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八仙過海

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使這個“小橋流水”的人間天堂——蘇州的經濟告別了幾千年來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體的小農經濟時代，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們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樓房住，第一次嚐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小康生活，也造就了一批後來成為支撐富裕蘇州的諸多集團老闆和老總們。千萬別以為這些人就是些“只認錢，不認字”的老土。他們中有不少人像王金華、秦振華一樣當上了蘇州市、縣級領導，更有一批能人甚至走進了大學校門，成為了向“六零後”、“七零後”的大學生傳授經濟學的教授先生。你不信？那我給你舉一個例子—— 這人叫袁勤生。我認識他的時候，已經是90年代中期了。那時的袁勤生已是有七八年“教齡”的大學教授了，而且不止是一個大學的教授。他的派頭十分大，比真正的大學教授的派頭要大得多。上世紀90年代的大學教授仍屬於沒有富起來的一個階層。但“袁教授”不一樣，他不僅有幾個大學教授的頭銜，而且有自己的幾千萬資產，出門是“林肯”車，身邊還有一兩個秘書——他的講演和課程被排得滿滿的，如果沒有秘書幫忙，他是絕對忙不過來的。這種狀況在當時也只有大學校長和像*那樣的著名教授才可能有。有一天到他辦公室，“袁教授”從抽屜裡拿出五個大學的教授聘書給我看。真的，一點不假，而且都是名牌大學。這引起了我的極大好奇。

上海人把種田的農民叫“鄉下人”或“阿鄉”。 “阿拉”和“阿鄉”只差一個字，但在改革開放之前則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這鄉鎮企業發展了，“阿鄉”不僅受到了“阿拉”們的另眼看待，而且還居然被邀請到大上海來為他們在大學裡唸書的兒女們上課……沒聽說過吧？然而在八十年代，這種情況還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個。他這個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這是看得出來的。 “我覺得臉上蠻有光彩的。農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著'大林肯'到大學去教課，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會驚呆的。”袁勤生這樣得意地說。關鍵的問題是，袁勤生不僅當上了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課程廣受歡迎。我見他的時候，他說一個月裡最多有近20天被請去講課。

“你的企業咋辦？”我有些擔心。 “我的企業有一定規模，一年有近千萬元的利潤就行了。沒有刻意要做到全國第一、世界前茅。但我有經驗，特別是管理方面的可以形成課堂教案的案例。這是其他鄉鎮企業家可能少有的，所以我用一半時間去當教授，一半時間用在管理企業上……”袁勤生說他沒有因為當教授而影響了企業發展。 這是一個有自己追求的鄉鎮企業家。他說能把自己的“農民辦工業”的經驗和學問搬到大學講堂，比辦企業本身更有意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蘇州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對城市的傳統國有企業的影響力和衝擊力是前所未有的。那種靈活的機制，靈活的管理，靈活的分配形式，對長期吃大鍋飯的城市國有企業是個巨大的衝擊，尤其是鄉鎮企業職工的待遇和企業所形成的高速的經濟效益，在當時的國有企業員工簡直有些不可思議。

“阿鄉”比“阿拉”吃香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蘇州農民們的聰明和闖勁，改變了幾個時代的城鄉之間觀念上的差異。這在袁勤生身上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城市人聽了他的課和賺錢經驗，時常目瞪口呆，羨慕得直流口水。那個時候城市的職工和市民過的日子並不怎麼寬餘，也就剛剛家家戶戶有了電視、冰箱、抽水馬桶這等水平。能像袁勤生開著“大林肯”招搖過市的絕對想都不敢想。當時我就听說，有上海劇團某女名角欲“下嫁”蘇州的鄉鎮企業家，條件是：一幢別墅，一輛“皇冠”。 “不就是三五百萬嘛！”蘇州鄉鎮企業家中有幾個富裕一些的傢伙對此皆想入非非。袁勤生屬於“檔次高一點的人”，他不換老婆，但他要換自己的身份——在家當農民、當鄉鎮企業家，而到了城裡他是教授，開林肯車，身邊外帶秘書，這在當時是最闊的那一族。我的這位老鄉牛就牛在他當教授可不是擺花架子，而是實實在在地廣受大學歡迎的真教授。

他頭上冠有幾個全國第一：第一個被大學聘為客座教授的鄉鎮企業家；第一個出書的鄉鎮企業家。夠牛！ “我叫袁勤生，是一個地道的農民。我現在的這個廠過去是個小水泥製品廠，就是做些水泥樓板一類的東西，最好的一年也有過30多萬元的利潤。但後來大家覺得有錢了，就開始了'吃光用光分光'的'三光'政策。今天來一個客人十個人陪吃，你吃我拿，我吃你拿，最後負債15萬元，可固定資產只有13萬元。後來我接手該廠，覺得不能這麼幹。鄉鎮企業也得有個發展不是？有人說農民辦廠多半是扶不起的劉阿斗。我不服，於是就試著上任了。企業好壞，人是關鍵。於是我慢慢摸索並形成了一套以人為中心的一體化激勵工作方法。概括起來兩句話：提高人的素質，調動人的積極性。我不准幹部向下面的人說'調動'積極性，而是要求他創造有積極性的環境和氣氛。我們這裡的干部權力是很大的，不像國有企業，開除一個人要報好幾級組織批准，我們可以一句話就開了他。但我從不用這樣的權力，我靠寬容來軟化和教育那些有問題的積極性不高的人。我聘用人從不看檔案，我只看他的表現。他表現好，我就重用他……所以我現在出去講課，十天半月不回廠，也不會有問題，企業生產照樣好好的。你不信可以去問我廠裡的任何一個人……”這是我第一次見袁勤生時，他在現場給一個大學的幾十名教授和講師授課時所說的一段話。

當時我特意觀察了一下聽課的那些大學教授和講師們，他們個個神情興奮，滿臉不可思議—— “對人講寬容”、“用人不看檔案”，在那個時候，這些話就像今天我們聽“神舟七號”飛天那麼新鮮。 袁勤生在蘇州鄉鎮企業家中算非常另類的一個，而且至今人們對他仍有爭議。多數鄉鎮企業家是純粹的農民出身，或者說是農民中稍稍有些文化和頭腦“靈光”（聰明）一點的人，但他們都帶著泥土的土味和莊稼人的憨厚與狡黠，幹出“名堂”和多賺錢是他們奮鬥的基本目標，於是他們更多關注的是效益，即賬面上的錢數，而這種思維導致的直接管理行為是抓工人們“手頭的活”、抓工廠“供銷賬本上的數字”。這都沒有錯，鄉鎮企業畢竟是“企業”嘛，市場經濟離不開數量、質量和效益這類基本要素。但馬克思撰寫的《資本論》告訴我們，企業的剩餘價值和利潤的實現還有其他一些要素必須注意，這就是人的要素。人是創造所有效益和數量、質量的直接的和決定性的要素。在毛澤東時代，人們通常把實現這種要素的根本管理行為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其實在蘇州鄉鎮企業發展史上，有人就開始十分注意人的素質的培養並註重發揮它的特殊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要算袁勤生了。

1990年那會兒，就在蘇州的鄉鎮企業如火如荼，“半壁江山”呈現除深圳特區經濟模式之外的另一種更能體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當口，《人民日報》曾在重要位置刊發了題為《袁勤生的開明管理》的長篇通訊，專門對這位具有獨創管理理念的鄉鎮企業家進行了介紹。那個時候人們對“理念”一詞還不熟悉，其實袁勤生的“開明管理”，體現的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 蘇州的鄉鎮企業後來發展成一種經濟模式，除了地域優勢和蘇州人經商的傳統之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中間有相當一部分精英都能像袁勤生一樣，以“開明管理”的理念貫穿著辦企業、搞經濟的全過程。 當年像袁勤生這樣有頭腦的鄉鎮企業家在蘇州為數不少，也正是這些人異常活躍及他們的榜樣力量，使得蘇州鄉鎮企業蓬勃發展併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最終形成排山倒海之勢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幾年內最閃耀光芒的經濟現象之一。

我不得不繼續提到高德正這個人物。在蘇州市發展的30年裡，每一屆領導都有傳奇的經歷和讓歷史銘記的業績，正是許多像高德正這樣從小生長在這塊熱土上，又異常熟悉這裡的農村和農民實際情況的干部能夠身先士卒，帶著對家鄉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滿腔熱情投入工作，才使蘇州經濟與社會得以持續穩定發展。 在我所涉及的有關蘇州近30年間的發展史文字資料及採訪對象的口中，高德正在大辦鄉鎮企業的那段輝煌歷史時期裡，提出和力主做的兩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件是他提出的“牛鼻子經濟”，另一件是當時的蘇州地委及後來的蘇州市委十分重視抓典型。關於“牛鼻子經濟”將在下一章裡闡述。現在說說高德正那一屆蘇州市領導重視抓先進典型的事兒——

上一點年歲的蘇州幹部們都曾對我說過，當年蘇州鄉鎮企業發展中有過“八仙過海”的一段佳話。所謂“八仙”說的是當時在蘇州影響非常大的在創辦鄉鎮企業中業績突出的八個鄉黨委書記，或者說“能人”吧。這八個人是時任張家港楊舍鎮黨委書記的秦振華、崑山城北鎮黨委書記的王金華、常熟大義鎮黨委書記陶祖榮、吳縣木瀆鎮黨委書記陳忠南、蘇州郊區婁葑鎮黨委書記顧仙根、太倉沙溪鎮黨委書記陸春林、吳江盛澤鎮黨委書記吳海標和張家港西張鎮黨委書記吉瑞慶。 那天在蘇州相城區採訪，中午在飯桌上遇見現任區委書記顧仙根。他無意間冒了一句：當年他也是名噪一時的“八仙”之一。這不免讓我抓住時機請顧書記好好回憶了一下當年他當婁葑鎮黨委書記時的鄉鎮企業發展情況和蘇州市委抓“八仙過海”的一段佳話。

顧仙根說，他當年所在的婁葑鎮也是鄉鎮企業發展比較快的一個地方。關鍵是當時的蘇州市領導非常會利用典型來鼓勵其他鄉鎮迎頭趕上，形成全地區鄉鎮企業“你追我趕、奮勇爭先”的局面。 “我記得當年的蘇州市領導在幹部會議上說得最多的一句是毛主席的話：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們很會抓典型，擅長以點帶面的工作方法。蘇州地盤上能人很多，把能人的經驗傳播、釋放出來教給大家去做，使得一般的鄉鎮都能學有方向、幹有目標，或者直接地傳幫帶，這樣鄉鎮企業就如星星之火，迅速成熊熊燃燒的燎原大火。” 顧仙根說，他所在的婁葑鎮，在上世紀70年代初蘇州地委提出的“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要求下，初步形成鄉鎮企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之後在1976年至1978年間，在過去的“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的基礎上，向城市工業協作配套加工方向拓展。這個階段，像常熟、張家港、吳縣的社隊企業總產值均超過了1億元，而且還出現了幾個超1000萬元的鄉鎮。當然，後來發展的速度就更不用說了，“億元鄉”、“億元村”在蘇州大地上到處都是，也就不稀奇了。

“1979年至1983年，蘇州地區的鄉鎮企業又出現了一個發展高潮。這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四中全會'社隊企業要有一個大發展'的精神鼓舞下，蘇州地區領導帶領我們冷靜思考、科學分析，探索發展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後，一方面充分利用有利的區位優勢，積極發展同城市大工業的橫向聯合；另一方面積極主動地進行自我調整整頓，在改革分配製度和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使得下面越乾越起勁。當時的婁葑鎮就是利用與蘇州市區近的有利條件，採取與一些大企業聯合加工和生產產品的方式，獲得了社隊企業的高速發展。'塊頭'越來越大了，百姓得到了實惠，幹部出去的面子也大了，加上蘇州市的領導以各種方式不停地宣傳我們幾個典型，把我們放在一個競賽的平台上，每年進行一次評比，這種方法很管用。我們蘇州人講究面子，大夥兒放在一起，誰發展快，誰達到了什麼指標，到頭來一公佈：幹在前面的，又光榮又自豪；落在後面的，摩拳擦掌，暗下決心，來年一定要趕上去。我們當時就是這個情況。我當鎮黨委書記，被評上了蘇州市裡的先進。全市三級幹部大會上領導一表揚，上台領了獎狀，掛了紅花，心裡熱乎乎的。可回頭一看，身邊還有那麼多先進比自己幹得好，會議沒散就趕緊向家里布置新的戰鬥任務和發展思路。那真叫熱火朝天，你追我趕！” 很顯然，在蓬勃發展、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中，蘇州市的干部們有著諸多超人的領導藝術才能，其中之一就是他們不輕易否定任何一種有益於發展的特色探索，並在“百花齊放”、“萬馬奔騰”中善於尋找、捕捉和總結那些對特殊與個別、全局與局部經濟發展有指導意義的典型經驗。秦振華、顧仙根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示範作用和表率作用，使得那些跟在他們後面的鄉鎮社隊學有方向、幹有目標、你追我趕、爭先為榮。 在這一時期，蘇州市委、市政府還做了一件對促進鄉鎮企業異常重要的工作，拿學者們的話說，就是“政府推動力”。鄉鎮企業是一種什麼樣的經濟形態，在馬克思主義經典政治經濟學中找不到現成的答案，在其他世界經濟史和經濟學中同樣找不到。西方經濟崇尚的是自由市場經濟，這種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創立了一種觀點，即市場經濟機制是一隻“看不見”而無法抗拒的“手”，這只“看不見的手”主導著市場經濟，並認為這是推動經濟的全部動力和內因。西方世界對這一經濟形態特別迷信並常常以此攻擊20世紀崛起的另一種經濟形態——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與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相比，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可以說是純粹的政府主導下的一種經濟形態。它在斯大林時期獲得了空前的超越於任何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但後來這種經濟形態證明也有其內在的致命缺陷，因而最終導致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中國同樣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計劃經濟歲月，只是我們的黨和政府在歷史性的關鍵時刻，糾正和調整了這種單一性經濟體制，從而避免了像蘇聯一樣的噩運。以蘇州為中心的蘇南鄉鎮企業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則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國糾正和調整計劃經濟的那種僵化、單一和命令式的經濟形態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從蘇州最初的鄉鎮企業的誕生方式可以看出，華西式的“關起門來辦廠”，其實最早的動力不是為了完成一種什麼樣的經濟方式，而是農民們想改變自己的貧苦面貌而不得不想出的土辦法。那時他們辦鄉鎮企業或社隊企業完全是一種無意識下的生存需要，也可以理解為“工業自由革命主義”，生產什麼，賣什麼，賣給誰，既無政府導向，企業本身又並不清楚，而是純粹看需求來決定生產什麼，辦什麼廠子而已。這個階段同自由市場主義差不多，這個階段的鄉鎮企業或社隊企業的發展靠的基本上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如果市場上有人要我生產的東西，要的人多，我的企業就可能成功了，反之就死掉。這一階段的蘇州鄉鎮企業有相當一部分獲得了迅速發展，原因是“文革”時期和“文革”之後的中國市場特別是百姓的日用品太稀缺了，幾乎到了要什麼沒什麼的地步，因而蘇州社隊企業生產的東西大多數是從小五金、到家具農具和油鹽醬醋及衣著帽鞋等等生活日用品。 “聰明”和“細工”是這一時期蘇州鄉鎮企業得以迅速發展並獲得廣闊市場的秘訣。 然而，我的父老鄉親知道一個樸素的道理：放欄的豬崽養不大。鄉鎮企業作為中國特有的一種經濟企業形態，它的根是植在自由市場沃土中，可它的所有製則是“國有”或集體的。老百姓清楚，一頭豬在它小的時候你放欄讓它自由生長是可以的，可長到一定階段再不讓它歸圈欄裡飼養，一般情況下它不會長得很好，甚至根本就長不大。鄉鎮企業有點像這個“豬長”理論。 上世紀80年代前、中期，我國的農村改革風起雲湧。中央的幾個“一號文件”極大地鼓勵和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行，使廣大農民從“以糧為綱”的框框中解放了出來，有可能騰出時間和精力去辦廠子、做買賣，於是原本就有大批能工巧匠活躍在民間的蘇州鄉鎮企業便更是一馬當先，大踏步地走在其他地區之前，並且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這一“模式”在著名經濟學家、我的蘇州大老鄉費孝通先生的筆下就成了這樣的理論：“我們說的這一'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區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過程。” 蘇州鄉鎮企業所形成的經濟形式就是這樣被叫做“蘇南模式”的。後來理論家們將這一“模式”歸納為以下著名的“四為主一共同”學說，即：在所有製結構上，以集體經濟為主，依靠村、鄉自身的積累投入發展； 在產業結構上，以鄉鎮工業為主，帶動農村多層次、多行業、多經濟形式（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商運建服綜合經營）的全面綜合發展； 在經濟運行機制上，以市場取向為主，率先進行依靠市場指導發展經濟的探索和實踐； 在利益分配上，堅持按勞取酬、多勞多得的分配方式，以及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走共同富裕道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本世紀初，隨著我國市場經濟越來越成熟，商品經濟得到空前繁榮與發展，商品市場開始完全由賣方轉向買方，競爭日趨激烈。這時，蘇州市委、市政府出面進行了一場更大規模的“大推力”——指揮鄉鎮企業實行全面轉制，引導其發展外向型經濟、民營經濟和向現代企業製度轉變。這次“大推力”的結果，使鄉鎮企業原來的“四為主一共同”特徵發生了一些質的變化。像第一句中“以集體經濟為主”，轉變成了“集體經濟、民資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等多元化經濟並存的格局”，由“依靠村、鄉自身的積累投入發展”，轉變為“多元化資金投入”；在產業結構上，也轉向“內向型和外向型並舉，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格局”；在經濟運行機制上，也從“以市場取向為主”，轉變為“遵照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理論和國內、國際市場經濟規律運行”；在利益分配上，也突出了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等多項並舉措施，確保農民共同致富。同時在政府管理層面上，由原來全面的推動型為主轉變為退出對企業的直接掌控和管理，積極引導企業遵照市場經濟規律運行，政府致力於為發展經濟、統籌城鄉發展和增加農民收入等方面提供服務。這種按照鄉鎮企業發展的自身規律來調整政府的管理職能的做法極大地激發了鄉鎮企業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使得蘇州鄉鎮企業不僅沒有在民營經濟蓬勃崛起和全球經濟衝擊中國市場時遭淘汰或崩潰，反而迅速轉舵，再度乘風破浪，顯示了蘇州人民駕馭經濟大船的英雄本色。 這是後話了。 但無論哪種形式，蘇州市委、市政府在促進發展鄉鎮企業過程中所堅持的一個大方向始終沒有改變，即想盡辦法，幫助發展，讓集體經濟不斷壯大，讓社會事業迅速強盛，讓百姓共同享受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社會主義財富，這是蘇州歷屆領導班子的一個共同特點，這一傳統至今仍然保持著，並且與其他地區作比較的話，明顯感覺蘇州當年留下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理念對後人的影響是那麼深刻。 有人常把蘇、浙兩省作比較，前者是靠鄉鎮企業發展起來的，後者是靠民營經濟發展成長的，兩者各有所長。上世紀90年代以前的一二十年裡，蘇州的優勢毫無疑問，但到了9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十來年間，浙江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使得以集體經濟為主導的蘇州經濟曾經一度出現困惑與徘徊。經過前二十年博弈及近十年來的轉制和調整，補充民營經濟及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蘇州與浙江重新拉開了距離。許多到浙江參觀的人再到蘇州走一走就會有明顯的感觸：蘇州地區的公共事業比如道路、交通、城鎮建設、農村設施包括基層文化設施等方面，要比浙江的多數地區好得多。這所謂的好，我知道是蘇州在八十年代通過鄉鎮企業積累的財富用在了社會事業建設上，比如修橋鋪路、建館築街以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蘇州一直走在全國各地區的前列，這是因為他們在發展鄉鎮企業時落腳點非常清晰，即要“走共同富裕道路”。 蘇州市委、市政府的執政理念和全市人民的實際利益緊密結合，才創造了美麗而強大的蘇州。這美麗而強大的蘇州，就是富有歷史文化與地域特性的文化姑蘇和充滿現代化風情的新蘇州的和諧統一。 從積極鼓勵各出奇招，小打小鬧到“放水養魚”、“全面開花”；從大力宣傳“八仙過海”經驗，到鼓勵“做強做大”，蘇州鄉鎮企業在進入80年代中後期時，已經呈現第二次“異軍突起”之勢。至1987年，全蘇州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已達124萬，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也達到了人均3400元的水平。這個時候的農民純收入也從1978年的人均102元／年提高到395元／年。開始富裕起來的農民，除了添置“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錶和電視、收音機、電扇等），各村各戶比著造房蓋樓，那正是“白天廠裡忙，回家蓋樓房”。 然而，這一階段蘇州鄉鎮企業發展的一個最耀眼之處，就是以“八仙”為表率的一大批擁有管理經驗和經商經驗的鄉鎮企業家得到了迅速成長。他們跟在“八仙”後面，鼓足乾勁，瞅准機會，一躍而上，或後來居上，或緊追不捨，如萬馬奔騰，形成滾滾洪流，推動著全蘇州的經濟大發展。像張家港的華爾潤、梁豐、澳洋，常熟的波司登、秋艷，吳江的鷹翔、永鼎、亨通等企業的領頭人，都是在那個時候先後成長起來的優秀鄉鎮企業家。他們中絕大多數是當地的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和優秀基層幹部、共產黨員，事業心和責任心強，有寶貴的奉獻精神，又善於刻苦學習，同時又懂市場，且沒有不良習性，故而能夠帶領農民兄弟們在“離土不離鄉”的廣闊田野上開創中國特色的一種全新經濟形式，並為富饒美麗的蘇州增添了豐厚的物質財富及向更高更快的發展目標提供了寶貴經驗。 若干年後的2008年初，我到崑山採訪，主人一定要我參觀一下他們的“好孩子”。這是我早就听說過的一家著名企業，到那裡才知道他們的老闆原來也是一位鄉鎮企業家成長起來的“大亨”。 “好孩子”在1972年前是崑山陸家中學的校辦五金廠，宋鄭還接手之前連年虧損。老宋把它接過來後，發揮了當時鄉鎮企業善於與上海“攀親”的優勢，聯手上海某企業做童車生意，結果一做就是20多年，一直做到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童車“巨無霸”廠家，現在的年銷售金額已接近百億元，國內外員工20000多人，為國家上繳的稅收共達數十億元…… 永鼎集團的老闆顧云奎是個農民出身的企業家，當年他以2萬元起家，帶領他的一幫農民兄弟將一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注塑件鄉鎮小廠，發展成擁有55億元資產的集團公司，他的“永鼎”是江蘇省第一家在上海證券所上市的鄉鎮企業。 原吳縣渭塘鎮渭塘村黨支部書記鄒寶如是位複員軍人，回鄉後他接辦了村里的一家小五金廠，不到20年，他就把這家小五金廠發展成擁有170家各類企業的村辦集團企業。現在全村的村民100％成為集團企業的股東，全村三分之二的人當了老闆，村里有私人轎車近600輛，農民年人均收入近20000元，所有的設施都基本是現代化的，但身為集團企業董事長的鄒寶如自己卻一直不在集團企業裡拿工資。 在蘇州，像“好孩子”這樣的企業，像顧云奎、鄒寶如這樣的企業家比比皆是，蘇州的鄉鎮企業不成為“半壁江山”才怪！蘇州不大發展才怪！蘇州百姓不富裕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