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二章蘇州人的哲學
誰都說自己的家鄉好，誰都說自己的家鄉美，然而我在言說蘇州時卻常常感到筆力不足，這是因為當代蘇州的變遷難用幾句話、幾個篇章可以敘述和篩濾得清的。這一點連生活和戰斗在這片熱土上的父老鄉親們也都同情我。
當代的蘇州是什麼？有人說蘇州是一種模式，有人說蘇州是一種精神，也有人說蘇州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與方向。其實，蘇州從伍子胥建“闔閶城”那天起，注定了她是一種獨特、一種文化、一個鐫刻著中國獨特文化與奮進追求的精神家園。
人們所言及的“天堂”之意，大概就是這種具有東方色彩的獨特文化與奮進追求的精神家園和歸宿吧。
“天堂”一語自古就有，這是東方人追求的最高生活境界。我們現在用“小康社會”作為現生現世的一種追求目標，“民亦勞止，汔可小康”，這話出自之中，可見“小康”概念在幾千年前的東方哲學思想裡就有了。 “小康”是東方人對現生現世生活的一種嚮往目標，“天堂”則是東方人對未來世界的一種夢想追求。 “小康”與“天堂”，蘊含了東方人對現生和來世的全部人生哲學追求。
蘇州古今被稱作“人間天堂”，當代的蘇州又是中國社會主義特色下的率先建成“小康社會”的典範和样板，我確實有些感到筆力不足，因為你無論從哪個角度和哪個方面去講述近三十年的蘇州發展史都可能是一部鴻篇巨著。
有人對我說：你應該寫一寫蘇州的教育發展史。我稍作涉足，就發現這塊領域的蘇州，在昨天和今天都是那樣的光彩奪目。
昨天的蘇州教育可以說是星光燦爛，有遠古的軍事教育家孫武，他的十三篇《兵法》傳世千秋。傳說當時的吳王想試孫武的兵法是否實戰中管用，於是令他操訓宮女，結果孫武令旗一出，吳王的兩位愛妃嬉笑亂陣，孫武當即殺之，半點沒軍事知識的宮女們頓時肅然操練，軍容整齊。孫武兵法從此名揚天下，直至被今朝中外軍學界所用。昨天的蘇州人，另一位令我敬佩的重教育者是宋代大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範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為千古座右銘，他在蘇州為官時選了一塊地方准備安家傳後，結果風水先生一看，說“此乃龍頭寶地，范氏後裔必世代大官”。范仲淹一聽，立即改變主意，自己出資造了一座孔廟和一座學府，開創了當時中國的第一個培養高等人才的郡學，也從而開創了蘇州學風之始。 “吾蘇也，郡甲天下之郡、學甲天下之學、人才甲天下之人才，偉哉！”范仲淹在《蘇郡儒學興修記》中如此讚歎道。蘇州學風從此“甲天下”，故而帶來蘇州才子層出不窮，成為中華優秀人才的搖籃。後朝的蘇州教育之風更是大盛，光有名有姓的教育家如明初的況鍾，北京故宮的設計者、文學教育家馮夢龍，建築教育學家蒯祥，唐伯虎，清代的醫學教育家葉桂、文學教育家俞樾、蘇繡教育家沈壽，近代的教育家就更多了，如顧頡剛、葉聖陶、顏文梁、夏堅伯、談家楨、時鈞、錢偉長、張光斗……一大串名士。他們的存在，使得蘇州這塊富庶的土地上始終學風蔚然盛行。在我小時候就常聽大人教誨一句話，叫做“書包翻身”，意是只有上學唸書才能解放自己、獲得理想。重教和重人才是蘇州人一以貫之的理念，它也是蘇州能夠幾千年長盛不衰的一個永恆的真經。近年在他鄉採訪，總聽一句豪言壯語：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窮不能窮了教育。蘇州人不是這樣說的，蘇州說：再富你也得苦讀書，你窮就窮在不唸書。過去歷朝歷代，蘇州唸書人出名當官的自然不用多說，舊時的狀元蘇州一直居全國之首，甚至還有像翁同龢等一族出了兩個三個狀元的也有好幾個家門。在當代，蘇州籍的院士也是為數最多的地區。像大名鼎鼎的中國無線電創始人李強，“兩彈一星”功勳王淦昌、王大珩、程開甲和化學專家張青蓮、物理學家何澤慧、水利專家陸佑楣、電子學家韋鈺及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朱棣文及大建築設計師貝聿銘等都是蘇州人。據蘇州有關部門2005年時作過的調研，發現當時的125名蘇州籍院士中，絕大部分家境並不好，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弟，但由於他們的家風好、族輩重視教育，所以成為了“書包翻身”的典範。
我知道，在我老家人的眼裡，口袋裡有錢並不能顯耀，但若家裡出了一個學習好的孩子是可以大大顯耀的。在幹部的嘴裡，你的DGP也非顯耀的資本，可你的學校建得好、出“狀元”多、高考分數在省里市里平均水平高了，卻盡可顯耀。還有一件事在蘇州幹部中是可以顯耀的，那就是家中的藏書。蘇州每年有一次個人藏書展，基本上是自發的一項民間活動，屆時大家可以把家裡的藏書之寶和數量報出來，然後有“書會”評委進行評定。蘇州市委的領導和宣傳部的正副部長一說起這件事，可以跟我說幾個小時，而且手舞足蹈，因為他們都是藏書狀元。宣傳部長徐國強是讀書人、藏書人又是教師出身，他倡導下的蘇州讀書活動自然不用說了。他說在蘇州當乾部如果不提倡讀書的話，你即使領導創造了再高的GDP也會有人罵你。蘇州人重教育、重知識遠比重金錢的程度高。朱永新這個名字在中國教育界和青年學生中名氣很大，他現在是全國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之前他在蘇州當了十多年管教育的副市長。我與他有多年交往，給我的強烈感受是，這位博導出身的市長對教育特別是他一手發明和倡導的“新教育方法”，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多次私下對我說：“當官總有當到頭的時候，但搞教育你會發現沒有盡頭，而且其樂無窮。”朱永新做到了這一點，他當副市長時與同事們一起一方面把蘇州全市的教育引領到了一個全新的高水平上，同時他不停地寫書，不停地到全國各地講學作報告，推廣他的“新教育革命”，現在他的“子弟”有幾十萬人，有人稱其是“中國民間教育部長”。
有人對我說，你還應該寫寫蘇州的城市建設改變。其實這是根本用不著爭議的問題。借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教授的話說：“蘇州的老城外形沒有變，但內容變了。蘇州老城的外面是蘇州新城，蘇州的新城是蘇州老城的繼承者和創新者，蘇州城外的蘇州也早已是美麗無比的城市。”這話聽起來有些繞口，可丁教授說出了今日蘇州的城市概貌。
現在的蘇州城與2500多年前時伍子胥建造的“闔閭城”從面積和風格上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但值得慶幸的是蘇州這些年在保護老城上所下的功夫和投入是空前的，你若有機會到蘇州一遊，你就會發現這一點。對待古城的保護是一門大學問，對蘇州這樣世界著名的旅遊城市來說更是如此，一方面她是國務院發文明文規定的一座整體風貌需要保護的城市，同時，她又不得不與現代文明社會接嵌，保護和改造成為擺在蘇州人面前的一項艱鉅任務。聰明的蘇州人採取的態度是：老的不動，不動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原樣，要保持原樣就得在“動”的時候下功夫。為了這“動”與“不動”，蘇州近幾屆政府領導沒少動腦筋，甚至沒少受各種壓力。然而這種壓力帶來的效果是我們今天能夠讓世人看到的蘇州古城裡的傳統與現代、古老與創新之間流動著的那種美觀、深刻和韻味——當然是具有東方水城特色的那種暢流著文化和民風的韻味、深刻與美觀。它們仍然是我們記憶中的觀前街、干將路、滄浪亭、獅子林、虎丘塔和粉牆黛瓦的民居、花木飄香的小巷及亭園塔斜的映月……
鳥啼花落屋西東，柏子煙青芋火紅。
人道我居城市裡，我疑身在萬山中。
有一日我站在蘇州西門的老城與新城交會處的立交橋上，不由想起元代名僧釋惟則寫的這首詩，一下覺得很奇怪：幾百年前的老僧他怎知幾百年後的蘇州人會有“人道我居城市裡，我疑身在萬山中”的感受？
現在的蘇州城已經成為一城三體，即原有的古城，與東、西山合為一體的“新蘇州”和東邊與上海接壤的以蘇州工業園區為中心的“洋蘇州”。它們以古、中、洋三個不同特色構成了今日蘇州城的風貌，其面積已比“闔閭城”大了幾百倍，與二三十年前的蘇州城相比也完全變了樣。今天生活在蘇州城內的居民特別地幸福，他們既可享受古典風物的韻味，又可呼吸現代化城市的氣息，更可與當今世界最完美的物質文明景物融合。如果你想重溫姑甦的市井舊景，你可搭乘免費公交車上人民路，然後到觀前街輕步漫遊；如果你想換換空氣、觀賞藍天白雲、鳥語溪流，你就或騎車或駕車到孫武亭旁的太湖岸堤上，那裡既可朝來暮歸，也可享受半時一午的浪漫情調；當然，如果你是年輕人，最好上東方的金雞湖，那岸頭的時代廣場和水上游艇，盡可讓你激情澎湃……
蘇州城的歷史性變化是在這二十多年裡，這種變化既有形體的，更是內容的，但只有一點沒有變，那就是對古城的保護。為此，蘇州人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昂貴的。因為歷史和現實的銜接、保護和重建，其實充滿著矛盾與對立，有位蘇州官員告訴我，蘇州百姓對舊城的感情和保護意識強到你若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服他為什麼要動一塊磚、一塊瓦時，他會直接向北京中南海寫信告你狀。我聽說有一任蘇州市委書記在任三年，被老百姓罵了三年“大拆”。後來這位書記走了，他力主改造的老城老街改造好後，老百姓又經常念叨他的好。這事讓我深切體會到“蘇州幹部不好當”的真實含意。
“蘇州幹部不好當”的後一句話應該是：蘇州幹部必須當好。
前者不易，後者更難。
然而蘇州的干部們依靠鄧小平的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工作的指導，幾十年來很完美地完成了一棒接力一棒、一棒更比一棒強的執政任務。
從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到90年代初的十幾年間，蘇州依靠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實現了大飛躍，創造了著名的“蘇南模式”。可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民營經濟的迅速崛起，特別是“溫州模式”出現後，蘇州的鄉鎮企業經濟模式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甚至幾乎到了“全軍覆沒”的地步——這事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這階段的蘇州人異常地痛苦。擺在他們的面前有兩條路：或繼續固守以發展鄉鎮企業為主導的集體經濟形式作最後的掙扎，或摒棄它重走一條騰飛新路子。固守老路顯然要準備接受落後的現實，重闖新路同樣將可能面臨“死亡”的命運，因為在這之前的蘇州一直走在全國經濟發展的前列並已經形成響噹噹的“蘇南模式”。
那是一場蛻變。一場意味著必須自我否定的蛻變。一場意味著從頭重來、另起爐灶的蛻變。
鳳凰能否涅槃，姑蘇城內城外頓時山雨欲來風滿樓……
“誰敢動一下我們的機器，我們就砸誰的腦殼！”那個時候恰逢全國紡織行業大調整，國家下達了“砸”幾萬萬錠紡織機械設備的指令，蘇州的鄉鎮企業又多數是紡織企業，是“砸”紡機成為首當其衝的地區。某鄉鎮的幾百名工人手持鐵鏟和鋤頭，堵在廠門口，死守三天三夜，欲與前來砸錠的干部拼個你死我活，並聲言“願用生命和鮮血保衛社會主義成果”！
紡機仍然要砸，而且砸得稀巴爛……
工人們嚎啕大哭。
又一個工人痛哭流涕的現場：一群工人們憤怒地撕碎手中的新工作證，高喊著“要當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人階級，不當資本家皮鞭下的臭苦力”的口號。他們想不通為什麼轉制，想不通自己用幾十年的心血建設起來的工廠一夜之間成為某某個人名下的企業，尤其是想不通昨天還是“共產黨的廠長”，卻轉眼成為掌握許多股份的“資本家”……
“轉制！”
“必須定時間、定任務地轉制！”市委的死命令。縣政府的死命令。鎮上的死命令，企業和工廠關上門也要完成的死任務！
呵，那歲月，蘇州像一艘漂蕩在海上的大船，突然折斷了桅杆與篷帆，不知駛向何方，在風湧浪滾的海面上打轉轉……
“來，你們看看，看看這條小河還可不可以下去游泳了……”
“來，你們聞聞這江水為什麼是臭的，看看水里還有沒有游動的魚兒……”
“來，你們瞧瞧這桃花為什麼不再是紅粉色的而像是塗了灰似的……”
幹部們耐心地將原來是種地的農民現在是鄉鎮企業工人的群眾引到河邊，領到江堤上，讓他們自己體會發展和致富的同時應該注意些什麼。
污掉的河可以治，塗了灰的桃花可以在雨後重艷芬芳，江湖清了小魚還會歡游，可是產品不對路，資金周轉不了，工廠就會關門，這才是真正的自取滅亡啊！
蘇州全市的干部群眾不得不放下頭上的光環，開始痛苦地反省……
“浙江的私營企業火得很，為什麼我們的產品越來越成問題，人家的企業越辦越紅火？到底奧妙在哪？”
“沒啥奧妙，人家姓私，我們姓公，一字之差，效益和效率差之十倍百倍。市場經濟競爭如此激烈，我們不敗才怪！”
有人已在私底下“悄悄革命”——把僵板的企業分配製度和產權制慢慢分解成集體的、個人的，還有企業主的，甚至是徹底的私人承包製的、部分出租式的……
那股風從東南角吹來，越吹越猛。那風裡夾著濃濃的“溫州味道”，最先吹到了蘇州鄉鎮企業走在最前面的絲綢之鄉——盛澤。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人家的銷售成本低了又低，利潤高出我們幾倍，而且老闆可以當場付現，甚至十萬百萬的現鈔出手也沒違規、違紀一說，可我們呢，廠長請客商吃一頓飯因為沒有發票卻弄不好被說成是貪污！別無選擇，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浙江人俘虜過去了……”一位在蘇州土地上當了15年鄉鎮企業的廠長經受不起浙江人五萬元的年薪誘惑，帶著10多名骨幹跨過一道十來米的小河，在浙江嘉興的一家私營紡織廠安營扎寨，不到半年這個廠長獲得20萬元“分紅”，那10多個骨幹每年也有4萬元“紅利”。
一條小河可以隔成兩種經營製度，卻隔不斷老百姓的耳朵。於是又有十個百個盛澤人跨過那條十來米寬的小河省界，來到浙江嘉興和湖州地盤，或加入當地的私營業主的行列，或乾脆租下幾間房子自己開始乾了起來……
“怎麼樣？跟這邊集體的效益比哪個好？”
“還用說！過去我們是為'大家'幹，現在是為自己幹，幹多干好除了繳稅全歸自己，你說哪個好？”過河的人對河這邊的人如此說。
於是，又有一批批盛澤人過河去了。這回不再是盛澤人，還有震澤人，甚至是吳江以外的崑山人、常熟人，甚至還有張家港和老吳縣人。
蘇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嚴峻。這種危機和嚴峻不僅反映在內部的分裂狀態，更有外界機槍式的對鄉鎮企業發展實質的抨擊與爭議。
徹底的否定是唯心主義的。蘇州鄉鎮企業從無到有、直至成為“半壁江山”，一切講實事求是的人誰也無法否定它對國家、集體和廣大人民群眾所帶來的深刻而直觀的積累與貢獻——那些年農民們蓋的小洋樓、昔日泥濘的鄉村土埂變成了四通八達的水泥馬路，還有學校、醫院、圖書館等等公益事業的大改觀，難道是天上掉下黃金白銀後才換得的這些嗎？
不，沒有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碩果豐實的鄉鎮企業經濟，一切都不可能有！
蘇州人清楚。蘇州以外的人後來也清楚——“人間天堂”並非上帝給的，天堂同樣得靠人的奮鬥與辛勤的勞動。
但此時的蘇州人更清楚另一點：任何一種創新的產物都早晚會僵化，都早晚會走向反面。只有繼續不斷地創新才能永葆生命活力。思想解放的成果只有在繼續思想解放中才獲得可持續發展。 “蘇南模式”是如此，其他模式也是如此，一切模式都不過是發展途中的一個路標。現實的自我否定並不意味對歷史的全部否定，而恰恰是對歷史更加尊重和未來的負責。
“鄉鎮企業到了該脫胎換骨的時刻！那種政企不分、不允許私人資本進入生產領域和不注重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皆是開放型市場經濟的阻力，我們需要調整，需要繼續創新。”蘇州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們清醒地意識到：90年代之後世界工業革命已呈明顯的全球化經濟特點，開放型是它的主要特徵，順其規律所行則昌與盛，逆勢而走則滅與亡。
既然是開放型，我們的發展方向不能簡單地掌握一種“靈丹妙藥”，也就是說，浙江的私營經濟模式我們要，但我們更要大量吸取外資企業，走外向型經濟之路！
“機遇總是青睞有準備的頭腦。”相對論創立者愛因斯坦這樣說。聰明的蘇州人在嚴峻的歷史轉折關頭，他們又比別人更清楚和高出一籌：一方面派出數千名幹部全力以赴幫助鄉鎮企業全面轉制，一方面花大力氣左沖右突抓外向型經濟項目……如此握緊兩個拳頭，以萬鈞迅雷之勢，在短短的幾年裡實現了98%以上的鄉鎮企業的轉制，並將一定規模的企業又集中到鄉鎮以上的工業園區，同時調整產業結構，高調喊出“既要金山銀山，更要綠水青山”。這是蘇州人在發展鄉鎮企業過程中深刻總結出的一條血的經驗教訓，也是曾經被人在“蘇南模式”的光環上塗黑漆的一處隱痛——有痛，才能有痛定思痛。防止環境污染、保護土地資源，這是蘇州飛速發展過程中的兩大難題，巨大的經濟總量，洪流般的勞力擁入，使得蘇州人越發“雖富難安”。為這，他們給自己制定了一條鐵律：380萬畝基本農田保護是誰也不能碰的紅線，隨之他們提出了後來傳之全省乃至全國的經驗——工業向園區集中、人口向城鎮集中、住宅向社區集中的“三集中”。於是，招商引資中有了一條“土地投資強度”硬性指標：每畝土地上的投資必須達到500萬以上，否則入門無路。
“綠色蘇州”、“生態蘇州”、“文化蘇州”“平安蘇州”、“情趣蘇州”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被一個個地提出來，並且一個個被實實在在地做了出來。
造綠、造園是蘇州人的傳統與特長，蘇州人以其特有的聰明和智慧，再一次用古典園林的技巧，佈局出現代經濟的新版圖。
這一蘇州新版圖在2004年、2005年全面形成：
2004年，蘇州被入選當年“全國十大最具活力城市”之首，並獲得惟一的年度大獎。到這一年年底，蘇州市區的綠化覆蓋率達40%，人均公共綠化地達8.6平方米。古城區內的居民出行350米即有一處小遊園；全市建成兩個省級自然保護區、19個縣級以上風景名勝區和5個縣級以上森林公園，受保護地區面積佔全市面積的10%，整個蘇州市的環境質量綜合指數達87%，在全國重點城市名列前茅。
在蘇州老百姓的眼裡是另一種發展的新景象：樓房改成了小別墅、小莊園。河水開始能見底，魚兒又在水面上嬉戲，白鷺飛滿了湖塘……
那一年，美國《新聞周刊》刊發一篇文章，推介了世界9個被認為是信息時代重要角色的新興科技城市，它們分別是美國的奧克蘭、奧馬哈、塔爾薩、漢茨維爾、阿克倫，巴西的大坎皮納，西班牙的巴塞羅納和中國的蘇州與法國的藍色海岸。無獨有偶，其後不久的《紐約時報》也評出世界最具競爭力和最佳投資的十大城市，蘇州也赫然在列。
海外眾多媒體此時都把蘇州評價為中國城市投資環境的第一名。
到了2005年的蘇州更了不得：全市GDP過4000億元，等於1982年時的全國總量。這一年GDP總量統計一出，使得蘇州在全國大中城市的排名一下從第七位躍升為第四位。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由全國第六名躍升為全國第二名（僅次於上海），農民純收入全國第一……
“蘇南模式”似乎仍未降溫，“蘇州現象”則又再次成為全國焦點，並引起世界矚目。
“蘇州發展好，應當率先在全國全面實現小康，率先在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江澤民、胡錦濤兩任總書記分別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向蘇州發出號令。
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源潮同志得令後，兩年中為指導蘇州的“兩個率先”，光到崑山就跑了不下七次。 “蘇州有這個能力和實力，應當負起這個使命！”李源潮每到一次蘇州，總要反復強調這句話。
江蘇省委和李源潮是講求實際的，“兩個率先”到了他們手裡可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硬邦邦的“4大類18項25個綜合指標”，其中第一大類就是經濟發展指標，它具體包括人均GDP、二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城鎮登記失業率等幾項。 “全面實現小康最核心的問題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必須以富民優先，以老百姓切身感受為依據，以廣大人民群眾滿意為標準。”省委的文件上這樣明確，李源潮說得更直白和堅決：“農民純收入不到8000元的，一票否決！”
蘇州人沒有辜負黨的領袖和上級的期望。到2008年，全市的GDP達6701億元，財政收入668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67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1680元。
這樣的一串數字在普通人的眼裡也許並不感覺什麼，但如果你是一個地方的執政者、領導者，你就知道它的分量。拿出蘇州2008年的GDP的數目來同其他地方的GDP比一比，你就會怦然心動地發現全國有些省市的GDP落後在蘇州這樣一個地級城市之後。再拿2008年蘇州的財政收入數目來比一比，你同樣會驚嘆地發現全國有些省市的全年財政收入少於蘇州。
什麼叫對國家的貢獻？什麼叫對民族的創造？什麼叫偉大的時代精神？
蘇州便是。蘇州的發展包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標誌。
蘇州的貢獻、蘇州的創造、蘇州的精神便如今天的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和對人類文明進步所發揮的作用一樣，你無法忽視，也無法不被它的光芒與偉大所折服。然而，許多人並不真正了解蘇州，或者並不真正認識“蘇州精神”是什麼，他們只把蘇州看成是簡單的“好地方”——自然條件好、人聰明、機會多，他們並不知道蘇州的這些“自然條件好”、“人聰明”、“機會多”並非天造的，而是蘇州人的汗珠甚至是流血犧牲以及千百年、千百回磨礪與挫折之後所換來的，是在這樣的千百年、千百回的磨礪與挫折中熏陶出的超越於他人的修養、靈性、文化與哲學。
其實蘇州人所擁有的這種超越於他人的修養、靈性、文化與哲學從他們的遠古祖先那裡就已經開始顯現——
很難想像，假如伯泰、仲雍兄弟二人不是因為謙讓和忍辱負重，來到當時的江南濕地，“斷發文身”，何來吳國的偉大紀元？何謂“斷發文身”？就是因為當時吳地到處是荊蠻荒蕪的水域之地，長髮飄然不利於勞作，於是只能“斷發”。而當時近靠大海的吳地水害常發，處在蒙昧時代的人們以為是“水怪”，於是在自己身上刺畫花紋，打扮得像個怪物，企圖以毒攻毒抵擋水怪的侵襲。伯泰、仲雍原是王室公子，也要“斷發文身”並終日與百姓下地蹚水，流血流汗，足見其磨礪。傳說仲雍有個小孫女叫女紅，那一日恰在隔壁內房縫衣，聽爺爺仲雍在與鄉親們商議如何減少因“文身”而引發的感染喪命的對策，不慎一針扎破了手指，血滴在衣料上，為了遮掩血跡，女紅用絲線在血跡上繡了一朵梅花，豈料這一偶然事件使她頓生靈感：為什麼不把刺在身上的花紋刺在衣裳上呢？女紅被自己的靈感所感動，連續七天七夜用五彩絲線繡成了一件圖案衣裳。這繡上花紋的衣裳試穿的正是她爺爺仲雍。穿上繡花衣的仲雍迫不及待地跳到水里看效果，據說水蛇等看到這美麗的“怪物”，嚇得紛紛逃遁，於是仲雍高興地下令勾吳全境推廣這種繡衣，以替代文身，從此吳國興盛刺繡，也再沒有人懼怕潮起潮落的“水怪”現象了。最早的“蘇繡”就是這樣誕生的，以前的繡娘也叫“女紅”。關於“蘇繡”誕生史，還有一種說法在蘇州的第一部地方志漢朝的趙曄所著《吳越春秋》中載道：“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忽然而臥。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此文道的是在伯泰、仲雍兄弟之前的大禹來到吳地為與土著人打成一片，不得不整天裸身奔走，苦不堪言，於是大禹不得不苦思冥想解決方案，有一日大禹謊稱夢見一個上蒼派出的使者是穿著龍紋繡花衣。迷信的遠古者一聽皆學天使從此穿起了繡衣，替代了以往的文身。看來無論是哪位發明的繡花衣取代文身，“蘇繡”的誕生皆有一個血與淚的代價。
很難想像，假如伍子胥不是因受殺父滅族之痛、之恥，他身為一代名將而怎能落魂吳國街頭當乞丐？也正是因為吳王重用，他才上書“欲立強國必先立城郭”，並用七年時間“相土嘗水，像天法地”，建起了“週四十一里二十一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的“吳大城”，即古蘇州城，亦叫“闔閭城”。歷時2500多年的姑蘇城，為什麼依舊被當代人所驚嘆欣賞與讚美為人間極品的“東方水城”？是因為它的設計充滿了“能進能退”、“能攻能守”和便於生活、四通八達的建築傳世經典。伍子胥其實並不是建築專家，但他內心的那份強盛吳國、復仇楚國的強烈心願使他對蘇州城的傾注程度遠遠超越於任何一位偉大的建築學家的智慧與藝術。有興趣者現在仍可在漫步蘇州街頭時體會到當年伍子胥建城時那種因勢利導的高超藝術。 “坊市棋立，橋樑櫛比”。蘇州老城的街坊與河道是並行的，一街一河，街、巷、橋、店、廟、宅、埠、衙等皆臨街、臨水佈置，前門沿街，後門臨河，前門御車，後門登船的“門前石街人履步，屋後河中舟楫行”的那種現在常聽蘇州人說的“雙棋盤”格局的獨特水鄉景象。這種“雙棋盤”格局的水鄉建築是中國惟一的，後來對蘇州乃至整個江南水鄉城鎮建築都起到過示範作用。 “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古蘇州城有八座城門，它們為抑制外敵入侵和通達四方濟民強國發揮了極端重要的功勳。
楊柳閶門路，悠悠水岸斜。
乘舟向山寺，著履到漁家。
蘇州古城能夠留給今人那種永遠無法忘懷的“小橋、流水、人家”的詩情畫意，便是一種永恆的物景文化與流動的哲學深意。它的每一條河流與每一扇城門及每一塊街磚，都蘊含了深刻的歲月磨礪的痕跡與萬像人世間的悲喜。
多數人只以為江南水鄉的蘇州只有水與橋，或者只有江河湖塘，其實蘇州還有很多山巒，雖然這些山巒比不上神州五嶽，但蘇州的山幾乎每一座山巒都充滿了靈秀之感。如太湖邊的吳山，雖不高，但卻綿延數十里，由於它身伏太湖水域之邊，常倒映於萬頃湖水之中，彷彿是天造之畫，難怪柳宗元嘆言：“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名鎮木瀆的西北靈巖山可能是蘇州境內的山巒之代表，它四周峰巒環繞，自北向西依次有天平、塞山、銀頂、穹隆、香山、清明等山巒，自南向東依次有橫山、黃山、獅山，楞伽山，可謂峰聯嶺屬，或起或伏，而靈巖則居其間，獨秀挺拔，故有“吳中第一峰”之稱。
蘇州的山有不少是在湖中水里長著的，比如茫茫八百里太湖中就有七十二峰。其美其妙，只有坐在湖船上欣賞或在晨暮之時靜坐在漁塢旁觀摩才可知其美不可言之妙。
有人把太湖的七十二峰比做浮於水晶盤中的一顆顆青螺，此乃絕佳和出神入化的比喻。試想一下，你坐在湖中的船舶上，再閉上眼睛，然後猛然睜開，但見藍天白雲下碧漪漣漣的太湖如同一隻巨大的水晶盤，那一座座峰青翠翠的，大的如田螺，小的如螺螄，這兒一顆，那兒一顆，吸附在這個盤子上，何等悅目，何等詩意！如果你能晨暮堅守，還會發現那“盤中青螺”是活動著的，是變換著的，忽而高頂穹空，忽而藏身於地面，忽而隨浪波動，忽而凝固成湖體本身……
這就是蘇州的靈峰妙山。它看起來默默無言，卻時常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莫測變幻；它似乎沉靜呆板，卻突然間奔湧激情，讓世界感動和震撼。
“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髮，以煙雲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釣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佈置也。”我的祖先這樣品評蘇州的山與水之間的關係，故而有“天下之山，得水而悅；天下之水，得山而止。”有山有水，山水相依，才能有醉人的勝境。
蘇州的山正是如此。於是蘇州的山讓我想起了蘇州的一位先人，當然是兵法創造者孫武。
孫武，字長卿，後人尊其為孫子、孫武子。出生於公元前535年。在伍子胥到吳國前，孫武一直隱居在太湖邊的虎丘一帶的山林之中。後與伍子胥一起幫助吳王闔閭滅楚稱雄於中華。但後來的新國君夫差不聽伍子胥規勸，被越王勾踐的十年臥薪嘗膽而反滅。孫武冷眼時勢，尤其是對好友伍子胥的慘死而痛楚不已，從此徹底隱居於深山數十年。也正是這樣的孤獨、清消的磨礪，孫武潛心對過去所寫的13篇兵法重新修訂，使其更臻完美，也使孫武自己成為中國春秋時代與孔子、老子齊名的三位最偉大的思想家而光耀千秋。
我常想，人們都說蘇州人的性格是水做的，是水的柔性與地之肥沃及陽光的充足而熏陶出來的，似乎做什麼事都能成功。難道真是這樣的嗎？其實否也，聽了孫子的故事，也許你會有另一番了解蘇州的聰明之處是何處而來。
《孫子兵法》的偉大之處在於它充滿著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孫武不僅相信世界是客觀存在的，更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和變化著的，強調戰爭中應積極創造條件，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促成對立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轉化，這是人類在遠古時代就具有的何等高超的思想藝術！我們最熟悉的孫武“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著名論斷，其深刻的哲學思想和辯證法，不僅是軍事學說，而且是能夠運用於各種人類社會活動中的法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霍吉茲在《企業管理》一書中這樣指出：“《孫子兵法》中所揭示的許多原理原則，迄今猶屬顛撲不破，仍有其運用價值。”日本企業家大橋武夫在《兵法經營大全》中指出：“採用中國的兵法思想指導企業經營管理，比美國的企業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自孫武傳授兵法的幾千年來，世界各國之間的軍事、外交、經濟、文化之間的各種爭戰，很多都是用《孫子兵法》來化解的實例。
蘇州人是孫武的後代，他們對先人留下的兵法之道是最能吃透、理解和熟用，掌握了這樣本事的人群，即使碰到再大的困難，也會戰無不勝。
我還想起了另一個蘇州的偉大先人，他就是宋代改革派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大清官范仲淹。
公元1014年，迷信道教的宋真宗率領百官到亳州去朝聖太清宮，浩浩蕩蕩的車馬路過南京，整個城市轟動，人們爭先恐後去看皇帝，惟獨有一個學生閉門不出，仍然埋頭讀書。同學見狀呼他：“快去看呀，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這位埋頭看書的學生隨口說道：“將來再見也不晚。”便只管繼續讀他的書。果然第二年這位學生得了進士，見到了皇帝，他便是後來成為宋朝一代名相的范仲淹。范仲淹是蘇州人，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是吳越國朝中的官員。由於父親早逝，范仲淹小時候生活十分艱苦，在襁褓時就隨改嫁的母親到了山東。寄人籬下的小范仲淹進取愛學，後來當官後一直不忘百姓之苦，並力主改革舊端和根治國家之弊病，所以才有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理想與胸襟，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人品和閃光思想在那篇傳世之作的《岳陽樓記》中淋漓盡致地得到了揚灑……
吳國之地的蘇州，歷史上出過無數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的產生與存在，注定了這塊沃土的富饒與強大、豐收與壯美。
繼承，可以使並行者比別人多一份智慧和聰明。而不斷的創新與追求更使同行者有比他人更多超然的本領與持之以恆的耐力和勇氣。蘇州人屬於這種人，屬於這樣的一個群體。他們因此總比別人走得快些，攀得更高些，並且永不歇勁地奔走在前面——幾千年來始終如一……
不像二三十年前從京城回一趟老家要走一兩天，現在兩三個小時就能抵達，借助手機和網絡、電視的幫助，如果想了解故鄉的每一天情況和每一個進步與業績，極其方便和快捷。因此像“小安小富，不滿小胜，不守不成”這樣的話，我常能在這些年中聽老家的干部和群眾說。何謂“小安小富，小滿小胜，不守不成”？言下之意是：現在的蘇州是追求的大富、大勝和大成。
呵，大富、大勝、大成者蘇州也。
呵，大富、大勝、大成者自然是蘇州，自然是我的那可愛、可敬的父老鄉親！
然而有誰將蘇州人的大富、大勝、大成者的品質與品質來源真正挖掘與總結出來了呢？
有。但似乎又很不夠。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蘇州的發展與進步舉世矚目，有人也對此總結和提煉出了諸如“蘇南模式”、“蘇州精神”、“蘇州之路”等閃耀之詞，可什麼是真正的“蘇南模式”、“蘇州精神”和“蘇州之路”的靈魂與核心呢？又是什麼東西真正形成了這種“蘇南模式”、“蘇州精神”與“蘇州之路”呢？
答案更加小了。
我是蘇州的兒子，蘇州是我的故鄉，我想尋找這種答案，尋求故鄉進步與發展的靈魂與血源——
什麼是蘇州的最美？有人會說沃土。有人會說是這塊沃土上的歷史遺韻和人文勝跡。也有人會說是這裡一年寒暖分明的四季，尤其是春天桃花與菜花並開的田野風光。有人還會說是蘇州的女人，尤其是那些垂發揮針的繡娘和唱著嗲裡嗲氣的舞台美眉……乾脆有人說是陽澄湖的螃蟹、太湖的鮮魚和飄香的桂花黃酒。其實蘇州的美物，可以寫下千行萬句，但在我看來，蘇州之美，乃是天造之物的江湖河塘之水。
蘇州是水育之地。蘇州土不露頭的時候是一片汪洋之水，蘇州的土露頭之後仍是水繞水環之地。蘇州成為九州富國時也是因為水秀湖色的烘託與孕育之下方顯繁榮的。
“川曰三江，浸曰五湖”。我故鄉吳地在遠古時就有“三江五湖”，司馬遷當年登姑蘇台眺望美景時就被這裡的水色美景所迷住。古時的“三江”是指松江、婁江和東江，該三條大江是吳地最早的排水幹路，是吳人身上的主血管。 “五湖”指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其實“五湖”是泛指太湖流域一帶所有的湖泊，毫無疑問，古“五湖”是我們吳人最重要的胃、肝、脾和腸……沒有它們的存在，我祖先的生命就不可能繁衍到今天，也就沒有了我和我的父老鄉親。
蘇州人要感謝祖先的英士很多，其中最需要感謝的是那些造水、治水和利水的英士。大禹不用說了，他在太湖降龍治水傳說不僅表明了人類是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災害，同時也給吳越先民留下了寶貴的治水經驗。其後的伯泰、仲雍是以身作則帶領土著人破除了“水怪”的騷擾而平安了這塊荒蠻之地的野性，最早開鑿的“伯泰瀆”給這裡的庶民帶來了灌溉、航運和飲水的多方面利處。還有像春秋時的范蠡、三國時的孫權包括秦始皇、主張開鑿大運河的隋煬帝、吳越小國王錢鏐、宋朝的范仲淹和趙霖，以及明朝那位以智斷“十五貫”冤案著稱的況鍾、欽差大臣海瑞及在此當了五年官的林則徐等都為我的故鄉吳地做過造水、治水的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前二十多年裡，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是造水、治水最傑出的貢獻者。我和我父親都是他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擁護者和戰鬥員，我父親成為一名共產黨幹部就是因為在水利工程大戰中的突出表現，那時他22歲。至於我，就年齡更小了，17虛歲時就在長江大堤上跟著大人們苦戰了三個月，那一幕我永遠忘不了：江風吹得刺骨疼痛，雙腳踩在冰涼的爛泥中要不停地走動，因為肩膀上有一副一百多斤的擔子壓著……我們少年時是個瘋狂的年代，但我常為自己曾經為家鄉的水利所作的一份貢獻而自豪——因為現在的年輕人不可能有我們那時的這種磨煉了。
人語潮喧晚吹涼，萬窗燈火轉河塘。
兩行碧柳籠官渡，一簇紅樓壓女牆。
宋代詩人范成大的這首《晚入槃門》勾起我當年的一番在長江大堤參與治水戰鬥的悲喜交織之情。
回憶可以使經歷中的許多斷裂聯接起來。而一個區域的發展史如果也能像人一樣將記憶中斷裂的碎片聯接起來就非常困難了。蘇州人的本事是他們能夠完美地將這種斷裂的碎片聯接起來。
比如眾所周知的蘇州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的亮點是鄉鎮企業，90年代之後的亮點是開放型經濟，兩者似乎是具有機制和體制上的巨大差異，甚至是斷裂的、對立的。然而蘇州人後來只經過了幾年光景，就將這種“斷裂”與“對立”很快統一起來，如他們祖先傳承下來的那種治水的本領一樣，很快將兩股完全不同的江與河之水融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湖塘之流，為整個地區的社會發展積蓄了巨大的發展力量。
蘇州的水最多的一塊地方是太湖。太湖是蘇州的母親的胎腹，太湖之水是蘇州的母親的胎盤裡的洋水。沒有了太湖和沒有了太湖之水，便沒有蘇州的生命與生長的可能。
2000年，國務院對蘇州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明確蘇州是“長江三角洲的重要中心城市”。如何理解這一定位，學問很大。蘇州人既不盲目又不自大，他們始終將自己擺在以下兩個圈層中的位置：一是蘇州在環太湖城市圈的位置；二是作為環太湖城市圈城市在整個長江三角洲區域中的位置。太湖以水為媒，使蘇州大地呈現中國最活躍和最具創造力與最具財富積蓄力的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板塊，毫無疑問，上海是這一區域的龍頭。那麼蘇州在這一區域裡是什麼呢？是龍身還是龍尾？龍身便應發揮其壯實而巨大的能夠影響整個中華民族這條巨龍的能力，蘇州似乎還達不到具備如此龐大的軀體；是龍尾？龍尾便應能左右天下風雲，執掌巨龍前行後退的方向，這似乎也不是蘇州所長、所能。那麼蘇州是什麼？
“我們蘇州要在太湖區域中發揮走在先、走在前、走得最好、走得最可持續的典範。”從無錫市長、無錫市委書記來到蘇州當書記的王榮，對太湖和環太湖異常熟悉。無錫人一曲“太湖美”，和蘇州以外的人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以為太湖就是無錫，其實太湖水域百分之九的面積屬蘇州。現在王榮當了蘇州“一把手”，從此也就成為真正的“太湖之王”。然而如何當好環太湖之王可不是一件易事。蘇州地位突出，但東有大上海，左是無錫，右是湖州，西有常州，北有南通等，東南西北皆是強盛而繁榮之市，這些城市在改革開放的這些年裡，各領風騷，你追我趕，誰也不言敗。上海不用多說，它自揚巨輪之帆，一路高歌猛進，昂首於東海之濱，在世界大舞台上展盡中國風流。而蘇州左右前後的無錫、常州、南通、湖州等城市則如擁簇與擠貼在蘇州之四周的一隻只猛虎，稍不留神，它們會一聲長嘯，或吃掉你，或將你遠遠甩在後面……
於是蘇州人經過反复醞釀和思考，最後將自己定位在與“龍頭”的上海對接和錯位發展之上。 “蘇州要永遠做上海的'鄉下'，蘇州才會有自己的發展空間，才永遠不會落伍於環太湖各個城市的強勢之中。”王榮說。
蘇州人一直這樣清醒著，一直仰頭緊盯“龍頭”大上海，一直埋頭乾好自己分內的活……
然而，緊跟“龍頭”並不能意味著一定就是成功，成功之路需要自己的創造和實踐。筆落此處，我想起了李源潮同志在參加“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蘇州實踐研討會”上說的一段話。李源潮同志在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之前在江蘇工作七年，是江蘇省的前任省委書記，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生在蘇州，對蘇州很有感情”。對蘇州的發展，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的蘇州現代化建設，李源潮不僅熟悉，而且也傾注了許多感情和心血。他在說到“蘇州科學發展道路”時這樣說：在一個歷史階段裡，一種理論的創造是非常偉大的，但實踐更偉大，所以我認為蘇州在改革開放30年的波瀾壯闊的前進中，蘇州人民的偉大實踐形成了重要作用。 “我覺得如果總結蘇州的發展的意義，也還要跳出蘇州來看蘇州，這就和我們跳出蘇州發展蘇州是一個涵義。”李源潮的這句話，畫龍點睛地道出了蘇州科學發展之路所具有的經驗價值和精神價值的核心所在。
蘇州的發展30年，其印痕非常清晰：第一個台階是在鄧小平同志構架的“翻兩番”和“小康”思想的影響下，通過鄉鎮企業走上了工業化道路；第二個台階是緊緊抓住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歷史機遇，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極大地推進了本區域的經濟國際化和城市現代化，率先實現了“內轉外”的歷史性跨越；第三個台階是本世紀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六大以來，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率先按照江蘇省委製定的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而全面發展。 30年，三個大台階，使蘇州的發展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樣的速度和進步，創造了世界發展史上罕見的奇蹟。
“2002年時，我們全市的財政收入也還在300億元左右，可到了2008年時，全市的財政總收入已經達到1500多億元。5年時間，增加了4倍。這樣的增幅在世界發展史上絕對是少有的！”一位蘇州市領導告訴我。
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水平和速度，財政收入是最硬的指標。蘇州奇蹟令人感到有些像神話，但它絕非神話，是蘇州人民實實在在幹出來的。靠什麼？ “靠合力。靠蘇州各種經濟形式、各個縣市的城鄉經濟體的合力。靠蘇州社會各界和各個層面的共同奮鬥精神與提升素質的合力。”蘇州幹部們這樣告訴我。
“有人將我們蘇州的發展視為'蘇南模式'。那麼'蘇南模式'是什麼呢？其實'蘇南模式'從廣義上講是一種無固定規則的模式，它容納著各種經驗，吸收了各種先進技術，聚集了各種力量，並從自己的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將其匯成一種合力，推進著蘇州整個區域的發展和向前。這樣的力量可想而知其威力……”蘇州幹部自豪地對我說。
“黨的十六大之後，我們在胡錦濤總書記的科學發展觀引領下，按照省委要求，迅速作出了實現'兩個率先'的決定和四大具體行動計劃，它們包括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行動計劃'、'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增長方式行動計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行動計劃'和'塑造當代蘇州人新形象行動計劃'等，這四個行動計劃，著重反映了蘇州建設自主創新型城市、現代化製造業基地以及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和統籌城鄉等內涵，立足蘇州現有發展階段、城市定位、產業基礎和人文特徵，明確了蘇州發展特色、工作特色的總體目標，同時在時間上既與蘇州'十一五'規劃綱要配套、銜接，又在空間上按照'大蘇州'一體化發展的格局，涵蓋了全市各區域、各方面。在實施過程中又高舉、發揮了'張家港精神'、'崑山之路'和'園區經驗'等蘇州發展的三大法寶，使之成為全市奔向新的奮鬥目標的合動力，同時緊緊依靠各個區域經濟體的自身特點，讓國有企業、民營經濟、外向型經濟實體和私營企業一起發力！這才有了我們蘇州在近五年中創造了超常的高速發展。”市委書記王榮和市長閻立都是具有博士學位的學者型領導，他們都很溫文爾雅，在言及新時期的蘇州發展形勢和前景時，充滿了底氣和力量。
是啊，蘇州現有包括崑山、張家港、常熟、吳江、太倉等全部進入“全國百強縣（市）”前十名的“五虎”，加上蘇州工業園區和蘇州高新區這“兩頭猛獅”；蘇州現有上萬個外資企業、15萬民營企業、30萬戶個體企業，以及600萬勤勞和智慧的蘇州人民、600萬甘心盡願為吳地奉獻的新蘇州人，他們以其各自的優勢和力量，匯聚成猶如滾滾東流的大江之水，將蘇州經濟和社會建設推向一個又一個驚天而光輝的高度，令世人無不刮目相看！
“你們是龍眼啊！閃閃發光的龍眼啊！”突然有一天，一位中央領導來到蘇州，當他在環太湖走完一圈後，欣喜地對蘇州人如此說。
“龍眼”——多麼準確而形象的比喻！
是的，蘇州是“龍眼”，蘇州是環太湖高速經濟發展區域的“龍眼”，是屹立於世界強林之中的中國巨龍身上的“龍眼”。
畫龍點睛，是最精彩之筆。蘇州的發展與發展經驗難道不就是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之經驗與輝煌的畫龍點睛之筆？
呵，滾滾長江，洶湧奔湧，呈現的是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
呵，浩淼太湖，碧波萬頃，呈現的是一種寬闊坦蕩的胸襟。
呵，潺潺河流，川流不息，呈現的是一種通達四方的追求。
呵，粼粼塘溪，吸風納雨，呈現的是一種平和融合的氣度。
這就是蘇州人。既有江河之勢的力量與勇氣，又有湖塘之水的包容與平和，還有春雨般滋潤大地的涓涓修養。
江河湖塘，組成了蘇州人獨特而絢麗的性格，那性格既是豪放的，又是柔美的；既是開放的，又是含蓄的；既是粗獷的，又是細膩的。是豪放中的柔美，是柔美中的豪放；是開放中的含蓄，是含蓄中的開放；是粗獷中的細膩，是細膩中的粗獷。因而蘇州人自古常勝不敗，因而吳地長盛不衰……
江河湖塘組合在一起，這就是蘇州人的性格，它既可是一種奔放，又可是一種吸納；既可是一種選擇，又可是一種決斷；既可去冒險，又可是避險。是理性下的激情，是激情中的理性，是激情和理性交融後的理與智、親與情。
這就是我的故鄉蘇州。
與蘇州人打過交道的人都說蘇州不是一個專橫跋扈的地方，即使是那些名聞天下的園林與世界文化遺產，也只是含蓄之美。蘇州人恪守中庸之道，凡事絕不會太過分。這——皆是江河湖塘交融的水性文化所緣。
“金盆出水耀光芒，玻璃迸破銀瓶瀉。”有人說，蘇州是水做的，蘇州就是水神的化身，蘇州的靈性來自水的柔與動的攪和。這話沒有人深思，其實再往上遠考，就會發現蘇州“代代收金盆，朝朝銀山出”的淵源了——
不是嗎，有人說，你張家港是蘇州的，怎麼說著軟綿綿的吳語幹出的事卻如氣吞山河的山東大漢所為，尤其是那秦振華。君不知，張家港人喝的是洶湧澎湃的長江之水。那一瀉千里、滾滾東去的揚子江早已把張家港練就了一身豪氣與膽識。
崑山也說軟綿綿的吳語，但君不知崑山人一邊說吳語，一邊喝著陽澄湖水，其性格里早已融進了習慣於跟大海風浪決鬥的上海人敢闖的血氣方剛。
常熟、吳江、太倉人更不用說，這兒的人種幾千年來就是地道的“吳人”，因此其血脈裡流淌最多的就是河塘湖水的柔性與厚力。什麼叫水的厚力？不復雜，一掬水，柔得你放在手掌之中比絲綢還軟，可假如是一江、一湖、一河、一塘之水放在一起，瀉——能排山倒海；聚——能頂泰山壓頂，故而這幾個地方的人說好了是水做的“人中之傑”，說邪了是水造出的“人精”，他使一半心計就可平定天下事，當然他們幹的都是正道，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道。
江河湖塘之水，各有所長與習性，各有智慧與氣度，如果將這四種水性融合在一起加以發揮、發力，你想還有什麼不可戰勝、不可創造？
這就是江河湖塘的力量之奧妙所在，這就是蘇州人的水性文化與水性智慧。
蘇州的水是柔的，蘇州的話是軟的，可你萬不可因此簡單地認為蘇州人缺少力量，缺少勇氣，缺少豪放。試問——
君不聞一句軟綿綿的吳語頂過關公的十聲長嘯？
君不知一曲孟姜女哭夫吳歌唱倒了萬里長城？
君不見一幅絹上繡貓嚇死一窩偷糧倉鼠？
這就是我故鄉的不敗經。來自這個地方的獨特文化與獨特精神世界，以及他們的獨特修養和氣節。
我故鄉的水與其他地方的水有時很不一樣，常理上理解“江河東去歸大海”，這流動的水總是往一個方向奔湧而去。其實在我故鄉的江河之中會常常出現江河之流逆向而流。這是為什麼？原來，我故鄉的江河離大海近，月亮和地球間發生的引力誘發了潮漲潮落而形成江河之流复去復回的特殊景象，而這使得我故鄉的江河之水非常活泛，因而更加富有靈性。
沒有一個地方的水會有如此豐富多彩的形態。這樣的水總是富有激情，善於創新，勤於思考，勇於運動，有激情，有創新，有勤思考，善運動的水是世上最好的水，是我們一切生命之水。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我故鄉的“小橋流水”是我永存的家園景象？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我故鄉人的柔性軟語總充滿了那種說不出、道不明的美感與誘惑？
現在你應該知道什麼是蘇州了！
蘇州是水的世界，蘇州是由水組成的靈性之物，她因此可以永遠游刃有餘地面對複雜紛亂、景象萬千的各種來自自然與人為的較量、搏殺，當然也有和善的媾和與敵意的誘惑。
水，是我故鄉永遠搬不掉、罩不住的靈性。它是我的生命之根，是我故鄉蘇州大地的生命之根、之魂！
清澈、奔湧而富有感情的水，依然在我故鄉長流……
有一天我站在故鄉的一座小橋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
這是作為遊子的我對故鄉小橋流水的一種認識，其實蘇州的“小橋流水”包含的內容很多，也很寬泛和象形。
河多自然橋多，我故鄉的河多如網狀，我故鄉的小橋因此也多如繁星。不用置身實地，只要一閉上眼睛，那蜿蜒交錯的河流就像飄然舞動的白練，而一座座橋樑恰似那練帶上閃光的珍珠……它們都會在我的腦海中閃現。如果把一條條河流比作五線譜，那麼一座座古橋就該是一個個跳動著的音符，它們交相輝映，交響共鳴，將吳地的美麗圖景變成可以留在人間與詩人華章裡的佳作。
我故鄉的小橋多得叫人吃驚，民間有“一步兩橋”並非誇張。 “綠浪東南西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白居易這樣說。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巷小橋多。”杜荀鶴這樣寫。據《姑蘇志》記載：明代中期的蘇州城內有橋301座，城內外總數小橋有573座，這自然不包括蘇州各縣鄉鎮和村間的那些小橋。如果把鄉村的小橋加起來，蘇州全境舊時的小橋應該不會少於萬座。我知道蘇州城郊的一個小鎮在僅一平方公里的鎮區內，就保存了35座石橋。 “橋鄉”盛景，可見一斑！
蘇州現存最早的橋要數“寶帶橋”了，它建於城東南郊的古運河旁，跨於澹台湖口。現在所看到的寶帶橋共53孔，均為青石砌拱券，橋全長317米。寶帶橋在建橋上有兩大特點：一是使用了柔性墩，代替了冗長的堤堍，從而減輕了橋身的重量。而在橋中建造了剛性墩，可以防止多孔橋的連續倒塌。二是該橋拱券砌法也很特殊，既不同於趙州橋的單拱拼合法，又不同於盧溝橋的條石弧砌法，而是採用了二者結合的多鉸拱。寶帶橋因其獨特的建造特點而被列入中國16座古橋之一。 “雲開霄漢遠，春入五湖深。天外虹飛彩，波心日瀉金。”明朝蘇州才子文徵明把“寶帶橋”的仙境描繪得如此出奇，令人嘆為觀止。
我故鄉最小的一座古橋，它全長只有2.5米，寬0.9米，跨度1.3米，橋欄更只有0.2米，其橋雖小，而形式和構造卻一應俱全，是典型的宋代小型石拱橋，故而它也是一座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吳地古橋，名“引靜橋”，位於蘇州名園網師園水池東南桂軒之側。 “引靜橋”全國獨一無二。
我故鄉的萬餘座古橋中最有名氣的要數寒山寺旁的楓橋了。該橋橫跨在古運河上，是一座單孔石拱橋。它的名聲是因唐代詩人張繼的那首《楓橋夜泊》而聞名於世。
我故鄉的橋多，最顯著的原因無疑是河多而不得不建造的。小橋大多是鄉民們自發捐錢建造的，古橋基本都是石橋，也有少數是木質橋，還有個別是竹橋。石橋以拱橋和樑式橋為主，既堅固又美觀，尤其是倒映在水中十分好看。
小橋的作用很大，便利河兩岸的交往和方便行人車馬是最顯著的用處。而對船航者來說也十分有用，因為蘇州離大海很近，潮漲潮落時那些出門的船艄公經常在小橋旁歇工待機。
石橋對附近的居住者更有諸多好處。記得小時候，每到夏天季節，傍晚我爺爺總是搬著小木凳、手持搖扇端坐在石橋上給我和小伙計們海闊天空地講他年輕時的風雲歲月事。小石橋給我這樣以上的年齡的人都留下了許多童年的美好回憶，可以說，我們的小時候是在小石橋的流水聲中走過來的。
蘇州的石橋，在歷史上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都有過驚天動地的經歷與瑣碎的雜事。
水鄉的小橋其實就是我故鄉的一個個歷史老人，它們負責記錄著本土的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城鎮、每一個人所走過的腳印。因此人們對小橋有著十分嚴肅的敬畏感，不能輕易損害它的皮骨。
小橋還是一塊非常神聖的地方和界域。小時候，奶奶曾經對我說過：跟人吵架，不能過了橋再罵人，過橋再罵就是屬於“噁心人”，她教導我任何時候都不能做“噁心人”。 “噁心人”在我們吳語中就是心眼都是壞了的大壞蛋。可見小橋還是好惡的分水嶺。
爺爺告訴我，他當年做生意時多半是在橋上“碰面”。 “碰面”就是會見、會面的意思。 “生意談得好不好，橋上碰面見分曉。”我現在還能記得爺爺說過的這種話。可見小橋還是與外人談判、與外界對接的地方。
故鄉的小橋很結實，再重的擔子、再多的挑夫都壓不垮它。小橋最可愛之處是它倒映在水中的影子，隨波晃動起來更美不勝收。 “橫截春流架斷虹，憑欄猶思五噫風。”你如果是詩人，你一定會站在小橋上賦詩吟誦，因為小橋之景是詩的源泉。
小橋的美，其實關鍵在於橋底下的流水。假如小橋之下的水流是活的，奔流不息的，這小橋就會變得富有生命，其生命也伴著激情，伴著生機勃勃，伴著潺潺，伴著委婉……但假如小橋下的水不動了，成死水一攤，那這小橋也將死矣，成為永固之物。
小橋與流水是相映相美的一對，是一動一靜的雙景，小橋在流水的動靜中顯示力量與堅強、可靠與信譽；流水則在小橋的堅固的屹立中顯示朝氣與進取、創新與無畏。小橋像男人，流水好比女人。男人需要在女人面前表現力量，表現那種頂天立地的力量。女人要在男人的目光和愛撫中表達溫情與細語……這是我故鄉的小橋流水間的秘密與親情，只有長期生活在它們身邊的人才會有這樣的體味和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蘇州人都是小橋流水的兒女，我們的血液裡因而也總是留存了堅強與柔軟的兩重基因。
如今我故鄉的小橋已經被眾多鋼鐵大橋和盤旋式的立交橋所淹沒了。它們已經不再成為交通要員，只是存留在巷頭街尾，或者還在村前宅後的草叢之中。但我的父老鄉親們始終沒有拋棄它們，仍然將它們視為親密摯友，因為大家非常清楚一點：站在高速公路岔口處的立交橋上是不能久留的，哪怕一支煙的工夫你都會有種懼怕感。然而在小橋上就不一樣了，它永遠讓你感到安全和親切，只要你願意，就是光著身子躺在它的身上也照樣沒有一點事兒，那樣你會感到心平氣和，靜目養神，有種說不完的愜意。
這就是蘇州的小橋，它平和，它通達，富有構架與支撐一個社會的本領。它因此也是蘇州人的生命本質。假如你感到了塵世的喧囂，你就到小橋上停留片刻；假如你想繼續人生遠航，你就從小橋的石級上走過，它會教你如何將步子邁得更堅穩些。
蘇州人永遠離不開小橋，因為小橋是他們身體內的血管，架連著肢體的每個部位，那小橋下還有潺潺湍動的流水，如人的血液，源源不斷地保證著生命的延續……
我以為，蘇州的小橋和流水似乎可以比作城與鄉之間的關係，而“小橋”、“流水”加“人家”，就是這片美麗富饒的沃土上構架起的整個社會。
可以這麼說：蘇州在過去的30年裡，歷屆政府始終把建設一個優美而獨特的現代化城市和城鄉統籌發展、市民與農民同在一個“人間新天堂”作為不懈的奮鬥目標，這也使得我故鄉的“蘇南模式”更具了金光閃爍的獨特魅力。改革初期，伴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蘇州小城鎮發展走在了全國小城鎮建設的前列。上世紀90年代之後，在外向型經濟的持續推動下，在國家宏觀政策和地方政府指引下，蘇州的城市經濟得到迅猛發展，鄉鎮企業在市場經濟的洗禮中也得到了重生和新的發展空間。於是這裡的中心城市的擴張和小城鎮的再集聚，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