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編後國家·城市·人

關心城市的命運，已經不再是一個與文學無關的話題。在城市化浪潮背景下，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城市是人類創造世界的精神工廠，城市裡擁有精彩紛呈的一切文學元素和文學意義。 一向提倡大視覺、大起點的報告文學作家何建明，在上海世博會之前推出的70餘萬字新作《炫風》，就記錄了代表著中國實現復興的一批明星城市的發展歷史。 《炫風》報告了重慶、蘇州、中山、崑山、義烏等九個中國最快速發展的明星城市的變遷，這些城市的成長故事，印證了法國一位建築大師的話：“一旦大城市中的城市問題得到解決，整個國家都將實現復興。” 在過去的十幾年間，何建明密切地關注著中國城市的變遷。他一個城市、一個城市地多次採訪，從市長市委書記到普通農民工，他採訪了幾百人之多。他像一隻鷹，在城市的上空盤旋審視，然後迅速捕捉到這個城市中什麼是他寫作的獵物。因此，《炫風》中大量珍貴的城市史料以及作家的精英意識會具有長久的魅力。他在手記中寫道：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積累了建設新城市的經驗。深圳、東莞、中山、張家港、上海浦東就是典範。中國能不能再建幾個深圳？幾個大的城市圈？今日中國需要大膽地設想。只要我們將智慧、激情和理性融入，一切都有可能。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預言：二十一世紀影響並改變世界未來的兩件事是：美國的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所以，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僅影響中國的未來，也影響世界的未來。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經歷了三次造城運動。第一波造城運動是沿海開埠帶來的第一批半殖民地城市，如香港、上海、天津、青島、哈爾濱等，這些城市具備了現代工業城市和商業城市的特徵，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中國內地城市的現代化變化。第二波造城運動起始於1949年建國之後，這一波的城市建設主要是誕生了一批工業城市，如克拉瑪依、大慶、十堰、攀枝花、石河子等。但由於這一時期的城鄉戶籍分割和計劃經濟資源配置，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進展十分緩慢。

我國的第三波造城運動起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深圳、北海等幾個新型城市。九十年代後期，這一波城市化運動開始加速，出現了以深圳為首的廣東城市圈、以浦東為中心的江浙城市圈、以塘沽新港為中心的津京塘城市圈，另有三亞、海口為中心崛起的海南城市圈等等。 《炫風》描寫的城市，就是近代中國第三次造城運動的經典案例。它記錄了三亞、重慶、蘇州、東莞、義烏等一批明星城市在改革開放這二三十年間的巨變，記錄了這些城市發生的歷史事件，回答了我國發展建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體現了國家、城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改革奮進與創新精神。 這些城市，作家關注了許多年。從他第一次去三亞，那是1988年，到他最後寫三亞，前後二十多年；而蘇州、崑山、常熟、張家港這些城市，都在他的家鄉江蘇省，無論它們的建築、它們的音樂、它們的文化和民風都流淌在他的血液中，那是長進他生命的城市，他對它們的關注和思考又何止二十多年呢？正因如此，作家對這些城市的講述，充滿著敏感和激情，甚至是揮霍激情。他說，我一直是個充滿激情的人，因為我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也時常被這個偉大的時代所吸引所感動。總有那麼一股熱情想去謳歌它。正是這種激情決定了作家的認知高度和思想深度，並且引領著我們一次次仰望星空，讓我們看見這些城市的映像正在中國的上空閃爍。

或許歷經新聞、文學以及出版業領導崗位的歷練，何建明的位置和經驗決定了他關注城市的視角更豐富更立體，他描述的城市不僅從文學，也從經濟與科技、國家與歷史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現實角度，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眼光。他這樣講述蘇州：人們都知道蘇州的園林和蘇繡，卻不知道蘇州是中國第二大工業城市；人們都知道蘇州小橋流水和評彈，卻不知道蘇州農民收入竟是全國第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形態——“蘇南模式”，就誕生在這裡。 蘇州是多少中國人的夢想！特別是在它周邊的人們，這座城市是激發他們精神的太陽，除了已有的建築、吳越文化，這座城市還會早早發布流行的顏色、時尚的餐飲和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作家就是蘇州人，他的精神被這座城市過去的年代所滋養，在蘇州，他會變得更活躍並且富於創造力。在他的筆下，古老的蘇州依舊充滿活力。何建明認為，1985年，中央批准蘇州為沿海經濟開放地區。 1987年，蘇州獲得了外貿自營進出口經營權。蘇州今天能夠成為面向全球的國際化現代新興工業經濟城市和擁有富足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實力，與這兩件事密不可分。他的童年經驗與現實思考給我們展現了一個嶄新的蘇州——

新蘇州很富有，2006年蘇州預計完成地區生產總值(GDP)4820億元，全市人均GDP在國內率先超過了10000美元。儘管這個數字還只是2006年度的指標，但毋庸置疑的是，這已經標誌著蘇州的經濟綜合實力跨上一個嶄新台階。人均GDP超過10000美元是什麼概念呢？作家形像地描述，那就是：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住房問題解決了，人均達到20平方米；就業問題解決了，城鎮基本上沒有待業勞動者；人口不再外流；中小學教育普及了，文化、體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業有能力自己安排…… 2004年，蘇州被入選當年“全國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並獲得惟一的年度大獎。 《紐約時報》也評出世界最具競爭力和最佳投資的十大城市，蘇州也赫然在列。到了2005年，蘇州全市GDP過4000億元，等於1982年時的全國總量。工業總產值由全國第六名躍升為全國第二名(僅次於上海)，農民純收入全國第一……

如果說新蘇州的經濟發展讓何建明振奮，那麼蘇州在文化上出了任何問題都會讓他心痛。蘇州開放後，說蘇州話的人越來越少了。過去蘇州比較封閉，只講軟綿綿的本地話，現在與外面的世界暢通了，講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多，這是好現象。但蘇州是個有自己文化的城市……如果蘇州人連自己都不說很有味道的蘇州話了，那這個城市就沒有味道了。 何建明深知一座城市的歷史文化和語言的依存關係，又因為蘇州文化對他有著揮之不去的情結，這個城市是他的精神宿地。一位有識之士曾說，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蘇州也是如此。假如蘇州人不講蘇州話了，評彈還會有嗎？這座城市還會是人們嚮往的天堂嗎？ 無論貧窮無論富有，無論農民工無論莘莘學子，人們都嚮往大城市，奔向大城市。為什麼？因為文化、政治、商業活動是在中心城市生存的。大城市有財富，有資金，能掙到錢。而潮流、時尚、思想和技術方法的發展，一定是大城市領先於其它地區。小地方，很難有就業的機會，也沒有較高的工資。所以人們為了工作在城市、生存在城市，不惜付出巨大代價而拼搏奮鬥。無論城市的工作多麼嘈雜、生存多麼艱辛，但是它卻給人們的思想帶來安逸。

造城運動就來自人們求生的本能。何建明雖然是官員作家，但是他的作品一直充滿對弱勢群體的關懷。勞動與底層的生存狀態，總會波動他內心深處最柔軟的東西。他發現，義烏是人們在對城市的夢想中，從田埂崛起的“曼哈頓”。你很難想像，在改革之初，義烏還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小縣，那些十里八鄉搖著撥浪鼓、雞毛換糖的義烏人，悄悄做起小攤生意。義烏人告訴何建明，那時候，如果你稍稍用些心，你就可以在三五年中成為千萬富翁；如果你認真一把，三五年中你就可以成為億萬富翁；如果你智慧加努力的話，你就可能是馳騁國際商界的巨富——巨富的財產可以躍居世界富人榜。 他被義烏人拼搏奮鬥的精神感動了。這個城市靠鮮活的市場演繹了令世界震驚的傳奇。僅僅20年時間，從一個小商品市場變成了影響世界的國際性商貿名城，實現了“買全球，賣全球”的偉大理想……

編輯他的作品，我常常感到他在文學的道路上冒險——做一些作家們不願意做、也最容易砸鍋的工作。比如說寫那些枯燥的經濟數字——那些讓作家們最頭痛最不屑一顧的數字。然而，可貴的是他依然會從中找到一些有趣的東西——30年後，那些小地攤形成了總面積5萬多平方米的中國最大的室內小商品市場，也成為世界商城之最；如果想把義烏遍布全城的50個專業市場和專業街全部逛上一遍，以一天8小時計，每個攤位逛1分鐘，整個義烏市場需要走120天……義烏以42萬種小商品、年成交額近400億元的力度打造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超市”！這裡的海關每天出口的標準集裝箱有1000個，每年有40萬個集裝箱把40多萬種商品運往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僅世界各大商家就有8000位代表長年紮營此地……

讀這些經濟數字就舒服多了。經濟數字是枯燥的，可是它記錄了這個城市、這個民族和國家在改革年代的變遷，這是文學繞不開的現實，總要有作家去承擔。畫家陳逸飛先生說過：如果一座城市裡面有很多藝術家，但是這個城市看起來一點美的東西都沒有，那麼這個城市需要藝術家幹什麼？換句話說，如果人們讀不到一座城市當下的真實故事，也總是這座城裡作家們的尷尬吧？何建明認為報告文學必須關注社會現實，這是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與使命。在《炫風》中， 你就感覺到作家勇於承擔的精神，同時看到他駕馭報告文學的能力和新聞記者的優秀素質。也許正因為這些經濟數字，作家對義烏這座城市的激情敘述才不輕浮——義烏，一個中國最賺錢的地方，一個賺全世界錢的地方，一個全世界人都在此賺錢的地方！

經濟學家樊綱在一個經濟論壇上說：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還不能趕上發達國家，我們就永遠沒有機會了。現在不是不進則退的概念，而是你進得慢了就是退。那是2000年，那一次樊綱強調了國家速度。 城市也一樣，城市一旦駕馭了速度，就駕馭了成功。東莞就是這樣的城市——30年超越西方300年——何建明在東莞採訪時，很快就注意到這個城市的發展速度，那時，他感到他已經把握住了東莞報告的主題。 2001年，東莞僅鎮村兩級可支配的財政收入為122.6億，而整個廣東省同期74個縣或縣級市(不包括順德和南海)，加在一起預算內財政收入才94.6億……那麼東莞是怎樣在這些小城市中脫穎而出呢？作家在採訪中看到，東莞當年提出了'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思路，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前提下，轉移了20多萬的勞動力去搞工副業。 1985年，東莞有80%的人在農村，20%的人在城鎮；1995年，這個比例正好相反，80%的人過著城市化的生活，只有20%的人在農村。現在的東莞，真正靠種田為生的不足5%，他們要不就是種田大戶，要不就是特色農業的“農業工人”。

這就是東莞速度。有一個細節，東莞的速度可見一斑。東莞在全國率先推出了行政審批一條龍服務的措施。港商在這裡簽個合同，往往只需個把鐘頭，不要蓋幾十個章跑幾十天了。從決策到行動，東莞的速度就來自一個個這樣的細節。所以，從1978年到1991年，東莞成功引進資金達17億美元之多！這個細節在今天並不稀奇，但它發生在1978年，那時候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萌芽。 《炫風》中還有另一個發展速度驚人的小城——崑山。過去的崑山，全縣城最高的樓是4層的縣委大樓。縣上沒有一輛小車，只有兩輛大巴車，剩下就是幾百輛三輪車。崑山是以湖澤為主的低窪地。通常是十年九澇，即使種水稻也不會有大豐收。如今，崑山是全國縣級市中的“百強之首”…… 中國縣級單位的“首富”是個什麼概念？ 2007年，崑山實現全口徑財政收入200億元，這是全國縣級單位中第一個突破這個數目的縣(市)；崑山近五年的經濟發展總量是蘇州大市(含六個縣級市及蘇州城區)前五年的水平。目前聚集了500多家IT企業，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產量佔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崑山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是171061元(合23418美元)，財政收入是202億元。一個只有全國0.01%的土地面積，聚集了1.7%的外資和九分之一的台資，創造了2.4%的進出口總額。 在這個過程中外商功不可沒，特別是台商。一個縣級小市，卻雲集了幾萬外商，這是全國少有的，而在崑山的台商和他們的家屬共計6萬餘人。台商在崑山開辦的企業近4000家，投下的資金達270億美元，佔崑山的外資企業投資總額的70%左右，佔大陸利用台資總額的九分之一之多。在崑山的台商已是崑山人新的父老鄉親，他們已經把崑山當作了他們的第二故鄉。 2008年10月16日， 《人民日報》以一個整版發表了題為《以開放打造中國百強之首》的文章，編者說：崑山是“蘇南模式”的一個縮影，“崑山之路”說明，只要轉變發展方式，快速度也可以有好質量，工業化也可以有好生態，城市化同樣可以實現城鄉統籌。作家在採訪中不斷地慨嘆：什麼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之路”？崑山就是。經濟學家薛暮橋說的最生動：崑山無山卻有“玉”啊！ 在《炫風》中，不同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性格，它們各具特色，異彩紛呈，歷史的沉澱賦予每座城市獨特的文化性格。三亞，這個1984年以前，除了一條日本人在時修的“解放路”，整個城內再也找不到第二條500米以上的道路。全年旅遊收入才1個來億……這個沒有飛機可乘的小縣城是怎麼起飛的呢？何建明認為三亞擁有自己的城市美學，除了國家政策，這個城市的美學理念就是這座城市經濟起飛的關鍵。 三亞的自然風光很美，這是造化卻不是創作。三亞人動用美女來宣傳和提升自己城市的知名度，這就是一次美的創作。 2003年11月12日，年度的“世界小姐”大賽上，106個國家的佳麗們來到三亞，中國姑娘首次站在“世界小姐”的冠軍領獎台，被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布年度新聞時將其列入2003年度三大“國事”之一。何建明認為這個日子應當被載入中國城市史冊，因為新中國成立50多年從未舉辦過世界選美比賽，使中國改變了一個50多年沒有突破的一道思想和觀念上的認識底線——人的美是可以成為一種經濟、一種社會現象，甚至是一種價值取向的。西方世界曾經有人預言，如果誰打開了中國的選美市場，那將是中國的又一次大開放。現在三亞全年的旅遊收入是80多億元。 作家通過三亞闡述了美與城市、美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美的功能無所不在，美屬於全人類的共有資源。何建明筆下的三亞起飛，就國家而言，是對整個民族的美學補課。也許我們已經註意到高科技帶給我們的發展和進步，但在今天，美在經濟發展和競爭中的作用和力量，絕不亞於甚至正在超越科技。美不僅會改造中國人的氣質和文化品格，還會改造中國人的經濟地位。 他還講了一個故事：2006、2007年中，三亞先後發生過被國家級媒體曝光和被旅客網上投訴的事情。其實這樣的事在其它城市的風景勝地也經常發生，可三亞領導層對這樣的事的認真程度可謂“舉國無雙”——市長、書記出來在電視、報紙上公開作檢討不說，還專門派市級領導千里迢迢到遊客家裡賠禮道歉，並送上整改的意見和措施。 這就是三亞人。他們把城市當成自己的藝術作品，倍加呵護。城市到了這樣的境界，還有什麼人間奇蹟不能創造？從這些一點一滴的細節中我們看到，三亞人一直在默默地創作自己的城市，他們的創作沒有終結。 現在，《炫風》中那些城市建設者們都站在這裡了，他們就像一棵棵大樹，屹立在各自的城市裡，然而他們只能看到與其相鄰的三兩棵樹木，而作家卻看到了整片森林。每當他要審視一座城市，他的思想就飛到了它的上空，他會賦予這些城市一種新的光芒，然後，這些城市就變成一個嶄新的作品。他會看到大地上那些富於理想和激情的個體，看到明日中國，然後，他看到了中國人的存在。 在《炫風》付梓之時，我去了海南。走在三亞的街上，感覺到作家的思想正在城市的空氣中蕩漾，還有無數的夢想和激情，那是別人無法剽竊的夢想與激情。三亞的確和以前不同了，哪裡不同呢？是那些新起的樓群嗎？是更加繁華的商業中心嗎？是，也不是。在編輯《炫風》的時候我已經重睹三亞，這個城市被重新塑造了，不過不只是三亞人重塑的，還有何建明重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