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二章五萬個老闆的戰場

商界的弄潮人永遠是那些執著的老闆們。常熟服裝城內從事經營的大大小小老闆在工商管理部門註冊的共有三萬多個，而要加上那些在外圍和不在管理部門註冊、卻常以市場為中心業務的固定經營者，就恐怕誰也說不清個準確數了。服裝城的“老工商”拍胸脯說：絕對不會少於五萬個！ 在一塊不到4平方公里的地界，聚集瞭如此眾多的商海戰將，足見這裡的“戰火”之激烈。 那是一種真正的戰鬥。 一種金錢與物質、智慧與戰術的戰鬥。 一種靈與肉、道德和非道德相交融的有序戰鬥。 所有的戰鬥集中了一個目標：賺錢。 所有的戰鬥體現了一種精神：自我價值的昇華與沈淪。 老彪其實並不老，只是因為他在近鄉遠鄰算得上個老闆，所以大家把他原來的大名“小彪”叫成了現在的老彪，以示對他的一份敬意。

三十來歲的老彪在常熟服裝城裡始終沒有註冊，因而他在市場上也始終沒有名分。但像他所採用的經商之道——“收網術”，卻是當地相當一批老闆普遍採用的一種戰術。老彪的全部經商家底是他的那輛摩托車，他的經商之道也是隨這輛摩托車走出來的。在采寫此文時有幾天我就住在老彪家旁，開始我並沒在意還有像他這樣的常熟小老闆存在，這完全得感謝他的那輛晝夜轟鳴的摩托車。當然，起初我十分地惱火那摩托車聲，原因是它總在我準備入睡的深夜十一二點和清晨四五點鐘時“噠噠噠”地響個沒完。如此幾天下來弄得我白天不能正常採訪，夜晚不能按時入眠，有一天半夜時我終於爬起來到老彪家問個是非因果。 “實在對不起，看把你折騰的。”老彪知道我的意思後很是抱歉道。然而他告訴我，他的生意必須在這兩個時辰做，否則就不成。經他一介紹，我終於明白了這位老闆賺錢的全部秘密。

老彪本人對服裝是個門外漢，而他的服裝生意開始，則是有人讓他“順便”往常熟城裡的那個市場裡帶幾件幾包衣服，這樣一次兩次給“順便”捎出來的。帶的趟數多了，鄰居們不好意思了便給老彪3塊5塊10塊8塊錢的。後來老彪想，既然這“順便”也能“帶”出生意，何必不來個乾脆。專門像打魚收網似的，幫有織機的各家各戶，把已做好的服裝成品送到市場去賣呢？這一干脆，他的生意還真做成做長了。 常熟的廣大農村過去幾乎家家有紡線織衣的機子，但並不是家家都有人又有時間到市場去買賣成品。這就必須有專人幫助他們把每天生產出來的衣服，拿到市場上迅速換回利潤——即使最笨最小本經營的生意人，也知道盡快把成品換回現鈔是一種最有效的賺錢方式。老彪正是適合了這種需要才把生意做成做長了的。

一台織機一般一天能織成二十來件衣服，這二十來件衣服由一個人做，其工時大約得十五六個小時，也就是說從早晨6點幹起，得到晚上10點做完，也就是說在每天剛剛把衣服做完時把成品送出去，能最有效地賺錢。老彪正是每天在此時此刻，騎上摩托車去做完衣服的各家各戶收成品，所以他的生意有了最基本也是最活躍的源頭。那些做衣服的人能在最快的時間裡，看到自己由勞動到貨幣之間最短的交換過程。雖然這時的勞動價值可能比自己直接將衣服成品拿到市場賣掉要少賺些錢，但他們也願意眼前的這種交易，因為它來得快速、簡單、不受騙、不耽時。而老彪這樣的老闆也正是依靠這個時間，能以最低的價格拿到貨物。每天這時，老彪開著摩托車飛馳在鄉村巷間，以最快的速度將各家各戶的衣服成品像收網似的收到自己家中，第二天一早，他又開著摩托車直飛常熟城內的大市場，賣給那些有攤位有門市部的老闆們。當晚，老彪又用早晨賺來的錢去各家各戶“收網”……如此循環往復，老彪口袋裡的錢也跟著鼓了起來。農忙，當農家人暫時放下織機下地收割時，老彪的摩托車還是不閒著，他開始去販賣各種農副產品，所採取的還是“收網術”。

像老彪這樣的小老闆在常熟鄉間田頭數以萬計，雖然他們並不是常熟服裝城內真正意義上的老闆，卻是常熟服裝市場的一道獨特風景線。他們的存在為常熟廣大農村那全民性的服裝加工業與市場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 坤師原來是位頗有小名氣的木匠，後來受蓬蓬勃勃的服裝生意誘惑，而搞起新行當來的。比起老彪那樣的小老闆，坤師一起步的實力就充滿了經商味道。 他直接進原料，然後根據市場發展趨勢決定一種或數種服裝款式，將原料分發到那些沒有實力直接進料、卻願意穩當賺些加工費並自願與他長期合作的各加工者手中，各加工者只完成一件服裝的成品或半成品加工，然後一天或兩天或再稍長些時間將成品半成品送回到他家，由坤師再在自己家完成全部加工工序後分批發往市場。某一種款式好時，某一個季節的生意旺時，坤師便把他的“網”撒得大些，某種款式、某個季節生意不好時他便把“網”口撒得小些，這撒“網”的過程便是坤師賺錢的過程，而撒“網”的大與小，決定著他賺錢的多與少。

較之老彪的那種“收網術”，坤師的“撒網術”所產生的效益要好幾倍甚至幾十倍，當然其風險也同樣要大幾倍甚至幾十倍。在坤師的“撒網”過程中，其加工者和在市場上那些將服裝賣給消費者的銷售者是不冒風險的——因為加工者在坤師尚未完成“撒網”時便早已拿到了應得的加工費，而那些市場銷售者如果發現坤師的產品在市場上不好銷時，就不會再要他的貨了。幹坤師式的“撒網術”必須具有市場的正確判斷力和應變能力，否則將可能撒一次網而破了一輩子的家產。我問過已有七八年經營服裝生意的坤師是否也有過失敗史時，他極為坦誠而平靜地回答不止一兩次，即便是現在仍然難免。 “要不為什麼說商場就是戰場，要不為什麼不是所有的人像我一樣玩'撒網術'？”坤師如是說。

但我看到的坤師卻明顯是位商界的“撒網”高手。他家那座氣派非凡的三層樓宇和他在當地所享有的聲譽，足以證明這一點。 他告訴我，他現在的“撒網”已非小打小鬧了，那沒勁。他現在撒“網”一般都是按一個季節撒一次，而每一次的投入也常常在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當然賺錢的絕對值也在相應上升。 坤師這樣的“撒網”高手，使常熟服裝界有了一批高明的生產經營者，然而這樣的“撒網”者在常熟服裝市場上，仍然是打外圍的中小老闆而已。 當她默默走到你面前時，你或許永遠不會相信這是個擁有千萬元資產的“大財主”。是的，她普通得像在常熟城裡每一條大街小巷隨處都可以見到的那種上了年歲的老婦人形象。但你不得不承認，她是那個聞名天下的常熟服裝城內有名的大老闆。

已過花甲之年的黃希芝，現在是市政協委員、市工商聯常委和常熟招商場商會會長。她的“翔祥公司”與她的名字一樣在常熟服裝城內頗有影響。我是先採訪黃希芝而後知她的“翔祥公司”的。在採訪完她本人的第三天，我正好在服裝城內現場觀摩，卻無意被黃希芝的那個“翔祥公司”所吸引。這倒並非因為她的公司有什麼特別的氣派，而是我一路發現有好幾處是她公司的招牌。那其中有服裝門市的、有飯店的、有旅社的……這一發現使我徹底相信了黃希芝這位極普通的常熟“老阿婆”，絕對是個“千萬元戶”。有人告訴我，她現在就是坐著不動腦筋每年也能有幾十萬、上百萬的穩定收入。 早在常熟服裝商城還僅是個大棚棚的時候，黃希芝就已有先見之明，與當時的市場場部簽下了代建合同，出資兩萬元自建了一個服裝輔料專營店，成為商城內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她的這一吃可就吃出了味。需要說明的是，雖然現在常熟服裝城內最值錢也來得最快的是攤位及門市的地盤，但黃希芝的“地盤術”卻並非靠倒騰地盤發財。她的“地盤術”是完全靠自己的實力和在別人誰都不敢時，就能審時度勢地把握機會。她先是開門市搞服裝輔料專營，後來常熟火爆了，她就直接與名牌產品的廠家聯營搞服裝銷售。之後常熟市場的規模大了，她就開始佔據好市口，經營起飯館等服務行業的生意來。如今，黃希芝的“翔祥公司”已在服裝城內有十幾個經營點，共計1000多平方米的營業面積，在寸土寸金的商城內她不戰也能獲勝。

黃希芝的好名聲不僅在她善於把握機會佔據有利地盤，更難得的是她有顆慈祥的“阿姨”心。十餘年間，在她手下曾經當過“伙計”的張水琴、龔雪蓮、守青華等二十來位年輕人，如今都是服裝城內的經營好手，這些人的經營之道差不多都是黃希芝手把手教出來的。有時候這些新手獨掌門面後，在資金、經驗不足和碰到難處時，她們的黃阿姨總是傾心相助，甚至不惜將自己的“黃金”地盤讓出為其所用。身為服裝城的個體經營者領頭人的她，這些年為地方公益事業所作的貢獻更是數不勝數…… 當我問起這位馳騁商界的女強人，為什麼有那麼敏銳的商業地盤意識和慈母般的善心時，大老闆黃希芝竟然掉起了眼淚…… 她說她在共和國成立前夕曾經是位軍人，那時她才15歲，是個很富有浪漫色彩的少女。蘇州女中畢業後正值人民解放軍南下，她瞞著父母偷偷跑到華東軍政大學報名參了軍，後因軍隊考慮她是父母的獨生女兒將她的工作關係轉到了地方政府，成了當時常熟市政府機關的一名年輕幹部。 1958年，一件不經意的生活瑣事鑄就了黃希芝後來曲折的一生。她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家庭幸福，更失去了美好的青春理想。後來她一病就是好多年，在這其間她結識了遠在新疆支邊的老陳並與之結合。 1979年，已過不惑之年的黃希芝有了第一個孩子，但小孩才幾個月，她卻身患癌症動了大手術。生活真像一杯無底的苦水，手術剛出院的黃希芝就不得不一邊為了兒子能有口奶水喝，一邊讓正在新疆辦回內地手續的丈夫安心而上街頭擺攤。可在那時，街頭擺攤仍被視為是“投機倒把”行為而被列入打擊範圍。無奈的黃希芝每天只得肩背兒子手提貨籃，忽而在碼頭忽而在車站，整個兒似“流竄犯”一般地被東趕西驅地度著艱難歲月。城里呆不下去她就跑到鄉下，可鄉下還是沒有她的立足之地。於是她只得長途跋涉幾十里跑到別的地方擺攤，而在他鄉異地的遭遇就更是苦不堪言。所以，當1985年常熟招商場一開張，飽嚐無地擺攤之苦的黃希芝，憑著自己的經商經驗和久積的那份期待，傾囊兩萬元，把自己用汗水和淚水凝結成的辛苦錢，全部用在了買地盤上。而這一招，黃希芝也真走對了，並且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後半生。從1985年第一批進市場到今天的十來年時間，她不僅成了擁有千餘萬元資產、年收入穩定在百萬元的大財主，而且又是常熟服裝市場上一名深得管理部門、同行老闆和廣大客戶愛戴的“好阿姨”。

這位老闆眼下生意做得正“火”，再加上用他自己的話講：他現在玩的一套經商術就夾著那麼一張紙，捅穿了戲就不好唱了，所以他再三希望我不要露了他真名，故此處我只好以老K來代替他的大名。 老K說他十分後悔當初沒聽人勸，到服裝城裡租下那麼幾個好市口的門市部，所以現在他在常熟市面上沒啥值得叫人一瞅就很氣派的牌子。 “但我絕不比別人少賺錢。”從小愛好武術的他說起來總帶幾分武行話，“中國的武術像趙長軍他們善用棍棒稱雄天下，可日本人玩空手道也照樣能讓世人叫絕。雖說我在常熟服裝城內的市場比別人少了幾塊用武之地，然而我看準常熟這塊地面上有成百上千的鄉鎮服裝企業，於是從1991年開始我就專門給外地來常熟的那些急於要貨的客商牽線搭橋，結果發現此處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哈，賺了。老K得意地如此對我說。 他確實賺了，他領我到他的“寒室”參觀，一套近200平方米麵積的居室內，地面用的全是高級大理石，浴室和廚房用具均是意大利進口貨……老K說他鄉下宅基上的那套房比城裡這套多花了至少3倍的錢。老K將我叫進他那富麗堂皇的客廳，說還是談談生意經吧，你們作家不是就喜歡“細節”嗎？他說其實他的“細節”並不復雜，只要廣結朋友，耳聽八方，雙腿勤跑，就能賺錢。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個本子，那上面密密麻麻地記了無數個人名、廠名和貨名、價碼等等。老K指點道，說穿了他是靠“信息”吃飯。比如某鄉鎮企業的服裝廠有那麼幾千套衣服壓著，一下出不了手而又急著盤活資金，這時老K得知此批貨後，馬上打開他的“信息庫”一查，結果可能就會發現某地市場正需要這樣的貨，於是一個電話過去，對方說我要而且全要，一筆生意就這麼做成了。老K不僅從中得了一筆可觀的差額收入，而且賣主買主雙雙還向他道謝，因為在他們看來，老K是在為他們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朋友就這麼交上了，下次有貨必定先想著老K。這時的老K不僅嘴裡朝他的朋友連連飄出“OK！OK！”，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口袋裡也早OK了。 當然，老K的“OK”並不是所有都那麼簡單容易。有一回，某廠說有5000件夾克要趕在春節前出手，否則準砸在庫裡，故請老K幫忙。 “老關係”的事能袖手不管嗎？於是老K胸脯一拍說這5000件我老K全包了，因為前幾日寧夏有個百貨店正巧曾問過他有沒有夾克。誰知這時寧夏的那個老兄出差到了哈爾濱。這可急死了老K，幾十萬元的貨如果不在春節前弄出去可就全砸在自己手裡了。電話打了一宿還沒找到人，老K不得不連夜直飛哈爾濱。到哈爾濱後卻又得知寧夏那老兄回山東老家準備過節去了。等到老K追到山東再回頭從常熟把5000件夾克發出，千家萬戶喜度除夕之夜時，老K正一聲高一聲低地哼哼唧唧著被家人抬向醫院…… 談起此事時，老K仍是十分瀟灑地說道：“賺錢沒有不苦的，但比起苦來，賺錢的樂趣要更多些。” 這大概是所有老闆們的共識。 老K說，現在他已是“搭橋專家”了，像“夾克事件”一類的風險已很少再出現，當然難免還可能出現“風衣事件”、“西服事件”……做生意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吃一塹，長一智，經商就像打仗，越打越精，越打越高明。而今常熟服裝商城裡從事“搭橋”生意的中介式老闆很有一批，他們每天活躍在常熟的鄉間和城內，進行著一樁又一樁的買賣，在裝滿自己腰包的同時也幫助那些企業盤活了資金，銷出了積壓產品。隨著生意的不斷擴大，這些人也把“橋”搭到了附近地區的廣大城鄉，而常熟市場則永遠是他們賴以賺錢的中心，因為常熟市場本身就是服裝交易的最大信息場所，像老K他們之所以能賺錢靠的就是信息，玩的也是信息。 信息，對一切生意人來說都是生死攸關。 到年年可買“大林肯” 6年前，徐琴梅聽說常熟辦了個服裝招商場，於是便搭長途汽車從蘇州到了常熟。這趟路一點也不長，只幾十分鐘時間，但徐琴梅覺得像是蝸牛爬山一樣慢。 “師傅，儂能不能再快點好哦，這車格慢呀？” “要快，儂就坐小轎車呀！” “儂個人哪這樣講話呀？” “哪講？勿這樣講還就要我開林肯小轎車送著儂講？” “儂……” “哈哈哈……” 俗話說聽蘇州人吵架相罵就像是聽一場好戲一樣舒服，可這頭回上常熟做生意卻把徐琴梅給氣慘了。她原本是聽說凡到常熟做服裝生意的人都發了財，而自己眼巴巴瞅著還在路上，悠悠晃晃心裡著急，誰知這汽車師傅更給她火上澆油。當時徐琴梅的眼淚就在眼眶裡轉悠。打這她發誓有一天一定要自己買輛“林肯”，而且還一定要開在蘇州到常熟這條公路上。 沒幾年，徐琴梅的願望實現了，現在她每次從常熟回蘇州開的都是她那輛嶄新的大“林肯”。 當我聽說這一傳奇後，在採訪她時坐在旁邊的服裝城“個協會長”老蔡說，徐老闆開“林肯”已不是啥新聞，可以做新聞的是她從一塊八毛錢開始滾雪球，滾到現在在咱常熟做生意，年年可以買輛大“林肯”。對此，徐琴梅只淡淡一笑，她用十分好聽的蘇州話說道：“這得謝謝你們建了個常熟市場。” 後來我了解到，徐琴梅這位共和國同齡人，曾有過一段相當艱辛的歲月，而她如今能在常熟的短短五六年間成為“千萬富翁”，則與她在那段艱辛歲月中“滾雪球”式的辛勤拼搏，有著直接關係。 1969年，剛滿20歲的徐琴梅，像許多城市知青一樣加入了“上山下鄉”的時代大潮，下放到蘇北一個窮得黃土里水都不出一滴的地方。這位本來就弱不禁風的姑蘇姑娘，因一連43天沒沾上一滴油腥而患了嚴重的“營養不良症”。無奈她只得回城長期病休。可家境不好的她為了生存只得一邊養病一邊開始琢磨起如何自己養活自己。找工作，沒人要。頂班，不夠條件。走投無路的徐琴梅便只好撕破姑娘家羞澀的臉皮，掏出積攢的僅一塊八毛錢做起了小生意。這或許是常熟服裝城內3萬多老闆中起家最可憐的一個了。 一塊八毛錢能做什麼呢？徐琴梅左想右想，後來看到地攤上有人賣山芋年糕皮成本很低，於是她拿一塊八毛錢從別人手裡進了一些山芋年糕皮，又“借”來弟弟的一個用完了的作業本，將山芋年糕皮包成一個個小三角包，上街頭兩分錢一包地做起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生意。結果生意不錯，200個小包全部脫手，一共賣了4塊錢，比成本翻了一倍多。徐琴梅好不高興，隨即她又用這4塊錢重新買回山芋年糕皮，又一小包一小包地疊成小三角包，第二天再到街頭用舊報紙往地上一鋪便吆喝起“又便宜又好吃的山芋年糕皮喲……”。後來，有人告訴徐琴梅說賣“五香豆”更有賺頭。於是她把賣“山芋年糕皮”賺來的錢全部投到了賣“五香豆”上。這“五香豆”是蘇州的特產，外地人很愛吃。徐琴梅就上火車站去賣，結果那裡面有“市管會”的人盯著，小販一出現就有人出來逮。好幾次徐琴梅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和物全部被充公，如果想逃避充公就必須學會兔子一樣的本領，那陣子年紀輕輕的徐琴梅就是成天過著野兔一樣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子。儘管如此，她畢竟有了可以自己養活自己的微薄收入。 1979年，她辦了回城手續進了工廠。全國上下的改革開放之風使徐琴梅又重新復活了做生意的心，她算了一筆賬：自己在廠裡一個月才掙那麼30多元錢，還不如過去在街頭賣一天“五香豆”得的多。政策也允許做買賣了，我幹嗎不干個徹底？想通後她就從工廠跳了出來，把過去積攢的本錢拿出來在蘇州觀前街租了個小百貨店。生意做得還算可以，然而這畢竟是“水盆裡游泳”，沒大出息。就在這時候離蘇州僅幾十里的常熟服裝市場辦得越來越紅火。有人告訴徐琴梅說在常熟一年可以頂上蘇州生意10年！做生意講的就是賺錢，如此誘惑誰不動心？ 徐琴梅就是這樣來到了常熟。她開始出錢租了一個門市，頭年就賺了輛大“林肯”的錢。之後她又在大“林肯”之上滾雪球，由一個門市發展到2個、4個、8個、16個……現在她在常熟服裝城內共有攤位、門市300多個！先不說一個攤位、門市一年能產生多少利潤，單就她這300多個攤位、門市如果按目前常熟服裝城內最低行情每個10萬元倒出手，徐琴梅她坐地就可以白撿幾千萬！ “才不，我到常熟市場算晚的了，至少再乾它十年八年呢！”苦盡甘來的徐琴梅深諳經商之道，她說她不會輕易放棄常熟這塊生財福地。 他是和大名鼎鼎的徐琴梅老闆一起來我住處接受采訪的，但相比之下他這個“千萬富翁”的風度要差得多。高保忠自己也笑了，說你看我哪像個老闆，倒蠻像個癟三。 不過你千萬別小看了這些其貌不揚者，他們玩起真的來可叫你上天，也可叫你入地。前年廣州有位自稱是個服裝界“跨江過海”的高手，聽人說常熟有一批“土包子”出身的老闆玩起“秘密絕招”來，攪得服裝市場上那些名家高手稀里嘩啦地直洩水，他偏不信，於是攜巨款來到常熟發誓要跟“土包子”老闆們玩一把。外行興許不知，隨著社會的發展，服裝界的激烈競爭已呈全球化，並且自80年代以來這種競爭日趨白熱化。而在這樣的激烈競爭中最集中和最突出的便是服裝款式的競爭。新潮的、適時的和超越於人類思維想像的服式，可以一夜之間在服裝界稱雄天下，相反那些不合時勢、沒有個性又遠離生活現實的服式，則可能使你從此在服裝界失去立足之地。在物質生活越來越豐富的中國，當你走進今天的大大小小商場就明顯感到，服裝界正在刮著的競爭烈焰是那樣地熱烘烘。那位廣東佬自恃對中外服裝的走勢特別是對南方服裝深諳的獨特優勢，到常熟後並沒有真正研究當地市場的特有的規律，一出手就推出了10萬件毛滌女式套裝並想以此在常熟市場上一展威風。不料當地“土包子”老闆們對他的“毛滌女套裝旋風”反應十分地冷淡，我行我素地推出了一種叫做“裡根衫”的新款式，這種名曰“裡根衫”的男式便服，是一位當地農民老闆從電視裡看到美國里根總統穿的休閒服，而自行設計自行命名的一種大眾服。結果別說那個廣東佬就連常熟老闆自己也沒想到，當“裡根衫”一推出，整個常熟服裝市場火爆起來，出現了誰賣“裡根衫”誰就有客戶，誰就賺大錢；誰不賣“裡根衫”誰就沒有客戶，誰就賠大錢的局面。 “裡根衫”後來不僅風靡整個中國服裝市場，而且一直影響到西歐和美國本土。這一年，那些經營“裡根衫”的常熟“土包子”老闆們全發了財，而那個廣東佬的毛滌女式套裝則差不離全砸在手裡。據說後來這位廣東高手再也沒有在常熟地盤上露過面，只聽人說臨走時他扔下這樣一句話，說沒法跟常熟老闆交戰，他們玩的那套全無規則。這位廣東老兄其實只說對了一半，還有一半他是說歪了，那就是常熟人玩的服裝產銷術並非無規則。從表面上看，那些“土包子”老闆設計出的產品，確切地說是那些服式既不全新又非特別，既非貌似高檔又非土得一塌糊塗。然而就是這樣的服式，每年總十分地走俏常熟市場，當然也同樣走俏全國市場。 問起這其中的奧秘，整個兒“農民臉”的高保忠老闆告訴我說：常熟服裝市場之所以能有今天，之所以能全國九十九個市場垮台而它不垮，之所以我們常熟農民能在服裝界打天下，就因為我們這兒的服裝從款式到價格，都完全是面向12億廣大中國人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情與銷售趨向。中國大多數人現在還不富，或者說剛剛開始在富，且中國10個人中有9個是農民，所剩那一個的階層中也十有七八是“發展中國家”。所以誰的立足點放在上面的這些消費對像上，誰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好聰明好精明的常熟人！ 然而，這並非他們在服裝界取勝的全部秘密。他們的秘密除了上面所說的在選擇服裝方向上對頭外，還在於他們中間一些高手在戰術上十分注意使用“秘密”。 高保忠是其中的一位精於此道的能手。 在我採訪他時，一同約來的徐琴梅見了高保忠，就有些坐不住地向他探起“軍情”來。 “不管哪能講，儂得給我點貨。”想不到堂堂徐老闆竟用如此乞求的口氣向她的同行要貨。可徐倒很不在乎地對我說：“這沒啥丟份的，在常熟市場上搞服裝的高手不是一個兩個，像我是以門市為中心的銷售，這就得動腦子進準貨，進市場對路的暢銷貨，否則就要吃大虧。像高老闆他們每年都能推出些產銷對路的新款式，常常影響整個季節的服裝市場。所以他們這些人才'激滾'（注：當地方言，厲害的意思），他們是我們的老大喲！” 徐老闆軟磨硬泡了很長時間，可高保忠始終沒有鬆口。後來就我們倆人時，我問高保忠幹嗎不給同行一點面子？他堅定地說：“絕對不能，我寧可送她幾萬塊錢，可就是不能提前把我要向市場推出的'秘密武器'先透給她。若我真那樣做了，她倒合適了，而我就可能傾家蕩產。”“有這麼嚴重？”我說。高老闆說：“你想，我每搞一個產銷對路的新款式，從開始偵察市場、研究行情到設計出來——設計還都是請像上海紡織大學裡的專家，這就得一筆不小的開支，這段工作主要是時間花得多。接下來便是大投入，從購原料到出樣品，再大批量生產，這就海了去了。你不知道，現在在咱常熟市場內和市場外，至少有幾萬個專門靠跟市場走勢吃飯的中小老闆，他們一般在淡季就去做別的什麼買賣，從不像我們這些專業搞服裝的人整天跑啊看啊，瞅眼下服裝到底咋走向，下步自己又咋辦等等，一年到頭乾不完的事。他們就不一樣，他們平時養足精神，一到賣服裝的季節到來時，便開始活躍起來，整天在市場裡轉悠，只要看到誰的衣服好賣，他馬上就盯住不放，出幾塊幾十塊錢買你一件，然而不出三兩天跟你一模一樣的服裝就出來了，而且價格要比你便宜，數量也要比你多幾十倍甚至幾百幾千倍。到那個時候他們這些人用你設計出的新產品賺了大錢，而你自己辛辛苦苦一場最後只能死在那裡……” 原來如此。我又一次聞到了商場就是戰場的血腥味。高保忠告訴我，在服裝界玩“秘密武器”這一手不是所有人都能幹得了的，首先得大筆本錢，其次得有高超、準確的市場觀察力和非同一般水平的超前意識。沒有本錢是乾不了大買賣的，但有了本錢也並不一定就能干成干好，如果你對市場的走勢判斷稍有失誤，就會釀成大災。 既然市場如此復雜與殘酷，又要求如此高深的學問和市場洞察力，我不得不對像高保忠這樣的“土包子”，能否真做的同他說的一樣，多少產生了些疑問。這位自稱“不像老闆像癟三”的農民大概看出了我臉上的疑慮，便狡黠地一笑說：“你反正不是玩服裝生意的，我可以放開膽子給你講講。”他說他這不是貶那些專家，因為學校、研究所裡的那些專家可能能設計一流的款式、一流的產品，但他們的一流款式、一流產品卻常常不能推到市場，或者說不能及時地推到市場上去。 “而我就不一樣了，我研究出一個新款式、新產品先是請專家論證把關，這就保證了款式和產品一定的水準，然後我就可以一個人說了算，啥時將新款式、新產品推到市場我們就啥時行動。比如我在今年秋季要推出的又一個'秘密武器'，先說它的原料構成就花費了我近半年的市場調查，之後是做出樣品和請上海等地幾個院校的專家把關，這前後又得花近3個月時間。現在我已經開始批量生產，在季節到來之前的10天左右，得投入幾百萬元的資金。你說投多了不怕風險？風險當然是難免的，可我的'秘密武器'也不是狗皮膏藥呀。這幾百萬元的貨向市場推出大約兩個月左右周轉期，這樣別人即使想學也不會影響我的市場銷售。因為我的'秘密武器'單原料這一道有人要想學得一模一樣，就得花3個月時間完成配料工序。剛才我講過我的貨全部到市場後周轉期是兩個月，這兩個月中如果出些毛病耽擱些時間也無妨大局，等那些'學派'學成後趕上來時，我的貨就差不多全脫手了。這時候倘若市場還行，我就可以作第二個週期的運作。如果不行，我即刻收兵。這樣一旦風雲突變，失敗的肯定不是我。” “高，你實在是高。”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但有一個結我始終解不開，於是又問他：“你這一套本領是怎樣學出來的呢？老闆，這大概不會又是'秘密武器'吧？” 我看到他第一次有些不好意思。高保忠頓了頓，說：“其實瞎浪費你時間。我土農民一個，雖然現在口袋裡錢不少，但還不是在常熟這塊地盤上轉悠嗎？！如果說現在我在做服裝生意上能摸出些道道來，這跟以前我做了好幾年'雞蛋換皮蛋'有關。” 這倒是個有趣的細節。 高保忠告訴我，他當年干起“雞蛋換皮蛋”的買賣，完全是出於生活所迫。他高保忠1964年就進了廠，可以算中國最早的一批鄉鎮企業工人了。那時進鄉鎮辦的廠與當農民沒啥兩樣，都是拿工分吃飯。因為油水太少，所以高保忠就利用上下班時間幹起了當地鄉村最簡單也總有些保障的小生意——雞蛋換皮蛋。這活用不著多少技術，3歲的小孩也能在10分鐘內學得會。一個雞蛋換一個皮蛋別人是一分五，他高保忠只收一分錢。生意雖說小了一點，但每天還總能比廠裡別的職工口袋裡多出幾角活泛錢。這個過程雖然高保忠也沒有發什麼大財，但他卻從“雞蛋換皮蛋”這簡單的經營操作中，獲得了一份極為可貴的收穫。即物與物之間的交換，既可以獲得財富和精神上兩種滿足，還可能改變一個人一輩子的命運。打這以後高保忠就在工作之餘，完全把自己置身於這種“物與物之間交換”的快感之中。有一次廠裡因需處理一批積壓紡織成品，派高保忠到武漢跑跑，結果還真給跑成了，廠裡積壓的那些貨全給賣掉了，為此高保忠還受到領導的一番表揚。此次武漢之行使高保忠對“物與物之間交換”的認識有了一個質的飛躍，那就是乾10年100年的“雞蛋換皮蛋”，可能不如一次像他武漢之行所做的事。 “哇，物與物之間的交換簡直像一個魔方，那裡面巨大而又無邊無際，神奇而又多彩……”此時的高保忠連做夢都在瞅機會玩它一次，不，應該是十次、百次、千次的像武漢之行那類大的“物與物之間交換”的買賣。機會終於來了。 1985年8月，高保忠聽說常熟城內的汽車站旁邊建了個允許私人做買賣的市場，二話沒說，他讓自己的妻子和妻弟進了市場。當時反正佔攤位不要錢，他高保忠讓妻子一下佔了4個位置。精明的高保忠就到這個時候他都沒辭掉工廠的那份工作，他當時的理論是：“一工一農，一世不空。”但到了這年年底，高保忠再也呆不住了。妻子在常熟商場裡一天下來的生意，要比他工廠一年干的還要多幾倍！高保忠一拍大腿，對妻子說：機會到了，該放開手乾了。這回他徹底跟工廠再見了，連那個背了十幾年的“雞蛋換皮蛋”的木架架也一起扔了。好哇，進常熟服裝市場後的高保忠簡直不相信這世上“物與物之間交換”一旦進了市場後就像發了瘋似的出現奇蹟。過去他連想都不敢想的錢一天天成倍地湧進自己口袋。他發現，他的攤上放什麼就能賣什麼，放多少就能賣掉多少。後來生意越來越好，大量的批發業務需要做，他乾脆把攤位轉手賣掉了，一下賺進50多萬元。資本大了後，高保忠就開始自己辦廠，直接生產服裝，又直接銷售服裝，這種把原料成品加工與市場銷售連成一體所產生的效益，又比單一批發銷售要大出好幾倍。到這時的高保忠已是個名副其實的大老闆了，但大老闆也有大老闆的苦處，那就是他每次按市場上好銷的產品走，總感到很被動，弄不好就可能虧在裡面。這就促使他獨立搞新產品的研發。可這也出現許多麻煩，你費盡心思好不容易搞出個新產品，剛投到市場沒出幾天別人就鋪天蓋地地搶了你的生意。如此過程，逼得高保忠不得不開始研究起“秘密武器”來…… “進入規模生產和經營後，注意產品的保密性是市場經濟中的一條取勝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高保忠今天頗有經驗地說。現在，這位“雞蛋換皮蛋”出道的服裝商，不僅擁有自己的多家工廠，而且還有自己的旅店、自己的車隊，光在常熟城裡他的私宅就有3處。 沒想到在常熟能見到聞名江蘇常熟的“中國服裝城”和浙江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的“批發大王”黃允岳先生。 黃允岳告訴我，目前在常熟服裝市場上做生意的老闆中，浙江人佔絕對多數，約佔總人數的50％以上，而本地的常熟老闆只佔30％左右，其他外鄉人約及20％。浙江人會做生意聞名全國，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浙江人，這幾乎是一條不變的真理。 他黃允岳，是一位地道的農民，但又同時是一位精明的經營大師。對我的採訪，他極為坦誠地端出了他在江浙兩大市場發蹟的過程。 “我在部隊當了6年兵，1975年回鄉進鄉辦企業。後來廠裡生產不好便出來學溫州人賣補鞋機。一台補鞋機成本50元，背到長春每台賣到150元。我們一次背五六台，除去路途花費還能賺100多元，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錢可就不算少了。我們義烏比不上常熟那麼自古富有，義烏是山區，過去窮得很。可地窮咱義烏的人誌不窮，在咱老家傳統的'敲糖換雞毛'買賣，就像常熟這兒的'雞蛋換皮蛋'一樣自古時興。'文革'結束後，我們那兒就有了做起小買賣的小自由市場。我家就在那小市場的旁邊，便開始學著人家的樣子提著籃子販賣一些小百貨。可義烏地盤小又窮得掘地三尺也未必見著點油水，於是我帶著鄉親跑到上海。起初大夥連家門都不敢離開，我當過兵，大小見過些世面。在上海我們到百貨店批發，可人家不批我們，那時我們是私有，人家國營商店當然不敢同我們做直接批發賣買。後來有師傅問你們義烏有沒有什麼土特產？上海人愛土特產就像我們義烏人愛吃'敲敲糖'一樣。我趕緊說有，我們那兒雞蛋特多。上海師傅說好啊，你弄點雞蛋來我就批你些小百貨。我說行。他眼睛一瞇，又笑笑說你那雞蛋多少錢一斤呀？我一猜他啥意思，便趕忙說一分一個。那師傅一聽眼珠都快瞪出來了，說便宜呀！我心想當然便宜嘍，三分錢一個我說成一分錢一個還能不便宜嗎？其實在上海當時你三分錢一個雞蛋賣給他也已經是很實惠了。為了打開生意門，我知道必須有所虧方能有所賺。跟上海人的批發生意就是這樣做開的。我們把低於上海市面價的上海貨拿回家再批發出去，專吃這中間的差價。後來我發現上海的貨大多數又不是上海出的，無論是服裝還是小百貨，很多是蘇南的一些廠家產的。這就引發了我一個思路：何不到出產的廠家去批發？那兒肯定更便宜。於是我瞅准在咱義烏生意看好的鈕扣，並尋找到了它的產地常州市。到常州後我才發現自己簡直像掉進了錢坑里。一進常州鈕扣廠，當我說明來意時廠長像見了救星似的摟著我，說你要多少貨我就給你多少。原來他的廠裡正積壓了幾百噸鈕扣發大愁呢！看廠長這麼高興，我心裡也有了底。於是便同他講起價了，他原來的出廠價是四塊錢一斤，我說你得三塊錢一斤賣我。三塊一斤太低了吧，看他有些心疼，我說那就三塊二一斤。廠長咬咬牙，一揮手，說就三塊二一斤，但你得全拿走。我心里高興得就差沒叫出來，說行，我保證半月之內把貨全部拿走。當下我向他們付了2000元，背回了50斤鈕扣。太重，只能背那麼多。一路上我想：常州有那麼多鈕扣，我一個人幹不知來回這樣要背到何年何月？不行，得讓隊里人一起出來像我一樣背。回義烏後，我跟隊上的鄉親們一說，瞧他們竟個個搖頭。我問為啥有錢不想掙？他們沖我說，沒本錢，所以沒法跟你到常州去。我說要不了多少本錢，每人有300元就可以了。這樣他們才跟我一起上了常州。就這樣，我帶著一個開始是十幾人後來是幾十人的'鈕扣運輸隊伍'，每3天一次地往返於常州與義烏之間……義烏後來形成的'鈕扣市場'就是靠我們這些人'背'出來的。 “1985年，我在繼續'背'鈕扣過程中得知常熟搞了個服裝市場，而且在很短時間內就火了起來。與義烏相比，我覺得常熟的優勢要大多了，雖然常熟也沒有鐵路，但它與上海、無錫、蘇州都十分近，陸路水路又都很方便，且此處本是富庶之地，一定比我們浙江的義烏、溫州市場有前途得多。事實後來證明了我當時的判斷，常熟市場確實潛力非同一般。剛來時這兒連攤位基本都是不要租金的，我出5角要了個攤位，結果生意好極了，我趕快又租了幾個攤位。還是搞小百貨，把常熟這兒的東西批回到義烏，其利潤大大高於過去我在上海、常州做生意。因為常熟這兒交通方便，貨色好，又是一般產品的產地。像服裝一類的東西，上海市場上的多數產品基本上常熟一帶都有生產廠家。相比之下，這兒的價格肯定便宜多了。咱做生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哪兒能賺錢能多賺錢就往哪兒跑。常熟的市場佔價格的優勢，貨的質量也過硬，而且這兒的人文風氣好，天生是塊做大生意的好地方。到常熟三下兩下就發了，我家鄉的浙江老闆們便急紅了眼，說啥也要跟著我過來，這不沒幾年，常熟市場上都快讓我們浙江人擠翻了。現今隨我而來到常熟搞服裝生意的就有五六千老闆，他們有不少人比我會做生意，最多的一年在這兒就賺千把萬元。你說嚇死人？那當然，在常熟服裝市場上賺錢賺得嚇死人的可不是一兩個。” “你不知道？上海人才真厲害呢！你可以去採訪他們……”浙江“批發大王”結束採訪時對我說。 浙江老闆慨嘆自己無法與上海人相比，大概也基於此。 在常熟服裝市場上的商戰中，應該說上海人是最早參與的一批外地老闆了。他們精明、會做生意是出了名的。 80年代中後期也就是常熟服裝城形成的前幾年間，上海人在常熟市場上所有從商老闆中佔30％之多。但後來上海出現了股市，許多人回上海玩股票去了。可是這兩三年中，常熟服裝城裡又回來了一大批上海老闆，問其原因是：股市沒多少賺頭，弄不好老本都得虧進去。常熟服裝生意可不一樣，這兒是穩賺，好時也能像玩股票，幾天內大發一場。但它絕不會出現像股市那樣一夜間傾家蕩產的風險，差到家也最多是少賺了些。上海人從“血”的教訓中重新認識了常熟市場。而有時我們為什麼說聰明的上海人精明有餘卻高明不夠也基於此理：在家門口的股票瘋似的吸引那些夢想一夜之間就能當百萬富翁的上海人打道回府時，浙江等地的老闆們便要過上海人丟下的攤位，穩穩噹噹地照幹他們認為賺錢不薄的原行當。結果浙江等地繼續留在常熟市場上的人們在上海人去玩股票的幾年里大發常熟服裝財。 歸結起來，你說浙江等地方的人厲害還是上海人厲害呢？結論不要下得太早，因為轉過彎來的上海人這次回常熟殺回馬槍來勢之猛，實在讓浙江等地的老闆們有點招架不住：—— 某上海老闆，1994年一出手近200萬元租下服裝城內的“華盛市場”、“招商場”等黃金地段若干門市，又在春秋兩季連續推出新款女套裝，當年一下從常熟市場上“卷”走1000餘萬利潤。 ——某上海老闆1994年底攜全家4口，分兵三路，買斷常熟3家紡織企業的全部產品，然後在常熟、上海兩地同時開闢戰場，結果又創年利潤1000餘萬元。 “恆申祥針織時裝有限公司”就是這樣一批殺到常熟的上海老闆的代表。此次我有幸到這位上海老闆在常熟開設的廠裡去參觀。工廠就在常熟城北邊的“申大工業城”，一個佔地20畝、有6棟廠房近兩萬平方米建築面積且裝飾一新的廠區，使人一看這兒就有一種生機勃勃、蒸蒸日上的感覺。年輕的董恂經理對我說，他和合夥人1995年9月以1600萬元的代價買下了這座廠房的產權。當時是座空廠房，現在除了這筆產權投資外，至少又另投入了六七千萬元。 天，我給他一算：里外不就快一個億了嗎？ ！ “差不多。”年輕的上海老闆不以為然地說。 “這麼多錢你都用在啥地方？”小董似乎看出我的一些疑問，便將我帶到他們廠的車間。這是一個寬敞的大車間，從已到位的幾排紡織機可以看出是個尚未全部投產的主生產線。但這兒顯然已經在邊安裝邊生產，在一排排織機旁站著一個個秀美的姑娘，看她們一點不見忙碌的樣，你無法將她們與紡織女工的職業聯繫在一起。我問：“為什麼？”小董笑笑說：“你走近看看我們的織機就明白了。”我走到姑娘身邊，發現她們操作的織機確實與通常我們看到的大不一樣，這裡的織機全是由電腦控制的全自動設備，完全沒有一點嘈雜的聲音。我不懂英文，只好討教老闆問這是什麼機器。 “島精（音）橫機。”他回答。 “哪兒產的？”“日本”。 “是否目前世界最先進的紡織機。”“是。島精橫機開創於80年代初，現在有三代了，我們進的這一批是目前最先進的一代。它好在什麼地方？為啥非用它？島精橫機由於全是電腦控制，所以它在工作時對線質線色、服式工藝等等有其極為精確細緻的自動識辨能力和調整功能，它的智能模擬，是非一般人工所能代替得了的。現今國際上高檔的服裝都必須由這樣先進的機器才能生產得出，這可以說已是一種先進的世界性紡織革命……”小董竟滔滔不絕地向我介紹起當代紡織革命潮來。然而我關心的是他本人和公司的情況。 “這一台'島精'多少錢？”我問。 “美金是16萬元。”他說。我一數，車間里共計有39台。一八得八，這39台就得折合人民幣5000萬元呀！小董說：“我公司共有這樣的設備79台，是全國最多的一家，就是紡織部長吳文英手下最大最先進的企業也沒有我一半的'島精'設備。” 感嘆之餘，我問小董：“你跑到常熟來投入如此大的代價到底求的是什麼呀？” “兩個字：賺錢。”董恂回答非常乾脆，繼而他終於給我扒開了他的心頭賬。就服裝生意而言，常熟市場為全國之最，這裡有幾個第一：銷量全國第一、參與經營者全國第一、市場經濟的規範水平全國第一、競爭激烈程度全國第一。這裡每天發生的一切，就像季節的晴雨表，這對從事服裝行業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現在的國內行家都知道，看一看頭天常熟市場的行情，就知道五天半個月的全國服裝市場的走勢了。既然常熟市場有如此功效，作為搞服裝的人來說，不到這樣一個主戰場直接參與作戰，實在不是一位好的服裝買賣高手，也不可能大展宏圖。他們就是據此從上海而來。當然，除了上面原因外，還有一點也是極為重要的，那就是常熟離上海近，兩三個小時的路程。可這兒辦廠的自然條件、勞動成本、工人素質、稅收及其他管理等不知要比上海市區好出多少倍。同樣的投入、同樣的運作，在常熟生產和銷售要比在上海生產和銷售，所得利潤約多30％。還有誰能不到常熟來呢？ “哈！你問我們到這兒後的生意做得是否同設想的差不多？不，實際比設想的要好。我們去年9月份到這兒，花了160萬元年租金從別人手中倒過來兩個門市，夠貴吧？就是。可生意好呀，半年下來我們僅在這兩個門市上的銷售額就超過5000萬元。你說常熟的服裝市場基本是以中低檔為主，我們為何一下投入那麼多那麼大的先進設備？這一點你可點到了我們的要害。不錯，常熟市場上的服裝主要是中低檔為主，這應該說是運作這個市場的管理家們的高明之處。他們抓住了中國的服裝市場的商情，把著眼點放在發展中的人民和發展中人民的發展水平之上。現在全國各種市場特多。假如100個中有99個要倒的話，那常熟就是沒倒的那一個。我們投入那麼大那麼多最先進的設備，從表面看，似乎我們與常熟市場有些背道而馳。其實，我們在投入前是極為周密地研究了包括像你所提的諸多問題。作為服裝業中的一個具體操作者，我們在選擇自己的方向時，從另一個方面正是抓住了常熟市場這個最能體現中國服裝業水平的特點和根本，並從這個特點和根本研究決定了自己的發展戰略。那就是，從常熟市場可以看到中國服裝市場明天的水平與走向，看到世界上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明天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光輝前景。因此，當這種迅猛前進的市場經濟大潮的'水平與走向'及光輝前景剛剛開始呈現在面前時，作為一個清醒而高明的經營家就應當牢牢地抓住它。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常熟插足、為什麼一下便投入幾千萬元資金。搶占制高點，這就是我們的戰略思想，也是現代社會下的市場經濟競爭中取勝的重要決策。” 聽了董恂的一番高論，我似乎不僅看到了常熟市場上那狼煙四起的商界戰火，更欣喜地看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代有頭腦、有遠見、有魄力的新型中國商人！ 戰例之九：——X…… 有一個晚上我在服裝城裡轉悠，這時熱鬧了一天的市場大多打烊，唯有十字路口的那座五層樓的天鵝賓館燈火輝煌，進進出出的人異常之多。看這些人的口音和架勢便知道是外地來此做買賣的老闆。這使我發生了興趣，於是便隨人流而入。 賓館的三樓以上是客房，一二層都是茶室、娛樂和就餐的地方，主人的這種設計和安排本身就很有些商業氛圍。它給各地來常熟做生意的老闆們提供了一處既可休閒又可娛樂更可交流生意經的場所。正如我所言，一二層的各處座位差不離均有主兒在那兒。那操勞了一天的老闆們有的舉杯痛飲，有的開懷取樂……好一派自得其樂的景象。就在這時我見幾位身材不高卻氣度不凡的年輕人進入我身後的一間包廂。觀其色，聽其音，知其是一幫福建來客。開始我並不在意，但他們那半是隱秘的談話漸漸將我吸引了過去。 甲：“據幾位本地人介紹，今秋常熟市場有可能像前兩年那樣出現低價走勢，所以我們不能同浙江、上海人一樣在此打持久戰。” 乙：“依你之見？” 甲：“抄一把就走。老三，你說呢？” 丙：“我同意。不過常熟服裝畢竟價碼佔絕對優勢，我們不宜抽身太急反落得沒多少油水。” 甲：“我已有安排。我們四千萬資金分三個階段投進：具體為'一二一'。即開頭探行情投入四分之一；中間是歷年常熟服裝大轟大甩階段，價碼最低，這時我們適合大批購進，故投入大頭；季節的後一段走向通常不明，再投四分之一進去好壞不吃虧。你們看呢？” 乙、丙：“行。就這麼定了，算我們又像去年一樣上陽澄湖來了一回'捕魚捉蟹'……哈哈哈。” 甲：“別得意太早，小心被'阿慶嫂'識破。” 乙、丙：“'阿慶嫂'？常熟真有阿慶嫂嗎？” 甲：“有啊，咱們上城裡去找呀！” 乙、丙：“哈哈，走，去找'阿慶嫂'……” ……這幾位福建老闆活活脫脫地消失在小城的大街上。我打賭他們是不可能找得到他們想找的人，因為此時此刻常熟的千千萬萬個“阿慶嫂”，正在萬家燈火下的織機前，或忙於編織七彩的致富夢，或忙於盤算新一天如何對付像3個福建老闆那樣的競爭對手…… 走出賓館，我見常熟城內已是一片燈火闌珊，再抬頭又見繁星點點，此地此景，天上人間，不由得使我從方才幾位福建老闆的對話中聯想並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兒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個空間，都因服裝市場的張揚而充斥著聰明與智慧、金錢與物質、勤奮與焦灼的抗爭。這種只有在市場經濟、只有在完全由自我角色走入市場的自由經濟條件下才產生的看不見硝煙的戰例戰術，可能幾種幾十種甚至幾百種都不止。也就是說，在常熟服裝城市場上，若想探究透它的買賣、它的買賣之戰鬥、它的買賣之戰鬥的錯綜與激烈，你或許永遠無法獲取，因為你會很快發現在這個見不到硝煙的戰場上，每一個參與者都有自己的一種戰術、一種謀略、一種求取生存並力爭勝利的精神！ “忠一實業公司”的老闆劉國忠，我在第一次“常熟之行”時沒採訪到他，但因為常熟市政府的領導在我面前多次誇獎過這位出手不凡的“商界少帥”，故“劉國忠”的名字一直印在我腦海中。第二次赴常熟時，我如願以償見到了他。 然而如果不是事先已知和走進劉國忠的廠子，我想我是不可能相信面前這位滿臉稚氣和靦腆的小伙子，竟是個擁有千萬資產、在商界馳騁已達十五六年的“老兵”。農家出身的劉國忠雖然今年還沒到“而立之年”，但在常熟服裝市場，也算是一個經營有道的成功者了。當我問起他的成功奧秘時，劉國忠直率地回答說，他自己的全部“商業秘密”只有兩個字：做人。他說，他始終認為經商做生意賺錢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如何做人。要創一流的產品、一流的質量、一流的業績，首先就得有一流的人生和人格。俗話說，無商不姦，其實老老實實做人、老老實實做生意要比“姦”字重要十倍。經商中做人就是要講信譽，有了人格力量意義上的信譽，最終是不會在商戰中吃虧的。小劉說他的公司現在的產品銷路對像大多是國內外著名商家，並且彼此之間有著良好的關係，這使得他近年來的生意一直保持直線上升的發展態勢。 “我愛先與別人交朋友，交了朋友就會彼此有感情，有了感情做生意彼此就順當。這是其一；二是，我愛同客戶做生意時寧可自己吃虧，也不要讓對方冒險，這樣時間長了人家就對你放心，對你放心就願意跟你做生意、做大生意；其三，我愛用最高的標準要求自己，特別是產品質量上追求最好的。有了這種自我追求'最好'的精神，客戶便會主動奔你而來，這樣我的企業最終也就能八面來風，人財兩旺。” 劉國忠的這番“經營之道”，透著年輕商人的另一種高明與實在。 在常熟服裝城，五萬個老闆就有五萬種戰術、五萬種謀略、五萬種精神。這五萬個老闆擰成的五萬股力量在營造常熟服裝城的人氣、商氣、戰氣、財氣和福氣的同時，也使他們自身不僅有了財富的增加，而且有了更多靈魂與血脈的吐故納新。而在常熟真正參與“服裝戰”的又何止這五萬個老闆！在他們的身後是整個常熟的百萬人民以及由五萬個老闆們接力到全國每一個角落的那些更是數不勝數的經商大軍……在他們身上，也同樣在市場經濟中進行著靈魂與血脈的吐故納新！鄧小平同志倡導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給予我們的和我們民族的，不正是這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