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安徽鳳陽小崗村的18個農民按下手印，簽訂了一份分田到戶的包乾“契約”。
一年後，一位新華社記者將小崗村的事寫成一組“內參”送到中央領導手裡，小崗村從此成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
其實，中國農村改革的真正發源地並非在小崗村，而是在一個更邊遠和偏僻的山區農村——浙江台州的皂樹村。這裡的分田到戶和大包乾，比小崗村更早、更廣泛、更徹底，並且經受的鬥爭也更激烈和痛苦。皂樹村和台州農民應該是中國農村改革真正的發源地和急先鋒！中國改革開放史將重新改寫這一新事件。
歷史學家喜歡追溯首創和第一，其意義顯而易見。因為只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才能稱得起勇敢者，其後，即使你能一次吃上一百隻螃蟹，充其量也只能算個勇敢的追隨者；第一個登月者在月球上邁出的那一步，遠比今天在幾萬公里外的太空站上行走的宇航員要偉大得多；《共產黨宣言》的創立者卡爾？馬克思和恩格斯，連同第一個創建社會主義國家的列寧，之所以被後來的信仰者與追隨者稱為“馬列主義”，同樣也因為他們都是共產主義學說和學說實踐的第一人。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了，誰發起和締造了這場改變了當今世界命運的偉大革命，誰是沖在這場偉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我們或許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客觀公正的史學研究，然而現在大家能夠統一和共同確認的是對前一問題的肯定，那便是：鄧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締造者和主要領導者。那麼，到底誰是沖在這場偉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呢？有人說是深圳人，然而“特區”的孕育和“特區”這一詞的出現，也還是在上世紀的80年代初中期；有人說應是1978年12月安徽小崗村的18戶按手印分田的農民，他們該是沖在這場偉大革命最前列的勇士和英雄。可浙江人不同意這種說法，浙江人明確告訴我：中國的改革風暴確實始於窮得連飯都吃不上的農民，是中國農民最先掀起的改革風暴，但我們浙江人毫無疑問是這場急風暴雨中“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浙江人的理由是：如果說分田，我們浙江人要比安徽小崗村人早得多，而且範圍要大得多，不止幾十個農民，是一個村、一個公社，甚至是一個區的範圍。 “在小崗村人按手印分田之前，我們早就有人悄悄地甚至是公開地把地分到了各家各戶……”如果說農民走出莊稼地開始經商，“我們浙江人挑著補鞋機走遍全中國的時候，絕大多數中國人還在靠糧票、靠定額過日子呢！”如果說民營企業，“這更不用說了，是我們浙江人最先開創了民營企業的先河，而且先有'浙江製造'，而後才有了'中國製造'的……”浙江人的理直氣壯，是因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早已證明了這一點，而今天的浙江經濟，特別是浙江廣大農村所掀起的民營經濟風暴，事實上一直引領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樣式，是全國各地的樣板。
這是毫無疑問的歷史。
然而在我們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還有一個需要深究的問題是：在英氣昂揚的浙江人中，又是哪個地方的浙江人開先河並成為真正的“浙江精神”和“浙江製造”的始作俑者呢？
外界似乎有一種統一的說法，是溫州人。其實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
真正的先行者應該是台州人！這是筆者近年多次親歷台州實地考察的結論——許多社科界的專家和學者以同樣的形式作出了同樣的結論。
台州人？台州在哪兒？許多人聽了這樣的結論，會立即問起這樣的問題——這，正是我們不了解歷史真實的重要原因，歷史和傳說因此變得有些偏誤……
現在該讓歷史還其本來面目了！改革開放30年了，越來越多因為客觀和人為的原因阻隔了普通人了解歷史真相的期待，現在確實到了告訴世人甚麼是歷史的真實的時候了！啊，台州和台州人，你亮出神秘面目和走向前台的時候到了——
連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議：在兩年前我第一次去台州採訪前，竟然還不知道中國還有個叫“台州”的地級市。買飛機票時，服務員特意為我查了好一會兒才告訴我：只有到黃岩機場的，好像台州就在黃岩附近。最後電話打到台州市委的同志才弄明白，原來黃岩機場就在台州市區。可為什麼不叫台州機場而叫黃岩機場呢？到台州後問了當地官員，他們苦笑著告訴我：建機場時，國家民航部門的管理者說，國內和國外的人都知道黃岩，因為黃岩蜜橘出名，台州沒人知道，若起名台州就會影響民航的“社會效益”。台州人哭笑不得，只好認賬。
台州在哪裡？幾千年來，地圖上我們找不到，即使在十來年前的中國地圖上我們仍然找不到台州這樣一個城市。就是在台州的諸多經濟指標已經超過溫州市的今日，許多台州人向外人介紹自己的家鄉時，仍然會有意無意地加一句：“我們就在溫州旁邊……”嘿，這個台州！然而，到了台州，我才發現，這個地方太了不起了，了不起到了若有誰把它小視，就等於在犯一個嚴重的錯誤！一個嚴重的現實錯誤！在漫長的歲月裡，台州因地理的閉塞，簡直就是一個被大山和大海完全包圍的獨立山國。
有史記載：南朝大詩人謝靈運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七月，出任永嘉太守，在途經台州赴任途中，因山高路險，又多林莽深壑，便招得幾百民夫開山伐木，一路焚燒叢林方“日走三里”。由於謝靈運他們一路砍燒林木，以致當地的台州官員以為是匪徒滋事，發兵前去阻擋，鬧出笑話。台州交通不便而鬧出的“歷史性笑話”還有不少，即便到了20世紀後期的80年代仍然還有流傳。在這之前的1958年，台州修過一條與外界通行的公路，但因翻越大括蒼山等曾被李白驚呼高達“四萬八千丈”的重重大山，司機們一向極其畏懼行走。天氣晴朗時，去一趟省城，天不明出發，黑夜才能趕到西子湖畔。如遇雨雪天氣，由於山道險惡，誰也不敢出差。
不然車至途中，一旦被險情所擱，呼天不應，呼地不靈，難保性命。一場雨來，幾天不通路是常事。改革開放初期，有一群省城來的客人，乘坐幾十輛客車被阻在貓狸山嶺上，幾天下不了山，結果幾百名旅客，只得衝進沿途的農家戶舍，竟然把山民們家中的所有食物吃了個精光。 80年代初，浙江省委書記到台州檢查工作回程途中，阻在台州境內前後動彈不得。這時省城有急事催書記同志回杭州，可就是沒有辦法，急得當時的台州地委不得不令沿途幾縣組織幾百名基幹民兵上山鏟雪開路，方讓省委書記得以回到省城。後來浙江省府上下有到台州的，旁人都會半真半假地關切道：你備好隨行的基幹民兵沒有？
台州東臨海，在落後的時代，滔滔大海成了另一種阻隔台州與外界相通的屏障，倒是常有海盜和倭寇侵擾沿海庶民，弄得人人恐慌不已，紛紛後遷或逃跑。清初，台州又成為張煌言、鄭成功反清復明的重要基地。清朝政府實行堅壁清野撤盡沿海30里居民於內地的政策，並禁止片板入海，台州又一次成為與世隔絕的荒蠻之地。
長達一千餘年的封建皇朝時代，台州一直被朝廷當作貶官流放之地，又加上這些被貶的官員和學士經常奮起反抗朝廷，所以台州在歷代朝廷的眼裡，是塊必須打壓的地方。也不知是哪個朝代留下的規矩，轄6縣之域的台州，在之後的一千多年設郡立州的歷史裡，竟然沒有一個“台州”的中心城市！其他府郡卻不是這樣。比如蘇州，設府建郡後就有了蘇州城，之後的幾千年，蘇州的發展與沈浮一直沒有脫離過中心城市的建設與壯大。台州鄰居的寧波與溫州，能夠發展成解放初期規模僅次於杭州等名城的海濱城市。尤其像寧波，自19世紀中英《南京條約》起，就成為中外著名的港口，其發展一直沒有脫離過中心城市寧波府。所以到了20世紀初時，它的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處在東南沿海各大城市前列，與隔杭州灣相望的上海齊步發展成東方大港。即便我們今天看到了大上海，如果沒有“寧波邦”加入和源源不斷的輸血，是斷然不能成大器的。相比之下，台州的命運實在可憐可悲，連台州人自己也一直弄不明白：為什麼在千年漫長的歷史裡，“台州六縣”這一廣大區域內、長達800公里的大陸海岸線上，竟沒有形成一個稍有些規模和影響力的中心城市？
問舊史，封建統治者心目中的台州是貶謫之地，他們根本不想把台州弄出一個有團結力量和象徵意義的中心城市，這樣做的意圖非常清楚：讓你台州永遠一盤散沙，不得有為。即便到了新中國，台州仍有35年的漫長歷史裡沒有一個中心城市。直到1994年8月22日，國務院批准撤銷台州地區和縣級黃岩市、椒江市，設立地級台州市，將椒江、黃岩兩個縣級市一起拼合成現在的台州中心城區，境轄椒江、黃岩、路橋3區與臨海、溫嶺2市和玉環、天台、仙居、三門4縣。市人民政府駐椒江區……至此，台州市才結束了有州（市）無城的歷史。
中國的民營經濟發源於台州，早已被那些研究“浙江現象”的學者所共識，但在一般人的印象裡，溫州人似乎是最先搞起中國民營經濟的。正如前文所言，歷史上的台州是塊貶謫之地，進那裡的人和出那裡的人都不願說自己是台州而來、台州而出的人。所以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台州人和溫州人一起扛著補鞋機走遍大江南北時，他們著意掩飾了自己的祖籍，都說是來自溫州的——溫州人天不怕地不怕，爛了名聲也不怕。台州人如此謙卑，原因只有一個：
外人根本不知道中國還有個台州，而溫州卻是大家熟識的，並且也是能從地圖上找得見的地方。
日子一長便成了習慣，連台州人自己都不太願意說自己是台州人了，加上後來溫州人的名氣越來越大，生意場上本來就興誰的名氣大，誰的生意就好做。如此一來，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年間，台州人幾乎統統稱自己是“溫州人”了——這份榮辱感在台州人內心壓了很久，也很疼痛和無奈。
台州人因為自己獨特的地理原因和歷史原因，長期被外界所冷落、所陌生，所邊緣……新中國成立，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和地區都跟著共和國一起奮發圖強，而一大批老城和新城都在這樣的奮發圖強中或煥發青春，或平地而起。照理，有千年曆史的台州應該像它們一樣迅速崛起並被人熟識。然而台州卻因地處與台灣遙望相鄰的海防前線，又嚴嚴實實地被排除在大建設的總格局之外，眼睜睜地坐失於千載難逢的大發展機遇之中……蔣介石軍隊與大陸人民解放軍的最後一仗是在台州的大陳島，時間是1955年。戰鬥的結果自然是我軍全勝，可台州從此也就成了台灣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最前線。
我軍則把台州當做“放進來，關門打狗”的最佳海防戰區。從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直到70年代初的二十幾年裡，台州一直處在這樣的備戰前線。當地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的第一任務是支援前線和備戰。有一個電影叫《東海女民兵》，就是按照台州所轄的溫嶺石塘鎮一群守衛海防線的女民兵事蹟拍攝的故事片。 2006年筆者到石塘鎮採訪時，專程上了這個女民兵哨所，見到了今天的7位守疆海防女民兵，她們個個英姿颯爽，不減當年老一代女民兵的鬥志，令人敬佩。
因為是海防前線，建國初期蘇聯援建我國的156項重點工程自然沒有台州的份，即使國家和省內安排的一般性大中型項目，也不會有人敢放在台州。據統計，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的30多年裡，國家在台州的各項建設投資加起來總共還不到5個億，而且這些投資主要投向農業和興修水利之類的工程，稍稍大一點的就是台州唯一的一個發電廠。這個數目與國家對鄰近的寧波和溫州所投入的建設資金相比，台州人實在可憐又可悲，如同一個從沒有吃過娘奶的野孩子，它的成長經歷中有些自生自滅的味道。而這恰恰給了台州人一份勇於奮進、從不索求的自強不息精神。這是後話。
經濟上的不投入、少投入也罷，最讓台州人不可忍受和負辱的是建國初期的前十年裡，有兩次竟然被撤銷地區行政區劃，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58年，撤銷後的台州下屬縣級單位不是劃給了寧波，就是分給了溫州。直到1962年，台灣的蔣介石瘋狂地叫囂“反攻大陸”時，考慮到軍事形勢的需要，台州才再次重立專區。重立後的台州又在很長時間裡承擔了海防前線的特殊任務。所以因諸多的“軍事秘密”和“軍事要地”的原因，台州始終成了一個不被人熟識的地方。
台州還有一個非常不利於名氣外傳的原因，是它的地名讀音，很不適合國人的理解。台州台州，不就是台灣的“台”字嗎？非也。到了台州才知道，這個台州的“台”字不讀台（tai），而讀台（tai），其音與“胎”兒的胎字一樣。台州的真正讀音，與江甦的泰州一樣，所以過去除了台州地理上的偏僻荒蠻原因外，很多人一聽“台州”，還以為是江甦的泰州。總之，台州的名聲很受這些歷史的、地理的、讀音上的種種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吃虧。
台州有座高高的山，叫天台山，“台”字便是起名於此岳。
天台山蜿蜒於東海之濱，以其絢麗多姿的形貌和臨海昭然又與塵世幾乎隔絕的獨特地理原因，而一直被佛教界所看重。從漢晉至唐宋的數百年間，天台山以其古久、清秀、奇特和幽靜的自然“佛性”而被佛界所高看與尊重。尤其是南朝陳至隋時的高僧智創立的中國化佛教的第一個宗派——天台宗，更使天台山成為中國古代佛教的聖地。天台宗在歷史上曾經輝煌和傳世多時，特別是對日本和韓國宗教的影響與傳播所起到的作用是關鍵性和決定性的。在今天的日本和韓國，“天台宗”的佛學和弟子之廣、之多，簡直令人吃驚。創立“天台宗”佛教學說的智，在隋初受“智者”號，世稱“智者大師”、“天台大師”，是位對中國古代哲學和古代文化起過巨大影響的大師。智者大師採取“六經註我”、“隨義立名”等手法，從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對印度佛教經典進行了取捨、發揮和再創作，又把中國哲學中有關人的心理活動、精神修養、人性慾念等融入天台宗思想中，提出有自己本體特色的種種命題，並用一系列的範疇進行思辨論證，建構和引照了在中華文明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天台宗完整的佛教哲學體系。
台州，又因歷史上“貶謫之地”的緣故，像駱賓王、鄭虔等一批傑出的文學大師和著名學者被貶之後在這裡養心修身的同時，寫書作文，使得台州的名勝古剎和自然風景讓許多文人墨客慕名而至，於是高僧與文化名流的合作，為中華文明史尤其是輝煌的中國傳統文化增添了不可缺少的一頁。
如山一樣的硬氣，如水一般的靈氣，如佛一樣的超然與內斂，決定了台州人不畏強權，敢於冒險，勇於闖蕩，又富有創造進取的精神，造就了台州昨天和今天的歷史，而這也為我們合理地理解和解釋台州為什麼能夠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發源地以及它又沒像溫州那樣早已被外界熟知的緣故。
歷史需要還原真實，台州人現在已經從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幕後走到了前台，尤其是近些年它所表現出的強大內動力，已經讓國人和眾多研究者為之振奮。 2007年，台州的GDP總量達到1717億元，位居全國100個城市的第36位，這百個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廣州、深圳、蘇州等特大城市；其143％的增長速度位居浙江全省五大城市之首，浙江五大城市為杭州、寧波、溫州、紹興和台州。其實台州人告訴我，台州人創造的GDP應該有兩個概念，這官方公佈的1717億元是在台州本地統計部門統計的本地所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而至少還有達1700億元的GDP是台州人在其他省市區為別人創造的財富。如果兩數相加，550萬台州人實際為國家創造的GDP，應名列全國100個城市的前25位，與大連、武漢、瀋陽等大城市相當水平。而這樣的數據絕非杜撰，只要你到台州走一走，再深入百姓和金融機構了解一下，你會真切地感受到這些數字或許還是低估的。
至2007年末，台州市金融機構本外幣存款餘額達2000億元。台州的經濟95％以上是民營經濟，也就是說，存在台州金融機構的錢絕大多數是老百姓的。按照這個“硬碰硬”的基本事實推斷，台州的人均存款是多少，你可以計算一下，而計算出來的數字會嚇死人！台州人與溫州人的最大區別在於，後者做生意靠吆喝賺錢，前者是悶聲大發財。
了解這樣的背景後，誰都會對台州和台州人刮目相看。然而，當我們再深入到台州這塊神奇的土地時，我發現的卻是另一個令人震撼的現象：默默無聞而又絕頂智慧、堅忍不拔的台州人，在最近30餘年的歷史裡，為中國社會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了無數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而這些豐富的精神財富，在筆者看來，是必須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和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史冊的內容，否則中國的當代史將是一個嚴重的缺憾。
絕非滋事惑眾。所有從事黨史和國史研究的學者與專家，所有想了解當代中國農民發展史的人們，都應該懷著虔誠的心，與我一起走進台州這塊由農民們建立起的創新與求索的精神聖地——
翻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中共黨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開放史書，我們都能看到這樣一段歷史記述：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按手印分田，從而掀開了中國農民的又一場偉大革命……
其實，最早分田到戶的並非小崗村，從筆者實地採訪和掌握的材料看，台州市的白水洋鎮皂樹村遠比小崗村18戶農民的分田包乾要早出好幾年，而且分田到戶的範圍和所經歷的過程比小崗村所經歷的要更加驚心動魄！
2006年4月23日，當我採訪完台州諸多現代化的先進企業和令人振奮的民營經濟後，提出要到台州目前仍比較落後的山區看一看時，市委宣傳部的同志與臨海市聯繫了一下，結果有關人士帶我到了臨海、天台和仙居三縣市交界的三水洋鎮。與高度發展的台州市區相比，偏僻的山區小鎮白水洋確實更像我記憶中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南方小鎮。雖然這裡的居民也能通過電視看到大洋彼岸的奧斯卡獎頒獎的現場直播，但人們住的、商店裡陳設的基本上還都是一些日用品，時尚的奢侈品很少見。鎮政府的文化站長小楊將我們領到鎮會議室時，已經有幾位老幹部在等候我們。其中一位叫王植江的老同志指指會議室，說他在上世紀70年代當副區長時，這會議室和辦公樓就是這個樣。近40年了，鎮政府的辦公條件沒有什麼變化。
“我們白水洋歷史上可是蠻有名氣的呀！方圓幾十里，就這兒街市熱鬧，有'台州京城'之稱的臨海的城里人，都稱我們這兒是'小上海'。”老區長的話讓我對白水洋刮目相看。一個山區小鎮，有5萬人居住在這兒，僅憑這一點，我相信它在方圓幾十里的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白水洋鎮最繁華的地方走了一程，總體感覺這裡偶爾也有一些年輕人能夠上上網，但百姓們基本上仍然處在農業社會的那種逍遙自足的狀態，與大都市那種人趕人、車擠車的情況相比，白水洋人的這種逍遙自在的生活方式很讓人有種懷舊的享受感覺。
白水洋鎮現在管轄二鎮一鄉，即原來的白水洋鎮和雙港鎮及黃坦鄉，與中國農村鄉鎮變革一樣，這些年里白水洋鎮並並合合，管轄的行政村也由過去的145個撤併成了122個。雙港和黃坦也不再叫鎮與鄉了，改為白水洋鎮下屬的辦事處，就是過去的公社。
我們這些當年“人民公社”社員，自然很知道三四十年前中國人民公社的情形，然而當我離開白水洋，往大山深處的雙港和黃坦兩地再一次目睹“公社”時，仍然不敢相信中國之大、中國農村與農村之間的差異之大。
雙港小鎮還算說得過去，有那麼一些街道和居民。可黃坦的公社所在地我就無法認辨了。
“公社”所在地竟然只有一座半山腰的破落小院子。主人告訴我，現在的白水洋黃坦辦事處和過去的黃坦公社，都是在這座小院子裡。這與我小時候所看到的“公社”和近些年走過的江浙小鎮相比，黃坦實在是“大西北”水平了！由此我心中想像得到：雙港和黃坦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裡所發生的一切完全可能是必然了。
白水洋、雙港和黃坦三地，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幾十年間，曾經一次又一次地演變過行政管轄權。白水洋鎮憑著歷史悠久、鎮大人多，所以從來都是以“中心鎮”的優勢在這一帶雄踞龍頭地位。 “老二”的雙港則曾經在鎮之前的行政區劃內一度作為縣下面的區政府所在地，而“小弟弟”的黃坦始終是受白水洋和雙港的領導與管轄。現在從台州市區的中心到白水洋，汽車路程也就是三四個小時，從臨海到白水洋也就兩個來小時，可在交通並不發達的前一二十年，別說台州市領導，就是臨海縣的領導能夠跑一趟雙港或黃坦，也實在太不容易了。難怪當我把黃坦和雙港人在六七十年代就大面積分田到戶的史實告訴在臨海當了十幾年領導的台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朱廣建時，他十分驚詫地說：“我怎麼不知道黃坦和雙港有這麼偉大的事情？”“他們當然不知道！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這兒農村的分田到戶大包乾，從公社和區委、區政府的干部開始，所有人都是瞞著上面乾的，根本不會讓上面知道一點兒風聲，知道就麻煩大了！”老區長王植江這樣解釋。
“難道就沒透過風聲？”我問。
“也不能說上面沒發現過。我經歷的就有兩次：一次是1976年底，一次是中央出台農村包乾政策之前的1979年。”王植江一講起當年的大包乾，頓時情緒高漲起來，說：“先說1979年，因為我們雙港和黃坦兩鄉的土地基本分光了，所以附近鄉的干部就向縣里報告了。有一天縣里的領導就把我和區委書記盧凱同志叫到縣里詢問。當我們承認有這回事時，縣領導就責令盧凱書記在全縣三級幹部會議上作檢查，那會兒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兩個凡是'風還很嚴重，誰要搞分田到戶，就是'資本主義復闢'，是要坐牢殺頭的事。
我們的盧書記真是一條硬漢，他理直氣壯地告訴縣領導，說讓我檢查可以，但讓我動員農民把分的田再收回來，我不干！我也乾不了！縣里領導一聽，氣得嘴都歪了，說：你是區委書記，你不執行上級組織的命令，還要你這個區委書記幹什麼？盧書記說：我這個書記的烏紗帽你們可以隨時摘掉，但你們誰也無法阻止農民分田的行動！盧書記的態度，讓這事鬧大了，周圍的公社怕我們的分田到戶風刮到他們那兒去，於是在我們雙港、黃坦二鄉通往外面的一個叫花冠岩的地方特意豎了一塊巨大的牌子，上面赫然醒目地寫了十個大字：堵住花冠岩，防止雙港爛。意思是我們雙港已經被資本主義爛掉了，現在緊挨雙港的花冠岩村是其他鄉村的最后防線，一定要堵住不讓我們的分田包乾風吹到他們那兒去。 ”才30多年前的事，現在我們聽聽當年所發生的那一幕，會捧腹大笑。“後來呢？ ”我問。
“那個時候，農民們想過好日子的心早已像乾枯的水秧苗，靠一塊牌子、一個命令是擋不住的。沒有多少時間，我們雙港、黃坦周圍的河頭、沿溪、張家渡等山區鄉村，也有不少農民偷偷仿效我們把地分了。但分得最多、最普遍的還是我們雙港和黃坦二個公社……”王植江老人談起那一段往事，頗為得意。
“你們的分田到戶，與安徽小崗村相比到底時間比他們早多少？方式有什麼不同？”這是我所關心的事。
“我們這兒的分田到戶，最早的一些生產隊上世紀70年代前就分了，我敢說要比小崗村早出幾年，甚至十幾年！我們這兒的包乾、分田是大家的一種默契，一開始就是按人口分的，不像小崗村，他們是那種幾個農戶聯合起來形成的一種反抗集體土地制的形式。”王植江進而介紹：“比如黃坦公社有個皂樹村，在1977年前就已經把地全部分完了，後來到80年代中央出台農村實行分地到戶的責任承包製政策時，皂樹村就沒有重新再分田分地，因為好幾年前他們就把地分完了……直到前兩年中央出台的新一輪土地承包政策時，他們因村里的戶籍人員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才重新調整了本村的土地承包劃分。”王植江說完這話補充道：“我在雙港和白水洋當乾部到退休，已經幾十年了，都是在農村工作，對這裡發生的每一件稍大一點的事，全部記得清清楚楚。”“那你能說說你老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並支持農民們分田包乾的呢？”“可以。”
王植江不假思索地告訴我，“我第一次清楚下面分田包乾的事是在1976年。當時我任雙港區副區長。”“你是怎麼發現這裡的農民其實早把地分掉的呢？”王植江很驕傲地說：“我還是先介紹一下我們這裡農業的一些基本情況吧。”老人到底是農村幹部出身，知道應該先讓我明白些什麼，“我們雙港區除了白水洋鎮情況好一點外，雙港和黃坦是臨海最窮的地方，尤其是黃坦，基本都是山區，又是天高皇帝遠的偏僻地方，農民們一直吃國家返銷糧過日子。但由於人民公社後，土地歸了集體，農民們吃返銷糧仍然不能吃飽，所以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就有生產隊把土地按人頭分給了各家各戶。可那時畢竟全國農村都是不允許分田到戶的所謂社會主義，因此上面聽說有人分田分地後，就要求我們去割資本主義的尾巴。1976年夏，我當副區長時，上面又要求我們組織工作組下鄉，對那些分田的農民動粗。當時上面給我們工作組的精神是：只要共產黨在，就絕對不允許任何一個人搞單幹。
這話的意思是：我們能不能製止和剎住單幹風，關係到能不能保住共產黨政權的天大問題。老實說，當時我帶著工作組，就有種同單幹風生死鬥爭的味道。你可以想像，我們認為自己代表的是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政權，而他們搞單幹、分田分地就是與共產黨唱對台戲的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們才發現農民們分田單幹的實在太多了，多得讓我們簡直無從下手。為了給那些分田搞單幹的人點顏色看看，工作組也曾採用專政的手段，揪了幾個人，像斗地主、鬥走資派一樣，押著遊街和遊村。但這些措施還是不管用。一方面搞單幹的人太多，我們不可能把所有搞單乾和分田的人都抓起來；另一方面你今天到某一個生產隊把他們分的地合起來，明天你工作組還沒有離開村子，他們又把地分了。開始有人報告後我不相信，說哪有那麼快就把地分了嘛！一調查才有人告訴我說，區長這還不簡單，我們熟悉每一塊地，你們工作組白天把分的地收攏了，晚上我們再開個會，幾句話就又把地分了。我聽後，心想可不是，農民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他們對每一塊土地瞭如指掌。於是我動員工作組人員，說為了防止農民們偷偷分田單幹，讓白天從地裡收來的黃豆全部倒在生產隊的曬場上，這樣誰的黃豆就分不清了，你們想單幹也單幹不成。我自以為這樣就可以讓農民們沒轍了，哪知他們笑著將我領到曬場，然後用腳輕輕扒開滿地的黃豆。我一看，頓時恍然大悟：原來，農民們在黃豆下面或放了幾根稻草，或放上幾塊小石頭，將張家李家的黃豆分得一清二楚……”“哈哈，農民們就用那麼簡單而充滿智慧的做法蒙混過關了！ ”我聽後忍俊不禁。
老人也笑了，說：“沒辦法，他們的招數太多了，無論我們工作組想什麼法子來割'尾巴'，最後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這種情況下，我們工作組開始反思了：一是思考為什麼農民們那麼強烈地堅持要分田到戶搞單幹？二是從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凡搞單乾和分田到戶的地方，農民們的日子就相對好一些，基本上沒有出去討飯的。相反，那些靠吃國家返銷糧又不分田的村子，則每年會有很多人出去討飯。基於這種情況，我立即向區委和盧凱書記作了匯報，結果其他幾個工作組了解的情況跟我們一樣，農民們就是願意分田單幹。基層生產大隊、生產隊的干部也都支持分田單幹。而且這些基層幹部明確告訴我們工作組：如果一定要讓他們去執行不讓農民們單幹分田的話，他們就全部自動辭職。這一態度在鄉以下乾部中佔了90%以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堅持要求鄉、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執行所謂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動員農民們上交已經分的土地和停止單幹的話，那麼鄉以下的所有基層組織將基本癱瘓。在那個年代，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天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是誰也擔當不起的事，所以區委，尤其是本來就支持農民分田的盧凱書記的態度，我們那次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工作組後來完全站在了農民這一邊。比如我領導的六個工作組，幾十號幹部，沒有一個人說農民單乾和分田有什麼壞處。
但畢竟作為負有一定領導責任的我們幾個負責人，還要對上面負責，所以最後我把六個工作組的隊長召集在一起，我們共同商量了一個對上的對策。因為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上面最關心的是在'祖國一片大好形勢下'，如果哪個地方出現成群結隊的討飯和流浪的老百姓，才是最大的政治問題。所以我們幾位工作組的隊長約定：在我們負責的那些生產大隊，對農民們的單乾和分田分地現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基本上不再去管他們了。工作組的任務將向上面保證：所進駐的地方，如果出現有外出討飯的人，我們將負政治責任。當時我們還盟誓向上級保證：要讓所進駐的農村，少要或不要國家的返銷糧。縣上後來聽說我們雙港區派到下面的'割尾巴'工作組能夠保證上面的兩點，自然非常高興，之後也就不再怎麼逼著我們問到底有沒有解決分田單幹的現象，最多問問現在又收了多少土地，至於分掉了多少土地似乎並不在統計之列。這個情況一直延續到1979年、1980年……所以後來聽說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有人跟著學他們時，我們這兒的干部和農民們只是笑笑而已，因為到那個時候，整個黃坦鄉的土地基本上已早分光了，雙港鄉和白水洋的土地也都分得差不多了。 ”王植江說到這兒，突然想起一件重要事似的，抬頭瞅了瞅我們正坐著的白水洋鎮會議室，說道：“大概在1979年吧，有個經濟學家叫薛暮橋的，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叫做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商品經濟的文章後，引起了全國大討論。當時我們區裡各鄉的干部都坐在這個會議室開會討論，議題只有一個：分田到戶到底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場討論涉及的是農民們的大事情，所以我們幹部在會議室開會，各鄉的老百姓也來了不少人，他們在外面聽著我們到底是什麼態度。討論整整持續了一天，當社員們聽我們會議室的干部說分田到戶沒有什麼錯時，他們立即興高采烈地回家去了。等我們會議結束時，各鄉、各大隊、各生產隊那些沒有分的土地，幾乎在一夜之間又全部給分掉了！ ”“有這麼快嗎？ ”我有些不敢相信。
“一點沒錯。就分得那麼快。”王植江瞪大眼睛向我證實，“分不分土地，對當時的農民來說，是有沒有活路的大事情，他們太關心了！所以聽我們幹部說沒什麼不對時，他們一下把消息散了出去。你想想，咱們這兒雖然是山區，可一傳百、百傳千……一頓飯的工夫，區委幹部贊同分田到戶的消息還不傳遍了每一個角落嗎？”原來如此！ “王老，據你所知道的，當時分田搞單幹的，在咱們雙港、黃坦兩個公社中，哪個村最早、最典型？”“黃坦的皂樹村。”老人不假思索地告訴我。
皂樹村從此烙在我的腦海中。第一次採訪台州沒有時間了。 2006年5月22日上午，在我第二次採訪台州抵達目的地後，立即請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安排到皂樹村的採訪事宜。下午3點40分左右，我們到達皂樹村。
這正是個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四面環山的小村莊，坐落在環山的半山腰間，背靠的大山頂峰，有一塊沖天巨石，十分雄壯巍峨。皂謝村的正面，有一塊小盆地，種著綠油油的水稻，滿山都是綠林。那天我們去時，正是雨後，所以整個村莊和盆地，飄舞著濕淋淋的雲霧……
空氣顯得特別清新。村邊的一條小溪，響著潺潺流水，無論是舉目遠眺，還是低頭觀草，無處不讓人心曠神怡。
村民們告訴我，皂樹村得名是因為村子後面的大山上有棵兩人合抱的大皂角樹，這樹的莢果像肥皂一樣，能用來洗衣服，所以得名“皂樹村”。據老者講，這村子有一百多年曆史，過去住在這裡的沒有幾戶人家，抗日戰爭後，山下搬來不少怕打仗的人，所以慢慢村子就大了。現任村支書李方滿接待了我，當我在他家坐下後，立即有十幾個村民跟我們圍坐在一起。原因是，上午鎮上有乾部告訴他們我要來了解當年他們村上分田單幹的事，加上老區長王植江跟著一起過來，所以我們一出現，正在家裡閒著的村民們紛紛來到了村支書家。
“我已經快三十年沒來過了。基本上還是老樣子……”王植江老前輩望著小山村，感慨道。
“我當會計那會兒，村上的人最多時共有296人，101戶。現在少多了，常住在這兒的有70來人，其他的都出去打工了，有65戶到臨海、台外買了房子，甚至還有到杭州、上海買房子的。他們都不會回來了……”李方滿向我介紹說。
真不敢相信，在如此小而偏僻的山村，同樣有許多嚮往都市生活的人，並且竟然也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別看我們村小，現在也有人當千萬富翁了！”李方滿指指村中央的一棟新樓房，說那家主人就是個“千萬富翁”。
“是乾什麼的？”我吃驚不小。
“在杭州和台州等地搞建築的。他是我的前任，當過村主任。”李方滿說。
台州農民就是了不起，連這麼一個大山深處的窮山村，竟然也會冒出個讓我們感到敬佩的大亨，簡直不可思議。
“我們皂樹村都姓李。全村有100畝糧田，其中旱地30畝，水稻田70畝，還有460畝山地，是個很小的山村。人民公社時，我們曾經是一個行政生產大隊，根據自然村又分了三個生產隊。因為都是山地，種植的糧食不夠全村人吃的，在吃返銷糧的那些年裡，全村得到的返銷糧在1萬斤左右。到了'文革'後，返銷糧斷斷續續，村里的百姓日子就難過了。可日子總得過，怎麼辦呢？光靠外出討飯不是個事，尤其是'文革'那陣子。社員出去討飯，是要生產大隊開證明的，那會兒誰也不敢給社員開證明，你一開證明就等於說你允許壞分子出去給社會主義抹黑，這個責任幹部是擔當不起的。所以外出討飯不行，國家的返銷糧不來，人民公社大集體種田的收成又不夠大夥吃，最後只有一條路可走——把地分給社員自己去種……”“這麼說，分田到戶，其實都是逼出來的？”“那是！安徽小崗村農民畫押，也是逼出來的，他們那個地方餓死人的特別多，他們的分田到戶，其實是農民兄弟跟死神在決鬥。我們呢，是同餓神在決鬥。相比之下，我們這兒天高皇帝遠，大山溝裡，以前上面的干部一般不會走到我們這兒的，最多區委和公社的干部幾年來一趟，偶爾來一趟也不會呆上幾個時辰，他們說什麼我們聽聽而已，該做什麼還是自己的事。再說，當年我們的區委幹部、公社幹部都是些非常不錯的人，他們跟我們農民有感情，他們只要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看著我們農民過的日子，他們是不會昧著良心去做些喪盡天良的事。
王區長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問問他是不是這個情況？你說。 ”李方滿指指身邊坐著的王植江。
“是啊，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睜一眼閉一眼，誰也不得罪。”王植江抽著鄉親們遞上的煙卷，點頭道。
鄉親們頓時哈哈大笑起來。 “他們幹部和工作組只要睜一眼、閉一眼，我們就有日子過了！”有鄉親站起來，給王植江敬煙、敬茶，說著當年多虧了老區長開恩一類的話。
這時的王植江感到特別自豪，連聲說：“我這輩子風水一直很背，唯獨當年對你們的分田到戶我是支持的。”“僅憑這一條，您老功德無量！”鄉親對他說。
王植江老人聽後連連點頭，臉上掛滿了得意的笑容。
“那——你們能不能準確地說出你們是什麼時候正式開始分田到戶的呢？”這是個關鍵性問題，我希望皂樹村的鄉親們能夠準確回答。
“不是1965年，就是1967年！”有人馬上說。
“應該是1967年。”有人則說。
“那到底是1965年還是1967年呢？”我想弄清楚，因為這很重要，如果這一時間成立，等於說皂樹村的分田到戶，其實要比安徽小崗村早出十年！ “這是肯定的。我們可以拍胸脯保證比他們那兒分田到戶早得多！”“早得多……後來報紙上說學習安徽人分田的事，我們這兒早就把地分掉多少年了！”
鄉親們你一言我一語，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這兒的分田到戶總的時間遠比小崗村要早。那麼到底早多少年呢？現任村支書李方滿的話可能比較接近事實，他說：“我是1966底、1967年初當生產隊會計的。在這之前，我們村上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搞起來的食堂已經停了幾年，記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糧食還是不夠吃，我當會計時，生產隊就研究決定先把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戶。但這一招還是沒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來，社員們普遍反映糧食還是不夠吃的。這可怎麼辦呢？這時我們發現一個情況：就是村上還有70多畝好田好地怎麼種就是上不去產量，而相反已經分掉的那30畝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產量挺高的。總結來總結去，只有一條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體在種，社員們不像對分到各家各戶的那些旱地和邊角地種得認真，所以生產隊的糧食總產量還是上不去，社員的口糧還是不夠。針對這個情況，生產隊最後決定把剩下的70畝好田也按人頭，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戶……”原來如此。 “這事上面一點不知道？”我問。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們還同意分？”“怎麼會同意呢？”李方滿說，“那是'文革'最瘋的時候，是打擊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年景！我們哪敢頂風公開分田嘛！”“那你們採取了什麼招數？”“這你問問我們這些老幹部。”李方滿指著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漢，說：“他是大隊的副大隊長，又是三隊隊長，他知道。”有人馬上告訴我，老漢叫李文君。我便讓李文君老漢坐到身邊，請他講講當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漢說：“公社才不會讓我們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於是反革命分子！我們是以種菜地和豬口地等名義分的……”“啥叫豬口地？”我不懂了，便問。
“就是豬的口糧地。當年農業學大寨時，我們農村養豬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支援'文化大革命'，這是上面號召的，還有種菜子地也是上面號召的，所以我們藉上面的號召、為多種菜子地、種好豬口地名義把地分了……”李文君咧著掉了好幾顆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著說。
自古以來，中國的農民們其實一直很聰明，當苦難的生活逼得他們無路可走時，人間的許多奇蹟都是他們創造出來的。而人類文明史的推進，尤其是靠他們的這種創造力和發誓改變命運的積極性。而今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到高度文明的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許多人似乎正在忘卻農民的功勞，這其實是非常幼稚的。
中國今天飛速發展的現代化和信息化的工業社會，其實就是靠像皂樹村和安徽小崗村農民分田到戶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礎為推動力的。
“當時我們還利用政策，掩飾了我們分田到戶的做法。”李方滿說，“人民公社講的是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於是我們根據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個生產隊，再分成小小生產隊，又三分為九，成了九個小生產隊，這一分，全大隊等於把所有的地通過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給了各家各戶……”“我不太懂這層意思。”我被聰明的農民們有些搞糊塗了。
“哈哈……”於是全屋的人大笑。他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我們皂樹村本來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個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個小小生產隊，所以便成了“父子隊”“夫妻隊”“兄弟隊”“親戚隊”為主的“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了。
真是聰明絕頂！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戶、到人制度，與當時的社隊三級所有製又相符……
“後來公社知道了，又派人來，要求我們合併。在上面看來，三級所有製是大事，不能隨便再分什麼小小隊，所以我們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併成原來的三個生產隊。這大約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滿回憶說。
“公社的人走了後，我們幾個乾部坐在一起又商量，這回採取新辦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紹說。
“按耕牛分田怎麼講？”我又不懂了。
李方滿忙接過話茬，解釋道：“我們是山區，基本上家家戶戶養著一頭條牛。當時上面根本不會同意按人、按戶分田，一聽按人頭、按戶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資本主義！所以我們就想出了個辦法，你不是不讓分成小小隊嗎？那我就按耕牛來分田，牛是農業學大寨時的主要生產工具，政策鼓勵大力養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沒法說不同意，因為中央文件上沒有哪一條規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勵大力養殖耕牛的精神。我們就是藉這一個精神，來了個'按牛分田'……”高，實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樹村的農民們誇耀。他們笑著說：“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我聽後，說這是“真正的高明辦法”——因為它既沒有與當時的政策相抵觸，同時又結合了皂樹村的實際。
“那會兒，政治形勢非常緊，別說是分田到戶，就是發現誰種了幾條絲瓜也算是'資本主義'。農民們辛苦乾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沒辦法過日子。上面又不讓我們勞力外出，誰外出乾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壞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勞動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還過得去。可我們皂樹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號人捆在這麼一塊山窩窩裡，不想點法子，真的肯定會餓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戶是逼出來的。”李方滿說。
“可不，要不是怕餓死人，誰敢冒著掉腦袋去搞分田到戶嘛！”李文君指著滿屋的人，挨個問：“你們對作家說說，我講的是不是事實？”“是，是這個理。”眾鄉親異口同聲，像要向我發誓似的。
我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些憨厚老實的農民，自有皂樹村的一百多年來，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哪個記者、作家來過村上，除了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來的干部們隱瞞分田到戶說過假話外，他們從來沒有說過第二回假話，這一點我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就從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數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決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這中間有六七年、十來年，是中國政局比較複雜的'文革'時代和'文革'剛結束的'兩個凡是'階段，你們的分田到戶搞包乾，有沒有因此受過牽連？”我進而問。
“有。越到後來鬥爭越艱鉅！”李方滿指著李文君：“老隊長最清楚了！”李文君點點頭，抽著悶煙。我突然發現，老漢的眼裡閃著淚花……“老隊長你能說說嗎？”“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說。
屋里頓時靜了下來。我猜想著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幾口煙後，瓮聲瓮氣地說道：那應該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村口有塊半畝來大的坡地種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長勢好，又在村口邊，剛巧被下鄉檢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個姓金的書記發現了。其實全村的其他一百多畝大田早也分了，他沒發現。這個姓金的書記原來也是區委派到我們黃坦公社工作隊的，後來他留在黃坦。這個人“左”得很，他發現我們的那塊半畝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幹部大會上批鬥。那是個現場會，放在黃坦鄉最高的山頂上開，那兒有個茶場，叫安基山茶場。批鬥會就在那裡開的。他們在我的胸前掛了一塊硬紙牌，上面寫著“分田頭子”。還讓我手拿著一面小銅鑼敲，一邊走一邊敲，從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頂的茶場，算是遊山批鬥吧……
李文君說了十幾分鐘，說得併不復雜，也並不太悲涼，但在他講完後，整個屋裡的人都不說話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鄉們一定還沉浸在當年那個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這僅僅是因為我們村口的半畝地被發現了，還要出現這麼大動靜的批鬥，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們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話，那不知要落下什麼大災難啊！”是李方滿打破了沉寂的氣氛。他的這一問話，讓李文君重新開了口：“我敢說，全大隊的干部都得下台，幾個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老隊長說的真有可能。”我點頭道。
“可不，才半畝地他們批鬥了幾次，也停了我的職。假如他們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還了得！性質不一樣了！”李文君告訴我，就為這半畝地，他除了受到批鬥和撤職外，還被罰15元錢。 ”管具體分田的另一名隊長李義洪也被罰了15元。他家情況好一點，交了現錢：我家窮，沒有錢，只好把家裡的一隻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當年的嫁妝……”老隊長瓮聲瓮氣地補了這麼一句。
他的話再一次讓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聽後差點落淚。心想：當年的生產隊長也是窮人，或者比一般社員還要窮苦，可就是為了能讓自己的鄉親們活下去，把村頭的一塊半畝坡地分給了社員，結果落個又是批鬥又是撤職，最後還要罰交15元的命運！窮苦的李文君可憐，沒有錢，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妝上交了才算頂了這事……這是中國社會曾經發生的一幕，離今天的日子並不遠。
然而，因為苦難，因為要活命，因為想過得好一些，皂樹村的干部和群眾，並沒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懲罰所嚇倒，他們頂著坐牢，甚至可能被槍決的風險，早在“'文革'最嚴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種非常智慧的辦法，瞞天過海地將土地分給各家各戶種植，使得這個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繼續傳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這難道不是一場看似無聲卻比萬鈞雷霆更巨大的響聲嗎？
難道不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嗎？難道我們的黨史和社會主義國家史該遺漏皂樹村和黃坦鄉、雙港鄉他們分田到戶搞包乾的事件嗎？
中國人多地大，尤其是廣大農村。像台州皂樹村的農民分田到戶事件，我想也許還有不少，他們或許也同皂樹村一樣遠比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要早、要徹底。我後來知道，僅台州地區，像皂樹村這樣的分田事件還有不少地方，他們的革命精神同樣可貴，並值得我們記住。
在台州採訪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見了一位人稱“台州農村通”的老幹部邢傳欣。這位上世紀50年代初就到台州從事農村工作的老農工部主任，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當土改隊長。
“台州的農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說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農民，他們對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國大多數農民的心態。”78歲的邢傳欣老人談起台州的“三農”歷史，滔滔不絕，一個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說話：土改對農民來說，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農民們高興得不得了，分田那會兒，大夥哎呀呀喊著唱著，說我們的土地總算回家了。當時的土改是與抗美援朝工作聯在一起的，時間短。我們台州的第一個農業合作社在臨海的洋渡六房村。農民們對初級社很贊成，因為這是按勞分配原則的製度。土改雖然解決了土地歸屬，但家庭條件差的貧下中農沒有分到什麼農具和耕地的水牛，這樣農民們就特別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決農具及其他生產資料。洋渡是1951年辦的社，第二年他們就大豐收，農民們很高興。豐收的原因除了土地歸屬權外，生產上採取了兩條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種了雙季稻，每畝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辦社農民們得了實惠，其他的村子就跟著學，洋渡鄉一下辦了十個合作社，成為當時浙江省農業戰線的第一個先進單位。台州在那時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現了問題，因為家庭條件原先比較好的中農有意見了，說入了社、與貧下中農拼在一起種地，“種了稻沒有多收谷，養了豬也沒有多吃到肉”，於是中農們紛紛要求退社。一時間，台州的退社現象嚴重起來，甚至驚動了京城的毛澤東主席，土改以來對農民辦社傾注異常熱情的毛澤東很關注台州出現的傾向，對當時負責處理此事的鄧子恢很不滿意，認為照顧中農利益而進行的調整辦社方針是“小腳女人”，並且隨即提出了著名的“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八字方針。在毛澤東的這一號召下，全國農村一轟而起，批中農，全黨辦社風起雲湧。 1953年，全國實行統購統銷，楊渡有個富裕中農產糧不少，可我讓他上交1000斤糧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說什麼也不想交。我一打聽，他家裡是交得起這些糧食的，就嚴厲地告訴他：你哭也沒有用！後來這位富裕中農還是賣了1000斤糧食。從此農民向國家賣糧成為一種義務。這階段，中國農民為國家工業建設、國防建設及城市建設貢獻極大。但農民交糧的時間太長，農民們就有意見了。到1957年，一些農民開始鬧事，因為他們交了糧，自己卻吃不飽。仙居縣地處台州的深山區，這裡的合作社經一些農民一鬧，很快全部垮了。後來又波及臨海，臨海甚至有農民到縣鄉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給砸了，震驚全國，這又一次捅到了毛澤東那兒。毛澤東大怒，立即提出要嚴厲打擊富裕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行為和新興的農村破壞分子。台州是重災區，一下抓了好幾百人……這個事件，台州一些上年歲的人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邢傳欣老人說到這兒，剎住話題，神情顯得凝重。
“後來的情況就變了。1958年後，上面號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緊接著又是大躍進。再過後，就是三年自然災難，黃岩和溫嶺有了餓死人的情況，其他縣也出現了死情……
由於有了1957年那個一下抓了幾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為、反抗性很強的台州農民從此不再正面起來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變得你上面喊什麼口號，我下面該做什麼照樣做什麼，用我們本地的話說就是學乖了。 ”邢傳欣老人介紹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情況：“從1957年到1961年、1962年這些年裡，台州像全國各地一樣，出現過不少餓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農民因為'人民公社'大集體種地，死了許多人，可我們台州就沒有餓死過一個人。
你問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台州人其實通過各種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給了農民、或承包給了生產小組，總之形式上是一樣在干人民公社，其實是在進行土地所有製的調整和生產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說是農民們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傳欣這樣總結道。
“有人現在把台州看做是中國民營經濟的矽谷，不是沒有一點歷史原因的。因為台州人在過去計劃經濟的年代，特別是政治高壓的年代，他們一直沒有放棄最大限度地發展自由經濟形式，一直在默默地發揮著人的最大創造性和積極性，他們是最講實際、最求現實的人。'文革'時期，我在下鄉中經常聽到農民們這樣對我說，主任啊，我只要吃飽肚子，就是做死也願意。台州人就是這個樣。在種地吃不飽的年代，你只要讓他們吃飽肚子，他們甘願像黃牛一樣幹死也情願。後來政策鬆動了，允許幹私營經濟，允許賺錢發家致富了，他們又對我說：邢主任啊，只要能讓我們發財，就是再苦再累、再下等、再被人瞧不起，我們也不會有一句怨言。世界上，能有這樣的人，你還不相信他們能創造人間奇蹟？”邢傳欣最後一句話發人深省，令我內心產生強烈震撼，也使我明白了為什麼名不見經傳的台州人能夠在今天成為中國民營經濟的奠基者。
自人類有經濟活動以來，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一致認為，社會的經濟形式決定著社會的性質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而股份制形式則是現代社會的經濟中最活躍和具有社會推動力的先進經濟形式。新中國成立以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社會，幾乎只有一種經濟形式——國營集體經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股份制經濟形式開始被人們漸漸認識和接受。最早出現於中共中央文件上的“股份”二字是1985年的中央1號文件，這對當時的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一次令人震驚的事件。因為在許多年裡，“股份”和“股份制”在中國這個紅色政權的國度裡，它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是“剝削階級的產物”。現在，既然被中共中央文件明確提出要“大力提倡”，這不能不說是對實行了幾十年一貫制的國有集體經濟的一場革命。
“股份制”在今天的中國人眼裡已經不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可在二三十前年的中國，它與當時農村所開展的“分田到戶”搞包乾一樣，是實實在在讓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與“復辟”和“政變”沒多大差別的驚天動地的事。
中國的股份制誰最先搞？忙碌的經濟學家們似乎還沒有時間來總結，當今的歷史學家們又因為缺少實地考察與調查的能力而在書齋上添不出新的真實的東西，這樣的責任讓我們這些文學家來完成實在有些可悲。不過到台州採訪，讓我再一次感到發現的驚喜。原來，中國的股份制發源於台州，產生於台州的田埂上，植根於台州的農民中間……
現在有據可查的幾個史實是：——
1986年10月，原台州地區黃岩縣委下發的《關於合股企業的若干政策意見》的69號文件，是中國地方黨委、政府關於股份合作企業的第一個政策性文件——
1982年12月，由台州地區的溫嶺縣社隊企業局(那時還沒有工商部門)正式發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為“社員聯營”的企業營業執照。 “股份制企業”是1985年中央1號文件出來之後才正式可以冠於的企業性質，台州的鄉鎮企業局當時給牧嶼工藝品廠等四家由社員合股出資辦的企業起的名字為“社員聯營”，用後來的名稱就是股份制企業。這也是新中國工商企業史上第一個頒發的標明由幾個法人“聯營”的股份制性質的企業營業執照。
目前有據可查的上面兩份史料，足可證明台州是中國股份制的發源地，這已被現在研究經濟工作的專家所認可。其實，談到台州的股份制，其開始和發源的時間遠比這兩個事件要早得多和廣泛得多。
在我來台州採訪之前，浙江有關媒體就已經發表了一則令人鼓舞的文章，題為《尋找玉環股份制經濟起源》，其中介紹了記者追尋到的台州最早搞股份制的那個“蘆浦工藝廠”和那幾個敢於最先吃螃蟹的農民。他們創辦的這個股份制企業是在1967年，比溫嶺的那個有“正式戶口”的“中國第一家股份企業——牧嶼工藝廠”早出了整整15年，而且這時間正是中國“橫掃資本主義”最激烈和嚴重的“文革”初期。真是有些不可思議，台州人竟如此膽大妄為。
2006年4月24日，我在台州市委宣傳部的同志引見下，來到玉環的蘆浦鄉那個原“第一家股份制企業”的舊址現場，並與幾位當年辦股份制企業的當事人見了面……
玉環是台州的一個縣，面積很小，老玉環是個四面環海的島嶼，後來又將溫嶺的楚門半島劃歸了玉環，但陸地面積僅有378平方公里的玉環仍然是台州面積最小的縣。可別看這彈丸之地的“海中玉環”，它現在的人均收入不僅在台州各區縣中名列第一，2007年，在全國的百強縣中也名列第29位。玉環有數個“全國第一”的產業與產品，這與玉環人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有直接關係。浙江籍著名作家葉文玲老師曾經對我說，寫台州，繞不開玉環。葉文玲是玉環人，她最了解家鄉的歷史和現狀。
那天我是懷著一番好奇而又有些激動的心情，跟著幾個農民來到玉環蘆浦分水村一塊田埂上。一位本地農民老漢叫林友泮，指指一座水閘上破舊的卻依然挺立在那裡的三間半磚瓦房，告訴我：“這就是我們當年辦的最早的一個股份廠，當時叫紅衛儀錶廠……”“就這個樣啊？”我對影響當代中國經濟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浙江台州股份制發源地竟然產生在這麼一個極不起眼、極不壯觀的地方，內心多少有些失望。不過心想：毛澤東當年打天下時，不也就是幾根破槍、幾把紅纓嗎？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別小看這幾間房子，當時我們還當寶貝呢！”林友泮老漢說，“這個地方辦廠，一是不佔集體房子，二是關鍵這裡能上電線，好發動機器做工。”末後，他補充道，“我們辦的是儀錶廠，需要電動力。”原來如此。
可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幾個農民能有這樣幾間房子辦工廠、能在田埂上響起機器的轟鳴聲，這在當時肯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那時在農村，能響機器聲的，只有集體農田的抽水灌溉，和很少地方才有的脫穀場上的拖拉機聲，除此再不可能有什麼機器聲響了。林友泮他們能在如此無遮無掩的廣袤田野上開動機器搞“資本主義”，不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起碼是吃了熊膽！在蘆浦鎮的鎮委會議室裡，幾位當事人的講述證實了我的看法——玉環農民在田埂上創辦的第一個股份制企業，果真歷經了太多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