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5月，我從一個邊遠山區的軍營上調到北京解放軍某兵種總部。那個日子很令我感動，於是當晚我跑到天安門前，認認真真地看了一眼我心中的聖城。想不到的是22年後的今天（2003年：校對者註），當北京的1300多萬市民們正在與非典進行著生死搏殺的時刻，我又一次忍不住地獨自來到天安門前。我看到流金溢彩的天安門城樓依然那麼巍然挺立，廣場上的五星紅旗依然高高飄揚，於是我忍不住面對天空，喊一聲：祖國，北京，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如此深愛你們……因為就在這個日子裡，我走進了正處在全民“抗非典”偉大戰役的北京指揮中心，走進了與非典激戰的第一線，在那兒感受著每時每刻的戰鬥烽火與生命至愛。
我因此想向讀者報告北京發生的這場與非典生死決鬥的偉大戰役——
王晨，北京SARS醫療救助指揮中心的一名普通戰鬥員。那天他推開桌前的玻璃窗，望著長安街上的車水馬龍，對我說：“第一天來到指揮部時，看到熟悉的北京城突然一夜之間變得萬人空巷時，我的眼淚真的一下像散落的珠子……那情景太淒慘了！”我告訴他：那些日子裡，每一個北京市民都有這樣的感受，都在尋問“如此繁榮和現代的古都難道真會變成死城一座”？
那是一段多麼恐懼的日子。
空氣中，似乎到處迷漫著瘟疫肆虐的氣息；街頭巷尾，呈現的是人們慌亂而恐怖的匆匆行色，這樣的時光足有數十天！是四月？是五月初？是五月中？
北京經歷著像“泰坦尼克號”沉沒前的那般景況，這種說法絲毫不誇張。所有經歷這場瘟疫的人們，都會這樣感嘆北京的那些痛苦日子。
5月29日，新聞播出了當天的全國疫情，北京第一次出現了新發病例“零”的記錄。那一天夜晚，我看到自己居住的樓下有人竟然放了一掛鞭炮，以示慶賀。雖然放鞭炮是違禁，但久抑痛楚的市民們還是對放炮者以笑助威。
“太不容易了！北京從最初的非典發病例'零'數，到日發病例最高紀錄的343例，現在終於又回到'零'紀錄！真是多虧了黨和政府的好領導啊！”一位70多歲的老婆婆，以其特有的虔誠，跪下雙膝，面朝天安門方向深深地頂禮膜拜。
在場的人都在感嘆：真不容易，好像這一陣過了幾年似的。
這一天，北京的很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慶賀“零”紀錄。那喜形於色的神情相互告示著一個已是不可逆轉的事實：北京戰勝非典的日子已為期不遠。
5月31日，全國疫情僅為一例臨床確診非典病例，是北京的，而這也是由疑似轉為確診的。
北京在5月勝利實現兩個“零”確診病例。
其實百姓並不知道，本來這個“零”紀錄應該早在幾天前就能實現的。
5月26日晚，當我走進北京“抗非”最高指揮部——“北京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聯合工作小組”會場時，才了解到這一“內幕”：25日清早的暮色中，一輛載有五人的桑塔納轎車，從山西經北京延慶山區公路進入北京市區，車上的一位男子是個艾滋病患者，他的病症又起，且發著高燒，同車4人送他進京看病。哪知到佑安醫院一查，確診是非典。而這一天如果不是這位山西來的“不速之客”，北京的日新發病例正是“零”紀錄。
指揮部會議室內，領導和專家們聽完市疾病防預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情況後，輕輕地發出一陣欷歔：真是想不到啊！我當時有意看了一下指揮部“最高長官”市委書記劉淇同志的臉色，那是一張嚴肅而冷靜的臉。我看到他的目光盯在那塊介紹《新發病例情況分析》的屏幕上，至少停留了兩分鐘。
雖然我無法判斷這位北京“抗非典”最高指揮官此刻心裡在想什麼，但似乎能從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樣在期待著什麼。
第二天，市民們從電視新聞中看到劉淇同志帶著市委秘書長在北京與山西交界的延慶張山營交通路口，檢查工作，並且跟那些檢查過往車輛的工作人員們一一交代和示範著。自“抗非典”戰斗全面展開後，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領導到第一線的鏡頭太多了，人們似乎並不在意這一天劉淇書記的又一個“巡視”。可我看了卻非常感動，因為我知道這是他為前一天那個本該早來的“零”紀錄的失之交臂而專程來到延慶關卡上的。
26號晚上的“聯合小組”會議結束時已近十時，我看到劉淇書記離開會場後是回辦公樓了，雖然不知道他當夜辦公到什麼時候，可我卻不曾想到當晚發現“防非典”新問題後，這位日理萬機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現在距市區110多公里的山區要塞上，檢查督促工作。從27日到31號的5天日子裡，我特意留意《北京新聞》，驚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劉淇書記到車站、到街道、到社區、到民工工地、到郊區農村的報導。而正是這樣一組組百姓並不了解內情的鏡頭背後，北京創造了自3月份以來非典新發病例的兩個“零”紀錄。
曾幾何時，北京市民們為對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緒有多嚴重，這也導致了上任才幾個月的新市長的辭職。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們對政府又是怎樣的評價呢？
市委副書記杜德印給了我一個數字：滿意率達到90%以上！我相信這個數字沒有水分。因為經歷了生與死歲月的北京市民才不賣當政者的面子，他們挑剔著呢！每天都盯著自己這個城市的一點一滴的疫情變化，也每天盯著自己身邊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滿意準會投你反對票。
有件事很能說明問題：5月6日，北京安華西里的一個居民看到自己樓裡的垃圾道堵了，也沒有人來處理。一個電話打到“市長熱線”。 5月7日上午，這位居民下樓買菜，見自己的樓道裡來了一群人，打頭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長，說是來看這個樓道的垃圾處理情況的。那居民聽了很激動，說我昨天雖然電話打到市政府，但心裡想也就打打而已。誰知您市長真的來了，而且來得這麼快呀！王岐山說：“現在都是什麼年月啊，垃圾問題可是大問題，我這個市長如果連垃圾問題都處理不了，還做什麼市長嘛！”90%的滿意率，不是那麼容易得到的。有人說，“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眾的關係獲得空前融洽。這話一點不假。
北京市委辦公樓，這是首都“抗非典”的總指揮部。在這之前的十來天中，我因採訪需要時常不分夜晝地進出這兒。每每走進大樓，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這兒工作的人，他們都是那麼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時也常見他們一手拿著盒飯，一邊拿著電話在工作。 “唉，簡直像打仗！”公務員們總用這樣的話回答我的詢問。
其實他們就是在打仗！打一場無硝煙的殘酷戰爭。
從4月20號前後開始，指揮部裡的每一個房間，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成了戰鬥單位，不分日夜，沒有間隙，從市長、市委書記到打字員、材料員，他們被要求和自覺地執行著“隨叫隨到”的24小時工作制。聽宣傳部的一位同志講，某處長的家屬為給丈夫送幾套換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樓門口等了整半天——她的愛人在指揮部就沒有斷過電話。
梁萬年，一個多月前走馬上任的市衛生局副局長，現在北京認識他的人大概超過七成以上。
作為政府疫情發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戰時電視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採訪時，這位大學副校長出身的學者非常感慨地說了一句話令我深思。他說：“過去我當學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從我4月22日被一紙任命當了政府一名公務員並參與了整個“抗非典”戰役的戰鬥後，現在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我對我們的政府工作人員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真的是好樣的！”梁萬年的感嘆沒有絲毫誇張。他自己就是一個例證。從一個多月前任命當衛生局副局長後，主持全市疫情信息，用他自己的話說：我上廁所都得帶上手機，躺下身子卻不敢脫衣服。
“市長半夜叫我到他辦公室，書記一早找我談疫情，這已經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和習慣了。市領導們都這個樣，我敢有一分鐘的怠慢？你看看我辦公室的複印機！最多時一天收發一千多份文件，那紙放在手裡是燙的！”年輕的副局長第一天上班就有一個強烈的“榜樣力量”：4月20日是北京“抗非典”戰役的一個分水嶺。劉淇書記和新上任的王岐山代市長在頭天一連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和全市干部大會。第二天一早，兩位“司令員”便到了市疾病防控中心。當他們得知中心的網絡系統資源不足時，就在現場辦公。這個後來被人稱之為“北京抗非戰役生命線”的網絡僅用了幾天時間便開通，成為北京疫區24小時防控非典的一個暢通無阻的強大信息網絡，為扭轉前期疫情不明而造成疫情失控的被動局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疫情的控制，體現在每天的發病數字上。北京人如今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錢袋、米袋和居室，而是從他梁萬年每天嘴裡說出的那個疫情數字。 “知道這數字是怎麼來的嗎？”梁萬年說起這話題，眼睛就發亮：光我說一個人的工作的量，早晨八點半聽CDC（疾病防控）各部門負責人的交班匯報，他們要將之前的24小時情況匯總並作出書面分析材料；當我收到這些材料後，就要再與全市另外幾個防治小組通報情況，並收集他們的反饋信息，然後再充實自己的信息。期間動態的變化隨時發生。我們每天對外公佈的主要為三個數據——臨床新發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數字。其實我們要收集和匯總的各種數據多達十幾種。而每一種數據本身又是24小時在不斷變化的。儘管現在我們建立了數字化的網絡平台，可以在幾十分鐘內將全市疫情的各種數據匯集到指揮部，但對負責疫情信息工作的戰鬥員來說，我們所掌握的不僅僅是簡單的那幾個對外公佈的幾個數據，而是這些數據背後的大量需要供政府決策的第一手材料。比如進入5月下旬後，全市疫情得到明顯控制後，大家都在期盼'零'發病，可事實上總有那麼幾例新發病在擾亂我們的心境。這些新發病是怎麼出來的，我們的工作範圍就大了。
像某一天突然增加了四五例民工患者，我得到這個數字後就要立即將情況報告市長、書記，市長、書記得到這個情況後他們的緊張程度可是老百姓不了解的。他們一得知這個情況，腦子裡立即想到的是幾十萬返京回城的民工疫情控制。因為如果這一環節抓不住，弄不好疫情再度大規模復燃。市長、書記要決策，我就得給他們準備各種有關民工患者的一系列相關數據，甚至連這些患者是從哪個地方來的，他們現在在哪些工地施工，這些施工工地的控制防預情況又怎麼樣，全市有民工的工地情況又是個什麼情況？如果一旦施工工地出現疫情蔓延又該採取什麼辦法……總之一個簡單的病疫數字，就會帶出幾十個甚至幾百個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有效處理和控制。工作量和工作難度就這樣產生了。在這種情況下，你想少干和偷懶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說，市長書記現在都成了防控專家，你哪個地方有偷工減料，可以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你只有準備三百五百個答案，才可以在他們面前回答好一百道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每一個指揮機構分分秒秒地忙碌戰鬥的緣故。
梁萬年僅是整個北京保衛戰中一個師長或團長的角色，他哪知道作為全市防控大戰的市長書記這些司令員們的肩頭擔子有多重！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長，人稱“抗非典市長”，從海南省省委書記調任北京代市長，僅一個多月，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人都說北京來了位好市長，他的個人魅力在於他“平民化”：
一張平民化的臉，一腔平民化的語言，一顆裝著百姓安危的火熱之心。
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一天，“出巡”的王岐山路過一所剛恢復上課的學校門口，見幾個穿著防護衣的人把守在校門口，便立即下車上前詢問。那幾個穿防護服的人告訴市長，說他們是學校的老師，正在對進入校門的學生進行體溫測試。王岐山大呼：你們這副樣子怎麼行？孩子們還小，見了你們這個樣還不嚇出毛病來呀！防護是需要的，可也得根據情況實事求是呀！學校覺得王市長說得對，很快糾正了。這小細節，可見市長的拳拳愛民心。
我第一次面對面地聽他講的第一番話是這樣的：我這個人也愛發燒呀，一上火，扁桃體就發炎。到北京來上任，那是非典疫情直線往上升的時候啊！我能不上火嗎？可我不能發高燒呀！真要燒了，人家把我拉去一“隔離”，我還怎麼個與市委、市政府的同志們帶領大家“抗非典”呀！我有辦法，就是吃素，天天吃素，不讓火上來。
“我現在越來越有信心。可我的信心不在於數字上，而是全市的人民都參與了“抗非典”的戰鬥，現在的北京啊，到處可見看到村自為戰，巷自為戰，樓自為戰，校自為戰，家自為戰，那情景能不讓人感動嗎？人民戰爭的威力啊！市民自身防範疫情的成熟、對政府的理解和信賴，多好啊！正是他們的行動才為我們解決醫療資源的不足和緊張，徹底贏得了時間。我的信心還在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看看中央的'抗非典'方針，從一開始就沒有變過，這說明中央決策的英明和堅定。所以說，戰勝非典的戰役是既定的！”市長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迴盪。
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同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要取得一場戰爭的全面勝利，最終將取決於你是否真正地全面地發動了全體民眾參與了戰爭的程度。王市長現在如此響亮地說出上面這番話，我想是他和他的同仁們已經非常滿意了自己前期在發動全市民眾參與“抗非典”戰鬥的那種程度。王岐山嚮我們透露過一件事：有一天他陪溫家寶總理到郊區看農民們防預情況。
有個身體很硬朗的老太太見了溫家寶，總理問她你認識不認識我？老太太搖頭，說不認識。總理又問她：你知道不知道非典？老太太馬上回答說：知道知道，非典是天災，是瘟疫，發燒了就可能是非典，得馬上到醫院去瞅，得了這病就不能再跟別人親近了。溫家寶事後很激動地對王岐山說：你瞧瞧，現在抗非典多深入人心，人家老太太不認識我這個總理，可對啥是非典，怎樣預防說得一清二楚。不簡單啊！有百姓這麼支持，我對抗非典勝利是更加充滿信心了。
那一天我見到王市長，是下午三點，“北京地區醫院院長聯席會議”一直開到晚飯前，王市長的講話激起了會場上陣陣掌聲和笑聲。要知道參加會議的都是處在一線的“戰地指揮員”，能在“抗非典”硝煙依舊的激戰時刻，看到他們與市長一起有說有笑，還有誰懷疑這場艱苦的戰役不勝利呢？
那一天，與王岐山市長在一起六七個小時，而且其中還有一段單獨的短暫談話，我強烈的感受是：北京的“抗非典”最高指揮官們，他們為了人民的生命和北京這個城市的安危，可以用“嘔心瀝血”四個字來形容。
沒有人知道他們在這些日子裡是怎樣地忘我工作，其工作強度有多大！但從他們一張張黝黑而明顯帶著疲倦的臉上可以看出，我見過的劉淇書記、王岐山代市長，還有龍新民副書記、強衛副書記、杜德印副書記……無一例外。
年輕的副市長陸昊，只有35歲。說實話，當第一次聽說北京市出了全國最年輕的一個直轄市副市長時，我可以作出某種判斷的聯想是：此人是否又是位某某老前輩的公子？陸昊那天在“抗非典”物資小組的指揮部裡的開場白，不僅徹底否定了我先前的錯誤聯想，更被他的坦誠和睿智及工作能力所打動。
1300多萬人口的城市，誰扛得起這麼重的擔子？而且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突發疫情，每一分鐘的延誤，都有可能造成整個城市的潰敗和無數生靈塗炭。 “憑良心。只有一個想拯救百姓生命的良心來驅使自己！”這是陸昊的開場白。樸實、真切，不帶一絲官腔。
良心是什麼？良心是對得起別人，對得起市民，對得起自己所干的工作。突如其來的災難誰都沒有經歷過，也誰都沒有想到一個政府在短時間內要承受那麼大的壓力。靠什麼？能力？
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只要憑良心去做了就行。辦法？辦法可能在某一時間是錯誤的，但憑良心去做了市民也會理解和能原諒的。有了這兩點，我還有什麼怕的？幹吧！有中央決策在，有全市和全國人民的支持，我怕什麼？陸昊說。
當北京的疫情處在最瘋狂的時刻，防護服幾乎成了唯一可以抵禦一下非典襲擊的武器時，陸昊帶領的物資保障隊伍不僅以最快的速度調集並送到處在與非典肉搏廝殺的一線醫務戰士手裡，而且沒有多花一分國家的錢，相反還以最便宜的價格送到了北京指揮部。在此次“抗非典”一線被稱其為“救命服”的杜邦防護服，平時的市場價為40元一件，陸昊要到的價是每件27元。這是這位學經濟做市場出身的年輕市長在“抗非典”戰役中最得意的一筆。幾百萬套世界頂級防護服，僅以小時和天數來完成的啊！而更令我感動的是這些被北京人稱之為“救命服”的幾百萬防護服發放中，陸昊向我們保證地說：“雖然都是經我一人之手批准發放的，但每一件防護服到了個地方，給了誰，我都經得起任何人的查證！在所有這些防護服的發放中，沒有任何的後門與交易存在，只有與患者和醫務工作者的生命連在一起。”鏗鏘有力，落地有聲。這就是“抗非典”時期人民公僕的風範！它不由使我想起胡錦濤總書記深情地在廣東街頭與市民們親切握手交談的情景。
它不由使我想起溫家寶總理在北大學子麵前熱淚盈眶地說“在這些日子裡我常常淚流滿面”的真情流露。
是的，任何一場戰爭的成敗，沒有最高指揮員的正確決策，是不可能勝利的。而一場人民戰爭的勝利，必定是我們人民信賴的領導者站在人民的最高利益面前，將其智慧和能力發揮到最佳水平的結果。
人民的信賴，來自於最直接的真切感受。
北京市教工委負責人在談到指揮部領導搶救大學生患者時，泣不成聲。 “在高發疫情時，醫院的床位關係著患者的生命。那天，北方交大的一名學生被確診為新發病例，與他同一時段確診的還有兩名患者，一名是電影學院的謝飛導演，還有一名是北京醫務系統的患者，當時全市所能騰出的床位只有兩張，謝飛是教授，年歲又大了，又是革命老前輩的後代，應該迅速轉入非典醫院。剩下的是一位大學生與醫務專家之間的選擇了。指揮部有關部門為這幾乎絞盡腦汁反復權衡，最後還是把床位讓給了北方交大的這名普通大學生。後來這位大學生和謝飛導演都得救和康復了，可那位醫務系統的患者卻永遠離開了人間……”段傑，北京SARS醫療救助中心負責轉運的女調度。從4月22日進入指揮部後，沒有一天睡覺超過三小時的。她手中的表格和電話，掌控著全市各個醫院的病床資源和調度，用她的話說，“我打電話的快慢和做計劃的速度，連著的是一個個患者的生命。在值班時我不敢耽誤一個電話，可看著桌子上鈴聲四起的電話時我又害怕去接，因為一接我就得給人家解決問題，那可是一條條命啊！”段傑有個兒子，快兩個月沒有見到媽媽了，想通過電話跟媽媽說幾句話。有一次兒子聽到那邊媽媽的聲音，剛說了句：“媽你還好嗎？”段傑就把電話狠狠地一擱：“這孩子搗什麼亂！”連軸轉過三天最緊張的時刻後，深夜段傑被同事拉到房間休息，這時她想起了前兩天兒子要跟她說話的事，便拿起電話打到家裡，睡夢中的兒子聽到媽媽的聲音後，竟說不出一句話，委屈地不停哭泣著。母子情的催發，使在指揮部說話像掃機槍的段傑此時哽咽著半天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卻跟著兒子哭了好一陣。
而就在此時，指揮部又打電話叫她趕快去處理一件應急事。原來有個女患者確診為非典，醫生們隨即對她才生出八個月的孩子進行診斷，發現小孩也有明顯的非典症狀。有人建議一起隨母送入定點醫院。在送不送八個月的嬰兒到非典定點醫院問題上，指揮部裡的工作人員為難了，於是他們叫來段傑。 “孩子這麼小就送非典醫院？不行不行，我們一定得再想想辦法，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絕對不能這麼做！”段傑快言快語。 “那又能怎麼辦呢？”同事們問。段傑迅速作了一番思考，當即決定：“我馬上調救護車到兒童醫院，帶上專家前往那兒給孩子會診。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把孩子留下作疑似觀察。如果不行，再立即用救護車把孩子送到定點醫院。馬上行動！”之後的數小時裡，段傑親自出馬，四處奔波，最後終於在專家們的共同努力下，對這位最小的患者作了疑似病患者處理，如今這嬰兒已經恢復健康。
當處理完這個小患者的事後，段傑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兒子，她的眼淚忍不住又溢出眶中。
電話鈴又驟然響起……
“餵，喂喂，我們這兒又有一個可疑非典患者，說什麼他就不住院，現在正滿大街上亂跑著呢！你們快想法子呀！”某醫院發熱門診打來急電，萬分焦慮地說著。
“啊？！在什麼地方？什麼地段？”指揮部人員猶如聞訊又一個前線陣地的失守，緊張氣氛驟然而起。
“在雍和宮附近。”“好，我們立即派人處理，請你們協助追盯患者！務必不能讓他失踪！”指揮員放下電話，又重新操起話筒，電話直接打到市委副書記強衛那兒。這位主管全市公安政法工作的醫療防控小組組長立即向公安部門下達命令：“派出警力，追踪患者，以最快的速度讓其回到非典病房！”幾分鐘後，雍和宮附近的大街上便演出了一幕“四名警察護送非典患者進醫院”的驚心動魄的現場直播：患者是個外地民工，六七十歲，一腔聽不清的外地口音。當四名身穿白色防護服的警察，左右前後出現在這位企圖逃亡的患者面前時，他就是不走，嘴裡還不停地說著“沒錢看病”四個字。
“大爺，治療非典國家不用你出一分錢，不用擔心，進去就行了。”警察苦口婆心地給老人講理，可人家哪信，天下哪有瞧病不出錢的理？農民就是這麼實誠。
老人不信，也就不願向醫院走。警察只好一邊跟他講理，一邊暗中引領他向醫院方向挪步。
這齣“現場直播”，全程距離只有100多米——逮住患者的地方到醫院病房之間的距離，卻整整用了三個小時！ ……
5月31日，北京市“抗非”指揮部新聞發言人宣布：飽受SARS疫情蹂躪的北京，至此已取得“抗非”攻堅戰的階段性勝利。他舉了一組數據：5月最初的第一周（5月1日至5月7日），其確診新發病例為666例，而5月底前的最後一周，新發病例僅為65例，兩週相比，下降95%。治愈出院人數最後一周則比第一周增加了500%。
北京疫情關係著全國疫情。次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疫情以來一向臉色嚴肅的衛生部黨組書記高強，首度面帶笑容地對中外記者說：中國內地SARS疫情經過全國上下艱苦卓絕的戰鬥，現已得到控制。
啊，那一天從北京“抗非典”指揮部機關走出，看到久已冷清的長安街上車水馬龍，大街兩邊是歡笑喧嚷的人群和盛夏的鮮花，我的心頭不由騰起無限感慨：北京，在那過去的幾十天裡，你承載了太多太多的淚水與痛苦，那一幕實在令人心悸與顫抖……
戰爭狀態什麼叫戰爭？戰爭就是你死我活的戰鬥與爭奪。
SARS把過了50多年太平生活的北京人，在一夜之間捲入了全面的戰爭狀態。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那一刻，戰爭對很多北京人來說，都是那麼的突然和那樣的慌亂。雖說SARS挑起的這場戰爭沒有硝煙，然而其激烈和緊張程度絕不亞於仍在冒著硝煙的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向伊拉克發動的攻擊。
4月初，慘遭SARS襲擊的東直門醫院正處於緊急關頭，北京市民通過各種渠道驚恐萬分地傳遞著那個叫SARS疫魔“不可治、患則死”的可怕惡兆。
有位叫姜良鐸的中醫專家，開出了一貼後來廣為流傳的“八味方”，亦稱“姜八味”。這“八味”分別是：蒼朮、藿香、金銀花、貫眾、黃芪、沙參、防風和白朮。到底這“八味”能不能治非典，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天知道。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藥能抑制一些傳染病的傳播，同時更能增強人的免疫力。
北京人在獲得越來越多的“非典是治不好的瘟疫”信息之後，恐慌心態下已經失去了起碼的判斷能力，見什麼信什麼。 4月8日，“姜八味”在當日的《北京晚報》刊出，從此燃起了北京百姓心目中的非典戰爭硝煙……
下午2時，首批《北京晚報》剛剛傳到市民手中，北京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濟生的辦公室內急驟響起一連串電話。這位在醫藥界飽受考驗的“京城女藥王”卻在那一刻突然驚呆了：
“什麼，中藥方全線告急？”“走，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陳濟生顧不得披上外衣，向自己的助手招呼一聲後風風火火地走出辦公大樓，直奔大街對面的公司所屬醫保全新大藥房安定門藥店。
“你們是怎麼搞的，人都要死了，還不快點兒抓藥給我們！”“對啊，你們不是醫保藥店嗎？保誰呀？是保你們自己，還是保我們老百姓呀？”“狗日的，能不能動作麻利一點嘛！我們已經排半天隊了！”陳濟生人未到藥店，卻遠遠看到長長的隊伍從藥店的門口伸出，直至大街。喧嘩吵鬧的顧客，說什麼的都有。他們高舉著報紙，捂著嘴，面容充滿焦慮地喊著、嚷著，像是垂死前搶撈著唯一的那根稻草……
“老鄭，庫裡還有貨嗎？”陳濟生費力地擠過人群，氣喘吁籲地走到櫃檯前，問正在與職工一起恨不得用六頭八臂去抓藥的店長鄭志新。
“哎呀陳總你可來啦！這可怎麼是好呀！我們哪受得了這麼多人來買藥啊……”鄭店長一邊擦著汗，一邊哭喪著臉嚷個不停。
陳濟生一把將他拉到一邊：“其他的你什麼都別說，我就問你，庫裡還有多少貨？能供到什麼時候？”鄭店長一跺腳：“你看這一撥又一撥的人！我看最多能頂到明天。”陳濟生：“好，你現在就去告訴排隊的人，說我們的藥保證能讓大家都買得上！”鄭店長用胳膊一抹額上的汗，說：“行，我去說！”他繞過櫃檯，踮起雙腳，向排隊的顧客大聲說：“大家不要著急，保證都能抓上藥！”“老闆，話可是你們說的啊，要是你們供不上，誤了人命就找你們算賬，到時可別像烏龜似的縮頭縮腦啊！”鄭店長的聲音一下低了下來：“我們也是盡力嘛。”那雙焦慮的目光轉向站在一旁的董事長陳濟生。
“餵，倉庫嗎？你們給我查一下存貨，看看還有多少中藥飲片，查清後讓物流部門全部立即送到全市所有連鎖店。聽明白了嗎？全部！立即給我送到店面上！”陳濟生抄起手機，一連打了七八個電話。
幾十輛全新大藥房貨車轉眼間出現在北京大街小巷。
陳濟生和助手本想離開藥店，卻被眼前一撥更比一撥多的買藥人牽住了。於是她將袖子一挽，走進藥舖，與忙得滿頭大汗的店員們一起抓起了藥……“別急別急，我們會盡量保證大家都能抓上藥的。”她嘴裡不停地向抓藥的市民說道。
“你這位同志說的倒比唱的好聽，你看看門口的人有多少嘛！”有人提醒她。
陳濟生抬頭向門外探望了一下，再看看牆上的鐘錶：午夜12點整。還有那麼多買藥人啊！她的心頭緊揪起來，這可怎麼是好啊？ ！黎明時分，陳濟生和店員們已經累得雙手和眼皮都抬不起來了，剛想喘一口氣，卻見店門口排隊抓藥的人比前一日多出幾倍！ “我們要訂5000服！什麼時候可以抓好呀？”“8000，我們要8000服！馬上就要！”“給我們訂10000服！大學生們都等在那兒呢！必須立即給我們，否則出了事你們負責！”“我們也要10000服！我們是部隊，你們不能不給啊！”“我們是中央單位，你們也得保證！”陳濟生此刻才意識到自己這個“大藥王”也是徒有虛名。在10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裡，一旦人人都爭著想要一樣東西，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哪家企業和哪個政府能夠擔當得起的。
但必須有人出來承擔！
這時，人聲鼎沸的藥店裡，擠過一位年輕人。他本想向買藥的百姓們說上幾句安慰的話，而他其實也說了好一陣子，可沒人聽他的。人們依舊焦慮地誰也不顧誰地爭搶著抓藥，彷彿抓上藥就是抓到了求生的一線希望。
年輕人的眼睛紅了，那是被淚水嗆著的。他忘了自己的身份——那時身份已經不再重要。人命關天時，皇帝又能怎麼著？ “哎呀，是陸市長啊！”陳濟生和鄭店長認出了年輕的陸副市長。
“諸位，咱們趕緊商量一下，這樣可不行！”陸副市長叫過陳濟生等人，來到後堂。
“我們已經調出了所有人力物力，可也無法滿足這麼大的需求量啊！今天是9號吧？9號一天賣出9萬服！天文數字！”陳濟生心急如焚。
陸副市長緊鎖眉頭：“看這陣勢，還得準備更大的供應量！”“可我們已經把所有庫底全部調上了！再要每天抓出這麼大數字的藥來，就是擠乾我千名職工的血汗也不成呀！你沒看見我們抓藥的人，一個個眼睛都抓得冒火了！”陳濟生本想在市長面前訴一聲苦，卻見平日里英俊瀟灑的陸市長可憐巴巴地低著頭，雙手不停地做著抓藥動作，眼睛好一陣酸，狠著勁地說：“除非你和藥檢局同意我們將手工抓方煮藥改為大機器生產方式煮提……”“不違反藥檢相關規定？”陸副市長問。
“藥檢規定可以在特殊情況下如戰時狀態採用機器煮藥液。”“現在就是戰時狀態，幹吧！對了，通知同仁堂等一起上！”年輕市長一拍定案。
“好的。”陳濟生受命後的第一時間內趕到雙鶴藥業公司，親自看著成噸成噸的中草藥裝進大罐桶內滲泡、調配、起火、轉動……好傢伙，那是真正的大機器煮藥啊！巨大無比的爐桶，轟鳴震天！開足馬力，日夜不停。
同一時間，京城百年“大宅門”——同仁堂老店的後院，更為壯觀：原有的大大小小煮藥灶、煮藥房、小桶燒、大桶滲的所有藥俱全部用上，而新添置的十幾口碩大無朋的煮爐更是火焰旺旺，熱氣騰騰……
大機器煮提，一天能供應10萬服“八味方”！ 10萬服還不夠！各藥店急報。
10萬服不夠就再加到15萬服！ 15萬服一天還不夠！市民們罵死我們啦！藥店老闆哭著向陳齊生報告。
日供20萬服！陸副市長下令。
20萬服晨送市場，午後便空空無貨。
陳濟生想哭，卻哭不出來。要哭也沒有眼淚，只有血水——百姓們把“八味方”當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而“八味方”其實也就是一根可憐兮兮的救命稻草而已。
“八味方”從4月8號一直供到4月底的20來天時間，全市共賣出800多萬服！其中23號和24號最高峰時，日售量高達29萬服和295萬服！北京市民瘋了！但瘋了並不要緊，要緊的是死了才真正可怕！ “4月17日中央開會，當晚市領導找我等人談話，告知當時的疫情，我聽後真感到嚇人。18日市經委通知我出任抗非物資總指揮。19日物資保障組升格，成了市抗非指揮部的一個小組，組長也由一名副市長擔當。當日我出任物資組辦公室主任。20日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被革職，我們抗非指揮部的各小組成員卻正式上任。21日我負責的物資供應辦公室62名來自各個部門的人員全部到位。當日23部電話全部開通，30多個網絡建立，幾百個聯絡電話列在每個工作人員的辦公牆上。而那時遇到第一件最重要最緊急的事就是前線急需的防護服……”張工，市經委副主任在日後接受我採訪時，說起那段刻骨銘心的日子，一連報出幾個工作日程的戰鬥內容。
防護服太需要了！可惡的SARS此時正以最瘋狂的進攻，襲擊著醫務人員。
每日三位數的確診SARS患者中有三成是醫務人員！他們在搶救從四面八方擁向醫院就診的患者時，由於沒有有效的防護服而一批批地倒下了……
“什麼，你們那兒又有5個倒下了？”“我們昨天剛拉走4個，今天又躺下了7個……”某院長哭著向市長報告。
“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好我們的醫務人員！醫生假如都倒下了，百姓還怎麼個活法？”指揮部裡，市長、市委書記的眼睛都紅了，他們的聲音裡帶著撕裂的顫抖。
“你們要是沒能耐，就統統下台吧！”政府熱線電話裡，市民們的罵聲震天，那罵聲裡包含著恐懼，包含著怨恨，而更多的是包含著焦急和期盼。
“八味方”還在熱火朝天地煮提著，陳濟生又受命組織防護服的採購與供應。
“陳總，你的任務重啊！重如泰山哪！”市長握住陳濟生的手，同樣充滿期待和焦慮。
平時，舉手投足都講究得體的陳濟生，此刻連別人喝過的水她都會端起來往自己的嘴裡倒——時間在那個時候真的太寶貴了，每一分每一秒都連著市民和醫務人員的生命！ “沒說的，我們堅決完成任務！”接受任務後，她突然有種奇怪的想法：我一個非國有單位的股份公司，怎麼市長們把我看做是他的一個局、一個國有集團來對待呀？如果換了平日，陳濟生真會發笑。可現在她想到的只有八個字：國難當頭，人人有責。
是啊，國難當頭時，每個公民、每個單位，都是政府和人民的一分子，相互間不分你我，不分公私，都是一條戰壕的戰友，一個碉堡裡的機槍手，共同的敵人是SARS！陳濟生又閃出另一個念頭：當年林巧稚大夫給我起名“濟生”時，真的有先見之明？啊，濟生，濟人民、濟國家、濟民族之生！小女子有個“濟生”的男兒名字，大概命運早就安排她擔當國事民生的大任吧！陳濟生在此刻很感謝林巧稚大夫——那是一位真正的給予別人生命的天使。
“喂喂，老萬啊，你聽著：馬上全力組織調購幾萬件一次性防護服！什麼時候弄到手，就什麼時候送到醫院！千萬千萬！”陳濟生抄起手機，對公司副總經理說。
“是。不過陳總啊，由於'八味方'等藥物與器件是賠本買賣，公司已經賠進了近千萬元了！是不是向政府說一聲……”屬下吐出一顆酸橄欖。
陳濟生沒接，斷然道：“現在都什麼時候了？就是把公司全部資產賠進去，我們也得乾！”“是。”陳濟生還在市指揮部開著緊急會議，屬下的干將們則全被動員起來搞防護服去了。哪知翻遍北京城的家底，只有幾百套防護服！要命啊！那時醫院第一線全線告急。有些醫生由於懼怕感染，已經出現穿五六層防護服還是不敢接近SARS患者的情況。
十萬火急！ “向全國、全世界訂購！”張工領導的物資供應辦公室已經遵照市領導的決定在網上發出帖子。 “這怎麼行啊，咱們是政府，網上貼帖子不是有點兒那個嘛！”有人提出異議，竟然還下令把張工他們發在千龍和新浪網上的“全球採購”帖子撤了下來。
“網上有什麼不可以嘛！如今是全球化信息社會，我們不利用網絡這樣的優勢，是傻瓜！”張工的手下有人氣得直罵。
招標採購的帖子在一個小時後又重新上了網。那時一個小時也是關天大事啊！ “陳總，我們已經從深圳、河南、武漢弄到2萬件防護服！”陳濟生接到屬下報告。她正想向市領導表一下功，卻沒想到一位市領導陰著臉對她說：“太少啦，2萬件救不了我的命，更救不了火線上的醫務人員與患者的性命啊！”陳濟生一聽這話，眼珠頓時發直。那一刻她才真正知道了北京的疫情之嚴重！指揮部的緊急會議一直開到凌晨4點。陳濟生不可能閉一下眼，回公司的路上，她的電話從北京打到上海，打到美國，甚至打到倫敦、南非……和以前一切所有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與客戶一一通了遍話。每一個電話裡說的第一個字，都是“求”字——陳濟生一生從不求人，這回“北京女藥王”低下了高傲的頭顱。她要求人，求所有的人——為了她的城市和市民的生命。
“什麼什麼，你再說一遍！上海有個公司是美國杜邦的代理？他們那兒有貨！太好了！杜邦的防護服是世界名牌。你告訴他們，有多少我們要多少！越快越好！”陳濟生突然接到一個信息，高興得熱淚滾滾。
“那合同怎麼個訂法？”“就用傳真！我簽字！”“人家要200萬預付款。”“給。立即就給！但我的條件是：他們必須明天就把第一批10萬套給我發到北京！”“對方答應說行。”陳濟生的電話剛放下，市府一連來了幾個電話催她折回去再開一個緊急會議。
“口罩、體溫計、消毒藥水……一樣都不能少！一樣都不能遲！”市府會議上從來沒有這麼不“文明”過：市長們、局長們扯著胳膊，互相站著說話，甚至一不留神，“他媽的”也上來了！ “口罩20萬個，上海市明天就空運過來！上海市的書記、市長親自批示說，北京要什麼他們全力支持什麼！聽聽，多麼動人的話語！還有其他省市，也都在想法支援我們。但我們的需求量實在太大，各位要使出吃奶的勁兒！想法再想法，直到把東西都給運到北京、送到醫院、遞到市民手中才行！”市長又在發令。 （我後來知道，北京在抗擊SARS戰役中所用的1100多萬隻口罩多數是上海支援的，北京人民因此永遠記著上海人民這份生死之交的情意。）“什麼？防護服明天到不了？杜邦的公司在阜陽？那兒每天只有一個航班飛北京？”陳濟生的電話連聲響起，她只得從指揮部會議室起身到走廊接電話。
“我們的10萬件貨運到飛機場時被客航甩了下來，人家說不可能裝運得了！怎麼辦呢陳總？”對方說。
陳濟生急得直擊雙掌。沒貨時急尋貨，有貨了運不過來更是急死人的事！調民航專機！對，調專機！陳濟生的腦子裡蹦出個大膽想法。她讓助手查到民航總局值班室的電話後，將手機直接打到那裡。
“你告訴我急到什麼份兒上？”民航總局的值班同志問她。
“急到明早天一亮就必須把10萬件防護服送到各醫院！否則醫生和患者成片成片地倒下！”陳濟生說。
“那好，你讓市政府出個公函。剩下的事我們來辦。”陳濟生一聽，快步走進指揮部會議室，本想當面找市領導說一聲開公函的事，可一看裡面的領導們在激烈爭執著千頭萬緒的其他戰事，那火藥味濃得嗆人。陳濟生收住了腳步，迅速從挎在肩上的小包裡取出一個記事本，撕下一頁，嚓嚓嚓寫下幾行字，然後悄悄交給一名領導。那領導也乾脆，瞅一眼後，立即提筆改了幾個字，隨手交給市府秘書長，回頭對陳濟生說：“還有其他事讓你辦，繼續坐下開會……”清晨兩點，陳濟生走出市指揮部，就接到了民航總局的來電，告訴她阜陽那邊已有兩架飛機在裝運那批防護服，並將在早晨7點左右抵達北京。
太好了！陳濟生一連在手機裡向民航的同志說了七八聲“謝謝”。
“謝什麼，都這時候了，只要用得上我們的，儘管說，我們全力以赴。”陳濟生的熱淚又一次溢出眼眶。
這一天8點鐘左右，10萬套防護服準時送到一線醫院。
20萬套！ 50萬套！ 100萬套！ 200萬套！之後的日子裡，陳濟生和市物資小組一起完成了共計200萬套的防護服採購及配送任務。那時候的北京，防護服就是一線戰鬥人員衝鋒陷陣的盔甲，當成片倒下的白衣天使們穿上它重新站立起來時，與SARS搏鬥的戰場形勢便發生了質的變化……
“什麼，已經有幾個菜市場和商店出現搶購風了？！”“我沒聽錯，一塊上海藥皂賣到了5塊錢！有個老農說他拉了一車土豆賣了8萬多塊！5毛錢一斤的土豆現在變成5塊一斤！”“方便麵也賣空啦？真是全瘋啦！”“可不，市民們都在傳言明天要封城，所以見什麼搶什麼，了不得呀！”物資組的張工和市商委副主任李勝利一通電話，倆人都愣了：北京解放50多年來，啥時候見過市面上缺米少菜、店空人餓？但SARS讓北京經歷了這麼一回。
4月22日下午開始，左安門大集市和南苑菜市場先後關門或貼出告示要閉市。一時間，成千上萬的市民走出居室，離開工作崗位，直奔商場和超市，凡見油鹽米醋必搶。有一對年輕夫婦往市郊的住處運了兩旅行車物品，“準備三個月不出門！”他們囤糧存庫，甚至在別墅的後院挖了一個兩米見方的泥坑作“垃圾處理場”，因為物業人員早已各奔前程，再說業主也不想再讓外人接近他們。一位老太太見超市里人頭攢動的搶購風，急得當場昏倒。服務員將她扶到一堆方便麵的紙箱上休息。當老太太一醒來，她指著身底下的那堆方便麵，對服務員說：這些全歸我了！更有甚者，某小食品鋪平時生意清淡，而22號下午至23號的一天半時間內竟然將店主積壓了一年多所有能吃的貨物全部搶了個精光。
最後3個顧客因為沒有買上東西，竟然跟店主急赤白臉地干起仗來。小老闆一橫心，將自己留著自家吃的半袋白面也都倒給了顧客。老婆回來做飯，找不到一點東西，趕緊上附近的商店排長隊搶回了30斤米、20袋掛麵。老闆娘剛回到自家的店還沒喘過氣，轉眼一看卻不見了剛買回的米和麵。 “喂喂，你怎麼把我的東西拿走了呀？”老闆娘抬頭見店外一個老太太手裡拿的正是她的米麵，連忙一邊追一邊喊道。那老太太頭也不回地說一聲：“給你櫃上放了100元錢了！別找了！”老太太一溜煙拐進了胡同。老闆娘折回店鋪，手持那張100元鈔票，哭笑不得。當她再次奔到別的店面買貨時，許多店面已經閉門停業，或者根本就沒有你想要的貨。
中國首都北京閉市，這還了得！市商委158號房間內燈火徹夜通明。李勝利在指揮部才上任不到兩天，嗓子已經啞得說不出話。啞了也不行，啞了也要喊出聲！ “老李啊，無論如何，明天你得從天津給我調撥30萬箱'康師傅'來。對，明天一早就得運到，8點店門打開時我得讓市民們能看到啊！”李勝利在手機裡向天津市商委主任李泉山求救。
對方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好，明天6點前我們在北京市郊見面！”“我不知道李泉山主任他們是怎麼在一天之內把30萬箱'康師傅'方便麵調集成功的！30萬箱哪！堆在一起真是跟山一樣高！天津同志太了不起了。24號清晨，李泉山主任親自押著浩浩蕩蕩的幾十輛卡車與我們見面時，我看到泉山主任走路都在搖晃，我走過去抱住他時，他卻說勝利啊幾天沒見，你咋走路都搖搖晃晃的？我聽完這話，跟他抱頭痛哭起來……”兩個多月後，李勝利回憶起那一幕時依然語頓聲咽。
其實，當晚在天津方面的大車隊駛向北京的同時，一趟裝載著50節車廂的超長專列，正以最快的速度行進在京哈鐵路線上——這是中央政府專為北京救市而動用的特快列車。 50節車廂，每節裝有60噸大米。那是上好的東北大米呀！北京市民在24日便在市場上買到了它。
後來我知道，北京其實是有能夠吃上半年時間的儲備糧的，但它們至少得有15天的加工時間才能進到市民嘴裡。突如其來的戰爭，給已往的戰備物資管理提出了一個嚴肅的課題。
30小時？ 40小時？北京市民們發現，僅僅緊張了這麼一段短暫的時間，全市商場店鋪，在24日下午後便再沒有出現大的波動。各商場超市的貨架上依然琳瑯滿目，諸如方便麵和油鹽米醋等食品，你要多少就供多少！硬氣！人民政府領導下的首都北京就是硬氣！然而SARS之戰並不因為人們不愁吃喝而停止進攻，SARS專門打擊人類的生命防線。
“為什麼到處買不到體溫計？”“不是讓我們預防SARS嗎？可上哪兒買消毒液呀？”“我為了買幾個口罩，竟然跑了70多家藥店也沒買上！”市民們的驚恐和焦慮絲毫不減。
張工與陳濟生聯手從山東調集到130噸過氧乙酸，可那是200公斤一桶的大包裝，怎麼好賣給廣大市民呀？ “我們找人改裝2公斤一罐的小桶吧！”陳濟生二話沒說，把任務接過來，交給了所屬的環科化學試劑公司。
“26萬桶哪！我們全部靠手工一桶一桶灌裝成的呀！那過氧乙酸是有毒氣體，腐蝕性特強，可我們誰也顧不了這些，大夥爭著搶著幹，直到把最後一桶灌裝好並送到各個銷售店……”陳濟生又忍不住要哭了。她看到自己的1000多名職工一個個疲憊到了極點：有的人推著裝卸的小貨車竟然睡著了，有的人手腳腫得連飯碗都端不起卻還在24小時不停地抓藥灌桶，有的人一天十幾次往非典醫院送防護服自己卻沒有時間考慮出入疫區的任何防護……
“我不管你們想什麼招儿，5天之內，必須按質按量把非典特用的救護車給我送到急救中心。記住：第一批是30輛，第二批可能加倍！”張工給北汽福田公司下單的時候，是咧著嘴瞪著眼，那神態真有點像凶神惡煞。
就5天。 5天內要出一種全新樣式的專用救護車！開國際玩笑嘛！
戰爭從來不開玩笑。北汽福田人也真是神了，一天半內把樣車開到張工面前，4天半內又將30輛嶄新的SARS救護專用車開到市急救中心。
就這麼神！戰爭狀態下北京創造的神奇有一千個、一萬個。
在北京抗擊SARS戰役的關鍵時刻，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有過幾次重要的亮相。特別是在新聞發布會上面對眾多中外記者的連珠炮式的發問，這位“抗非典市長”總能對答如流，堅定而務實的話語句句落地有聲，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有一個風趣的鏡頭令人難忘：王岐山回答完記者們的全部發問，即將離開新聞發布會時，他說：我最害怕的問題今天你們沒提出來。
眾記者頓感驚愕和意外。
什麼是北京代市長心中“最害怕”的事？這一時間成了中外媒體所關注的問題。
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決定對北京“雙解除”。此間，王岐山代市長終於在一次會議上袒露心跡，說當時他最擔心記者們發問的是怎麼切斷正在北京瘋狂襲擊的SARS傳染源。
“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是他們在切斷SARS傳染病源和控制北京疫情的艱苦戰鬥中，立下不朽功績！”王岐山感慨道。
他們是誰？他們就是在北京保衛戰中立下奇功的流行病調查大隊。
這是一支百姓並不熟悉的特別行動大隊。如果不是SARS的襲擊，人們也許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而正是由於SARS這樣具有特別傳染強度的疫魔，使得這支英雄的隊伍一直處在抗非典最危險、最緊張和最激烈的戰鬥前沿。他們因此是我異常關注的採訪對象而攝入我的視野。
我把他們比做戰前的偵察兵，比做對敵人實施“斬首行動”的敢死隊，比做扭轉戰局的狙擊手，比做發起總攻的衝鋒號。當今天抗非戰役全面勝利之時，他們又在承擔著後非典戰役的“排雷”與拯救心靈的任務。
他們的戰鬥篇章讓我感到非寫不可。
戰役之初的艱難
北京與SARS的戰鬥中，全市組成了共有2500人的流調隊伍。通常意義上講，這樣一支散佈在一個13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裡的隊伍，人們甚至根本不覺得他們的存在。 2500人的隊伍，還是在SARS全面襲擊北京時才被應急組織起來的。他們中多數人以前沒有搞過流行病調查，甚至連起碼的知識和技能都不會，然而戰爭需要一切民眾迅速武裝起來，不管你過去是否使用過槍，面對敵人的瘋狂襲擊，戰鬥動員令就是激發捍衛全體市民生命和這個城市安全的全部責任。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流調隊伍中絕大多數是些柔弱的女性，佔了全隊總人數的85％！誰說戰爭讓女人走開？與SARS之戰中，女人比男人承擔的戰鬥要多得多！她們是戰神，是克敵制勝的戰神！寧芳，1978年生，首都醫科大學2002年畢業生。這位文弱的小姑娘坐在我面前，漂漂亮亮、文文靜靜，你怎麼也想像不出她是北京第一位接觸SARS患者的流調隊員。
“你什麼時候接觸SARS患者的？”我問。
“3月11日。北京第一例SARS患者出現時我就跟同事對她和她一家人進行了流行病調查。”寧芳說。
“你有姐妹兄弟嗎？家人知不知道你一直在幹這個危險性極強的工作？”“我是家裡的獨生女。爸爸媽媽開始一直不知道，直到6月初才知道我在整個抗擊SARS戰鬥中所做的事。”“他們聽說後對你說什麼？”“他們什麼都沒說，只是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然後又給我做了一頓特別好吃的飯菜……”我發現自己的眼角噙著淚珠。小姑娘反倒很平靜地看著我。
“還記得第一次出去搞流調時的情景嗎？”“忘不了。就是北京第一例輸入性SARS患者山西的於某。當時她一家好幾口躺倒了，後來她父母死得很慘。”“你不害怕？”“有點兒。可我是學醫的，而且當時還不知道SARS到底是什麼東西，更不知道它會有那麼厲害的傳染力。再說，我大學畢業到單位還不滿轉正期，所以領導讓幹什麼就乾什麼，比較積極主動。”姑娘靦腆一笑。
玻璃一樣透明的心。
“感覺搞流調最難的是什麼？”“別人不理解，像在乾地下工作。”寧芳脫口而出。
從姑娘嘴裡我知道了這支英雄的隊伍，他們在抗擊SARS的生死搏鬥中，沖在最前線，幹在最危險時，卻又常常不被人理解和支持。百姓們對SARS的害怕和恐懼，招來對流調隊員們的非難和對抗，可謂比比皆是。
戰役初期，寧芳她們的急救車都是常常在秘密情形下接送SARS患者。 3月底的一日，某區CDC報告有名疑似SARS患者正在家中發燒，需要馬上拉到醫院去確診。市流調隊緊急出動兩名隊員。那時普通市民只是從傳聞中聽說“北京有種瘟疫在流行”，卻並不知SARS真相。流調隊的急救車只能遠遠停在患者居住的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地方。流調隊隊員更不能穿防護服，即便是口罩一類的東西也得藏在口袋裡，待到了患者家門口，在徵得對方同意後方可戴上。
“哎哎，你是乾嗎呢？我們就來了兩個人呀！”流調隊員進入患者家中，即見患者家屬神秘兮兮地將頭探出門外，好一陣左右環顧後才迅速閉上門，於是就驚奇地問患者家屬。
“我看你們後面有沒有人看到你們進我家門嘛！”主人那時關心是否有人發現流調隊員進他們的家門遠比搶救SARS病人更重要。
“如果確診非典，那這種病的傳染性是很強的，你們介意我們戴口罩嗎？”流調隊員們問。
一般情況下得到的回答是“不介意”。但也時常有人不屑一顧地說：戴啥口罩，我們不是跟病人一天到晚吃住在一起，也沒怎麼樣嘛！你們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咋事還沒幹，就講究這講究那的？這哪是在救人，是救你們自己吧？這樣蠻不講理的不在少數。流調隊員為了搶救患者，完成對密切接觸者的調查，只得冒著極大的危險與患者、密切接觸者面對面交流，而且必須神情平靜、面帶微笑，否則遭遇不配合，拖的時間更長。
為了把這一戶的患者送上救護車，其家屬足足跟流調隊討論了四五種方案，焦點都因為有可能被外人“發現”。最後的“秘密行動”是這樣的：由一名流調隊員先出門，緊隨具後的是患者本人，兩人之間的距離約二十來米，即使被熟人看到也不會懷疑什麼。關鍵是患者後面這一個流調隊員，她既不能離患者太近，太近就容易被人發現什麼，可太遠了也不行，一旦下樓或出門時患者頂不住了要倒下怎麼辦？那時後面的一位流調隊員就得有足夠的時間衝過去扶住患者。就這麼定了，相距3米左右，如果患者碰上熟人搭個話什麼的，後面跟著的那個流調隊員就佯裝誰都不認識似的往前走，或者乾脆閃到一邊，低下頭假裝系個鞋帶什麼的。在後一個流調隊員之後三四十米的地方是患者家屬，他們的任務是給患者帶些住院的東西什麼的。這個距離近了也不行，太遠了則會影響救護車的開車時間。
瞧這複雜！一切安排妥當後，流調隊員才把患者從家中接應到救護車上，這前後整整用了2小時零20分鐘。
事情還沒有完。第二天這位患者被正式確診為SARS患者。其家屬的隔離任務和消毒工作也是由流調隊負責。
“每天的體溫我們可以在電話里報，可消毒什麼的你們還得來，但說好了啊：你們不能進我們住的那個院子大門！”患者家屬說。
“那我們怎麼給你們消毒呀？”流調隊員覺得無法完成任務。
患者家屬有招，說：“你們每天把消毒的東西放在院子門口，我們自己出來接應。時間約在上午九十點鐘怎樣？那時大院進進出出的人多，不太會被人注意的。”“不行，你們是密切接觸者，隔離期間是不能隨便走動的，尤其是不能到人群多的地方。”流調隊員說。
患者家屬迅速又想出一招：“要不你們就帶著消毒用具進大院吧，但絕對不能穿白大褂什麼的。消毒用具也得放進一個大塑料袋內。有人問，你們就說是收破爛或者賣東西的小販什麼的，反正你們自己去編吧。”“可還是進不了你們的家呀？”“這就好辦了：我們不是住在5樓嗎？你們可以從樓底下往上看我們的窗台。從明天起，我們就在窗台上放一盆花。如果花盆在，證明樓道裡有人，你們就不能上來。一看到窗台上的花盆沒了，你們就趕緊上來。記住：我們就用這暗號。千萬可別搞錯啊！”瞧人家的“地下工作”經驗多豐富。流調隊員為了完成任務，也盡力適應這樣的“地下工作”。
問題是，有時“地下工作”的對方並不那麼配合，這給流調隊員帶來更多的艱辛。
吳紅，西城區福綏境醫院大夫，53歲。她瘦小的樣子讓人感覺比實際年齡要老些。她所經歷的一件事讓我聽後感到非常堵心。那一天她和另一位女大夫獲悉一個高干大院內有戶人家的小保姆為給主人拿藥，在人民醫院傳染上了SARS。吳大夫她們不敢耽誤一分鐘，當即趕到那個大院。嚴密把守的保安就是不讓她們進去，吳大夫她們好說歹說近一個來小時，磨破了嘴皮方才進了院子，卻又在上樓梯時被人擋住。
“不行，你們穿著防護衣，又到處接觸非典病人，肯定身上不干淨。知道我們這兒住的是什麼人嗎？都是大人物噢！這電梯上上下下多少人要乘坐，出了事你們負得了責任嗎？”開電梯的、管電梯的和上下電梯的一個個瞪著眼睛，恨不得將吳大夫她們吃掉，可又不敢接近。唯一的辦法是堅決不讓吳大夫她們上樓。
十六樓啊！身著防護服又背著幾十斤重的消毒藥水等東西的吳大夫，望著緊閉的電梯和層層圍住電梯口的居民，只好無奈地沿著樓梯一層層向SARS密切接觸者所住的十六層高樓攀去。穿過防護服的抗非戰士們都知道，就是平時人高馬大的人，只要一穿上幾層防護服，就會感到像是肩頭壓了幾百斤重的擔子。而流調隊員在對密切接觸者所要做的是：除了在知情后的第一時間內迅速將他們隔離之外，便是盡快幫助他們進行環境消毒。這是流調隊員必須完成的一項“規定動作”，而且這樣的“規定動作”只要密切接觸者一天不解除隔離，隊員們就得天天上門，重複進行消毒和測體溫。
“那一次攀十六層樓梯，就像重新走了一回50年的路……”年屆53的吳大夫長嘆一聲，說，“怎麼上去的，用了多少時間，現在我都記不得了，反正當時我只感覺特別特別的漫長。可沒想到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上到十六層的密切接觸者家時，人家閉著鐵門，就是不開門。不開也罷，我們在門外又是交代政策又是交代注意事項，哪知那位密切接觸者突然隔著大鐵門扯著嗓子嚷嚷說我們是有意在樓道裡壞他家和他本人的名譽。那人說他是政協委員，如果我們還不趕快走的話，他就要告我們去！隨後聽到鐵門裡面哐當亂響一通，像是在抄什麼傢伙砸東西。我們怕出什麼事，只得下樓。”“慢著，你們已經踩著我們的樓梯了，以後讓我們樓裡的人怎麼個進進出出？你們得把走過的樓梯道消毒！”那密切接觸者半開著門，衝著下樓的吳大夫等大聲吆喝道。
已是雙腿發抖、氣喘吁籲的吳大夫她們只好往樓下退一步，就在踩過的地方噴一下消毒水。 “上去的時候像攀喜馬拉雅山，下樓時像入海底。當我們退到一層地面時，兩條腿實在站不住了，哐當一下癱倒在牆根，恨不得躺過去算了。可不行啊，我們還得走。樓裡的居民見我們倒下不起，以為我們也得了SARS，那又嚷又跳，又怕又怒的嘴臉，真夠受的！當時我想寧可死在馬路上也不想多賴那兒一分鐘……”吳大夫又是搖頭又是嘆氣地對我說，“可是我們剛回到醫院，脫下防護服還沒來得及洗完澡，那個樓裡的居民卻打電話來，火急火燎地讓我們趕緊過去，說他們聽說十六層有小保姆得非典了，大夥不放心，讓我們把樓上樓下還有院子都消毒一遍。去吧，人家現在又需要我們了。於是我們又重新穿好防護服，背起消毒藥水，再到那個大院，一直又忙裡忙外乾了三個來小時……”流調隊裡的黃大夫給我講的經歷更讓人又好氣又好笑。
那天她和同事接到CDC通知，說某寫字樓內有5個SARS密切接觸者。黃大夫先用電話與對方聯繫，那邊說你們現在不能來，要是來，我們就集體逃跑。這怎麼行？黃大夫苦口婆心地跟對方做工作。對方說，不是我們不想配合，可你們不知道，要是你們穿著防護服的人一到寫字樓來，我們公司就要完蛋啊！黃大夫不明白，問為什麼？對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