉318國道和227省道之便，水不能依大運河之利，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七都與外界的交通僅靠船隻；但現在的七都完全不同，230省道橫穿其東西，滬蘇浙高速公路使七都鎮四通八達。七都人告訴我，他們現在七都的任何一個地方只要用15分鐘時間就能上高速路，用30分鐘可以出省，50分鐘就能夠到達上海……七都如今真的有點“七朝大都”之氣勢了。

認識今天的七都，是從群幸村開始的。 吳江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帶我到聳立在田野上的一座小樓裡，進去一看，是群幸村村委會所在地。村書記崔金根，一個典型的蘇南人。 瘦瘦個子、一臉精明的崔金根介紹：群幸村是在2001年由原來的幸福村和群旗村合併成現在的群幸村的；合併時幸福村的人有意見，因為群旗村的“群”字放在了新村名群幸村的前面，幸福村其實比群旗村要實力強，但因為書記是幸福村的崔金根當，所以他必須做得大度些，故而新村名就成了現在的“群幸村”。 “群眾都幸福嘛。”老崔是個樂觀派，身體不太好，可看得出是一個有幾十年資歷的老村幹部。他說幸福村過去並不幸福，是吳江最窮、最偏僻的村子，所以老百姓有個好念頭，於是給它起名叫“幸福村”。 幸福村不幸福是過去的歷史。 1983年在全蘇州大興鄉鎮企業時，當時的幸福大隊也辦起了一個隊辦企業——絲織廠。 “到了1985年，因為上海電信研究所所長是我們七都人，所以我們村和另一個村合湊了兩份錢，加上七都鎮政府也出一份，共200萬元，投資做電纜生意，廠名叫'吳江七都特種電纜廠'。那個時候國家電信業剛剛起步，做電纜產品的廠家不多，我們的生意好，利潤高。過了七八年後，國家的電信業大發展，用電纜的地方越來越多，我們七都的電纜跟著出了大名，全國各地的電纜用戶都跑到我們這兒要貨，這下七都的村村戶戶都跟著做電纜活了，廠子也越辦越多。原來我們村上辦特種電纜廠的幾個元老，也一個跟一個地跑出去自己辦廠子了，像如今吳江第一大老闆的亨通集團崔根良、巨通集團的張良榮、新恆通集團的徐志才、環球集團的陸林江等都是這個村辦廠出去的，如今他們都是吳江地面上響噹噹的大亨……”崔金根扳著手指，如數家珍地介紹道，“現生意做得最大的是崔根良，足有20億資產了吧？！” “你為什麼沒有像他們一樣去發大財？”我想揭開一個最普通的謎。 “問得好。”不想老崔快人快語，答，“最早我也在特種電纜廠幹過，可1998年廠子改制時我回到了村上當支部書記，第二年碰到全蘇州鄉鎮企業轉制，我是村書記，我不能甩下手不管村里的事去當老闆，所以就留在了村里當乾部……” “感覺虧嗎？” “從個人的經濟上講虧是肯定的，但黨員不能講這個事，再說當時我們村上還有幾個企業得有人管，村上還有2000多畝地更需要有人管嘛！”老崔很坦誠。 “村上現在主要靠什麼收入？” “轉制時定下的那些企業每年向村委會交36萬元，另一塊是股份收入每年約120萬元。”老崔說，“村上現在還有幾家村屬企業，每年創造的產值約10個億左右，向國家交稅達百萬元以上的至少有五六家……”老崔說到這裡，兩眼放著光，“我雖然現在不是老闆，但我這個村書記當得有滋有味，因為除了我和全村的百姓生活水平節節高外，在我管轄的小小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年能為國家創造巨額的稅收，你說我不是也很偉大嗎？” “當然！” 老崔對我的回答很開心，爽朗地大笑起來。看得出是真正的勝利者之笑。 群幸村今天已是真正意義上的幸福村了。走出村委會，繞村子內走去，便見一座座圍牆圍著的廠子在田野中聳立著。老崔指著一家叫“江南欣達”的電纜廠告訴我，廠長崔繼康是他村子的一個村民，他的企業在2007年向國家交稅就達2700萬元。 “七都鎮現在是全國有名的電纜產品生產基地，全鎮從事電纜的規模企業就有23家，從業人員達上萬人，一年的產值在50億左右。有領導對我說：你老崔是江甦的南大門，你得把這扇南大門建設得風風光光，拿出我們江蘇人、蘇州人的風度和形象來。我說我一定盡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把這江甦的金大門建設得金光閃閃。”老崔很得意，又指指僅一河之隔的浙江名鎮南潯，說，“我們七都人現在已經把自己的生意做到南潯那邊去了，南潯鎮和湖州市最有錢的人就是我們村上的許坤良，他也是做電纜生意……” 老崔的話勾起了我對南潯的嚮往，因為歷史文化名鎮南潯有我另一個嚮往——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徐遲先生的故鄉就在南潯。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主持的第一、二屆“中國徐遲報告文學獎”頒獎大會就是在南潯舉辦的，作為這一重要文學獎項的獲獎者我因事均未參加頒獎會，於是南潯成了我採訪吳江而順道的一次“補課”。 南潯小鎮確實有許多值得駐足的地方，對於我而言，少不了朝聖徐遲先生的“故居”——站在這位大師的雕塑像前，我深思片刻，回憶著自己的30年報告文學之路，突然感到採訪蘇州、採訪吳江的另一種強烈的責任，那便是：寫不好故鄉的文章，何談以後的創作。 出南潯，又見吳江。這使得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為什麼從古至今都說吳江是吳頭越尾了！其實，吳國的“頭”尖兒是嵌在越地的尾巴之中的，如果看一下地圖，你會驚喜地發現在這裡的吳越之壤，好比一對相擁相抱的美麗蝴蝶在親密著、呢喃著，似乎有訴說不完的親情與眷戀，故而使這片土地變得更加神秘。 “這個地方叫桃源。”主人指著一片碧水綠地間萬頃油菜花盛開的地方，說。 “桃源？真的是桃花源的桃源？”我不禁起勁地環顧著前後左右這片香花綠地和四處散發清新氣息的美麗田野，彷彿置身於陶淵明詩筆下的仙境…… “大地名就是叫桃源，小地名也確實有一個桃花源的村子。”陪同我採訪的吳江同志拿出地圖讓我看——在“蝴蝶”狀的地圖“翅膀”端處，我真的很快看到了這兩個地名，因而欣喜之情油然而生。 美池桑竹，桃林密樹，還有不遠處的飄香黃酒——這就是吳江的桃源。 “天下黃酒第一鎮”、“江蘇服裝名鎮”、“苗木之鄉”……這些都是吳江桃源的驕傲。但我卻被吳江桃源的另一景緻所吸引——滿河、滿塘甚至滿岸的萬千家禽歡歌景象…… 在桃源鎮邊，我走進了一個叫宅里橋的小村，那一陣陣鵝歡鴨叫的歌聲將我們的腳步帶入一個綠蔭下的童趣式莊園：一幢三層小樓後面是一片望不及邊際的湖塘水面和成群的鴨世界，以及那花木簇擁的果樹林…… “我們這裡是'世外桃源三家村'。”一位看上去四十來歲的男子快言快語地自我介紹道。 嘿，莫非陶淵明再世？我不由朝主人生笑。 主人笑了，說他叫孫建明，是這裡的“三家村”村主之一，另兩位一個是金洪興，一個叫紐學康。 “紐以前是大老闆，金是當地有名的養鴨專家，我是半路出家當'鴨司令'的……”孫建明很健談，他告訴我，他們的“三家村”如今已成為吳江桃源家禽養殖基地的“總司令部”，“別小看我們，更別小看我們吳江的桃源，全國每年消費16億隻鴨子，有六分之一的鴨子是我們這兒出去的！” “鴨司令”孫建明的話叫人生趣，也叫人興奮，不想水澤之國的吳江經濟確實有其獨到之處。 “吳江的發展模式既不像崑山，也不像常熟，更不像張家港，吳江經濟是圍著'水'、繞著'水'，並因水而興業的。”一位吳江市領導這樣說。 “水孕育了吳江，水永遠是這塊土地上最精彩而壯美的文章。”費孝通先生如此總結家鄉的生命真諦。站在吳江的小鄉村，再回味大學問家為什麼一生只做鄉村小文章而出大名的問題時，我忽然有種茅塞頓開的感覺：這就是中國的江南水鄉經濟與水鄉文化的生命血脈。 吳江特色是吳江人和吳江地域所決定的。 一水帶天海，一村連世界，也許便是它多年來屹立和躋身於“全國百強”之列的支撐點。 難道不是？ 孫建明和他的伙伴金洪興、紐學康的組合就像這里數不清的一個個小湖塘連結而成後匯出的八百里太湖之水一樣，其勢磅礴，其美無窮！ “桃源一帶過去就是一個養家禽的地方，幾千年來百姓家家戶戶基本都養一些鴨子什麼的，因為這里河湖多，但都是自然狀態的養殖方法，更沒有形成產業，最多也僅是多養一些鴨子，產一些鴨蛋，換幾個買肉、剪布的小錢。自然狀態的養殖家禽業沒有聽說誰靠它發了大財，我們的伙伴之一金洪興便是一例。”孫建明的話盒子一打開便有些收不住，這正合我意，“他父親有祖傳的養鴨經驗，也會卵種（孵化小鴨），洪興過去養鴨生意最好的時候一年能賺幾十萬元，可賠的時候比賺的時候還要多……” “什麼原因？” “沒有建立自己的專業市場唄。後來，洪興找到我和紐學康，我們三人聯手乾後，才真正開始了把養鴨當做一項適合於我們吳江桃源的水鄉經濟產業來培育，從而一步步壯大起來。”孫說，“我原來在供銷社工作，有些外貿和跑生意的經驗；紐很早就當老闆了。一個有技術，一個會跑經銷，一個有資本：我們這個'三家村'就這樣組成了，而且可以說是最佳搭檔。” “養鴨能成得了大市場？大經濟？”我對此有些懷疑，於是提出了疑問。 孫和吳江的同志笑了，顯然他們在否定我的懷疑。 “2007年我們有個準確的市場統計數字：全年經我們這兒出去的種鴨苗約2.5億隻，供應了全國10多萬戶養鴨專業戶和市場。這2.5億隻鴨苗除了我們自己公司有部分直接貨源外，都是從周邊5000多農戶中收購上來的，而這些農戶是我們公司通過建立合作社的形式所組成的聯合體，實行分工合作、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等聯合原則，形成了現在的全國最大的鴨苗基地。”從孫建明對數字的敏感度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優秀的市場經營者。 “一公斤種蛋平均收入可以達到25—30元，5000多戶農民他們的平均年收入可達10萬元以上。這就是我們吳江桃源人的驕傲，現在連英國人都很羨慕我們……” “為什麼？” “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叫做'三年老鴨勝人參'，鴨子渾身是寶。現在上海人每天要吃50萬隻鴨，南京人吃30萬隻，杭州、蘇州一天也要吃很多鴨。中國的鴨可以做好多種名餚，遠銷海外，其中英國人最喜歡中國鴨。”孫說。 “在家禽中，鴨很普通，為什麼獨你吳江桃源之鴨美天下？”我被孫建明吊起了胃口，問。 “這你不懂了。”孫的眼睛亮又圓了，“好鴨關鍵在種苗上。而鴨雖然有水之地皆可養殖，但種鴨則惟獨我們吳江最好。” “又是為什麼？” “養鴨必須有水，但水有熱與冷之分。我國北方的山東也養不少鴨，南邊的海南地區也養鴨，可他們的養鴨成本無法與我們相比。因為作為供應市場的專業種鴨養殖，主要靠母鴨。在山東，120隻母鴨，需要30隻公鴨才能實現正常的受精率。在海南，由於天氣熱水溫高，其種蛋的損壞率也高。我們吳江地處中國南北冷熱氣候的中部，一年四季的水溫基本上都能適合鴨子生長，這裡的120隻母鴨只需18隻公鴨就可以達到受精的要求。公鴨對養殖戶來說，屬於成本消耗品。吳江桃源之鴨能立於全國不敗之地除了我們的養殖經驗和市場能力外，得感謝天賜的自然氣候和一方的好水。” 原來如此！這正是“養在深閨人未識”，“碧水綠地生奇寶”。 吳江的江湖無處不具魅力，吳江的村前宅後蕩漾的都是金水銀元……又是一個村，它叫“楊文頭”。 怪怪的名字，聽人說過去它叫“楊墳頭”。史上傳說在宋末元初，有位楊姓游擊將軍鍾愛這片土地，殉國後按其生前之願葬於此地，從此得名“楊墳頭”。 老楊墳頭村地處三白盪西灘，河塘浜灣密如蛛網，阡陌小道，幾乎與外界呈隔絕之狀。幾百年來這裡的村民一直過著落後而貧困的日子。 1978年，改革春風吹進了這個處在河塘浜灣包圍之中的小村子，生產隊的管水員譚逢林挑頭集資2400元，帶著一些幹部社員辦起了一個水泥預製廠。第一年賺了1000元，第二年翻了兩番，第三年翻了更多，一直到一個又一個鄉鎮企業像繁星般地在楊墳頭的地面上佈滿…… “我們選譚老闆當董事長，逢林當我們的黨委書記也最合適！”到了90年代初的楊墳頭村已經有了一個上億資產的集團公司，隨之吳江市境內的第一個村級黨委組織也相應成立，致富帶頭人譚逢林被村民們一致推薦為集團董事長兼黨委書記。 “楊墳頭這個名字也該改一改了！”有人提議。 “對，楊墳頭不好聽，改叫'楊文頭'怎麼樣？” “好，楊文頭好，窮了幾千年的楊墳頭該沾點墨水了！楊文頭好！” 於是，楊墳頭從此成為歷史，楊文頭標在了吳江輝煌發展的史冊上…… “我有一個夢，一個發展我們村的夢，要統籌楊文頭村，充分利用楊文頭村，建設一個美麗的楊文頭村，讓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僅在楊文頭，還要讓村外的農民一起共享。”這是譚逢林的夢，現在他已經將這一夢變成了現實。 那天，吳江市的同志帶我來到楊文頭，因為事先並不知道這裡就是楊文頭，所以當我進入那片聳立在田野之中的現代化別墅莊園時，我連聲讚歎：“這麼好的建築和優雅景緻，就連北京、上海城內都難找到啊！”什麼叫流光溢彩，什麼豪華現代，什麼叫氣派雅緻，這裡就是！而這裡，所有的主人都是農民，是農民們依靠自己的雙手建設起來的地方！ 筆者曾經到過不少經濟發展的地區，也看過不少豪華氣派的農民別墅，但常常碰到這樣的情況：站在他們的房子外和客廳內，你感受的是現代化；可一進內屋、一了解他們的生活，你會感覺這些農民跟以前沒有實質的變化。但在楊文頭村，我有些意料不到：五六十歲的退休老農，他們不是在茶館裡聊天、打麻將，而是在自家的電腦上聊天、打麻將——寬帶網絡在這裡早已成了生活必備！據說楊文頭是江蘇省第一個寬帶網絡村，難怪。 “金楊”是村辦企業改製成的上市集團公司。這名字起得有氣勢，取得吉利，楊文頭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裡，跨越了兩個歷史台階：從楊墳頭——楊文頭——金楊…… 步入“金楊”之園，映入眼簾的是拱橋、水榭、亭閣和遍植的蓮藕、名貴花木，你立馬會浮想到這裡必定是：春里桃紅柳綠，夏日芙蓉連片，秋里丹桂飄香，冬季三友傲霜。 “村里的綠化衛生隊人員就有120人哩！”一位正在路邊掃地除草的大嬸笑嘻嘻地呶著嘴用家鄉話對我說，“我每天跟著太陽一起起床，隨後就參加村上的保洁隊為庭院內的草木澆水施肥，為道路打掃衛生。一個月除了村上的各種福利勞保和入股分紅外，還有兩千多元的收入，很滿足，很開心！” “楊文頭村的人都很滿足，都很開心。現在連楊文頭周邊的幾個村的村民們也都很滿足，很開心。”她說。 我的家鄉人說生活很幸福一般就講“很開心”。心都開了花，那肯定很幸福。 楊文頭村是我見過的眾多“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現代化程度最高的村子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水平最高的一個。而吳江的同志則笑著堅持說：我們吳江像楊文頭這樣的村子還有很多…… 我相信吳江人的話，而且也實地考察和親眼看到瞭如“吳頭越尾”的另一個叫聖塘的村子，那裡的百姓年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了10000元。這個數字對於不愁住房、不愁日常糧油的農民來說意味著富足，問題是：有了這麼多錢的吳江農民們仍在努力地繼續奮鬥和賺錢，並且在賺錢的同時還如飢似渴地補充精神和文化方面的營養，這就顯得真正的可貴了。 “吳江無江有江村，江邊小村是大城。”寫到這兒，我突然想起不知是誰說過的這樣一句順口溜。走過吳江的一個個繁榮而富裕的依靠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再回味這句話和思忖費孝通先生為什麼一生鍾愛他的“江村”情結時，似乎有了結論。 說吳江，欲想繞開盛澤是萬萬不可能的事，因為吳江的歷史和吳江的多半聲譽是盛澤給予的。君不知，在明清之際，盛澤曾與蘇州、杭州、湖州齊名多時，號稱中國“四大綢都”之一，且盛澤地處這三大名州之中央，故而更被商賈美譽為“四都之都”。 盛澤現在是吳江的一個鎮，近靠浙江的嘉興、湖州。盛澤的名字從字面上理解便可知初始的當地景況。吳江有澤國之稱，蘇州也有澤國之稱，盛澤大概是澤國之“澤國”也。與盛澤相近的一個地方叫震澤，也是古時的名城之一，吳江設縣後縣府很長時間都在震澤。盛澤與震澤乃太湖東岸一帶最著名的古城鎮，曾經在歷史上風光多時。相比震澤，盛澤少一些政治色彩而更多的是商氣和人氣。據《盛澤志》上講，盛澤之所以稱“盛澤”，是因為在三國時代，孫權手下有位司馬叫盛斌在此屯兵，因此而得名。 說到盛澤，我這個蘇州常熟人，自然多了一份情感，因為盛澤有位大才女叫柳如的嫁給了我的鄰居、大文學家錢謙益。錢柳的結合堪稱“開放愛情之經典”。 盛澤才女柳如是原名楊愛，是當地的絕色佳人，幼年因家貧被賣到盛澤鎮上的歸家院名妓徐佛家當養女。受徐的教養，柳學詩作畫，才情顯露。成人後她改姓為柳，字如是。由於歲月滄桑，柳如是流落青樓。但柳性情開放，行為獨立，具有強烈的反抗與叛逆精神。明滅清興時，她與復社、東林黨人交往甚密，並經常女扮男裝，與諸文人縱談時勢，詩歌唱和。這期間她認識了大文學家、常熟豪門錢謙益，並一見鍾情，結成秦晉之好。柳比錢小二三十歲，又是青樓出身，但這對情侶以鮮明而不屈的反叛精神，結為夫妻，且將婚事辦得異想天開——一起乘船搞了一個“旅遊結婚”，驚得當地俗人目瞪口呆。明朝徹底亡滅後，柳勸丈夫錢謙益在刀、繩、水三種死法中選一項結束生命，以抗清朝統治。錢有難色，柳憤而投河自盡未遂。錢謙益歸順清朝後因得不到重用和別人的猜忌，最後鬱鬱而死。錢氏家庭這時做了一件非常缺德的事：逼罵柳如是退出錢門，一代烈女、名媛就這樣投繯自盡。柳與錢的愛情和婚姻悲劇，堪稱絕版經典，同時我作為常熟人和錢謙益的鄰居，似乎內心對盛澤的絕代佳人和曠世才女有一份深深的歉意…… 還是言歸正傳。 關於盛澤，小時候我就隨大人們搖櫓划船或乘烏篷小舟來過此地，記得那時途經一座白龍橋時，便見過鐫刻在石拱柱上的這副對聯。兒時不懂，今復讀此聯，乃百感萬嘆：風送萬機聲，莫道眾擎猶易舉； 晴翻千尺浪，好從飲水更思源。兒時常聽奶奶教訓同族的女兒家時，會脫口一句話：“儂個小細娘，想標致，就嫁到盛澤去！”那時我只知盛澤是個美麗的地方，卻並不甚了解身臨其境“風送萬機聲”的特殊性。自七八十年代起的一二十年間，甚至到了今天，在蘇州老家一帶，這種“風送萬機聲”的景象仍然在這片土地上盛行，這也是為什麼蘇州繁榮和百姓富庶的原因之一。我的父老鄉親在二三十年前曾經為了爭取溫飽，他們除了種好一畝三分的承包地外，家家戶戶做起了紡紗織布的作坊式工業致富之夢，後來大家都進入小康後仍然沒有丟下織布機而更加顯示了蘇州百姓那種富而不滿足的勤奮與崇高的品質。 盛澤之“盛”是注定的，因為它所處的地域太優越了：北靠太湖，南鄰浙江的嘉湖沃地。這里沃野平展，阡陌縱橫，湖蕩密布，河道四通八達，氣候溫和又雨量豐沛，古時就是蠶桑之地。據說五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種桑養蠶，紡絲織布。到唐代時，這裡的絲織業已初具規模。 《姑蘇志》載：“綾，諸縣皆有之，而吳江為盛。”而“吳江之盛”中盛澤為“最盛之地”。晚唐詩人陸龜蒙有詩曰：“盡趁晴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掉繅車。”到了明朝中葉，隨著東南沿海的開發，蘇杭地區成為中國經濟中心，其商事日益繁榮，絲綢貿易尤為興盛。作為蘇杭中心地帶的盛澤更是獨顯風情，形成了“水鄉成一市，羅綺走中原”的盛況。明代大文學家馮夢龍在是這樣來描繪當時的盛澤的：“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挨擠不開，路途無佇足之隙，乃出產錦繡之鄉，積聚綾羅之地。”自此起，迄今五百年間，雖世事變遷，歷經盛衰，然盛澤的絲綢始終閃閃發光，名揚天下。從史書上得悉，盛澤發展很有意思：在它之前，有個黃溪市，明代時的黃溪市的絲綢交易十分興旺，當時盛澤還只是一個青草灘，五六十戶居民；到了嘉靖年間，盛澤的絲綢業迅速發展，這個後起之秀借助水運交通優勢，沒多少時間就將近鄰黃溪弱化成屬下的一個村落；之後盛澤鎮與浙江嘉興間曾冒出個新杭市，該市管轄“東南90裡，居民千家成市”，然而由於盛澤依靠欣欣向榮的絲綢生產與貿易，最後又將新杭市淘汰至銷聲匿跡…… “先蠶廟裡劇登場，男釋耕耘女罷桑，只為今朝逢小滿，萬人空巷鬥新妝。”這是文人對當時盛澤的先蠶祠“戲劇節”盛況的描述，這樣的讚美與白描，在我們熟悉的茅盾小說中也能多處找到。 盛澤之盛，可以從現在仍留下的一些景物中尋覓到。比如鎮東的那座氣度非凡的“先蠶祠”，不說其門樓高聳、飛簷昂角、三門並立之勢，單內設的二層大戲台和那前面的可容萬人觀戲的廣場，你便可知當年盛澤之盛。據說每年小滿時節到來時，當地就要為“蠶神”唱三天大戲，且請的皆是江南名戲班。 “就像現在央視的'同一首歌'差不多。”盛澤的一位朋友的老爺爺如此對我說。盛澤之繁榮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最先創立了“莊面”，即延伸到現在的貿易市場。在我小時的記憶中，我老家的市鎮中，凡賣布賣綢的商店皆稱為“莊面”。這也是從盛澤創建的“絲綢莊面”傳來的，這一點足見其影響之大。盛澤還有一大風景線，是它眾多的“會館”。即使在今天你仍然可見在小鎮上殘留的古會館舊址，據說共有八大會館，它們是金陵、山西、徽寧、寧紹、濟東、紹興、華陽等會館，一個鄉擁有如此多的商賈會館，在天下也是惟一的。 “尚利民風薄，多金商賈尊。”盛澤之所以幾百年商業興旺，與其這種務實的觀念有著直接關係。 盛澤之盛，要感謝其水域的四通八達之便和地處蘇杭之中間的地理優勢，再加上其周圍皆是桑蠶與絲綢的生產地。與盛澤一河之隔的浙江王江涇小鎮，曾經也是與盛澤一樣的繁榮之地，但太平天國時幾經戰爭風火侵襲，王江涇毀於一旦，盛澤則因水道之隔，免於戰禍，因此王江涇等周邊的商戶乾脆一起搬到了盛澤，使盛澤旺上加旺。在清代後期，中國的出口產品除了瓷器外，便是絲綢品，而盛澤的絲綢因其質量優異，又後來在巴拿馬拿了數次金質獎、銀質獎等榮譽而被國際商界廣為喜愛（盛澤絲綢獎與貴州茅台酒同一年在巴拿馬拿的獎）。 值得一提的是：盛澤還應該是蘇南地區近代資本主義產生萌芽的最早地區之一。 1929年這裡就有了發電廠，首創了電機織綢的先進工業生產，這使得盛澤更加名揚天下，並為滬、蘇、錫、杭一帶乃至全國輸送了一大批技術工人。但盛澤能夠形成名揚天下的“絲綢之都”，最關鍵和重要的還是它的完美、健全的和獨特市場體系—— 一是它的分工之細、專業化程度之高，它以“莊面”為中心，形成了絲行（經營繭絲專門機構）——織戶（織造絲綢的農戶或工場）——船家長（收購者）——綢領投（經紀人，為盛澤莊面獨有的行業）——綢行（經營絲綢買賣的專業機構）——染煉後整理工場（從綢莊領料，加工後再送入綢行）——綢行，這樣一個完整的生產流程； 二是服務體系完備配套，據解放初期統計，在解放初盛澤鎮上共有綢行83家、絲行66家、染場18家、煉場9家，另有鋼扣店7家、棱子店5家、木作（主要是車木等）37家、銀行3家、錢莊21家，還有“三產”的茶館48家、旅館10家、劇院2家、飯館37家、成衣店62家、絲線作坊44家等，可見這是一個多麼完備的絲綢之都。 說到盛澤絲綢業之旺，不能不提出到兩件事，一是這裡的水，二是一個叫鄭辟疆的人。 專家檢測，盛澤之水很柔性溫性，因為主要是湖水為主，所以它比起其他地方的水更利於絲綢紡織業。說到鄭辟疆這個人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但這位盛澤人的妻子的弟弟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費孝通。鄭辟疆是地道的盛澤人，小時候家貧，18歲時看到上海的《申報》登出一則廣告，上寫著杭州蠶學館招收學員，錄取後試讀三個月，如成績優秀者可免學雜費和伙食費，於是鄭辟疆就去報考。後來他被送到日本留學，期間他從房東的一位孩子那裡偷學到一套日本養蠶技術——這種蠶成熟快、個頭大、產絲多，回國後他在山東辦學講蠶桑學，後回到老家蘇州創辦了女子蠶業學校。解放後一直任蘇州蠶桑專科學校的校長兼任蘇州絲綢工學院院長。鄭是中國現代絲綢業的奠基者。 “人家勤機杼，織作徹晨昏。”盛澤之盛是曾經的歷史。新中國解放後，因為相當一段時間裡農村從事養殖和手工業被視為“資本主義”，加上一波又一波的“以糧為綱”和“學大寨”之風，盛澤的絲綢業受到毀滅性打擊。但這裡的民間絲綢紡織業和私下貿易之“野火”從來沒有被徹底撲滅過，所以在“文革”後期，這裡的農民們又在“地下”重操舊業，那時還主要是以“社隊企業”為名，使得“絲綢之都”慢慢恢復元氣。那個時候化纖產品開始興起，所以有頭腦的人就把目光放到了盛澤之外的廣闊天地——他們出外購化纖原料到盛澤來，然後發揮本地農民的巧手和傳統紡織所長，漸漸將“絲綢之都”的元氣恢復過來。由於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仍然以集體經濟為主，故而農民們自發形成的社隊企業和家庭小經濟只能依靠“吃盡千辛萬苦，走遍萬水千山”來獲得一方生存空間。 改革開放初期的盛澤絲綢市場主要生產單位仍以社隊企業和農民家庭作坊式經營為主，其產品進不了計劃市場和國家購銷渠道，所以只能靠半地下的非正規市場。此時，廣東等沿海地區已經開始與境外市場有一定聯繫，有從事絲綢業的商人將目光聚到了絲綢之鄉的盛澤…… “那時鎮上有一個旅館，叫'中心旅館'，地處盛澤鎮的中心地段，外地來的採購絲綢的人都住在那個旅館裡。他們來此進行原料供應和收購產品，漸漸這個旅館擠不下了，於是有居民悄悄將自己的房子出租，雖說很便宜，但當時也算不薄的一筆收入。”在盛澤的一家民營三星級賓館裡，老闆這樣說，他當年就是靠出租自家的房子起步的，現在已經有三家旅館和酒店，固定資本超過3000萬元，每年收入穩定在幾百萬元。 我對盛澤的印像是在8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時在北京工作就听說老家有個“東方絲綢市場”，而且常在報刊廣播中聽到其名。 “盛澤辦起東方絲綢市場，首先要給當時的縣長於廣洲記頭功。”一位早期參與建設盛澤絲綢市場的老同志向我介紹說，進入上世紀80年代初，蘇州地區的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吳江特別是盛澤一帶的民間絲綢業又呈“處處機聲響”的局面，但銷售方面仍處在低級的“旅館交易”，即有人將貨送到“中心旅館”，住在那裡的外地人將貨收購或把原料運來在此賣給當地人而已，因為這種交易在當時還常被誤認為是“投機倒把”而打壓，故始終沒成大氣候。可“野火”已經燃起，誰人皆難抵擋。加之溫州人的小商品市場和常熟等地的車站服裝市場的產生，讓吳江人感到了自己的落後。 “應該充分發揮本地傳統工業優勢，把盛澤辦成全國重要的絲綢集散地！”這話是縣長於廣洲在一次幹部大會上喊出來的。盛澤人聽了高興啊，摩拳擦掌地喊著：“幹！” 這一個“幹”字，竟然“幹”出了中國最大的絲織品市場，也使昔日的“絲綢之都”再現光芒。 “既然要做市場，就得挑塊好地方、挑個大地方。於是縣上和鎮裡的同志跑遍了鎮區的四面八方，最後選定了鎮北的一片荒地來籌備建絲綢市場。這個地方原來叫北白漾，是個湖地。70年代圍湖墾地成為種稻的低窪水田。整個盛澤鎮區又因為像一根秤，兩端掛著南北白漾，聯結兩漾的正好是一條穿越鎮心的市河，那河上有七座橋，恰似秤桿上的秤星。南白漾是小湖，猶如這把秤桿的秤砣；北白漾大，所以百姓稱它是秤盤。我們的市場就建在這個秤盤裡……”老同志很幽默地向我介紹，“1986年10月初建這個'東方絲綢市場'時的第一期面積只有8000平方米，約200來家商戶入駐，而且多數是鄉鎮企業，少數個體商戶又是外地人佔了多數。但就是這麼一個絲綢市場一出世就威震四方，不到三個月，市場就被擠得水洩不通，不得不重新考慮擴大……” 這是吳江人和盛澤人都沒有料到的，因為當時連以辦小商品市場而出名的溫州人都對“東方絲綢市場”刮目相看。 “……來到這裡，看到的是一片興旺、繁榮景象，只見佔地近萬平方米的'絲綢方城'，四周是一百多家商店，中間是近三百個個體經營的各種成衣服裝攤，到處掛著五彩繽紛的被面、圍巾、領帶和衣服，真是琳瑯滿目，五顏六色，應有盡有，美不勝收。場內國營、集體、個體經濟並存，批發零售兼營、以批發為主，經營品種以絲綢為主，兼營化纖、針織、服裝、工藝品、小百貨等兩千餘花色品種。它既是一個服務型交易所，也是一個大型商品展覽館，吸引了各地顧客，天南海北，遍及全國，還有慕名而來的外商……”這是一篇《溫州日報》記者在東方絲綢市場開辦三個月時寫的一篇現場報導，文字間洋溢著無限嚮往和讚美之辭。 吳江的同志私下對我說過這樣一句話：“欲將吳江經濟搞上去，盛澤的事做好了等於完成了一半。” 此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吳江的工業和經濟過去一直是以紡織為第一產業的，而盛澤是吳江紡織業中的龍頭。盛澤旺，則吳江旺。吳江的領導者深明此理，因此他們在抓東方絲綢市場一開始就非常有遠見： 一是招商上，宏觀引導與必要的行政干預相結合，對生產企業的進場經營，既作全面發動，堅持自願，又規定任務，特別是鄉鎮企業和個體戶，盡量爭取勸其進場，同時還從杭州一個市場上動員了吳江籍商戶回到盛澤市場經商。 二是資金上，借貸與自籌相結合，國家沒投一分錢給東方絲綢市場，靠的就是社會力量。 三是建設規劃上從長遠計議，又注意配套設施和主體工程同步進行的構架，使得市場在快速發展中始終保持了相對的完美與穩定。而最關鍵的是吳江人對辦市場的宗旨明確，他們確定的“招攬商貿，薈萃信息，搞活流通，服務城鄉，立足本縣，面向全國”的定位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 “買了爆竹讓別人放。”這是盛澤辦市場的一大特色。所謂“買了爆竹讓別人放”，就是吳江人和盛澤政府只管把精力放在建設好和完善好市場的設施與配套工程上，至於利益盡可能讓客戶賺得，甚至寧可讓外埠人多賺，從而使得盛澤絲綢市場在紡織之鄉的蘇南地區迅速崛起並輻射與影響周邊縣市。 “第一年，市場的交易額為1.2億元；到了1990年，已經達到10個億，成為國家農業部評選的全國十大鄉鎮之首。'華夏第一鄉'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年已花甲的老沈自豪地說，“當年我當經理時，一天接待外地來參觀取經的人最多時達17批，開始我自己掏錢請他們吃飯，到後來，哈哈，我請不起了！90年代後，我們吳江一帶的農民基本不種田了，農民們忙著開廠織布做生意，田地都給了紹興人種去了。這跟老人們講的盛澤舊時一樣，明清時我們這兒的人都當了工商戶，紹興人過來種地養蠶。新中國成立時盛澤劃成分，結果發現紹興籍的人特別多。” 盛澤的絲綢產業大發展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此時以盛澤為中心的吳江、嘉興和湖州及蘇州的絲綢業及紡織業飛速發展。 1995年，江澤民總書記也來到盛澤視察，他對這裡的“日出萬綢，衣被天下”的繁榮景象，給予高度讚賞。 20餘年來，盛澤絲綢產業始終位居全國同行之首。 2007年，市場交易總額超達500億元，“中國第一鎮”的威名已不再是神州大地上的傳說，她已載入世界經濟發展傳奇史。 現在你到吳江，主人必定先要帶你去盛澤市場看一看。到那裡，你想像不到這個在廣闊田野上崛起的“絲綢之都”竟然會是中國的一個鄉鎮駐地。那聳入雲霄的五星商貿大廈，那一望無邊、熱鬧喧嚷、兩邊豎立著萬千商戶標牌的商街，那萬台無梭機齊聲轟響的巨型車間……你看後除了驚嘆還是驚嘆！ “想看看漢通盛澤人嗎？”主人問我。 求之不得。 於是我隨吳江同志到了盛澤商貿街的一個叫“漢通”的店面。老闆是一位比我年歲稍大些的“大阿姐”，姓錢，名阿玲。極普通的盛澤人，錢阿玲人樸實，生意卻做得驚心動魄。 她上來就直言快語地說道：“我人長得難看，可布做得相當好看。”這話惹得我們開心地大笑。其實阿玲姐長得也很秀氣，心眼更好。 阿玲姐介紹說，她21歲進鄉鎮企業，那是1974年的事，一個只有十個人的水泥製品廠。 “我當倉庫發貨員。後來鎮上辦了東方絲綢市場，我進了東方絲綢印染廠，30塊錢一個月。領了工資就分給家裡六個兄弟姐妹，自己留6塊，這6塊錢還要給弟妹做衣服。那時家裡貧，可我是全大隊惟一一個進廠的人，很光榮的事，可以說是鄉鎮企業讓我和我全家擺脫了貧窮。”阿玲姐一邊做著生意，一邊娓娓向我道來，“後來鎮上有了市場，加上原來的廠也轉制了，我就自己出來做生意，一直到1998年自己辦廠。當時買了15畝地，6萬塊一畝，共投資2000多萬元，一半是過去廠裡的同事，一半是下崗工人……” “廠呢？”我看看並不大的店面，想知道她投資2000多萬元的廠子所在。 “我們去看看？！”主人笑著建議。 “好啊，走！” 於是我們坐上她的豪華車，十幾分鐘後到了盛澤“工業區”的一片非常氣派的廠區。 “這就是我的廠。”主人說。 進廠門，抬頭見一棟三層大樓，新的。裡面剛剛裝修完，能照出人影的大理石地面和牆壁，以及一間間寬敞的辦公室及會議室，不由令我驚訝地問主人：“阿姐，你夫婦倆用得了這麼多的地方嗎？” “用得著。”阿玲姐笑笑說，“我的產品現在跟六七個國家的外商有貿易，'老外'經常到我這兒來，過去一直讓他們住賓館，以後他們住我這裡就行了。”原來如此。 再進她的紡織車間時，我完全被這位盛澤阿姐的家業所折服了：數百台世界上最現代化的電子織機正在齊鳴，令人想像不到的是，她織的絲連肉眼都看不到——細到頭髮的十分之一！ “我現在做的都是國際市場上的高端產品，平均一天要出兩個新品，一年要做500—600多個品種。這個車間的400台無梭織機，24小時不停……”主人說。 “你一年能賺多少錢？”我忍不住問個傻問題。 直率的阿玲姐，毫不猶疑地說：“我公司一年的交易金額大約一個億……小老闆喲！” “一個億還是小老闆嗎？” “當然，在我們盛澤一個億絕對是排不上名的。”錢阿玲肯定地說。 走出錢阿玲的廠，見旁邊的一家規模相當的“盛發”廠。我隨口問道：“這家也是本地人開的？” “是，他叫謝友義，現在也算一個大老闆了。至少有這麼個數吧！”錢阿玲伸出右掌，翻了番。 十個億？ “差不多吧！”錢阿玲說著自己先笑了起來，“可他的外號叫'一億元小老闆'”。 “怎麼回事？” “2003年中央電視台四套給我們盛澤做了一台節目，叫做'讓世界了解你'。我們鎮上去了20個人，謝友義坐在第二排。主持人問一個問題時，他先舉了手。主持人看他那麼年輕，就問謝友義，說你那麼年輕就做生意？謝趕緊說自己是小老闆。主持人又問：你資產現在有多少？謝回答：一個億吧。這時現場'哄'地喧嘩起來。大家都在議論說一個億資產還叫小老闆呀？我們的鎮黨委書記就趕緊站起來圓場，說在我們盛澤，億元以上資產的老闆很多，像謝友義這樣剛夠億元資產的企業家所以只能稱為'小老闆'。原來如此！可這次節目回來，謝友義就覺得自己很沒有面子，因為有人見他就叫'一億元小老闆'。他從那時起就發誓要當大老闆，這幾年他幹得很出色，現在應該算是邁入大老闆的行列了……” 聽了錢阿玲的介紹，我不由再次用敬佩的目光看一看“盛發”。 我相信，在盛澤這片到處洋溢著絲綢之美的熱土上，像錢阿玲和謝友義這樣的普通農民成長起來的企業家成千上萬，是他們用自己的勤勞與智慧，以及對市場經濟的敏感和經驗，編織出了這個中國“絲綢之都”的錦繡美麗與萬丈光芒，也將這錦繡美麗與萬丈光芒帶給了整個蘇南大地與世界的紡織業…… 在這樣一批盛澤人中，我要再介紹一位民營企業家。他叫盛友泉，沒有人查過他的祖譜，但盛澤人告訴我，在這裡，盛氏人家基本都是三國盛斌的後代，那麼盛友泉應該也是。盛友泉現在可能是盛澤後代中生意做得最出色的一位，理由是他有一座盛澤最高的建築——盛澤國際大廈，32層高，五星級賓館和寫字樓。如果夜間來盛澤，那座獨聳在絲綢之都的“國際大廈”格外光彩奪目，光芒四射。白天看，這座大廈則如絲海中的一艘揚帆巨輪，乘風破浪行進著…… 1984年，19歲的盛友泉進了鄉鎮企業當紡織修理工，第二年他進了鎮上的新華絲織廠，開始學習和鑽研絲織技術。 1990年“東方絲綢市場”建起後，他是第一批走出鄉鎮企業下海經商的盛澤人之一。開始是小本買賣，三年積累了十幾萬元錢，這是他在絲綢業中掙得的“第一桶金”。與一些“白天開店，晚上數錢”的小老闆不同的是，盛友泉在白天忙完商務後，晚上便一頭扎在鑽研生意經上。三年後他瞄準市場，投資搞印花紙上，創辦了盛澤第一家印花紙企業。獨門生意，風險很大。但盛友泉依靠汗水和智慧贏得了市場，不到三四年他的企業已經有了2000多萬資本。此時，盛澤的絲綢市場恰逢大發展時期，鎮西的白漾湖畔有48畝土地要建一座城市化標誌性建築而進行拍賣。經過反复斟酌，盛友泉出手一舉拿下了這塊黃金之地，盛友泉從此成為了盛澤“第一富”人物。你想：當時他是以每平方米4770元拿下這塊48畝的黃金標地，要多少錢？普通老百姓一聽都快嚇死了！號稱“江南水鄉第一高樓”的盛澤廣場國際大廈經過一年零九個月的施工建設，在新世紀初正式開業，這給絲綢之都的盛澤平添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形象。之後什麼銀行、跨國公司等等商業、金融和娛樂、時裝巨頭紛紛入駐這個江南水鄉的小鎮，而盛澤也不再是人家傳統印像中的江南小鎮了，北京、上海、蘇州等大城市裡有的酒吧、婚紗樓、麥當勞、國際商務等等在這裡也應有盡有…… “從起步時的10萬元，經過6年後我出資1600萬美元與外商合資興辦吳江祥盛紡織公司，再後來辦盛世地產集團公司，靠的就是盛澤人始終有想法、有點子和實幹的精神。”盛友泉總結說。 邁入新世紀後，盛澤絲綢業開始全面進軍國際市場，這時整個盛澤絲綢業需要引進一批世界上最先進的日本噴氣無梭織機，開始日方要價很高，盛澤方面的企業大感頭痛。盛友泉因此聯合本土16家大企業成立聯合採購團赴日與日方談判，迫使對方比原價格低出12％成交此筆數億美元的引進技術項目，成為吳江一大美談，也震動了世界紡織行業。 “這一次買賣，我們盛澤人少花了1億美元。”盛澤人因此對盛友泉更加敬重。 “聯合不是簡單的1+1，重要的是參與聯合的每一個個體都發揮了自己的潛能，並在此基礎上取得雙贏、多贏的目標。”盛友泉這樣說。 創建“國際大廈”和聯合進行國際採購後，盛友泉及他的公司又頻頻出手在蘇州、太倉、上海等地置地開闢新產業，尤其是他在自己的家鄉投巨資建盛澤第一條“步行街”，使盛澤這個東方絲綢之都的國際化水平大大提升。 那天離開盛澤之前，遇上了一位浙江溫州籍的新盛澤人，叫潘雲飛。之前，潘是溫州永嘉的農民，後來他跟著同鄉在東北瀋陽有名的“五愛”市場上做生意，200元起家，十年下來積了一定資本。更重要的是潘雲飛做人深得人心，當地市場管理機構對他很看重，讓他當市場的黨支部書記。期間他多次來過盛澤，有同鄉鼓勵他到這裡從商，潘雲飛顧慮那邊的浙商總會的“書記”職位沒人接，不好意思到這邊來。後來孩子上學的問題讓他頭痛了：由於東北的市場社會治安等環境欠佳，他不敢將孩子送那邊上學去。 “到盛澤來嘛！這里社會風氣好，離家鄉又近，學校教育質量更好，快來吧！”同鄉人再次勸他。 “潘總，我們願意無償給你10畝地，你可不能走啊！”東北市場的管委會領導如此挽留他。但為了孩子，也為了生意，這回潘雲飛下定了決心。 來到盛澤後，連紡織機是什麼樣都沒見過的潘雲飛，憑藉著他對盛澤市場的理解和認識，很快置了26畝地，買了48台紡織機，開始融入絲綢之都的紡織行業之中。僅兩年後，他看準盛澤經濟的發展勢頭，聯合另一位浙江商人在“東方絲綢市場”旁建了一條“溫州街”，專門吸納來盛澤做生意的溫州商人。現在這條“溫州街”在盛澤市場獨顯風采，因為特別能經營的溫州人帶著他們薄利多銷的理念和善於吃苦耐勞的精神，給盛澤市場注入了新的血液。 潘雲飛沒有因此滿足，之後他又根據盛澤市場缺少紡織機械的情況，聯合幾位浙江老鄉投資1.3億多元興建了一個55000平方米的“紡織機械市場”。這一市場的建立，不僅使潘雲飛本人在絲綢之都的行業中名聲大振，更主要的是為健全、完善盛澤絲綢產業搭建了更好的平台。 現在盛澤鎮本地戶籍人口只有十幾萬人，在此生活和經商的外地人卻也有十四五萬人，其中光潘雲飛家鄉的溫州人就有五六千人，他們中已經有不少人把戶口都遷到了盛澤，成為真正的新一代盛澤人。 盛澤，正是被盛友泉、錢阿玲、潘雲飛這樣的實干家打造得更加光艷美麗，東方絲綢之都也是這樣越來越紅火和充滿魅力…… 吳江是水的天堂，水的文化，水的歷史與現實，還有小橋、人家。 吳江的水文章在整個蘇州市的區域發展史中佔有最典型、最突出的位置。吳江離開了水就沒有精彩的特別文章，吳江的一切精彩皆與水關聯、皆因水生輝。故而所有到過吳江的人都感覺到，吳江之地乃是蘇州之蘇州、江南之江南…… 我讀過一位北京姑娘寫的一篇“吳江漫憶”，很有“小橋流水”般的情致意韻。她這樣說——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這曲江南小令正是道出了人們對於夢里水鄉纏繞數千年的眷戀。她的富庶與平和，篤厚與安詳可謂古來有之。 某日，天高雲淡，我們走出上海虹橋機場，不足三四十分鐘路程，便抵達了吳江境內。迎面一股溫和的帶著少許涼意的濕氣緩緩地在身周暈染開來，輕柔地將你攏在南方特有的水氣氤氳中，整個人也便在不經意間變得輕柔細膩起來…… 閑庭信步間去看吳江的一草一木、風土人情，如唐人所說皆其神明。 這裡的街道與市容，是我所見過的內陸小城中少有的干淨整潔，尤為難得的是每個路人的神情都平和安詳，遠遠走來竟似帶著笑意。在這個浮噪而倦於奔命的年代，吳江讓人舒坦得平添萬千浪漫。 一個小店、一個小店地推門而入，每個店家在友善地招呼後，便由你自行欣賞，彷彿你是她家不請自至的客人，既不過分熱情也不漏落禮貌。在一家時裝店試了幾件衣服，打算撤；店家竟然全無憤恨之色，甚至始終保持著親善微笑，聲言“歡迎再來”。這要換在一些大城市，不被白眼才怪，但在吳江不會有這種尷尬。我碰到的都是此溫婉友善謙和持禮的江南女子。所以我的“荷包”最終空了，實在無法拒絕她們隱約的期待，尤其是那一低頭的溫柔與一句軟酥筋骨的吳語…… 古人早謂，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虛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歸去休——吳江的柔情深意在這靜謐的夜裡如潮水般淹沒了我所有的記憶。 吳江處處皆詩意，這是因為多水、水好的緣故。其實對我這樣已經漂泊在外幾十年的“蘇州老鄉”來說，最願意聽的還是那些曾經經歷了蘇州經濟發展各個時期的老幹部、老鄉親們的講述，因為他們是歷史的見證人，從他們嘴裡講出來的故事讓我常常激動和感動……在吳江，我又一次有這樣的收穫。 那天在一家茶館，我見到了幾位吳江老領導，還有幾個專門從事政策研究的老學者，他們的滿腹“吳江經”好聽而精彩，其中一位叫吳海彪（市府調研員）的說：吳江的經濟是無中心的經濟，也就是說看起來並沒有一個完整和刻意主導、捧月式的中心產業，但卻在這種無中心的產業中形成自己獨特的產業。比如盛澤的絲綢市場，它是由這個古老的絲綢之都根據自己的傳統發展起來的，之後帶動了周邊數個鄉鎮、甚至形成吳江第一大紡織產業的形態。再比如以七都鎮為龍頭的電信電纜產業，當時就因為這個地方的老百姓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就有一批人到上海去撿破銅爛鐵，後來歸類將這些東西賣還給上海人，於是同上海人有了交往。上海人就到他們那個地方去，把有用的東西拿走，留下了錢，順便還帶回些當地的農副產品和水產品，這樣一來二往，七都便成了與上海有著密切關係的地方。當電信產業蓬勃發展時，七都人從小打小鬧的“撿破銅爛鐵”一下發展到全國最大的電信電纜產業基地，並且輻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