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麼緣故，當我和天下所有的人即將告別二十世紀的時刻，內心突然滋長起無比的惆悵……
我常在想，曾經匆匆而過的二十世紀裡，什麼人甚麼事最值得我懷念？什麼事什麼人最令我難忘？
應該是有的，有很多事很多人。
但奇怪的是，此時此刻，我惟獨想在結束永遠不可能再來的二十世紀之際，為他記錄我的世紀絕筆。
他算什麼人？一個革命者？還是一個反革命？一個土得從裡到外掉泥渣的土農民？還是滿腹經綸的大知識分子？是一個壞得每個皮毛孔都流惡水的壞蛋？還是一個好得誰見誰都願為他燒一把香的阿彌陀佛？
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
呵，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三十年前，當我還是一名純真的兒童時，在見他的第一眼後，我從此一直做噩夢，那噩夢伴隨我度過了數十載春秋……三十年後，當我早已成為鐵桿男子漢且又見到他後，我發誓該為他寫一部傳世之作為一個小人物所經歷的一百年的大事情寫傳。
他叫陳月盤，江蘇常熟何市鄉人氏。於北伐革命前三年大學畢業。二三十年代曾以“阿跡子”的筆名在上海、南京等報刊上發表文章攻擊蔣介石而頗負盛名。最輝煌的歲月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他被日本人誤認為中共江南最大頭目而到處遭到追捕。革命了，可又失敗了。於是又回到了革命的對立面的剝削階級分子行列。這一回，他受盡了人間苦情與孤情。耀眼輝煌的前半生和五六十年與泥土為伍的後半生構成了一個小人物的百年孤獨史。
1，“老惡霸”的“變天賬”竟然是學雷鋒的詩賦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一個特殊的夜晚。
那天月光很亮，只是有些秋夜特有的寒意與慘淡。那天夜裡生產大隊基幹民兵值班，只有13歲的我也加人了站夜崗的行列。那時年歲小，外加我天生的膽小，然而為了顯示“革命小將”天不怕地不怕的膽量，我勇敢地報了值夜崗的名。
那天夜裡我們大約在十點來鐘開始站崗放哨。其實是很簡單的過程：幾個人在頭兒的帶領下，拿著一桿沒有子彈的步槍，便順著幾個生產隊瞎跑，走到哪兒就算哪兒，通常是先上生產隊的倉庫場看一看有沒有堆放在外的東西。這算是重要任務。之後就是到各個自然村落巡邏，這中間的突出任務是檢査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家庭的敵情。我知道在對敵鬥爭嚴重的時候，基幹民兵每夜都要派人守在這些牛鬼蛇神宅基邊靜觀階級鬥爭動向。我曾聽說臨近—個生產大隊的基幹民兵值夜班時，有個民兵是光棍，他主動要求到生產隊的一戶富農家守夜班，那富農家有個小媳婦的丈夫大概因為長期受壓抑，沒有什麼性功能，妻子要鬧著跟他離婚。那年月，牛鬼蛇神家庭想找門親事實在太不易，富農的兒子哪敢撒手？可又一時想不出什麼法子。有一天夜裡慾火燒身的妻子將他從被窩裡一腳踢出了家門。那躲在暗處的值班的光棍民兵發現了這一階級鬥爭動向，趕緊衝過去用沒裝子彈的槍將富農的兒子逼到籬笆邊，問是怎麼回事。那富農兒子拉腔就哭訴起來。
那光棍民兵一聽，說這有啥愁的？我幫你解決。說著把身上的槍往富農兒子肩上一挎，便大步進了屋。半個多小時後他拎著褲子出來了，對富農的兒子說，你進去睡吧，她不會再欺負你了。第二天，那富農的兒子在地里幹活時找到那個光棍基幹民兵，悄悄說道，大阿哥，你真有辦法，我娘子今天早晨起床開始就對我格外的好，看來還是你能救我。餵，我們倆說好了，你每天夜裡到我家那兒值班。如果我娘子敢對我不好，我就讓你進去治她，你看咋樣？那光棍樂得心花怒放，還有比這更好的？於是說行啊，不過你得給點吃的，否則我值夜班也很累嘛。那富農兒子連連點頭，說這自然這自然。就這麼著，那個光棍基幹民兵就一連在那戶農家的宅基值了一冬的夜班。第二年開春，民兵營開始換班，可是這位被公社評為值班模範的光棍基幹民兵就是不肯換班，還說他要堅守階級鬥爭最前沿。當時公社武裝部還為此特意發出通報，號召全公社民兵團的基幹民兵們向他學習呢。有趣的事還在後頭，一天公社武裝部長為了讓其他生產大隊民兵營的干部向這位思想覺悟高，敵情觀念強的值班模範民兵學習，特意帶了三個大隊的民兵幹部一行二十人夜訪這個模範的崗哨。武裝部長到那兒一查，發現拿槍站崗的不是他的民兵，而是那位本該受看守的富農分子的兒子。武裝部長氣得問模範到哪兒去？對方嚇得只好如實說來。武裝部長就差沒有當場昏倒。這這……這是什麼事嘛？ ！後來聽說因為這個教訓的原因，故大隊基幹民兵值夜班再不採取單個守哨了，而是集體流動著巡邏放哨。
“媽的，今天太冷了，風又刮得那麼厲害，'牛鬼蛇神'們肯定又要蠢蠢欲動。走，我們去査查他們！”我組的那頭兒——副營長對我和幾位民兵說道。然後他又問我：“小明，你是呆在大隊部還是跟我們一起去？”
“我也去。”這其實是不用問的話。因為我確實還沒有真正面對面地見過一個階級敵人呢，所以我自然不會放棄這樣的機會。同時我雖只有13歲，可內心還是想表現一下自己的革命戰鬥意志呢！
我就是在這夜認識“老地主”陳月盤的。
陳月盤是我所在生產大隊的惟一的一位地主分子。在這之前，“地主分子”在我的印像中極其清晰：就是那些像劉文彩家中的水牢、狗腿子、任意強奸民女的惡霸，要不就是在風雨交加的農曆大年三十夜晚上門逼債並搶走白毛女的黃世仁那樣的壞蛋。不知從哪兒來的一股天生的“階級仇恨”，一提起“老地主”，我和所有貧下中農都有同樣的心情，並從心底里憎恨劉文彩和黃世仁這樣的惡霸。
不知是有意的落後，還是“老地主”祖上專挑“陰暗角落”鑽，陳月盤的家很偏僻，在大隊最東的一個自然村，我和他雖然一個大隊，但卻是一東一西相隔三四華里的兩個自然宅基村落。因為年歲小，所以在這之前，我根本就沒有去過和見過陳月盤那個生產隊和他本人。多半是好奇使我加入了民兵查夜的行列。
慘淡的月光下，我們一隊民兵真的像要面臨一場戰鬥似的向陳月盤家逼近。在一座破落的農戶屋簷下，持槍的民兵副營長突然壓住嗓門輕輕地向我們發出指令：不許出聲，注意敵情！由於第一次同階級敵人交鋒，我當時的心頭真是很緊張，也有些害怕。現在想起來覺得特別可笑，一個死貓似的老地主有什麼可怕的？然而那個年代和那個年齡的我，有這種緊張和害怕心理實在太正常了。
“咚咚！咚——！”副營長突然用拳頭猛砸破屋下的木門，而且嘴裡一邊大聲喊著：“開門，開門！”
這時，屋里傳來一個又弱又顫的聲音：“誰？誰呀？”
“少囉嗦！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快開門！”我見民兵副營長有些不耐煩了，“咚咚咚”又是一陣砸門。
“噢噢，別敲了，我馬上開門……”聽得出，裡面的人在忙碌著起床穿著衣衫。
大約幾分鐘後，門“吱嘎”一聲開了。裡面探出一個上身披著一件破棉襖，下身用草繩繫著褲子，一邊咳嗽一邊在哆嗦的干癟老頭，令我驚詫的是這個乾癟老頭鼻樑上竟然還架著一副眼鏡！
“陳月盤，這幾天你在幹什麼？快交待！”民兵副營長壓著嗓門像訓斥三孫子似地問起話來。
什麼，原來這個乾癟老頭就是“惡霸地主”？那一瞬間在我腦海中根深蒂固的地主形像一下發生了動搖。這麼個乾癟老頭怎麼可能是劉文彩、黃世仁式的惡霸呢？當時有一句話我一直不敢說出來，那就是我覺得這個戴眼鏡的干癟老頭太可憐了，絲毫沒有一點讓人心顫和畏懼，更談不上可憎……
“快交待呀！”威嚴的民兵副營長的聲音一下高出幾分貝，我對自己心頭剛剛萌發的一點點想法而緊張不已：這不行，這不是同情“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嗎？ 13歲的我，第一次感到了政治的壓力。那一瞬間對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的一份憐憫之情，使我不由得全身直冒冷汗。
“我？我這些日子沒有乾過什麼壞事呀。天天都在生產隊耕耘勞作，別無他事可求。”黑暗中，老地主的話競然如此文縐縐，這對大躍進年代出生的我來說，又是一件驚詫不已的事。也許那一份以後一直留存在我內心幾十年的同情和好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萌生和深扎在心頭的。
“惡霸地主”怎麼會是這樣的？我自己幼小心靈裡的“階級立場”開始出現了不可抗拒的動搖。
“少他媽的斯文腔！”民兵副營長的話使我在黑暗中第一次感受到的一點文明馬上變成了野蠻味與火藥味。 “你交待交待，最近寫沒寫變天賬？”
雖然月色下誰也看不到誰的臉色，但我一下感覺空氣頓時凝固了起來。
“老地主”還是一腔斯文地回答著“無產階級專政”的問話：“豈敢豈敢，我僅作了幾首未成品的小詩……”
“惡霸地主”還作詩？我太驚嘆了。然而這回驚嘆的不只是我，連我們的民兵副營長都感到緊張異常：“啥？你還作小史？不會是當年的剝削史吧？快交出來，快快！”
這回輪到“老地主”緊張起來，他一聽這趕緊返身進屋，一會兒，乾癟的老地主哆嗦著身子從裡面又走了出來。 “都在這兒。”說著，他伸出雙手向民兵副營長交上一個小本本。
“有火柴嗎？”
“有。”
等有人“嚓”地劃亮一根火柴，我已經好奇地鑽到了民兵副營長的胳膊前第一個看清了“老地主”遞過來的那個小本本。油膩膩的，上面密密麻麻不知寫了些什麼東西，我正想順著民兵副營長翻頁的手細看時，火柴滅了。什麼也看不到。 “什麼亂七八糟，正是變天賬！”又是民兵副營長的聲音：“好了，你老實回屋去，等天亮我們看看你的這些小史……”
“是小詩。”老地主陳月盤膽怯地輕聲糾正道。
“知道知道，你他媽還不老實？小屎大屎，誰不知道你老地主屁股蛋裡能拉出的還不都是狗屎？”民兵副營長火了，隨手將站都站不直的老地主往屋內一推，然後朝我們一揮手：“走！”
沒有走出多久，民兵副營長又叫人劃亮火柴看了看老地主的那個小本本：“什麼豎一行橫一行的，我看不懂狗日的詩，反正老地主的嘴裡唱不出好歌腔來！見他媽的鬼！”只見他順手將那個小本本扔進溝裡。
老地主，惡霸？說話斯斯文文的，能寫一手好詩的一個乾癟老頭！
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平靜和理解。於是等第二天天亮後，悄悄獨自到冬天沒有水的渠道裡撿起了那本被民兵副營長扔下的那個惡霸地主所寫的“變天賬”。當我打開那個小本本、翻閱裡面寫的那些小詩時，我的腦海裡如同天劈雷打——“惡霸地主”寫的竟然都是些“學雷鋒詩抄”：
二三月裡杏桃紅，人在微風碧浪中；
正是春耕生產熱，廣播高唱學雷鋒。 （《學雷鋒》）
入夜拖拉機響急，插秧就趁黃梅節；
漢子孀婦爭能手，雷鋒精神化雨滴。 (《熱汗》）
陰次睛冷暖無窮，月未西沉日又東；
梅花桃花春更好，千枝萬朵潑新紅。 （《春更好》）
…………
老地主的“小詩集”寫得密密碼碼，足有上百首。在我似懂非懂的年代裡，當我看完這個“大惡霸”所寫的學雷鋒詩篇後，留在我記憶中的永遠是個解不開的謎團……
2，“大惡霸”原來還是“左聯”時期的老作家
雖然文革的十年正是我不懂事的少兒時代，雖然我家庭也因為父親是個小走資派和爺爺曾在解放前當過一陣小販子而牽連不少，但我檢點自己時常常因為上面的那一夜曾經發生過的一幕（參與將“老惡霸”的詩集扔在渠道裡）而充滿了內疚與負罪感。
事過二十多年後的一個春天，早已在京城像模像樣生活了十幾年後大有一副衣錦還鄉之狀的我，回老家探望父母雙親。一日，與父親從小鎮返家途中，一位頗有些面熟的老人與我父親打招呼後擦肩而過，我問父親此人是誰。
“他就是陳月盤，以前我們大隊的老地主。”父親說得很隨便，我聽後卻大為吃驚。
“怎麼他還活著？”
“活得好好的，現今他還是市政協委員呢！”
我扳扳手指，也該快三十年了，當年我看到的老地主也至少有六十來歲了，怎麼可能三十多年後他還活著？ ！
那天傍晚，我纏住父親，希望他說說他所了解的有關陳月盤的事。
“提起來就叫人氣憤。”
“想不到父親的內心竟對這件事耿耿於懷。”
“怎麼不？你知道我為什麼在文革初期就被人趕下台？最重要的—件事就是說我階級陣線不清，對老地主陳月盤過於親近關照。他們那些人哪裡知道剝削階級的分了中也有對我們共產黨、對我們革命作出過很大貢獻的人呀。我們應當實事求是，不能太不人道。就說陳月盤，他在剛解放時就申明自己曾為共產黨做過有益的事，那時我是生產大隊長，對他自己說的事作過調査，問過上年紀的人，也當面詢問過當年與陳月盤一起從事敵後鬥爭工作的縣委某領導同志，得到的結論是，陳月盤確實在解放前為革命作過很大貢獻。在大躍進時期，我們全縣動員大戰太湖流域的望虞河水利工程，他當時已年過半百，卻跟著我們年輕小伙子一起挑燈夜戰，還為提高工效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議。就因為我是生產大隊長，曾在社員大會上多次表揚過這麼個老地主。'四清'運動和'文革'運動中，有人就說我為剝削階級唱讚歌，不分階級陣線就把我打倒批臭。再後面的事你自己也經歷了。總之世道對有些人太不公平了！”
父親一生剛烈自信，但自被造反派們打倒後，就再也沒有了這種秉性，變得對什麼事都沒有了信心。然而最令我震驚的是我自己後來遇到諸多不幸的命運竟然會與老地主陳月盤連在一起！如果不是父親這一說，我恐怕這一輩子都不知其緣故呢。
陳月盤自然不清楚在這個世界上，竟然會有很多與他毫不相干的人的命運跟他的沉浮有關。
“爸，我很想見見老地主。”我剛說完，又自覺再稱謂陳月盤為老地主似乎不太合適了。因為早在八十年代初，黨的決定就已經取消了階級成分，地富反壞右便永遠成了歷史。於是我問父親：“現在你們叫陳月盤都怎麼個叫法呀？”
“還是叫老地主唄。”父親解釋說：“陳月盤這個老頭子很開朗，他自己說過去別人叫他老地主心裡就有氣，現在如果別人叫他大名反而覺得不舒服。他說當了一輩子老地主，如今別人不再叫他老地主，心裡就有一種失落感。因為現在改革開放後，在農村真正當地主的人都是些先富起來的人，他陳月盤說我戴地主高帽子時窮得飯都吃不飽，而今那些富得流油的人卻輕輕鬆松不費一點皮肉之苦就要把老地主的帽子拿過去，我心裡不平衡。你說他這個人……唉，也只有他才能經得起如此折騰。”父親的話裡隱含著幾分敬佩之情。
一定是個性格獨特的樂觀主義者。我決意找到陳月盤，以了結我的一樁心願。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父親卻把陳月盤接到了我家來。
“作家，哈哈……，想不到快七十多年過去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來了！”一個穿著老棉襖、雖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穩穩地走過來與我握手。
“呀，小何同志，我早聽說你在北京當作家，了不起。我一生夢想當個大作家，可就是命運不佳，偏偏當了個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好……”這是我第一次與老地主對話，而且令我驚嘆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默開朗！
他旁若無人只管自己說著：“我們這一帶的人，只知道我是個地主，或者只知道我是個為共產黨幹革命的地主。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還是江南一帶頗有名氣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們可以翻翻當年上海的《申報》，那個曾經跟魯迅先生同塊版面上撰文的'阿跡子'就是我陳某人的筆名呀！他們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撫摸著銀色的山羊鬍鬚，很是得意地指著站在我身邊的父親，連聲對我說：“你爸他們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
“左聯，你小何同志肯定知道左聯吧？那時我在上海用筆名寫文章攻擊蔣介石國民黨後，上海左聯的同志幾次找我談話讓我加入左聯，後來要不是常熟一帶的抗日救亡運動急著要我到鄉下來進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聯的一分子了。那樣的話，小何你們的中國作家協會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為中國作協會員了？唉，時間過得真快喲，不知現在作家隊伍中還有沒有當年左聯的同志……”老人抬起一雙眼皮耷拉但仍有幾分光澤的眼睛看著我，期待著一個久遠的回答。
“有，但已經極少極少了。”我這樣回答老人，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現在我們中國作協到底還有沒有當年左聯的老同誌了。
這回是我主動站起身握過他的手——我知道我握過的是一雙文壇前輩也是一位曾經為中國革命作出過特殊貢獻的世紀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並且能早一日把它寫進我的作品之中……”我懷著敬仰之情看著他。
“有價值嗎？我僅僅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了，而且還是個老地主呀！”他的眼裡半信半疑，隨即是幾分期待。
我堅定地朝他點點頭，肯定地回答他：“我要為走過二十世紀的普通人立傳，您老是最合適的一位。”
他激動地站起那具比我整整年長半個多世紀的身軀，顫抖著雙唇，說：“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訴你……”
3，驚天奇聞：沒有他，就可能沒有“沙家浜”革命傳奇
老人一張口就告訴了我一個讓我吃驚的秘密：“共產黨在江南抗戰時，如果沒有了我，可能就沒有了後來那出曾經轟動一時的革命樣板戲'沙家浜。'”
“這是怎麼回事？”我著實吃了一大驚，因為幾乎像我一樣三四十歲以上年齡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這齣戲了。就是在今天，每當有人問我是哪里人氏時，我都會自豪而又簡單地說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這是一句戲中的台詞，但它確實清楚簡明地吿訴我的友人我是哪一方人氏。 “沙家浜”幾乎是共產黨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戰爭的寫照，它作為歷史的真實再現，早已深深紮根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麼可能與這樣一出具有代表意義的革命歷史戲連在一起呢？
陳月盤淡淡一笑，弄了弄那撮花白的山羊鬍鬚，說：“這得從我祖上說起。”
從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陳家的地主來歷。早在乾隆年間，陳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東鄉一帶靠勤勞致富成了當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時，便成了小地主。第三、第四代時已經是相當富裕的大地主了。僅他們陳家的土地，就佔了當地土地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陳月盤的曾祖父陳若漁是陳氏家族在江南常熟東鄉的第五代，也是陳氏家族中最勤勞、聰明的一位，所以到他這一代，就財產而言，是頂峰階段。陳月盤告訴我，中國的早期地主階級許多人在沒有成為剝削階級時，或者即使成了剝削階級後的相當一段時期裡，大都是些很勤儉勤勞的佃農，相反有不少窮漢之所以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就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如那些剝削階級會勤儉持家。這種現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後也還不算少。陳月盤的“阿太”曾祖父在當時便是當地有權勢的人了，但因為幾代人都靠種田起家的，祖上沒有官位，到了陳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時有錢人家死了後都要建大墳、樹石碑圓寂。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陳月盤的曾祖父就出錢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親俞翰林從朝中買了個官。俞翰林做過曾國藩的秘書，這事自然很容易辦成。後來阿太陳若漁死後真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墳。當然這一形式對陳家來說，更重要的是從此象徵著不僅家有萬畝良田，還有了一冠紅頂官帽。陳若漁有個女兒嫁給了鄰近的支塘鄉的一個名醫，這位名醫的小兒子就是後來成為中國原子彈、氫彈和中子彈研製的主要功勳人物、我國傑出的物理學家王塗昌先生。陳月盤比王淦昌大一歲，但輩分卻小了一輩，因為王淦昌的母親與陳月盤的祖父是親兄妹。 1997年我在北京見到中國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時，說起了陳月盤的事，這位科學大師還清楚地記得外婆家有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陳才子”親戚。陳家到陳月盤的祖父那一代開始便走了下坡路。不過陳老爺子雖然抽大煙，但卻喜歡讀上海的申報一類的思想進步的報紙。由於受家庭影響，陳月盤小時候養成了愛看書的習慣。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詩書，那裡面田園式的詩情意境太讓幼年的陳月盤著迷。陳月盤自己說，他後來一輩子沒有離開農村，就是因為受了白居易詩中那種刻骨銘心的意境的影響。正可謂一日入詩意，終身不改當詩聖。
陳月盤的父親也是一位思想進步的地主。他送兒子上學卻不讓他讀四書五經，而是選學國文的學校。陳月盤讀了七年國文後考上了太倉師範。母親一聽每年要花400塊大洋學費，就不同意兒子再上學了。可兒子說啥也要去上學。也巧，陳月盤初出遠門唸書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鬧了一場大病，母親藉機說你就別上學了。兒子一聽哪肯！後來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蘇省立師範，這是所公立學校，不要學費，於是家人就不再反對他上學了。五年大學生涯，陳月盤見到了大世面。畢業後他回到家鄉常熟何市鄉當了一名鄉村小學的代理校長。可第二年北伐戰爭就爆發了，受新潮思想的影響，陳月盤從此開始了他那二十多年轟轟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華藝大之名，離開家鄉，先到蘇州，後到當時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開身份是新街口小學教書匠。這日後的五年多時間裡，陳月盤作為一名具有鮮明鬥爭立場的革命知識分子，用“阿跡子”這個筆名，與國民黨反動政府展開了無情的鬥爭，並曾風流一時。他公開罵蔣介石是“你趕走了野貓，你還要吃我”一類的民族敗類。特務分子對這位“阿跡子”警惕起來，到處想追捕他。無奈，陳月盤逃回了鄉下的老家。此時恰逢老父親去世，他便挑起了陳家的重擔，當起了地主豪紳……
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江南大地淪為小日本的天地。充滿愛國熱情的陳月盤不甘當亡國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積極組織民眾起來進行抗日鬥爭。後來新四軍著名將領葉飛同志帶領部隊來到了蘇南一帶開展抗日游擊戰爭，並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游擊縱隊。陳月盤是當地有勢力的頭面人物，又是思想進步的愛國者，葉飛自然先找到了他。
“陳先生，我們是一家人，應該攜起手跟小鬼子乾！”葉飛第一次見到文質彬彬的陳月盤時，就高興地擁抱起這位江南才子加財主的陳月盤，顯得異常興奮。那時葉飛才26歲，又對當地情況不熟悉，於是把陳月盤當做十分可靠而親密的戰友看待，地方上和場面上的事，少不了交陳月盤去辦。當時武裝鬥爭的條件十分艱苦，有許多困難是部隊上無法克服得了的。江抗縱隊的經費便是一大難題，而葉飛的部隊初來乍到，誰都不認他們。
“這是500塊大洋，你們先用著。”一日，葉飛正在愁眉不展時，陳月盤將自己家的存貨送到了部隊上。
“老陳同志。”葉飛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而他的一聲同志使陳月盤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從此把自己的那顆火熱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蘇南一帶，革命武裝鬥爭十分艱難，常常要爾生命危險。許多膽小的人幾次下來就再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為當地有名的財主陳月盤則一如既往地參加了江抗的革命鬥爭。正當敵我勢力不相上下之時，葉飛率領的江抗部隊奉命轉移到了江北。陳月盤本來是要隨部隊北上的，可就在此時，新四軍的一批傷病員從前線秘密轉移到了常熟的陽澄湖來了。
“老陳，你是最合適給新四軍傷病員提供幫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葉飛深情地揉住陳月盤的手，帶著無限期望之情。
就這樣，陳月盤告別了親愛的戰友，繼續留在常熟地帶。於是也就有了後來的“沙家浜”這一齣戲。
於是也有了“沙家浜”這齣名戲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為陳月盤是個“老地主”的緣故。
這兒有必要向年輕的朋友交待一下“沙家浜”這齣戲的一些背景：此戲取材於當時發生在常熟一帶一隊在當地養病的新四軍傷病員的一段真實故事。
話說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戰爭進入特殊年份，我新四軍在黨中央指揮下，東進江南，橫渡方圓千里碧波蕩漾的陽澄湖，幾百條大木船浩浩
蕩蕩在明澈如鏡的湖面上劈波斬浪，氣勢磅礴。葉飛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臟。 “東進！東進！”戰士們高唱鬥敵戰歌，威震江南大地。當年9月，葉飛的部隊奉命西撒，在常熟境內的陽澄湖橫涇（後來改為沙家浜鄉）一帶的村莊留下了一個後方醫院和100多名新四軍傷病員。盤踞在陽澄湖的當地土匪頭子胡肇漢即《沙家浜》戲中的“草包司令”；胡傳魁，投靠了國民黨“忠義救國軍”，與日寇勾結，多次襲擊新四軍後方醫院，沙家浜地區的軍民團結起來，奮勇抗敵，於是就有了後來崔左夫寫的紀實文學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個新四軍傷病員鬥爭紀實》，於是就有了上海人民滬劇團在1958年根據崔左夫作品改編成的滬劇《蘆蕩火種》，於是也就有了由江青親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祺根據《蘆蕩火種》改編成的京劇“革命板戲”《沙家浜》這部名戲。
“沙家浜的戲如果在當初排演和編劇時能聽我講講當年的實情，可能更會千古不朽。”陳月盤說到這齣名噪一時的經典京戲時，竟然直言此話，著實令人吃驚。
“沙家浜對普通觀眾而言，是一部戲，可對我們這些當年直接參與同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軍隊鬥爭的當事人來說，那是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和回憶。”陳月盤抖動著每一根白須，就像梳理和扯動著深埋心頭的一團帶血的舊紗……他以當事人的親歷細說起構成千古名戲的那段真實往事：
常熟是有陽澄湖的，但常熟過去並沒有“沙家浜”這個地名。常熟過去雖然沒有“沙家浜”這個地名，但陽澄湖邊有許許多多“沙家浜”一樣的村莊。郭建光是沙家浜裡的戲中人物，可新四軍隊伍裡卻有一個真實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新四軍裡的夏光有名有姓，系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於湖南武岡。在北伐時參加革命，1927年進人毛澤東主持的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同年入黨。抗日戰爭爆發，夏光參加新四軍，首任陳毅領導的新四軍第一支隊參謀、第三支隊第六團作戰參謀。 1939年5月隨葉飛到了江南蘇常一帶。同年8月，我新四軍在江陰與國民黨的忠義救國軍展開激戰，夏光時任江抗第五路軍參謀長。由於連續作戰，時勢緊張，夏光體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部隊奉命西撤時，葉飛令他留在敵後治病。夏光隨即將所有作戰文書交給參謀處，化裝成便衣，只帶一名通訊員，通過土匪頭目胡司令控制區深入到敵後，與江抗政治部主任劉飛率領的後方醫院的三十多位傷病員會合後，從此開始了演繹沙家浜之戲的原型生活。 1940年，葉飛率部隊西撤後，黨中央又派譚震林同志來到蘇南開展敵後鬥爭，夏光已時任江抗縱隊司令，後又改任新四軍蘇中軍區一分區參謀長、蘇浙軍區第四縱隊參謀長等職。解放戰爭斯間，夏光任華中、華東軍區參謀處長，參加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戰役，其戰功卓著，智謀過人。解放後擔任過幾所海軍軍校的負責人。可惜因1955年錯誤處理，從此離開部隊，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才平反昭雪，後一直任江蘇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負責人。
“文革”中在“沙家浜”大紅大紫的時候，這位戲中高唱“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卻被造反派關在牛棚裡連聽戲的資格都沒有。
說起“沙家浜”裡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慶嫂”，我看到陳月盤那雙混沌的目光里頓時流露出一絲亮澤的光芒。他的聲音有些顫抖，他說：“你知道我跟'阿慶嫂'什麼關係嗎？”
“什麼關係？”我問，帶著現代年輕人對男女之間所有的那種好奇心問。
“呵呵，這要你們當作家的去想像了！”不想90有餘的陳月盤依然留存幾分浪漫。 “那真是不一般的關係喲——”他意味深長地留下一個破折號讓別人去回味，而給我講述的卻是生活中真實的那個“陳慶嫂”。 “真'阿慶嫂'叫陳二妹。我們當年都叫她二妹。陳二妹的家其實也遠離陽澄湖，不過她家確實開茶館，卻不叫'春來茶館'，叫'涵芬閣'。在常熟董浜鎮上。那二妹開的'涵芬閣'茶館確實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黨員，但二妹開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實身份。二妹家的茶館前門挨著街，後門通著一條河，那河上長滿了蘆葦，所以新四軍和接任葉飛來蘇南指揮抗日救國的譚震林將軍經常在那兒開會碰頭。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陳關林都是鄉里鄉親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閣'給譚震林他們送一筆槍支彈藥款，碰上二妹在茶館鋪面做生意，就向她打聽新四軍和林俊(譚震林的化名)什麼時候到她那兒，二妹嚇得雙腿直哆嗦，說你們別瞎嚷嚷，我這兒哪有啥新四軍和那林俊什麼的。二妹只知我是當地有名的開明地主，卻不知我一直是在為新四軍做事的，所以弄出了這樣的笑話。後來當她看到譚震林將軍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二妹確實像戲裡的'阿慶嫂'一樣聰明機智，多次為了掩護新四軍傷病員和地下黨開會，與敵人展開了機智的鬥爭。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陳關林突然被駐地日軍抓走了，敵人用殘酷的毒刑逼陳關林招認新四軍傷病員的下落，陳關林寧死不屈就是不招。無奈，日本鬼子換了一種招數，先讓他吃下三大碗飯，然後又挑來一擔水讓陳關林喝下去奮當陳關林喝得肚脹如鼓時，鬼子就將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陳關林寧死不屈。後來惱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軍傷病員一起押到蘇州虎丘山，然後裝進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後又用鏹水滅屍於荒野之中……丈夫的犧牲對二妹刺激極大，中共常熟地下黨縣委決定將陳二妹送到江北暫避敵人的追殺。3個月後，二妹又在地下黨的幫助下，悄悄從江北迴到了常熟。但茶館是不能再開了。黨組織便給了二妹200塊大洋，希望她做點小生意度日。二妹因為還要帶身邊的兩個小孩，所以生意也沒做成，便從小鎮搬到了鄉下，一住就是幾十年，直到1997年她83歲時去世。”
“《沙家浜》的戲出名後，常熟一下冒出了好幾個'阿慶嫂'，在'文革'時還弄出了不少笑話：當地一個演阿慶嫂的女演員竟然也自稱自己是真正的阿慶嫂傳人，說她娘當年就是開茶館的，也掩護過新四軍傷病員。真真假假那時誰也搞不清，只要誰在台上紅，誰就是真阿慶嫂了。結果那個女演員還真被軍管會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幾個軍管會頭頭睡覺，最後被弄死。而真阿慶嫂陳二妹則被造反派掛著'歷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頭挨鬥挨批。唉，'文革'呀，什麼事都給顛倒了。”陳月盤對天長嘆道。
“生活中的胡傳魁真的那麼草包一個？”我對戲中幾個主角原型特別關注。
“那可不是！”陳月盤的兩隻眼睛立即睜得好大好大，連連搖頭說，“那是戲。戲裡的土匪司令胡傳魁長得肥頭大耳，是個真草包，但'沙家浜'歷史上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司令是個比刁德一還狡猾的傢伙。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漢，說來也巧，他跟郭建光的原型夏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漢兵痞出身，1926年起擔任國民黨'保安特務團'團長。日本人佔領上海後，胡肇漢的部隊潰不成軍，作鳥獸散。胡肇漢後來便帶領一批手下敗兵流竄到陽澄湖一帶避風。那時蘇常地區正屬政治真空，各種土匪勢力蜂起，胡肇漢便被一保長收留，僱傭為地方治安隊長。日久天長，帶兵出身的胡肇漢在跟當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屢獲勝利，於是其名聲大振，成了當地方圓幾十里的一股重要勢力。加上胡肇漢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國民黨勾結，後來出任三青團京滬行動總隊司令。1939年春，新四軍東進江南，襲擊虹橋機場，炸毀敵機數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計的胡肇漢一看形勢有變，便腳踩兩條船，忙與新四軍搞聯合，接受江南抗日義勇軍的收編。但胡也有沒想到的事，1939年，葉飛的部隊奉命西撤，結果胡肇漢的隊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氣得天天大罵新四軍使他上了大當，並推脫有病留在江南沒有西撤。葉飛帶部隊走後，胡肇漢便坐不住了，開始收羅一些地方殘匪，重新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隊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竄於陽澄湖一帶。不久，夏光任“江抗”東路部隊司令的新四軍隊伍來到常熟後，為了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積極爭取胡肇漢繼續抗日，決定讓胡肇漢出任新四軍東路軍副司令。但這回胡肇漢變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們新四軍共產黨不就想要我的隊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讓你們收編，什麼副司令我也不要。就這樣，夏光多次給他寫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們犯難時，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漢的下落後，便向夏光作了報告。我從一個朋友那儿知道胡肇漢在陽澄湖北岸的車渡娶了個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兒去。共產黨為了達成抗日救國的統一戰線，急需同胡肇漢當面做工作，所以對我提供的情報異常重視，夏光同志當即帶部隊移駐到車渡。部隊剛到車渡，夏光與副司令楊浩廬便到湖邊瞭望，見到一隻非常漂亮的篷船正向岸邊駛來。村上的老鄉便說這就是胡肇漢的船。夏光一聽很高興，可謂無巧不成書，船上正是胡肇漢。聽夏光後來說，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聲'副司令'，胡肇漢還不知是怎麼回事時，就無可奈何地當上了'江抗'東路部隊的'副司令'。胡肇漢心裡有算盤，所以對這個'副司令'實在有說不出的幾個不情願，但那時抗日是全民大事，誰敢公開說我不願抗日？礙於這層理由，他胡肇漢無奈裝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樣子，接受了新四軍江抗指揮部關於統編部隊一致抗日的指令。出於對統一戰線和抗日的大局考慮，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帶領的新四軍和胡肇漢的部隊舉行一次聯歡。次日，陽澄湖畔喜氣洋洋，一片歡聲笑語。新四軍特意給胡肇漢的隊伍送來了兩頭豬和其他慰勞物品。胡肇漢一看夏光他們如此抬舉自己，心頭洋洋得意，擺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勢，大有與新四軍共產黨平起平坐之勢。可與戲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樣的是這個'忠義救國軍'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後當抗日形勢於中國共產黨人極不利的時候，他便又開始投靠國民黨，不斷襲擊新四軍後方醫院的傷病員，同年夏天，胡肇漢勾結日本鬼子，在吳縣陸巷村，向我新四軍發起突然襲擊，造成夏光部隊110餘名新四軍戰士傷亡，活埋新四軍傷員十餘名，繼而又在陽澄湖邊燒殺搶數日，槍殺進步抗日青年和漁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從此胡肇漢在陽澄湖一帶就有了'殺人魔鬼'之稱。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江大軍南下，胡肇漢像喪家犬似的到處逃竄，最後避到了陽澄湖千里蘆葦蕩之中。他憑藉著水中優勢，幾次僥倖逃脫了解放軍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漢卻一直沒有落入人民的手中，並且仍不斷地對百姓和新政權造成危害。新中國剛成立，吳縣湘成公安分局的干警接受了追捕胡肇漢殘部的特殊任務，由局長包振家親自率領該局7名精幹的同志化裝成漁民，開始了千里追捕胡肇漢的行動。那時剛解放，胡肇漢的勢力還不小，他手下有幾個土匪大隊，行踪詭秘。後來包局長他們從一位曾在胡肇漢手下當過一大隊大隊長的土匪頭目那儿知道胡肇漢有個小老婆與胡仍有來往，於是迅速採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不然那小老婆交代了胡的行踪，說胡在上海浦東有一家布店是他的秘密交通站。而這個浦東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戲中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給胡肇漢安排的。當時的上海浦東，就像一片誰都不會注意的野荒灘地，恰好被胡肇漢他們一幫國民黨殘渣餘孽給利用上了。但胡肇漢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的公安干警這麼快就追到了他自認為'絕對安全'的浦東。據說追捕胡肇漢的場面特別驚險，公安部門組織了兩個梯隊進行攻擊。結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漢及殘部被一網打盡。 1950年11月28日蘇州行政區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漢和他的參謀長正群的死刑，並當場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
“看來歷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戲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戲劇效果嘛！”我不由感嘆起來。
“野鷗忽啼春霧綠，澄波倒影遠舟遂。平生只愛水鄉居，到處蘆灣風與月。”不想9載老翁獨自吟起詩來，當我問此詩出自誰作時，陳月盤捋著他的山羊鬍子呵呵笑起來：“老生也。”他說這是他在30多年前特意為生產隊的一名叫洪生的漁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20多歲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場戲，而且有時候比戲更具戲劇性。陳月盤這一輩子就是這樣。
打新四軍進入常熟和陽澄湖一帶後，日本鬼子與國民黨投降派隊伍對當地民眾進行殘酷鎮壓，特別是對新四軍等抗日進步力量進行的血腥鎮壓尤其嚴重。夏光領導的“江抗”部隊不能公開活動，只得整天東躲西藏和進行有限的抗擊鬥爭。由於敵人的封鎖，新四軍和傷病員的彈藥和藥品也很難搞到手。譚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陳月盤，請他出面幫助解決上述問題。於是陳月盤不得不整天在敵後拋頭露面，幾乎過幾日就要到“阿慶嫂”的茶館裡跟地下交通站的共產黨員接頭，送購得的彈藥和醫療用品。有意思的是共產黨內的許多同志還以為陳月盤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黨的重要領導呢。可一細打聽陳連黨員都不是，便覺得十分奇怪。為此陳月盤先後找到葉飛和譚震林都談過此事，希望自己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可葉飛和譚震林都希望他留在黨外，說那樣更容易出面為革命工作。 “你的情況我們黨組織非常清楚，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入不入黨都一樣的。但眼下革命形勢非常複雜，你不參加組織，更能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麼顧慮。”譚震林的話說得更明白。還有什麼說的，陳月盤從此就一直按照黨內的同誌標準要求自己，所以在殘酷的對敵鬥爭中，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隊伍的一員，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將自己放在嚴酷鬥爭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著。
然而正是他這種忘我的投入，敵人很快注意到他。日本鬼子和偽軍們經過一段秘密追踪，誤認為陳月盤就是他們夢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產黨頭目。無奈，陳月盤不得不暫逃上海。在十里洋場上，陳月盤既有不少往日的文友，也有已經執掌著不小權力又時下在日本人統治下無所作為整日閒得只知“搓麻”的同窗顯貴。可陳月盤與無論是文友還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樣，他心裡一直裝的是蘆葦蕩裡的那些新四軍和傷病員同志。於是在上海待了不到半年時間，他便急著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這回他帶回了一個同窗學友，即後來成為國民黨駐上海的實力派人物熊劍東。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佔領上海後，熊劍東在上海灘待不下去了，便跟著陳月盤避到鄉下。可他見到日本人就血性上來了，一連幾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給拖到野地裡殺了。
“你恨日本人，這一點我同你一樣，可我們不能採取這樣的手段，那太殘忍了！”陳月盤說。
熊劍東便哈哈哈大笑起來，“月盤啊月盤，生性文文縐縐，只能一生做個被人奴役的月盤呀。”
“五六十年前，我對同窗學友的話並沒有理會，不想後來還真被他言中了。唉，人哪，本來父母給你起個名字完全是一時的一種念頭或靈感而已，可多人卻真的因為一個名字的緣故而命定終身。我就是。一個月字一個盤，命裡似乎注定永遠掌握在別人的手裡……”陳月盤說起往事，不由感慨萬千。熊劍東如此殺人不眨眼，沒多久也無法在鄉下待下去了，陳月盤只好送他回上海，勸他另想出路，後來又幫助熊與國民黨方面取得了聯，使這位“野馬”有了比較好的歸宿。經過一段時間敵我之間的拉鋸戰，我“江抗”隊伍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新四軍的敵後鬥爭形勢出現了相持狀態。這時，根據中共江南特委的批示，常熟地區準備成立自己的政府組織。江南特委在研究常熟縣長人選時，首先想到了陳月盤。
“老陳有開明地主的公開身份，文化程度又高，又是當地有影響的人物，非他莫屬。”江南特委的負責同志這樣評價說。
“在當前敵我鬥爭十分複雜的條件下，陳月盤這樣的人出面當我們自己的政府負責人是合適的。”特委同志意見一致。
可江南特委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決定傳到常熟地下黨組織，當組織向陳月盤本人徵求意見時，他自己卻首先否定了：“不行不行，我連一個共產黨員都不是，怎麼能當共產黨的縣長呢？不行，你們一定要找位堅強的'江抗'領導同志擔當此任。”
由於陳月盤的再三推辭，中共江南特委最後只得另選了“民抗”司令，在常熟一帶聲威顯赫的民族抗日英雄任天石出任常熟縣長。說起任天石，陳月盤禁不住老淚縱橫，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50多年了，可就像是昨天的事呀。”陳月盤用那雙顫抖的手，抹了抹眼角邊淌出的淚水，說：“任天石在我們常熟近代革命史上是位最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是後來《沙家浜》戲中的那個以中醫身份到'春來茶館'送情報的縣委書記'陳天民'。我聽寫《沙家浜》的作者說過，戲中的'陳天民'就是照任天石的名字搬過來的，陳和任音相近，中間的天字沒動，陳天民的'民'卻隱含任天石'民抗'司令的'民'字。任天石是我們土生土長的常熟梅里塘橋人。1913年出生在一個中醫世家。初中畢業後，任天石回家學醫。九一八後，思想進步的他，積極投身到抗日救國運動中去。從那時起，我們這些激進人士經常在一起碰頭。1932年任天石考上了上海的中國中醫學院。3年後他完成學業後回到家鄉，在常熟城裡開了一個診所。這時他認識了常熟的地下黨負責人李建模，從李建模那兒看到了不少馬列主義進步書籍，任天石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初，任天石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常熟人民抗日救國武裝自衛會。1937年常熟淪陷後，任天石就開始職業革命生涯，與敵人展開地下武裝鬥爭。次年原紅軍團長趙伯華回到常熟，任天石便與趙一起舉辦了革命武裝軍事骨幹訓練班，不久便成立了常熟地區第一支由共產黨人掌握的武裝隊伍，簡稱'民抗'，任天石任負責人。1939年葉飛率領的新四軍'江抗'來到蘇南後，任天石的'民抗'與'江抗'會合，兩支革命武裝隊伍沉重地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任天石的名聲也在當地響了起來，成了人人皆知的英雄。1940年任天石已是中共常熟縣委書記了，由於我堅決不出任常熟縣長之職，結果任天石又兼任了常熟縣長之職。在他的領導下，常熟人民在陽澄湖一帶與敵人展開了艱苦卓絕的鬥爭，特別是夏光他們的新四軍傷病員隊伍，既要養病，又要打仗，難得很哪，要不是任天石和我們堅定有力的配合，新四軍傷病員這支隊伍是無法堅持到革命勝利時刻的。”
“老地主”的這段回憶，便我對《沙家浜》的戲有了很多聯想：“陳--天--民，這個我黨的地下領導者形象，可以是任天石的，但我倒有另一種聯想，作者當時是不是也考慮到您在常熟抗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就將地下工作領導者的名字前面用了您的陳氏姓？”
陳月盤一聽驚駭不淺，連連擺手說：“不會不會。從早先寫的《蘆蕩火種》，到後來的京劇《沙家浜》時，我早已是戴帽地主和當了一二十年的'牛鬼蛇神'了，怎麼可能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敢為一個地主惡霸樹碑立傳？”
聽了老人的解釋，我只得嘿嘿自樂，心想這是肯定的。但我仍然希望自己的猜測可能有一些是對的，因為我了解一些中國文人的獨特寫作心理。汪曾祺在世時，我就曾問過他《沙家浜》裡的人物姓名是怎麼出來的，他說大部分是根據你們常熟抗戰時期那些民族英雄組合起來的，有時用張三的姓，有時用李四的名，總之別看什麼阿慶嫂、郭建光啥的，知道內情的都明白那是寫誰的。
據後來我回老家採訪了解到，在抗日戰爭時期，陳月盤在常熟的影響同任天石不相上下，陳是公眾熟知的人物，任是百姓心裡的英雄人物，兩人都為當地抗日鬥爭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問題是由於後來的社會發生了質的變化，因而這兩個人物在當地被完全地拉開了距離。任天石後來在抗戰結束後便改任為京滬路中心縣委書記，1946年9月，他又任華東十地委常委兼社會部部長。 1947年十地委機關遷至上海。任天石剛到上海市區，就被人告密，被國民黨逮捕了。在獄中的任天石寧死不屈，同國民黨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在新中國黎明前的1948年，任天石英勇就義於南京雨花台。
可是活著的陳月盤的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在抗日戰爭最激烈的歲月裡，陳月盤以自己獨特的身份，進行著同任天石他們同等重要的鬥爭。他多次利用自己的公開身份，解救了數十名新四軍傷病員和黨的地下工作者。陳月盤最引以為豪的是他為後來成戲的在“沙家浜”養病的36個傷病員及後方醫院的新四軍們送槍買藥的許多事。陳月盤說“郭建光”(夏光)第一次找他時，開口就問“你是不是有槍”？他便告訴“郭建光”，“你應該間，'常熟是不是有槍'？因為常熟有了槍才能動員百姓起來打東洋人，保衛自己的國家”。陳說從那次見面後，“郭建光”(夏光)就經常找他，只要傷病員有什麼困難，就來找陳月盤幫忙。為此陳月盤說，他祖上留給他的1000多畝佃田，最後到解放時僅剩了300多畝，那幾百畝佃田大半是為幫助新四軍傷病員買槍買藥和營救地下黨員賣掉了。
《沙家浜》戲中的新四軍傷病員隊伍經歷的是與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忠義救國軍”的嚴酷鬥爭，演繹的是一曲軍民魚水情深鬥頑敵的戰鬥凱歌。歷史上的陽澄湖地區的那支新四軍傷病員隊伍確實有過比戲中更殘酷的艱苦鬥爭，特別是隊伍初來“沙家浜”時，人生地不熟，傷病員多數是閩南人，他們中間還有好幾位是紅軍戰士。葉飛和譚震林領導的“江抗”正規部隊西撒後，夏光率領的這支連醫務人員在內的100多人的隊伍，既缺少必要的武器裝備，又對當地情況極不熟悉，所以曾屢次受到敵人的襲擊，先後有幾十名同志英勇犧牲。
“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身經百戰的夏光同志十分清楚這一點，於是在他的主持下，養病的後方醫院很快組織起了一個特務連。一方面負有保護後方醫院申的重病號責任，一方面利用豐富的作戰經驗同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武裝鬥爭。先後與日本鬼子和胡肇漢的“忠義救國軍”多次交戰，取得了“沙家浜大捷”、“陽溝橋戰鬥”和“八字橋圍殲”等戰鬥的勝利，使新四軍威震四方。尤其是新四軍隊伍與當地老百姓緊密配合，利用陽澄湖一帶水面自然優勢，狠狠打擊了敵人，譜寫了一曲曲動人的讚歌，為日後《沙家浜》戲的產生留下了動人的歷史生活原型。
8年抗戰，新四軍在陽澄湖一帶的後方醫院，創造了我軍抗戰史的輝煌一曲。而對一個愛國主義的革命者來說，陳月盤一直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歲月。那8年間，他陳月盤由一名握筆桿子的激進文人，變成了“半職業革命者”，成為當地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他為此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贏得了黨的信任和人民的擁戴。然而抗日戰爭勝利後的陳月盤萬沒有想到自己的命運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在日本人舉手投降的日子裡，中共江南特委和新四軍隊伍為了遵照黨中央關於防止內戰的指示，紛紛撤到了長江以北的解放區，蘇南又成了國民黨的天下。本來陳月盤是準備隨大軍北撤的，但當時一位姓仲的地下黨負責人找到了陳月盤。這位姓仲的地下黨負責人曾是陳月盤的學生，他的懇切要求使陳月盤放棄了跟共產黨大部隊北上的心願。歷史就是這樣無情，陳月盤的這一走一留，使得他這輩子的命運完全有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寫法。
“如今，蔣家王朝已奄奄一息，但國民黨反動派企圖借助長江天險，從而想拖延我們解放全中國的偉大目標。所以黨指示我們要做好敵後革命工作，準備迎接解放軍渡江。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出，我們敵後工作的最重要的任務是爭取敵人內部的策反工作。陳先生您是位有身份的人，以前的同窗學友不少在國民黨軍隊裡做大官，聽說上海的國民黨軍隊的實力派人物熊劍東就是您的同窗好友是嗎？”姓仲的地下黨負責人又找到了陳月盤。
“是，我同熊劍東不僅是同窗學友，而且我還在日本人手下救過他一命呢。”陳月盤說。
“太好了。這您就更容易去熊部為我黨進行策反工作。怎麼樣，有困難嗎？”
“沒有。只要對革命事業有利，我一定努力去完成。”
就這樣，在進大解放戰爭之後，陳月盤又滿腔熱情地投大了為我黨我軍展開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
陳月盤再次來到了上海。
“好啊月盤兄，你來了正好，奶奶的這日子簡直不知怎樣打發了。你來簡直太好了，可以幫我出出主意，日奶奶的國民黨政府越來越不行了，往後我們這些人的後路不知怎麼個弄法。唉！”熊劍東見老朋友投他而來，真是喜出望外。稍假思索，便叫來副官做記錄道：“從今起，這位陳先生就是我的私人秘書，他可以參與我部的一些重要會議和決策，要把陳先生，不，現在應該是陳秘書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不得怠慢。”
“是。”副官畢恭畢敬。
不用說，憑著熊劍東在上海的勢力和往日的生死之交，陳月盤在熊部的工作非常順利。加上由於我軍各個戰場的頻頻大捷，熊劍東內心充滿了矛盾與焦慮，不時與陳月盤傾心相談。陳月盤藉機不時向熊灌輸共產黨的政策和中國未來的前途認識。然而就在陳月盤不斷以自己的好友身份向熊做工作的同時，身在南京的蔣介石也一直沒有放鬆對熊劍東的拉攏。有一次熊從南京回來，陳月盤發現他一反常態，默默地一個人跟誰都不說話，尤其讓陳月盤擔憂的是以往熊大小事都會主動同陳月盤吐露，可這一次一絲不透。陳月盤思忖著情況可能有變。果不其然，不出多久他知道了內情，原來蔣介石為了達到拉攏熊劍東的目的，承諾要讓熊當浙江省省長，並且暗地裡給了熊個人不少錢。鬼迷心竅的熊劍東從此很難再聽得進陳月盤的話。有一天，陳月盤剛剛躺下，就被一位陳月盤策反成功的軍官來向他報信，說熊劍東要在下半夜帶著部隊開往江邊準備迎戰解放軍。陳月盤聽後心如火焚，當即去敲熊劍東的門。熊劍東就是不開門，並令警衛拉走陳月盤。熊劍東不聽同窗好友的勸告，結果出師便大敗，一向好勝的熊劍東自知無臉在主子蔣介石面前交代，便一槍自盡了。
消息傳來，陳月盤自責自己既沒有完成好共產黨交給的任務，又沒規勸好同窗，使其最後落得屍骨遺野的下場，心頭頓時極其沮喪，一氣之下，回到了老家，從此再也不願拋頭露面。
“我自知沒多大本事，但自尊心卻極強。幹什麼事都希望能有個圓滿的結果，可天不助我。策反熊劍東沒有成功後，我總覺得自己很對不起共產黨，對不起革命事業，所以一氣之下，再也不想折騰了。從此了斷了一二十年的革命生涯，因為策反熊劍東工作的失敗對我刺激確實太大。本來我自認為是完全有把握的，另一方面我個人也有打算，一旦策反成功，我準備正式參加共產黨，並且己經同在革命隊伍中做相當級領導的學友商量好了，準備上北京去見我一向敬佩的周恩來同志。但熊劍東一事使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打擊，覺得自己再也無臉見共產黨了。所以橫下一條心，回家種地當農民。”時近百歲的老人陳月盤回想起當年這徹底改變他後半生命運的“一氣”，真是頗多感慨。他說：“人哪，有時就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要是我當時能想開一點，照樣繼續參加革命工作，或者同中共華東地下黨組織說清楚，自己也許照常可以為後來的革命鬥爭做些有益的事。可我沒有那樣做，一氣之下的後果，便是我永遠與革命事業脫離了。但令我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是，我本人也曾經為之出力流汗的革命事業在勝利之後，竟然使我這樣一個無私的革命者在解放後成了革命的敵人，並且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彈壓幾十年……”
陳月盤講到此處，那雙早己失去光澤的眸子閃著淚光。
很久，我沒有向他問話，因為我們面對面地坐著時，我便能感受到此時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內心世界的那份痛楚。
4，為新中國成立而策反未成回家當了“惡霸地主”……
有時人生的一閃念，便是對天堂與地獄的選擇。我品味著陳月盤的一生，似乎更相信哲人金言。
“老地主”陳月盤的命運就是這樣！
“人的一生中有許多事可能真是命裡註定的。”陳月盤突然冒出一句宿命的觀點，但馬上他又作了自我否定，“其實我這個人是最不相信命的，只是有時碰到那些無法理解的事後繞不過彎時，不得不這麼去想，想一下似乎心頭就能少一份沉重。”
自策反熊劍東失敗後，陳月盤回到老家常熟何市小鎮的陳家宅子。這時，除了那座標誌主人曾經是位財主的大房子還留在那兒外，實際上陳家己經淪為破落戶。革命幾十載後的陳月盤從父親手裡接過多少佃田他至今都記不得，只知道有那麼千把畝吧。後來在他手裡就沒有哪一年正經收過全額的佣租，所以陳月盤自己都搞不清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陳月盤自家門裡有位叔伯，在陳月盤教書和參加革命時期，家裡的事都由這位叔伯代管。那時不少陳家的佃農到年底時經常不交租，陳月盤的叔伯就愁心得很，問侄子怎麼辦，陳月盤便大話一放：“夠我們陳家大小吃的用的了嗎？如果夠了，就別為難佃農了，都是鄉里鄉親的，大家都不易，免得傷和氣損財嘛。”他這麼一大手大腳，漸漸陳家不收租像是成了當地佃農的習慣似的，所以後來新四軍斷藥缺糧，“郭建光”向陳月盤求援時，他只好一次又一次地賣地。到底經陳月盤自己手賣了多少地，他都搞不清。總之自打從熊劍東那兒回到老家，當陳月盤自己真想“以農為生”時，一盤點自己的家底：僅剩490畝田產，再就是一幢空蕩蕩的大房子。
“月盤、你跟共產黨乾了幾十年革命，最後落得什麼好處？一點也沒有聽說共產黨搞什麼社會主義，鎮壓有錢人。你大小也是個地主，留下來肯定好不了，還不如和我們一起到台灣去發財。”就在國共和談破裂前夕，曾在開灤煤礦當老闆的同鄉學友王崇植，在赴台灣之前回到老家見到了陳月盤便動員他說道。
陳月盤聽後笑著搖搖頭，說：“我罵了蔣介石幾十年，到台灣能有好日子？”
王崇植拍著胸脯對老同學說：“這個你只管放心，老蔣這人就講老鄉觀念，他對江浙人有天然好感，你只要願意聽他話，不會吃虧的。”
陳月盤說：“我既然跟共產黨乾了幾十年革命，就不想把後半生交給國民黨了。至於說到跟著蔣家王朝發財，我看還不如回家種田。謝謝老同學的好意。”
王崇植後來到了台灣還真發了財，並且官至蔣介石的“社會局”局長。可他卻沒有勸動陳月盤一起赴台。沒幾日，陳月盤的嫡親表兄也要搬往台灣去。
月盤的這家嫡親表兄不是別人，正是前面講過的後來成為聞名世界的大科學家、中國“兩彈元勳”王塗昌的堂伯侄。王塗昌的母親便是陳月盤的祖姑媽。陳月盤雖比王塗昌輩分小，年齡卻大幾歲。王塗昌在我採訪他時親口說過這樣的話：“月盤是好人，我們小時候就很要好，那年我背著家人報考了學校想走德國留學，家人極力反對，他聽說後便跑到我們家來做工作，我對這事印像很深。”陳月盤對比自己年齡小幾歲的“阿伯”王塗昌走科學救國的道路也十分推崇。而今親戚家的表兄要到台灣做生意去，這是時勢變化的結果，陳月盤不好多加阻撓。但他心頭異常沉重，因為他清楚此次一別，便是天各一方。王家的這位表兄也是位知識分子出身，後來靠了陳月盤在上海與熊劍東的關係，才開始把生意做大的。自然這位表兄十分希望此時很“背時”的陳月盤跟他一起到台灣，意在回報陳的往日恩情。陳月盤面對錶兄的好意又一次回絕了。只是這一次惜別對陳月盤心靈上刺激很深。那天他從上海回到偏僻的鄉下老家，當他走在自幼熟踏的那條村頭小路時，舉目村頭路邊，裊裊炊煙，忍不住勾起心頭萬般情結。當晚，他寫下了一首：
瓦灶石台繩凳，紙窗竹徑泥牆；
風微日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