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七章牽“牛鼻子”讓姑蘇光芒四射

時值1985年。 這一年，蘇州發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批准蘇州為沿海經濟開放地區。 1987年，蘇州人經過努力，獲得了外貿進出口經營權。 不要小看這兩件事。從某種意義上講，蘇州今天能夠成為面向全球的國際化現代新興工業經濟城市和擁有強大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實力，與當年的這兩件事密不可分。 蘇州作為外向型城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真難說，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講，蘇州從泰伯、仲雍的後代在壘起那籃球場大的“子城”開始便有了“外商”。另一個時間可以從中世紀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到蘇州看到“漂亮得驚人，商業和工藝十分繁榮興盛”那一天算起。其實蘇州的“外向型”一直沒有間斷過，據清朝戶部統計，1849年全國24個“海關”全年共上繳440萬兩銀子，蘇州的滸墅關就佔了8％之多！新中國成立前，蘇州的絲綢、花邊和特色美食，其實已經源源不斷地作為“中國牌”出口海外。 1949年之後，中國受西方世界的封鎖，對外貿易極少，就是在這少量的外貿貨物中，蘇州產品仍然佔有相當比例。

但這一切始終沒有改變蘇州經濟中農業經濟的主體地位，工業經濟與手工藝經濟則十分有限。進入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改變了這種格局，農業經濟為主導的蘇州經濟開始被工業經濟所替代，別小看了這種經濟內容比例的倒過來現象，它其實是蘇州有史以來經歷的一場最為波瀾壯闊的偉大革命，它使蘇州從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農耕經濟社會開始轉型為工業城市。 “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在成為“半壁江山”之後，這個歷史性的轉型便有了清晰而永固的分水嶺。 在這個分水嶺的一側，歷史的年輪非常悠遠，而到了臨近分水嶺的時候，其歷史的發展軌跡是高速的，這首先歸功於鄧小平，其次應當歸功於勤勞而智慧的蘇州人民，還應當歸功於蘇州市的歷屆領導班子，沒有後者清醒而明晰的正確決策引領，蘇州經濟尤其是讓全國人民刮目相看的蘇州鄉鎮企業經濟是不可能發展得那麼“鶯歌燕舞”，那麼“喜氣洋洋”，那麼“桃花盛開”……

筆落此處，我耳邊突然傳來一曲悠揚的民歌： ……這是我們蘇州老家人人愛唱的一首歌，它很柔、很美，就像西施式的蘇州美女，其音色則像蘇繡的質地那樣滑潤艷美。但我知道茉莉花香是因為茉莉花樹經歷了秋冬的霜露，假如沒有這漫長的秋冬的霜露，茉莉花不可能那麼香。 蘇州鄉鎮企業的發展有些像茉莉花香那樣，也有些像“好一朵茉莉花”歌那麼動聽。可我知道，蘇州的鄉鎮企業發展史並非像我上面敘述的那麼平緩、那麼一往前行和陽光燦爛。它的發展與壯大過程充滿了複雜的鬥爭與風雨…… 這一幕有必要記錄下來。因為這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因為它是留在我父親身上的一道深痛的傷痕： 在父親生命垂危的時候，我給他擦過一次身子，發現在他背上烙下一道很深的傷痕。我開始以為是他年輕時帶領民兵先鋒隊在望虞河水利工地上留下的光榮印記，不料父親說那是他在80年代干鄉鎮企業最得意時被人暗算的一次事故中留下的。

“為什麼那個時候還有這樣的事？” 我那時已在部隊工作，離開家鄉十多年了，父親那時創辦的一個眼鏡廠和一個繡花廠在當地也算有些名氣。 父親說，那是一次在幹部會上有人“揭發”他到蘇州給人“行賄”了3只甲魚和60斤鰱魚。 “我一氣之下提出要辭掉廠長職務，回家的路上一生氣，不小心摔倒在水渠裡，是一塊水泥板挫傷了我的後背……”父親接著又說，一段時間內，有人把社隊企業在做生意中給客戶和合作單位送些東西看做是“行賄受賄”，“批得很厲害，甚至判刑的有好幾個，從此我再沒有乾了。”父親說。 我知道父親後來再沒有乾眼鏡廠廠長和繡花廠廠長了。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並不清楚。在寫這部書的時候，我翻閱了當時的一些中央文件和政府出台的有關規定，不由得嚇了一跳，原來那些文件上赫然寫著“整頓”、“治理”和“嚴打經濟犯罪活動”，並且條文非常明確地規定對那些“請客送禮”現像要嚴厲打擊，“嚴重的要以罪論處”。鄉鎮企業在進行合作和經營活動中的“請客送禮”，在當時被認為是“罪惡的源頭”，因為有人認為鄉鎮企業的發展就是憑著“請客送禮”的“不正之風”發展起來的。這就必然成為了整頓的重點。

父親的第二次下台是因為有這樣一次“整頓”、“打擊”的背景。 “我算啥？我幾個好朋友還被關了好多年呢！他們才更冤枉。”父親說。 前年在張家港採訪幾位從鄉鎮企業家成長起來的典型人物時，我突然想起父親身上的那條傷痕，便問起他們是否經歷過這樣的事。現今名聲顯赫的長江集團公司的董事長、時任長江村黨支部書記的鬱全和直喘粗氣地對我說：“你父親受的罪可能還是輕的。我當年天天被'治理整頓工作組'叫去'交代問題'，不僅弄得我精神失常，連家屬跟著一起活受罪。” “朱永生最慘。”鬱全和說的朱永生是當時沙洲縣另一個把鄉鎮企業搞得特別好的大隊支部書記。朱永生搞社隊企業有一套，他自己也成為全省模范書記，還當上了第五屆省人大常委會委員——這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但“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開始後，有人七拼八湊，硬說朱永生在辦廠時有貪污行為。起初說他貪污了10000元，後來又覺得離譜，說是7800元。朱永生因為這所謂的7800元“貪污”，被判七年徒刑。

七年呵！一個曾經帶領百姓創造輝煌業績的鄉鎮企業領頭人，落得如此下場，引來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出獄後的朱永生立即投入了申訴，是後來的張家港好領導秦振華書記幾經苦心努力，才給朱永生平反申冤了。後來查實，朱永生的所謂貪污7800元，純屬強加的不實之詞。因為這些錢都是企業在與合作單位往來和經營過程中必須開支的正常經濟活動。只有最後的200元不明來龍去脈。 “就是2塊錢你們也要還老朱清白！”秦振華指示說。冤情終於查清，這200元是朱永生交給一個部隊的汽油費，因為當時沒有開發票，結果成了朱永生的“貪污”罪行之一。 “在發展鄉鎮企業經濟中，我們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他們除了辛苦，就是奉獻。不能讓他們白白含冤受屈！”在嚴峻時刻，蘇州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公開站出來這樣高聲說道，並且堅決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給廣大社隊領導和在鄉鎮企業工作的干部們撐腰，這才使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風波得以平息。

至此，美麗如畫的江南大地春光重現，全地區的鄉鎮企業經濟再度出現飛速發展、萬馬奔騰的景象。 然而，人類歷史自有經濟活動那天起，誰也無法保證任何一種經濟形式永遠是生機勃勃的，鄉鎮企業和鄉鎮企業經濟的發展同樣不例外。自從70年代中後葉開始成長和成熟起來的蘇州鄉鎮企業及其鄉鎮企業經濟經過十餘年的飛速發展之後，至80年代中期，在外部環境和內部問題的多重擠壓下開始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規模已比較大，但企業的產品和檔次則比較低，沒有多少先進的技術設備，產品的銷路除了與國營大企業爭市場外，市場空間越來越小，企業的產銷率較低。尤其是想獲得更大發展和更高層次的技術改造時資金籌集基本無門……蘇州鄉鎮企業和鄉鎮企業經濟出現了第一個困難期。

與此同時，蘇州本市的那些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生機，虧損面仍在不斷擴大。 蘇州經濟面臨一個重大的考驗期。這個時間一直持續到1992年左右。 類似這種情況，大概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可能遇到。但蘇州人的本事就是憑他們的聰明與智慧能迅速擺脫這樣的困境並走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子來，這也可能是蘇州發展永遠走在別人前面的“區域因子”所決定的。 蘇州人真的非常或者說是極度的聰明。當然，這樣的聰明與決策者審時度勢的能力有著直接關係。 蘇州的經濟不僅僅是蘇州的事。蘇州的發展一直在中央和江蘇省領導的視野之中，而且是在特別的視野之中。 1987年春節剛過的一天，江蘇省委辦公大樓裡，省委書記韓培信對風塵僕僕從鎮江趕來的鎮江市市長高德正說：“省委常委會經過反复研究，決定調你回蘇州任市委書記。你看怎麼樣？”

“讓我回蘇州？”高德正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從5年前的1983年調離蘇州後，他已經被省裡先後調到蘇北的淮安和省城邊的鎮江乾了兩任市長，從他內心估計再回蘇州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可偏偏這個時候省委作出了調他回蘇州工作的決定，並且這次是當蘇州市委書記。 “省委對你很信任啊！”韓培信寄予無限希望地說，“蘇州在全省的位置舉足輕重。考慮到你在沙洲工作過很長時間，有改變沙洲一窮二白面貌、治窮致富的經驗，又有在蘇北工作過的經驗，你回蘇州工作是很合適的。蘇州需要你……” 蘇州確實需要一位能夠開創更新局面的新領導和新領導班子。高德正上任後，以他特有的工作作風，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下去搞調研。他在調研過程中發現，在他離開蘇州的幾年中，蘇州經濟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鄉鎮企業這一塊的情況是：一是企業規模更加擴大，水平有所提高，正從船小好調頭向聯合兼併、船大好抗風浪的方向發展；二是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向鄉鎮企業轉移；三是較好地實現了農民收入的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改善；四是企業正在形成為大工業配套和服務當地、內地市場的格局。蘇州當時的經濟狀況的最大亮點是縣級經濟發展很好。然而當時蘇州經濟尤其是鄉鎮企業經濟面臨的困難同樣相當突出。

突出到什麼程度？寫到這裡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前幾年每次回老家，我一直有些不明白為什麼蘇州的汽車牌子是“蘇E”而不是“蘇B”。蘇州在江蘇省內，除省城南京外，現今它的城市實力毫無疑問應當排在所有其他地區的最前面，按規矩省城的汽車牌子一般都是“A”字，而第二大城市則是“B”字，並以此類推。如此說來，蘇州的汽車牌子應該是“蘇B”而不應是“蘇E”，“蘇E”則意味著是“老五”。其實，我的這種臆想式的推測並非有確切的根據。然而，一位蘇州幹部卻告訴我一個事實：上世紀80年代中期，蘇州全市的經濟總量確實有過一段不如周邊幾個兄弟強市的歷史。 “這是蘇州的一個恥辱時期。”這位蘇州幹部如此對我說。 但也有蘇州人對我說：“E”字很好，它只是將“王”字的一豎挪動了一下位置，而當下蘇州的實力在江蘇諸市中就是王者，給蘇州“E”很適合。

哈哈，兩種解釋皆顯王者風範。前者有一種不甘落於他人之後的王者之氣，後者乃是永遠居於他人之上的真正王者。 但我想，當時新出任市委書記的高德正心頭可能絲毫沒有這種“王者”之氣，因為他回蘇州後，有關部門給了他一個統計資料顯示：1986年蘇州工農業總產值市區一塊總量不及無錫、常州；加之地市合併後，無錫縣、江陰縣劃給無錫市，蘇州的經濟規模也相應下降。這對曾經在省內一直領先的蘇州人來說，有些難以適應，更多的還是不服氣、不甘心。 蘇州經濟往何處發展，突破口又在哪裡？高德正和市委一班人在思考…… “走外向型經濟的發展道路！這是'牛鼻子'。抓住了這個'牛鼻子'，整個蘇州經濟就可以重新快馬加鞭，迎頭趕上兄弟地區甚至超過他們！”市委常委會議上，高德正將調研的結果和一段時間的思考向一班人作了陳述。他說，任何一種地區經濟的發展都講求“天時”“人和”“地利”，我們蘇州也不例外。中央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搞改革就是“天時”，蘇州幹部們團結一致搞經濟建設是“人和”，現在蘇州被列入沿海開放地區是“地利”，有了這天時、人和、地利三大優勢，再加上我們各級幹部帶頭解放思想，敢於領導，善於領導，蘇州經濟一定能更上一層樓。 對此，常委們十分贊同，並認為把抓外向型經濟、調整髮展鄉鎮企業作為發展蘇州經濟的“牛鼻子”，緊緊抓住這個“牛鼻子”、帶動全市經濟發展的戰略思路，完全正確，非常及時。 如何衡量外向型經濟？外貿收購無疑是一個風向性的標誌。 1986年，蘇州全市的外貿收購額為12.86億元。有關部門在確定1987年全市外貿收購計劃時定的是16億元。 “16億元是蘇州的實際水平嗎？”高德正到各縣（市）、區調查時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幹部們討論。 “16億有點低了，20億完全有可能。”大家反映說。 “那為什麼就定了16億？”高德正問。 “多保留點餘地穩當些嘛！”回答道。 高德正笑了，說，保留些餘地是對的，但過分的“保留”，反而可能會影響應有的工作成果和發展速度。在市委、市政府班子商量此事時，大家的意見一致：當年度全市的外貿收購計劃確定為19億元，給可能實現的20億元留一定的餘地。 “結果這一年我們實現了19.97億元的外貿收購額！老實說，如果不是市委及時調整計劃和鼓勁，也許我們只能完成16億元的水平。”一位外貿部門的老同志告訴我當年的這件事。 1987年底，黨的十三大勝利召開，中央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要求沿海地區積極發揮優勢，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促進發展外向型經濟，以先富之地帶動西部地區發展。中央精神如一場及時雨，蘇州幹部好比喝了一帖清涼劑。尤其是這一年嚐到了解放思想鼓幹勁外貿收購額從16億元一躍上到近升20億元的甜頭，大家感到蘇州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潛力巨大，必須牢牢抓住這個“牛鼻子”！ “我看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缺乏進出口權，這個制約因素如果克服掉了，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定能實現跳躍性前進。”蘇州市外貿公司的同志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擺在了市委領導面前，並進而解釋道：當下我們的蘇州市外貿公司實際上只是省外貿公司的一個“收購站”，既沒有直接的客戶，更沒有進出口經營權，一年12個月辛辛苦苦為省公司“打工”，沒有主動權，因此也就沒有太多的主觀能動性與更大的積極性。 “如果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你們認為我們蘇州外向型經濟還能有更大的發展？”高德正書記和俞興德市長問。 “這是板上釘釘子的事！”外貿部門的人回答得很肯定。 “那我們到省裡去爭取到這個'外貿進出口權'。”高德正和俞興德說。 到了省裡一談，書記韓培信和省長顧秀蓮聽後感覺蘇州提出的建議有道理，便立即召開了全省幾大市的書記、市長會議，並鄭重其事地同各路“諸侯”商量此事，指出省外貿公司將向無錫、常州、南通和蘇州四個基礎比較好的下放進出口權，條件是相應承擔省外貿公司的債權。沒想到這四個“兄弟”除蘇州外沒有一家願意接受省裡的這個方案，並形成四種結果：常州堅持原來的體制，無錫認為外貿不如內貿，實際上也維持了原來的做法，南通說：“你們三市的做法我們一家也不學，南通從自己的實際出發，有多少就做多少。” 江蘇省領導開明，說省裡尊重大家的意見。這給蘇州帶來巨大壓力，因為他們一方面得到了進出口的自營權，同時也必須承擔省外貿公司的債權——那債權老實說很沉重。但兩年以後的結果是：拿到進出口自營權的蘇州雖然花了高價“買”得政策，外貿卻如虎添翼，迅猛發展，並且一躍成為了全省外貿第一名且將這種優勢一直延續到了今天……這是後話。 這個時候的蘇州還遇到了一個很鼓勁的“機遇”——黨的十三大後，中央領導來到蘇州視察，並在調研蘇州的鄉鎮企業和外向型經濟後，親自主持了在蘇州南園賓館召開的華東片外向型經濟的相關省市領導參加的座談會。高德正代表蘇州在會上作了發言，他在匯報中提出了一個沿海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即著力解放思想，實施外貿體制改革的意見。中央領導對蘇州的經驗和思考給予了充分肯定，稱蘇州的外貿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包括鄉鎮企業在內的外向型經濟正“悄悄拉開序幕，好戲即將連台”。 蘇州的干部們精神大振，尤其是處在徘徊之中的眾多鄉鎮企業家如被打了一針強心劑，紛紛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外市場……這其中，素有“老外貿”之稱的張家港西張鎮更是一馬當先，他們在70年代時就開始做外貿出口產品，先是出口工藝鞋，後來是乳膠手套，年創外匯四五十萬美金。西張鎮有個“貝貝”公司做得最出色。開始的時候有人諷刺說“老農”搞外貿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貝貝”的總經理奚也頻不服氣，盯住國際市場不鬆眼，結果生意越做越好，尤其是在蘇州市委提出要把外向型經濟當做“牛鼻子”抓住不放的精神鼓勵下，企業產品和海外銷路不斷更新、擴大，一直做到膠鞋銷售額達4億多元。西張鎮的雙龍村專為外國市場做乳膠手套，年銷售量也一直做到了5.5億美元！ 在50年代就以民間工藝品“花邊”作為我國出口產品著稱的常熟更是在“牛鼻子”精神的鼓舞下，發揮“老外貿”的優勢，上下齊動員，許多鄉鎮企業家開始“脫掉布鞋著皮鞋”，“從跑田岸到跑口岸”，“中裝換西裝”，積極參與和投身到外向型經濟的大潮之中，尤其抓住“切塊承包”的政策利好，大舉開展“借梯上樓”、“借船出海”的經濟活動，以外貿、外資、外向型經濟為代表的“三外”風起雲湧，頻頻出擊，而且積極向海外進發，並在泰國創辦了全蘇州、也是全中國第一家縣級海外企業。 值得一提的是，常熟在這期間有一家外貿做得特別好的企業，這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通潤集團”。 最早的“通潤”只是一家做些家具和竹器的小作坊式的小廠，因為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而改做汽車的千斤頂，而且專做出口千斤頂產品。 1984年顧雄斌當了廠長，他率先實行了“廠長負責制”，將權責結合在一起，提出了“少增人、多功能、滿負荷、高效益”的口號，使得企業蒸蒸日上。 到了80年代中後期，他在蘇州市大力倡導“三外”政策的影響下，顧雄斌又一次率先將企業轉為中外合資企業。這一來，“通潤”的海外市場更通暢了，企業一方面利用贏得國際市場後所創造的效益，大力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另一方面在內部又通過“一主多副、以副養主、以內養外、發展外貿”的調整策略，不斷擴大出口權。之後又將企業生產調整為“內外並重、主副並舉、工貿結合、發展貿易”的方向，使得企業如虎添翼，一直到後來在國外辦自己的跨國公司。 “通潤”千斤頂後來在國際市場上不僅佔有重要份額，而且也成為了世界“馳名產品”，深得歐美汽車廠商的歡迎。 “通潤”每年的外貿出口額一直保持在5000萬美元左右，成為蘇州市乃至全國機械行業的“出口大戶”。 “通潤”現有的企業資產已達15億元，是常熟和蘇州工業戰線的“常青樹”。 用老百姓的話說，當年蘇州市委、市政府號召全市上下以抓“牛鼻子”的方式，不僅使已處“半壁江山”的蘇州鄉鎮企業有了重新大發展的突破口，而且也給整個蘇州經濟掀開了一個新天地。 歷史正是如此。 常言道，開拓創新的第一步最珍貴也是最難的。蘇州市在全國地級市中，其進出口總額一直是第一名，而且這個第一名的水平是許多省市都遠遠不及的。 2008年，蘇州外貿進出口達到2285.26億美元，約佔全國的10％，佔江蘇省的60％。蘇州海關2008年上繳國家的關稅是360.80億元。然而當年的蘇州卻為參加一個“廣交會”竟然被人罵得狗血噴頭…… 那一年蘇州市外經貿委根據高德正書記的指示組團到廣州，準備參加“廣交會”。這是蘇州第一次組團參加“廣交會”，團裡有不少鄉鎮企業代表。本來大家懷著一片熱情想到“廣交會”上露一下蘇州鄉鎮企業的身手，並欲與“老外”們較量較量。哪知一到廣州，交易會的負責人很生氣地責問蘇州人：“你們來這麼多人幹嗎？” 領頭的蘇州外經貿委負責人徐進回答說：“我們蘇州是外貿貨源地，想多派些人來參加'廣交會'，與'老外'們有更多的交易機會。” 廣州人說：“這事我們不管。總之你們不該來這麼多人。你們只能在館外活動。至於吃住也由你們自己負責。” 蘇州人並沒有因此氣餒。他們自己找賓館住下，然後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在賓館與“老外”交換名片、洽談商務，最後還通過變通的辦法“混”進了展館。 “幹得好！”高德正書記在蘇州聽說這事後，對徐進大加讚賞和鼓勵。 蘇州第一次參加“廣交會”，便成交了6000萬美元，這讓國家對外經貿部和“廣交會”主辦方大為震驚。於是蘇州一下成了中國外貿的“新星”而被各方重視起來，蘇州也從此成為中國內地在外向型經濟發展方面做得最為突出、成果最為輝煌的一個城市。 1983年前，蘇州還沒有一家外資企業，而到了1988年，外資企業已達202家。 1989年則在這個數字上又翻了一倍。到1991年，全蘇州的外資企業超過600家。這些外向型企業的崛起，使得蘇州的鄉鎮企業獲得了新一輪的發展。至1991年，蘇州全市的鄉鎮企業完成產值441億元，其中銷售收入實現309億元，佔全市外貿出口總額的55.55％。而僅隔一年的1992年，蘇州鄉鎮企業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精神的鼓舞和影響下，再次發力，這一年全蘇州鄉鎮企業總產值比1991年翻了一番，達887億元。這種罕見的超常增速，一方面體現了蘇州人思想大解放後獲得生產力的大發展，另一方面也再次證明鄉鎮企業有著巨大的生命活力。這一年，全市鄉鎮企業的人數達123萬，也就是說，有近五分之二的農民從事非農業的經濟活動，而他們創造的工業經濟價值又支撐著蘇州經濟的大半個天下。 1992年之後的蘇州鄉鎮企業仍在飛速發展，特別是到了1997、1998年，蘇州的鄉鎮企業進入了全面的轉制階段。這一過程中的蘇州鄉鎮企業是痛苦的，他們必鬚麵對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帶來的嚴峻挑戰，必鬚麵對全球化經濟的融合與衝擊，必須作出生與死的重新選擇……這是一次質的蛻變，這也是蘇州從“鄉鎮經濟”形式，走向“縣、區經濟”形式、“市級經濟”形式的重大歷史性轉變。這一重大的歷史性轉變相繼持續了十餘年，而這十年，蘇州的發展更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中演繹了一場氣壯山河、震驚世界的時代史詩。 歷史學家在考察蘇州鄉鎮企業的發展史時這樣指出：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發展起來的蘇州鄉鎮企業所積累的財富和人力資源，為20世紀末蘇州的飛速發展及新世紀之後的富裕強大，奠定了不可撼動的基石。 蘇州之後的輝煌因此也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