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座大山，一座讓中國揚眉吐氣的大山。
這座大山早已在我們面前聳立，儘管許多人不知其名，那是因為他實在太高太大。而這座大山支撐的，正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構築起的象徵科學與國力的那個神秘的核世界。這座大山就是被國際人士稱為“中國核武器之父”的王淦昌院士。
——題記
楔子
1999年5月8日晚上10點，當我剛從外地採訪順道回到江蘇常熟老家的父母親身邊時，電話鈴突然響起：
“……你看新聞了嗎？北約把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炸了！今天大學生們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北京的妻子告訴我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開父母一直用著的那台黑白14寸電視機，看到我駐南使館被炸的血淋淋的場面和首都大學生們在美國駐華使館前憤怒聲討的鏡頭……這一夜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個不寧靜的日子。我睡不著，並且一直在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為什麼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發動對我駐南使館的野蠻轟炸？
如果我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其相當的話，它敢發動這樣的野蠻襲擊嗎？在這個令億萬國人悲憤與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個人，他就是我的同鄉，中國原子彈、氫彈研製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王淦昌院士。
1964年10月16日，當廣播電台傳來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喜訊後，就有人傳言說王淦昌先生是中國原子彈的主要領導者和研製者。直至20世紀80年代，有關我國研製原子彈等核武器的內幕不再成為“絕密”時，我和我的常熟老鄉們才知道在歷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名單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原來就是王淦昌先生！一位世界聞名的大科學家，在和平時期為了國家的特殊使命，隱姓埋名18年之久，這在世界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當年參與中國“兩彈”研製的一批傑出科學家中，有被人或稱為“兩彈元勳”或稱為“兩彈之父”的著名科學家錢三強、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彭桓武……那麼，王淦昌在這批科學巨人中處於什麼地位呢？
還是讓我們用現在已經公認的中國核武器領導者和組織者之一的錢三強的話來說：“我的學長王淦昌同志對我國原子核科學基礎研究和原子能的應用作出了重要貢獻……淦昌同志是清華大學第一屆（1929屆）物理系畢業生，比我高七級，他在學校時的教授有葉企孫、吳有訓等，教師有趙忠堯等。我們在學校常聽老師們提到第一屆學生中的王淦昌……1949年7月為了準備召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曾在北京召開過自然科學工作者大會籌備會。在這期間，我第一次見到了浙江省代表、聞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學知識、開朗的性格和直率的發言，給我印象深刻。當時就想到，要發展我國原子核科學時應請他一起參加。”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中央立即作出了成立以原子核研究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這個最初設在北京東皇城根、後遷到中關村的被後人稱為“中國核搖籃”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長就是錢三強，副所長則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為所長的錢三強從此時起不僅是位著名的科學家同時又是位著名的社會和政治活動家，許多場合上需要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時，我還兼任科學院計劃局工作，又先後參加過幾次保衛世界和平會議和有關工作，因此所內的組織領導責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負了主要責任。1956年周恩來總理主持制定我國科學發展十二年規劃，其中原子能科學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擬定的。規劃定稿中包括了質子加速器、電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輻射化學的研究和同位素製備等，使得規劃擴大了。所有這些，包括低能核物理、應用核物理、宇宙線、高能核物理、反應堆、加速器、放射化學、同位素製備等方面，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為物理研究所）改名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機械工業部和中國科學院雙重領導）的科學技術範圍勾出了初步藍圖……”
錢三強先生說的後來這個由二機部和中科院雙重領導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蘇聯背信棄義撕毀同我國一切合作協議後，經毛澤東同志親自批准，成了後來專司負責研製中國核武器的“九院”（二機部第九研究院），也稱二機部“九局”和“九所”。 “九院”在六七十年代裡，是毛澤東為首的第一代領導人心中的“寶貝疙瘩”，在國家高級機密會議上常被念叨。
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將這個絕密單位有意設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牆邊。那裡一片荒蕪，長滿了灌木和雜草。住在這裡的農家突然有一天發現在田間地頭上聳起一座灰色的四層大樓，周圍是高高的圍牆，門口有解放軍站崗，常有各種轎車進出。於是“灰樓”便成了一個神秘禁區。一二十年後，人們這才知道，這神秘的“灰樓”是中國研製核武器的指揮機關與核心部門。
“灰樓”現在依舊聳立在原地，周圍有了無數遠比它高大和宏偉的建築。往日的“灰樓”淹沒在鬧市之中的海淀花園路的中央地段。當我站在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望著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滿神秘色彩的“灰樓”時，眼前突然升騰起那光徹天地的“蘑菇雲”……
“九院”院長是李覺將軍，他是在聶榮臻元帥領導下直接指揮“兩彈”研製的現場組織者。
三位副院長便是主管核試驗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論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設計研究的郭永懷。朱光亞、鄧稼先、周光召則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負責人，極富才能且十分年輕。從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幹格局一直沿襲至1978年。後來李覺不再兼任院長了，由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王淦昌兼任院長，直至1982年9月。朱光亞和鄧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後升任為副院長、院長職務。
“王淦昌是我國核武器研製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僅參與了我國原子彈、氫彈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製的試驗研究和組織領導，而且在爆轟試驗、固體炸藥工藝和新型炸藥、高功率脈衝技術，以及核武器試驗等實驗診斷方面進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導解決了一系列關鍵技術問題。在開展地下核試驗過程中，他花費了巨大精力和時間研究與改進測試方法，使我國僅用很少次數的試驗，就掌握了地下核試驗測試的關鍵技術。”周光召同志寫這評語時是1996年2月。作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論科學家和中國科學院院長，一向用詞極其嚴謹的周光召，在評價王淦昌先生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貢獻時，在僅有180個字且大部分是專業名詞的評語中，重複用了兩次“奠基”和兩次“關鍵”的字眼。顯然，王淦昌是當之無愧的真正的中國“核彈先驅”。
“兩彈”成功爆炸之後的若干年裡，在“兩彈”研製中作出重大貢獻的一批著名科學家後來都從“國家特級機密”的帷幕後走到了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前台，成了眾所周知的人物。而王淦昌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一直沒有走出神秘帷幕的“兩彈”研製工作的大科學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決定王淦昌參與“兩彈”研製領導和組織工作時他已55歲了，是所有直接參與研製工作中年齡最大、資格最老的科學家。 1980年2月，在鄧小平主持下的全國科學工作大會上，“科學是第一生產力”被確定，長期得不到應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們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機會。王淦昌此時已是73歲高齡了，他說，當國家領導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為中國核能事業做些業務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當與他並肩戰鬥十幾個春秋的“後生”們如錢三強、朱光亞、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或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長時，他則繼續埋頭在中國核能工作的第一線上，雖然那時他也有全國人大常委、全國科協副主席、中國核學會理事長等職務，但他依然是位不被公眾所知的神秘人物。二是研製“兩彈”是中國的最高機密，所有參與者即使是工地炊事員也得“三代貧雇農”出身，政治審查是最嚴格的，凡與“兩彈”研製工作沾點邊的幾十萬參與者中，幾乎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領導層中為數不多的非中共黨員決策者。王淦昌當時被推薦為“九院”副院長，直接負責“兩彈”研製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批准的。從1961年4月走進那座“灰樓”起，他經歷了長達18年之久的隱姓埋名。他不僅是參與“兩彈”研製工作的科學家中隱姓埋名時間最長的一個，即使是可以公開身份之後的七八年中仍嚴格按照組織規定，極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他正好72歲。介紹他入黨的是與他並肩戰鬥幾十年的另一位我國傑出的核工業領導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專家、當時的二機部副部長姜聖階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時候要求加入無產階級先鋒隊？在他的入黨申請書裡，我看到了這位為民族作出卓越貢獻的老科學家發自肺腑的一段話：“我親身體會到，在帝國主義蹂躪下，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是一個10億人口、8億農民的大國，沒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要建設社會主義強國是不可能的。經過了十年動亂的曲折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更加深信中國共產黨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錯誤，撥正航向，帶領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因此，我決心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壽辰時說過一段很感人的話：“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學家，是我國核物理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國第一個原子能科學研究機構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新中國成立後幾十年裡，他為核科學在中國生根，為培養一代又一代核科學研究人才，為我國核科學做出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嘔心瀝血；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彈、氫彈科學技術關，發揚國威，作出了重大貢獻，建立了功勳……他生活艱苦樸素，胸襟坦蕩，敢於說真話，敢於開展批評，也能聽取別人的批評和不同意見，他富於民主精神，善於集中大家的智慧，發揮眾人的才幹；他熱情寬厚，平等待人，從不妒賢嫉能，從不憑個人好惡嫌棄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時慣於親臨科研第一線，親自動手，對年輕人耐心培養；他對黨政幹部、後勤人員也平等相待，一視同仁，從不以權威科學家自居，不盛氣凌人，不鄙視別人的勞動。他確實樹立了知識分子、科學家與黨政幹部、後勤人員同志式團結合作的典範。”1997年一個夏日，我終於在北京木樨地的“部長樓”裡見到了我久仰的“老鄉”。
“啊，老鄉來了！坐坐。”90高齡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純正的“常熟土話”，使我心頭敬畏之感蕩然散去。初次見面，我就驚喜地發現：這位像泰山一般的豐碑人物沒有半點架子，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難以想像。他剛拉著我的手坐下，就有電話打來。坐在沙發里的他竟無半點拖沓之感，站起來直奔電話機，說話的聲音也格外清朗洪亮。我當時就想：老先生活100歲不成任何問題。
王淦昌思維的活躍和驚人的記憶力，使我消除了採訪的疑慮，於是給他留下了一長串問題，並另約其他時間長談。他爽朗地答應了，告別時他在我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希望你將來成為大文豪”的題詞。
不久，正當我忙著為採訪作準備時，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了一則驚人的消息：
一位九旬高齡的科學家在家門前的馬路邊散步時，被一個年輕的騎車人撞倒。那人見老人倒地後竟揚長而去。後來是過路人將他送到了醫院。這立刻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當即打電話給他家，他的家人向我證實，被撞倒的正是王淦昌老先生！ “現在王老先生怎麼樣啦？”“股骨骨折，一條腿不能動彈，醫生說至少得住院三個月……”該死的騎車人！你知不知道，王老先生一旦有個好歹，將給國家帶來多大損失？假如這一撞發生在30多年前，那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就可能晚不知多少時候爆炸！據說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報界披露後，引起國內外震驚，他所住的北京醫院病房裡每天都有社會各界送來的鮮花，連整個走廊都堆得滿滿的。然而那個撞車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經離世，那人仍逍遙在道德法庭之外。真是天理不容！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間仍沒有忘卻接受我採訪的事，終因傷勢嚴重被醫生勸阻。這是我深感極大遺憾的。因為後來沒過多長時間，我國一代核科學大師王淦昌先生就帶著他的未竟事業離我們而去了。在八寶山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國家領導人都送了花圈。
1999年5月9日，北約襲擊我駐南使館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來到30年前曾經拜謁過的王淦昌故居，緬懷我心中的大師。當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農舍鞠躬時，楓塘灣的村民都圍攏過來，他們都在談論一個話題：北約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活著，再造幾樣厲害的武器，看還敢不敢侵犯我們中國的尊嚴！三次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中國人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蘇常熟水鄉的支塘鎮楓塘灣村。父親是當地頗有名氣的“郎中”（中醫師）。王淦昌13歲時父母雙親都離開了人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撫養。小時候的王淦昌就讀過兩所有名的學校，小學是在太倉的沙溪學校上的，那是個非常開明的學堂。五四運動席捲全國，沙溪小鎮也破天荒地舉行了大遊行。 70多年後，王淦昌與家人談起這件往事仍非常激動：“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參加遊行，當時雖然年紀很小，可心頭覺得能為國家興亡出點力是很光榮的事。啥叫國家的尊嚴，從那時就深深地紮根在我心中。”然而封建的農村風俗習慣使得王淦昌過早地承受了包辦婚姻的負擔。在家人操辦下，剛小學畢業才14虛歲的王淦昌在暑假裡娶了一個比他大三歲的小媳婦。當時他不懂什麼叫家庭與婚姻，家裡有個既是媳婦又像姐姐的女人幫他幹這做那，他似乎很開心。當了一個多月“新郎官”後，王淦昌被表哥帶到上海浦東，進了浦東中學。這是王淦昌第一次從鄉下到“十里洋場”，是他人生的一次重要轉折。浦東中學第一任校長是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驅黃炎培先生，當時國內就有“南浦東，北南開”之說。在黃炎培先生的栽培下，該校畢業生幾乎百分之百考上著名大學，如革命家聞一多、科學家錢昌照、教育家夏堅白、史學家範文瀾、文學家胡也頻，以及蔣經國、蔣緯國等許多名人。嚴謹的學風，使王淦昌對數學萌發了濃厚興趣。 1925年，他考上了清華大學。當這位前程輝煌的18歲學子，興沖沖地拿著入學通知書向家人報喜時，他的“姐姐”卻抱來一個娃兒對他說：“快看，我們的囡囡長得多標致。”王淦昌的臉一下紅到脖子根，竟然不知所措地躲得老遠……
值得重重寫一筆的是，在這之後的70多年裡，王淦昌從一名鄉下學子，成為世界著名的大科學家，而他的夫人一直就是那位比他大三歲的結髮妻子吳月琴，大科學家與她共生了三女二兒，孩子相繼出生時，幾乎都是在王淦昌讀大學或在國外留學期間。王淦昌一生從事科學事業和肩負國家的特殊使命，從來沒有管過一天家裡的事。正是這位文化不高的夫人帶大了三女二兒，並讓孩子們一個個讀上大學，當上了科技工作者、人民教師和國家幹部。在王淦昌家做客時，當我第一次見到這對身份懸殊的老夫妻竟能和睦親愛地結合了近八十個春秋時，心頭不由升起一股深深的敬意。 94歲高齡的吳月琴老太太身子骨依舊硬朗，說話走路麻利乾脆，全然不顯半點遲鈍，她的家人告訴我，老太太現在還堅持搶著上廚房為“老頭子”做飯，我聽後忍不住大為驚嘆……
王淦昌於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他是第一屆清華物理系學生，班上的同學連他只有4個人。後來4人中的3人都成就卓著。王淦昌成為清華大學的第一屆物理系畢業生，奠定了他作為中國第一代物理學家的位置。當時引導他走上物理學之路的是中國物理學的開拓者葉企孫和吳有訓先生。初進清華大學時，王淦昌對化學課十分感興趣，後來聽了葉企孫先生的物理課才立志畢生獻身於物理科學事業。 1926年3月8日，王淦昌經歷了一場終身難忘的生死考驗。那天，清華大學學生會集會，聲討日、美、英等國藉口所謂的“大沽事件”，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的荒唐行徑。後來集會變成了大遊行，清華、北大、師大、女師大等高校的學生都加入了遊行隊伍。在遊行隊伍向鐵獅子胡同的段祺瑞政府前的廣場進發途中，全副武裝的軍警突然向學生開槍。走在遊行隊伍前面的王淦昌看見身邊一位同學倒在了血泊之中，他驚詫地抬頭時，又見女師大的兩位同學也慘叫一聲倒下了……王淦昌被亂了陣的人群擠到了牆角邊，才免於一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當時共死了47人，傷150多人，王淦昌的一位同班同學也犧牲在這次慘案之中。
當晚，王淦昌來到葉企孫教授家，訴說了白天的慘景。葉企孫聽後，滿腔義憤：“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數十年後，王淦昌回憶起當年的情景，神態非常嚴峻地說：“葉先生的話，當時深深地烙在我心中，可以說從那一刻我下定決心走科學救國的道路。幾十年來，我無論走到哪兒，都始終不忘為了實現'祖國需要更加強大'這個願望，並甘心情願為之奮鬥。”如果說葉企孫在悲憤時說的話使王淦昌樹立了畢生的奮鬥目標，那麼另一位教授吳有訓則以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對科學的不懈追求，激勵了王淦昌在科學道路上邁出堅實的步伐。可以說，中國的近代物理科學沒有吳有訓教授將不知要落後多少年。
這位著名的中國物理學奠基人在早年留學美國時就與他的導師康普頓一起研究X射線散射譜效應，後來他的導師在1927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很大一部分功勞來自吳有訓的實驗，因為康普頓進行的X射線散射譜研究當時受到了另一位著名X射線專家杜安的攻擊，正是吳有訓證明了自己導師的研究具有普遍性，並以實驗駁斥了杜安的錯誤，所以國際上有人稱康普頓獲得的諾貝爾獎的X射線散射效應為“康普頓—吳效應”。王淦昌在晚年曾這樣比喻自己的恩師：“中國能夠擁有後來的原子彈的天地，如果沒有吳有訓先生當年手把手地教我們從擰螺絲釘開始進行實驗性的艱苦工作，那麼我們這些承擔國家核試驗的科學家至少可能晚十年八年才能把中國的原子彈送上天。”
王淦昌先生與我談起中國原子彈成功爆炸時感慨道：“物理科學上任何一種發現或通過物理現象進行的任何一種核試驗，沒有百次千次甚至上萬次實驗，那是天方夜譚！”王淦昌在物理學界的權威正是他從吳有訓先生那兒學到的實驗能力，他在科學實驗上的專心致志與心靈手巧的天才本領，連吳有訓都極為稱道。
1929年夏，王淦昌從清華大學畢業，吳有訓邀他留校當助教，並給了他一個獨立完成的實驗任務：測量清華園周圍氡氣的強度及每天的變化。這種測量，德國物理學家曾在世紀初的20年代就做過，但中國在王淦昌開始進行這項實驗前誰都沒有重視過。半年時間裡，王淦昌嚴格按照吳有訓先生的要求，利用最簡單的器材，出色地完成了實驗，並寫出了北平地區有史以來第一份大氣中物理放射性現象研究的科學論文（事實上在中國也是首次）。吳有訓對他的成果非常滿意，親自將論文譯成英文，以《大氣中的放射性和北平天氣》為題，發表在清華大學的首期論文集上。 1930年，在葉企孫、吳有訓的關心下，王淦昌考取江蘇省官費留學研究生，派遣到德國柏林大學……
“淦昌，快來抱抱你的囡囡！”行前，王淦昌回到常熟老家，一進門，大哥興高采烈地抱出襁褓中的嬰兒塞在他的懷裡。王淦昌看了一眼，大驚：“怎麼是男囡？”“當然是男囡嘛！要不，我們全家非得讓你回來看一趟？！”大哥衝著滿身書生氣的王淦昌邊笑邊說。
“我多了個兒子？！”他把肩上的書包一扔，抱著新生嬰兒在原地轉起圈來，“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我有兒子啦！”這一年，王淦昌24歲，其實他自己也還是個滿身孩子氣的人呢。有趣的是他在清華大學時第一個暑假回到家，當聽說自己有了一個女兒時，每天紅著臉不敢多看家人一眼，家人讓他給女兒起名，他更是躲著不出聲，最後還是大哥圓場給侄女起了名。這實在難怪王淦昌，當時他才剛18歲。
1930年秋天，景色迷人的柏林迎來了一位風華正茂、才華橫溢的中國青年。
王淦昌踏上歐洲這塊美麗的土地時，就有一種來自心靈深處的強烈衝動。因為此時正是以德國為中心的世界物理科學的黃金歲月。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海特勒、蓋革、邁特內等一批頂尖科學家相繼發現了影響20世紀後來幾十年整個人類政治、軍事與經濟的偉大科學成果，鐳的發現、鈾的提煉、相對論的提出，使每一位科學家熱血燃燒。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大有來不及取捨當年度的科學家們所發現的驚天動地的成果。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各工業強國從自身利益發出，紛紛開始重視起科技革命，並將推進科技革命與本國社會發展緊緊聯在一起。於是大量國家資本投入科研工作，使得本來就比較活躍的歐美物理學研究呈現“熱火朝天”的景象。當居里夫人發現鐳元素後，人們很快發現了射線的醫療作用，於是X光廣泛被運用並使其在今天依然成為了解和戰勝疾病的重要手段。隨著人工放射性元素的製成，很快就有人製成了標記原子，用來研究磷在植物枝葉中的分佈，進而發生了一場肥料革命。最突出的例子要數原子能的運用了。 1938年，物理學家剛發現中子會引起鈾核裂變，在不到4年時間裡，第一個反應堆便建成，美國人又用了不足7年時間便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使美國的國際地位和國力一下驟增，並一發而不可止。
科學家為自己熱愛的事業而發狂，政治家們則利用科學家的科研成果而瘋狂稱王稱霸。王淦昌從20世紀30年代初在柏林大學留學的日子裡已經感受到了這一點，因此這決定了他後來一輩子獻身自己民族的科學強國實踐。
王淦昌在漫長的一生中完成了數項影響中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科學研究，但在90歲高齡時與我這位小他半個世紀的科學門外漢談話時，說他一生中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輕時沒有堅持一次重要的實驗活動：“如果那一次我堅持了，別說我王淦昌一定不會是今天的王淦昌，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分量也可能大不一樣！”那天他是用自嘲的口氣說這番話的，但後來當我了解真情后則實實在在地相信了這確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牢記的一個非常惋惜的事件——王淦昌到柏林大學後，有一個傑出的導師——著名的女物理學家、柏林大學第一位女教授邁特內。邁特內的個人能力確實不容忽視，連愛因斯坦都評價她說是“天賦高於居里夫人的'我們的居里夫人'”。王淦昌是她唯一的中國留學生。在邁特內手下當研究生的日子，王淦昌是終身難忘的，女導師對科學研究的超人能力使他從井底探出頭顱看天下。
王淦昌兩次聽到德國物理學家博特與他學生貝克用釙的粒子轟擊輕元素硼和鈹的實驗，結果發現有一種穿透能力極強的射線放射出來，這射線能穿透10厘米厚的鉛板卻自身的強度減弱得很少，博特師生倆認為這可能是一種波長極短的電磁波——R射線。自從發現質子後，科學家們紛紛開始向剖析質子組成的方向研究，所以博特他們的新發現立即引起諸多科學家的追踪研究，包括居里夫婦也著手抓緊實驗，以爭取新的發現。居里夫婦用他們強大的射線源研究博特首先發現的奇異射線，這對著名的物理學家夫婦用的是電離室測量射線的強度，以石蠟做屏蔽層，放置在鈹源與測量裝置之間進行觀察，結果發現計算器的數字大大增加。但遺憾的是居里夫婦沒有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射線的物理現象包含著新的一種特殊物質，簡單認為那R輻射能量極大的現像只是R的射線效應，僅僅將自己的實驗結果寫了個簡單的報告發表便完事了。然而就在居里夫婦把一項重大發現束之高閣時，年輕的邁特內助手、中國的王淦昌則特別地關注著博特師徒倆的那根神秘的射線以及他們沒有能解釋得清的未知結果……
“尊敬的邁特內教授，我知道您早在1922年就對R輻射與元素衰變的關係進行過實驗研究，並對其性質也作過一系列研究。最近我聽了科斯特斯教授關於博特先生的有關R輻射具有那麼強大的穿透力的介紹，我非常懷疑……”“嗯！什麼懷疑？我聽著呢，你說吧，密斯特王。”邁特內側了一下頭，繼續做著她的實驗。
王淦昌大膽嚮導師陳述道：“我以為實驗用的是電離探測器，那樣不會有什麼奇蹟出現，如果改用雲室作探測器，然後對博特教授的實驗進行不斷的重複實驗，結果可能大不一樣。我是這樣想的，尊敬的邁特內教授。”邁特內放下實驗，思忖片刻，搖搖頭說：“不可能，這將是個永遠徒勞的實驗，讓我們換一個話題吧，密斯特王。”
王淦昌知道邁特內是公認的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某種具有科學價值的現像都不會輕易放過的科學家，怎麼偏偏對自己提出的問題毫無興趣呢？他認定博特的實驗壞就壞在計算器計數上，如果改用雲室作實驗，其結果必然兩樣。 “尊敬的邁特內教授，我還是想著雲室可能解決博特教授未解釋清楚的問題，所以能否請允許我借用一下我的師兄朋友菲利普先生的雲室對博特教授的實驗進行重新研究？”“密斯特王，我已經說過了，我們還有很多課題需要研究，博特先生的事還是讓別人去完成吧。”邁特內的回答讓王淦昌感到十分意外。兩次要求都遭到拒絕，使王淦昌無法再就自己認定的預見得以在實驗中加以證實。
就在王淦昌的建議被導師無情拒絕，居里夫婦同樣鑽了牛角尖的一個多月後，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查德威克先生像王淦昌一樣，懷疑博特和居里夫婦認定的R輻射效應，他認為R輻射不可能有這樣大的能量，便像王淦昌設想的利用雲室，採用線性放大器質子所產生的脈衝進行一個一個測量，並將其與電子所產生的脈衝分解，結果發現質子的數量奇多，與當時物理學界普遍認為的R射線的理論不符。查德威克認為從鈹源放射出的是一種新的物質組成的輻射，於是他連續奮戰數日，終於證實了這種粒子是一種質量與質子相近的中性粒子，即被後人稱為的中子。查德威克同時還認為這種粒子是原子核的主要組成部分。
中子的發現，轟動了整個物理界，也轟動了世界。那些更企盼搞清原子核構成的政治家們早已等不及了。因為這太重要了，它緊接著就可以製造後來證明確實可以征服全人類的原子彈！ 1935年，查德威克因發現中子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柏林大學校園內一個綠蔭覆蓋的小道上，邁特內教授十分歉意地拍拍王淦昌的肩膀：“很對不起，密斯特王，我沒能支持你的建議。不過，這是個運氣問題。”女科學家朝自己的學生聳聳肩，又回到了自己的實驗室……王淦昌對天長長地嘆了一聲。他有自己的見地，他認為科學就是科學，與運氣是兩回事，科學是實實在在的事。王淦昌和後來了解此事的其他人，都肯定地認為，倘若邁特內聽了他的建議，加上邁特內本人具有別人難以相比的實驗能力，中子的發現非她的學生王淦昌莫屬！然而猶太血統的大科學家邁特內教授太把王淦昌當做科學娃娃看待了。幾十年後，有人曾問王淦昌是否就此事抱怨過他的導師？王淦昌斷然搖頭道：“不不，我不僅不會有絲毫的抱怨，反而終身感恩邁特內女士，是她的卓越智慧和研究精神為我日後能在物理科學上有所建樹作出了榜樣。至於說到中子的發現這件事，這不全怪邁特內教授。假如當初我能堅持自己的觀點，不也可能獲得邁特內的有力支持，並最終可能獲得成功嘛！所以在此後的幾十年裡，我一直把這次自己犯的錯誤當教訓牢牢記在心頭。”
王淦昌在柏林大學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至今仍被中國物理學界認為是極其可惜的事件，但王淦昌跟隨邁特內教授在柏林大學威廉皇家實驗室過的難忘歲月，使他領略和接受了許多國際物理科學的前沿知識與技術。 1933年底，王淦昌在完成他的畢業論文之後，走訪了歐洲幾個著名實驗室，有幸見到了盧瑟神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他所敬仰的物理學大師，大開眼界，為日後從事獨立的科學實驗工作拓展了思路。 1934年4月，他帶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到了祖國，然而此時的中國正被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中華民族陷入了深重的災難……
經恩師葉企孫介紹，王淦昌先是在山東大學任教。由於當時山東是處於日本侵略者眼皮底下的一塊“東亞肥肉”，局勢動盪，根本無法很好地在那裡進行教學與實驗。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盛邀他去浙江大學當物理教授。浙江大學離王淦昌的老家近，且又是一所名校，當時已在政界、教育界和學術界久負盛名的陳獨秀、邵飄萍、陳布雷等都是浙大畢業生。浙江大學的樸實和濃厚的學術風氣，是王淦昌所渴求的。於是，1936年暑假，王淦昌來到了浙江大學物理系，那年王淦昌不到而立之年，是浙大最年輕的教授。由於他長相細嫩且說話時易臉紅，所以浙大的師生們都親暱地稱他是“娃娃教授”。
關於中子和中微子這些物理學專用名詞，過去我們普通人對它太陌生，但自從有了原子彈等核武器後，我們才多多少少知道了一點有關它們的膚淺知識，那就是中子和中微子都是原子核的基本粒子，誰“捕獲”了這些只有瞬間生命但卻威力無比的小東西，誰就可以主宰世界。因而探求中子和中微子存在，幾乎是全世界物理學家在20世紀上中葉競爭最激烈和最熱門的課題，因為它的重要性不僅僅是科學本身，而且關係到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格局。科學家沒有那些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野心與功利，他們只有一顆探求自然界奧秘的赤誠之心。王淦昌毫不例外。當他在柏林大學的邁特內手下痛失獲得中子的發現權後，又重新投入了另一個基本粒子——中微子的實驗與探索。
正如楊振寧博士指出的那樣，自從1930年12月著名物理學家泡利先生為解釋衰變能譜的連續性提出中微子假說後，第二年6月又預言β射線連續譜應有明晰上限後，泡利在紐約的一家中國餐館裡對他的朋友拉比聊天時這樣說：“我以為，原子核的發現，僅僅是我們對自然界基本粒子的剛剛開始，在那個原子的家庭裡，除質子和電子外還有更英俊的'小子'存在，我認為它比先出世的所有原子家族裡的小子們都了不起！”半年之後，正在柏林大學讀書的王淦昌用CM計數器精確地測定出RAE的β譜上限，有力地支持了泡利的“狂想”。 1934年，大物理學家費米以泡利和王淦昌對中微子假說為基礎，建立了著名的β衰變理論，費米的論文寄至英國《自然》周刊，結果被一句“它具有太多的空想，遠離了讀者所感興趣的實在”的評語而“槍斃”，幸虧費米後來把論文寄到德國另一家雜誌得以刊出，才使一項震驚世界的科學理論正式被承認。
自泡利和費米對中微子的假說肯定之後，一時間，全世界的科學家幾乎都盯著中微子這個未出世的“金色小子”，並拼命想搶占最先的發現權。居里夫婦、維克、貝特、派爾斯、阿爾圭雷茲等都先後上陣一試，但都沒能抱住中微子這個“金色小子”，其原因都是因為沒有掌握俘獲的正確辦法。
大科學家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但又束手無策。
這時的王淦昌感到該是自己出擊的時候了。他認為“不能用中微子的電離效應來探測它的存在。測量放射性元素的反沖能量和動量是能夠獲得中微子存在出證據的唯一希望”。因此他建議用K電子俘獲的辦法探測中微子的存在，指出“當一個β+類的放射元素，不放射一個正電子，而是俘獲一個K層電子時，反應後的元素的反沖能量和動量僅僅依賴於所放射的中微子……只要測量反應後元素的反沖能量和動量，就容易找到放射出的中微子的質量和能量”，“由於沒有連續的β射線被射出來，這種反沖效應對所有的元素都是相同的”。
用K電子俘獲“金色小子”中微子！王淦昌以其天才物理學家獨特而敏銳的見解，開啟了20世紀一項偉大發現的大門。
當王淦昌的論文《關於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於1942年1月在美國《物理學評論》上發表後，立即引起美國著名物理學家阿倫的注意，他隨即按照王淦昌的建議進行實驗，並一舉獲得成功。這就是有名的“王淦昌—阿倫實驗”。 10年後，阿倫與另一位物理學家戴維斯一起正式確定了俘獲中微子的完整實驗。又過了近40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95年將當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發給了當年進行成功實驗的美國科學家。王淦昌對此沒有半點遺憾，相反他得悉消息後很為美國同行感到高興。他說：“物理學的成就還是應由實驗證實的，榮譽也應該給予那些最後做出結果的科學家。”可見王淦昌作為一名中國科學家的寬闊胸懷。
中微子的發現，使諾貝爾獎又一次與王淦昌擦肩而過。對此，他有如下見解：“由此看來，諾貝爾獎並不是高不可攀的，中國人完全有能力獲得此獎項。一是要選準課題，確有重大理論或實用價值；二是要鍥而不捨，持之以恆，花上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工夫。”王淦昌生前留下的這段話，值得中國科學家們認真地品味和理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方戰場以蘇聯紅軍出兵和美國人在廣島扔下兩顆原子彈而告終。就在日本舉起白旗投降時，王淦昌應浙江大學學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題為《關於原子彈及其原理》的報告，引起同學們的濃厚興趣。後來成為中國核武器試制中堅的程開甲等一批當年的浙江大學學生，大多是受了導師王淦昌的這堂課的影響而將一生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然而王淦昌本人當時並不清楚自己竟然要親自動手研製中國的原子彈。在浙江大學同學為王淦昌慶賀40歲生日不久，中國的這位風華正茂的物理學家和著名學者受浙江大學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學作訪問。一年之後，正在國內的吳有訓先生興奮地告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美國科學促進協會出了一本百年科學大事記，中國能列入其中的人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學家彭桓武（也是後來中國的原子彈主要研製者）。
“中國的希望，淦昌也。”竺可楨抖著小鬍子，情不自禁地搖頭晃腦起來。
此時的王淦昌無可非議地成了有國際影響的著名科學家。 1950年，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邀王淦昌赴京主持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組建工作，並全面啟動新中國的核物理科研。王淦昌感到內心無比舒坦，儘管當時條件並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完全可以按照物理學的本身規律進行理論與實驗工作了，這對歷經了十幾年戰亂的王淦昌來說是太寶貴了。因為或許不是那十幾年的戰亂影響，他早已把諾貝爾獎牢牢揣在了懷內。
90高齡時的王淦昌回憶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時，兩眼閃著光芒：“那時我們整天覺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乾不完的活。”根據國家的統一部署，當時的核物理學向著理論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線、放射化學等4個基礎領域的方向挺進。通過對宇宙線的觀測，發現新粒子並研究其性質，是王淦昌多年的夙願。 1954年，他和助手們在海拔3185米的雲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國第一個高山宇宙線實驗室，第二年就利用自製的設備，完成了一批科研成果，論文《一個中性重介子的衰變》在布達佩斯召開的國際宇宙線物理會議上宣讀後引起各國同行強烈反響。
當時與王淦昌同時開展宇宙線研究的兩位蘇聯院士在帕米爾高原上也建了一個宇宙線實驗站。這兩位蘇聯專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設計的一套電子系統操作，不久就聲稱已發現一種叫“變子”的新粒子，因此在蘇聯走紅，獲得斯大林獎金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王淦昌對蘇聯同行的“成果”表示懷疑，便重新實驗，結果他認為“僅憑一個電子信號就斷言有什麼發現實在太草率了”，並當即在公開場合表示“蘇聯人的發現靠不住”。這是什麼年代，王淦昌竟敢對已經獲得斯大林獎金的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成果說三道四？但後來許多科學家都證實了王淦昌的判斷是對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麼“變子”。
幾十年後，物理學家、院士何祚庥說：“這件事當時在我心靈引起的震動是巨大的。我一是驚訝蘇聯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從心底里佩服王老敏銳的科學洞察力。在那時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對蘇聯科學家的直言批評，充分體現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實踐的政治勇氣和科學精神。這件事給我的啟迪是，對科學問題的評價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觀點去評價科學發現。這個原則我們應該永遠牢記。”王淦昌的行為和何院士的話發人深省。
1956年9月，王淦昌在莫斯科出席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成立大會後，中國政府給他下達了一項特殊使命：留在這個研究所，與蘇聯同志一起利用這兒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進行更好的科學研製工作，新中國也迫切需要核物理科研成果，說不定以後我們還要搞更重要的核科學工作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格局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種有你就沒有我的冷戰狀態，必然造成兩大陣營之間在軍事和政治上的激烈攀比與鬥爭。特別是以原子彈為標誌的核武器的誕生，使與核武器密切相關的核物理實驗研究變得更加搶手。為了對付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蘇聯政府制定了幫助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核物理基礎研究的計劃，杜布納研究所的成立便是實施這一計劃的首要部署。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選派了最具發展潛力的核物理學家到此進行“充電”，除了王淦昌外，還有周光召和丁大釗、胡寧等。此時，王淦昌的學生李政道和另一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先生一起在美國留學期間，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原理，揭示了弱相互作用的性質，從而獲得這一年的諾貝爾獎。王淦昌既為自己的學生高興，同時也憋著一股勁：努力工作；爭取為國家早日拿出成果！
從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離開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時間裡，王淦昌認為這是他一生從事科學實驗工作最得心應手的好時光，不僅因為這兒的生活條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學留學和在浙江大學工作時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這兒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高能加速器。美國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級高能質子加速器，但蘇聯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級的，超過“老美”的級別。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著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領域獲得最快捷的途徑，美國科學家張伯倫和塞格雷僅在美國高能加速器建成幾個月，就利用它發現了反質子，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蘇聯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當時，世界物理學界誰擁有了高能加速器，誰就可以去擁抱諾貝爾獎，誰就能主宰東西方世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蘇聯爲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希望利用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與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領域搏一搏。在剛到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時，蘇聯朋友在用伏爾加葡萄酒招待中國客人時就流露出了這種強烈的願望。
“美國的張伯倫和塞格雷算什麼？比起我們的'北極熊'，他們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驢。小毛驢怎麼能與我們雄健的北極熊較量？哈哈哈……”蘇聯朋友自豪地拍打著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紅的眼睛盯著王淦昌等中國朋友，半醒半醉地說道：“我們一起……一起把美國佬趕到大西洋裡，餵……餵鯊魚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學家，我們全看你的了。啊，來來，為我們的蘇維埃，為我們的斯大林同志乾杯！”王淦昌不會喝酒，尤其是蘇聯的那種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幾口常熟老家的那種米酒，但在蘇聯朋友的盛情邀請下，沒喝酒心卻快醉了！那天，中國專家第一次來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釗等漫步在四周是鬱鬱蔥蔥的原始森林的伏爾加河、杜布納河邊，頓覺心曠神怡。之後，他們再沒有時間進行如此悠閒地散步了，每天必須有十幾小時甚至近20小時站在那台龐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連續幾天在見不著一絲光亮的雲室內……王淦昌開始是作為課題組長指揮中國助手們的，後來擔任了聯合研究所副所長，手下不僅有中國科學家，還有蘇聯、越南、民主德國、波蘭等國的幾十名學者。王淦昌成了整個研究所的一名指揮官，一名向世界科學技術最前沿衝鋒的指揮官。
在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歷史，現今是共和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淦昌當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著難忘的感受。他說：“我和王先生在蘇聯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時，他已經近50歲了，我們對當時迅速發展的高能物理都沒有經驗。王老作為中國組的組長，為了維護中國科學工作者的榮譽，組織大家從頭學起。每天晚上在中國同志內部開展互幫互學，王老自己毫不例外，與大家一起學習，以能者為師，不恥下問。很快，王老領導一個小組建成了蘇聯當時第一個大型丙烷氣泡室，並開展實驗工作……我們都知道，一個年近50歲的科學家要轉向新的學科領域，學習新的知識，是何等的困難。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艱苦的學習戰勝了困難，不僅完成了這個轉變，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領域中出色的專家。”王淦昌心裡清楚，他作為中國組的組長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長，身後不僅有一批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在看著他工作！當然，作為對手，美國人也在死死地盯著他。從當時的物理科學領域看，競爭也處在白熱化狀態。特別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後，基礎科學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熱門的前沿課題，加上政治家們狂熱的叫喊，對基本粒子與原子核之間相互作用及其轉化規律性的認識，成了當時著名科學家最醉心的研究項目。王淦昌執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搶先研究出成果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王淦昌和杜布納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務是如何選擇研究方向，這好比決戰前的指揮方案，制定得好，就勝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斷送整個戰役。由王乃彥院士審校，李瑞芝、孫曉光、常甲辰編著的《核物理學家王淦昌》中記述了當年王淦昌領導中國科學家和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們，利用蘇聯高能加速器進行一系列實驗探索和完成了一項世界性影響的科學發現的過程。
王淦昌到聯合研究所工作時，正是國際上利用高能加速器進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時期。他以準確的科學判斷力，根據當時面臨的各種前沿課題，結合聯合高能加速器的特點，提出了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尋找粒子（包括發現各種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統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種基本粒子的產生規律。科學家發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理論預言的實驗，這種發現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選好技術路線，一般來說會有所發現；另一種是帶有偶然性的，就是在眾多的實驗結果中察覺到異常點，並進行確認，這種工作對實驗工作人員的要求就相對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學發現，其價值一般比不上後者。王淦昌在設計研究課題時，對這兩種工作都給予重視：新粒子的發現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類所掌握的實驗資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則必然會有結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擊核靶，既可以產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對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過程中的產生規律提供許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選擇的兩個研究方向，正好發揮了聯合研究質子同步穩相加速器的能量優勢。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響曲的話，那麼，按照王淦昌的編排，樂曲的展開，都是以由他親自負責的尋找新粒子課題為主旋律，並輔以兩個平等出現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異粒子的產生規律（由丁大釗和另一位蘇聯同志負責）和介子與質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負責，後來把其中非彈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劃給另一個由蘇聯工作人員為主的研究組）。當然，研究組的主攻方向是尋找新粒子。這是具有挑戰性的課題，難度自不待言，可以說具有一定的風險。因為聯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後，人們都期望能盡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論誰分配在哪個課題組，在觀察原始實驗資料時，都要為這個主攻方向積累資料。
“大家過來一下，看看這張'蜘蛛網'奇特嗎？它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驚呼他的助手們，讓他們都過去仔細看一下氣泡室裡出現的一個奇蹟。
“對對，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網呀！”助手們頓時歡呼起來，圍著王淦昌讓他給這個新奇的粒子起個名字，因為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將震驚整個世界。
“它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當然應該叫反西格馬負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語道。
“中國朋友發現新奇粒子啦！”“烏拉，偉大的蘇維埃高能加速器萬歲！”“斯大林——毛澤東萬歲！”王淦昌領導下的研究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義不亞於一項單純的諾貝爾獎，因為它使當時的基礎科學又向縱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釗院士所言：王淦昌對“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正是因為有許多這樣的學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從50年代認為是'基本'而發展到60年代認為'不基本'，使人們對物質結構的認識發展到更深入的層次。自然科學的發展就是要歸功於這些活躍科學思想的學者的創造性勞動”。
“為了讓美帝國主義看看社會主義科學成就”，蘇聯《真理報》和中國的《人民日報》都為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專門作了重要報導。蘇聯的科學權威刊物《自然》雜誌還指出：“實際上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是在微觀世界的體系上消滅了一個空白點。”25年後的中國政府在那個難忘的“科學春天”裡，特別向王淦昌等當年參與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科學家頒發了新中國成立以後物理學家獲得的第一個最高獎：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
1975年，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楊振寧回到中國，一次談起蘇聯當年的杜布納研究所時，對周恩來總理說：“杜布納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當杜布納科學城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科學成果時，中國政府突然給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國科學家王淦昌發來一份絕密電報：放棄手頭工作，立即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什麼新任務這麼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從事的核事業與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說，祖國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決定離開杜布納的那一夜，他靜靜地思索了一下各種可能。他已經好久沒顧上看看報紙了，可當他拿起一份中國的《人民日報》和一份蘇聯的《真理報》時，不由內心一陣隱痛：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已經罵得不可開交了！ “太糟糕啦！”王淦昌從不對政治時勢發表評語，然而他內心明白：中國要與蘇聯徹底分手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也將同時要與蘇聯“老大哥”們斷絕交往了。作為一名科學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國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學實驗條件尚不具備，相對而言，蘇聯要強大得多先進得多。 “我能為祖國做些什麼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著。第二天，他把在留蘇期間積省下來的14萬盧布以買設備的名義全部交給了國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來，想開最後一次會議。大家知道，我已經接到回國的命令。”離開杜布納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聯合研究所的中國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氣對大家說道。助手們這才想起應該給王淦昌開個歡送會，準備點水果茶點什麼的。 “汪容，你們別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話對大家說。”汪容等年輕人只好折回，坐到原來的位置，靜等一向嚴格要求的王淦昌“訓話”。
“我給大家出一個題目：今後的高能物理實驗方向應該如何選擇？這是頂頂重要的。我比你們先離開聯合所，你們也要做好馬上回國的準備。回去後我們的條件比這兒差了，但新中國的物理科學實驗不能停止！怎麼辦呢？我們心裡必須有數。這是我離開杜布納留給大家的最後一道題，你們回答好，我心裡就踏實了。這比給我開個隆重的歡送會要開心得多！”王淦昌說完自個兒又樂起來，“真有意思！”弟子們一下也跟著樂了，像往常一樣，又你一言我一語地“開起仗”來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當著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著，而這樣的事在杜布納聯合所是常有的事。導師與學生進行角色的交換，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鮮事兒。這不，已經打好領帶準備回國的王淦昌，還是以一顆平常心坐在台下聽自己的學生髮表高論。
這時，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輕輕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幹嗎了。”汪容轉頭一瞅，差點笑出聲。原來，聚精會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麼時候從沙發上“出溜”了下來，蹲坐在地毯上竟毫無察覺。 “先生，您還是坐起來舒服些。”汪容將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沒有感覺似的兩眼直盯著黑板……
這一幕，幾十年後汪容一直沒有忘記過。他說：“王淦昌先生對科學的真誠與專注，教育了中國物理學界幾代人，並且永遠是後人的榜樣。”王淦昌回國沒多久，被通知到二機部部長辦公室。
什麼事這麼急呀？王淦昌走進部長劉傑的辦公室時，見老朋友、好搭檔錢三強教授也在。錢三強此時是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王淦昌內心的緊張似乎減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劉傑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有人想卡我們，我們就要爭口氣！”我們中國也要造原子彈？ ！王淦昌一陣激動，他看看錢三強。錢三強朝他重重地點點頭。
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覺自己的手心熱得很。
“毛主席給原子彈研製工程定的代號是'596工程'，是國家最高機密，從現在起必須長期隱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還要斷絕一切海外關係。”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剛入伍的戰士，站起身來，畢恭畢敬地向劉傑部長保證：“行，我能做到！”劉杰和錢三強頓時對視著笑了，請王淦昌坐下。
“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個化名吧？總不能叫我們王先生阿狗阿貓呀！”劉傑的一句話，使氣氛異常的辦公室裡響出了一陣笑聲。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來。他眨了眨眼睛，說：“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麼樣？”“好呀，王京同志！讓我們一起為中國研製出原子彈吧！”劉傑高興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錢三強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從這天起外國科學界發現，即將要擁抱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彈1997年的那個夏日，我問過王淦昌先生：“你當時真的沒預感到國家高層領導有朝一日讓你去研製原子彈？”90歲的王淦昌準確地回答我：“怎麼沒有預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當然知道先進的國家都在把物理科學技術運用於國防和軍事上，核武器是我們核物理科學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終體現。我們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從錢三強教授把我從浙江大學調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們就制定了新中國物理科學的前沿課題，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當然真的要搞原子彈，還是我從蘇聯回國接受命令後才知道的。”中國搞原子彈是被逼出來的。代號“596工程”便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與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政府針鋒相對時上馬的。
當美國人於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之前，德國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國陸軍部建議研製核炸彈，他在信中這樣對德國的陸軍將領們說：“我冒昧地請你們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發展。我們認為這些發展將使人們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比現在的炸彈大許多倍的炸彈……顯然，如果我上述所說的可能性得以實現，這肯定是在可能範圍內的——那麼，首先利用這種炸彈的國家就具有一種超過其他國家的無比優勢性。尊敬的將軍們，相信科學家們的見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國陸軍將軍們並沒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議放在眼裡。後來也有人曾經把一些研製核武器的資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過幸虧沒有被希特勒重視，否則今天人類可能是另一種狀況了。與德國人相反，美國人對原子彈的興趣遠超過德國人。在二戰後期，著名科學巨匠愛因斯坦也用同樣的方法寫了一封建議造原子彈的信，不過他的信是直接寫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說：“利用大量鈾進行核裂變鍊式反應已成為可能，這樣將產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類似鐳的新元素……這一現象將導致製造炸彈。雖然還不能肯定，但可以設想製造出一種威力無比巨大的新型炸彈……只要一枚這樣的炸彈，就足可以毀滅一個海港及附近地區……”愛因斯坦以他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癱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心頭為之一動：“造一個給希特勒看一看無妨。”於是經過兩年準備，一項名為“曼哈頓工程”的研製原子彈計劃正式啟動。擔任此項工程的組織指揮者是格羅夫斯將軍，技術負責人是著名物理學家，後來被稱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羅斯福本來是準備把原子彈用在打德國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還在東方戰場掙扎。羅斯福覺得應該讓全世界知道一下未來“世界第一強”的美國是個什麼樣子，於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兩天，連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一枚代號為“男孩”和一枚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悲劇發生後，全球震驚，弄得當時寫信給羅斯福總統的愛因斯坦後悔莫及，痛苦不堪地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核試驗，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無能為力，因為核物理科學成就已被政治家們緊緊地握在手中，成為用來向別人撒威風的武器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原子彈雖然不能再隨便扔了，可它在蘇聯人的眼裡卻是一件必須對付並且一定要超過的東西。蘇聯專家們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核試驗。從此，美甦的核競爭開始了。美國至1967年時，庫存核彈頭曾多達32000個，蘇聯也不甘示弱，光這兩個核大國的核武器數量足可以將整個世界轟炸數遍。
“我們希望也有點那個東西。”那一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一起游泳，毛澤東向他伸出一個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麼？”赫魯曉夫從水中露出一顆碩大的光腦殼，裝作不懂毛澤東的意思。
“當然是你們可以用來嚇唬美國人的原子彈嘛！”“什麼？你們也要搞它？”赫魯曉夫先是一愣，隨即直晃腦袋，“不行不行，那東西要花很多很多錢。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搞經濟。至於軍事上，有我們給你們張著核保護傘，兄弟的中國人民和毛澤東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澤東再也沒有理會對方，獨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發上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熊貓煙”……
“主席說得很清楚，世界上兩個強國現在都有了原子彈，我們也應該搞一點嘛！這'一點'的意思就是從我們中國的實際出發，一點不搞是會受人欺負的，搞多了呢，不利於我們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這'一點'是必須要搞的，主席是鐵了心要搞一點自己的原子彈！”軍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向出席會議的老帥們和將軍們講述著毛澤東主席“要搞一點原子彈”的指示。
“第一步我們先搞一點原子彈，下一步就再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這話我在幾年前就說過了，大家還一定記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澤東開口道。
“各位老帥和將軍們都聽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們不僅要搞原子彈，也還要搞一點氫彈、洲際導彈。今後世界強國有的武器，我們也都得有一點。”周恩來炯炯有神的目光環視了一圈，口氣往上一提，“10年，主席給我們下達的是10年時間先要搞出原子彈、氫彈來，大家有沒有信心啊？”“有！”會上頓時響起一片歡呼。
周恩來和毛澤東會心地笑了。 “喲，主席，我要先走了。那頭我還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來看看表，急忙跟毛澤東和諸位老帥與將軍們打了聲招呼，驅車回到中南海西花廳。周恩來說的急事，就是根據中央指示，盡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國物理學家接回來，以防不測。事後，秘密從蘇聯撤回中國物理學家的行動便開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藉口回國匯報工作，從此離開了杜布納。
周恩來在西花廳接見了從蘇聯回來的中國物理學家，關切地問王淦昌：“在杜布納的幾年還好嗎？我們的人都從那邊撤回來了嗎？”“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經撤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