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一章金色時光

一幅秀麗的畫卷，它的色彩之美，畫中人常常不能自辨。關於重慶，重慶人自己似乎就是這種感覺。 新重慶的色彩繪製者已經奮力拼搏了10年，並且成為一段正在繼續行進的歷史，我們再回首看去，呈現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組成的時光隧道—— 2007年3月8日，這對重慶直轄市的今天和未來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這一天，北京人民大會堂重慶廳內的燈光格外明亮，氣氛更不一般。市委書記汪洋和市長王鴻舉等幾位重慶市領導站在大廳門口，欣喜地等待歷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神采奕奕、臉帶笑容地出現在重慶廳…… “總書記好！” “同志們好！” 頓時，63位重慶籍全國人大代表和胡錦濤相互握手致意，其樂融融，激動人心。

3月的北京，陽光明媚。人民大會堂的重慶廳內洋溢著濃濃春意。沒有拘謹，沒有客套，胡錦濤坐定後就親切地招呼代表們發言。 “總書記，我先講！”來自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的劉中慧代表搶先舉手。胡錦濤向她微笑著，鼓勵著。於是，劉中慧的眼裡放著光芒：過去，我們石柱中小學是“清朝的房子、民國的桌子、共產黨的孩子”，1998年一年，全縣發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現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學樓，我們還清了'普九'欠債，中小學在校生人數也翻了一番！”劉代表的聲音越說越高，深深地感染了總書記，只見他時而注目傾聽，時而提筆記錄。 談起重慶的變化，代表們一個接一個地爭著發言，生怕遺漏了心頭橫溢的那份激情與喜悅，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同志們，很高興到重慶代表團和大家一起討論……”日理萬機的總書記帶著平和、認真的神色在聽完10位代表發言後，開始了一段長達數十分鐘的講話。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聲音久久地迴盪在金色大會堂內外：“今年是重慶建立直轄市10年。經歷10年的建設，重慶的各項工作都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央關於建立重慶直轄市的決策是正確的。當前，重慶的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希望重慶的同志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抓住國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寶貴機遇，進一步完善思路、真抓實幹，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為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不懈努力！”

“嘩——”掌聲、熱淚……重慶人這一天有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許多人徹夜未眠，沉浸在總書記為他們描繪的未來之中…… 於是，此時此刻，有人突然驚喜地發現一個歷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偉人也曾把銳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國第一黃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並且正是因為他的關注，從此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命運，甚至從此改變了中國以後的行政區劃藍圖。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 上海。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 1917年夏。在這莫利愛路29號的一座花園洋房內，一位矮小而靈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鏡，雙膝跪在寬闊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幹什麼？噢，原來他在看地圖。 那地圖好大，大大小小有14張。細細看去，哦，原來是可以拼成一體的《中國全圖》！

放大鏡下，看著看著，他眼睛裡射出異樣的光芒。 在那地圖上，他看到了橫的是一座座橋樑，縱的是一條條鐵路，圓圈的是一個個大港……然後再把這縱的與橫的和圓圈連結成網，這網覆蓋整個地圖，網中的紐結，便是糧食工業、衣服工業、居室工業、交通工業、印刷工業和鐵礦、煤礦、油礦和機械製造、港口碼頭…… 他的目光順著那條橫穿東西的大江，從地圖右方一直向左移動……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慶段停下了，並且久久不曾移開。 “自宜昌而上，入峽行，約一百英里而達四川，此處兩岸岩石束江，狹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尋（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尋者。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獨自口中念念有詞許久，突然間，只見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揮筆寫下這樣一段話：“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其灘石應行爆開除去。於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漢口，上達重慶，可得而致。而內地直通水路運輸，可自重慶北走直達北京，南走直至廣東，乃至全國通航之港無不可達。由此之道，則在中華西部商業中心，運輸之費當可減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業何等有力耶！”

妙啊！當我們的巨輪順著長江的黃金水道，有一天能“下起漢口，上達重慶”之時，中國的中部和西部經濟，怎會永遠地貧乏與苦難呢？到那時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 “鼓舞商業何等有力耶”！ 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張開雙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著！一次又一次地歡呼著！ 振臂高呼者正是我們的孫中山先生。這一年，他把上面的話寫進了他那著名的《建國方略》之中。孫中山因此成為第一個提出要在三峽處脩大壩的中國人，並在五年之後的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時明確說道：“像揚子江上游的水力，更是很大。”“拿這樣的電力來替我們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產，中國一定可以變貧為富的！” 都說重慶直轄市因三峽工程的建設而誕生。而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更深遠的另一層意思：因為在偉人的眼裡，三峽工程建設之後的重慶，還將成為中國的西部經濟的中心。

90年前的孫中山，將三峽大壩修建的重慶地段，視為“中華西部商業中心”。 90年後的今天，胡錦濤要求把重慶直轄市建成“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 偉人的目光，總是同樣的高瞻遠矚，高屋建瓴。 重慶，你是幸運者！百年來，總有偉人在為你的命運導航定向。 在追溯重慶的歷史時我發現，一個吉利的“8”字似乎與這個城市的命運總是相連在一起，比如重慶直轄市的掛牌時間是1997年6月18日。其實，最早把“8”這個數字與重慶的命運連在一起的是毛澤東。 毛澤東第一次到重慶是1945年8月。這個“8”字是毛澤東第一次與重慶有緣的開始。 “重慶談判”在中國現當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當然在這歷史性的一筆上毛澤東最出彩。

在毛澤東與重慶第一次“親密接觸”中，除了他以非凡的政治家和戰略家的氣魄迫使蔣介石在和談協議上簽字外，詩人毛澤東還給重慶和中國歷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詩篇，這首名曰《沁園春·雪》的詞作當時傳遍了山城，並成為一時的佳話。 事實上，六十多年前毛澤東揮寫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樣無與倫比的美譽之詞，配予誰最合適呢？想想，當下的也只有重慶人了！ 新中國建立之後的毛澤東，其實時時掛念著重慶，印像中最深刻的當算1954年了。那一年毛澤東流淚了：長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災，受災人數達1888萬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鎮武漢因長江“荊江”段決堤，被數米高的洪水淹沒數十天，屍體遍地，慘不忍睹…… 那場洪水之後的毛澤東，經常在中南海徹夜盯著橫穿中國地圖東西的那條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個個城市與鄉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與重慶江段之間的時間最長、最多。

1956年，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要年份。這年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搞的秘密報告，讓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層預見到一場非同小可的政治風暴，在與秀才們一起處理完對付蘇共二十大的“筆墨官司”後，毛澤東抽身再次親臨那條讓他心驚的長江江畔，駐足於武漢重鎮——他要完成另一件時刻掛在心頭的大事。 或許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慘景依然留在這位國家領袖的心頭令他隱隱作痛，也可能是以為高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還不到時候，毛澤東這回沒有來到重慶，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東湖賓館內。 然而毛澤東的心卻在不停地奔跑著，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慶。那雙深情的目光不時地撫摸著三峽江段的每一個細微之處，並常常思緒萬千。

這一天是“六一”國際兒童節，毛澤東像小孩過節似的異常高興地一口氣遊了124分鐘，遊程達13公里。爽！毛澤東一生愛好游泳，尤其愛與大風大浪搏鬥。 時隔一天，毛澤東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遊長江，而且這回是換了一個方向。當時的武漢正在長江上建大橋。毛澤東很想看一看建設中的壯麗場景，卻又怕影響工人施工，所以他選擇了一個奇妙的行動——在長江里游泳穿過大橋觀賞施工美景。夏日的漢水，桀驁不馴，入江口的水情很複雜，然而毛澤東根本沒有將湍急的江水放在眼裡，一遊就是14公里。 毛澤東太喜愛長江了！幾天的搏浪暢遊，使其神馳意盪，心潮澎湃，思緒湧動。這一天夜裡，毛澤東的房間內燈光徹夜長明。一雙偉人的目光緊盯著地圖上的揚子江，由東而去地緩緩移動著、移動著，從荊江逆向宜昌、萬州，直至重慶。然後，只見毛澤東揮動大筆……

這首《水調歌頭》，氣勢恢弘，堪稱詞壇極品，記載著一位卓越詩人神思飛越的超凡才華，更閃耀著一位傑出領袖的經濟建設戰略的精美折光。許多年過去了，當今天我們這些有幸看到三峽大壩真的成為“當驚世界殊”的奇蹟而挺立在天險長江之上的現實人，再讀一讀偉人毛澤東的這首佳作時，那“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壯麗圖畫已不再是詩人的暢想了。 毛澤東是詩人，但更是為人民造福的聖神。他的這首《水調歌頭》，其實是用超凡的智慧和遠大的胸懷所描繪出的宏偉藍圖，特別地賜給了重慶。因為高峽與平湖、神女與巫山，都在重慶。 重慶人難道不感覺毛澤東是那麼的格外厚愛你們嗎？ 如果說，1917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長江三峽處“築壩”是偉人對重慶的第一次關顧的話，那麼毛澤東的《水調歌頭》中所言的“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則是使重慶日後成為共和國第四個直轄市的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決策和實施開端。 為了讓這個造福重慶、恩惠中華的偉大戰略決策得以有進一步的實質性進展，毛澤東又一次選擇了一個吉利的“8”數日子，再次光臨重慶。這回來到的日子裡有兩個“8”數——1958年3月28日。 這次重慶之行，可以說是毛澤東關於決定上馬三峽工程的一次落筆之行。我們可以從日後的史料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在幾天之後毛澤東在武昌東湖賓館裡，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長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邊，並且吩咐林一山專門寫一份他所擔心的在三峽上建壩後可能出現的庫區泥沙淤積問題的報告。林一山在後來很快寫完了《關於水庫長期使用的初步探索》報告，經周恩來之手送達毛澤東手中。 可惜這份報告送到毛澤東手中時，他已經無暇研究三峽問題了，因為南邊的越南正在和美國大兵苦戰，而北邊的“蘇修”也不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境線上屯兵。 1966年3月，毛澤東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方針，並且作出了一個對重慶具有特別意義的決定：三線建設。 毛澤東的這次“三線建設”指示，讓重慶得益匪淺。可惜因為下達“最高指示”時，沒有與“8”這個吉祥的數字連在一起，因而“三線建設”並沒有給重慶帶來命運的改變，而只是輸了些血而已…… 但，重慶應當始終不能忘卻毛澤東的恩情，因為這個偉人對重慶從來就懷有詩一般的激情。他的詩，就是重慶建設的宏偉藍圖。 重慶原本的光芒曾被淹沒了許多歲月。 重慶人的壓抑感源於重慶本有的歷史重鎮地位。從19世紀80年代英國商人立德樂駕駛的“固陵”號輪船從長江口駛入嘉陵江的那一天起，重慶的開埠便意味著它作為中國西南門戶的橋頭堡，掀開了歷史性的一頁。然而，重慶的開埠是帶著列強侵略者的濃濃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恥辱的標誌。 辛亥革命後的新一輪中國地區勢力範圍的調整，再一次催生了重慶的脫胎換骨。 1929年之後的重慶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概念。之後，蔣介石給了重慶一次揚眉吐氣的國家級的“戰時首都”機會，重慶人因此表現出巨大的愛國熱情，讓全世界為之震動。然而，重慶所付出的代價也十分慘烈，它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長達五年半的狂轟濫炸…… 1949年11月30日，在蔣介石從白市驛機場倉皇逃離，不到8個小時重慶便在鄧小平、劉伯承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砲火下獲得了解放。但隨著全國的解放和建設的需要，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上，中央從適應國家計劃經濟建設、加強中央集中領導及解決中央機構這一級幹部不足的困難等考慮，決定撤銷各大區機構，重慶直轄市的地位一下被降為四川省轄市。 從“陪都”，到中央直轄市，到省轄市，僅十幾年間，重慶市的地位發生了連續三次的“降格”，這對重慶人的心理上是一次次的衝擊。重慶人夢想再度崛起，再度成為稱雄一方的直轄市的話題在之後的若干年裡，私下有議論，但卻始終沒有改變現實。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共產黨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起點的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到來。之後的歲月裡，是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執掌著國家的命運。 說話很少、只幹實事的四川人鄧小平，這個時候似乎有千頭萬緒的國家大事要處理。撥亂反正工作之後，他先抓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搞農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出，之後又是一場又一場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大討論；這樣的討論還沒有了結，有人就搞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了；科學的春天剛剛開啟，教育改革的一系列問題又擺在面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爭論又很熱鬧……此時，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擺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門的回歸和台灣問題。 1997年，對鄧小平來說，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個年份。這一年他期待自己的寶島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一年，他想親自去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沒能活到親眼看到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其實，1997年還有一件事與鄧小平有直接關係：他生前惦記的關於成立重慶直轄市的大事，也在這一年交給全國人大表決通過。鄧小平以對香港回歸的同樣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會堂裡那隆重而熱烈地表決，然而操勞過度的老人家仍然遺憾地沒能看到這一歷史時刻。 重慶人民要永遠記住這個日子：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與世長辭。 1997年2月19日這一天，中國國務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把鄧小平生前的最後一個心願——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提交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歷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慶的命運與鄧小平的生命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實際上，重慶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這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心裡，他在等待重新確定重慶地位的時機。這個時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越來越廣泛深入，中國經濟發展的迅猛和國家實力的越來越提升。 與重慶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是三峽工程。 1979年開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決定，由武漢“長辦”的林一山主持召開三峽大壩選址會議，這就意味著以鄧小平為首的決策者已經同意和考慮三峽工程上馬的問題從一般性的口頭議論進入實質性的決策階段。時過不到一年，鄧小平查看了三峽壩址，並召集胡耀邦、趙紫陽、姚依林等到武漢研究三峽工程問題。至此，三峽工程在鄧小平的親自指揮與佈置下，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全面開始運作…… 1982年10月，萬里副總理率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副秘書長田紀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候補書記郝建秀、水電部副部長李鵬等一行23人，對三峽地區進行了考察。而此次國務院牽頭的龐大考察團，將決定政府對未來三峽工程的意見。當時萬里等經過實地考察得出兩個方案：一是高壩方案，即三峽大壩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慶；建好後的三峽發電能力2200萬千瓦；二是低壩方案，即三峽大壩高程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遷移民30萬人，只淹沒萬縣等。 1983年5月，以國家計委名義召開的三峽可行性報告審議會上，多數人同意按低壩方案建三峽工程。 “不行！那樣太可惜了。我們重慶為三峽工程已經犧牲了許多利益，如果水庫蓄水不能讓萬噸輪船到達我們重慶港埠，這對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是個巨大的浪費，我們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們希望中央考慮重慶的發展需要，是否以建蓄水為180米的中方案為宜……”重慶人對低壩方案紛紛提出反對意見。 重慶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數專家的讚同，認為這個方案兼顧了重慶利益，同時對在三峽工程建成後所能產生的綜合經濟效益表示樂觀，更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長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災害。而這樣的蓄水量可獲得年發電裝機量增至2000萬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萬，還有萬縣至宜昌段的所有縣城都將被淹沒，距重慶一百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個工程的投資有很大增加。 3個方案，到底選擇哪個方案，“拍板”權到了鄧小平那兒。重慶人和所有期待三峽工程早日上馬的人都在等待總設計師的最後定奪。 1985年1月19日，這個日子並沒有特別意義，但這個日子對重慶人來說，又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就在這一天鄧小平第一次正式開口要把重慶從四川省裡劃出來，成為中央的直轄市。 這一天上午9時45分，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出席廣東核電投資公司與香港核電投資公司合營建設我國第一個核電站的合同簽字儀式。當時，一顆政治新星、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攜夫人朱琳一起參加了此次簽約儀式。 於是，一個歷史性的話題開始了—— 鄧小平：今天我們先談談建三峽的問題，你談談是怎麼安排的。 水電專家出身的李鵬副總理，立即回答道：三峽工程需要3年準備，總工期17年，11年後第一台機組開始投產。目前對工程主要的爭論有兩大問題：一是泥沙的淤積問題；二是壩高的問題…… 鄧小平點上一支煙，目光直盯著李鵬：中壩方案移民增加多少？ 李鵬：中壩方案按180米蓄水考慮，移民大約增加到100萬，或者可能還多一點。 鄧小平：你們考慮怎樣安置移民？ 李鵬：過去搞安置性移民，把農民遷移到別的地方。現在準備用安置移民的錢，開工廠、辦農場等。移民可以種植經濟作物，特別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種很好。而且用移民的經費，發展鄉鎮企業，搞商品生產，增加收入。 鄧小平點點頭：這個方法對頭。 100萬移民也是有辦法安置的。可以發展鄉鎮企業嘛，也可以搞第三產業，搞旅遊嘛！三峽這個地方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在聽取李鵬詳談“180米方案”的相關投資與建設等工程問題後，鄧小平用濃重的四川話緩緩說道：三峽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項目，為我們子孫後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要考慮長遠利益。過去四川人不贊成把壩搞高，現在情況變了，四川人，主要是重慶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籌備。中壩可以多發電，萬噸船隊可以開到重慶。以後可有意識地把國家重大工業項目放在三峽移民區嘛。 李鵬：國務院正在考慮專門成立三峽行政區，用這個行政區的力量來支持三峽工程建設，做好淹沒區的移民和經濟開發工作。 鄧小平聽到這裡，原本瞇著的眼睛似乎一下張大了：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另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 今天的重慶人應當永遠記住“1985年1月19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因為就是在這個日子，我們人民共和國的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鄧小平，以偉大的戰略家目光，提出了將重慶從四川省劃出，單獨成立直轄市。而正是這一歷史性的決策，重慶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發展，幾乎徹底改變了舊命運的偉大新時代。 1989年7月21日，這是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但這個日子對長江三峽的命運卻意味深長。 這一天，新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離開了北京的中南海。這也是他從一個直轄市的“一把手”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一把手”的第一次離京記錄。 當時有人猜測，他的第一次出京，會是回上海，回上海的意圖人們可以預想。也有人猜測他會出訪，比如到歐洲或者美洲，如果那樣的話，意圖也很明朗。但這些地方他都沒有去——江澤民做出了一個作為中國人民領袖的明智決定。 江澤民總書記到了長江三峽。這，讓許多形勢觀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有一個內情以前我們並不知道：那一年正值長江大水。有一天，江澤民打電話給總理李鵬：你是水利專家，你對長江發大水怎麼看，我很擔心喲。李鵬便說：萬里長江，險在荊江。不妨建議你到湖北一段看一看，並親自考察一下三峽工程。好好，我對三峽工程也是很關心。江澤民說。 江澤民說這話是有根據的。早在1980年，他作為當時的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參加了接待以美國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主席弗里曼、陸軍工程師團莫里斯中將、墾務局局長希金生為首的三峽考察團。 1989年3、4月份，江澤民還是上海市委書記時，他再次比較深入地研究了三峽問題。因為這年的3月份，全國政協副主席、也是中央指定的協調三峽工程論證的4位負責人之一的王任重同志來到上海，向江澤民和上海政協的同志詳盡介紹了三峽工程的情況。江澤民從王任重那裡獲得了許多關於三峽工程的現實和歷史的情況。 該上馬了，幾代人的偉大夢想，該到我們這代人手裡變成現實了！三峽人民該有一種實實在在的企盼了！ 4天的實地考察後，江澤民總書記說了這樣一段非常堅定的話。 時隔不久的1990年春，“兩會”按慣例在北京召開。這一次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收到了一份由當時的政協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轉來的幾位政協委員聯名的提案，題為《建議將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八五”計劃》。王任重在附信中向總書記建議，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幾個半天時間，聽聽有關三峽工程的匯報”。 江澤民總書記迅速對此作出批示。之後的“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便開始了實質性的工作，並由此成立了以國務委員鄒家華任主任，另3個國務委員王炳乾、宋健、陳俊生為副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後3人分別還是財政部部長、國家科委主任和國務院秘書長，可見三峽工程的分量！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懷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此召開。議題只有一個：討論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會議一開就是兩天。最後，常委們一致同意將國務院上馬三峽工程的議案提請全國人大代表討論。江澤民在總結時用非常凝重而響亮的話說，此次常委會正式決定，中央同意建設三峽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將親自到即將召開的“兩會”黨員幹部會上做工作、作動員。 3月6日，江澤民打電話給李鵬：小平同志建議三峽等項目要有專人抓。 李鵬回答：我是跑不了的，國務院也會有人具體抓。 江澤民表示同意。第二天，李鵬又接江澤民的電話，說他寫的在“兩會”上對黨員幹部的講話稿請李鵬同志看看，主要是動員支持三峽工程那部分。江澤民又說，小平同志非常關心三峽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間就有所作為。 “因此我建議，三峽工程這個項目，由你總理牽頭，田紀云、陳俊生、肖秧和李伯寧協助。” 李鵬表示贊同。田紀云是副總理，陳俊生是國務院秘書長，肖秧是四川省省長，還有個特殊人物李伯寧。 李伯寧，河北人，“老八路”出身，一個特別有性格的“倔老頭”。本來在水利部副部長的位置上乾得好好的，偏偏因為三峽工程把他“逼”到了“火坑”上——據說凡是與三峽工程沾邊的人都因複雜的事端而隨歷史的發展被褒貶過。 1985年，國務院因籌備三峽工程，在李鵬建議下，正式任命李伯寧為三峽省籌備組組長。新中國從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從來沒有對省或直轄市的行政區作過調整，誕生一個新的省或直轄市非同小可。偉大的三峽工程催發了一個重大的動議，而這動議首先來自移民工作對中央決策層的壓力。後來，中央決定修正三峽大壩的高度，由“低壩方案”改為“中壩方案”後，移民工作的重點傾到了重慶這一邊，關於成立“三峽省”的問題也隨之越來越暴露出來。於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86年5月4日，正式發文撤銷了三峽省籌備組。 4月3日，爭論了近40年的興建三峽工程的表決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的現場——人民大會堂進行。 當主席台兩側的巨大熒光屏上顯示出《長江三峽工程表決》的字樣時，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同志起立宣布：現在表決，請代表們按表決器。 很快，會議大廳裡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長江三峽工程決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個人未按按鈕的結果，獲得通過了！ 那場面太令人難忘和激動。無論是主席台還是大廳的普通坐席上，許多人相互擊掌慶祝，有的緊緊擁抱在一起，有的在興奮地抹著淚水…… 在歡呼的代表中，重慶籍的代表也許最為熱烈和激動，因為他們都知道：三峽工程的上馬，意味著重慶的地位會加速提升！ 三峽工程和移民工作，緊聯著重慶建市。人們常常在說：沒有三峽移民就沒有重慶直轄市，這個道理其他地方的普通百姓可能不是特別清楚，但重慶人一定非常明白。因為中央對三峽工程的高度重視，尤其是百萬三峽移民，僅這方面出現一些問題和爭論，就將對重慶直轄市建立的進程帶來變數。中央高層也因此所費的心血可謂巨大。 時至1997年，關於建立重慶直轄市的所有事宜已全部具備，現在只欠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通過的東風了！ 2月19日，中國人民的兒子、中國四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去世當日，李鵬總理讓秘書將國務院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於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送達人民大會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處。 3月初，舉世矚目的“兩會”召開。 3月14日下午，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閉幕式上，《關於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定》提交代表們表決。其結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贊成2403票，反對148票，棄權133票，未按表決器36人。 委員長宣布：“通過！” 人民大會堂內頓時發出雷鳴般的掌聲，特別顯眼的是重慶的人大代表們，個個從座位上站立起來，他們壓抑不住激動的心情而歡呼起來。尤其是張德鄰和蒲海清的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主席台上，江澤民朝坐在一邊的李鵬總理微笑著擠擠眼，然後輕鬆地轉過頭，衝著會場的全體代表，與他們一起鼓起掌來，長時間地鼓掌…… 這是值得記載的歷史時刻！ 全國人大的表決是下午3點55分，而4時許的重慶市內已經鞭炮齊鳴，市晚霞秧歌隊的20名老年秧歌隊隊員成為第一批歡呼的隊伍走上了大街……重慶沸騰了！ 3002萬山城人民在這一歷史轉折時刻，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 1997年的6月18日，重慶各界在人民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掛牌揭幕儀式。 山城在迴盪。大江在呼應。天地在顫動。重慶人在熱淚盈眶中高唱《祖國頌》，高唱“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 共和國第四個直轄市的歷史從此掀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