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十章常熟的“品牌”故事

不知從何時開始，常熟竟然被“小弟弟”崑山和張家港超過了！這股積在胸膛裡的氣使得常熟人很壓抑。 自古以來，在蘇州諸縣中，常熟一直是“兄弟”中的老大，而且論建城史，常熟甚至可以同伍子胥建的姑蘇城比悠久。 論風景，蘇州有的，常熟也都有。 說到水，蘇州人愛把太湖抬出來，常熟人這時會笑著指指那碧波蕩漾的尚湖告訴你：它的面積比杭州西湖還大些。 說到山，蘇州人總歡喜把獅子山搬出來，常熟人搖頭說，到了我們的虞山，你就不用再登江南的所有山了。因為虞山是蘇南一帶距長江入海口最近的一座山峰，站在虞山頂，盡收千里江南美景，前望長江大海風光，難怪當年吳王要為西施修樂亭會挑在虞山頂上。 蘇州有座千年古剎寒山寺名揚四海，常熟人說，他們的興福寺方丈做過寒山寺大和尚的師傅；蘇州的虎丘塔日映斜陽，常熟人說他們的南宋方塔堪稱“南國第一塔”。

蘇州人說，他們有位賣家園修學堂的大教育家范仲淹；常熟人說，他們的言子是當年孔子三千弟子中惟一的一位江南人，堪稱“南方夫子”，名列十哲中第九位，後人傳稱知識分子為“老九”就是從言子這兒來的，言子因此是讀書人的鼻祖…… 蘇州後來稱為“府”，常熟為此一直耿耿於懷。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常熟一直是省轄“大市”，與後來升級為地區級的泰州等一樣待遇，但人家泰州早已跟蘇州在行政級別上平起平坐。常熟人對此很無奈，由於離無錫和上海太近，尤其是離蘇州太近，他們一直沒能升格為地級市。 事實上常熟在很多方面超過了蘇州，即使現在我在蘇州城內採訪，仍經常聽到有人會說：要說生活和環境，常熟不比蘇州差——嘿嘿，這話讓常熟人舒服了許多，慢慢地，常熟人也習慣在蘇州面前俯首稱臣了。

常熟在蘇州管轄之下，無可翻案，但常熟在諸縣前則始終一派兄長風光。它確實有理由和實力。崑山和張家港包括太倉這些舊縣城，小得根本不能用城字來形容，最多只能說“街”。然而常熟城不同，那是像模像樣的城，有街有道，縱橫交叉，水陸網狀，小橋流水處皆是人家。小時候我只聽大家說去一趟常熟是去“常熟城”的，還從未聽說到吳江和崑山、太倉等周圍幾個地方的名字後面加過“城”字的，除非是上蘇州才叫“到城裡去”。 你聽明朝吳地詩人沈以潛詠琴川的詩句： 常熟古時又名琴川，是因為城內有七條河流穿城而過，從空中俯視風景如畫的城郭猶如一把七弦古琴。這“古琴”兩邊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勝虞山，又有兩泓明鏡一般、面積達十平方公里的尚湖、昆湖兩大水域，如此江繞城、城抱山、山枕湖，構成了常熟這個千年古城的獨特風韻。

常熟歷史上有太多的名流英雄。光是文化大家就有與唐伯虎齊名的“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楨卿，還有“江南詩聖”錢謙益和“巾幗烈女”柳如是及晚清作者曾樸等常熟邑人。兩代帝師翁同龢自然不用多說，常熟人在明清朝考中狀元的就有8人，有9人在朝中當過宰相。這樣的大牌人物，在蘇州列縣中是不可能有的。說今，“兩彈一星”的元勳王淦昌是常熟人，大學者錢昌照是常熟人，我國電信和外貿事業的開拓者李強是常熟人，水利大師張光斗也是常熟人，後來常熟的一部分劃到了張家港，張光斗先生也一下子從“常熟名人”的名單中被劃了出去。有人後來再問張光斗老先生，你到底是常熟人還是張家港人？老先生幽默地說：我是蘇州人。 常熟人有資格成為蘇州地區的“長子”，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除了它的建城史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原因外（常熟也是國務院批准的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這一點與蘇州城是平起平坐的），還與歷史上的一對兄弟有關——

商周交替之際，有一對兄弟不遠數千里，從富庶之邦來到當時荒蠻的江南大地，甘心斷發文身當農民，並帶領當地百姓墾田治水，建立“勾吳”之國，他們就是仲雍與泰伯兄弟倆。仲雍是周太王的次子，本名虞仲，在當時的王室中，虞仲精於文韜武略又忠厚勤勞而深得人心。但周太王屬意其幼子季歷繼承大業。虞仲明白後便勸兄長泰伯一起順從父意，讓國避位。泰伯被兄弟說服後，兩人借採藥為名，從渭水流域，千里迢迢來到了常熟、無錫一帶。後來季歷之子昌（即周文王）繼位，使中華民族有了一段非常輝煌的歷史。而身為王子的虞仲兄弟倆，卻在江南的荒蠻的原野上同百姓一起堵水墾荒，苦心經營，最後也建立起了不朽的偉業。虞仲歿後葬於常熟城邊的山頭，此山因而得名虞山。如今每逢清明時節，仲雍墓前總是圍著成千上萬的當地百姓為這位先祖燒香磕頭……

虞仲兄弟的史蹟和仲雍墓立於常熟，也說明了常熟在古代的歷史地位。這個時間比伍子胥在蘇州建城要早出數百年。 在《常熟市志》上還有一則典故，也能說明常熟在遠古時代早有繁盛文明之景象： 據傳孔子晚年不放心各地學生的作為，曾駕車南行吳地察訪言子（言偃，字子遊）的德行。一日，孔子來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時值炎夏之季，一路上悶熱異常，孔子一行很想進城早些歇息。孔子舉目四望，見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螄，即下車含笑問道：“去此城內有幾許路？”那孩童見孔子一副斯文樣子，便拿起盛螺螄的缽頭頂在頭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來：“缽為冠，水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時稱琴川）。孔子聽罷暗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詩達理，足見文風之盛。吾何須再去關照子遊？於是孔子折身回了山東。

那天我在常熟，與一群北京來的文友聽常熟市委副書記秦衛星講起這樣一件事： 前年北京有幾個部委領導到常熟來檢查工作，常熟城內的本地人喜歡早晨到興福寺吃麵，這天，市長書記帶北京來的領導也一起到興福寺去吃麵。北京客人一看吃麵的場景便感慨道：你們這個地方肯定乾群關係好，群眾生活富足。主人問何以見得？客人說：看看這個吃麵的場景就明白了。五六百人，大家吃得和和氣氣，而且你們市長、書記跟老百姓很隨便地坐在一起，這要在別的地方，市長、書記是不太可能跟老百姓挨得這麼近的。常熟人覺得奇怪，問為什麼。北京的領導說：現在有好多地方的官員根本不敢挨著老百姓，天天躲著，出門都要警車和保安跟著，怕老百姓告狀、找麻煩。

原來如此！ 常熟人說：“我們這裡不會有這種事情出現的。即使老百姓有什麼要緊的事，也會很客氣地跟幹部反映。說得再嚴重一點，假如有人想耍橫蠻，市長、書記也不會有啥怕的。解決問題要講理嘛！” 這就是常熟。 其實，常熟的故事最精彩的也應該是這30年來的景況。 在常熟城的東南邊，現在有一片非常壯觀的新城景區，這就是著名的“中國常熟服裝城”。這裡一年的營業額在450億左右，是中國十大市場之一，也是中國最大的服裝市場。據說每年從這裡銷售和批發出去的服裝夠全世界一半人穿的了。什麼樣的世界名牌都有，絕對不是假冒偽劣，而是世界服裝名牌企業或在這裡設了專賣店，或在這裡加工製作…… 常熟的服裝是有名的，關鍵是這個地方的小裁縫特別多，而且手藝巧而細。說幾個事例你就會信服。

比如上面已經提到的“波司登”，這麼有影響力的世界名牌，就是因為它的創始者、老闆高德康自己是一位“小裁縫”出身。與老一代常熟裁縫相比，高德康只能算是串巷走村的“起碼頭”小師傅。常熟一帶真正做衣服的大裁縫大師傅一般不會親自“出門”做生意，他們都有自己的門面，而且非常講究，一般的小生意根本不接，要接也都是有錢人家求上門的活，還有就是專門給那些富貴達官人家定做的活兒。常熟大裁縫師傅講究得很吶。你要想見他，必須約時間，而且人家出來見你之前先要品茶喝湯，再等雙手和臉面洗得乾乾淨淨後再出來與你會面。舊時，大裁縫比師爺還要吃香，有點像北方唱戲的梅蘭芳派頭。 “波司登”的高德康這樣的小裁縫，現在能夠把生意做得全世界聞名，是因為他這個“小裁縫”有經濟頭腦，手藝也屬高超。

北京人都聽說過“紅都”服裝，這是當年專門給中央領導定做的品牌服裝。毛主席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出國和平時穿的禮賓制服，都是“紅都”裁縫們的手藝，而“紅都”的頭把剪刀的大裁縫師傅就是常熟人，名叫田阿桐。 小裁縫在鄉鎮企業中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小，尤其是對“紡織之鄉”的常熟現代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蘇州一帶特別是“高鄉”常熟地區，有四種手藝人是從來沒有因政治原因而消亡過，這四種手藝人分別是裁縫、繡娘、瓦匠、木匠，他們都是散落在民間的能工巧匠。我老家將區域分為“高鄉”和“低鄉”，主要是按照是否可以種植棉花而劃分的。棉花地不能被水淹，相對需要距江河湖塘水平面高一些的地方種植，便於排水。蘇州是水鄉，許多地方的土地基本上與湖塘江河的水平面一樣高，甚至還要低一些。就是在同一個鄉村，也有高地和低窪地之分。

我的老家從什麼時候開始種植棉花的，我沒有考證，但我很小的時候就從紡線的奶奶口中知道了“黃道婆”。 黃道婆佈道傳藝，讓蘇南大地的農民，特別是農民婦女學會了紡紗織布，這是魚米之鄉的蘇南大地發生的一次非常大的革命，即原來這裡的百姓主要是靠種稻和河湖養殖富足的，後來因為種植了棉花這一經濟作物，它既可以解決自家的穿衣蓋被，同時又能將多餘的衣被布匹作商品交易，這使得蘇南大地迅速地超過了其他地方，成為全國最富饒的地區。 其實世界經濟發展史早已告訴了我們一件有意思的事：凡是種植棉花的地方，後來幾乎都可能成為經濟最繁榮的地區，或者說這裡的經濟發展總是走在其他地區的前列。 歐洲的工業革命是從英國開始的，英國的工業革命最早也是從一台紡織機開始的。我們知道，英國工業革命前是個田園牧歌情調的國家，當時人稱“快樂的英格蘭”。它的居民有80％從事農業。由於英國很早就把自己的大量羊毛賣給鄰國，這使得它的農業經濟比當時的任何國家都具有更深刻的商業性質。隨著這種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民與市場的聯繫業務不斷緊密起來。走過“圈地運動”和“海盜生涯”後，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便創世紀地進行了後來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整個世界的大工業革命。這場大革命最先肇始於棉紡織工業部門。之前英國紡織部門中占主導地位的是毛紡織業，但英國產業革命卻沒能從毛紡織業開始，其原因是毛紡織業為英國的傳統工業部門，它雄厚的基礎和充足的原料，在世界市場上一直處於壟斷地位。政府不僅沒有意識到對它進行技術改進的迫切性，相反在政策上給予保護和特權。當時英國甚至有這樣一條法令：凡死在英國領土上的人都要用毛織的壽衣來入殮。但與此相異的棉紡織業則是英國的一個新興產業部門，因而對它的技術革新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懂行人知道，棉紡織業有兩道重要工序：紡紗和織布。這兩道工序必須平衡才能生產正常。可是在1733年，蘭開夏的一位鐘錶匠發明了飛梭，完全徹底地打破了這種平衡。用飛梭取代手工引線，使織布效率提高了數倍，這樣紡紗的人就怎麼也趕不上織布的人了。這“紗荒”讓英國人整整苦惱了30多年。 1765年，有位叫哈格里佛斯的英國人發明了“珍妮紡織機”才算結束了這種局面。哈格里佛斯是在看妻子珍妮紡紗時受啟發後精心研製成功了這台影響英國乃至世界的“珍妮紡織機”的。這位木匠不曾想到，他的歷史性功績還使世界從此誕生了無產階級。聽起來似乎有些唐突，但這是真實的客觀存在。 “珍妮紡織機”的發明，改變了英國和世界的男耕女織的常態，因為這部“珍妮紡織機”是個力氣活，只有男人們才能操作得了它。一些有錢人家擁有了它便逐步發了財，而一些沒錢擁有它的男人們只能到擁有“珍妮紡織機”的人家當傭工。漸漸地，紡織機越來越先進，當傭工的人也越來越多，最後慢慢成了一個階級，這就是受僱於資本家的無產階級。 蘇南一帶的農民都受過黃道婆織布的影響，這里之所以比別的地方更富裕一些，與婦女們會紡紗織布有直接關係。 蘇州一帶的民間紡織業相當發達，尤其是農村，幾乎沒有一個生理正常的婦女是不會紡紗織布的，就連一些條件差一點的家庭的男人也都會紡紗織布，只是男人幹這種活得偷著幹，否則會被人瞧不起。在封建社會這種現像很普遍。 蘇南的鄉鎮企業最早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在常熟一帶，這種手工為主的小企業行為即使在文革期間仍然沒有停止過，只是處在低級水平和半地下的狀態。我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般家庭穿的衣服大多是自家織的粗布，上商店買“洋布”的很少，只有那些吃皇糧的城里人才可能上布店裡“扯布”去，就是城里人，相當一部分人還是穿土布。 文革後期，一種叫的確良的紡織品開始進入我們的生活。與粗布相比，的確良穿在身上，一是光亮筆挺，二是經久耐穿，價格嘛還基本能接受。我記得第一次穿的確良上學去，確實“洋氣”，於是同學後來給我起了個“洋明”的諢號，現在想起來覺得有些好笑。更不用說女孩子們有多喜歡的確良了。 這是一場革命，對蘇南傳統紡織業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有一點沒有變化：小裁縫的生意沒有改變，反而更好了，因為的確良的做工更講究，縫紉機的作用變得不可替代。的確良的盛行還帶來了另一個革命，即“鈕扣革命”。為什麼？因為土布做的衣服，其鈕扣雖然也有工業品的，但老裁縫還繼續沿用著那些純粹的棉布做成的釦子，如長衫和對胸扣，用的都是棉布做的釦子，可是的確良衣衫盛行後，鈕扣就必須是機器生產的工業品了。蘇州附近的常州有個國營鈕扣廠，於是這個廠便成了香餑餑，有人千方百計地從那裡搗鼓出一些鈕扣來滿足民間做衣服之用。鈕扣不是什麼先進的工業品，常州鈕扣廠稍稍加加班，其鈕扣就堆積如山了，後來根本就不好賣了。這更加給了那些“挖牆腳”的人提供了發財機會，於是常熟和常州之間有一條秘密的“鈕扣”交易通道…… 鈕扣多了，的確良衣服更加盛行於廣大鄉村之間。大量傳統的土布衣服也基本上開始用工業品鈕扣，畢竟用上它對土布衣衫也是一種提升——這種服飾上的革命是我這個年齡的蘇州人都經歷過的事。那時我們在中學時代，剛懂得一點兒“美學”，會對這類小事很敏感，男女同學之間的那種朦朧之愛往往先從彼此講究服飾開始的。嘿，現在想起來十分有意思——這竟然同我寫一本書牽上了關係。 任何一種深刻的社會革命，有時可能是在一種無意識的行為中萌發的。不是嗎？大鬍子哈格里佛斯就是那一天下班後看到妻子珍妮很辛苦地紡著紗，便心疼地叫了一聲“愛妻早些休息吧”。妻子“哎”了一聲，結果手一鬆，不慎將紡車碰翻了，紡車則仍然帶著那隻錠子飛旋著。哈格里佛斯看著看著，突然心生靈感——如果把幾個錠子同時豎起來，效率不是可以翻幾倍嗎？於是第二天哈格里佛斯動手做了一台多錠紡紗機讓妻子珍妮試試，結果一試便成功了。 這台改變英國傳統紡紗技術的機器，將人類文明又推進到一個先進階段。 偉大的發明就是在這樣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中誕生的。 常熟（包括蘇州其他縣市）的現代工業發展的初級階段，也是靠了一台不起眼的縫紉機和後來的一台紡織機帶動起來的。在此後的二三十年裡，迅速成長為具有中國乃至世界影響的“服裝之城”，以及由服裝和紡織帶動了整個社會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迅猛發展。 由於的確良的誕生和“鈕扣革命”，蘇南一帶的手工業快速地朝著工業化方向發展，鄉鎮企業也因此不斷跨躍式地發展並形成滾滾洪流…… 然而這個洪流的形成，追踪其“源”也十分有意思，它靠的還是無數條涓涓細流匯合而成。比如縫紉機所形成的服裝業，紡織機所形成的紡織業，前者開始是有那麼一批串門走戶的“小裁縫”所匯流而成的，後者是由無數巧手繡花的繡娘們匯流而成的。 常熟的鄉鎮企業之路有十分明顯的本地特色。 “波司登”形成“世界名牌”的國家頂級服裝大企業所走過的路就是如此，而高德康在常熟並非是惟一的成功人士，80年代前後的常熟，像高德康這樣的“小裁縫”幹得轟轟烈烈的有很多。原王市鄉的“小裁縫”就比白茆鄉的高德康等“小裁縫”厲害，只是後來在市場開拓方面沒有高德康有遠見和魄力而已。 潘炳福便是當年比高德康名氣大得多的王市“小裁縫”！ “老潘的眼睛很厲害！”早在20年前我就認識這位著名品牌服裝“秋艷”的創始人、全國著名的鄉鎮企業家。第一次見老潘就覺得他的那雙眼睛很獨特，目光銳利。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北京解放軍某兵種機關工作，有一天在一份中央級大報上看到一則消息：常熟王市舉辦第一個中國“農民服裝節”。當時這事非常轟動，因為那個時候就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都極少聽說辦正式的服裝節，而常熟農民卻能辦“服裝節”。報導還披露了這樣一件趣聞，說是上海大明星張瑞芳也被邀去參加王市的“農民服裝節”。張瑞芳自己說，開始她接到這樣的邀請，純粹是因為“不好意思駁農民兄弟的面子”，哪知“去了後才發現常熟小鎮的農民們個個穿得艷麗漂亮。我演了一輩子農村婦女，穿得總是破破爛爛的，以後我再演農村婦女時可以告訴導演說，我也要穿得漂亮點！” 王市離我老家也很近，小時候父親帶我走親戚時沒少去過。於是我決定借一年一次的探親假再遊一次王市，看看那裡的“農民服裝節”到底什麼樣。 那時中國的不少地方男人們還多數穿著中山裝和綠色軍裝，女人們稍稍時尚一點的也就是穿些花格子的“翻領衣”。但令我不曾想到的是，田埂邊的王市“農民服裝節”上，不僅人山人海，而且竟然有一半以上是外鄉人，包括不少說著“阿拉”的上海人。這讓我驚喜不已。我老家的人歷來就有“洋上海”之說，意思是說，上海人最講究吃穿，相比較，上海人對衣服更為挑剔。問題是，現在十分講究的上海人竟然跑到百里之遙的“鄉下”來參觀王市的農民服裝節，你說奇不奇？更奇的是，上海人竟然對“鄉下人”做的服裝大加讚賞，成批成批地往回買。於是老潘、潘炳福的“秋艷”牌服裝沒過多久就享譽上海灘…… 其實讓老潘的“秋艷”能夠征服上海灘，還是他那雙“厲害”的眼睛起了作用。 大約在1980年，老潘帶著幾個“小裁縫”辦起一家鄉鎮小服裝店後，便學著城里人的做法，給自己的服裝起了“秋艷”的名字。老潘當裁縫師傅的時候就是個很講面子的人，不管是有錢人用高級料子做的高檔衣服，還是普通人家的日用衣衫，只要到他手裡，都是“挺呱呱”的。辦了廠子，跟串門走戶那種“吃百家飯”的裁縫生意不一樣了，尤其是打出“秋艷”牌子後，老潘整天想著“不能光給農民兄弟姐妹穿，要讓城里人也喜歡”的奮鬥目標。 有一次他聽上海服裝店的一位朋友說：滑雪衫將取代中西式棉衣。可當時中國市場上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新時裝，然而老潘的眼睛就是“厲害”，他認定用不了多少時間，那輕便、漂亮的滑雪衫必將風行中國市場。於是他果斷地決定將“秋艷”服裝的大部分生產能力轉產做滑雪衫，並親自南下到廣州購料採樣，回廠後與技術人員一起創造性地設計出了一種色彩鮮明而獨特的帶帽女式滑雪衫。此款服飾一投入市場就風靡上海灘，那些穿著講究的上海女同胞為買上一件“秋艷”滑雪衫不惜請假去專門店排隊，據說老潘在上海的合作夥伴那家商店最多曾創造一個星期賣出“秋艷”滑雪衫8萬件的紀錄。 都說老潘愛用眼睛“掃市場”，而且在口袋裡還總帶著三件寶：小剪刀、皮尺和計算器。當他的目光“掃”到一個新款式、好面料時，他就動用自己的“三件寶”，然後回廠開動腦子，幾天后肯定又有一款讓同行眼紅死的新產品問世。 1983年，老潘又一次來到上海南京路和淮海路“掃市場”，在五顏六色、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老潘從眾多穿中山裝的人流中敏銳地發現已有一些人開始著起緊身卡腰、線條優雅的西裝了。可多數中國人當時仍然比較保守。取兩者之優，兼成國人時尚，必勝無疑。老潘一邊走心裡一邊就已有了一種適合中國市場的新服飾了…… 果然不久，上海商場裡出現了一種中長馬褲呢作面料、內托全夾、緊身大方、富有青春活力的“卡曲衫”。這新款服裝一上市，便在上海乃至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股“卡曲衫”熱。 1984年，老潘的“秋艷”系列中再度推出“航空式”、“森林式”新穎滑雪衫； 1985年，老潘推出白色西裝系列； 1986年，老潘推出女式繡花仿毛、粗花呢西裝及男女風衣系列。 …… 再後來，老潘幾乎每月都要推出一個新產品，甚至每天推一款，到後來一天能推出三個新產品…… 老潘所在的王市從此成為常熟服裝市場的一個發源地。 王市的服裝業對當時常熟的其他鄉鎮產生的影響十分巨大，本來這個富饒的江南水鄉的庶民們非常懂得學他人之技而富本家之道，所以王市的“秋艷”和老潘式的鄉鎮興業之路很快成為大家學習和仿效的榜樣，像與王市近鄰的碧溪、東張等鄉鎮，沒用兩三年時間，其服裝和紡織業如雨後春筍般湧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每次回老家探親，東張的表兄總會把我拉到東張的一家“雄牌”服裝廠去“試衣”——表兄自然少不了會給我弄幾身合適的男休閒裝穿穿。老實說，開始時我並沒有將這樣順手牽羊穿在身上的東西當回事，只是後來當我穿著“雄牌”在虹橋機場候機時，才知道這衣服還真是很有“品位”呵！ “先生，儂能不能將身上的衣服讓阿拉試試？”那天，我穿著一件淺黃色的“雄牌”，坐在候機室的椅子裡看書，有位“阿拉”過來問我。如此唐突的方式，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不免讓我記憶深刻。 上海人總是怪怪的，別人好的東西總想據為己有。 “可以啊！”我脫下身上的“雄牌”。 “果真是雄牌！”他一邊看著我脫衣，一邊翻開內側看商標，欣喜地說道。然後試了試，非常合身。 “先生，你這件衣服花了多少錢？”他問。 我搖搖頭，因為是表兄給我的，真不知道價格。 “那——儂能不能把這件衣服賣給阿拉？”上海人突然提出，一臉誠懇。 “賣給你了我穿什麼？”我的話讓這位上海“阿拉”陷於窘境。 “那就算了，算了。”這個上海人後來跟我緊挨著坐在同一排機倉內，直至此時我才知道“雄牌”在上海的傳奇—— “這個品牌在上海賣瘋了，據說最多一天能賣8萬件！男人們以穿'雄牌'而自豪，女人們都喜歡給自己的男人買'雄牌'……” 原來如此。 因為有這樣的奇遇，所以當我的表兄第二次帶我去“雄牌”服裝廠“試穿”時，我特意採訪了一下這個廠，也就更全面地了解了一下這個廠的發跡史—— “雄牌”廠也是一個由“小裁縫”搞起來的鄉鎮企業，最初時是東張的幾位有些經營頭腦的“小裁縫”合作成立的鄉辦服裝廠，後來跟著到王市服裝節去銷貨，期間被上海人看中了，於是上海人的資金加東張人的手藝，“雄牌”給上海灘來了一次“服裝革命”。 上海女人本來從心底里瞧不起“娘娘腔”的小男人們，現在“雄牌”讓許多“娘娘腔”的男人們“雄”起了，不僅男人們得意了，女人們也高興了，所以上海灘上的“雄牌”男裝風越刮越烈，最後到了誰沒擁有一套“雄牌”似乎就不是男人的分上。 這個世界有時很瘋狂。上海市場上的服裝瘋狂原來是從常熟鄉鎮企業刮出來的，這是許多人並不知道的一件趣事。 發生在東張鎮同一地的另一個服裝廠也令我吃驚和意外。這個廠的產品曾經在中國體育用品和休閒服飾業創造過輝煌，那便是“聖達菲”服裝。 據說這個“聖達菲”是中國第一個休閒服品牌。之前我同樣不知道它竟然也是在我的故鄉常熟地盤上誕生出來的。問題是，這個後來成長為中國名牌的服裝是在一個完全叫人想像不出來的地方誕生的。 我第一次去“聖達菲”廠時，需要從小鎮東張坐15分鐘的車，然後還需要擺過一個渡口，再一腳高一腳低地走上幾百米泥地，才能到達這麼一個莊稼地邊上的村辦企業。 “聖達菲”在東張的北新小村，那天接待我的郭道輝與我同齡，他說這個企業最早是郭氏四兄弟與北新村聯辦的。 我去的那年正好已改制，廠子除每年向村上交60萬元外，就全部屬於郭氏四兄弟。我對郭氏兄弟的“聖達菲”懷有特殊疑問：為什麼選擇一個如此偏遠的鄉下卻又起了一個洋名？郭道輝告訴我：他的一個弟弟前些年在阿根廷辦了個公司，阿根廷首都有條很出名的服裝街叫聖達菲，於是熱衷服裝業的郭氏兄弟商量也要搞一個中國的“聖達菲”。可為何又選擇了常熟東張這麼一個非常偏遠的鄉下來辦廠呢？ “因為常熟這塊地方水土好，到處都有心靈手巧的匠人，常熟的裁縫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匠人之一了，尤其對服裝的細工和感覺也許連世界上最好的服裝設計師都很難比，而且人誠實勤勞，這也是我們為什麼看中和選擇像東張北新村這樣一個地方的緣故。再有一點我想告訴你，常熟離上海才多少路？以後交通改善了，常熟的任何一個地方都像上海的後花園，幾支煙的功夫啥都搞定了。”這話是十幾年前說的，當年我這個常熟人聽了還覺得有些“遙遠”。才過了幾年，郭道輝描繪的誘人前景都實現了。昔日的東張北新小村現在就緊挨著長江第一大橋——蘇通長江大橋，不僅不再“偏遠”，而且成為交通樞紐之地。從這兒到上海一路都是高速路，花上一個多小時便可抵達上海的人民廣場。郭氏“聖達菲”現在早已在上海有了自己的總部，在國內和國外的分部也到處都是，而它的生產基地卻仍然放在常熟。 “因為中國服裝業的根在常熟，我們離不了這個根。”大老闆郭道輝這麼對我說。 中國的服裝業之根為什麼在常熟？這讓我既感自豪，又感疑惑。那天我回到自己的老家，身邊坐著我年邁的母親和姐姐妹妹。姐姐的女兒馬上要結婚了，姐姐在一旁繡著一塊花邊，這種情景在我小時候就見慣了，但這一天卻讓我有意外的收穫。 “姐，你現在也算是一年收入幾百萬元的老闆娘了，幹嗎還要自己動手繡花嘛？”姐家里辦的紡織廠，有三四百個工人，姐夫在我面前多次說過他廠裡的年產值已達億元，在當地也算中等水平的小老闆了。姐姐平時花錢特大方，可卻仍然自己動手繡一個幾塊錢就可以買回來的桌上裝飾品。 “閒著也是閒著，花邊是我們常熟人的本事，不能失傳唄！”姐很隨意地這麼回答我。 這時我見母親湊過去拿起針，熟練地挑起花邊線針來，隨之我妹也湊了過去……看著我母親和姐姐妹妹三人的繡花的樣子，我內心一陣感動，引出聯翩浮想：我的親人和家鄉的婦女們與眾多小裁縫們一起匯聚而成的世代傳統，不正是常熟服裝業代代相傳而永遠繁榮昌盛的薪火嗎？這不就是郭道輝先生所說的“中國服裝業”的根嗎？ 是呵，我猛然省悟！ 常熟人的心靈手巧並非天生就有，也是世代形成的。很小的時候，我並不知道早在100多年前的1904年，在我家鄉常熟支塘鎮就有了第一家叫“裕泰”的紗廠，但經常看到母親、奶奶及鄰居的女人們都會在休閒的時候聚集在一起繡花邊——這種花邊都是靠一針一針地勾挑起來的，很好看，布料和顏色都非常講究。女人們靠一針一針地繡花，可以換得每月幾元、十幾元的收入，而且不管什麼樣的女人，只要她們低著頭靜靜地在胸前行針時，都會讓人感到她們非常美——那種美是恬靜的美，優雅的美和勞動的美。這是我在童年時代的記憶中僅有的幾幅鄉情美景之一，現在想起來仍然感到很愜意。原因之一是所有我故鄉的美女們無一例外的都是優秀的繡娘，原因之二是所有難看和不善良的女人肯定也是成不了繡娘的。 人民公社時代的繡娘與著名的常熟花邊一樣從來就沒有被列入“資本主義草”的範圍，所以這也是常熟地區的手工業和鄉鎮企業比其他地方發展得更早、更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世紀70年代後期，隨著小五金、小紡織的出現，一批繡娘被招進了鄉鎮企業，她們開始由繡娘變成鄉鎮企業裡的“織女”。 “咔嚓嘶——”“咔嚓嘶——”這種聲音在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蘇州一帶，幾乎在任何一個鄉村和城鎮旮旯裡都能聽到，這是蘇州鄉鎮企業最具標誌和繁榮階段的一種特殊鄉間音樂，它似乎是在一夜之間覆蓋了千百年來獨步天下的蛙聲和蟬鳴，從而使這裡的農耕水鄉開始轉向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並存的新世界。 常熟無疑在這個階段比周邊的縣市走在更前列，尤其是紡織和服裝業上所表現出的區域經濟特色更顯現特殊光芒…… 正在寫作此書時，友人將《蘇州農村改革30年》一書送到我手上。我認真一讀，了解了一些蘇州鄉鎮企業發展的歷史淵源，書中講到：蘇州農村中傳統的手工業發達，能工巧匠眾多，因此歷史上形成了較為發達的吳江絲綢業；吳縣的刺繡、工藝和建築業；常熟、太倉、張家港一帶的土紡土織布。 “在20世紀20—30年代，蘇州的鄉村工業已具相當規模，是當地民族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1919年常熟的織布手工業場有31家，織布機300架左右，男女工人約4000人。”而在上世紀60年代初，由於受當時的政治性政策影響，從城鎮工業企業中下放了一批職工到農村，後來在70年代又有近20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到了農村，這期間有近萬上海人因種種原因沒有到更邊遠的地方而通過各種關係落戶到了蘇州一帶，這些城鎮人員到了農村，一方面他們有知識，又有一定工業技術，同時蘇州在當時為了幫助這些人能夠在農村“紮根”，於是主張和鼓勵社隊創辦一些以“多種經營”名義的小企業。 1972年，蘇州地委公開提出“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要求，社隊企業因此在堅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的三原則下迎來了積極發展的第一個高潮，這就是蘇州地區為什麼在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1978年時其鄉鎮企業已初具規模的緣由，而且當時的蘇州地委明確要求各級黨委都把發展社隊企業工作列為重要議事日程，並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時的1978年底，全蘇州社隊企業已經形成第一個發展高潮，全地區8縣（市）社隊兩級集體工業企業已經有7508家，擁有固定資產3.35億元，職工達40餘萬人，佔農村總勞動力的17％。 1979年7月1日，國務院在黨的生日這一天，以少有的方式頒發了《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干問題的規定（施行草案）》的通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總結蘇州社隊企業的基礎上向全國各地發出“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的號召，因為在兩個月後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中央專門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社辦企業的重要決策。蘇州作為鄉鎮社隊企業發展最早、最快的地區給中央作出上述決策提供了某種依據，所以它的發展毫無疑問更是走在別的地區前頭。到1983年鄧小平到蘇州視察時所看到相當一部分農民們已經蓋起了小洋房，這證明蘇州的鄉鎮企業發展不僅已經呈現“半壁江山”之勢，而且廣大農民通過創辦鄉鎮企業獲得了生活的富有。 1980年，蘇州全地區的鄉鎮社隊企業實現產值35.3億元，比1979年增長了50.7％，這種發展速度超過了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由於近一半勞動力在鄉鎮企業上班，一般農民家庭的收入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於是成片的老宅居地上出現了兩上兩下或三上三下的農家樓房……無疑，在這之前和這一階段中，常熟的鄉鎮企業發展是全蘇州走在最前列的縣，其總量和工業產值遠遠超過兄弟縣市，與同樣有傳統優勢的吳江、吳縣相比也快了一截，“小弟弟”崑山、張家港更無法與之比高低。 1980年，常熟的鄉鎮企業產值總量據說已有20億元，這個數據如果能夠在早幾年被周恩來總理看到的話，老人家或許又會感慨地說：“要是有十個常熟就好了。”1968年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曾經感慨過“要是全國要20個常熟就好了”這樣的話。那時常熟的工農業生產總量很小，到1980年時已經翻了幾番。鄧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到蘇州視察時明晰“小康”概念時的常熟，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其實也還是剛剛起步階段。 1980年到1985年，常熟的鄉鎮企業發展速度可以用勢不可擋四個字來形容。 這個時候便出現了一個突出的問題：大量的產品生產出來後，需要一個銷售和周轉平台。 平台是什麼？平台在何處？當時常熟人並不知道這些，更不知道如何去尋找這樣的平台。 南門。汽車站。這是常熟當時通向蘇州、無錫和上海的主要交通口，這裡是過往常熟最熱鬧的地方，多數過往常熟和從常熟通向外面的主要交通是依靠這個車站。那個時候，無論買什麼車票必須排隊，原因是班車少，於是車站候車室總擠滿了等候在此的乘客。人一多，就會有人想買個水喝、填個肚子什麼的，這就會有那些腦筋靈光的人推著小車或自行車，或用塑料袋，或用竹籃裝些茶水、茶葉蛋之類的東西在一旁吆喝著做個小買賣。但工商部門管得緊，稱這類推車做小買賣的人是“投機倒把”，而且政府機關還有專門的“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專司“打擊”事務，有關人員繫著紅袖章，時常出沒在車站四周，一旦發現“投機倒把分子”，不是沒收貨郎擔，就是抓進去罰款。 “走！趕快走！”“再不走抓你進去吃官司！” 車站上，這樣的情景經常見到。 後來似乎專司打擊“投機倒把”的人員不見了，於是車站的出口處的馬路兩邊開始出現擺地攤的人群兒…… “要賣衣服喔！” “便宜，一件五塊錢本地毛衣嘍！” 這樣的叫賣聲延續了半年、一年……車站兩側的馬路上擺攤的人越來越多，開始是幾個，後來變成了十幾個、幾十個。有人向上面反映“車站秩序很亂”，於是就有人出來“整治”。可沒幾天，擺地攤的人更多了，不再是幾十個，而是上百個，長溜溜的儼然像一條賣貨郎的長龍。 “趕得走他們嗎？” “像野草似的，你今天割，明天他們長得更瘋了。根本趕不走。” “那——你們準備怎麼辦？” “收點管理費吧，都是鄉里鄉親的。” “也行，車站秩序不能因為這個添亂啊！” “沒問題。秩序我們負責。” 南門的周邊，那個時候還是屬於城鄉交叉地段，常熟縣城管不了，屬於琴南鄉管理。琴南鄉的人出面每天向擺地攤的人收一份“管理費”，這就使得所有擺攤的人成為了“合法”經營。 “車站那兒可以擺攤了！聽說一天能賣十幾件衣服，好的時候有上百元進賬！” “這麼好的生意啊！” 南門車站擺攤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擴散開來。後來連蘇州和無錫的那裡消息靈通人士都著大包小包向常熟汽車站奔來……擺攤的人越來越多，往往比進出車站的乘客還要多出幾倍。開始是車站“十”字路口全被佔滿了，再後來沿著車站一直向縣城內延伸達數百米，好不熱鬧！ “再這樣下去怎麼行？我們車站快成商場了！得把他們統統趕走，否則要么我們車站關門！”車站為此提出強烈抗議。 問題擺到了“收費而肥”的琴南鄉領導面前。 “車站搬家肯定不行，那我們劃一塊地盤讓小販進場做買賣？！”有人出主意道。 “這樣行嗎？” “給市裡打個報告試試。”於是有了琴南鄉向常熟市政府建議在車站劃出一塊地盤建一個招商場的報告。 這是好事，應該支持！常熟市委、市政府很快同意了琴南鄉的意見。 1985年，在距常熟汽車站約二三百米的一塊農田被徵用並在上面搭了一個大棚，鄉政府的干部像模像樣地在門口掛起了一塊“招商場”的木牌子。 “做買賣的進去啦！” “不准再在馬路上擺攤了！一律進招商場去——” 幹部們像趕鴨子似的開始每天在車站的十字路口吆喝著，奇怪的是那些習慣於馬路邊擺攤的小販們誰也不願意進到大棚內的“招商場”去。 “你們這是怎麼啦？就願意在馬路邊吸灰塵挨雨淋哪？” “領導啊，大棚好是好，可我們進去了，人家買東西的不往那裡去，我們不還得出來嘛！” 這可是個大難題！怎麼辦？面對空空如也的大棚，“招商場”的管理人員無奈地搖頭，哭笑不得。 車站十字路口的地攤仍然熱鬧，並且越來越熱鬧，甚至達到了難以立足的地步。 “哎老哥，這個地方有點太不方便，要不我們到旁邊的大棚裡再把貨數一數？那裡沒人，我們驗貨點錢也安全些。” “好好，去大棚！” “你每天能給我多少件衣服？一百件？能不能再多一點？這個地方交貨太亂了，我們以後約在旁邊的大棚裡如何？” “好。以後我們就約在大棚裡交接貨。” “就是，這兒多寬敞。” 一撥又一撥的小販們在沒有人“趕”的情況下，自覺自願地移師大棚裡開始進行各式各樣的交易，相比馬路邊的地攤，這樣的交易數量大而又安全，於是大棚裡漸漸熱鬧起來，一直到馬路邊的地攤開始與大棚連接起來…… 哈哈，這真是怪了，起初趕他們都趕不進來，現在竟然自個兒往“招商場”搬啊！這下子把琴南鄉的干部們喜得眉睫上直掛彩燈。農民們並沒有學哲學，他們也不懂得市場經濟是有一隻“無形之手”在操縱著，然而他們卻在這只“無形之手”下感受著越來越勢不可擋的商潮的巨大力量和由此帶來的收穫的喜悅。 “那個時候，我們用了60萬元搭起的一個大棚，最早的時候按人頭收攤位費，起初時一天一個人收5毛錢；可沒幾個月，大棚的攤位爆滿，我們不得不漲價，按一個月收幾十塊錢；但沒出半年，攤位還是不夠，就只好再漲價，一直漲到幾百元一個月，還是不夠用。所以只好再擴大……”顧邦君是常熟招商場第一任總經理，共乾了11年，經歷瞭如今服裝業稱為“中國第一市場”的常熟服裝城的“發育”全過程。 常熟服裝城的前稱一直沿用“招商場”，從字面上可以看出管理者最初的用意，無非是搭個棚、圈個地方，讓那些散落在馬路邊的小商小販搬到一個固定的地方進行交易。起初常熟人並沒有將它看做是一個產業來加以發展的，只是後來商勢猛烈得叫人不可思議，故而一再擴大，直到發展到今天面積達幾平方公里、年銷售達450多億元的“中國服裝第一城”的景況。 在常熟的當代史誌上，招商城無疑是最值得讚美的一件事。現在的華東地區有幾大市場，比如浙江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紹興的紡織市場，名氣都很大，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浙江的義烏市場和紹興市場，其實開始都是常熟招商場的“徒弟”。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常熟招商城已經名揚神州大地時，浙江等地的商家便開始學著常熟人的方法騰塊地方搞個馬路市場，最早他們都想複製和克隆常熟招商城，但沒有成功，於是開始從自己的本地實際出發，尋找其市場特色，漸漸形成瞭如義烏小商品市場和紹興紡織市場等，尤其是義烏人緊緊抓住小商品做文章，且文章越做越大，如今就年銷售量數額而言，超過了“師傅”常熟。 這也不足為怪。中國那麼大，市場各有各的特色才能形成千鳥飛翔、百舸爭流的態勢。中國需要10個、100個像常熟、義烏和紹興這樣的不同特色的市場，因為中國有13億人的消費群體。 話說常熟招商城為什麼從一開始建起就不斷地“擴”卻仍然跟不上湧進來的商家潮水？這個現象許多外地人弄不明白，是什麼產業可以全面推動一個地區的家庭工業經濟的全面啟動？ ——紡織業和服裝業。 如上所言，在像老潘、高德康等一批能人帶動影響下，一大批鄉鎮社隊企業開始紛紛轉向收入豐厚而又蒸蒸日上的服裝生產業，同時由於服裝生產的大發展必然帶動服裝業的前端產業——紡織業的加快發展，於是在服裝業推動下的常熟紡織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這片素有紡織傳統的熱土上奔騰而起，並迅速形成滾滾洪流…… 從“常熟招商場”到“中國常熟服裝城”的演化過程，前後才20多年，可它的這一看似簡單的更名變化，是連常熟人自己都想像不到的事。 “常熟招商場。” “常熟招商城。” “中國常熟服裝城。” 這三個名稱，都是經工商部門註冊而來的。從字面上看，它可以讓人感受到的是從小到大、從量到質的變化，然而當地的常熟人感受到的何止是這些！那是一種革命！那是幾個時代！那是翻天覆地！ “那是夢入天堂的變化！”說這話的是我的一位親戚，叫蔡坤寶。蔡大我兩歲，在我當年離開家鄉前他就是當地小有名氣的木匠，聰明的他還有一手雕花的手藝——專門為木器裝飾刻雕的手工藝製作技術，在蘇南一帶十分流行。木器雕花師屬於蘇州城鄉民間手工藝人員中最吃香的匠藝師，收入自然也是木匠、瓦匠等手工藝師的幾倍。然而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年代，雕花師最多也只能比別人的飯碗裡多幾塊紅燒肉和魚鴨雞肉而已。 但這位昔日的木匠出身的雕花工藝師因常熟縣城裡的那個“招商場”（後來的服裝城）而完全徹底地走上了另一條富家之路。 1985年底，蔡坤寶聽人說常熟汽車站旁邊有個“招商場”，專門交易一些服裝之類的生意，還說一天能賺幾百元甚至幾千元，這讓早出晚歸的雕花匠蔡坤寶動心了，於是他專門找了個時間到招商場細細觀察了兩天，令他驚奇萬分的是：坐地買賣竟然真的能賺上幾百、幾千元啊！再細一問那些賣的確良和羊毛衫的人，你的貨是自己的還是倒來的時，蔡坤寶更是驚出一身汗。有個自產羊毛衫的人告訴他，我自家有三台織衣機，一天織二三十件，用的“工人”全是自家人，除去“工錢”和成本，每件拿到招商場裡賣掉，淨賺十來塊錢，這樣一天淨收入就是二三百塊，一個月就穩賺六七千塊！有個專做“倒買倒賣”的人告訴他：我是專門從一家一戶的織佈人手裡收衣服的，再拿到市場上來賣掉。 “開始我負責收一個村，現在收三個村。那些有織機的人家每天把織好的衣服送到我家，我再拿到招商場賣掉，一件衣服平均賺兩到三塊錢……”蔡坤寶問這位“倒買倒賣”者：你平均一天能賣掉多少件？人家告訴他：一般是二三百件，多的時候也有四五百件。 “那你一天就能賺一千塊？！”蔡坤寶的眼珠瞪圓了。那個“倒買倒賣”者的眼睛則瞇成了一條縫，滿是喜色地回答道：“差不多吧！” “從那一天開始，我決定扔掉木匠和雕花生意，發誓也要去做服裝生意了！這一做就是二十幾年……”我的這位親戚後來的發跡史我清楚，現在他除了有個三四百人的紡織廠外，還專門從事紡織原料的買賣。 世界金融危機之前，蔡坤寶的年經營額在1億元上下，假如利潤按10％計算，我想他肯定至少是個“千萬富翁”了！ 蔡坤寶的發跡在常熟人中極普通和普遍，常熟的許多農民屬於他這等的發蹟者，是他們這些人共同經營了“常熟招商場”（現在的常熟服裝城），並使之成為中國第一服裝市場的。當然更大的建功者是生長在這片熱土上的四五十萬“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人們以及來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們。 黃希芝，常熟服裝城資格最老的老闆之一，一位七十餘歲的老阿婆，我認識她已經十幾年了。 十多年前第一次採訪她時，她已經是遠近聞名的服裝老闆了。那時她的生意已經很火爆，麾下的“翔祥公司”除了專營服裝外，還有飯店、旅社等連鎖公司，當時就有人對我說，黃希芝的財產“至少在千萬元”。 2008年為寫這部書，我到常熟服裝城第一個點名要採訪的就是她。 老阿婆見我後，熱情地握著我的手連聲道“老朋友”、“老朋友”。雖然十幾年裡只有幾次見面，但確實算是老朋友了——在記錄常熟服裝城的歷史變遷中，我是一個筆錄者，黃希芝是一個親歷者。我知道黃希芝是個不平凡的阿婆，在共和國成立前夕只有15歲的她，就是一個浪漫色彩很濃的少女，蘇州女中畢業後她瞞著父母報名隨解放軍南下，後來因為軍隊考慮她是獨生女，就把關係轉到了地方政府，黃希芝因此成為解放後常熟市政府機關的一名年輕女幹部。 1958年一件不經意的生活瑣事鑄成了黃希芝曲折的一生，她從此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也失去了美好理想……直到1979年，已過不惑之年的她才有了家庭和第一個孩子，哪知孩子才幾個月她卻發現自己患了絕症。生活真像一杯苦酒，手術後的黃希芝為了孩子和遠在新疆的丈夫，不得不在街頭擺地攤——她是最早在南門汽車站擺地攤的小販之一，可那時她和那些小販擺地攤是被當做“投機倒把分子”經常受到打擊的對象，黃希芝為了給兒子掙幾塊錢的“奶水錢”，不得不整天“流竄”在汽車站周圍。 1985年，常熟招商場正式開張了，飽嚐了無地擺攤之苦的黃希芝，憑著豐富的經商經驗和久積的那份期待，傾囊2萬元，租下了幾個攤位，正是這大膽的一步，使得黃希芝徹底改變了自己後半生的命運…… “我的命運是跟著常熟服裝城的發展而發展的，沒有服裝城就沒有我黃希芝的今天。”多年擔任常熟服裝城商會會長和常熟市政協委員的黃希芝如此深情地說，我記得十多年前她說過同樣的話。 細細品味這位阿婆的話，就會發現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歷史課題：到底是常熟的招商城（服裝城）改變了像黃希芝這樣的數以萬計的常熟人的命運，還是數以萬計的黃希芝式的常熟人決定了常熟服裝城的命運？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課題，就像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一樣，到底是中國人以自己的奮鬥精神推進和改變了中國命運，還是中國改革開放推進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命運一樣。辯證法告訴我們，事物發展與本質的變化，來自於內因與外因兩個因素，歷史的進步首先是人民要求進步的意願和革命的動力，其次是時代的發展與推進影響了人民的這種進步與意願的實現，兩者缺一不可。 常熟服裝城的建立與發展史實證明，在近二三十年間發生在這塊熱土上的一場改變了當地人民生活和地區經濟及社會面貌的革命，首先是人民有強烈改變自身命運的需求和奮鬥精神，其次是政府和黨的組織因勢利導，並正確執行了黨的方針政策，又從本地的實際出發，緊緊抓住了發展的機遇，從而獲得了今天的輝煌成就。這也許就是常熟人創造的特有的經濟發展模式，我稱其為“常熟經濟的市場模式”。 常熟經濟的市場模式與崑山、張家港和吳江等很不一樣，它所帶給這個區域的百姓和社會的效應是磁鐵般的吸引力和太陽般的輻射力。 到過常熟的人都會發現一個基本事實：在蘇州之地，常熟也許是最務實的一個縣（市），這裡的百姓生活和他們的心態是最富足與和諧的。這跟常熟的市場經濟模式所帶來的實惠有著直接關係。 馬克思經典經濟學說告訴我們，任何經濟形式所帶給社會的財富肯定歸結為資本的合理流通與釋放。常熟因為一個服裝城，一個每天都有來自各地的20餘萬人的客商的激情經營、241條輻射到全國各地1000多個城市的客貨供應鍊和日均資金流量近7億元的32個專業市場組成的巨大市場，它帶給這個城市的幾十萬勞動者（多數是農民）的效益顯然巨大無比。 “辦一個市場，興一方產業，活一片經濟，富一地百姓”，這是常熟執政者在創辦服裝城初起就建立的理念，這個理念一直堅持了二十多年，因而形成了從“一個市場——興旺產業——繁榮經濟——實惠百姓”這樣的良性的發展模式和社會進步標誌。 在常熟市場發展日益顯示力量的時候，許多地方想“克隆”它，結果幾乎都失敗了。這讓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甚至今天也不知所以然。這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對此常熟人坦然笑言：我們的市場克隆不了。因為我們的市場有幾十萬當地百姓的自覺行為和豐厚的本地資源，以及市場自由經濟的自身規律決定的，三者缺一不可。 這話聽起來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但細細想來，卻是道理萬千，真理一條：你走什麼道路，必須從本地的實際出發。 在常熟服裝城，有人告訴我，這裡“遍地黃金”，就是“倒賣攤位”也能發大財，當百萬富翁。有這樣的事？ 後來有一天我終於在招商城的一次拍賣現場搞明白了這個不可思議的“秘密”。這是1993的事。 這一天，常熟招商城在進行新一輪的商舖招標。由於攤位事實上已經成為誰只要佔有誰就可以發財的最佳捷徑，因此圍繞攤位的爭奪成為了常熟上上下下都把眼珠子盯得溜圓的一件大事。曾經有乾部通過“內部認購”而獲得一些攤位後暴富，結果百姓揭竿而起，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之後再也沒有人敢這麼做了——招商城的舖位一律公開拍賣。 “A門市部底價租金30萬元，誰要價？”拍賣大廳內，人山人海，拍賣師喊出的第一聲剛落音，台下一片喧騰…… “我要！” “我要定了！” “我出價60萬！” “70萬，我出70萬！” “80萬！” “我出90萬！” “好，90萬還有沒有人出價了？” “我——我出95萬元！” 噓，天文數字！ “還有沒有老闆出價了？有嗎？沒有了——95萬成交！” “哐！”隨著拍賣師手中的棒槌落下，標誌常熟招商城的又一個門市與攤位的出租價又一次創下全國紀錄。當時我曾經對這個95萬元的商舖進行過一次現場觀摩，發現才十幾平方米的門市櫃面，既無上海“一百”那樣的豪華氣派，更沒有北京“國貿”的國際水準，平平常常，然而它的出租價格卻令人心驚肉跳。當時我曾向上海“一百”和北京“國貿”打聽過同樣面積的舖位價格，大約年租金在三四十萬元之間。常熟招商城竟然高出近兩倍！ “這是因為我們招商城的含金量高唄！”一位常熟市領導很自豪地這樣說。 什麼叫寸土寸金，常熟的招商城就是。 我作過一個小小的計算：一張百元大面額的人民幣，長16厘米、寬7.6厘米，每張合121.6平方厘米。如果那個鋪面是18平方米，那麼95萬元的年租金就等於要用百元大面額人民幣在這個商舖的地面上鋪66層厚！也就是說，一張百元人民幣那麼大的一點點面積，一年要用660元錢才能把它租下來！商家不是傻蛋，660元租那麼一塊手掌大的地方，賺進的錢是多少？沒有人告訴我，但拍賣現場那位以95萬元拿到鋪面的老闆當時的一臉得意勁可以看出他的胸有成竹。 至此，我才明白那個徐琴梅為什麼能依靠倒賣商舖攤位就能成為“千萬富婆”的奧秘了。原來由於市場交易的火爆而給常熟招商城裡面形成了一個“舖位價差市場”——那些手中囤積舖位和急著想要商舖之間的私底下交易所形成的買賣……當時的徐琴梅手中有300個商舖，不等於有300個隨時隨地可以提錢取款的眾多“小銀行”一般？ 陳正達，普通的常熟農民，今年51歲。以前一家三口靠1.5畝地營生。 1992年他開始製作竹針、竹鑷子等手工藝品到招商城販賣，農忙時還要回家種“責任田”，就是靠著一個90公分寬的地攤，兩年內他成了“萬元戶”。後來生意越來越紅火，1996年他在常熟城內買了一套房子，徹底告別了鄉下的農民生活。現在陳正達在服裝城內有三個小商品店面，一年“七位數”收入是穩穩噹噹的。 “我太普通了，像我這樣的農民因為服裝城而富起來的常熟人太多太多！”陳正達不屑地對我說。 常熟辦了招商城，到底有多少人通過這個平台賺了大錢、富了家庭，也許誰也說不清。但有些現像是明擺著的，你只要到招商城去轉一轉，你就會發現：除了那些在商城內設有舖位的大大小小的老闆在點鈔機上點錢外，還有數以萬計的周邊百姓也整天臉上露著笑顏在點錢——他們點的是出租房屋賺來的錢，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叫“坐地收金”。 商城周邊現在大約有2萬家城鄉居民，95％以上的老百姓把自己多餘的房屋出租給了在商城做買賣的老闆們，或作倉庫、或作車間，一年也有四五萬、七八萬的穩定收入，而這還都是些等閒之輩。有些頭腦和手腳靈光一點的，則看準商城每天20多萬來自四面八方的客源，開起飯鋪、旅店或運輸站，這樣的收入就不止是幾萬元的事了！ 2008年底，常熟的一位政府官員告訴我：這個本地人口104萬的縣級城市，人均收入已經超過一萬美元；各金融機構存款超過800億元，高居江蘇全省各縣之首。 “這些指標證明常熟的人均收入已經達到或超過世界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這位官員說，“在常熟，全市平均每戶擁有一輛私家汽車，每四個家庭中就有一個老闆。” 常熟的經濟是“全民老闆經濟”，這個“全民老闆經濟”依託的正是常熟招商城的磁性力和輻射力。據常熟官方提供的數據表明，這個市場在2006年實現成交額306億元。 “其實這是一個保守的數字。我們的服裝城是個批發市場，如果算上從這裡批發出去的貨物的終端成交額，我們每年為全國市場的貢獻應在1000億以上。”常熟人這麼說。 這個估計其實也是保守的。有位專營西北運輸線和俄羅斯市場的客商向我透露，他每年從常熟市場批發的貨物大約在15萬件以上。作為中間商，他每件獲利在10—15元之間，而他的後端還有兩個中間商，他們的利潤也跟他接近，也就是說，從常熟市場上批發出的每件服裝假如是50元的話，真正賣到末端消費者手裡的應是150元左右，如此估計常熟服裝城對國家的貢獻應超過1000億元的GDP肯定是少說的，因為在製成服裝前的加工和原料階段還有至少兩至三個利潤環節。 常熟服裝城的書記告訴我，現在這個市場帶動的就業人數約50萬人，其中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外地人。外地人中浙江人佔了絕大多數。這個現像很有意思。都說浙江是民營經濟發育最完善的地方，但浙江人則更願意到常熟服裝城來做生意，或者在這裡生根落戶。這是為什麼？ 浙江人的回答是：常熟的風水和紡織資源優勢是浙江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比的。 楊岩錫，浙江溫州人。他15歲時到上海碼頭當搬運工，後來聽說常熟招商城生意好做，於是把所有積攢掏出來在這兒租下三個攤位，寬不過15米，楊岩錫起初賣的是襪子，後來有錢後也批發服裝。又過幾年後他自己搞了一個叫“洋蕾”的服裝品牌，去年他的“洋蕾”牌服裝一年就銷了5000萬元，而且獲得了國家免檢產品稱號。靠常熟招商城“發”起來的楊岩錫說：常熟現在是他的“第二故鄉”，他不僅早已把全家人遷到這裡定居，而且先後投資1.5億元和1.8億元建了一個“九龍國際尾服市場”及一個物流投資公司，他說他現在的目標不僅自己每年要賺回一個億，更重要的作為一名“新常熟人”，要為常熟服裝城貢獻“綿薄之力”。 “只有把服裝城建設得越來越好，我們的事業才能越來越紅火。”常熟服裝城的幾萬個老闆，幾乎都與楊岩錫懷有一樣的心思。我知道，因為楊岩錫的成功和榜樣的力量，他在溫州老家的瑞安現在有500多人到了常熟服裝城來做生意。 “常熟服裝城不僅僅是常熟人的，光我們浙江人在這兒為生的就有20多萬人。”一位浙商告訴我。 呵，這就是一個市場的力量！ 然而所有上面的這些內容我們僅僅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