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田埂上點燃的熊熊烽火

用蘇州高德正老書記的話講，蘇州的鄉鎮企業應該最早要算江陰和原來的沙洲幾個地方的人搞起來的。另一些老同志向我補充道：原屬蘇州地區的無錫縣是更早的鄉鎮企業發源地。我調查和考證的結果是：他們的話都有一定依據，但不十分完全。蘇州的鄉鎮企業如果包含了鄉和鎮上的那種企業的話，就很難從時間上斷開來了。因為蘇南地區的鄉鎮從立鎮建鄉起，一般是將集鎮作為鄉鎮的所在地，這些鄉鎮集市，除了作為商品交換地和當地政治與文化中心之外，從明清開始就已經有一些工業了。比如我的出生地常熟一帶，在19世紀末，不少鎮上就有了一定規模的工業。像常熟的支塘鎮，早在光緒三十年時，就有一位江西籍的鹽商獨資27萬銀元，在這裡建了一家“裕泰紗廠”，佔地200畝，所引進的設備都是1888年英國道勃生和漢斯頓製造的紡織機，其生產規模在當時的中國也算一流水平。從20世紀20年代起，又有一批上海商人到蘇州鄉下的小鎮上開廠。抗戰開始後，這樣的廠子從上海等城市遷到蘇州鄉下的就更多了。

因此蘇州人在20世紀80年代前把農村社隊辦的小企業並沒有叫成鄉鎮企業，而是叫社隊企業，其道理也就在此。社隊企業是特指由公社和生產隊創辦的小工業，它們最初通常是一些小加工廠或小修理廠，主要是為從事農業生產或農田基本建設和水利工程上用的相關農具等服務的。然而正是這些不起眼的小工業，後來成了大器，幫助蘇州從一個純粹的魚米之鄉的農業社會，推進到今天全世界所矚目的現代化城市。 30餘年曆史，彈指一揮間。我無法想像當時父輩們搞的那些在田埂邊、倉庫內的“小打小鬧”竟然為日後的蘇州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鋪設了快速軌道，並成就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蘇南模式”。 老同誌所介紹的蘇南鄉鎮企業先行者之一、原屬蘇州地區的江陰縣華西村老支書吳仁寶當年是怎麼搞社辦小企業的呢？又專門搞些什麼東西呢？ 2005年，我採訪吳仁寶，他站在如今一年已經可以為他的華西村創造幾百個億產值的“華鋼”基地上，笑呵呵地對我說：“那時我們華西村有一個'小五金'廠，說廠其實也就是用大隊倉庫的幾間空房子，那麼十幾人在裡面敲敲打打。白天要關著門幹，晚上要點著煤油燈幹，因為那時不能讓人看到，看到了就得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給割了，所以我們經常只能停停關關、關關停停地干。上面來檢查我們就門一關，工人們回到自己的生產隊幹農活去了；等檢查的人走了，再回到廠裡敲敲打打起來。所謂'小五金'，就是給農民們做些生產用具和生活日用品，可就是這個'小五金'廠，它成就了我們華西村的發展。當時'小五金'廠一年能有幾十萬元的利潤，我們靠它慢慢地壯大了集體經濟，一直到後來辦大廠，辦鋼廠，辦外貿公司，現在我們華西村一年可實現四五百億工業經濟產值和近三十億的財政收入，起家靠的就是當年的那個'小五金'廠。”

1983年鄧小平同志到蘇州時，江蘇省負責人向他介紹蘇州在1976年至1982年間實現了翻一番，而這主要靠的是社隊企業經濟。 有個事實須說明：蘇州社隊企業或者後來叫做鄉鎮企業經濟的發展，早於改革開放的1978年，是因為蘇州人民在計劃經濟時代早已對封閉式的統得過死的經濟形式厭倦了，他們一直在尋求新的生活和發展模式。這個時候，他們通過創辦社隊企業（鄉鎮企業）獲得了出路，也獲得了希望，得到了真正的實惠。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社辦企業之風彷彿在一夜之間席捲蘇南大地…… 在這階段的蘇州，有一個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一個縣的領導幹部，他的嗓門和他那為了辦企業而發出的咄咄逼人的口號讓人激動、讓人敬畏！

他就是高德正，時任沙洲縣委書記。 “我記得那是1979年，在縣里召開的學'兩橋'（指歐橋和塘橋）爭富裕的'三干會'上，高書記高著嗓門，他從頭到尾講的是解放思想、大膽冒尖的話題，直把與會幹部鼓動得個個心花怒放。而原先好多幹部思想僵化，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一回，港口鄉里開大會，我請人在主席台兩旁寫了兩條大紅豎聯：'聚精會神想富，理直氣壯抓錢'。那些村幹部一踏進會場，就懵了，有人驚叫起來：'哎喲，誰寫錯了！'高書記作報告，時常揮動手臂，氣勢磅礴，震撼人心。尤其是他那富有思辨性、形象性和強有力的鼓動性語言，諸如'政策一落實，小布衫全出濕'、'窮不會生根，富不是天生'、'小雞吃米，粒粒下肚'、'社隊工業不姓資，治窮致富才姓社'、'時候已到，只欠東風'等等，至今仍縈繞在我們耳際，激勵我們去開拓新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沙洲人的思想開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其後沙洲出落得如此秀美，思想解放是第一篇。”

“解放思想，使人們在貧乏的心田上播下了希望的種子，在荒蕪的沙灘上看到了綠意。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製後，調整農村產業結構，請進姓'工'的財神爺，大批青壯勞力走出田埂，登上了發展鄉鎮企業的歷史舞台，主演了一幕幕既悲壯又激昂的活劇。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使沙洲農村經濟發生了深刻而偉大的歷史性巨變，沙洲農民的生活開始富裕、美滿、幸福起來。沙洲人有點神氣活現了。”一位“老沙洲人”用筆這樣記錄了當年高德正書記在沙洲轟轟烈烈搞鄉鎮企業的情形。據我所知，在其後的幾年裡，昔日被人瞧不起的沙洲全縣就有20個鄉鎮工業產值實現翻番，並冒出了塘橋、樂餘、南沙、妙橋等多個'億元鄉'。歐橋、閘上、包基、巨橋、花園等'千萬元村'，一顆顆新星冉冉升起。沙洲因此一時威震四海，成為蘇州地區的富足縣。

30年過後，當我見到高德正老書記，向他詢問這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時，老人笑了，深情地說：“我難忘那幾年的鄉鎮企業發展歷史。所謂的'蘇南模式'和'半壁江山'就是這麼出來的……” 這段歷史，我這個蘇州人也清晰地記得，那時正值我在故鄉讀書的中學時代。我的姐姐和那些沒有上高中的同學們，多數進了社隊企業，成為第一代拿工分的工人。 對於那一段歷史，我記憶很深的另一個原因是我父親帶頭辦了兩個隊辦企業，一是繡花廠，二是眼鏡廠。與沙洲相比，我的出生地常熟在辦社隊企業方面更有優勢。常熟的花邊在過去就有名，即使在“文革”時，農村的婦女也沒有停止過這種賺錢的手工工藝。據說我們那兒在“文革”時還能夠留那麼一個“資本主義尾巴”，是因為周恩來總理確定的“外交需要”——出口所用。但繡花邊不是社隊企業行為，它是有供銷部門代國家的外貿部門分包給廣大農村婦女的。

我父親辦的繡花廠其性質則是真正的社隊小企業，它是承接蘇州某繡花品廠的業務，直接由生產大隊辦的小廠。我知道的這個廠當時大約有三四十個年輕繡娘，她們大多數是各生產小隊按名額分配被選進去的，基本上屬於本生產大隊的那些手巧貌美的女子。那些能進繡花廠的青年婦女當時特別榮耀，因為她們可以不用整天背對太陽面朝黃土了，令沒能進廠的青年婦女對她們極其羨慕。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她們的收入比種田的要多，而且可以拿到部分現金，這在當時的農村算得上是一群腳不離土地、但卻不用曬太陽的“白領階層”了。 我父親還是另一個眼鏡廠的廠長，工人以男性青年為主，因為辦廠，我父親成了當時的“紅人”，十里八鄉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最主要的是，這兩個廠子的收入很豐厚，父親所在的“先鋒大隊”真正成了常熟乃至蘇州一帶的經濟發展比較好的先鋒大隊。父親說的“吳仁寶都來取過經”講的就是這個時候。

蘇州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已經離開老家，踏上了從軍的征途。四五年後當我第一次探親回到故鄉時，中國已經進入了全面的改革開放年代。 80年代之後的蘇州，我雖在異鄉，卻常常能聽說關於故鄉的一件件令人激動的事：比如第一支農民樂隊（後來有人將其搬上了電影銀幕），比如第一個“億元村”，比如第一所農民幼兒園等等，這在當時都是能上《人民日報》的大新聞哩！而這樣的新聞在我們蘇州地區，幾乎年年可以湧現出一大籮筐…… 蘇州鄉鎮企業的發展，走的是集體經濟的富裕之路；集體富裕了，各種有利於農村、農業、農民的“三農”新鮮事便層出不窮。 那時，蘇州的廣大農村，可以說“無村不廠，無村不工”。三五個人也可以成一廠，幾十人、幾百人的廠子同樣隨處可見。

聽“蘇州老鄉”講，鄉鎮企業搞得最早最好的要算江陰和無錫人，“他們那裡起步最早，而且會用人——用那些過去下放到農村的城里人，用這些親戚和朋友在城裡廠子里工作的關係來武裝自己。” 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向我解釋：在解放初期的城市工商業改造和60年代國家困難時期，曾經有二三十萬上海、無錫、蘇州的城市居民下放到了蘇州地區的廣大農村。這些人雖然戶口在農村，但他們與城市始終聯在一起。當蘇州的“鄉下人”開始想辦些小廠而缺少技術和物資時，這些人派上了大用場。他們出面回城向自己在國營企業的親戚朋友張一下口，問題就基本能解決。蘇州地區的社隊企業起初的業務，都是為本地農民的日常生活或農業生產服務的“小五金”和農具加工等，後來開始做賺錢生意，幫助城裡的一些企業加工輔助配件，賺些薄利。沒有技術，他們就請城裡的工程師利用星期天和節假日到鄉下來幫助指導，這一來一回，就把城鄉聯在一起。

老鄉熱情好客，每當城裡老師傅過來，總要備好一些農副產品，比如上海人愛吃的雞毛菜、家養雞，還有河裡的螺螄、活鮮魚、螃蟹等等，待師傅回城的時候，就讓其帶回去。師傅們很樂於接受這種“等價交換”，他們一方面利用星期天節假日到稻穀飄香、空氣清新的鄉下換換環境，同時又能為家人帶回一些新鮮的食品，很是高興。有的干脆連工錢都不拿，一來一回，就像走親戚似的，跟蘇州農民關係處得特別好。農民也高興，一是在師傅們的幫助下辦起了廠，二是學會了技術，並且沒花多少成本，生產出來的產品又可以直接交給城裡的大廠子，賺的是實實在在、沒啥風險的現錢。 “星期天工程師”就是蘇州老鄉叫出來的，曾經在改革開放初期風靡一時，促使蘇州鄉鎮企業獲得快速提升和空前發展。

這種“星期天工程師”從另一個方面又大大促進了城鄉關係和商品交易。 吳江的一位如今已是“億萬富翁”的老闆告訴我，他的電纜廠開始就是靠上海“星期天師傅”幫忙搞起來的村辦企業，後來越搞越大，技術要求和人才要求也高了，以前上海那幾個幫助他創業的“星期天師傅”乾脆辭掉了上海的鐵飯碗，跑到鄉下當了他的工程師。 “二十多年過去了，有的上海師傅還在我廠子里辦了退休手續，有的今天還在我廠裡，他們中間還有第二代人在我這里工作，甚至連家都安在吳江……” 蘇州鄉鎮企業的發展，也使當地的那些能工巧匠跟著紛紛辦廠開店。童年和少年時我所認識的不少鄉友在這個時候抓住機遇，發了大財。現在的“蘇通大橋”旁邊過去是東張鄉，那裡有不少我中學時的同學，不知什麼時候起，他們紛紛辦起了紅木家具廠，如今上海市場上的紅木家具就是他們這些人折騰出來的。 我的一個同學告訴我，他初中畢業後沒有再讀書，進了大隊的木器加工廠，因為他父親是當地有些名氣的木匠，所以這個小廠由他父親挑頭當廠長，兒子算是“走後門”進去的。 “大約是1974年辦的廠子，起初只有六七個人，名為木器加工廠，也就是因為公社建了一個新禮堂，我們廠子把這批活接了下來，之後就開始接周邊幾個大隊的社員們的一些零星活。有一年一家有錢的人說他的兒子在上海城里工作，要結婚了，問我們能不能做一對紅木椅子。我父親以前做過，就答應了。紅木材料是那個人從上海外貿公司下面的單位搞到的，於是我父親帶著我們幾個人用了一些時間把這對結婚用的紅木椅子做成了。那個時候結婚一般講究'三大件'——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這戶人家結婚比別人多了一對紅木椅子，一下子在同事中引起反響。於是這個上海人就不斷來找我們，說是他的朋友們都要做紅木椅子。就這樣，我們越做越多。開始是偷偷地做，因為'文革'時紅木家具曾經被當做'四舊'，是造反派見了要砸爛的古董。後來改革開放了，也沒人管這些，所以我們就公開專做紅木家具了。時間一長名氣也有了，上海市場最初出現的紅木家具，基本上都是我們東張人做的。我們最紅火的時候，連美國總統卡特都請我們去為他家定做紅木家具……” 老同學是不是在吹牛？ “絕對是真的！”他拿出卡特總統坐在亞特蘭大家中的一組紅木沙發上的照片向我證實。 “卡特總統的這套紅木家具就是我們廠為他專做的。他對中國紅木家具的鍾愛可謂到瞭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次他的一把紅木沙發椅不小心碰掉了一隻角，總統十分惋惜，有美國名匠知道此事後上門想討好卡特，但總統執意要請中國的紅木匠師去幫他修復。後來我們的東張師傅陳運來真的不遠萬里專程去了美國，幫助卡特總統把那把沙發椅修復好了。美國後來的幾任總統，如老布什、克林頓，都挑選過我們做的紅木家具。” 東張離我老家不遠，上海人買紅木家具的車輛至今仍常從我家的老宅房前經過。 十多年前我回老家時，這個鎮的江鎮長曾如數家珍地向我講述了他的鎮由當年社辦企業的“一根木”（紅木），發展成了“一件衣”，再由“一件衣”發展到“一根針”，後來又由“一根針”發展到“一棵菜”，使得長江邊這個東張鎮集體經濟越來越紅火，全鎮人民在90年代初就實現了“小康”。 “所謂的一根木，就是靠辦紅木廠，引發了全鎮多達幾十家小廠匯成了紅木產業群；由於紅木生意，使得東張與大上海有了千絲萬縷的關係，於是買紅木家具的上海人到東張一看，這裡的條件好，農村里手巧能幹的姑娘們多，於是就來辦服裝廠。上海人對市場的感覺好，做什麼一般很少失敗，所以沒幾年我們全鎮的服裝業又起來了。服裝業一多，就得有紡織業跟上，於是'一件衣'又帶動了'一根針'……社隊副業上去了，鄉親們的日子好過了，農業生產上的機械化、科技改進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也有錢上規模項目了。這樣通過辦鄉鎮企業所獲得的集體經濟反過來有力地支持了農業生產。我們還瞄准上海這個大市場，在農村普及了特色蔬菜的種植，這就是一棵菜。這樣一來，每家每戶基本上既有人在廠子里工作，又有人在家種特色蔬菜，農工兩方面都有豐厚的收入，使得全鎮人民的日子節節高。”江鎮長現在已在常熟市開發區工作，回憶起那段鄉鎮企業創業史，他依然心潮澎湃。 “現在你看到的我們東張鎮一些公共設施和通向各村的水泥馬路及農民們的兩層小樓，多數是在鄉鎮企業大發展時建造的。”江鎮長這話也許是對曾經輝煌的蘇州鄉鎮企業所帶給蘇州社會和農民們最直接和最實惠的種種變化的形象概括。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多次親赴蘇州對鄉鎮企業進行調研，“半壁江山”的概念也是從他嘴里傳播出去的。費老這樣評價過蘇州的鄉鎮企業：這裡的社社隊隊，因地制宜地辦起的小廠，使一些能工巧匠有了用武之地，並且通過集體的力量，使散落在民間的智慧和經濟活動形成了強大的集體經濟活動，從而對促進當地經濟建設，加快農民發家致富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想到一個人——這人與我年齡差不多，但他卻遠比我出名早，且其影響力在中國和世界上都很巨大。他就是中國人非常熟悉的“波司登”的老闆高德康。 高德康與蘇州的老書記高德正毫無血緣關係，也不沾親帶故，他們完全是兩個不同年齡段出生在不同地方的人。但高德正對高德康的影響很大，因為高德正在沙洲當縣委書記及後來到蘇州地區當專員時，曾扯著大嗓門到處喊“政策一落實，小布衫全出濕”、“窮不會生根，富不是天生”、“社隊工業不姓資，治窮致富才姓社”一類的口號，對高德康影響極深。 高德康的家，在原來的白茆鄉山涇村。白茆鄉是蘇州腹地常熟的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魚米之鄉。聞名遐邇的“白茆山歌”，不僅是我國吳文化的代表，還是日本民歌的鼻祖。高德康家門前的那條白茆塘，是太湖至長江的重要洩洪道和蘇南水鄉交通要道。 “小裁縫”高德康在我當兵那年，也出師自立門戶了。但那個時候串門走戶的單幹並不是他所追求的，所以當聽說鄰鄉鄰村的人辦社隊企業也能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時，高德康心動了。憑藉自己過硬的縫紉技術和很好的人緣，他把11位師兄弟拉到一起，組成了山涇村縫紉組，成為本村的第一個村辦企業。當時除了11個人外，就是他們從自己家裡抬到一起的8台縫紉機了。起初幹的活不是來料加工，就是代別人做活，但後來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白茆處在上海通往常熟和無錫的國道旁，交通方便。而上海過去的許多服裝生意就是通過這條國道往來於上海和常熟、無錫之間。上海設計——蘇錫常一帶加工——返銷上海市場，過去幾十年上海服裝市場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跨區域“流水線”。這一過程，使蘇州、無錫地區的民間小裁縫獲得了手藝和技術上的極大提高，因為上海服裝不少是要出口的，質量講求精益求精。高德康自從帶著11位師兄弟獨立成廠之後，起初幹的就是承接這樣的活兒。時間一長，他有些不滿足，“給人家幹，還不如自己做，自己賣！”都說蘇州人頭腦靈光，這話一點不假。高德康是屬於蘇州農民中比較聰明的那一部分，尤其是他的經商意識和生意技藝更是出眾。他不願給別人做嫁衣，所以就自己闖天下，而且非常有品牌意識。在別的鄉鎮廠已經成了“億萬企業”，他還在給別人幹來料加工時，高德康就有了自己的“波司登”品牌，並上工商部門明明白白地註了冊。 “小裁縫”很有自己的頭腦，山涇村縫紉組此時也被他改名為“白茆服裝廠”。當上海人再來叫他“加工”服裝時，高德康說：再要幹，就得算我們兩個廠共同的產品。上海人瞪圓了眼珠問：什麼意思？高德康回答說：很簡單，以後我們做的衣服，必須算我們共同的產品。如果你們還信得過我們，那麼我們的廠從此以後就是你們上海的聯營廠。怎麼樣？我們發揮兩方面的積極性，廠子發了，我們有好處，你們也有大賺！上海人看了這位農民出身的“小裁縫”半天，突然張開雙臂摟住高德康：好，我們辦聯營服裝廠！ 聯營後的白茆服裝廠像村姑坐進了轎子——完全換了個樣兒，“波司登”品牌經上海人之手，就變成了“洋氣十足”的引領新潮的中國名牌，先是在上海灘發威，後來在北京市場上發威，到登陸東北三省的市場時，“波司登”簡直成為消費者的必搶之物。這時，“小裁縫”高德康又來了個大手筆——籌3000萬元引進一批世界最先進的數控設備代替了雙腳踩踏的那8部台式縫紉機。一個好品牌，加上最先進的數控設備，再加上一批會市場運作的營銷人員，高德康的“波司登”在短短幾年裡，名揚大江南北，尤其是在北方市場，連年榮登同類產品的銷售榜首。 許多年裡，許多國人以為“波司登”如同“皮爾卡丹”一樣，是國外的著名服裝品牌。可我這個蘇州人知道它“波司登”是一個農民創建的村辦企業的服裝品牌！商標上那“波司登”三個字並非“洋味”十足，而是土得不能再土！我的老鄉高德康沒念過幾年書，他連握筆的姿勢還沒有學會，就被父母趕到農田裡去幹活去了。後來他趕上了大辦鄉鎮企業的浪潮，於是放下鋤頭，扛起縫紉機，竟然也當起了“廠長”。產品有了大市場，品牌也被消費者認可了，於是他的那雙握剪刀的大手，也瀟灑地抓起狼毫，揮舞著給他的產品商標題字…… 多少次我回蘇州路過白茆和“波司登”廠區時，想去探望兒時認識的“小裁縫”，但終未跨進那扇莊嚴而豪華的“波司登”大門。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麼多年裡我雖身在外地，卻由於“波司登”在北京和北方的市場影響力，高德康這人從來就沒有在我的視野裡消失過。每每看到他在中央電視台節目和各種新聞裡出現時，我總是默默地為這位同鄉高興。以前坐在飛機上，總能看到座椅靠背上的“波司登”廣告飾品，如果有同行者，我一定會告訴他：“波司登”就挨著我老家…… 像“波司登”一樣走出來的隊辦企業，是七八十年代蘇州地區的一大特色，幾乎每個鄉村都能尋到這樣的典型。假如你有機會到今天的蘇州走一走，當你看到一些規模頗大、仍在鄉鎮那塊土地上紮根的企業，如果感興趣去問一問該企業的歷史，你會發現它們幾乎都是當年的社隊企業演變過來的，而且走的路，跟高德康的“波司登”十分相近。 萬里長江進入吳淞口的入海口前，有一個地方開始出現分叉，一望無際。除了最大的崇明島外，還有數個珍珠般的堆沙沉積島嶼，其中緊靠大江南岸有個雙山島，現屬蘇州地盤。站在小島上往前看，可見剛剛通車不久的十分壯觀的“蘇通大橋”；往後看，便是江陰長江大橋。兩橋之間隔著一塊帽子形的土地，那便是張家港市。歷史上有關長江下游的故事在這塊帽子形土地上發生得比較多。 我在這個地方發現了一個叫“長江村”的江邊小村，這裡的故事正好與我所要寫的蘇州當年的鄉鎮企業之路十分吻合—— “長江村是過去的長江大隊改名過來的，長江大隊始於1959年。現在全村共有7200人，2004年前是3500人，因為前些年合併了周邊一個村，所以村上的人口總量增加了一倍多。”老村長鬱全和告訴我，“長江村過去很窮，上世紀50年代土改時只有一家評上地主成分，就是這個地主其實家裡也只有幾十畝江邊薄地。但我們村上卻有80個海盜，富人是不會當海盜的，吃不上飯、又沒地種的人才去江上乾土匪的活，可見長江村的過去是什麼樣……” “但我知道現在你們長江村了不起啊！總資產超過20億元了！”從蘇州市政府那裡我早聽說了長江村現在是蘇州“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幾大典型之一。 老鬱笑了，說：“這得從我們發展鄉鎮企業那會兒說起。”說完，他朝身邊的一位漂亮姑娘說：“你給何作家當翻譯吧！” 其實要說長江村與我出生地也就二三十里的距離，但他的話確實有近一半我都聽不懂。這是我所遇到的身邊要帶“翻譯”的三個蘇南農民幹部之一，其餘兩人分別是吳仁寶和秦振華，但我和吳仁寶、秦振華對話時用不著“翻譯”，他們的話我基本能懂，然而鬱全和老村長的話實在讓我難辨——這也證明了鬱的老家其實也是一個“移民地”，尤其是靠近長江邊的村子，許多人的祖先也非吳王后裔，他們有的是直接從海上或長江北岸闖蕩到江南的。老郁說他的祖輩就屬這一類移民。這也讓我明白了一件事：在吳地蘇州，像張家港人那種敢作敢為的性格，其實可能更多地沿襲了他們祖先的非吳文化血緣。只是歲月漫長，使這些外域的流浪之人漸漸被平和溫柔的吳地文化所熏陶，才使得他們的後代徹底與吳文化融合，成了地道的吳人，然而一旦有機會自我發展，他們血脈裡的那種豪放和敢為的性格便會自然而然地迸發出來。長江村的變化可謂是這種典型中的典型。 這一切都是從老村長鬱全和手裡開始發生的。 “我是1975年開始正式當大隊長的。當時有15個生產隊，1147畝地，平均每人只有4分地。4分地上鬧革命，這是長江村在沒有鄉鎮企業之前所走過的路。那時我們也提出過建設新農村的口號和目標，叫做：'房子兩邊站，面貌徹底改。騰出土地來，增產再增產。'農業學大寨唄，可學來學去，全村的人連飯都吃不飽。所以有人說張家港是蘇州的蘇北，我們長江村則是'蘇州蘇北的西伯利亞'。老百姓窮到什麼程度一般人想像不出來，特別是那些連4分地都沒有的漁民，大冬天孩子不敢上岸，因為他們連一條像樣的褲子都沒有，只有待在船上鑽進蘆葦葉編成的草被子裡……1976年7月15日至8月13日，時任我們沙洲縣委書記的高德正帶領我們到鄰居華西村吳仁寶那裡學習，那個時候江陰縣也是我們蘇州地區的，華西村和吳仁寶就是我們蘇州樹起的農業先進典型。到華西村學兩件事：一是吳仁寶帶領群眾改天換地的精神，二是通過辦鄉鎮企業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經驗。這一個月對我教育很大，我想：我們長江村如果學吳仁寶的第一條經驗，我們沒法干成事，因為我們只有人均4分地，4分地上再'革命'，也恐怕只能革出個半飽的命來，所以我想學他的第二條經驗——辦鄉鎮企業。” 鬱全和就是從辦鄉鎮企業這條路將長江村帶到了光明大道上。 1978年到1980年那會兒，就在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農民忙著按手印分田到戶、廣東東莞一帶農民冒死偷渡到香港和深圳還有人在議論圈塊地搞“特區”是不是資本主義時，鬱全和及他的長江村已經轟轟烈烈地學著周邊的兄弟生產大隊，開始了創造“半壁江山”的偉業——大辦鄉鎮企業。 長江村與蘇州其他的鄉村還有些不同，最初蘇州搞的鄉鎮企業叫“多種經營”，長江村的“多種經營”算是從實際出發，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長江邊的長江村自然是靠長江吃長江。新中國成立人民公社後，長江村一直沒有撤銷的是一個漁業隊。鬱全和當生產大隊長後，特別是看了吳仁寶辦的作坊式小五金廠後，覺得自己生產大隊搞“多種經營”的潛力比華西村大，於是他一方面加強漁業隊，另一方面借漁業隊積累的資本搞起膠木五金廠及造船廠，而且由於搞的是“特色”生意，有獨家經營的優勢。 1980年，他已經把長江村的隊辦經濟搞得有聲有色，他本人也被評為江蘇省勞動模範。 有一天蘇州地委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找到鬱全和，告知他上級準備提拔他當副縣長，並問他什麼文化程度，鬱全和說：小學。組織部副部長笑笑：你的實際水平已經到初中文化了，再鍛煉鍛煉就是高中了，這樣吧老鬱，你到學校開個證明，弄個高中畢業證書，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鬱全和一聽，臉就紅了，憨笑道：這哪行！最後這位組織部長只好對沙洲縣領導說，老鬱不願開學歷證明，所以他的副縣長就不好辦了。 “我一個農民，哪想過當啥縣太爺！”鬱全和向我回憶這事時，絲毫沒有悔意地說，“我的本領和興趣倒是在辦鄉鎮企業上。” 這年鬱全和積聚了35萬集體資金，創辦了長江村第一個比較像樣的有一定規模的企業。而且提出了“借梯上樓，借資生財，借船出海，借腹生子”的“四借”戰略。這與坐鎮在蘇州城裡的高德正書記提出的“橫向型經濟”不謀而合。 老鬱是個“活絡人”，很會做生意，又加上有個省勞模的身份，與外單位聯合辦企業很見效。 “那兩年我一下辦了6個廠子，採取的土政策是：用地不要錢，把村上原來的老廠、舊廠改頭換面都變成了'蘇州''無錫'大企業的分廠，這樣一下便成了氣候。”這是長江村辦鄉鎮企業跨上的第一個台階。 “借殼辦分廠之後，又通過幾年的發展，集體資金積累到了一定階段，我就開始把目光放出去。”鬱全和這時想做的事是：爭取有一個哪怕是半個屬於長江村的“拳頭產品”。後來他打聽到了上海三菱電梯廠正在進行一項電梯導軌國產化工程。於是鬱全和便找到上海人，提出要攬這活。上海人問：你憑啥本領要搞這麼個項目？鬱全和說：這電梯導軌不就跟我們造船廠最後驗收船隻差不多的道理嘛！我們有造船驗船的經驗，所以來接你們的活。上海人笑出了聲：你……你這個鄉下人膽子倒是蠻大啊！又說：人家上海冶金研究所是這方面的權威專家，我們還給了他們90萬元試制費，結果啥也沒成功，你鄉下人能行？鬱全和不服了，把胸脯拍得“咚咚”響：我一分也不要你們的試制費，但產品要是合格，你就得收下！上海人面面相覷，負責該項技術工程的總工程師是個開明人士，說：“你要敢說這樣的話，阿拉就跟你簽協議。”“簽吧！”鬱全和捲起袖子，像上船去打漁。 不知道世界工業史和世界科學技術史到底怎麼發展起來的！許多權威和專家沒有乾成的事，竟然讓一些完全不懂行的人搞成功了。 鬱全和清楚：長江村百姓和他鬱全和可能搞出這個“電梯導軌”玩意會發大財，當然搞不出來也沒關係，反正農民嘛，沒啥丟臉的。但他想的還是假如能搞成功後的“發大財”景象。鬱全和與上海人簽完這份協議，心裡喜滋滋的。 電梯導軌？那是什麼玩意呀？鬱全和在這之前甚至連電梯都沒有乘過，現在卻要來完成一項關於測驗電梯的技術工程設備的研製，聽起來有些像天方夜譚。 開始幾天鬱全和拿著那份協議書一直發呆，後來想到了找建築公司，因為建築公司給人家蓋樓時就會接觸電梯的安裝。 行啊，你鬱老闆付錢我們就試試。建築公司的朋友說。後來公司請了一位上海專業工程師，那個時候蘇州很多鄉鎮開始請“星期天工程師”，這位電梯專家也是屬於這個類型的聘用者，每月2000元酬金，但最後沒能搞成，便悄悄溜走了。 這前後花去長江村8萬元費用，鬱全和感到很心疼。他到現場問情況，有人告訴他：公司的院子風水不好，裡面有個墳地……“扯淡嘛！”鬱全和一甩衣袖，說：“我自己來弄弄看。” 這是一個月亮高掛天際的夜晚。鬱全和讓幾個參與研製的工人不停操作著那台失敗了的導軌，左右前後、上下來回地一次次試驗，又來回上下、前後左右地再一次次試驗…… “問題出在這兒！”突然，俯身鑽在試驗機下端的鬱全和大叫一聲，“停！停停！”只見他拍了拍頭上的屑塵，吃力地直起身，然後對身邊的一位師傅說：“我們一起去做個小附件再試。” 花200元弄來的一個小附件安裝上後，電梯導軌一舉試驗成功！喜訊報到建設部，領導和專家喜出望外：蘇州的鄉鎮企業還真了不得啊！ 上海人不能不服，有協議在先。於是鬱全和一舉在上海灘出了名，當然最得到實惠的還是長江村的百姓。 進入90年代後，長江村的鄉鎮企業已有相當規模。鬱全和從市場經濟的實際出發，成立了“長江潤發集團公司”，由於“潤發”順順噹噹地發了大財，所以多次被江蘇省和農業部評為“明星企業”。之後的十幾年裡，鄉鎮企業幾經風浪，可長江村的“長江潤發”始終激流勇進，一路高歌，企業發展蒸蒸直上。一個重要原因是上海人相信長江村，相信鬱全和。寶鋼下屬的幾個子公司搬到了這裡，這樣的“大塊頭”來到小村子，你說長江村能不發大財嗎？ “長江潤發”後來成為“長江潤發集團”，還是上市公司。關鍵是鬱全和這位被秦振華譽為“張家港精神的典範，江蘇省農村工業的典範，全面協調發展的典範”的長江村領頭人思想與作風時時處處顯示了共產黨員的風範，因而長江村不僅發展快速、健康，而且百姓實惠富足。我去採訪所看到的今日長江村，實在令人羨慕。這裡家家戶戶有別墅，村子裡有四星級豪華賓館，昔日海盜出沒的小漁村早已變成了熱鬧繁華的江邊小城…… 這首名為《我們是堂堂長江人》的歌曲，是長江村的村歌，它可能是全國惟一的一首村歌。鬱全和告訴我，村里的鄉親們和這些年成為長江村新村民的幾百名外地籍大學生都會唱這首歌，並且以此為驕傲。 我還知道一件事：在長江村的鄉鎮企業發展非常好的時候，他們以“長江人的胸懷”，伸出雙手熱情幫助過許多貧困地區的農民兄弟，其中有為“18個農民按手印分田到戶”的安徽鳳陽小崗村修建了1000米長的村莊大道，並給每家每戶送了一台電視機。至於長江村在江蘇自己的省裡幫助窮兄弟的事就更不知其數。鬱全和對我說：長江村能做這些事，都是在當年創辦鄉鎮企業時確立的“立村宗旨”——“艱苦創業，八方相助，效益為上，永不自滿”指引下取得的。 長江村是上世紀80年代蘇州鄉鎮企業潮中湧現出的一朵絢麗之花。這朵絢麗之花一直沒有凋零過，越開越艷麗，成為萬里長江流域的萬個村寨中最著名的“長江名花”之一。再說常熟的城東，這裡也有一片氣魄非凡的工業開發區，前些年它的名字叫“李橋村工業城”。有一次我路過那兒發現改叫“申大工業開發區”了，現在還真不知道它是不是又有了新名字。但我知道這塊地還是叫李橋村，常熟市郊的一個農民開發的工業園區。 這片開發區創業者的名字叫杜根根，很土的一個農民的名字，可這個人很了不得。 1980年時，這位莊稼漢站在村頭的那片低窪地上，面對遠遠隱約可見的常熟縣城，對村民們說：“我們要修一條通往縣城的康莊大道，否則就永遠富不起來。” “杜書記啊，你看看天，還亮著呢！你是不是在白日做夢？哈哈……”當時有村民這樣嘲諷杜根根。村民們這樣嘲諷自己的村支書不是沒有道理。常熟城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處在縣城十幾里路外的李橋村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了，這一城一鄉就差那麼十幾里路，可在農民看來就是兩重天——城裡是天堂，我們農民只能過“頭衝黃土背朝天”的苦日子。 李橋村處在一個十年九澇的低窪地，除了種水稻外，別他選擇。雖然這裡與縣城近在咫尺，但就是這隔田隔村的十幾里路，將李橋村人與常熟縣城分成兩重天。農民們不是沒有想過要改變面貌，可就是想了也沒有辦法呀！ 杜根根說：“你們嘲笑我也罷，諷刺我也罷，路我是修定了。只要我這個村支書不下台，你們就看著我修這路有沒有道理！” 杜根根畢竟是村支書，群眾中的威信擺在那兒。後來村民們聽他細細一說，也就都過來支持他的修路計劃。不過通往縣城的路真的不那麼容易修，除了李橋村窮得丁當響之外，這條路還必須經過鄰村的地盤，這可是一件比沒錢更難的事。 “行啊杜根根，你要修路，拿錢來吧！”杜根根剛剛做完本村的思想工作，踏進鄰村還沒怎麼開口，人家就把手伸得老長老長的——他們也是在譏笑杜根根“白日做夢”。 “這路修好了，你們上縣城比我們李橋村還近，最得利的是你們。噢，你們不僅不謝我，反來敲我的竹槓！豈有此理！” “噓——你老杜要這麼說，那你就別修這路！你既然要修路，你就是占我們的地，你不賠行嗎？”人家回敬他。 “好！路我肯定是修定了！不過我們李橋村是窮得出名的，大隊上就那麼一點家當：一張辦公桌，一間舊房子，你們隨便搬。如果你們要，可以馬上去搬！”杜根根說。 “那值幾個錢？不行，你修路佔地，不補償十萬八萬的，我們怎麼向村民交代？” “你話說到這兒，我也只能如實告訴你：我李橋村確實拿不出其他值錢的東西，可有低窪水稻田裡打出的大米！” “這不就得了，大米也是錢嘛！” 李橋村跟鄰村的條件就這麼談定了。於是杜根根便率領全村所有壯勞力包括婦女在內，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修路大戰。那情景對農民來說十分熟悉——“大躍進”、“人民公社”時的學大寨都是這麼幹的，但這回李橋村百姓幹的勁頭比過去大不一樣，他們心裡清楚：這回杜書記是誠心誠意讓咱鄉下人往城裡奔——雖然他們並不全然明白杜根根修這路的根本意義，可有一點實實在在的眼前利益農民們是清楚的：至少路修好了，不用再像從前騎自行車總往稻田裡倒而沾一身泥水！ 路修到一半，杜根根說：“我們李橋村窮，但這路是為我們李橋村子子孫孫修的，所以大夥兒乾活的工分就不記了。” 村民們說：“不記就不記，只要你杜書記領我們走的路對頭就行。” 杜根根聽到這話，淚水直在眼眶裡轉，於是這位鐵塔似的莊稼漢彎下腰，深深地朝眾鄉親鞠了個躬…… 不計報酬——但李橋村人照舊你追我趕，比學趕幫。 不給飯吃——他們自帶飯盒，另加一壺涼開水。 路終於修好了，從年初一開工一直修到大年三十。來年新春，村民們穿著嶄新的衣服，騎上嶄新的自行車，喜氣洋洋地進了城，大夥兒見面的第一句話都說：“這哪裡像是進城！倒像是在自家屋裡跨門檻——抬下腿就得了！” 哈哈哈，這路修得值！ 值——這時的杜根根也在說值，但他的心裡卻並沒有村民們輕鬆。為這路，他跟交通部門不知磕了多少頭才辦好了那些報批手續；為這路，他還得帶領村民連續三年給人家鄰村送去8000斤大米——賠人家的！還有許多許多冤屈的事杜根根就不想提了。總之你們看著我杜根根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路修好了，杜根根馬上將村上那個又破又爛的布廠改成了與縣城內大紡織廠可以抗衡的新廠。後來又與大名鼎鼎的縣城內的色織四廠辦聯營的“四聯染紗廠”。與此同時，又在村上集資24000元辦了一個汽修廠——別看這個小汽修廠，後來它利用城郊優勢，像滾雪球似的發展，沒幾年就成了江蘇省掛牌的“一類企業”，年修客車量達7000餘輛次，成為李橋村的一棵“搖錢樹”……李橋村的村辦企業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後來蘇州地面上把李橋村的“想致富，就修路”的經驗當做一條法寶，迅速形成了環市區、縣城的“城鎮郊區經濟帶”——農民們拉近與城鎮之間的距離的結果是，很快獲得了經濟新生命。 杜根根帶領村民修的那條路後來成了常熟城郊的“黃金之路”，尤其是他通過多方引資後辦起的“李橋村工業城”，吸引了眾多有錢沒地的國營、合資和私營企業到那裡投資落戶，沒用幾年就初具規模，成為我國最早的一批農村經濟開發區。後來他又將自己的村辦企業擴大成一個集紡織、機械、化工、房地產、商業和貿易等十幾個產業於一體的“申大”集團。 “申大”公司今天已經是全國著名的企業了，“李橋村工業城”現在已經屬於常熟市區的“城中城”了，當年的那條“李閘路”上今天來來去去的人也已經都是穿著時尚的市民了…… 杜根根和李橋村所走過的路，是蘇州千千萬萬鄉鎮企業和農民們所走過的路。這路從夢想到修建完成時間並不長，但之後的二三十年裡所發生的變化則是驚人的。它改變了農民們幾千年來的命運，同時也影響和改變了傳統形態下姑甦的命運。 2007年的金秋時節，我應邀到蘇州各地採訪。一日我被宣傳部的同志帶到長江邊的一塊廣闊的金色田野上。這裡離長江很近，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江面，坐在車上都能聽到東去的大江之水的奔騰聲響…… “你看，前面就是永聯村了！”同行的蘇州老鄉拍拍我的肩膀，指著一片望不到邊的“鋼城”這樣對我說。 “這……這是永聯村？這不是一個大型鋼鐵廠嗎？”在我眼前，明明是一片足有幾十平方公里的鋼鐵之城嘛！ “對，是鋼鐵廠，可也是永聯村呀！”主人解釋說，“這鋼廠就是永聯村的。” “一個村子辦這麼大的一個鋼鐵廠啊！”我無法相信，但這是明明白白擺在我面前的事實。今天的永聯村就是這個樣，它是由“十里鋼城”和十里綠原組成的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為了讓我目睹村辦鋼城的完整雄姿，蘇州老鄉駕車足足用了半小時在鋼城裡轉了一圈。老實說，我還是第一次感受如此雄偉的鋼鐵企業，而一路走的時候，內心一直在想著一個問題：為什麼一個村子能辦起這麼大的鋼鐵企業？一年能賺多少錢呀？ “永聯鋼廠2007年的年銷售收入是160億元，上交稅收為13億元。” “永聯村村民有多少？” “本籍村民有5330多人，這也是新永聯村的編制。” “怎麼理解？” “過去老永聯村只有2000來人，現在的永聯村是兼併了永新、永南等鄰村後新組建成的。” “原來如此。”我又問，“那這鋼廠職工有多少？” “比村民總數要多。大約有上萬人吧！” “那麼這裡到底是鋼城還是農村呢？” “我們這是田野裡的鋼城，鋼城裡的花園。你看看，我們的農村像不像一個綠色花園？” 我笑了，可不是：近處，是連綿十里的鋼城；舉目遠眺，我看到的是金色田野里花紅草綠，樹木蔥蔥……好一個田野裡的鋼城，鋼城裡的花園。 “永聯村現在還有一半農田和一半從事農業的村民，這裡是個農工結合非常和諧的地方。鋼廠的廠長還是村黨委書記，村幹部有相當一部分還是鋼廠的董事，永聯村現在是蘇州市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之一。”蘇州老鄉很自豪地告訴我。 我們隨後走進“永鋼”辦公大樓。鋼廠裡的“永聯村民”、鋼廠副董事長帶我登上大樓頂部的“望江閣”——在這裡，幾里外的滔滔長江盡收眼底……“十里鋼城”和綠色田野更是氣勢磅礴地呈現在眼前。 關於永聯村的故事也是從這一刻我才漸漸知曉。原來永聯村的生命很短，是我1975年底離開蘇州的前5年才誕生的一個江邊小村子。最初它的名字叫“七零圩”，其意是1970年才在長江沙灘地上圍墾成陸的一塊沙地。永聯村先天不足，它的地勢非常低，平均海拔只比長江入海口的吳淞水平面高出0.9米。 1970年成為圍墾地後，它是蘇州地區沙洲縣的一塊新添陸地，當時政府動員了附近幾個村搬來200多戶農民成為第一批永聯村“土著”居民，由此開始了永聯村的歷史。 永聯村初創時的幾年，水災不斷，惟一能種植的水稻，產量十分低下，農民們的日子很難過。到1978年時，全村的人均分配水平才只有68元，是全蘇州收入最低的村子之一。由於收入低，新村民人心不穩，許多人不願再留在這塊低窪地上。上級黨委每年要派一個工作組到村里，而且連換了四任黨支部書記，結果情況依舊沒有改變。 1978年8月，當過學校老師和生產隊副業隊長的吳棟材被派進永聯村，擔任第七個工作組組長和第五任黨支部書記。 面對一片沙灘地，吳棟材這位曾經在朝鮮戰場上受過傷的老戰士，心潮起伏。他將班子成員叫到長江邊，迎著熾烈的太陽，擲地有聲地立下三條規矩：一、要深入了解群眾思想脈絡，群眾想什麼，急什麼，我們必須心中有數；二、要作好長期紮根打算，不當“飛鴿”牌，以免讓群眾一次又一次失望；三、要當好一個農村幹部，干點實實在在的事業，不改變永聯面貌，誰也別想走。 吳棟材就這樣開始了他的“永聯村”履新。經過調查了解，他和新的黨支部感到，永聯村千差萬差，最差的還是人的精神面貌。走馬燈似地更換領導班子，領導幹部一無干勁，二無信心，三無凝聚力，群眾人心不渙散才怪呢！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地薄利少，百姓看不到過上好日子的希望也是根本。針對這些情況，吳棟材提出：當務之急是必須找出永聯村的致富門道來。 是啊，永聯村的致富門道在哪裡呢？走高德康那樣的“波司登”之路？可永聯村既不靠國道，又連個“小裁縫”都找不出來！走杜根根的路？可永聯村通往縣城最近的路至少也有三四十公里，再者，永聯村不足千個勞力，能把自家的地種好已經夠全村人一年忙到頭的了！如此邊遠，如此貧困之地，那些聰明的上海人和城里人別說讓他們把錢投到這裡，就是誠心誠意拉他們來永聯看一眼也不會有人心甘情願。 “我們自己幹！干好了是我們自己的！”吳棟材在全村幹部會議上這樣說。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們永聯村不是離水最近、地勢低窪嘛？那我們就挖塘養魚！”於是在吳棟材的帶領下，村里將150多畝“鍋底田”，開挖成120畝精養魚池。第七個工作組進村的第一年，全村就實現了“水中生效益，岸上增產量”的初步目標。第二年吳棟材趁熱打鐵，著手建起幾個作坊式小工業項目，雖說小打小鬧，但也有幾萬元的收益。如此三年下來，全村積累了近20萬元的集體經濟收入。 “20萬元？你那村子，連狗都不願拉屎的地方，我們沒啥想法！”當吳棟材帶著這麼一點實力走出村子去跟人家談合作時，人家這樣笑話他。 “我不信發財就是你們的事！”他重新尋找出路，結果分析當時的市場認為：國家各行各業都在大建設，肯定缺鋼材。鋼材生意一定好。於是他回來將自己想辦軋鋼廠的想法跟支部一班人說了。 “那得多少錢呀？我們這麼個窮村能幹得了嗎？”有人聽了直發懵。 “我請人估計了一下，辦一個小型軋鋼廠大約30萬元。我們自己籌點，再通過政府貸點。永聯村要想翻身，就得有自己的工業！”吳棟材心中早已有數。 “同意！” “我也同意！只要吳書記你的心留在永聯，我們就支持你！” 幹部們紛紛舉手。 說乾就乾！永聯村辦軋鋼廠的消息讓百里長江沙灘奔騰起好一陣熱浪。十里八鄉的老百姓和乾部們都在關注這個過去窮得連年底分紅都要靠借錢來“意思意思”的江邊小村。那個時候他們多數是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們認為吳棟材和永聯村民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但是誰也沒有想到，永聯村下出的這一著棋竟然是邁向幸福天堂的高招。辦廠的第一年，永聯村就收回了投資成本。第二、第三年……產值連年翻番，到1985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024萬元，跨入全蘇州百個“千萬元村”的行列。 “這麼一個窮地方，也能蹦出個'千萬元'的富裕村，我們蘇州就沒有一個村子再可以說沒有條件上了！”一位蘇州市領導聽說永聯村的事後，在全市三級幹部大會上揮動著右臂，衝台下的干部說，“我要的就是永聯這樣的精神！既然永聯村在蘆葦灘上都把村辦企業辦到這個水平，那麼我們全蘇州就沒有一個地方不能了！向永聯學習！” “向永聯學習！”全蘇州上下一片呼應。永聯村靠辦軋鋼廠，比滾雪球還見效地壯大了集體經濟。有了錢，百姓的生活就像芝麻開花節節高。村里很快有了自來水，昔日靠點煤油燈過日子的村民家家戶戶也有了電燈，什麼“電視村”、“電話村”……永聯樣樣走在別人的前頭。常熟的杜根根不是修了一條通向縣城的黃金致富路嗎？我們也修！於是村里出資90萬元，修通了永聯村到張家港市區的一條30公里的公交汽車線路。城里人能上電影院看戲，我們為什麼不能？修個更高級的電影院！孩子讀書不要錢了！老人退休也拿退休金！沙灘地上為什麼不能建個大花園？建！ 哈哈，有錢的永聯村，想幹啥事就乾成啥事！不幾年，永聯村完全變成了一個田野上的花園式新農村。而鋼廠也幾年換一個樣，一直發展到氣魄雄偉的“十里鋼城”……鋼城的大發展，又使永聯村的集體經濟如造山運動一樣不斷攀高、壯大。 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永聯村。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蘇州大地向全國人民展示的鄉鎮企業所帶給中國改革開放的全新的領跑式的萬千景象片斷…… 1984年早春，中共中央的一次重要會議——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剛剛結束，2月25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顯要位置發表了一篇題為《碧溪鄉發展農副工建成新型集鎮》的報導，並且加了一段“編者按”：隨著農村商品生產的蓬勃發展，將有越來越多的人脫離土地，經營、從事林牧漁等生產，並將有一部分人轉入小集鎮從事小工業和服務業。這是一個必然的歷史性進步，可為農業生產向深度廣度進軍，為改變人口和工業佈局創造有利條件，並使集鎮逐漸建設成為農村區域性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建設成為農副產品進城、工業品下鄉的集散地。常熟市碧溪鄉從事社隊工業生產的農民做到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生動反映了新興集鎮的特點。碧溪鎮已成為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文明的集鎮。次日，新華社又播發了同樣加了“編者按”的長篇通訊《碧溪之路》。在那篇文章的開頭，記者對當時的碧溪鎮進行了一段現場描述，至今讀來仍讓人激動不已——新年伊始，正是農家閉門歡聚、休閒生息的時光。然而，在江蘇常熟市碧溪鄉，卻是另一番景象。清晨，通往碧溪鎮的幾條寬闊的馬路上，自行車的鈴聲響成一片；數以千計的人高高低低，擠擠撞撞，猶如起伏的波濤，從四面八方，向碧溪鎮滾滾而來。人們浩浩蕩盪地湧進鎮上的布廠、羊毛衫廠、塑料廠、針織服裝廠。路上的積雪和薄冰轉眼間被潮水般的人流沖刷了，消融了。然而，不到半個鐘頭，喧鬧的馬路上重歸於寧靜，各工廠門口的車棚里黑壓壓地擠滿了自行車……記者筆下的這幅畫面，在今天看來已經沒有什麼新鮮動人之處了。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那個時代，這種情景除了像深圳那樣少數的開放城市可以看到外，在內地的城鄉是罕見的。尤其是一個鄉間小鎮，能有如此繁榮壯觀的“農民工大軍”，這不能不視為一種奇蹟！ 這就是我的老家——蘇州的鄉間情形。 在那個時代，我有幾次從部隊探親回家，站在自家故宅後的那條田埂上，傍晚快收工的時候，會看到從生產大隊的廠子裡突然飛揚出一群延綿近一里路長的、騎著自行車的年輕繡娘們下班回家的情景。那景像很好看。姑娘們個個穿得漂亮，而且肩上似乎還無一例外地披著那種用來遮擋陽光的紗綢，隨著自行車的飛動，那五顏六色的紗綢會隨風而飄，特別好看。姑娘們一邊騎車，一邊發出陣陣銀鈴般的笑聲，笑聲又伴車鈴聲和風兒走，飄動的紗綢又伴笑聲和車鈴聲躍動……那情景，我至今一想，就會感到它是最美的鄉間歡樂圖。那是個集體經濟剛剛走向開放，農民們第一次在自己的田野上感受到當工人和拿工資的那種喜悅與快樂的年代。那些下班的姑娘和小伙子們，開心歡樂地在工廠勞動了一天后，如果是農忙，就會馬上換掉乾淨、漂亮的衣裳，重新捲起褲腿，挑起擔子，回到農田；如果是農閒，他們會成群結隊地趕到附近的集鎮去看電影、唱卡拉OK，甚至還有的去水泥溜冰場練滑冰什麼的。那個時代的農民們真的非常幸福和開心。他們掙的錢有時還會被生產隊拿去換成工分，到年底再作分紅給他們。但我看到農民工人們仍然特別的高興，似乎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對我的蘇州老鄉們來說，那確實是一段改革開放後最難忘的“激情燃燒的歲月”。它讓人既懷念集體經濟時仍然保留下的大家庭式的歡快與激情，同時它又讓人第一次體會到大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條件下那令人著迷的金錢誘惑力…… 碧溪鎮，就在距我出生的老宅地十幾里的地方。我從小就知道那是個棉產區，而發明和總結出“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蘇南鄉鎮企業典型經驗的碧溪鎮原黨委幾任書記後來都成了我熟識的親密鄉友，所以對碧溪走過的那段歷史，我比較熟悉，並且不用專程採訪就能道出一二。 碧溪從公社改為鄉——碧溪鄉的時候，正值蘇州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開始土地承包了。蘇南地區由於人多田少和社隊企業搞得早，因此土地承包的方式與其他地方也就不一樣。不少鄉村採取了把地承包給種田好手，讓他們集中精力種好田，而多數農民還是留在社辦企業里當工人。 1983年的碧溪鄉，19000多個勞力中有11000多人已經是脫離土地的農民工人了。農民進廠的越多，這個地方的鄉鎮企業肯定越興旺；鄉鎮企業興旺了，農民的生活就好。農民手裡有了錢，就想往城裡跑。可是縣城、市區一般離鄉間集鎮比較遠，再說縣城和市區的生活農民能不能習慣和適應還是個問題，於是，發展集鎮建設成了當時碧溪鄉黨委的一件不得不認真考慮的大事。這事如果處理不好，農民工人就可能會離土離鄉，而大批農民工人一旦離土離鄉，鄉鎮企業哪有優勢可言呢？農村建設和農忙時的農耕農作誰來承擔？凡此種種問題，擺在了碧溪鄉黨委一班人面前。左思右想，他們想出了一條路：把集鎮建設好，讓有錢的農民們不進城也能享受到城里人的文化、娛樂生活和城市生活的種種優勢，特別是孩子的讀書和老人的業餘生活，還有時尚年輕人所喜愛的種種文化與物質生活。 “用豐富、多樣的文化生活和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條件，就能把大夥留在這塊土地上。這樣，我們的農民工人即使工作離了土，但人沒離鄉；即使人進了廠，可所有的生活方式還在農村。這叫'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鄉黨委一班人這麼一總結，村幹部們聽後拍手稱好。於是鄉鎮企業發展後，農民工人們仍能“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經驗，從碧溪開始傳遍蘇州大地，並傳進了中南海。 “很好，這有利於發展農村現代化，同時也減少城市的壓力。'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好，蘇州的這個經驗應當好好總結，推廣到全國！”中南海，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黨的幾位最高領導聽了“碧溪之路”的匯報，齊聲讚揚。 1985年的金秋時節，常熟南郊的元和村。 這一天，村民唐桂芬正與她本村的幾位種田“女老闆”駕著收割機在田野裡收割，突然來了一批警察，後來又來了很多小轎車，再後來便是大大小小的干部出現了…… “幾位女場長快過來，你們看看誰來看你們了！”第一個跟唐桂芬她們打招呼的也是位女幹部，不過唐桂芬在報紙上見過她，便驚詫地說：“你是顧省長啊！” “是是，我是顧秀蓮。”顧省長一邊說，一邊笑呵呵地把唐桂芬等三姐妹拉到一位被人圍在中央的干部面前。 哎，這位領導怎麼這麼面熟呀？對，像是電視裡經常看到的那個……哎喲，這不是胡耀邦總書記嗎！天哪，是胡總書記呀！這下幾位種田女老闆的手腳都不知如何放了。 “好嘛，聽說你們是莊稼地裡的女老闆！不簡單，不簡單喲！”胡耀邦伸出手一邊跟唐桂芬她們握手，一邊嘴裡直誇：做得好，你們辦農場的方法好。幾個人種幾百畝地，養活幾百口人，搞機械化農業，擴大集體經濟，讓參加鄉鎮企業工作的同志安心做工。這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符合小平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嘛！好。我支持你們！ 胡耀邦到元和村視察前後雖然只有幾小時，但這對當時轟轟烈烈的蘇州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和農村工作給予了巨大鼓勵。可以說，80年代初的“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是後來形成的“蘇南模式”的代表。 這裡有必要交代一下“元和模式”。 元和村位於常熟市區的南門邊上，是個依山傍水的小村莊。這個村的村支書叫姚得平。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農村響應中央號召，全面推廣了土地承包製。蘇州地區也不例外，農業聯產承包和農田包產到戶工作如火如荼地在廣泛推進。但過去樣樣走在前頭的元和村，這回有些落後了——他們村的土地遲遲沒分下去。上面已經有人指著姚得平的鼻子責問道：中央政策，你想違抗？ 那些日子裡，姚得平很痛苦：分田到戶，肯定沒錯。但咱們這里人多地少，而且在社隊企業工作的人又多，田一旦分下去，沒進企業的嫌活少，進了企業的家庭忙不開，這可怎麼辦？ 村民會上，大夥眼盯著姚得平，看他拿啥主意。這是決定元和村未來命運的時刻，姚得平不抬頭，也知道村民們一雙雙眼睛都在盯著自己。幾天來，他姚得平的心情就沒有平靜過，也一直在琢磨：一旦按人頭分了地，那剛剛辦起來的企業肯定垮台；如果不分地，上面追查下來又怎麼辦？ 怎麼辦？大夥等的就是答案。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說話了，第一句說得非常沉重，令所有村民忐忑不安，“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麼個分法……” 怎麼分？一雙雙眼睛向姚得平聚焦而來。 “我們還是按照毛主席和鄧小平說的，實事求是。”姚得平說得不緊不慢，“我們元和村的情況與國家的一些貧困地區不一樣。一是我們的村辦企業經濟已經有了一定實力，工業產值已佔全村總產值的80％，農業發展有了堅實基礎。二是村里的農田水利、收管種都基本實現了機械化。三是大部分勞力已轉向工副業生產。面對這樣的實際，我的意見是：建議實行'專業承包、分組聯產'。啥意思呢？具體說，就是把全村的糧田由4個工區下轄的11個小組承包。組與組之間打破大鍋飯，實行定產量、定收入、定獎懲制度管理。你們看這樣好不好？” “好！這樣一方面顧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