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第四章崛起在田埂上的中國“曼哈頓”

在義烏的日子裡，有一幕令我很激動，那個晚上我到市科協大樓現場觀摩農民們學外語，這本身就是挺新鮮的事。曾幾何時，中國的農民還在終日“面朝黃土背朝天”地進行著艱辛的“修地球”，後來蘇南一帶的農民首先走出了一條鄉鎮企業之路，再後來就有了安徽“小保姆”和浙江溫州“鞋匠”進城的故事，近幾年又紛紛出現了農民搞企業、辦市場，欲與城里人爭個高低的事，但我還是頭回聽說農民們做生意已經到了要學外語的層次！其實這在義烏已經有兩三年的歷史了，不算啥新鮮，只是我們這些太缺少對中國農民現狀了解的人才感到新奇而已。 那晚令我激動的是，在遠離京城的浙中地區我發現了一個中國“曼哈頓”！因為它同樣也有像西半球海岸邊縱橫交錯的寬闊大街；也有人流車流簇擁著高樓林立、廣廈成群間那燈火熠熠的不夜城；也有潮海浪捲下聽不夠、數不盡的舞與樂……其實當時我知道，這是由於自己沉浸在對新城義烏的一種陶醉之中的感覺。可在黎明之後的第二個青天白日下，我依然感覺自己是在“曼哈頓”城！沒錯，微有不同的是兩年前我在大西洋西岸所見的那個曼哈頓四面都是潮海，而現在我眼前的這個“曼哈頓”四周是商海——商的潮海。

曼哈頓是世界商之都。 我激動和自豪自己的發現，是因為中國的“曼哈頓”不僅已崛起在我們面前，而且已經成為亞洲的商之都。 1105平方公里的面積，並不是一塊小地方，它大於美國紐約的曼哈頓幾倍，也近乎是兩個新加坡國、一個香港特區那麼大。在西方，有誰敢輕視過那片承載著美利堅合眾國經濟巨輪的小島嶼曼哈頓？在東方，有誰懷疑過稱雄“亞洲四小虎”之一的彈丸富國新加坡？那麼，從現在起誰藐視中國的義烏便是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 有幾個數據，也許可以最直截了當地介紹給那些沒有去過義烏的人們，使其有個清楚的認識：在改革開放的前夜，義烏全市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28億元，財政收入為1779萬元，農民年人均收入180元。 20年後的1998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0億元，財政收入達5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4500多元。彈指一揮間，在同一塊土地上，衡量一個地區主要社會發展的三大指標，竟出現了分別為94倍、28倍和25倍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在任何一個國家的同等時間裡，能出現如此高速的增長，也許是罕見的。但義烏人實現了，並且面對如此的高速增長數目，他們會平靜地微笑著告訴你：這個數字裡藏著不少的“埋伏”，實際的情況將遠遠不止這些！

其實我早已感受到這一點。你只要看一看市領導的年度工作報告中列舉要完成的“幾件大事”，以及親身實感到的每天都在變化著的城市，再走進商城或普通市民家庭，隨便問一聲某人全家去年到底多少收入時，你聽後定會驚心地一跳。我已經對此不以為怪了，因為在義烏這個市場經濟社會化、來自個體和私有製的經濟已占主導地位的地方，你想通過簡單的統計，是很難得出正確的數據——“往低裡說”則是普遍現象。有一個活脫脫的數字倒可以從側面讓我們了解一下義烏人的富有程度：每年年底浙江省從銀行方面所統計到的資金淨回籠情況，義烏一市要佔浙江全省資金淨回籠總量的三分之一！得了，浙江全省現今共有68個縣市，小義烏原來是個重量級的“腰包”！今日之世界，早已明了一個新的公理：國的強弱已不在地盤大小，人的力量更不在體胖高瘦，義烏人在自己的田野上正壘起一個東方“曼哈頓”……

今天（1999年3月30日），我在晚上吃完飯正看《新聞聯播》時，突然熒屏上出現了一個親切的名字和品牌——浙江義烏的大陳鎮和“能達利”上了中央電視台的“榜上有名”。前者的大陳鎮，是義烏市二十幾個鄉鎮之一的“中國襯衫之鄉”，後者則是這個鎮上有對兄弟創出的“中國襯衫之王”的一個名牌產品。關於大陳鎮這個地名了解它的人可能還不算多，因為中國這樣的農村鄉鎮有幾十萬個，就是與它同名的鎮也許能排成一長串，但我們現在說的義烏市的大陳鎮，則在任何一個同名鎮或者不是同名的中國鄉鎮中有著獨一無二的奇蹟，那就是從這兒生產的襯衫，每年可以供給12億中國人中的十分之一人穿。一天近50萬件，源源不斷地輸向市場，一年就是1.5億件，如此的數量，如果將其平展開來，那不是可以把紐約曼哈頓整個地罩在柔軟的溫情之中——我為東方“曼哈頓”編織了一個美麗之夢。

今年春節前，我再度來到義烏採訪，第一站便到了大陳鎮。我渴望感受“襯衫之鄉”的豪邁與溫情。在這之前，我聽說了一個動人的傳說。在十幾年前，有一個走出大山到外地打工的大陳鎮農婦，因為第一次上城里人家做工，她特意自個兒扯了一塊“洋布”，趕個夜縫了件罩衫。進門頭天，城裡的女主人欣喜地扯著她的罩衣左瞧右看，連聲道好。第二天女主人也到街上扯了塊更時興的布料請這位大陳農婦幫她縫了件罩衣。 “好極了，我的同事們都說好，她們每人想請你做一件，5塊一件工錢怎麼樣？”一天，城裡的女主人抱回一堆布料。臉上充滿喜色的農婦說：“行，允我幾天時間。”大陳鎮的農婦爽快地接了過來，幾天后便將幾件縫好的罩衣端端正正地交給了女主人，而女主人則不亦樂乎地交給她整50元錢。 “這是工錢，你一定得拿，是人家給的。”她無法推辭。日子久了，這位大陳農婦一日見女主人穿了一件繡花襯衣回家，橫豎覺得標致。後來她在回大陳時試著給同村小姑子也帶了兩件繡花襯衣。這一下可美壞了她的小姑子！村上的姑娘見了好眼紅，於是就偷著為自己縫起繡花襯衫。這一傳十，十傳百，大陳鎮的姑娘家都穿起繡花衫來。後來便有人往外面和城裡帶這種繡花衫，這一帶不要緊，不多時便有無數手巧的農婦加入了縫製繡花衫的行列。大陳鎮的服裝生意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形成的。後來男人們也加入了做服裝生意的行列。大老爺們儿幹起來就是不一樣，這好比都說中國的女人主家事，會做飯菜，但當好一名烹飪大師的又多是男人，這是因為手巧和技術是兩個概念。進了門檻的技術真正要說好的還應該是大老爺們儿——當然不排除也有女強人打天下的，就是大陳鎮上也有為數不少的女能人。可是成大氣候的畢竟大老爺們儿佔多數，大陳鎮在成為“襯衫之鄉”的進程中也不例外。

“襯衫之鄉”比我想像的要氣派得多。年輕的鎮黨委書記徐江琦不像有的鄉鎮幹部一開口就拿出“年度統計表”一類，堆給你如山一樣的數據，他指著排排高樓迭起的街道問我，他這兒像不像城市，他說你們北京人最有權威評判這個問題。我四周瞧瞧，頗有些為難，因為按照“城市”的標準，這兒似乎少了些喧嘩，多了些幽靜，雖然寬闊的大街上也有不少車來人往，但顯然井井有條，沒有那些叫人煩惱的擁擠。於是我只好直說：“城市還不一定夠得上，但比起北方的中等縣城，綽綽有餘和現代化得多。”小徐聽了哈哈大笑，說這就滿足了，因為他曾同別人打過這樣的賭，要是有人能把他們的大陳鎮說成像座城，那他從市裡下到小鎮來當書記算是一種“高升”。現在他從我嘴裡得到了“高升”的引證，自然有些自得其樂。小徐書記曾是市委宣傳部的才子，因而很幽默。 “不過我內心真的感到我們大陳鎮的許多了不起。”他深情道，在過去“農業學大寨”年代，終年“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大陳人也有過露面的時候，是省裡的老典型，可農民們除了能得到幾句空頭的表揚外，兩手依舊空空，兒女娶親出嫁還得靠搖撥浪鼓的老父親外出“雞毛換糖”掙的幾個腳錢辦事。改革開放給大陳鎮人帶來了真正的機遇。當像本市的廿三里人開始形成自己的有形市場時，特別是後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蓬勃興起，大陳鎮的農民們便著手建立自己的產業優勢，即已經漸成氣候的襯衫加工業。最初的是東一家、西一家的作坊式加工場；後來是東一村、西一村的小規模形式，之後便是成片成片的襯衫加工戶；再後來就是一個又一個襯衫生產廠如雨後春筍般地遍地開花。這一過程很有趣，就說銷售運輸這一塊吧，大陳人最早的銷售是靠幾個婦女提著竹籃或是拿一個布兜搭乘拖拉機什麼的往城裡的自由市場上自己吆喝著賣；後來是男人們帶著樣品跑外聯繫客戶，再通知家裡發貨；再後來是整車整車地往外拉；而今都是全國各地甚至國外的客商自己跑到大陳鎮來拉貨等貨。農民們辦廠和經商的方式也隨之改變著。由最先的家庭作坊式，到幾個人的聯戶互助式，再由幾戶聯合到大戶獨立作戰態勢，發展到現在集團和名牌產品企業領頭，與全鎮千百戶小企業互動並進的局面。集團企業與名牌產品構築著今天大陳鎮作為“中國襯衫之鄉”金碧輝煌的大殿，千百家中小企業則是烘托這“中國襯衫之鄉”金碧大殿的基石和四圍的綠地與花園……如此參錯有序的產業形式結構，組成了大陳鎮今天固若金湯和名副其實的“中國襯衫之鄉”。

小徐書記指著幾乎全為新建築的街道與兩邊的樓房說：“農民們現在可懂得什麼是市場了。我們現在全鎮共有400多家製衣企業，為了提高其市場競爭能力，過去分散在各村寨的家庭式工廠，現在幾乎都搬到了鎮上，其中60多家大企業基本都集中在鎮上。我們這兒是過去的一戶農民，現在差不多都是一個品牌甚至是幾個十幾個幾十個品牌的企業。他們往鎮上每搬一戶，大陳新鎮就等於延伸了一段，規模大了一片，現代化了一程。這種符合市場規律的聚集，帶來了小鎮建設的城市化、企業經營的規模化、地方優勢的產業化、供銷運輸的快捷化、優勝劣汰的競爭化和整個大陳鎮自身形成市場的良好氣候與條件。而大陳鎮自身形成的市場化給我們'襯衫之鄉'原有的優勢所帶來的好處更是不計其數：信息的互用、價格的良性調節、企業與企業之間聯合兼併的方便以及共同構築'襯衫之鄉'的形象與影響度。就在幾年前，誰認識我們小小的大陳鎮嘛，連義烏這市名在全國也沒幾個人知道。可現在的情況大不一樣了，服裝業尤其是搞襯衫行業的，他如果不知道或不了解咱大陳鎮的行情那他準吃大虧。另一方面，正是'襯衫之鄉'的市場影響力，使得全國乃至東南亞地區的襯衫行業的經商者都往這裡跑，大陳鎮本身就成了整個襯衫行業的市場中心和發揮著第一市場的作用。”

“面對這種發展，你們是如何適應的？” 這回小徐書記拿出了一份文字材料給我看，那上面是大陳鎮“1999年18項基礎設施投資與實施計劃、責任人”等情況的詳細規劃。我粗略一算，總投資超過一個億。 “這幾年我們鎮政府每年都要投入這麼多錢來完善和改造好小鎮基礎設施，使小鎮真正成為不僅具有產業的'襯衫之鄉'優勢，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襯衫之鄉'的市場優勢。”他說。 “一個鎮級單位每年要拿出億元資金搞基礎建設，錢從何處來？” “當然首先得有實力唄！”小徐自豪地說，“去年我們全鎮工農業產值達到20億元，財政收入190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6080元。從這個數字上來看，作為鎮一級的經濟成果已經了不起了。大幅度發展鎮區建設，僅靠政府的力量明顯不足，但我們的潛力在於農民手裡有錢呀！咱這兒的企業全是個體和私營者，現在的個體、私營者可是不一般了，他們大的幾千萬幾個億資產都有。像我們今年要搞的18個項目中，5000萬元的資金是由鎮政府出，另5000萬元就靠我們的那些個體私營老闆了！”

從廿三里的百姓主動出資修路的事，我不再懷疑大陳鎮人同樣也有義烏人民共同的一種美德：個人富了，從不忘集體和公益事業。 大陳鎮的今天已經是很規模很超前的城鎮了，而政府今年的18項新投資項目，更讓人心潮澎湃。看，他們又要在世紀末的今年內建起美麗如畫的“江濱綠廊”、可以走四道車的大陳大道和像大都市裡的那種立交橋…… 我忍不住又想起了曼哈頓。於是便對小徐書記說：“希望你們的大陳鎮成為'中國曼哈頓'的'時代廣場'！” “沒問題。下次你來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大陳廣場'了。”我仔細再一看他手中的18個項目，可不是，裡面有一項就是要在年內建設一個集各種交易和市場功能的“大陳廣場”。

好你個義烏人，似乎你們昨天已經在做了的一切，都是在為明天成為中國的“曼哈頓”寫註解！ 來到大陳鎮，我不能不去中國“襯衫之王”之一的“能達利”。 這是一個哥倆辦起來的廠子。目前他們廠的“能達利”產品已成系列，國家服裝公司認定他們在中國襯衫行業的市場銷售量和品牌優勢在前五六名。 “能達利”在義烏是當然的“襯衫老大”，哥叫陳溪見，胖乎乎的，一副大老闆的樣子；弟陳溪東，清清秀秀，一表人材。哥倆從開始乾襯衫業到現在成為全國襯衫行業的龍頭企業並沒有多少年頭。 1992年前，哥倆還是拎著皮包扛著麻袋滿世界跑推銷的“小貨郎”。說起來陳氏哥倆的發展並不復雜，他們的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共有兄弟姐妹4個。老大陳溪見高中畢業時極想上大學，可幾次拼搏都沒考上，於是只好回家當農民。這小伙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人，當他在別人已經開始做起服裝生意時，他心裡儘管仍做著“大學夢”，但畢竟離生活的現實遠了些。這時弟弟陳溪東也初中畢業，哥倆一商量，說咱們也做生意吧。那時並不像現在正兒八經地辦廠，他們先買了一台縫紉機，等種地天黑回家後在小煤油燈下試著做上幾件，再到街上賣賣看。如果能賣掉，就再做幾件。如果賣不掉便上地裡種一段田再試著來。做著做著，便有人來接貨，就是把貨低價賣給中間人，這些中間人負責幫你推銷。一件衣服最多賺上一兩塊甚至幾毛錢。可這也比種地好啊！在與命運苦苦掙扎中的陳氏兄弟，決定把積存起來的錢全部買縫紉機，然後又雇了二三十個小工。這樣他們在鄉下又乾了足足兩年，等到第三年時便在小鎮上租房辦起了一個有點像樣的廠。

“從1989年到1996年的那8年裡，真的像'八年抗戰'，那段時間是我們哥倆最辛苦的年份。”在氣派非凡的會客廳裡，已是總經理的弟弟陳溪東頗有感慨地道，“當時我們的年產在二三十萬件左右。這個規模是屬於既不能形成自己的獨立產品，又缺乏市場價格競爭優勢的階段，唯一能跟人家拼的就是靠銷售上的靈活性。可這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時我哥倆分工，他跑西安我跑瀋陽，這一西一北大半個中國，你只要能說得出的地名，沒有我們哥倆沒去過的。有些當地人都不是特別清楚的，我哥倆都涉足過。那幾年你知道我們的生意是咋做的？嘿，現在想起來真覺得蠻有點意思。那其實不叫做生意，是認門哪！因為我們是小廠，沒人認識我們，更不認我們的貨，所以每次只能去認人家的門。但就是這幾年，我們認門認出了門道。覺得在中國做生意太有潛力了，那就是我們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那兒的特點便是代表了中國百姓的基本水平，而生產銷售適合這些地方的對路產品，也正是摸准了中國市場的門道。1996年，經過'八年抗戰'的鍛煉後，我們哥倆決定像模像樣地辦個襯衫大企業，於是一投資便出手3000多萬元。當時僅買地皮一項就花了1000多萬，因此有人猜測我們是不是炒房地產，等到我們的現代化廠房拔地而起，全套從日本進口的設備開始飛轉時，大陳鎮的父老鄉親們驚詫不已，說這才像做大生意嘛！”陳溪東一邊領我參觀他的現代化成衣流水線，一邊神采飛揚地講述他與哥哥倆人當年決策的英明，“你都看到了吧，這麼大攤子，開始不少人說這哥倆，抽的洋菸穿的名牌，全都是貸的款，有他們哭的日子。可僅僅3年時間，我們依靠自己的技術優勢和規模優勢，一下佔據了中國襯衫業的製高點。同時又由於'能達利'的名牌優勢，使得企業像乘了火箭一樣的發展速度。如今年產值已達1個多億，利潤超千萬元，光'能達利'名牌的無形資產就值1.6億元……” 陳氏兄弟是自己親口告訴我有多少財產的“億萬富翁”。按照目前“能達利”在中國襯衫行業中所佔的市場份額以及名牌效應，他陳氏哥倆就是躺著也有擋不住滾滾而來的鈔票。只有初中文化的陳溪東聽了我的話，露出了一副只有農民兒子才有的憨厚的微笑，他說：“多少錢對我哥倆好像現在已經不是很重要了，你可能不相信，我們的父母親還都住在鄉下，我們還種些地，雖然他們可以從兒子這兒拿走用不完的錢，但他們依舊願意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哥倆則有另一種人生追求。我們更多想的是如何進一步開拓市場，佔領市場，讓中國的男士們都能穿上我們的'能達利'，有朝一日也要讓老外們都穿一穿中國的'能達利'而不是'皮爾·卡丹'。” 我完全相信陳溪東的話，因為義烏人用了十多年時間建立起了一個亞洲最大的小商品市場，“能達利”在中國襯衫行業稱雄一方的時間更短，僅五六年。 “皮爾·卡丹”老了，而陳氏兄弟才三四十歲，你認為誰贏呢？當然是我們的義烏人，我們的“能達利”！在走出廠區時，陳溪東特別邀我到他工廠前的公園坐一坐。我舉目四眺，在觀賞花團錦簇、小橋流水、青嶺飛鶴之後，不免有些自卑起來：什麼時候我在京城的家門前也能看到如此一方仙境，那該是何種人生？ “光這兒的地皮我們就花了500萬元。但為了讓大陳鎮的父老鄉親也能像城里人一樣在公園裡享享福，我們非常樂意做這件事……”陳溪東的話，讓我感到大陳農民的胸膛裡有股岩漿般的滾燙！ （從報紙上獲悉：陳氏兄弟現在更了不得。他們不僅在新加坡有了“中國時裝”上市公司，最近還投資兩億元參與籌建“錢塘航天有限公司”，成為民營航空公司老闆。） 我以為不接觸孫榮福這樣的人，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義烏市場的起源與變化的深刻性，也當然就說不上真正了解義烏人的精神世界了。 他把他的家安在義烏市郊的一個山頭上。從義烏繁華的市區來到孫榮福的“領地”，有一種返璞歸真的感覺。那籬笆還在，那菜地還在，那足前腳後的雞鴨狗貓更是忽前忽後、忽左忽右地歡實著……孫榮福的“領地”是整個山頭加上一直往下延展的山坡，總共有100多畝面積。這兒有他一新一舊的兩個家址。舊的是典型的江浙農舍，新的則是我所見到的個人住宅中最豪華和氣派的一棟西洋式樓房——即使是某些京城的高級領導或者高級別墅也遠不如孫府新宅。孫榮福讓我領略了什麼叫富，然而這不是主要的，孫榮福讓我領略更多的是義烏人所具有的崇高追求和品質。 老孫到底有多少錢？我沒有問他，這是個很不禮貌的問題。但我知道，義烏市區內目前唯一的一個稠州公園是他孫榮福個人捐建的。這事發生在10年前，當時義烏的市場還處在一般水平，義烏人還僅在脫貧過程和剛向小康邁進時，孫榮福一下投資幾百萬元，用了兩年心血，將義烏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公園建了起來。 1988年，開張一年的公園就有了幾十萬元的收入，不用說，從投資回報的角度看，好多人都說老孫這傢伙又瞅得比別人準，是著實的“冷門生意”。但就在這時，人們正準備看著孫榮福在第二年抱“金娃娃”時，他老孫竟上書給市府，說要無償將公園獻給市裡。當時，幾十萬義烏人全都被震住了：他孫榮福簡直太了不起了！ 孫榮福確實了不起，這並不在於他有錢，而重要的他是個會經營且骨頭很硬的漢子。在常人眼裡，老孫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然而只有走進他的心靈，你才會明白這位硬漢的臉上為什麼很少有笑臉。也許在今天那些眾多的義烏“富翁”身上每個人都有一部不平凡的傳奇故事，可似乎誰也難比孫榮福，因為他曾經飽受的辛酸與折磨已經浸入他的骨氣之中。我了解孫榮福的一些情況最先還是從老書記謝高華那兒得到的。 “老孫在'文革'期間曾擔任過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後來就是因為帶領農民外出打工，結果被定為'黑包工頭'而開除了黨籍。”謝高華說，“我於1982年到任不久，有一天孫榮福給我寫了個條子，提出要承包鳳凰山——那是個集體所有的果木場，連年虧損。鳳凰山名字好聽，其實只是個荒山頭而已，共有120畝地。孫榮福提出承包的條件有三：一是承包期為5年；二是每年上繳大隊兩萬元；三是原果木場的10個人的工資由他負責。此事在當時尚沒有先例，問題就在於他是個被開除黨籍的人。可我覺得老孫自己拍胸脯承包一個連年虧損的集體企業，並能給10個人開工資，這事利國利民，給一個'犯錯誤'的人也算是個出路吧。我就在他的條子上批了'同意'兩字，又寫道：'5年承包期太短，可以承包30年。'這件事我是頂著風險辦的，後來果真傳來很多風言風語。” 孫榮福家共5口人，除他與老伴倆人外，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現在大兒子結婚了，但作為家庭公司的“義烏永強養殖有限公司”，只有本家5個人的股份。孫榮福一家過得非常和睦，老孫現在是這個億萬家產的公司董事長；大兒子是總經理；老二是女兒，當會計；老三小兒子跑外勤；孫夫人是出納。很有趣，5個人看起來職務有別，但較起真來誰都不比誰權力小，不信你老孫頭不是董事長嗎？你不職務最大嗎？可你決策要有錯，在家做飯炒菜的孫夫人就有治你的辦法——她不給你支付一分錢，看你董事長到哪兒牛去！ “我們家實行民主議政，集體決策，分工明確，各負其責。”老孫對家族企業的“內幕”進行了首次公開透露。他說：“前年我就想投資養殖娃娃魚，但方案拿到股東會議上就沒有通過，只有我1票是讚成的，他們4票反對。我沒轍，大家認為養殖娃娃魚投資大，風險更大，特別是中國市場到底能不能使娃娃魚成為氣候，這還有待考察。我雖然個人認為中國的娃娃魚市場必定前景可觀，但既然股東會議不同意，我只能服從。又過了兩年後的今年，當我再一次把開發養殖娃娃魚的事提出來後，經過一段時間大家各方調查論證，最後全體舉手，於是我們才決定拿出1300萬元的投資來……” 孫榮福的家庭公司，讓我看到了中國現代私營經濟趨向成熟的喜人景象。 像孫榮福那樣成功的家庭與私營企業在義烏不是少數。從孫榮福那居高臨下的鳳凰山下來，我看到了義烏市的另一個令人拍手叫絕的地方，那就是義烏農民們自己建設起來的一個個現代化的大型農莊。 義烏地處浙江中部，是個平原與丘陵兼有的地區，還有一部分山區，它具有中國農業縣市十分典型的自然條件。在看到已經具備都市風采的義烏城區和如大陳鎮、廿三里那樣初具現代化規模的鄉鎮，我曾設想了一種對未來中國農村發展的擔憂：以後農村都成了城市，那麼那些自然條件差的山區或丘陵地區的農民怎樣實現現代化呢？或者說，義烏市這樣一個城市建設隨著市場的超乎想像的發育，會不會本地自身之間出現嚴重的貧富差異？假若我們即將到來的21世紀裡，許多過去是種地的農民，後來因為辦企業或經商而走進了城市，或者有的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城鎮發展而一夜之間由農民變成了市民。那時土地誰來種？種田的人能不能生存？怎樣使我們的土地上依然有生生不息的兒女？ 與義烏市現任領導見面時，已經不是我所想獲得的那種表面文章了。然而題目出給這些年輕的市領導時，想不到的是他們竟然胸有成竹地解答了我的疑慮與擔憂。他們告訴我，在他們這一任目前集中最多精力的就是在今後的5年內，更好地解放思想，理清思路，並切合本地實際，堅定不移地實施“興商建市”的發展戰略，依托已經形成的專業市場優勢，把義烏市建成一個具有相當現代化水準的中等城市。具體而言，便是要在進一步加快義烏市區建設進程的同時，重點加快蘇溪、廿三里、佛堂和上溪4個衛星鎮的建設。 “那時，我們的義烏城區由於4個衛星鎮的介入與並合，將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中等城市。全市鄉村行政區將向衛星鎮集攏，而衛星鎮與衛星鎮之間，衛星鎮與中心城區之間實行輕捷快道相聯接，整個義烏鄉鄉村村，圍繞中心城區組成一個相互映輝、相互作用的網狀構築，從而形成合力互動的巨大發展態勢。那樣我們傳統意義上所擔心的城鄉差別便將真正消除，農民與市民之間不分彼此……”趙金勇書記跟我說這番話，是在他辦公室一邊揮毫時不假思索的坦言。我當時聽後內心有種強烈的震動——來自我想像之外的那種震動。我覺得在一個地方能看到某種繁榮的景象並不太費勁，費勁的是我們常常聽不到當地的決策者們高屋建瓴的思想。 義烏決策者那充滿時代色彩和無限激情的高屋建瓴思路，改變了我原先想進入世外桃源式的農民莊園，不得不回首折身，領先進入義烏領導者為我展示的他們的那個未來世界。而這不由得使我聯想起1997年的那個冬季。在那個冬季裡，我用近一個月的時間走遍了美國東部的幾座重要城市，那裡有記錄當今世界最強大國家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因此到了美國本土民族與英國茶商浴血抗鬥的波士頓，也因此到了華盛頓簽署《獨立宣言》的費城，後來是在白宮前的獨立廣場上我走進了林肯紀念堂，最後才久留於紐約。面對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我努力尋覓著一個答案：到底是什麼使一個僅有兩三百年曆史的民族，能在短時間內發展得如此迅猛？靠的東西很多，有外在的，更有內在的。但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每一段美利堅的強國歷程，都總是有一位用中國人說的話叫做“明君”。我們熟悉華盛頓，熟悉林肯，但遺憾的是我始終沒能搞清楚是誰締造了紐約的曼哈頓島。當我站在“帝國大廈”俯視森林一般的樓宇和樓宇之間那湧動的車流人流，我唯一特別想知道的是誰締造了這個世界之最的商都？我當然知道商業的力量可以推動城市建設的發展，我當然也知道市場可以營造繁華氛圍，然而我想尋求那個締造了這座世界商都的領導者與開拓者，但我沒能做到。可這並不意味著鎖斷我進一步思考：中國的建設與歷史進程難道不是因為一朝“明君”一朝繁榮嗎？ 義烏人應該感到慶幸，他們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都相應獲得了這種可能。改革開放20年，義烏市場18年，從謝高華那一任算起，義烏的領導已經換過數任，百姓們心裡清楚，哪個時期發展最快，便必定有一位人民擁戴的好領路人。今天義烏在跨世紀的重要時期，又恰值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向譽滿神州的現代化中等城市邁進的階段，今天的義烏人民自然把眼睛投向了他們今天的領路人。 顯而易見，像義烏這樣一個社會實力和人民生活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的地區，如何順時應勢，把握工作的主動權，將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這是擺在現任班子麵前最重要的課題。在挑戰面前，班子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他們高擎“再創業、再發展、再提高”的旗幟，沒有一天放鬆過肩上的責任。 市委書記趙金勇很清楚這一點，他對我說：“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縣太爺'，我知道百姓想的是啥，要的又是啥。老百姓是一個區域發展的主體力量，是'母雞'。只有把這個主體力量充分地動員起來，把這只'母雞'餵飽了，它才有可能生下很多蛋，進而推動社會的歷史進程。現在有時我們一說工作成績，就總是先在某某領導、某某部門的'直接領導下'、'親切關懷下'，最後才說到是'在廣大群眾努力下'，這實際上是不對的。人民創造歷史和財富才是第一位的。義烏有今天，難道不是這個理嗎？領導的作用當然很重要，可領導的作用只有順應民心時它才發揮真正動力。什麼是民心？對一個地區而言，根本的就是發展經濟，讓人民生活富起來，讓社會朝前走，這是體現民心民意的根本所在。要實現它，決策者和領導者就必須把工作的著眼點和心思放在人民群眾最關心的事上，銳意創新，又能善於凝聚人心，在上上下下營造出一個思想同心、目標同向、工作同步的局面。我因此要求自己和市級領導班子的同志都要把關心和解決老百姓的事放在頭一位來開展工作。拿我們義烏來說，就是我們的市場越辦越興旺，大家口袋裡的錢越來越多，而且多了以後還能生活得有質量、有情趣。這就是我們現任市級班子為什麼把精力都重點放在要把義烏建成現代化水平的中等城市之上。因為對中國的農民來說，能在身份上和生活方式上成為城里人這是最高的一種理想追求，而我們因此不斷強化加速城市和集鎮建設，為的就是滿足老百姓的這種追求。同時城市發展了，我們又不能放棄農業生產，那麼如何處理這一矛盾，我們當領導的責任就在於此。啥叫當乾部？當乾部就是乾老百姓心裡想的事，或者是心裡想卻又不能如願的事。我常對下面的人說，我就是要你們拼命地工作、幹活，為啥？為的就是不能把百姓的事給耽誤了……” （義烏市的領導從趙金勇書記之後已換了幾任，現在的市委書記是樓國華。樓書記在義烏已工作數年，他的執政理念更令人折服敬佩，因而也有了義烏近幾年更飛速的跨越式發展。） 義烏的百姓告訴我，別看他們的市場已經在好幾年前就在全國聞名，可義烏作為一個像模像樣的市還是最近幾年的事，這得歸功於現任班子具有強烈的時代意識和工作的大手筆。曾幾何時，這個本來只有幾萬人的小鎮，一下成了擁有二三十萬常住人口和每天十幾萬流動人口的城市。然而儘管許多百姓的戶口完成了“農轉非”程序，但思想、意識和行為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農民。而當這種非城市化的意識和行為，集中在一個公共區域表露出來時，它給予我們的城市形像是絕對的醜陋。義烏市在一個時期很不叫外人中看，可以說是“水不清、路不平、燈不明”，污水橫溢、垃圾遍地、交通阻塞…… “抓，一定要把城市的形象樹起來，把市民的素質提高上去！”市委、市政府因此大刀闊斧地作出了加強城市建設的幾大工程，而且在之後的連續幾年裡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那時有相當一部分人對此並不理解，認為是決策者“拿百姓的錢為自己出風頭”。 “其實我們是用心良苦啊！我們這些市級領導中，大半也都是農民出身，當我們接待外面的客人上義烏街上一走，你猜人家對我們說什麼呀，他們衝著我們說：義烏人靠小商品市場是賺了錢，賺了大錢，但看看義烏街頭臟兮兮亂哄哄的樣，集市不像集市，城市不像城市，他們骨子裡是成不了器的農民嘛！聽了這些話，我們臉紅呀！難道我們義烏人就只會賺錢只會辦市場，而不會把自己收拾成標標準準的城里人嗎？”市府的一位領導在自己的辦公室一邊情緒激昂地走動，一邊如此對我說道，“不信我們農民就只能永遠成為被人瞧不起的鄉下人，我們更不信義烏人除了賺錢就不會建設自己的城市。於是我們發誓要把義烏的城市建設搞好，一方面是硬件要上去，比如加寬馬路、規劃新區等，更重要的是在提高市民的素質上。可農民身上確實有些習慣與傳統並不好，你去幫助他改掉未必受到歡迎。這時候你推行正確的決策就必須堅決、果斷，甚至敢冒落罵名的風險……” 這位領導同志自己沒有給我講述他們是怎樣抓這些事和碰到了哪些可能要落罵名的事，但義烏的百姓卻給我講了。前年，市府針對義烏城市建設中的突出問題，就大抓了街頭“三禁”：禁喇叭、禁煙炮、禁養家禽，那陣勢百姓記憶猶新。先說禁喇叭。自打義烏小商品市場辦起後，義烏人一直引以為自豪的是大街上“車水馬龍、喇叭聲聲”，而且曾經有領導在大會上把這種現象歸為義烏市場繁榮的象徵。現在市裡要抓禁喇叭聲，這對已經無拘無束按了十幾年喇叭的車手們可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禁錮運動”，一句話，哪兒也不習慣。 “不習慣也得改！”市領導鐵了心要做這件事，“市交管部門要專門設一個箱子，用來裝違章的駕駛證，這個箱子要上3把鎖，交警部門1把，城管部門1把，市府1把。有話在先：誰也別想對違章的人開後門，誰也別想講情。誰講情，誰開後門，就撤誰的職！”那些日子里市委、市政府領導親自帶著能出辦公室的機關幹部、交警人員、城管人員，浩浩蕩盪地走上大街。他們見一個按喇叭的就扣一個司機的駕駛證。百姓們講述當時的情形時形像地說：“那段時間裡，大夥對違章按喇叭者就像見過街老鼠。那勁頭……哈哈哈！” 這一招可以稱絕，連義烏人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竟然能把像按喇叭這樣的“老毛病”治好了。有了自我的信心，之後的禁煙炮、禁養家禽等也都大獲成功。 “三禁”一治，義烏市面上似乎一下換了個樣，百姓回頭一瞅，發自心底的一種意想不到，原來我們也是可以變成文明的城里人哪！ 本來嘛！決策者們笑了。 百姓服了。 然而這僅僅是“初級階段”，在義烏市領導的一班人心目中，他們勾畫的現代化義烏市，應該是個“農工商貿市”齊發展的中國式新都會。而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就必須在建設好城市的同時，還要建設好農民的美麗家園和不斷擴張“中國小商品市場”的經濟外延。這就是我下面所要描述的義烏最令人激動的內外兩幅日新月異發生著裂變的錦繡—— 讓我回到距市區一公里外的那個“福田莊園”吧。 中國真的有農莊嗎？中國的農莊是個什麼樣？像當年的地主（我們今天50歲以下的人根本就沒有見過地主的家業是什麼樣）？還是像電影裡看到的外國富豪們所擁有的那種莊園？總之，莊園這個熟悉的名詞，在我的概念之中是模糊的。前年的北美之行，我確實到過加拿大人的私人莊園。那些莊園基本是農莊式的，主人擁有很多地，一望無邊。然後在一個合適的地方蓋一個不太大的住宅。那住宅不像中國人那種四周有嚴實的圍牆，或是一棟樓，或是幾排加工廠。因為農莊主一般都要把生產的糧食或果品加工成半成品、成品。但我問過當地的農莊主現在有沒有真正的那種西方電影裡看到的富豪們所擁有的典雅莊園，他們告訴我已經很少有了，整個加拿大都不多。原因是隨著現代工業的發達，有錢的富豪們已經都搬到大都市去了，鄉下的那種田園式生活，對新一代富豪們已經失去了誘惑力。西方的莊園不再叫人留連忘返。那麼我們中國的莊園是什麼樣呢？ 跨進義烏的“福田莊園”之後，我才明白原來中國的莊園是這樣！你一定想像不到，這就是我們中國農民的莊園。有一泓無邊、碧波蕩漾的水面；有人工湖畔架起的最現代化的水上樂園以及清澈見底的海浪游泳場；有曲徑通幽、風情萬種的垂釣塘泊與無法盡收眼底的種植、養殖園圃……然而我最鍾情的是那十幾棟別緻優雅、錯落有致的小木屋，以及小木屋四周鬱鬱蔥蔥的綠林和一條條找不到同一形狀的彎彎小路。啊，這就是我們中國的莊園，中國的農民莊園！ 主人樓瑛財問我這個京城裡來的人對他的莊園作何評價。我竟一時答不上來。 “真的，這裡太美，太氣派了！”我似乎一下意識到自己目光的局限和想像的貧乏。客觀地講，在義烏，我曾被入進難出的浩大市場而震動過，也為飛速崛起的小城感嘆過，但我堅持認為義烏農民們建起的無數像“福田莊園”一樣的農莊，是所有讓我心潮澎湃中最熱血沸騰的地方！ 樓瑛財的福田莊園始建於1996年，總面積達35.5公頃，其中陸地21.2公頃，水面14.3公頃。總投資為一億三千多萬元。它的最大開發潛力是觀光、休閒、旅遊和附加值特高的商品農業，以及水面產業三大塊。莊園的整體設計充滿現代化色彩和鄉村特色，是主人請了當代中國最有設計實力的中科院、浙江省農科院、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航天部、中船總公司等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共同完成的。樓瑛財說，整個莊園的投資全是他家庭的股份，預計在8年左右收回全部投資。 “有把握嗎？” “應該有。”樓瑛財對我的問話回答得很肯定。他說1995年政府號召開發荒山，他是第一批從小商品市場上撤出來搞農業開發和建設農莊的人。我問為什麼敢冒過億元的險，投資去搞農業開發，樓瑛財的話匣子就被打開了。 “我是農民呀，我們不種好地還有誰來建設農村呢？”樓瑛財動了真情，“我從小因為出身不好，初中畢業便回家種地。那時有門路的人跳出農門死也不想種地，可對我來說就不一樣，能不被別人歧視，再苦再累的農活干一輩子覺得是一種幸福。可那時種地能得到什麼呢？乾一天10個工分，合3毛來錢！咋個活法？我全家8口人，老的老，少的少，全靠我和孩子媽倆人支撐著。那時我們生產隊地少人多，又都是丘陵，大部分是荒地。為了養活全家，我幾次想在荒丘上開塊地種點農作物。可別人看到後就批你，踩你，把你當做'資本主義尾巴'而又是批來又是鬥。無奈，我也出去當撥浪鼓手，去外地'雞毛換糖'，挑了8年貨郎擔，最遠跑到湖南。1978年開始做些小生意，把上海市場上的衛生紙、彩色小鈕扣，販到江西、湖南山區等。那時我到上海商店買女人用的10個小鏡子，商店的服務員瞪大眼睛就是不賣你。我只好讓買菜的老太太幫著去買，多出幾毛錢給老太太作為報酬。1980年我被評為'萬元戶'，鄉里送來'萬元戶'牌匾時我怕得要命，因為那時人們的思想還處在對什麼都拿不准的年代。就在我當'萬元戶'的當口，有一次我到寧波進了一批塑料氣球，上義烏馬路市場批銷，結果碰上了'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瞪著眼睛來查我。從那起我又不敢做生意了，回家想種地又沒地，我們整個義烏人多地少，我所在的村更是這樣。飯總要吃吧？於是只好又去做手藝。一直到1984年以後，政策明朗了，我才又開始重新經商，接著是辦廠，搞畜毛產品加工等，生意越做越大了。我有3個兒子1個女兒，那時孩子們大了，他們便一起與我做生意。我倆兒子腦子靈，他們敢作敢為，利用廣州和義烏兩地優勢，生意越做越活，越做越大，當然錢也賺了不少。賺了大錢到底還乾什麼呢？我對兒子說，我們家祖輩是農民，過去連飯都吃不上，現在有錢了，搞其他投資自然可能賺錢更多些，但在外面賺得再多，如果不把家鄉建設好，就對不起養育我們的土地。兒子很懂事，聽我這番話後，錢賺得最多的大兒子說，爸爸，我明白你的意思，兒子一定要讓家鄉這塊土地成為流金的地方。正好這時政府號召我們開發農業資源優勢，於是我們全家一商議，決定買下現在已經建成農莊的這塊30多公頃的土地……”樓瑛財抬腿用力踩一踩腳下的沃土，說，“這兒以前可是一片隻長草不長糧的荒丘呀！但我們僅僅用了兩年時間就把它變了樣。” 我看到樓瑛財深情地蹲下身子，輕輕地撫摸著嫩綠的禾苗，眼圈裡滾動著晶瑩的淚水。 “我常常做夢都在想，這眼前遼闊的一大片土地是不是我樓瑛財樓家的呀？有時我獨自在辦公室時常偷偷拿出政府頒發的土地使用證，左看右看，看個不夠。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沒想到黨的政策會這麼好，讓一個過去追求了幾十年想有塊地種著養活全家的'土地迷'終究圓了自己的夢，而且是超乎想像的夢。你說我們當農民的還有比這更高興的事嗎？”樓瑛財的話強烈地感染了我，這使我又能從另一個方面感受到義烏市的決策者在領導他們的人民進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時，為什麼能以比別人快出幾倍的速度在前進，歸結點便是他們所作出的每一個決策都是從百姓的最終利益著想。 “聽說你的兒子到美國去學習了？” “是。因為這個莊園是他投資的，他是老闆，我是給他打工的呀！”老樓說話很幽默。後來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在為“福田莊園”董事長的大兒子打工。 有意思。我問：“你兒子一個月給你老爺子多少錢？” “1500元。” “有獎金嗎？” “這得看年度效益。” “情願給兒子乾嗎？為什麼自己不繼續做生意了？” “年歲大了，就再沒有年輕人闖勁兒足。再說兒子這一大攤子得有人給他盯著不是？” “你兒子到美國學什麼？” “學農業綜合開發。” “聽說光學費一個月就要4000美元？” “是。” “花這麼高代價值得嗎？” “當然。我們搞莊園是為了實踐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綜合開發，這就得應用先進科技和管理體系，你看，我這麼大年歲還在學習操作計算機模擬。新時代的中國農民莊園，可不是過去的'地主老財'那一套呀！”樓瑛財自己哈哈大笑起來。 在那開懷爽朗的笑聲裡，我強烈地感受到一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對自己的選擇和未來所充滿的自豪感。聽陪同我的市委宣傳部的同志介紹，在義烏像樓瑛財家這樣的大農莊已有幾十個，他們或從事農副產品開發種植，或從事禽牧業養殖與加工業，或從事連片的水面資源開發，或承包整個荒丘禿嶺進行花林果樹的商品化耕作開發……而正是一大批像樓氏家人那樣敢於花大錢並根據當地實際，按照現代市場經濟的走向規劃設計出的一個個大手筆藍圖，使得傳統意義上的市場概念，在義烏這塊已經勃發熱火朝天的商品經濟土地上，又有了一個更為寬泛、更為廣闊的搏殺與競爭的大戰場。這就是趙金勇、周啟水等一班人，刻意要將一個具有更強實力、全面拓展的義烏帶進新世紀的兩大戰略措施之一。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哪里人？） I'm from Yiwu，China.（我來自中國義烏。） I'm a business man.（我是一位商人。） I'm a business woman.（我是一位女商人。） 那天我們從“福田莊園”回到城裡，已是繁星閃爍、霓虹燈四射的夜晚了。在一個已經收攤的門市部前，兩位女商家在用英語對話。一問才知道，她們正準備隨團到南非做生意。 “你們過去是農民嗎？” “是。8年前我還在家裡種地呢！”其中一位靈巧的姑娘搶過話頭對我說。 “義烏市場的生意這麼紅火，為什麼還要到外面甚至是國外去做呢？” “為什麼不呢？市場是沒有界限的，我們義烏人生意做得好，就是從來不把自己劃死在一個固定的地域，只要那兒有錢賺，有生意做，就是我們義烏人要去的地方。” 這是義烏人的又一個特色意識！ 我早聽說中國的生意人中，浙江人是最吃苦耐勞和最能生根結果的。打改革開放後，早期的外出做工賺錢的要算安徽的小保姆和浙江的修鞋匠，後來便是四川的打工仔。在這三股人潮中，浙江人最精，他們不僅僅是以出賣勞力掙個飯錢，而且靠自己的手藝與才智賺錢。在浙江人中，溫州人是以自己製作產品而著稱，義烏人則把商品交易做到每一個角落而見長。拿溫州人與義烏人相比較，前者更多是依靠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製作出精良多樣的產品來擴充自己的實力，後者的義烏人當然也有很多自己獨立製作的產品而稱雄市場，但他們更多的是依靠市場直接進入商品交易的流通過程，而這個過程其實是整個商品市場中最活躍最快捷又能產生最大利潤的環節，這就是為什麼義烏人之所以在連溫州那樣的地理優勢都不具備的條件下，能稱雄浙中乃至大中華的由來。 在80年代最初時，也就是在義烏市場剛剛開始形成階段，義烏便有人用塑料袋和雙肩扛著，遠涉千山萬水，不顧生命危險，奔至西藏拉薩做生意。若干年後，在世界屋脊有了第一個小商品市場，而這種被西方經濟學家稱奇的“現代文明與原始地理相融合的奇蹟”，著實讓中國以外的人們瞪大眼睛驚嘆了好一陣。這件事其實僅是一個義烏農民促成的，而像這樣的叫“老外們”甚至中國人自己都感到驚詫的事，在義烏人眼裡實在太尋常不過。義烏的主人告訴我，凡有人群和可能形成市場的地方，我們義烏人就必去插足。 為什麼？ 很簡單。做生意，追求的是有沒有市場。義烏人的前輩在缺乏交通工具時，他們的“雞毛換糖”能走出百里千里之外的跨省地域，而今天我們有了四通八達的交通以及多種多樣的交通工具，他們義烏人便把雙足插遍可能形成市場的每一個角落。說到這裡，我不得不說到余漢平。 余漢平是誰？余漢平是一個普普通通的義烏農民，可余漢平又是現在中國西部最有影響的巨商。說他是義烏的一個普普通通農民，是因為現年43歲的余漢平式的人物在義烏很多，就是像他這個年齡成了“億萬富翁”以及他成功的經歷，也與義烏富商們大體相近。說他是西部最有影響的巨商，是因為在中國目前還沒有像他那樣勇敢而有效地開闢出了一條將東部的現代化小商品源源不斷地送到中國大西北的“新絲綢之路”，以及他極其成功創辦了一個規模巨大的“蘭州義烏商貿城”。 1997年10月28日，這一日子對蘭州人來說並沒有什麼特殊紀念意義，但這一天由於一個義烏人在這兒投資了一個億的錢辦了一個日後影響蘭州人生活，甚至影響整個西北人生活的大市場，使這一天因而變得有些特殊。這個名叫“蘭州義烏商貿城”的大市場自然就是余漢平的。 義烏人為什麼要到大西北另闢商市，這是義烏中國小商品市場的經營者們大智大勇的戰略決策。從趙金勇書記和周啟水市長的口中，我不止一次聽他們這樣盤算他們的大略：義烏要成為中國式的“曼哈頓”，第一步就要自己有個永不沉落的有形市場——已建了近20年的大市場；第二步就是把整個義烏的每一寸土地變成市場經濟的基地和直接的出產品、搞交易和從事流通的全方位市場；第三步就是以義烏現在的“中國小商品城”和義烏全市的每一塊土地、每一個企業與家庭都當做大後方，然後利用義烏人的經商經驗與精神，在各地建立義烏市場的無數只“巡洋艦”與無數只“航空母艦”。 余漢平是完全由自己航行出去的一隻“西北號”義烏航空母艦。 余漢平選擇西北市場，就像義烏人選擇建立小商品市場一樣聰明。義烏的小商品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是滿足中國普通百姓生活所需的物品，所以它一直欣欣向榮。因為12億中國人的內需市場就是一個讓全世界所有客商感到眼紅的肥肉，而在中國的內需市場中，遼闊的大西北便是中國內需市場中最具潛力的市場。義烏人運用了鄧小平理論建立起了中國小商品市場並繁榮和富裕了人民，余漢平則運用了義烏經商辦小商品市場的經驗，成功地在大西北再度實踐了鄧小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 “西北是什麼？西北是中國未來的希望。西北的希望在哪裡？西北的希望在開發，開發的先導在流通。”余漢平幹的就是流通。他把自己的資金重重地投到了西北，就是因為大西北是塊商品經濟剛剛甦醒的處女地，它有太多的誘惑和太多的夢可做，當然也有太多的錢可賺。到達一定境界的巨商們對賺多少錢有時已經顯得併不太看重了，看重的是自己的決策對頭與否以及自己的行為對民族發展有沒有利了。 聽聽蘭州人對義烏人來辦市場是怎麼說的。 蘭州人說，我們這兒幾十年來一直是在計劃經濟下生活的，雖然改革開放也有20年了，但由於我們地處大西北，沒有多少財力和物力像沿海地區發展那樣快，單純靠國家有限的投入已經不是快捷向現代化進軍的唯一出路了。而浙江義烏人到蘭州辦商城，一方面在極短的時間內把資金投入很大的建設項目，建在了我們的土地上，又直接把沿海的商品帶入了我們大西北，並以最適合大西北百姓經濟承受力的價格進入千家萬戶。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給西北人帶來了東部人的開拓精神與市場經濟意識，這是最寶貴的財富，它給予我們的要遠比商場本身的意義大得多。 余漢平的這艘“西北號”義烏航空母艦已經成功地停泊在西北重鎮蘭州，連續幾年創下了甘肅省和西北地區室內市場銷售額第一的紀錄，成為蘭州人必去和引以自豪的一個大市場。而余漢平辦這座商城對遠在數千里之外的老家的義烏市場本身，也帶來好處多多。首先是一批義烏商販把賺錢的機會延伸到了大西北，並且錢要比在義烏當地賺得還多；其次是義烏作為中國小商品城的中心市場，它的貨源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輸放。現在，余漢平的“西北號”航空母艦不僅開到了蘭州，今年，在建國五十週年之際，又將在青海省會西寧市再出現一所投資7000多萬元的“西北號”子艦。然而這對余漢平來說僅僅是開始，在他的辦公室裡有一幅十分醒目的藍圖，那上面是他公司發展和準備要佔領的市場的示意圖，另有一句豪言：立足蘭州，輻射西北，服務大眾——是我們不變的宗旨。 （余漢平現在商城不僅辦到了中國西部數個省城，而且辦到了韓國的首爾。他在那里辦的商城面積達5萬多平方米，為當地最氣派的中國商品城。3億多資產，5000多員工，這就是今天的余漢平。） 其實在每一個義烏人心頭都有像余漢平那樣一幅幅充滿激情與理想的奮鬥藍圖，那就是盡力地佔領可以佔領的一切市場，為自己創造財富，為他人謀取幸福，為社會作出貢獻。 義烏現有人口65萬，除去老人和兒童，那麼將有近40萬人，而這40萬人中間，再除去國家公務員和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在剩下的30多萬人中，將有60％以上的人在從商，而這部分人中，有近五分之一的人是在非義烏本土的外地市場上從事經商。主人告訴我，目前全國聯托運的人中有70%是義烏人，據說廣東、海南等地的公路段運輸承包者中幾乎全是他們義烏人——公路段運輸承包是件風險很大的生意，但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是巨大的，所以都給義烏人去乾了；義烏還出現了全國第一個個人承包火車運輸的主呢！此人叫賈建軍，30多歲，魄力大，為了承包從義烏到東三省的火車行包專列，一下拿出500萬元交給鐵道部作押金！了得吧！這樣的事只有義烏人敢干！ 啊，義烏人的生意火，在家鄉的土地上他們把生意做得紅火了近20年，在他國異鄉，他們又把生意紅遍了神州大地與海外市場。 那天從“福田莊園”回城，宣傳部的同志讓我一定要見見一位“三闖南非”的義烏大亨。這位名叫趙賢文的大亨，就是義烏市第一個星級賓館——“華豐賓館”的老闆，同時又是華豐機電設備公司的總經理。在義烏“華豐”名聲可不小，其中重要的原因除了它是義烏新城第一家三星級賓館，而且還有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留下的墨寶呢！ 朱總理到下面視察的作風是眾人所知的，他常愛批評那些不負責任的干部和單位，從他口中得到表揚的並不多——儘管他心頭記著。 1995年5月某日，朱鎔基總理到義烏視察，中途要在“華豐賓館”下榻。這可驚喜壞了趙賢文，但驚喜之餘趙賢文更有幾分擔心，因為他老趙也早已耳聞朱總理的脾氣，弄不好準挨批評。 中午時分，朱鎔基總理來到“華豐”用完餐後，環顧了一下餐廳，說：“這賓館不錯嘛！”在步入走廊時，他用手敲了敲裝飾柱，問趙賢文：“這是什麼材料做的？” 趙賢文忙上前回答：“是石膏製作的。” 朱鎔基很高興地說：“不錯，管理得這麼好，我還以為是大理石呢！哎，你這個老闆造這賓館花了多少錢呀？” “3000萬元。” “哪兒來的錢？” “是我的一個福利企業——義烏髮電設備廠投資的。這個賓館是全國民政系統第一高樓。”趙賢文帶著幾分自豪地匯報導。 朱鎔基同志一聽便哈哈笑起來：“我明白了，你們是用了免稅的錢蓋的樓。”又問，“你的企業殘疾人有多少？” “佔企業人員的56％。” “生產什麼產品？” “發電設備——柴油發電機組。” “質量怎麼樣？” “曾獲得省優質產品、亞太國際博覽會銀獎，出口50多個國家。這次廣交會上成交1000多萬元。” 朱鎔基同志大為驚喜：“啊，看來這產品是賺錢，你真是又賺錢又免稅，又給社會辦了好事。行，你能幹！”朱鎔基同志拍了拍趙賢文的肩膀，十分高興。於是就有了後來他特意為“華豐賓館”留下的墨寶。 趙賢文確實不簡單，他是義烏經商精英中的精英。他錢比別人賺得多，但吃的苦也同樣比別人多得多。老趙已經快60歲的人了，但談起往事仍像小伙子那樣激動。他說他也是農民出身，後來進了廠，可那時大家都在吃“大鍋飯”。他想挑頭做點事，讓企業活起來，卻反而落了不是，直到被免職。那年他和妻子倆人靠2000元起家做生意，第一筆生意就賠了個精光，妻子恨不得跟他拼命，可老趙一邊幫妻子擦乾眼淚，一邊又重新開始在商海中學著摔打。幾年下來，他有了些積累，便辦了一個福利廠，組裝發電機。生意就那麼越做越大……但是老趙不滿足，他覺得義烏人要把市場辦好，除了佔領國內市場外，還應當走出去。於是前年開始他就隻身到國外轉了一大圈，他在領略世界經濟市場的先進水平的同時，發現了一個可以適合於我們中國人開拓的非洲大市場。這就是他日後“三闖非洲”的前奏曲。 “你看，這就是我要在南非建的'中華門'商業中心。”趙賢文指著辦公室一側的那面大牆上的一幅藍圖，介紹說：“它在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市，佔地9公頃，耗資1200萬美元，其規模是中國到目前為止在國外建設的最大商業城。” “它主要經營什麼呢？”我問。 “什麼都經營。”趙說，“當然首先是適合非洲人民需要的東西，而非洲是稍落後於我國的發展中地區，目前我們國內市場上擁有的大量商品，正是非洲兄弟特別喜歡的商品，所以我做這件事會很有錢賺，可更重要的是我看好中國商品在整個非洲的市場……” “'中華門'這個名字起得太好了！” 老趙頗為得意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後想做成的一件大事，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我們義烏人辦市場能不能'敢為天下先'的一次大膽實踐。因為這個市場一旦成功，它將給我們義烏乃至整個中國對外貿易帶來深遠影響，所以我給它起名為'中華門'。” 一個響亮而含義深刻的名字，它既包含義烏人追求市場最高境界的那種胸怀大志的氣魄，同時也像徵著12億中國人的民族骨氣。 老趙說，他的南非“中華門”已經投入商業運營，然而一些出境勞務手續令他十分頭疼。但他堅信“中華門”就像其名字一樣，一定會在非洲大地上響徹四方……（67歲的趙賢文現在已在尼日利亞做發電機生意，因為尼日利亞盛產石油，開採石油需要發電機，老趙的生意因此像井噴的石油，滾滾不息，氣勢如虹……） 我相信。因為義烏人那種特有的“敢做天下事，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他們沿著鄧小平理論指引的道路，在強市富民的偉大實踐中，留給20世紀中國農民革命史的神來之筆和經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