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章園區革命

1990年4月，父親打電話告訴我：浦東要大開發了，我們蘇州會更了不得的。 浦東？浦東開發跟我家鄉蘇州有什麼關係？ 我們離上海那麼近，浦東要變成深圳，我們不是跟著一起發財了！我當時感覺遠離政治中心的父親，其意識裡就是離不開“鄉下人”的本質。但這回我小看了父親，更小看了蘇州老鄉們對浦東的認識。 在少年時代，我就認識了浦東，但它對我而言，是個恐怖的地方，我曾在它的懷抱裡喪膽失志過……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的一個冬日，上中學時的我，在寒假里為掙生產隊的工分，跟成人們再次划船到上海運輸氨水。三噸小木船要過黃浦江一段江面，那是我第一次見如此急流的黃浦江面，出了外白渡橋後，站在後船板上的雙腳就是站不穩，更不可能去幫著大人們搖櫓——其實在黃浦江里行船，只能隨流而進。我們的小船在江里像一葉飄蕩的竹片，每逢後來的汽輪經過時，我們的小船整個兒失去自控力，順其顛簸墜落。 “進水了！進水了，快逃命——”突然，當船老大的民兵連長一聲尖叫，揪著我的後衣領，一起跳進江里……魂散膽碎之際，我下意識地張開雙手在刺骨的江面上劃動著，後來隱約看到有一條救生汽艇朝我開來……等我醒來時，我發現我被扔在一片泥灘上。我不知是什麼地方，只見江的對面是那座我見過的哥特式的海關鐘樓。大人們後來告訴我：我活命的那片泥灘就是浦東的陸家嘴，現在那個地方是國際會議中心。離它不遠的地方是今天的“東方明珠”和高入雲霄、晶瑩剔透的森茂大廈。

幾年之後，我從部隊第一次探親回家路過上海時，特意到外灘，隔著黃浦江，看到江對面的陸家嘴，還是一片破落的農田和稀零的一些房子。 然而再過若干年後，當我再次站在外灘時遙望對岸的陸家嘴時，我驚駭了：那個曾經令我魂飛魄散的地方竟然成為又一個中國的“曼哈頓”！ 浦東的開發史是隨著兩位當代巨人在上海的“一來一去”而迅速推進掀起的——來的是鄧小平，去的是江澤民。 江澤民最先也是從北京來到上海的。他任上海市長時，就接過老市長汪道涵的重托，開始謀劃起“浦東開發”的大略來。 1987年北京又來了大員，他就是後任上海市長的朱鎔基。江澤民、朱鎔基搭檔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對浦東開發的推進是歷史性的。 1989年中，江澤民“北上”赴任中國最高領導。浦東開發更有了巨大的推進力。然而，推進浦東開發的最重要人物還是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1990年4月18日，大上海的一則新聞對近在咫尺的蘇州人震動很大：中國的又一個特區——浦東開發區正式宣告成立。 那時，全國都在羨慕南邊的深圳特區，可誰也無法與之相比——那裡的發展日新月異。那會兒去一次深圳還必須公安部門辦“特區通行證”，跟出國一樣令人興奮。 “要是我們也能像深圳一樣開放就真的是天堂啦！”凡去過深圳的蘇州人，不知暗暗感嘆過多少次。 現在浦東也要變成第二個“深圳”了！我們不等於真的快進天堂了啊？ 蘇州人羨慕深圳，但有些遠不可即。現在上海的浦東要變“特區”，那是天時地利呵！蘇州人的內心跟上海人一樣激動地瞅著浦東開發的隆隆推土機聲，胸口的心尖兒跳得像小鹿一樣快。 他們激動，激動天賜的福運終於到來了。

他們盤算，盤算浦東開發給自己帶來的“磁場”效應…… 總之，蘇州人在一旁既激動又興奮地悄然窺測著上海浦東的每一個細微的行動，並瞅准機會，為自己所用、所利…… 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跟上去啊！ 1991年的春節，鄧小平在上海過春節，他當天在新錦江大酒店的41層旋轉餐廳上跟朱鎔基說的話，當晚就傳到了蘇州人的耳裡。不幾日，鄧小平的另一段更重要的話也迅速傳到了蘇州人那裡—— “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搞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了。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

聽聽，小平都著急了！浦東也要成為第二個深圳了！ 我們離上海最近，浦東開發對我們蘇州是個天大的機會，這回一定要抓住！ 古城蘇州里，幹部們熱烈地議論著，心潮激盪著，彷彿鄧小平的話是對他們講似的：不要動搖，抓緊發展！ 浦東要成第二個深圳，我們蘇州要當江甦的第一個深圳。那時深圳在內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開放的榜樣，現代化社會的樣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標。在傳統經濟高度發展的蘇州這樣的內地經濟發達區域，尋求新的發展點時，深圳無疑是最好的學習榜樣。而深圳在當時傳統的社會主義思維下，它是帶著大半的“資本主義”色彩的。現在有鄧小平的話，上海浦東也能搞深圳一樣的特區了，這不等於徹底地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了！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改革開放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以浦東開發為契機應當算是又風起雲湧的大浪潮。不用說，浦東開發，對蘇州的影響和契機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其實在浦東開發之前，蘇州市委、市政府已經在80年代中後期就十分注重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了，並且卓有成效。崑山和張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說明。只是這一階段的外向型經濟處在引資和合資的初級階段，而深圳特區型的外向經濟的明顯特徵是將某一規模的區域整體建成一個全面的外向型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特區”。 國家對“特區”建設是有嚴格的規定，它實際上是一個行政區域的新劃分。這得經過國務院批准。大上海有浦東那片尚未開發的隔岸“處女地”，與黃浦江一江之隔，東邊又臨通往五湖四海的大東海，開發空間廣闊而低代價。

“吾俚蘇州”咋弄法？其實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蘇州，只是一個“周圍四十里二百一十步尺，城外有六十八里六十步”的城郭，雖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戰國時代，她是名符其實的“闔閭大城”。但對早已以現代化的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今世界而言，蘇州古城的面積只能算個小城，且蘇州建城時便以水域網絡組成的防城，她的面積和空間十分有限，這也決定了她以園林、巷子和小橋流水為主的文化特色。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的中國改革浪潮湧動下的蘇州人，眼看著南邊的荒灘上建起的深圳，眼看著旁邊的大上海一座座橫跨路口和過江的橋樑，更不用說像北京那樣四通八達的地鐵與如網般的城市高速環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崑山、張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發展，古城蘇州人越來越感到了壓力。觀前街的弄堂吆賣聲和虎丘嶺的旅遊門票收入大自然很值得驕傲，可小橋流水畢竟沒有大江大海那種洶湧澎湃的激情與氣勢，尤其是全球經濟的浪潮，讓無數過去不起眼的地區與城市，僅僅幾年時間可以超越像蘇州這樣的幾千年古城的整個發展歷史。這種瞬息萬變的歷史潮流，讓一向溫情性格的蘇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蘇州出路何在？

蘇州是永遠葆住原有的古城文化與古城經濟——那種小橋流水般的自安自得，還是跟上世界的發展潮流，再造蘇州新城？ 這是擺在蘇州人民和蘇州領導面前的一個大課題。誰敢破解這個題目？誰或許是歷史的功臣，同樣也有可能是歷史的罪人。蘇州古城國務院早在80年代專門就保護蘇州古城歷史風貌有過專門的文件，誰在古城裡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做得既保護了古城風貌，又可以讓人放開手腳幹現代化經濟？這樣的文章也許不是超天才的人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出的。 因為——古城有限，再做道場，即使請得寒山寺等天下所有的高僧來，也只能念些舊經，無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瞻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級新都市，大上海有浦東無邊廣闊的空間，就是常熟、吳江、張家港、小崑山這些“子民”也比你蘇州古城大幾倍幾十倍的空間上發展和開發呀！

蘇州人的壓力和恐慌緣於古城郭的束縛與限制。 必須尋找出路！必須重建一個新蘇州！ 這個時候，人稱搞外向型經濟出了名的“牛鼻子書記”的蘇州市委高德正書記被江蘇省委一紙任命到了蘇北任職，蘇州來了位風度儒雅的王敏生同志當新的市委書記。 王敏生在任蘇州市委書記之前是鎮江地區專員，同時他還掛著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一職。王敏生是一位老資格的“蘇州老鄉”。 1975年之前，無錫縣還隸屬蘇州地區管轄，他是無錫縣委書記。鄉鎮企業大發展時期，無錫曾經被譽為“華夏第一縣”，其經濟總量和綜合實力在全國縣級單位中名列第一。王敏生因此在仕途上曾經扶搖直上過。 “文革”後第一屆團中央組建時，他是排在韓英、胡啟立之後的書記處書記，42歲時出任江蘇省省委書記。 1989年中回蘇州任市委書記。那時故鄉的蘇州和全國的政治、經濟形勢一樣，正處在一個特殊時期，幹部人心惶惶，不敢干，怕干事。 “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形勢下，王敏生提出了蘇州發展的“穩中求進”的思路，後來證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蘇州古城的一個古色古香的小院裡採訪了王敏生老書記。一口吳語的他回憶當時的蘇州社會情景時說：“我到招待所，卻看不見人，大家很緊張，不敢接待外國人，也不敢接待來談生意的自己人。幹部們都有一個'怕'字。怕談生意，搞發展被認為是搞腐敗、走歪道和不正之風。我要求市委號召幹部們正確認識'兩院'文件（高院、高檢）。又讓紀委和檢察院的同志出面講話，讓幹部們正確認識和區分改革開放中的正常交往與走歪門邪道、搞腐敗和不正之風之間的本質區別，尤其講明什麼是違法亂紀，什麼是腐敗之風，使廣大干部重新樹立起了對黨和改革開放的信心。同時我們又樹立了幾個典型，如吳江的盛澤和張家港的楊舍鎮等，堅持了發展鄉鎮企業的十大好處……這些都對當時鞏固和推動蘇州經濟起了關鍵性作用。

“1991年，特大洪水襲擊了我們蘇州，江澤民總書記也親臨蘇州抗洪救災現場。但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災害面前，我們蘇州的經濟仍然很好。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正式文件還沒下來時，我就讓人到南京去省委拿複印件回來，及時向幹部們傳達。大家越學小平的講話，心裡越亮堂，幹勁也來了，紛紛表示蘇州不能落後這一波大發展浪潮。於是我們就尋找發展的載體。這個載體就是現在我們蘇州人常說的一個'新蘇州'、一個'洋蘇州'。即古城西側的高新園區和古城東邊的工業園區，蘇州這十幾年的騰飛，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風景如畫的古城老蘇州的歷史文化魅力加兩側的'新蘇州'和'洋蘇州'兩翼翅膀……”在蘇州這塊熱土上工作了34年的王敏生，回憶當年的激情歲月，最後這樣說：“我那一屆市委，完成了經濟模式從內轉外的歷史過程。現在看來，當時我們是做對了。” 一生平和謙遜的王敏生同志沒有說錯。他的那一屆蘇州市委不僅是做對了，而且用現在的事實來看，可以說是做得非常傑出和精緻！因為今天的蘇州，如果沒有兩個工業園區支撐和烘托，在全球經濟突飛猛進的今天，狹小而沉靜的姑蘇城的發展將是無法想像的。 要認識蘇州城區經濟的全貌，必須先認識那個被蘇州人引以為驕傲的“新蘇州”。 “新蘇州”位於現今的蘇州古城西翼，“蘇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高新區”就在這個地方。 1271年11月，年僅17歲的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踏上尋求東方世界的神秘之路，從地中海的阿迦城登陸以後，沿著公元前一世紀初的“絲綢之路”東行。這位巨商的獨生子，駕著旅行之舟，駛進了東方世界的“人間天堂”蘇州時，從小在威尼斯水城長大的小伙子吃驚地寫下這樣一句話：“蘇州城漂亮得驚人。” 他還寫下了這樣的話—— “這里人口眾多，稠密得驚人。” “民性善良怯懦，他們只從事工商業。在這方面，的確顯得相當能幹……這裡的商業和工藝十分繁榮興盛。” “如果他們的勇敢和他們的機智一樣優越，那麼……” 那麼什麼？馬可·波羅沒有說出來，即使說了，也缺乏想像力，因為他對“東方威尼斯”的認識是粗淺的。其實這位意大利旅行家還是點出了蘇州的巨大潛力，而這個潛力一旦被釋放，將令全世界震驚。 然而蘇州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裡沒有顯現它的魅力和潛力，它似乎一直在尋找這樣的“當驚世界殊”的機會。 7個世紀過後，蘇州終於有了這樣的機遇！這個機遇自然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具體地說，是上海浦東開發區引擎所帶來的機遇。 在一些老蘇州人的記憶裡，似乎還是昨天的事—— 1990年的蘇州市委常委會議上，書記王敏生和副書記、市長章新勝等不謀而合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蘇州所屬的幾縣市已“飛”起來了，老城蘇州的經濟怎麼辦？ “看看，我有一個很深的印象：你今天的中央權力很大，但如果你的實力沒有了，下面的小國和地方諸侯比你強大的時候，你這個政權也就差不多了！” “你這什麼意思？是不是說現在常熟、張家港、吳江和崑山，包括正在日益強大起來的太倉他們發展了，以後他們會越來越不聽我們蘇州市委的話了？諒他們不敢吧！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誰想鬧獨立，誰就會有可恥的下場！” “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們這些坐在蘇州城裡的人，如果不能把蘇州市區經濟搞上去，你再在這裡發號施令，將來會越來越沒人聽你的！再嚴重一點，人家完全可以不聽你的發號施令嘛！” “憑什麼？他們還想不想共產黨的領導了？” “話雖不能這麼說，但你自己身邊的事都做不好，人家諸兄弟做得強大了，你當老子的說話不硬氣！這是絕對的。” 常委會上，幾位同志爭執起來。這爭執看起來常有，但一旦放到常委會上，一旦當做一個嚴肅的問題擺出來時，它真的讓市委一班人感到一種巨大壓力——你蘇州市委只在要求下面如何如何地發展，你眼皮底下的那塊地方還是一片死水；你只讓下面掀浪洶湧，大干快上，其結果必然是淹死了自己。 “大家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我們一直在要求下面如何如何地干，可是在我們眼皮底下的古城區建設不起來，我看不用別人說，就是我們自己都得有種危機感。”王敏生一針見血地指出。 “明擺著的事：現在各縣市都如火如荼地在大發展，思想比我們市委還要解放，那麼我們對城區的發展是不是也該到了思想大解放的時候了？我想結論是明擺著的。”章新勝市長的態度同樣十分明確而堅定。 於是蘇州城區經濟發展成為了蘇州市委、市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邁開的第一個戰略步伐。 然而，蘇州如何發展經濟，如何像張家港、崑山那樣大刀闊斧地大發展？這個題目實在難為了王敏生、章新勝他們—— 姑蘇千年風韻，人見人愛，誰動一塊磚牆和草皮，都可能有人寫信到中央、上國務院會議——此話事出有因：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同濟大學園林古建專家陳從周等幾位知名人士，曾發出了“救救蘇州”的呼籲。 1981年，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等來到蘇州，進行了實地調查與考察，他們深為蘇州古城遭破壞的現象而憂慮，後與蘇州本地的幾位專家、學者一起寫了一份《關於蘇州園林名勝遭受嚴重破壞情況和建議採取的若干緊急措施的報告》，向中央作了報告。當時的中央領導極為重視，鄧小平批示要求“江蘇省研究，採取有效措施，予以保護”。胡耀邦總書記批示道：“不論是近期的建設方針，還是遠期的建設方針，都要實事求是，講究實效，都要靠蘇州市的各級黨組織和全市人民以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以實現。”隨後，中央有關部門和江蘇省及蘇州市作了大量調研。 1982年5月12日，國務院批復了江蘇省委《關於保護蘇州古城風貌和今後建設方針的報告》，這份文件上明確規定蘇州古城是國家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那些具有保護性的局部和任何上規模的城市建設都必須上報中央及省以上的相關部門批准。此後不久，鄧小平在蘇州調研，其間他對蘇州市領導說：蘇州園林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一定要好好加以保護；要保護好這座古城，不要破壞古城風貌，否則，它的優勢也就消失了；要處理好保護和改造的關係，做到既保護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設。這就意味著：蘇州不再是蘇州人自己的蘇州，而是中國的蘇州、全體十三億中國人的蘇州，你蘇州人想怎麼動就怎麼動的歷史已宣告結束。這一方面是好事，它可以讓蘇州的古城保護納入“國家任務”，同時，它對需要大動筋骨的蘇州城市經濟發展下了一道“止步令”。 因為不能動古城，所以蘇州人被逼不得不思考“城外戰略”—— “東邊湖澤之地，又屬荒貧水田，惟有西翼……” 西翼有水有山，尚能一展宏圖。 討論的結果意見完全一致，其實也是天地所迫。 “新蘇州”建設受到古人建城的引向限制，別無他路。 劃一塊地出來，重建一個蘇州新城！這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群吳地精英在謀略欲將解脫具有2500多年曆史的舊蘇州“胥城”的束縛，爭取新蘇州天地。現在似乎聽起來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可在那個時候，在素有小橋流水之稱的蘇州，不能不說如同一聲春雷般的巨響。 市委、市政府的意見傳出後，姑蘇城內一片嘩然。贊成的和反對的人一樣多。贊成者的理由自不用說：蘇州要發展，舊城裡無法做出像深圳、浦東這樣的大文章；反對的人理由更充足：建新城，就意味著拋棄歷史名城和著名的“東方威尼斯”的古蘇州風貌。在這些人眼裡：蘇州就應當是不能變的，這是中國古人留下的寶貴的國家遺產，誰變動誰就是歷史和子孫的“罪人”。 在這個世界著名的歷史名城，誰想動其分寸之土，確實極有可能成為“千秋罪臣”。 “蘇州古城風貌自然不能動，但這並不意味著蘇州的城區經濟不能發展。我們對老城的保護，負有歷史的責任。可是全球化經濟形勢下，我們應當讓古蘇州一樣騰飛起來。我們應當給古城裝上翅膀，有了這個翅膀，蘇州騰飛了，古城風貌的保護才能真正成為可能。這個道理要讓市民們都知道。”市委書記王敏生在常委會上這樣說。 蘇州人聰明，同時又不保守，市委、市政府的決策很快得到市民的響應。於是給古城裝“翅膀”的宏偉藍圖便開始謀劃起來…… “翅膀”插在何處？這是難題。姑蘇舊城是當年伍子胥請的風水老手繪製成的，據說“相土嘗水，像天法地”，是不易改變風水的，一旦風水破壞，全城皆潰。姑蘇城過去陸上有八個門，象徵可納天空中八個方向的來風，那樣會風調雨順；水路上的城門也有八個，是阻擋地獄和來犯者的入侵所用，同時又能使城內的民生安樂幸福。事實上，古蘇州城建成之後的2500餘年裡，雖經千年間無數戰事紛擾，也數歷時代變遷，但初始的城郭風貌從未改變過，這在世界城池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足見姑蘇舊城確有“仙氣”。 “翅膀”必定安在兩翼，縱觀南北的吳地，一面是傲視天下的常熟，一面是風雲正急的吳江。蘇州想發展，欲斷兩縣的鳳頭虎尾，必影響大局。南北方向添翼被否定後，決策者的目光便自然落到了古城的東西兩翼。 這個地方好處理些，皆是吳縣之地。再說吳縣本來過去一直與蘇州城相擁相依在一起的，將吳縣納入蘇州城區，融為一體，宜蘇州城區更大發展，吳中之地的吳縣百姓也不會吃虧的。當政者的這一思路從蘇州城區地理考慮，應當說是最佳方案，後來也證明了將古城與附之蘇州城邊的吳縣納入蘇州城區是明智之舉。 然而吳縣畢竟也曾有幾千年的行政歷史，再加上過去一直與常熟、吳江並稱“蘇州三傑”。失去行政區劃名稱，意味著吳縣從此在版圖上消失，這種痛苦對一個享有很高名聲的地區官員和百姓來說，也是非常徹骨的。好在吳縣人與蘇州城區有著不可分割的天然血緣關係，2001年吳縣撤市成為了蘇州的相城和吳中兩個區，分附於古城的東西兩翼。新的吳中區，姑甦的一半歷史遺跡在這塊土地上，因此稱其為“吳中”名副其實。吳中之地，自然包納吳地遺寶。加上這裡又懷抱煙波蕩漾的太湖，這是塊絕妙的風水寶地。相比之下，東邊的相城，自然條件就差多了。不說這裡少了諸多歷史遺跡，就是這兒的湖塘水域，也都是些零亂的瘦池薄地，不耐細看。 “新蘇州”就建在太湖之濱的吳中區吧！決策者雖不是什麼風水先生，但見了好水好山誰都心曠神怡。 這一歷史性的選擇使姑蘇城貌第一次有了重大突破，它可以歸結是蘇州人自身求變的結果，也可以理解為在上海浦東大開發後帶給蘇州人的一個“世紀覺醒”。 這片蘇州人心目中的理想“新蘇州”的建設與開發，基本上是跟著上海浦東的腳步走的。始於1990年，正式獲得國家批准是1992年。 “新蘇州”初始的名字叫“河西新區”，有點兒效仿上海的“浦東新區”叫法的意思。所謂河西，指的是地理位置，即運河的西邊。 “河西新區”後來改名為“蘇州國家高新園區”。這個名字來之不易，因為當時國家對開發區的政策處在緊縮整頓階段，並明確不再批准新設的開發區了。 國家批不准，等於孩子沒出生證，後患無窮。市委書記王敏生急了，說：“發展是硬道理，拿到批文是更硬的道理！”在他的努力下，趕“末班車”的蘇州幹部們，迅速組織一切可能的關係，到京城進行活動，總算說服了各方“首長”。 “蘇州國家高新園區”的正式批准，使得蘇州從此進入一個嶄新的“園區革命”時代。這其中，王敏生同志帶領的市委一班人的正確決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當時我們把河西新區建設是看做'蘇州小特區'來搞的，而且準備大干一番的，所以調來了崑山搞自費經濟開發區的王金華……”王敏生回憶說。 蘇州市委調王金華到城區來搞“小特區”建設，可以說是一著高棋。這個人現在是蘇州政協主席。他從2001年起到蘇州搞工業園區，搞得蘇州地動山搖、日新月異，使得曾經令新加坡李光耀一度很不滿意的工業園區建設蒸蒸日上，世界矚目。但許多人並不了解王金華真正發威和顯示建設園區或者叫“開發區”的卓越才能，是在崑山“自費開發區”和蘇州高新區建設中淋漓盡致地發揮出來的。王金華在當蘇州市政協主席之前，他的人生軌跡上有三大亮點：一是80年代中後期，在崑山，與老書記吳克銓並肩搞崑山開發區那段轟轟烈烈的“激情燃燒”的歲月；二是90年代，在建設“新蘇州”的那段“激情澎湃”的十年奮鬥史；三就是新世紀後的蘇州工業園區的“激情閃耀”的輝煌年代。 現在我們聽聽他和他的戰友在建設“新蘇州”的那段“激情澎湃”的十年奮鬥史—— 1991年春夏之交。 一艘小船平靜地駛進古運河西側的小內河，船太平常，所以沒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幾個男人隨船在狹小的河道上穿行，水路所到，農田、土丘、山嶺，零星村落，一律沉寂著。 因為誰也沒有註意這幾個人是乾什麼的，所以也就沒有人在看著他們想幹什麼。農田裡沒有蛙鳴，土丘上的小樹孑孑立著，山嶺有風悄悄穿過，村子上升騰著幾縷炊煙……這是上世紀90年代初的蘇州古城西郊的景象，2500多年來幾乎是一幅靜止的風景圖畫。 幾個男人一路漂去，誰也不說話。及至漂完小河，再漂過被水淹沒的田野，在一個土丘旁有人建議道：停下船，上岸看看。 說話這個人的聲音很寬厚，話雖不嚴厲，但很有磁性，帶著某種不可違拗的力量。他就是王金華，一米七五左右的個頭，壯實的身材，使人感到這人的內力很強。此刻他的身份是蘇州市城建開發總公司總經理、蘇州新區開髮指揮部常務副總指揮，實際上的“新蘇州”負責人。 “總指揮，這裡被當地人叫蘇州的北大荒，你看像不像？”同行的戰友問王金華。 王金華沒有答話，他的目光橫掃著眼前的山與水、田野和丘嶺，以及縷縷炊煙——這是他非常熟悉的，他崑山老家的那個地方前幾年也是這個樣，但這幾年搞了“自費開發區”後全變了。王金華緩緩地轉過頭，那一刻他凝目了，他看到了並不遠的蘇州古城的輪廓，那真是美呵——斜斜的虎丘塔，汽笛長鳴的古運河，以及若隱若現的蘇州古城牆……那古城牆和月牙形的小橋，斷隔著古城與鄉村間的兩個世界——姑甦的城市與鄉村間的不同世界。 我們現在要把這兩個不同的世界連在一起，並且要看不出任何嵌縫。 “我相信行，古城內的蘇州，小橋流水，園林古巷，總被外地人說成假山假水真蘇州，現在我們這裡都好：山是真的，水是真的，新蘇州一定是真山真水，詩意萬千！”軍人出身的王金華不是詩人，但這當口他像一個詩人一樣對自己的戰友們如此說。 老實話，當他回首眺望古城蘇州時，他內心是激動的，因為他一下想起了2500年前的那個吳國大將伍子胥…… 2500年彈指一揮間，蘇州城歷經風雨，然而它仍然挺立於世，成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名揚天下。現在這座古城將要建起一座新城，與古城和諧完美地共存於世，這將意味著，誰來接建這樣的偉大工程，誰就將是蘇州建城歷史上的又一位伍子胥式的偉人。 當然，今天的新蘇州城不可能再是2500年前的伍子胥一個人的功勞了，它是集體的智慧和結晶，因為這個決策來自於中央。 1986年6月13日，國務院批准的蘇州城市建設總體規劃便是蘇州新城的奠基，“古城新區，東城西市”從此紮根在蘇州人的心目中。 現在到了實施的年代。古城蘇州早已承受不了歷史之重負了，它已經在不停地吶喊著解脫身上的重負——老城無法伸展，350平方公里的古巷河岸頭，無法接受每天約300多萬人的旅遊者，以及生活在這裡的本城居民——每平方公里住2.4萬人本來就已經讓小巷木橋累喘了氣…… “你的任務是：用10年時間，再造一個新蘇州。”市委書記王敏生說話從來不帶狠勁，他的吳語聲調總帶著蘇州人特有的那種柔軟，但這回與王金華交待任務時，口氣卻十分堅決。 王金華對此沒動聲色。 “具體一點說，市區的工業產值去年是146個億，你新區10年就要達到這個水平，150億元。”王敏生說完眼睛盯著王金華，看看自己的愛將、這位崑山人有什麼反應。 通常情況下，蘇州人會謙虛地向領導表示一番驚詫，以便給自己一些“餘地”。但這個王金華沒有，他緩緩地抬起眼睛，看了一眼市委書記和站在一旁的市長章新勝，幾秒鐘後蹦出一句話：“150億不稀奇，關鍵在政策，啟動這關要打好……” 章新勝笑了，他朝書記王敏生看了一眼，意思是說：怎麼樣，我說他王金華行吧！ 當然行嘛！王敏生心想：提拔王金華到市裡來，他跟“老伙計”、崑山的吳克銓是有“私下交易”的：你把小崑山搞大搞強了，我蘇州怎麼辦？蘇州總不能讓崑山壓在底下吧！蘇州搞不好，我連你吳克銓一起弄來！ 王敏生聽王金華這麼說，心裡笑得開了花。 “我什麼都不擔心，擔心的是看你給不給金華他們開發新區的獨立操作權和指揮權。”吳克銓對王敏生說過。 後來王敏生和章新勝記住了吳克銓的話，並且在市委常委會上履行了承諾：決定給新區工委和管委會“特權”——縣級職權，下設土地、財稅、公安、勞動人事、工程管理5個局級編制單位。 “可以了，我們先乾起來再說。”副縣級幹部出身的王金華已經覺得市委、市政府給自己的權力夠大了，雖然他當時手下只有“七八個人，十來條槍”，但畢竟現在是“縣處級”的司令了！ 站在荒丘上，王金華順著風吹動自己的頭髮，目光轉回到眼前的這片運河之邊山與水、田野與村莊之上……他的胸脯在起伏、激盪。他感到了站在母親面前的那種兒子的責任和義務，非常強烈的責任和義務。 當時的新區指揮部設在蘇州三元一村的一間50年代造的老房子裡，好在指揮部只有4個男人，要不會有點麻煩，因為老房子裡沒有女廁所，只有一個“坑道”式男廁。 沒有女人在場，蘇州的男人說話也放粗：“別看這裡不像啥樣，但我們要幹的是創全國第一、世界一流。”王金華對自己也對手下的三個拓荒牛這麼說。 2000萬啟動資金能幹創世界一流的大業？有人心裡冒虛汗。王金華則泰然置之，他提出新區四大發展戰略：開放戰略，科技戰略，人才戰略，繁榮戰略。 前面三個戰略好理解，可繁榮戰略算啥？ ——這是王金華的思路，也是蘇州改革走向世界性的戰略思路。 參與新區的各路人馬陸續報到後，王金華作了一次新區開發的動員，他一口氣將四大戰略的具體內容闡述了個明白：開放戰略就是以引進外資為突破口，進而實施全方位的對外開放。產業進步與世界同步、具有國際運作能力才是真正的現代化開放型的經濟發展；科技戰略的重點是瞄準高新產業，使區域真正成為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商品化、國際化的基地；人才戰略，簡單一句話就是“能翻多少跟斗，就鋪多長的地毯。”目標是造就3支隊伍：現代化管理人才隊伍，國際化動作人才隊伍和科技專業人才隊伍；繁榮戰略是通過三產和社會事業，促進新區的快速繁榮，將新區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新蘇州城區。 丹桂飄香，迎來了蘇州絲綢旅遊節。王金華在旅遊節上亮相，並四面出擊，亮出的牌子是“蘇州新區”。那些金發碧眼們大為驚訝：蘇州還有一個新區？是什麼樣的新？ 可以去看看嘛！ 王金華叫人開車過來，將老外們拉到獅子山大橋上轉了一圈。老外們看著蘇州城外那處山和水，連連搖頭：“王，你的新區很……嘿嘿，很不怎麼樣啊，與你的崑山差很多。” 王金華不急不躁，禮貌地朝老外們一笑，說：“明年你們再來實地考察，一定會有不同的感受。那時你們會喜歡我們這個新區的。” 老外們很興奮：“好，明年我們再來！” “一言為定。明年！”王金華與老外們一一握手，老外們發現他的手格外有力量。 “明年”，是一個約定，是蘇州人向世界友人和全中國的一個約定。 為這，沉睡千年的姑蘇西郊的那片曾經戰馬踏蹄的土地開始了沸騰——徵地動遷的動員，掀開了太湖之濱的驚天巨浪…… 從隨伍子胥入城至今幾千年未移一寸故土的當地百姓，第一次被現代文明的觸覺所撼動，他們有些不適，所以也不想听王金華他們講的那童話般的明天的故事。於是他們拿起種地的鋤頭和挑水的扁擔，要與那些想讓他們搬家的城里人拼死活——寧靜的秩序被打亂了，告別的儀式是悲壯的，農民們有權利與他們不了解的真相作最直接的鬥爭。 王金華派出一位有經驗的老同志去做農民工作。老任不愧是“老動遷”專家，對動遷戶的心理可謂一清二楚，他的嘴皮子能一溜煙念出幾十條動遷政策。但農民們不買他的賬，嘩啦幾十個莊稼漢與動遷人員扭打在一起，年輕的小張不知被哪裡來的棍子打昏在地，“衝啊——”一聲瘋狂的叫嚷，剛剛租借搬了家的新區指揮部被佔領了，一個粗大的嗓門在9樓指揮部的窗口邊高喊道：“誰敢動我們的房子，就把誰從這里扔下去！” 新區管委會幹部們目瞪口呆。 這時王金華來了。 所有目光聚到他的身上。 他說話了：“搬遷，肯定是沒有商量餘地的，這是市委的決策，也是全蘇州人民未來的幸福需要，沒有商量餘地。但你們為啥不願意搬呢？政策有問題？還是我們工作態度不好？” 鬧事的農民說：“我們不是有意反對作梗，是你們說話不算數！” “咋說？” “你們讓我們搬家，可我們搬了之後住哪兒？” “怪了，不是已經安排你們房子住了嗎？”王金華把目光移到老任的臉上。 “安置房子青黃不接，還有幾套沒落實。”老任說。 “扯淡！”從部隊退伍回鄉多年的王金華已經好久沒這樣罵了。但罵歸罵，問題還是要解決的。於是他說：“第一，尚缺的安置房，在年內全部解決，保證家家戶戶能搬進新房子過年；第二，現在無法安身的幾戶，全部搬進我們指揮部最好的這個老四合院；第三，因為水災，老四合院周邊還是一片汪洋，抽水、排水的工作全部由管委會來負責。上面哪項工作沒到位，你們拿扁擔打我耳光！” “好，有你王主任這話，我們就搬了！”知理和通情的農民們爽快地答應了，他們說他們相信黨和政府。 黨和政府沒有讓這些農民們失望，搬遷工作做得精心細緻。 “未來的新區建設得再好，如果不把動遷戶的安置做好，那等於零。”王金華把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一直掛在嘴邊上，每一個新區幹部心裡掛著這樣一桿秤：新區要建在人民滿意之上。 有多少委屈，有多少難題，他們從來沒有計算過，因為他們所想的是：假如我的家被動遷了，我該怎麼想？於是所有的困難、所有的願望從自身的角度去為那些動遷戶著想，問題就會解決好，解決得讓人感動和滿意。新區建設十幾年來，動遷的有幾萬戶，不能說沒有一點矛盾和難題，但整體而言，是平靜的，平靜得像蘇州人的性格一樣，十分地溫和。這要歸結到蘇州人辦事的細膩，更要歸結到他們能從動遷戶的實際利益出發思考問題。為了考證王金華他們幹的實效，我特意到了幾個安置小區，同當年的動遷戶聊了很長時間。他們告訴我：開始不理解，後來看到“政府”給他們蓋的房子、安置的工作和社區的環境，以及現在生活在“天堂一樣的新蘇州”裡，他們感到了滿意。 “是九分的滿意。還有一分的不滿意，是希望新區有更好的大發展。”一位70歲高齡的老伯風趣地對我這樣說。 把鏡頭重新拉回新區開發初期的那個年份吧。 “明年”到了。老外們又一次來到蘇州，再次見到王金華。 “王，我們可又來了啊！”老外笑瞇瞇地看著王金華，希望他不會食言。 “歡迎！走，我們去新區看看。”王金華走在最前頭。 “走——” 浩浩蕩蕩的隊伍，有說有笑。 這“明年”，其實只有三個月時間，因為上次老外們與王金華相約在去年的金秋時節，現今雖跨了一個年份，但實際距離春天的季節也就是3個多月的時間嘛！老外心想：你王再有本事還能把通天的路修好？ “哇，王，這15公里長的中環通、大環通是這3個月裡建好的嗎？”老外從麵包車裡下來，腳踩光滑寬闊的水泥大馬路的那一瞬間，竟大呼小叫起來。 王金華平靜地笑笑：“當然。難道還是上帝給修的？哈哈……我們是不相信有上帝的。” “厲害！王，你把崑山經驗再次運用到了這裡！了不得！有你這個速度，我們願意投資！”老外們知道，在這樣講效益的地方，投資的結果就是成倍的美元和黃金。 “蘇州速度”一時在外商中傳開。於是，新區的招商開始漸成一股勢不可擋的旋風…… 獅子山無愧蘇州人氣度。那座25層高的金獅大廈象徵著新區的“激情燃燒歲月”全面開始。 “金獅”——不知是誰起的名字？但它讓我產生聯想：金是王金華的金，獅是獅子山的獅，這傲視在獅子山頭的王金華及他的戰友們在想什麼呢？他們在那片曾經是一片荒地的亂石崗上聳立起來的一座可回望古城、可展視太湖煙波的高樓，想著蕩氣迴腸的事業——打樁的夯聲震天，濺起萬頃波濤，飛卷驚天揚塵，攪得老城裡的人紛紛趕來仰望新區“金獅”雄姿：10個月蓋這麼高的大樓呵！再過10年，這裡還不變成大上海了？ 嘿嘿，我們要建的是一個新蘇州城。全新的，爭取超過上海！ 王金華心目中的上海是他永遠的追求目標，在崑山時他這樣想，到了蘇州他還是這樣想：蘇州要趕上海，但蘇州不是上海，蘇州是文化與歷史上的美麗之城。尤其是虎丘之鄰、獅山腳下、太湖之濱的新蘇州，它該是包孕吳越的文化和太湖的水韻，該是體現橫塘的文脈和楓橋的辭章，在保持姑甦的那份永恆的清新優雅與款款流暢之間，尋找出東方威尼斯的巴黎風情和雕鑿出具有太湖之大美的現代化文明新城。總之，一句話：新蘇州，必須是與古城和諧共處於一地又各顯風格的新都市；必須是接連世界最前沿信息，又能體現東方的江南文化元素的國際化經濟與生活的城郭；還必須讓土著百姓們時刻感受到溫馨與安全、朝氣與生機、新奇而異彩的家園，同時又讓所有異鄉新居民落腳生根在這裡有種忘卻一切的歸宿感。 “城市要有體溫。新蘇州體現的是我們對這片土地的熱忱、情感和創造。”王金華平時話不多，但他的目光和思維卻是複雜而細膩，並且充滿追求精緻的智慧。這也是市委、市政府對新區的要求，更是蘇州人民對新區的期待，自然還有那些最後選擇蘇州作為發展自己事業的外商和國商們的興奮點。 創業是艱苦的，即使在“天堂”蘇州，該吃的苦照樣一樣也不少。初到新區工作的人至今印象仍極其深刻：“王金華對我們說：你們來新區的第一個任務是要準備吃苦，吃盡所有的苦。然後他讓有關人員發給我們每人一雙雨鞋，因為當時我們的辦公區四周都是一片汪洋。”新區趕上了改革開放的第三波浪潮——這就是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為契機的1992年中國再次思想大解放的年份。於是當時一批批雄心勃勃的外商和一家家世界500強企業紛紛選擇了在蘇州新區這塊充滿希望的熱土進行投資。 1992年對新區創業者來說是個難忘的年份。這年11月，王金華從北京拿回了“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這塊國字頭的金牌，小小四合院一片歡騰。當時的條件還很差，員工們連鞭炮都沒買，他們是敲著飯碗慶賀的。 “但氣氛仍然令我們永生難忘。”王金華回憶說。 什麼叫抓住機遇？新區後來的眾多外資企業紛紛在此築巢就是最好的解釋：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金牌子掛起來那天開始，美國的普強、杜邦、高達，日本的松下、索尼、三菱、富士通、住友、沙克迪，德國的西門子、百林，英國的邁大、考陶爾茲，瑞士的羅技、迅達，台灣的宏基、聲寶等等世界著名企業，項目達190個……這僅僅是三四年時間的成效。 1996年8月，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高級顧問拉卡卡訪問新區時，這樣盛讚道：“高樓林立的蘇州新區有著強大的吸引力，近300個外資企業項目和企業落戶，總投資達30多億美元，這在世界上也是極少有的奇蹟。你們這裡就像一個小'聯合國'。” 蘇州新區的“小聯合國”別稱就這樣叫開了。 這一年，蘇州新區賓客盈門，而且都是些國際大師級的人物——人類進步基金出版與交流負責人、美國著名小說家蘇蓋，法國和美國科學院院士沙士雄，哈佛大學林賽……他們漫步在古老的京杭大運河旁，感覺著東方新世界的萬千種經濟與文化、與自然交融的那種奇妙、新鮮和興奮。因為他們所處的摩天大廈群林，與粉牆黛瓦的老蘇州近在咫尺，那些通天大道又與旁邊的小橋流水交錯相通……他們認為這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美景。 那年春，不大出門的蘇州籍作家陸文夫聽說蘇州獅子山旁搞了個“新蘇州”，起初他不太相信，後來他去了。去之後文夫先生大驚而贊，數著指頭說：姑蘇2500年，新蘇州建設2500天，於是他脫口而出了一句經典之語：2500年風風雨雨造就了一個老蘇州，2500個日日夜夜創造了一個新蘇州。 “新蘇州”後來一直被沿用至今。文匯報記者到新區採訪，看著太湖之濱這片聳於山水之間的現代化新城，感慨萬千地寫下了這樣一個標題：“真山真水園中城”。 無論是作家的驚嘆，還是記者的描述，他們都給新區的崛起註釋了一個共同的元素：速度與精美。 據1997年環保部門統計，新區的綠化率達35％，遠超了國家標準。許多老外投資者第一次到新區，不是奔王金華的“總裁”辦公室，而是急著登獅子山，急著一覽天平、花山、何山、橫山等群峰秀嶺，要不就是驅車到開放式的綠地遊索山、玉山、天獅等湖景山水公園…… 這裡是公園還是廠區呢？是廣場還是小區呢？他們被新穎、美妙的“蘇式”開發區深深吸引，甚至時常懷疑自己的視覺。 “在這樣的地方辦企業，獲得的將是生命質量與經濟效益的雙重豐收。”外國企業家們如此評說。 “以綠意造園，是我們新區的一大理念。這既借鑒了歐美風格，又傳承了水鄉蘇州的特色。綠樹、綠色塊條多，又充分引入開放式大公園的格局，使得新區每年保證有300天的綠期。古蘇州是以園林'雨打芭蕉'、'梧桐知秋'、'歲寒三友'的千古絕唱達到一種文化和古典的結合，新區以綠意加園林，從而創造一種'錦繡大地'的氣氛和自然特色，你看我們這裡的植物造型吸收的是大色塊的綠地風格，如海之墨色的雪松林，晚霞一般的紅楓林，一片片桂花香，一片片橘子黃，嵌入來自美洲風情的美女櫻，如此錦繡被植物的紅、黃、藍、紫組合成一體，遠觀如萬紫千紅的花地毯鋪就，近看恰似置身於花木叢間，美不勝收。”新區人一談起他們的美景，總滔滔不絕，令人陶醉。 僅僅幾年時間，沉默了數千年的獅子山，從冬眠似的冥寂中睜開幼稚的倦眼，轉瞬間驀然回首一眼，但知這裡已是天翻地覆…… 今天的蘇州新區建設者和創業者，他們最願意向外人顯耀的是這裡的科技含量。 “要說我們的蘇州高新園區能使獅子山這片曾經是蘇州北大荒的地方呈現出今天這個樣子，關鍵還是我們這兒的高新技術發揮了催化作用。” 此話怎講？ “高新高新，自然文章在'高'與'新'上。'高'，意味著我們的開發區從一開始就瞄準國際先進水平，這是指的引進企業的高端水準；'新'，是指產業的建立與趨向必須是當今世界最前沿的最先進的技術定位。”現任蘇州高新園區工委書記王竹鳴用“很園區”的語言給我介紹：從1992年建立新區的那天起，王金華等老一代創業者就堅定地按照市委、市政府確定的“科技優先”戰略。緊緊圍繞“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目標，在實際工作中堅定不移地推進科技自主創新，加快聚集新產業、建立新體制、建設新城區，構築國際平台的思路與實踐，因而使得高新區真正在“高”與“新”上呈現五彩繽紛的璀璨光芒。 在採訪新區時，我看了一部長期在新區工作的蘇州作家徐卓人寫的《歸國留學生部落》的書，記述的是一批具有國際領先水平的歸國留學生在蘇州高新園區創業和成就大業的事蹟，因而在蘇州高新區內形成了一個“中國留學生部落”群體。這個群體現在已達數百人之多，他們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在國外卓有科研成果的歸國留學博士、專家。 “由這些留學博士帶出來的專家與科研人員，今天已經達到近萬人的具有世界級水平的研發人員和科技隊伍，是我們高新園區最大的資本。”王竹鳴一談起這個話題，兩眼放光。 “我們現在有一年近2000億的工業產值，有一年100多億的財政收入，靠的主力產業就是高新科技。我們有六大創新載體：蘇州科技城、蘇南工業技術研究園、蘇州環保產業園、蘇州創業園、留學生產業園、蘇州高新創意園。它們涵蓋了電子軟件、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研發與關鍵零部件、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等八大世界級先進科技專業產業工程，其中最引人驕傲的是已經體現市場能力的十大自主產品群體：高功率動力鋰離子電池、新一代網絡安全技術開發、碳矽鋁纖維與碳纖維、光刻膠、第三代移動通訊、CPU核心應用技術、生物醫藥產品、動漫產品、振動及環境實驗設備、新一代高分辨數碼有機光導鼓等。”新區主人對這些技術與產業的專業詞語如數家珍，我們有的很難聽懂，但一旦換成具體的和實用的例子來說明時，所有的外行人都會為他們而感到驕傲—— 比如中國的“神舟號”飛船在飛向太空前需要進行振動試驗，這振動試驗台就產自蘇州高新園區的蘇州東菱振動公司。這振動試驗台達16噸重，過去一直被歐美國家所壟斷。我們的歸國留學生在蘇州高新園區內給它搞出來、搞成功了。 “神舟”飛船能夠一次次飛向太空，這振動試驗台功不可沒。 比如現在我們使用電子復印機、電子照相機等電子設備每天都會用到的成像有機光導鼓，過去一直是外國企業的專利，蘇州恆久光電科技有限公司的小伙子們搞成了中國自己的頂級水平的OPC生產線——第一條擁有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年產100支鼓的高度自動化生產線。 比如一個名為“中國芯”的32位嵌入式CPU電子核心技術，也是由蘇州國芯電子有限公司用幾年時間在蘇州高新園區搞成的，它的技術含量與世界先進芯片不分上下，其功耗全球最低，從而打破了“中國有機億萬台而沒有一個芯”的尷尬局面。 比如被稱為“通訊喉嚨”的語音網絡、數字網絡、圖像網絡“三網合一”技術的“DSL—4000｜4010綜合復用設備”，也是由蘇州科達通信技術發展有限公司成功開發的，它已經成為中國國家電子政務Ｔ100強——視訊類第一名。 比如博瑞生物醫藥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恩屈西他賓”藥物，成為中國抗艾滋病和乙肝病毒新藥，同樣打破了國外公司壟斷，其成本和藥效都優於世界同類藥物。這“恩屈西他賓”聽起來名字有些怪怪，但它對艾滋病患者和乙肝病患者來說，就是“上帝”送來的福音…… 所有這些，都出自蘇州新區，出自我們的那些歸國留學生之手，出於他們帶領下的團隊。這裡有一串名字非常閃光，他們是：袁建棟、顧東民、丁屹、陳衛東、張光學、黃勁、謝衛國、王崎、朴成元、王拉才、張思福、鄭茳，還有讓世界同行震驚的《系列世界地圖》發明者郝曉光等等，他們都是清一色的“海歸派”留學博士，他們已經在蘇州新區落戶多年，並且成為這裡的永久居民和“部落”主人。 那一天我正在採訪高新區，市委宣傳部長徐國強說晚上一定讓我見見一個人。當晚在飯桌上我認識了徐部長的老朋友王振民，這位蘇州人文質彬彬，在一桌子博士堆裡，他是個酒量偏差的人，他說他第二天要回美國——孩子老婆都在大西洋彼岸等著他過一個什麼節。徐部長向我介紹：王振民酒量一般，但他幹的事業卻了不得，而且是蘇州高新區的留學歸國專家的“博士王”。 王振民一聽市領導如此誇自己，臉頓時紅了起來，連忙說：“我在蘇州高新園區算個啥？人家資產比我高出好幾倍的有的是，我只能算小拇指……” “他是怕露富。你只要打聽一下，生物、醫學領域裡沒有不知道'振美'的。”同桌上的博士們搶著要灌王振民，說如果他不向何作家說實話，就保證當晚讓他出不了門。為了不影響第二天飛回美國與妻子孩子的團聚，王振民只好“投降”，於是我們倆借眾博士開心喝酒時，進行了“酒場採訪”—— “六○後”的王振民在16歲時，正逢“文革”後的首次高考，因為農民苦孩子出身，又遇眾多“老三屆”在考場做對手，所以少年王振民只敢報了蘇州大學物理系。儘管如此，在拿到錄取通知書時，他還是欣喜若狂地在老家的田埂上蹦了起來。 1985年研究生畢業後，在蘇州大學留校當了兩年教師，這時正逢“留洋”大潮，王振民的心也跟著浮了起來。但公派沒他的份，他只好靠自己拼搏。考托福時，26美元也是向老師借的。 “我到現在還沒有向老師還這26美元呢！人家不要我還，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已是億萬富翁的王振民心頭至今藏著這樁事。 “你給蘇州和蘇州大學創造的財富已經遠遠超過幾千萬個'26美元'了！”徐國強部長和酒桌上的蘇州大學幾位校長們湊過來說道。 王振民依然滿臉不好意思地喃喃道：“這是兩碼事，兩碼事。” 我開始對眼前這位“海歸派”博士刮目相看了，而當他向我細述自己的留學過程和抱著對蘇州高新園區的“好感”後，在獅子山腳下僅用短短幾年創出的一番偉業時，我的內心刻下了深深的印象。 1987年的春天，對王振民來說格外溫暖，他單身宿舍窗口的紫藤開始抽芽，一陣喜鵲叫聲，郵差舉著一個英文寫的大信封對他說：國外有人給你寄信來了。 王振民的心跳得怦怦的，他知道自己的命運將要發生“歷史性的巨變”了——因為他沒有外國親戚朋友，只有一種可能：他被國外的大學錄取了。果然如此，美國愛德華州立大學通知他去入學。 一個身上只揣著274美元的中國青年懷著強烈的求知情懷，冒險飛到了大洋彼岸，開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學知的長途跋涉…… 1993年，王振民已經是個學了15年物理學的“洋博士”。 “我相信，如果我找不到工作，那麼全世界就沒有人再能找到工作了。”畢業初，王振民曾這樣狂言。果真，他同時被加州的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和美國西南醫學研究中心休氏醫學研究院錄用。 王振民最後選擇了比前者薪水少一半的後者。然而“清貧”的休氏醫學研究院在王振民看來是個取之不盡的“富礦”——因為這裡有“用錢買不到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員”，10年中這裡出了4位諾貝爾獎得主，並且擁有30餘位國家院士。王振民受聘該生物醫學研究工作，他在這裡獲得了學術上的質的飛躍，並在這裡發現了一個極不起眼、卻日後成為他全球系列產品獨家經營的小產品——花300美元成本便研製成功的一種專門收集、儲藏蛋白晶體的器皿，而這靠的也是王振民紮實的物理學功底及對生物醫學的潛心鑽研上的真功夫。 “王，你要發大財了！”研究院的同事祝賀王振民。 正當王振民有些發愁如何尋找美國“發財”溫床時，從鄉友那裡得知蘇州高新園區有個專門為留學生創業搭建平台的“創業中心”，已被中國國家科委確定為“國際企業孵化器”試點單位，有很多優惠創業條件。 “愛屋及烏”的王振民想到了家鄉，想到了母校，於是他毅然決定回到祖國、回到蘇州創業。 “因為我愛蘇州，蘇州是我的人生出發地，也是我的生命歸宿地。”王振民離開美國時，他對那些不理解他的研究院同事這樣說，而且為了痛別“諾貝爾獎搖籃”的休氏，他竟然學會了喝白酒——那一天告別美利堅的晚上，他喝了一斤半高度白酒，從此酒量超人，但一喝就臉紅。 “我骨子裡不是喝酒的人。”王振民自己說。 不久，他的“蘇州捷美電子有限公司”正式在蘇州高新園區掛牌，這也是“歸國專家部落”的第一個留洋博士在高新園區所辦的第一個企業。 王振民在蘇州這塊風水寶地獲得的收成就像他的企業名字“捷美”一樣，又快又好。短短幾年，“捷美”名揚海內外同行業界，於是學著王振民回國到蘇州、到蘇州高新園區“發財”和乾事業的洋博士們一結十、十聯百地擁向獅子山腳的那塊熱土。 太湖水湧動著歡笑，虎丘古塔在搖晃著身子舞動。 一顆優質種子，長出的是一片金色的豐收果實。蘇州高新園區就這樣如此不停地“孵化”，最終將世界各地最優秀的那些海外中華學子一個個吸引到了自己的鳳凰樹上…… “我們也不含糊，50億的創新投入，200億的基礎設施，100多個營造有利於科技與人才引進的地方性法規，六大服務保障體系和30多個知名院校，及50多個世界級尖端研發機構，這是能夠吸引高級人才到蘇州新區來的內核力量，有了這內核力量，我們才能造就'真山真水的新蘇州'，每天向世界和國人展送碩碩成果和燦爛光芒。”王竹鳴書記這樣說。 是的，這就是太湖之濱、蘇州古城旁的新蘇州城，一個不足230平方公里面積的地方，創造了全蘇州市出口總量的20％、全省的10％、全國的1％以上的份額，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級重要出口基地和創業者的樂土。 一個創造了8項“世界第一”、11項“全國第一”的新蘇州，就這樣在彈指一揮間崛起在太湖之濱、獅子山下……不說這裡的人均創造年產兩萬美元的產值，不說這裡的農民平均收入超過15000元，單說這裡聚集的2000多名留學人員、1000多名博士和1萬多名碩士及50多家落戶此地的世界500強企業，還有誰不羨慕蘇州人？ 其實蘇州人自己對辦“新蘇州”獲得的巨大成就，也是難掩心頭之激動和狂喜的。 1992年的中國，風起雲湧。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精神正式向全黨傳達。蘇州人受到的鼓舞格外強烈。 當時有個特殊的社會背景：“六四”政治風波後，因風引發了對社會主義的大爭論，尤其是中央提出搞特區和開發區後，一些持有不同政見的人借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所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世界性衰退，在思想界和理論界掀起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大爭論，造成了下面的干部和群眾思想上的混亂。鄧小平針對這些問題，明確而又肯定地說：“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 太想見一見這位章新勝市長了！可惜他現在太忙，而且離開蘇州已經很多年了。他現在與我同城住著，然而北京太大，同城人幾十年不見一面是常事。章新勝現在是國家教育部副部長，之前他就是我們的蘇州市長。再之前，他是國家旅遊局副局長。他的英語使他成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市長中很出類拔萃的行政官員。 不知道章新勝同志是怎麼來到蘇州當市長的，想來這也該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吧——蘇州是中外著名的旅遊名城，國家旅遊局副局長下派到地方任市長，像章新勝到蘇州也算是非常合理的事。 姑蘇過去一直是個非常傳統的城市。文化習慣重於平和與溫性，出頭帶刺的事一般不做。這既有好的一面，同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有鈍遲的副作用。上世紀90年代初，章新勝市長來蘇州後，市政府機關的干部發現了許多新鮮的風氣：開會、幹事不再慢慢吞吞。更讓人驚奇的是：沿襲了幾十年的八點上班的習慣，市長首先不執行——“他晚上工作沒個點，早上不到九點基本上找不著人影……”機關幹部們如此說新來的章市長。 “改！改一下八點上班的習慣！改成九點上班……”章市長一聲令下，蘇州全市黨政機關從此變成了上午九點上班，並且一直沿襲到現在。 “人家老外八點鐘還在美夢中，我們就去敲人家的房門、打人家的電話，你不等於趕人家走嗎？再看看：人家香港老闆晚上九點鐘才出來吃飯喝酒吃夜宵，可我們的人這個時候卻要呼呼大睡了，你說誰跟你談合資、合作呀？”章新勝的理由在市長辦公會和市委常委會上擺得噹噹響。雖然不少老幹部和同仁對他的決定很不舒服，可他的話確實反映了對外開放過程中一個十分明顯的現象。 崑山人最同意章市長的建議了：那些老外，尤其是台海商人，簡直都是夜貓子！夜裡十一二點才開始“卡拉OK”，不到清晨三四點他就放不下酒杯和麥克風。我們不陪他不行，可要陪了他，第二天早上還是八點上班，到了晚上，老外和台商的生意肯定泡湯！ “這叫與時俱進，跟上發展形勢！”章新勝勝利了，在蘇州這樣的地方能夠推行像早上九點上班的小事也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 “老蘇州”裡的老東西太多，新東西想要出人頭地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