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第三章神奇的“無形之手”

1998年10月底，中國作家協會作家團一行10多人應邀赴義烏參加由國家國內貿易部和浙江省聯合在此舉行的“1998中國小商品博覽會”。我們老中青三代作家都是第一次到義烏，一切都感到新鮮，一切都感到驚喜。雖說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是走南闖北的文人墨客，啥世面沒見過？但我們卻真的沒有見過那麼大的市場，而且是在一個顯然遠離開放地區的小小的縣級城市。歷經中國農民幾次革命運動的《李雙雙》作者、老作家李準先生本來身體有病，一到義烏卻比我們這些年輕人更興致勃勃地遊覽市場。著名詩人李瑛先生更是詩興大發，長吟《農民兄弟趕天路》……由於我在義烏逗留的時間比其他人長，所以許多當時我們作家們驚愕的事我都得到了滿意的答案。比如在開幕式那天義烏大街上舉行了聲勢浩大的踩街遊行，這樣的街頭大活動在京城首都也是久違了的。當時我們作家代表團中就有人驚嘆地想弄清義烏市政府為了舉辦這樣隆重而熱烈的場面花費了多少財力物力。後來我才知道，整個踩街活動及其所展示給來自四面八方賓客的幾十個方隊的彩車等，義烏政府有關部門除了組織外，幾乎沒有花費任何錢財。組委會的工作人員則向我透露了另一個有趣的信息：考慮到整個活動時間，計劃中的方隊出場是經過嚴格的篩选和控製而確定的。但後來活動佈置時則令組委會的同志大傷腦筋，因為政府原考慮為了節約經費，便對參加踩街方隊的要求作了原則上的規定，即採取各單位、各企業自願報名、自籌資金的做法。這一條一公佈可不要緊，卻使具體辦事的組委會人員不知如何是好。 “最初一些日子，報名參加踩街的單位和企業成百個，後來我們作了一定限制，但新的問題又出來了。比如一個彩車方隊，早先我們怕因為經費比較大而弄不起來。可事實上消息一出去後，想參加彩車方隊的最多。有影響、有實力的單位和企業就不用說了，光個人或以家庭出面的就多得讓我們來不及應付接待。大夥都這麼說：'只要讓我參加，幾萬幾十萬的錢是小意思！'”聽了市政府的同志介紹，我手中的筆忍不住有些顫抖，心想義烏人也不知咋回事，做“雞毛換糖”這樣一分一厘的小本摳門生意是他們，像踩街這樣過市一回扔下幾萬幾十萬元錢不眨一下眼的也是他們。說真的，我有些弄不懂。後來宣傳部長朱連芳解開了我心頭疑慮，他說：富裕了的義烏人現在最想做的是希望能向社會作回報，因此像參與博覽會這樣很有面子的事，誰都願意幹。

是啊，人們追求巨大物質利益的最終目的，不就圖個過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嗎？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貪婪性與博大的施捨性，總常常同時存在於我們的身上。對曾經是非常貧窮的中國農民來說，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從來是唯一的也是最終的目標，他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幾千年來一直為之奮鬥過，然而就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成功過。今天的9億中國農民中，雖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環境，但大部分人仍然處在非富裕階段。義烏人則不然，他們已經改變了自己過去的一切，已經由貧窮過渡到了小康，又從小康邁向富有……而這正是中國農民最夢想實現的王國。 中國農民夢想的王國是個什麼樣呢？是有田地？不，他們現在已經都有了。是有飯吃？不，他們也已有了。是有錢花？有很多錢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階段就是物質上的滿足，而物質上的滿足，也是中國共產黨承諾為人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要做好的頭等重要的事。

實現農村的富裕生活，在我們的傳統理論和概念中似乎只有靠土地一條出路。當然這本身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我們不能千篇一律。義烏是個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國平均密度高出4倍多。義烏人既繼承了祖先的從商傳統，又適應了新歷史條件下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需要，開創了一個農民市場經濟的新天地。 在今天，義烏的小商品市場不僅已被從商的經營者首肯為“華夏第一市”，中國政府部門的官員和外國實業家們也一致承認它是“中國乃至亞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來，義烏市場的有形世界縱然令我們中國人自豪和揚眉吐氣，但我更看重義烏人創造的一個繽紛多彩的無形世界，這就是義烏人在建立大市場過程中所表現出的獨創經驗與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遠比一種指標、一幅藍圖要寶貴得多。

義烏人創造的無形資產早已開始發生魔力。不是嗎？看一看它與周圍地區已經拉開的距離，看一看它與同時代中國農村的進程差異，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1982年，謝高華書記在聽取馮愛倩等經商者的心聲後，毅然決定在當時的縣城一條老街上闢出一塊地用作小市場，並隨即發出了農民進城經商的“四個允許”，這無疑給早已憋了一股勁要想好好乾幾把的眾多撥浪鼓手開了綠燈。但後來發展的形勢之快又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很快，北門街的小市場人山人海，逢到趕市高潮更是無法行車走人，這一方面也影響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場發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現象，多數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內不知所措。那時人們的思想里通常把經商與“搞資本主義”連在一起看待。是放任這樣的潮水漫天沖湧，還是及時制止或者睜一眼閉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種態度，後一種態度佔上風。然而已經衝出堤壩的潮頭怎有回逆之理？就在這義烏市場正式形成的徘徊時刻，一位頗有遠見者站了出來，他就是義烏市場管理部門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負責人徐至昌。

徐至昌這個人物在義烏也算是位名人。倒並不是因為他後來成了義烏市場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緣故，而是他年輕時就因同單位的人一起到鄉下調查的路上說了幾句不合時宜的話，而被人背後捅了一刀，結果當了20多年的右派，這其間吃了多少苦連他自己都說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當負責人時，距平反和恢復公職僅兩三年時間。那時北門街馮愛倩、黃昌根他們那些做小買賣的商販，已經有了六七百個攤位了，可徐至昌他們的工商所小市場管理工作才剛開始，連一間正式的房子也沒有，臨時租的一間農民房，內放一張辦公桌、一台擴音機和兩條專門用於接待及處理小商小販的木凳。為了照顧另一位日常處理事務工作的同志，他徐至昌甚至連張辦公桌都沒處放，於是只好天天上外頭與工商們為伍。這樣的日子還真給徐至昌這位工商幹部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十幾年後，已經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談起當年的事依然激動不已：“當時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們義烏市人多地少干啥啥都上不去，可為啥馮愛倩那幫做生意的事卻越做越紅火？而且從縣委發了《第一號令》後，來北門街擺攤的人與日俱增，最後達到無法走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販也不斷向我建議擴展市場。這一切我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作為市場管理人員，我當然認為自己有責任把經商者的心聲向上反映，而且結合我多年對義烏經濟與社會的研究考察，心裡已經形成了一個想法，即我們義烏要在沒有任何自然優勢的條件下發展經濟，就應當緊緊抓住農民經商這個積極性，大力開發和拓展商品市場。於是我決定將自己的想法和經商者們的意見，匯總成一份報告給縣領導。工商所的同事聽說後就勸道，說老徐你平反才剛過幾天舒心日子，千萬別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訓啊！聽了大家的話，我心頭也矛盾，同事們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靜的是眾多經商者們一顆顆滾燙的心。他們聽說我有可能因為他們說話而面臨'雙開除'的可能時，便都來找我說：老徐你為我們寫報告，如果有一天被開除公職，我們就帶你一起做生意，去賺比你現在多幾倍的錢；如果你坐牢，我們就天天給你去送飯……”徐至昌說，他活了大半輩子還沒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窩子，於是就更堅定了他向領導建議在義烏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場的決心。 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關於建議中共義烏縣委採取強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規模巨大的小商品專業市場的報告》送到了縣委……

十幾年過去了，義烏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從一位年富力強的漢子，成了兩鬢斑白的老人。現在再看看當時他寫的那份報告似乎並不感覺它有什麼太高明之處，然而在那個時期的那種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膽地構想出了義烏今天這樣一個宏大的市場，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了不起。因為它所包含的內容可以任我們去暢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經商者不忘謝高華書記一樣，不論義烏現在的經商大戶還是小戶，只要曾經在北門街一帶擺過攤的人都還記得徐至昌給他們提了一個發生命運根本變化的好建議。 徐至昌的報告正巧轉到了縣委書記謝高華手裡，自1982年9、10月縣委發出《第一號令》後，百姓對公開允許經商一片讚美，但隨即也有人不斷在謝高華耳邊吹冷風，說打小市場開放後，所在街道人滿為患，經常發生行人與車輛的矛盾。一個時期里居民對此還真有些怨聲載道。到底怎麼辦，當時縣委和謝高華書記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關於移址擴建市場的建議，無疑給謝高華和縣委決策“以商興縣”的大目標點了把火。

“我們是共產黨的干部。共產黨的干部做什麼事？說到底，就是為人民群眾辦事。徐至昌的建議說明了啥問題？說明了我們當乾部的有些思想和觀念還跟不上群眾。這怎麼行呢？這可是要拖改革開放的後腿的！”縣委擴大會議上，謝高華一邊抽煙一邊不時地站起身子向幹部們大聲說著，台下則靜地出奇。大家知道，這個會議有非同一般的意義：縣委要作出一項將影響未來義烏的決策，要把經商、興商當做徹底改變義烏落後貧窮面貌和實現現代化的首要戰略任務。 “我們義烏需要發展，可我們既沒有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又連個僑胞僑眷都找不出來。靠什麼來著？有呀，人民群眾已經給我們指出來了，那就是我們義烏有不怕吃苦不斷進取以小本滾雪球的看家本領——'雞毛換糖'呀！別小看了這一把雞毛、一個鈕扣，它裡面的學問還是進了馬克思《資本論》的喲。今天我們要把這看家本領統統地全部地毫無保留地拿出來，你們給我舉個手，看看誰搖過撥浪鼓？”

謝高華書記的話音剛一落，台下頓時“哄”地熱鬧起來。 “舉手啊！”台上又催了一句。於是台下豎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 台上的謝高華書記一邊重新點上一支煙——他的煙癮使他的嘴上基本不斷“燃燒”，特別是在異常興奮之際。 “好好，我們義烏不愁富不起來！你們自己看看，除了我這個外地來的和個別同志，你們都曾搖過撥浪鼓，都乾過'雞毛換糖'嘛！行，義烏以商興縣一定能成，這是我們最大也是別人無法與之相比的優勢！” “謝書記，是不是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放開經商這個口子了？”有人問。 “這還用問？而且明年再開縣委擴大會議，第一議程我就要讓諸位講一講誰發動群眾經商最好，誰就是第一個受表彰的干部！”謝高華答道。

“那麼私人開廠也是可以的了？” “這也還用問嗎？不開廠就乾不了大事。義烏人的廠開得越大，我這個縣委書記就當得越踏實！” “哈哈哈……”謝高華的回話引得一片歡笑。 “再想問個問題：我們幹部家屬能不能也去經商？” “可以。幹部家屬也是群眾，也是義烏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們當乾部的能不能去參與經商呢？” 這可是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喧嘩一片的台下頓時安靜下來，幾乎所有的目光集中到了謝高華的臉上。幹部們只見謝高華再次接上一支煙，然後把話筒往嘴邊挪了一下，大聲說道：“只要不影響工作，不搞特權，我看就可以利用業餘時間去經商做買賣！就像你們當年偷偷外出'雞毛換糖'一樣！”

“好、好！”幹部們說這是“文革”以後一次最開心的會。而就在這次會上縣委作出了《關於建造稠城鎮小商品市場的決定》，並批示工商局在縣城內的太祖畈一帶劃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義烏有史以來第一個有固定場所的小商品市場建成並開業。馮愛倩、黃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經多年來一直遊蕩街頭、東搬西移的小商小販們，第一次佩戴著胸徽，穿著整齊的職業服裝，像國營商店的營業員一樣站在自己的櫃檯前售賣商品。他們中間好多人都激動得哭了，因為他們不僅第一次有了屬於自己的固定的經營地方，更重要的是他們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顧客叫做“同志”、“服務員”了。別小看了這種變化，它給予經商者的不僅是簡單的一處漂亮的經營場地，它所給予的東西恐怕連馮愛倩他們自己都難以說全。那應該是一種人格的恢復，一種必須的尊嚴，一種可以施展才能的戰場，或者說是一塊通向自由王國的天地吧。總之，你只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為今天的義烏人從建立正式市場後從中獲得的內容太寬泛和豐富了。

賺錢在當時是重要內容，但並不是全部。現今在義烏聲名顯赫的“大戶”幾乎都是在那個時期真正發蹟的。 此間擔任市場個體勞動協會主任的何海美，給我談了她在那段時期的心理歷程。 從簡陋的北門街的地攤市場向第二代市場進駐時，有一天縣城所在的稠城鎮一位領導的秘書突然來找何海美，給她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消息，說何海美你的工作問題解決了，領導安排你到義烏飯店上班。如果這個消息提前幾年，何海美一定激動得向這位秘書同志跪下來謝他。你想，一個鄉下戶口的農家女子嫁到城里後，她何海美近十年間為了尋找一份工作，不知求過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臨時工。那時對何海美來說能有一個正式工作不僅保證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兒子有飯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著她的身份得到了徹底改變，即由一個農民變成了城里人！那時在普通的農民眼裡，一個城鎮戶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盡的金山銀山。但令這位秘書沒想到的是，他過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搖搖頭回答說她現在只想經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 “想好了？可別後悔。”“早想好了，決不後悔！”何海美拒絕接受有關部門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說她當時看到第二代市場的建設，特別是政府和顧客們開始把她這樣過去被趕來趕去的小販也當做人一樣對待了，心裡有種說不盡的感激。而這種精神力量遠遠超過了多賺與少賺錢的意義。另一方面從經商的條件看，“馬路市場”與正規市場之間的差異也極大。過去在馬路邊擺攤，其規模、信譽都受影響，進入室內市場後就大不一樣了。每一個工商戶都有固定的攤位、固定的經營場所，顧客從你這兒買東西也放心，如果發現問題可以隨時找到貨主，還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門論理索賠。攤主的經營形式更是發生了質的變化。 “馬路市場”時期一不敢多進貨、進長貨，二都是現錢進貨、現錢交易。正規市場的經營形式就多樣了，攤主從貨源地進貨時如果該商品銷路好可大量吃進，如果資金周轉緊張供貨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發貨，待貨出手後再結賬。而何海美告訴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義烏經營者之所以“發”，是因為他們這些個體經營者進入小商品營銷市場時，貨源大部分是國營企業的滯銷產品，他們進貨時不僅價低，且大部分都是銷完再結算，這使得何海美他們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別是當某一滯銷產品的企業得知義烏人給另一個滯銷產品的企業解決了大困難後，就主動找上門請何海美他們代銷代售，甚至出現“半送半賣”的現象。 這一階段，義烏很多人賺了大錢，也使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名聲大震。一時間，似乎好賣或不好賣的商品，只要到義烏、到義烏人手裡就可以賣個好價錢，就可以變死錢為活錢。早在“雞毛換糖”時就有異地交易傳統的義烏人，這回更是發揮所長，有的經營者人未出義烏，卻把廣州的緊俏產品與上海的滯銷貨就那麼一交換，嘿，錢賺老了！然而這僅僅是有形的物質世界。對義烏廣大個體經營者來說，他們通過政府對市場經濟的支持獲得的收益，不單單是豐厚的鈔票，更豐厚的是思想上的飛躍與進步。黃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吳承先等一批曾在極“左”年代被視為帶頭“搞資本主義”的經商積極分子，都是在這時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以自己守法經營、助人為樂和慷慨支持公益事業的行動，在廣大個體經營者中間發揮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力，為整個義烏市場的良好風氣奠定了基礎。十幾年後當我來到義烏實地採訪時，雖然主人沒有專門為我介紹這方面的情況，但當年這批個體先進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帶頭作用卻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場裡找何海美和馮愛倩等人採訪時，她們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並非在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專門為市場和別的經營戶做事。什麼勸架呀，什麼幫助聯繫運輸呀，或者找“消協”呀，總之沒有一樁跟自己的生意有關。開始我很奇怪，問何海美、馮愛倩她們，為什麼你們放著自己的買賣不做而專為別人在忙乎？她們告訴我，市場發展大了，每天有幾萬經營者和幾十萬客戶，而買賣之間既有合同協議一類的大事，又有缺斤少兩一類的雞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場管理部門就管不過來，所以我們這些積極分子就把這些事都攬了下來。一方面我們本身是經營者，熟悉和了解經營者之間或經營者與顧客之間的問題，加上我們又都是市場的“元老”，處理啥事時大夥容易聽得進。 我在向何海美、馮愛倩採訪時，正好有兩個經營者為了擺放貨物發生矛盾而來到市場辦公室論理。快嘴俐牙的馮愛倩幾句話就將兩個剛剛還像鬥雞一樣的小老闆說得無話可說地低著頭出了門。雖然在短暫的採訪中我無法獲悉更多的相關事例，但義烏市場管委會馮愛倩、何海美、龔輝潮他們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無限的思索：義烏市場之所以能夠與眾不同、之所以不斷地繁榮，它有一條極其重要的經驗就是充分發揮和依靠了馮愛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積極分子，這些創業者的敬業精神與無私奉獻，是義烏市場閃閃發光的基石，它支撐著這座五彩繽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廈。 在第二代市場建立不久，原設計的1800多個攤位在開業不到一個月裡由於經商人員猛增，市場管理部門不得不採取應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辦法，使場內攤位擴至2800多個，但參與經商的人員依然如潮水般地湧來。經歷當時這一幕的義烏人都還清楚記得，新市場開業時，大夥對當時全省第一大室內市場嘆為觀止，可轉眼間竟然被擠得無立足之地，別說遠道而來的客商們進不了市場，就是本地的攤主進出都成問題。由於越來越多的人看好市場，因此幾度出現攤位租賃費猛增，有人看著攤位搶手，便乾脆倒騰起攤位來，這更加劇了市場的吃緊與混亂。 1985年4月下旬，已經從謝高華手中接任的新一代縣委領導現場辦公，在徵求工商戶的意見基礎上，決定為適應市場需要提出了再建一個市場的方案。然後令決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傳出，當即引起了另一種異議，由於新方案中必須佔用一定數量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藉此向省裡甚至向中央寫信說：“這麼好的田毀掉建市場太可惜了，光靠市場能吃飽飯嗎？”一句直截了當的話是：你們這麼幹，既毀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這些自發的又自由散漫的個體戶、小商小販們所製造的某種不正常的現象所迷惑！在當時，這種意見不是沒有社會基礎，而且從大多數人特別是大多數幹部的心態來看，對搞市場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為義烏髮展社會經濟的主導產業打了問號。怎麼辦？路只有兩條：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場向前推，不建就是讓市場發展到此為止。兩種涇渭分明的意見都集中在縣委身上。那時的縣委書記是趙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趙仲光書記處理此事既簡單又不簡單，他叫上縣里五套班子成員，跟著他來到實地考察，最後來了個集體表決的方式把再建市場的事定了下來。 “有意見只聽不改，定下來就快上，明年國慶節前開業時我來剪彩！”趙仲光書記最後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斬亂麻，而義烏的決策者們從謝高華開始就一直做著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那便是順應市場發展的自身規律，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其蓬勃向前。 1986年的9月26日，僅用了10個月時間，一個更大規模的小商品批發市場在義烏城內建成。 形勢依然出乎想像。開業之初呈現的欣欣向榮景象，令義烏人自己都無法解釋到底是怎麼回事，總之市場之好連經營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時隔僅半年，在1987年的春季到來之時，義烏的第三代新市場再度告急：經營場地爆滿不說，整個義烏城內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市場——由於室內場地不夠用，許多經營者和客商只能見空地方就湊在一起買賣交易起來，曾出現過有人甚么生意都不會做，就在火車站旁邊租了一棟樓給外地人提供進貨發貨中轉，結果此人一年下來輕輕鬆松賺了100多萬元！義烏人太精明呀，有人聽說出租房屋賺大錢，於是便掀起了在縣城內大興新宅基的熱潮。哎，這一熱，連一向頭疼如何把城市建設趕上去的城建幹部都沒想到的事出現了：搞了幾十年卻從沒多少改觀的義烏城市建設在一夜之間樓群遍地，馬路一新，整個城區面積一下擴大了好幾倍！叫人興奮的是政府沒掏多少錢，僅僅多拿了幾套規劃而已。 市場給義烏許多意想不到的變化，短短幾年間的市政建設使以往的一個小舊鎮，瞬間一躍崛起，成了浙中的現代化城市。 1988年，義烏正式由縣變成了市。而這撤縣改市的進程，如果沒有小商品市場的發展，也許義烏的今天仍然是個縣級建制的地方。 革命導師馬克思曾經在政治經濟學中指出，資本進入自由經濟時，它的發展將常常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所轉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著同樣的道理，當它一旦進入良性狀態後，它的發展將超乎我們想像，並對整個社會形態都將產生非同小可的影響。在第三代市場開業不久，攤位的緊張再度成了義烏市場的首要矛盾，而此時外地客商對義烏市場的熱情則越來越高，故經營者紛紛向已經是市府的義烏領導們強烈要求再把市場擴大，其急切心情勝於火燎。看來第三代市場的決策過程又是短期行為了。別猶豫了，再擴吧！這回上下幾級幹部和大多數群眾都看法一致，因為實打實的好處使義烏很少有人再對市場說三道四了。集體決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場後側過稠州路向東延伸的120畝地作為第四代市場規劃區。 6月份決定，7月份就以市委辦公室名義向全市發出了通告。 一切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千千萬萬個經營者和60多萬義烏百姓都在期盼著更大更精彩更宏偉的“中國小商品市場”誕生。然而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風暴從北京刮遍了中國大地，一時間神州大地上空烏雲陣陣。中國人民陷入了痛苦和迷茫，未來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個人重新期待的大課題。讓義烏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難受的是社會上此時盛行“個體戶是動亂的根源！”、“國家要繼續舉起紅旗，就必須先得剷除私營經濟！”云云。義烏人和義烏市場此時承受著來自四面八方甚至是當頭懸著的利劍般的壓力，雖然有些現像想起來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裡卻被說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個體經濟就是產生動亂的土壤，個體戶便是動亂的有力支持者，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最活躍，故而那裡的政治問題就最值得關注。簡而言之，義烏的人和義烏的事應當引起上面足夠的重視和注意！ “什麼，這個時候你們還要擴建市場？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先把個體經營行為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給弄弄清楚再說！” 有人對義烏呈上的報告不屑一顧，打著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義烏人心寒的事：一向對義烏市場熱心，並常常喜歡將義烏市場發展的成就，納進自己成績挎包裡的個別領導，到了義烏市場卻不敢往裡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會把他的烏紗帽摘掉似的……那是一個令義烏人極其失望與期望並存的時刻，義烏人因此而更加不忘當時的市委書記鄭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風大浪面前，鄭尚金等領導作出了果敢和負責的決策，百姓們因此一直記著這些在義烏髮展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歷史性人物。雖然我沒能有機會採訪到現已是金華市市委書記的鄭尚金等人，但他們在特殊時期為義烏所作出的功績，在義烏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豐碑。當時參與《關於擴建義烏小商品市場問題的論證報告》的現任市委宣傳部朱連芳部長向我介紹說，當時整個義烏市場人心浮動，其根本點是弄不清個體經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問題，由此引發了義烏辦小商品市場到底對不對、還要不要辦的問題。中國有許多事可以等著決議了再做，但當時義烏市場已在全國掛上名了，龐大的市場一天不經營就會影響幾萬十萬經營者的利益，幾天不經營就可能使我們幾年苦心經營和造就出的市場一下垮了，所以那時我們市裡領導急，市場管理者急，個體經營者更急，怎麼辦？那時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風險的。值得義烏人感到欣慰的是，當時的義烏市委、市政府領導迅速作出了正確的決策，即堅定不移地肯定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經營者是社會主義的勞動者，辦義烏市場昨天沒有錯，今天擴建它更沒有錯。為此，我們做了大量艱苦而有成效的穩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見用廣播等形式，不時地向經營者們宣傳，出動機關行政幹部深入市場給群眾做耐心細緻的解釋和宣傳工作。同時又專門配合中央電視台播出的反映義烏市場的專題片《獨立的王國》宣傳，使在義烏從商的全體經營者都明白，義烏走的路沒有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不僅沒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確地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搞個體經濟光榮，參與辦市場就是為社會主義辦更好的事。認識清楚了，信心也就堅定了，我們的市場也就越辦越好。 1990年10月5日，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沈祖倫大筆一揮：義烏市場擴建確有必要。於是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風波之後，義烏人辦市場、辦大市場的決心更大了，這回他們是徹底要瞄準“全國第一”目標進軍，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場的設計一出台就令人激動不已：義烏要建總面積達5萬平方米以上的全國最大的室內商品交易市場！ 第四代市場從提出到開工到正式營業，用了1年零10個月時間，這場決戰義烏人非常難忘，它既使從商者完成了從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簡單的階段到具有現代知識和技能色彩的整個過渡，也是弄清了什麼是姓“資”、什麼是姓“社”的經營性質上的根本認識。幾年後，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 1999年初的全國人大第九屆二次會議上又把鄧小平理論連同“個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組成部分”一起寫進了憲法。其實對義烏人來說，他們對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實踐和運用，與發展市場經濟來推進社會前進的實踐，則早已開始並獲成功。當義烏人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市場經濟也真的像一隻“無形之手”，幫助和促進著整個義烏市場的健康發展。 1992年，在義烏的歷史上可以重重地記下幾筆：由國家工商局確認的全國十大市場中，義烏市場名列榜首，並為此得到國家批准，將義烏小商品市場改名為“中國小商品城”（在這之後義烏的小商品市場連續7次排名全國第一，即年年處在幾萬個商業市場的“老大”地位）。其二是，義烏當年向國家上繳的財政收入中，個體私營企業稅收達50.5％，實現了第一次過半。別小看了這一“過半”，它的意義對中國共產黨人和全中國人民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可是個極其重要的實踐依據，當然對於義烏人自己來說，搞市場此時已不再是簡單的管與不管的“副業”了，它是實現本地經濟與社會發展占主導地位的大產業！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經濟學家討論過這樣的話題：在中國，類似義烏的商品批發市場不下幾千幾萬個，為何獨有義烏市場發展得如此迅猛與健康？這位經濟學家運用了很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試圖來向我論證義烏辦市場的成功經驗。但他的那些出自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無法使我信服，因為一般意義上的市場規律別人也曾運用過，但中國很多市場在辦的過程中就時好時壞或者壓根兒就失敗了，可義烏從來就沒有失敗過，一直發展得出乎意料地順利，這是哪隻“無形之手”在作怪？在發魔力？ 這正是我和許多人想弄明白的。 這正是義烏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經聽到一則民間傳說：有個廣州商人在80年代中葉認識了一位義烏人，這個廣州商人已有30多萬元資產，那時這樣的數目絕對是大款了。當時那位義烏人是剛扔掉撥浪鼓第一次出門去廣州想批點小商品回家賺個過年錢。他身上僅有500元錢，本來只夠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廣州的那個老闆說你要貨不是？是想便宜點不是？好啊，你就請我進一次“OK廳”玩玩怎麼樣？那義烏人心想城里人不就是愛那個“尋開心”嘛，去就去唄。這一進去不要緊，最後一結賬那義烏人差點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這怎麼進貨呀？那廣州人大概看出對方的窘境，說老弟你放心，我看你還算仗義，進貨的錢你暫時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證下次再付也成，不過有個條件：你必須在半個月之內把錢送來。人家已經夠朋友了，那義烏人還有啥可說的？行，就這麼定了。那義烏人挑著貨物往火車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只剩了20多塊錢，連張火車票都買不到。這可咋辦？義烏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過回去再到廣州老闆那兒借點錢買個回程票，可又覺得自己太丟人現眼，說不好人家以為你是故意敲詐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領。正在他極其為難時，他看到附近有個小店有賣竹擔子的，義烏人對竹擔懷有特殊感情呀，那義烏人便馬上過去用身上所有的錢跟那店主討價還價買了副竹擔，並把批發來的貨物全部裝在擔裡，就邁開雙腿重新當了一回特殊的“貨郎擔”。從廣州到義烏一千餘公里，那義烏人一路搖著撥浪鼓，邊賣貨邊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時間趕回了義烏。第16天，正當那廣州老闆心裡罵著“不能當好人”時，義烏人突然出現在他眼前，並且把準備好的錢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說了聲：“大哥，實在對不起，因為趕路我耽誤了一天時間。”待廣州人聽完義烏人從頭到尾那麼一說，“老廣”感動得連呼“義烏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義烏人也！”5年後，那個義烏人已經是“千萬富翁”了，而那個廣州人則老老實實在義烏打工，每月只掙兩千來元生活費。有人奇怪地問他為啥放棄生意不做而來義烏為別人打工，你道那廣州人說啥？他說：“天下既然已有義烏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從商？”關於這則民間傳說的真實性我無法去查證，但從中可以讓人側面認識一件事，那便是義烏市場的興旺發達，長榮不衰，與義烏人獨特的經商之道密不可分。 義烏人從小孩到老人，都能說出下面幾句話：“踏遍千山萬水，想盡千方百計，說盡千言萬語，歷盡千辛萬苦。”這個“四千”精神是義烏人祖傳下來的經商法寶，它源於“雞毛換糖”的搖撥浪鼓生涯，可以說是義烏人經商成功的精髓。 與眾多初次到義烏的人一樣，開始我同樣弄不明白為什麼中國最大的一個商品交易市場，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卻在義烏這麼個貧窮偏遠的小城市？現在我才明白，這既是鄧小平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在這裡實踐得好，也是義烏人的獨特經商之道所決定的。也可以這麼說，除了義烏人之外很難有第二個地方能與它競爭。這是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市場經濟剛剛開始不久，尤其是在我們的商品信息與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國度，特別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國有經濟佔了主導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產資料都賴於單一渠道的供給，橫向的流通渠道幾乎是零。在這種特定的機制下，當我們一旦始發市場經濟的快車時，就會發現其不健全和不暢通的軌道常常會嚴重地阻礙我們的進程。而義烏人則在此時此刻充分發揮了他們獨有的優勢，這就是他們用雙腳踩出的信息與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義烏市場，基本上仍然是“雞毛換糖”的延伸。但絕不要小看了這種延伸，正是這種像螞蟻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義烏在得到政策允許大辦市場時，它所釋放出的巨能變得就像原子能所產生的裂變。當成千上萬的撥浪鼓手們發現用貨郎擔將各地所產、所剩的商品，以螞蟻搬山一般往回拉的形式，已經無法滿足日趨潮漲的需求時，他們就改用車拉、船裝甚至飛機代託等辦法一次次地將全國各地的那些緊俏貨物像螞蟻般地搬回家鄉……而就在此時此刻，他們的家鄉義烏便成了萬千貨物的集結地。這些貨物都是些百姓日用的緊缺用品，當然很快就有人買、有人批走了！這你一運，我一賣，他再一批發，物品流通便越走越快。這時撥浪鼓手的身份已經成了採購員，但由於他們的本質沒有改變，肯吃苦，肯賺小利，所以從不怕別人搶自己生意，也不怕別人與之競爭，相反他們十分願意在這種激烈的相互競爭中練就自己更過硬的從商本領。在80年代，我們國家的交通行業遠不能適應物品流通需要，很多地方連車都不通，或者只有一兩趟班車。有個義烏人對我說，他在一次外出採購貨物時，不說車上沒座位，就是連個立足的地方都找不到，為了保證把貨物運回家，那次他整整在火車上睡了一個星期“臥舖”——就是把身子橫臥著鑽在座位底下。有誰設想一下那種不能抬頭、不能直腰，連撒尿都不能的滋味是怎樣一種生活體驗？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也該載入世界吉尼斯紀錄。其實義烏人今天所呈現在國人面前的大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他們中的無數人，曾經以同樣的吃苦耐勞精神，像螞蟻搬山般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 全國各地的小商品就這樣神奇地跑到了義烏，這種巨大的流入過程在同時間又向外傳遞著一個信息：義烏有各種你想要但別的地方沒有、或者價格不如義烏便宜的貨物。於是無數經商者就跑到義烏來，他們興高采烈地搬走他們想要的商品。而在這同時，義烏人再一次發現了什麼東西是別人最喜歡的，什麼東西是最能賺錢的，於是又形成了新一輪的採購，螞蟻搬山式的採購再一次從各地運回義烏。不久，聰明一些的人就採取不來回跑，而是常駐某一地，通過調撥來及時運回義烏方面所需要的商品；再有高明者在向義烏運回貨物時，又從義烏市場發運常駐地緊缺的商品，如此坐地一方，來回賺錢，不亦樂乎。更有高明者，他完全靠義烏市場上或者是從其他渠道獲得的信息，根本不經義烏市場，直接從有貨的某地調撥至缺貨的某地，如此天馬行空，賺的錢便更多了！但不管哪種形式，源頭始終在義烏，因為操縱整個市場和流通過程的是他們義烏人。千萬別小看了義烏人這“一進一出”的運作過程，它對市場形成和促進中國產業發展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個叫樓香雲的服裝商，最初在上海進了一批絲織方巾，很好銷，後來她聽說這是嘉興產的，就拿了方巾直奔嘉興，到那兒一打聽才知這是距嘉興市還有20里路的王江涇生產的。樓香雲一看此地，交通異常不便，當地農民勞動力大量剩餘，但生產的絲織產品卻工藝精湛，於是說以後你們的產品我全部包了。原本一直為產品銷售犯愁的王江涇人聽了這話就像見了財神爺，於是一口答應。從此樓香雲每天往這兒跑一趟，幾年過去，王江涇就在樓香雲的一次次奔跑中蓋起了一排排樓房，農民們今天都過上了小康生活。樓香雲呢，自然不用說，她的口袋裡早已鼓得發脹。像這樣的事太多了，目前義烏人在外跑生意的約有五六萬人，與樓香雲一樣跑富了自己又帶富了一片的比比皆是。 義烏人在歷經上面這階段後，慢慢發現，要使市場不斷地有競爭力，賺更多的錢，以往的那種來回運撥式的生意成本仍高，而且商品的式樣受原有式樣的限制。義烏人便動起了腦子：為啥不能自己動手生產？幹唄！這一干不要緊，心靈手巧的義烏人幾乎把各地出現的緊俏商品和尚不被人認知卻必大有市場的商品，全都給製作出來了，比如有人在廣東發現了“呼啦圈”，三天之後，義烏市場上就能成車成車地批發，哪來的貨？義烏人自己做的唄！那一年開始流行女式長絲襪，義烏人在三天之內生產出的長絲襪比廣州百貨商場裡銷售的花色品種還要多，當然價格低了近一半，襪商們興奮得夜不能眠，源源不斷地從義烏批發，一直批發到今天，而今天義烏的襪子生產量已經是全國的絕對第一，佔全國總生產量的三成以上。襪子是義烏市場幾萬種商品中的一種，幾乎每一種商品對義烏人而言，都可以形成他們的某一個拳頭產業。這裡面的奧妙其實不算太複雜，用他們的術語叫做“前店後廠”。所謂前店後廠（或叫前攤後廠），就是經營者在市場裡開個店租個攤，店裡攤上賣的什麼貨，其生產出處就在他的店後或攤後的工廠。別小看了這種前店後廠的生產經營方式，它也許是中國農民市場經濟的一大特色，就像曾經統帥過中國工業生產“半壁江山”的鄉鎮企業一樣，它正在或者有可能再度成為中國國民生產的“半壁江山”。在義烏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這兒的百姓的房子特別地大，每家每戶基本都是一棟四五層的大樓，而義烏城區到義烏下面的城鎮，大部分街景都是由百姓自己動手建的樓宇組成。開始我有些不理解義烏人為啥要造那麼大的樓，三四口人住那麼大的房子不都空著嗎？後來我一進這些農戶，才知道義烏人的家居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樣，他們一般把一層開設為商店或舖位，直接售貨，二樓三樓是廠房，只有最高一層的一小部分才是主人的生活用房。目前義烏的4個大市場上，共有6萬多攤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前店後廠”。因此進義烏市場批發貨物，你千萬別小看了只有小小一兩平方米麵積的攤主，說不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位億萬資產的大老闆。 我遇到這樣的事不止一次。有一回我到市場采風，見攤主是位賣服裝的。看了她不足3米的攤位上放了好幾種品牌的襯衣，我問她這麼多品牌的襯衣都是從哪兒批發來的？女主人一笑，說都是她自己的。我心想，這也許正是那種自己做了一大批各種名稱的假商標，然後往別人的產品上那麼一貼便冒作自己商品的投機商。女主人聽說我是專門來寫義烏市場的，又見我如此不信她的話，便非要帶我到她家瞧個究竟。 “否則你大作家憑自己想像一寫，我們義烏人的臉面不就全沒了嗎？”哈，女主人很有“義烏意識”。於是我就跟著到了她家，這才讓我大吃一驚：原來這位女老闆家竟有兩棟五層大樓，光僱用的工人就有600多個。走進她家的廠子車間，我看到的已經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模式，而是一色的日本進口的現代化製衣機。她家的產品陳列室裡，總共有6個品牌的襯衣，其中有3個獲得全國或省級專業機構頒發的優質證書。正是不見不知道，一見方知義烏人之厲害。 我們知道，無論何種市場經濟，供求、價格與競爭是它的基本要素，三者之間相互聯繫又相互影響的過程，便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過程。即市場供求關係的變化引起市場價格的變動，價格變動反過來影響供求關係的變化，無論是價格變動還是供求關係變化，都會導致利益格局的改變，進而引發市場競爭；競爭的結果又反過來影響供求和價格。市場機制的如此動作，一方面激發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的進取精神，不斷想方設法提高技術，降低成本，改善經營，從而推動整個市場及社會的發展。而這促進生產力提高和社會發展的整個動作過程，便是我們所說的那隻“無形之手”——即市場經濟的規律。 義烏人從80年代初始，僅用了10年時間，由最初的“雞毛換糖”的經營方式，爭取到了自我生存的機會，發展到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商品流通市場，壟斷了全國小商品生產和流通及交易行業，使12億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市場的價格，隨義烏市場的變化而變化，把自己從一個連吃飯問題都難以解決的貧困小縣，建設成“中國百強縣（市）”，人民安居樂業，家家富裕小康。這一切正是他們恰到好處地將傳統的“雞毛換糖”精神與市場經濟的那隻“無形之手”聯在了一起，並使之發揮出了最佳的魔力。考察一個市場是成功還是失敗，最好的時機並不是在全社會或者說整個大市場都欣欣向榮之時，而應該是像這一兩年中我們普遍都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等影響下，各種市場不太景氣時，方能看出誰英雄誰好漢來。當這兩年國內大小市場都在大叫“跳樓”時，我們再看看義烏市場依舊風風火火、熱熱鬧鬧，你才意識到義烏確實值得讓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或者說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絕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烏托邦，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義烏就是這樣的典範。 我一直想弄明白為什麼中國最大的小商品市場、最活躍的商業流通市場、最繁榮的日常生活用品生產基地，不是在別的什麼地方，而偏偏在浙中那個不起眼的義烏？我也一直想弄明白像上海、廣州、蘇州、常州這些一向統領中國輕工產品的著名生產企業的產品，為什麼十分願意捨近求遠，跑到義烏來搶占市場？甚至我們還會發現，這些地方生產的名牌產品在義烏市場上的價格，比它們在本地或自己的出廠價還要便宜？而且十分有趣的是這些地方的老牌或名牌企業的老闆們，還時常以在義烏搶占的市場份額多少作為自豪的本錢！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在1998年那個金秋日子召開的1998中國小商品博覽會上，來自中外幾千個商家搶占同一市場的熱鬧場面我是看到了，但這並不能滿足我這個外行想研究一下吸引那麼多商家到義烏來的“門道”。深入之後，我恍然大悟：義烏人運用市場經濟那隻“無形之手”可謂到了稱絕的境地。我們已知市場經濟的“三大要素”，其中能吸引商家的最重要的無非是價格。在義烏市場，價格的力量是一切商品能夠生存的最重要因素，也是每一個經營者及商家成敗的關鍵。通常一種同類同質的商品，在義烏市場一般都要比其他市場便宜三成以上，有的甚至便宜一半。這三成以上的差額便是商家的利潤和義烏市場可以同別的任何市場決戰的本錢。那麼義烏為什麼可以灑脫地做到而別人就難以做到呢？除了上面已經說到的義烏人敢吃苦、會利用“前店後廠”的辦法外，再就是義烏人頭腦裡從來就樹立著不求賺足錢而只求能賺或少賺錢的經營思想。說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做生意人不想做大生意，不想多賺錢？究竟義烏人為啥要這樣做？首先，義烏人清楚只要自己的某一種商品出手時利潤一大，馬上就會在一夜之間有十家百家地跟著你來做同一生意，那麼你昨天賺大錢的生意到了今天、明天可能就連老本都賠了進去，三三得九地賺錢，再來個二五得十賠錢，結果你是賺了還是賠了？義烏人比誰都會算這筆賬。除非在自己有足夠的實力的情況下，我做某一產品的“獨家代理”或獨家生產者，那我就可以足足地賺它個“天昏地暗”。其實現在義烏市場上早已有這樣幹“獨家代理”和獨家生產與銷售的主了，他們理當是市場上的“老大”。其二是，義烏人把賺錢的最大渠道放在批發上，量是義烏經營者追求的最大目標，在他們看來，與其抬出某一高價引來千百戶商家跟著自己競爭，而一下枯了賺錢的“大江”，遠不如開拓十條百條價格上有絕對競爭優勢的“涓涓小溪”實惠得多。義烏人有個競爭法則：同一類商品，你有一元賺，我絕不賺過九毛九；你把賺一毛為目標，我不把賺五分錢視為吃虧。你賣一分錢不賠不賺，我五厘賣出去眼睛不多眨一眨。啥道理？他們自己說這是賺錢的真正奧妙：出手快、快出手，才是根本。到義烏市場親自轉一轉，親眼看一看，你會發現，同一個商品，在同一個市場內會有幾種甚至幾十種價格，就連你在同一個攤主那兒，此一時與彼一時買的貨，也會有完全不同甚至上下差異極大的價碼。你用不著瞪大眼珠，因為這就是義烏市場的獨特奧妙。如此強大而又不可抗拒的價格競爭所出現的後果是，你必須提高供求的能力。供者，有別人無法求取的遠來貨，也有近得不費任何費用的“後廠”直銷貨，更有名廠名牌的獨家貨，這些都是在激烈的價格競爭中取勝的某些先決條件和必要因素。你這樣做了，我便想出更絕的辦法超越你。於是他便不能再重複前者的路子，只能去另闢途徑：或靠更新技術，或靠提高素質，或靠引進先進管理機制，總之你得想盡一切可以想出的辦法。如此循環往復，螺旋式地前進，市場便在這種循序漸進中發育和健全，處於幾立不敗的境地。上面所說的市場運作規律是對那些直接在商場內參與經銷者而言的。而那些外地的著名企業、名牌產品，它們在義烏又為什麼心甘情願“舍利賣血本”呢？第一次到義烏採訪時，正巧有位蘇州老鄉和我住在一個樓裡。他告訴我他是蘇州某絲綢廠家的，這個廠名與所生產的絲綢產品，我知道是在蘇州當地也頗有名氣，但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我的蘇州老鄉捨近求遠來到義烏，而且聽說他在這兒的批發價比蘇州還低出幾塊錢。老鄉笑了，說表面上看我們來到義烏市場似乎是在做賠本生意，其實天底下哪有專做賠本生意的事呀？所謂的賠本是專門念給那些要買你產品的人聽的。你想，當有人聽說你是拿了比自己出廠價還便宜的貨到義烏來，就憑這一條，他客商不買你的貨才怪！好啊，這一賣你的生意不就成了嘛！這是第一步，我們看中義烏，更重要的是因為這裡現在已是全國包括服裝在內的最大市場，它是整個國家的輕工紡織產品的集散地，其價格和銷售情況便是整個行業的晴雨表。我們在這兒插上一隻腳，就會知道全國乃至海外的市場信息。有了這樣的信息，便可以指導我們企業的生產銷售決策，在今天越來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晴雨表”掌握好了，就能使我們在市場上的每一次出擊都取勝。你說，我們在義烏市場上的局部“賠本”換來的是什麼呢？合算不合算？ 我笑了。生意人都是“狡猾狡猾的”。據說現在義烏市場上全國著名輕工產品的商家大部分在此設有總代理和總經銷。我專門探訪了上海某著名筆廠的一位總經銷，他告訴我為什麼外地那些著名廠家願意在義烏市場的另一個秘密。他說他是義烏本地人，市場開放的早期，他自己專門跑上海這個筆廠。後來熟了，廠裡也看他一次次來提貨的數不斷往上漲，很高興，因為上海廠他們自己的銷售已經有點走投無路，沒想到義烏一個個體戶幫了他們不少忙，自然很感激。上海筆廠的廠長又專門上義烏市場考察了幾天，發現這兒正是一塊他們過去從來沒有發現的銷售大戰場。廠長這時跟那個義烏人說，乾脆你在義烏當我們的總代理吧，我按低於出廠價給你，你批發給別人多少錢完全由你自己定，我總廠還給你一個獎勵政策：每多銷一百萬元產品，我給你獎勵若干萬元，如何？這麼好的事傻瓜才不干！義烏人很快接受了，從此這位義烏“總代理”就把上海筆廠完全看做是自己的廠一樣，盡心盡力地一方面不斷開拓市場，打開銷路，另一方面隨時注意整個筆業的發展動向，及時向廠子提建議、提改進方案。幾年下來，他先後為廠裡提出了幾十個改進產品與市場對策的建議，廠子根據他的建議及時調整產品結構，不斷推出了近百個符合現代中小學生的流行款式，市場銷路大增。 3年來，這個筆廠的產值翻了兩番，這在全國筆業生產面臨嚴重倒退的時期，上海廠家不僅保住了飯碗，而且還吃上了“生猛海鮮”，上海廠家樂得常常把感謝義烏市場的話掛在嘴邊。再說說義烏那位“總代理”，他當了上海筆廠總代理後的3年間生意越做越順手，因為再沒有人跟他競爭了，整個同品牌的產品全由他一人操縱市場，所以十分得心應手，銷售額較以往增加數倍，收入當然也隨之水漲船高，僅上海總廠獎勵他的錢就是好幾百萬！ 哈哈，彼此賺錢！大家賺錢！在這般同慶同喜之中，義烏市場又再一次向前大踏步地邁進了…… 這就是市場經濟學專家所言的“無形之手”的神奇之處？是的，一百多年前，我們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在他所著的那本厚厚的《資本論》裡，其實早已給我們描述過，只是後來各式各樣的繼承者對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解產生了多種分歧，使得本來為人類共有的社會基本規律，硬當做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了，而反把社會主義社會該享有的經濟財富給剝奪了。義烏人的成功實踐又使我們得以重新認識和享用這種財富，並在這種認識和享用過程中創造著神奇。 從上面所涉及的事可以看出，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一個令人琢磨不透又叫你每時每刻處在激動與興奮之中。也許這就是它的魔力所在。義烏市場能有今天這樣長盛不衰的景象，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聯托運市場的完備發育，緊隨其主體市場和中心市場的健康發展。只要踏進義烏市，你就會馬上感覺到這兒的運輸線路和運輸車輛之多，用“四通八達”來概括似乎太缺少了藝術色彩和想像力。義烏的主人告訴我，他們的市場繁榮實在少不了以聯托運為主體的運輸管理體系的有效建立。而這恰恰是國內一些專業市場為什麼最後不敵義烏市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抓“運”這個環節上輸給了義烏人。最初的義烏人經商，靠的是兩條腿。後來發展了，自己有了車子，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多拉快跑”，可僅靠這要想與市場的蓬勃發展相適應，還是遠遠不夠的。長期的計劃經濟嚴酷地限制了經營者的雙腿，你不是有了車子想“多拉快跑”嗎？那不行，路是國家的，線是集體的，我讓你走你就可以走，我不放行你有車子也白搭——多少個市場最後就死在這個體制上。義烏人聰明，當中心市場已成規模後，他們隨即把運輸也納入市場體系之中，並像管理中心市場一樣，給予運輸業以同樣的政策，並且把運輸業本身當做一個完整的關聯性質的市場進行大舉開發。交通路線是國家公有的，而我可以給你政策呀！於是一整套個人承包的“聯托運市場”管理方法便出台了。這對經營者來說，就好比你在他的雙腿裝了兩個輪子，就好比在他兩脅插了翅膀……那才真叫舒坦、活絡！現在，義烏每天出出進進的數十萬噸貨物，就是靠那數百條天上的、地上的、水上的運輸線路源源不斷、暢通無阻地連接著全國、全世界，並以最快捷的速度和最合理的價格滿足著義烏市場的每一位經營者去織編他們心中的美夢。 從上面所涉及的各個環節可以看出，義烏的經驗也向我們提示了另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那就是在正確利用市場經濟規律的那隻“無形之手”的同時，建立有序的管理機制、金融政策和人的思想行為準則，由於它們的得力，而使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那隻神奇的“無形之手”更加發揮魔力。我申明的是：本作品不是篇學術論文，故而無法用過多死板的語言來論述那些十分寶貴的經驗。比如義烏在辦市場過程中自始至終的稅收政策、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正規靈活的金融體係等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政府的宏觀調控、市場內部的管理體制，直到經營者之間一旦出現問題時所設置的調解機制等等，無一不是一環扣一環，環環顯神威。但我依然想寫進些片言只語讓讀者同我一起去感受義烏人和義烏市場的另一面—— 一件是關於義烏市場管理部門處理和打擊假貨問題。 曾在幾年前，國內商界對義烏市場有個說法，說它是“中國最大的次品市場”。似乎有了義烏市場，便跟著就誕生了中國的“假冒偽劣產品”。這著實把為人正直的義烏人冤枉得不輕。可事情偏偏不是無中生有，義烏市場發展之快，市場之大，又有那麼多賺大錢的機會，誰不往你義烏這塊風水寶地鑽？可苦了的正是義烏人。但埋怨沒有用，擔心倒髒水連孩子一同潑出去也不是辦法。義烏人從1991年開始，工商部門連續5年甩了“四把斧子”，那聽起來真是有點驚心動魄：頭一把斧子是對所有名優產品的銷售攤位實行“定點定攤、亮牌經營”，就是說，你對自己銷的名牌產品除了要有廠家的代理代銷證明外，你自己必須對銷出去的商品敢拍胸脯，出了問題，不僅要加倍賠償，還要在全市場列名張榜，使你不得再在有大錢可賺的義烏市場裡設店擺攤。第二斧子更絕：來檢舉查證的不光是工商管理部門和廣大消費者，而是請生產廠家派專人來監督查詢。說到底，最恨假冒偽劣產品的還是廠家，請廠家派人到市場來監督不就等於耗子洞前養了一隻貓，誰還敢輕舉妄動？第三、第四斧子屬於高明辦法：義烏主動投入大量財力物力，定期承辦名優新產品博覽會；與各名牌企業建立聯絡機制，在商城特設名優產品展示櫃等。如此連揮大斧，那些企圖混水摸魚者再不能隨隨便便在市場內興風作浪。幾年下來，義烏市場不說一片淨土，卻也差不多清澈見底。你今天到市場裡走一走，再抬頭看一看街頭路旁鋪天蓋地又醒目多彩的大廣告牌，就知道現在國內多少名牌產品的廠家已經在義烏立足了。有位上海國有大企業的老闆，前幾年聽人傳言義烏市場的假冒偽劣產品如何如何之多，去年他親自前往考察了一趟，大呼不該輕信別人的偏見之言。當年，他的企業產品大舉進入義烏市場，別人問他收益怎樣，那老闆笑著只說了一句話：“誰要是失去了義烏市場，誰就是最大的損失！” 第二件事是我在商場內碰到了一個不能不寫的人物。 他叫黃昌桂，是義烏市場的派出所所長。黃昌桂的名聲在幾萬人的義烏經營大軍中非常顯赫。從80年代初起，隨著義烏市場的快速發展，這塊生錢的寶地也成了各路不法分子競相顯身手的場所。國內某一市場，曾經由於法治不力，盜賊雲集又猖狂，結果好端端的一個市場最後誰都不敢去了。你想，商客們外出辛辛苦苦做生意求的啥？當然是錢財，但錢財又怎能與性命相比？義烏市場不是沒有出現過令經商者心驚肉跳的事，眼下仍時有出現。然而那些膽大妄為的盜賊與歹徒一旦領教黃昌桂的鐵臂火眼後，就再不敢輕舉妄動了。黃昌桂聽說我也是軍人出身，便格外高興地聊起他和同事們的事。他說組織上把他放在商場這個特殊崗位，是因為他的“反扒”本領突出。 “可以不含糊地說，凡是想在我們義烏市場里幹偷偷摸摸的事，就別想吃好果子。”身材瘦小、面容清癯的黃昌桂一開口便讓我頗為吃驚。 “幾十萬平方米的大市場，每天流量就是十幾萬人，你有把握不漏過一個小偷？” “只要他敢在商場裡停留幾個小時，我就可以逮住他！” “真的？” “軍中無戲言。” 我看不出一副誠實可信的黃昌桂能有半個字是含水的。其實在採訪他之前就有人向我介紹，他是遠近聞名的“全國優秀民警”榮譽稱號獲得者，但這樣非常絕對的話出自一位對工作勤勤懇懇的老實人身上，則更讓我對他肅然起敬。看到不斷有人來找黃昌桂處理事情，我只好請他講些逮住盜賊的個別精彩“片段”：就說說去年破獲幾起摩托車大案吧。黃昌桂順嘴說道，你大概也看到了我們義烏市場外的摩托車群吧？咱這兒的經營者個人使用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摩托車，幾個市場門口的摩托車加起來足有近萬輛。盜賊早已看中了這塊“肥肉”。現在的犯罪分子信息快，技術高明，團伙作案居多。我們公安部門早已在前兩年就掌握了有幾個在其他地方囂張作案的犯罪分子揚言要“剷平”義烏市場。這些盜賊非同一般，都是偷、運、售一條龍作案的，而且出手快，遇到對手反擊殘忍。去年他們果然來了，看到義烏幾個市場外有那麼多停放著的摩托車，簡直要流口水。可他們打錯瞭如意算盤。我從“內線”得知他們流竄到這兒後，就及時帶領便衣小分隊在各個市場外巡邏。盜賊們大概看出門道，所以來義烏後的頭幾天裡都沒敢下手，後來他們改變了行竊地址和時間，專在晚上竄到居民小區探點。他們萬沒想到的是，其實我們一刻也沒有放過他們，國慶節前後的那兩個夜晚，這幫“黑手”以為該到下手的時候了，可他們哪想到黑手剛剛伸出，立即被我們生擒活捉。等候在火車站接應的那幾個銷贓的傢伙，還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已經被我們銬進了囚車。事後這幫橫行各地、屢屢作案的盜賊們沮喪地承認：他們曾多年走遍大江南北從未失手過，但卻弄不清為啥偏偏栽在義烏？我對他們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我說你們不是知道義烏的市場最能賺錢嗎，可你們忘了最賺錢的地方一定也是治安工作做得不同一般。 那幫盜賊聽後細細一想可不是這理？黃昌桂說，去年以來的半年中，義烏境內連續破獲了7個摩托車盜竊大案，其中經他之手破獲的就有3個，共逮捕17個犯罪分子。 “要讓市場欣欣向榮，就不能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黃昌桂說，這幾年來，在經商市場裡最多的犯罪行為是明目張膽地拎包和假裝談生意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