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秀麗的畫卷，她的色彩之美，畫中人常常不能自辨，容易迷亂和紛擾。關於重慶，重慶人自己似乎就是這種感覺。
新重慶的色彩繪製者已經奮力拼搏了10年，這10年，我們再回首看去，呈現在眼前的竟是一段金色組成的時光隧道——
90年相距，胡錦濤與孫中山的目光聚焦在同一地方……
2007年3月8日，這對重慶直轄市的今天和未來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這一天，北京人民大會堂重慶廳內的燈光格外明亮，氣氛更不一般。市委書記汪洋和市長王鴻舉等幾位重慶市領導站在大廳門口，欣喜地等待歷史性的一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神采奕奕、面帶笑容地出現在重慶廳……
“總書記好！”“同志們好！”頓時，63位重慶籍全國人大代表和胡錦濤相互握手致意，其樂融融，激動人心。
3月的北京，陽光明媚。人民大會堂的重慶廳內洋溢著濃濃春意。沒有拘謹，沒有客套，胡錦濤坐定後就親切地招呼代表們發言。
“總書記，我先講！”來自石柱土家族自治縣的劉中慧代表搶先舉手。胡錦濤向她微笑著，鼓勵著。於是，劉中慧的眼裡放著光芒：“過去，我們石柱中小學是'清朝的房子、民國的桌子、共產黨的孩子'，僅1998年一年，全縣發生教室垮塌就有8次，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現在，石柱最漂亮的房子就是教學樓，我們還清了'普九'欠債，中小學在校生人數也翻了一番！”劉代表的聲音越說越高，深深地感染了總書記，只見他時而注目傾聽，時而提筆記錄。
談起重慶的變化，代表們一個接一個地爭著發言，生怕遺漏了心頭橫溢的那份激情與喜悅，其情其景，恰似三月春潮……
日理萬機的總書記帶著平和、認真的神色在聽完10位代表發言後，發表了重要講話。那洪亮而高亢、深情而期待的聲音久久地迴盪在金色大會堂內外：“今年是重慶建立直轄市10週年。經歷10年的建設，重慶的各項事業都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實踐證明，中央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定完全正確，今天的重慶站在了新的發展起點上。希望重慶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緊緊抓住西部大開發和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機遇，完善思路，真抓實幹，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成為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成為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嘩——”掌聲、熱淚……重慶人這一天有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許多人徹夜未眠。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學習和回味著總書記的講話，一遍又一遍地在夢中歡笑起來。
是啊，重慶——我們的家鄉，我們家鄉的明天該是個什麼樣呀？總書記說了，我們是中國西部的增長極。增長極是什麼？增長極就是像一個人的心臟、一台機器的動力核。
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該是什麼樣？應該像上海對長江下游的華東富饒之地的輻射地位吧！城鄉統籌下大發展的直轄市！全面率先建成的小康社會！哇——我的重慶，我的美麗家鄉！ 3100萬重慶人沉浸在對總書記為他們描繪的未來的憧憬之中……
於是，在此時此刻，有人突然驚喜地發現一個歷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偉人也曾把銳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國第一黃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並且正是因為他的這一瞥，從此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命運，甚至從此改變了中國以後的行政區劃藍圖。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
上海。莫利愛路29號（今香山路7號）。
1917年夏。在這莫利愛路29號的一座花園洋房內，一位矮小而靈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鏡，雙膝跪在寬闊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幹什麼？噢，原來他在看地圖。
那地圖有大大小小14張。細細看去，喔，原來是可以拼成一體的“中國全圖”！放大鏡下，他看到了地圖上呈現的山川和鄉村、城市與湖泊，還有連綿不絕的沙漠與草原……但那山，是死的；那川，是倒流的；那城市，是狹小而破爛不堪的；那鄉村到處是無收的旱地和討飯的人群；那湖泊裡，流淌的則是被貧苦和飢餓所折磨而流出的眼淚；至於那些沙漠與草原，似乎更沒有任何的目光光顧。
而他卻看著，看著，眼睛裡放射出異樣的光芒。
於是，在那地圖上，他看到了橫的是一座座橋樑，縱的是一條條鐵路，圓圈的是一個個大港……然後再把這縱的與橫的和圓圈聯結成網，這網覆蓋整個地圖，網中的紐結，便是糧食工業、衣服工業、居室工業、交通工業、印刷工業和鐵礦、煤礦、油礦和機械製造、港口碼頭……
“請再拿些紙來！”中年人一邊揮筆疾寫著，一邊頭也不抬地對警衛員馬湘說。
“先生，您該休息了！夫人請您把這杯牛奶喝了。”警衛員遞上一沓紙的同時，又將一杯牛奶放在桌子上，然後輕聲地催促疾書者。
“好。我喝！”中年人眼也沒抬地伸手抓起杯子，將牛奶一飲而盡，然後轉身重新伏在地圖上。只見他的目光順著那條橫穿東西的大江，從地圖右方一直向左移動……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慶段停下了，並且久久不曾移開。
“自宜昌而上，入峽行，約一百英里而達四川，此處兩岸岩石束江，狹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尋（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尋者。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獨自口中念念有詞許久，突然間，只見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揮筆寫下這樣一段話：“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其灘石應行爆開除去。於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漢口，上達重慶，可得而致。而內地直通水路運輸，可自重慶北走直達北京，南走直至廣東，乃至全國通航之港無不可達。由此之道，則在中華西部商業中心，運輸之費當可減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業何等有力耶！”妙啊！當我們的巨輪順著長江的黃金水道，有一日能“下起漢口，上達重慶”之時，中國的中部和西部經濟，怎會永遠的貧乏與苦難呢？到那時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 “鼓舞商業何等有力耶”！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張開雙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著！一次又一次地歡呼著！振臂高呼者正是我們的孫中山先生。這一年，他把上面的話寫進了他那著名的《建國方略》之中。孫中山因此成為第一個提出要在三峽脩大壩的中國人，並在5年之後的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時明確說道：“像揚子江上游夔峽的水力，更是很大。”“拿這樣的電力來替我們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產，中國一定可以變貧為富的！”都說重慶直轄市因三峽工程的建設而誕生。而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更深遠的另一層意思：因為在偉人的眼裡，三峽工程建設之後的重慶，還將成為中國西部經濟的中心。
90年前的孫中山，將三峽大壩修建的重慶地段，視為“中華西部商業中心”。 90年後的今天，胡錦濤要求把重慶直轄市建成“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
偉人的目光，總是同樣的高瞻遠矚，高屋建瓴。
重慶，你是幸運者！百年來，總有偉人在為你的命運導航定向。
毛澤東兩次到重慶
毛澤東第一次到重慶是1945年8月。
當時，一心想挑起內戰的蔣介石，憑著強大的美式裝備和從主戰場上獲得的日本侵略者留下的戰利品，加上所謂的“合法政府”的“元首”身份，多次電邀在延安窯洞裡住著的毛澤東到重慶談判。自以為是的蔣介石不相信毛澤東會來重慶“自投羅網”，所以從這年的8月14日開始，他數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一聚”。
於是，在蔣介石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敢到重慶來談判的8月的一天，從延安起飛的一架美式飛機飛越秦嶺，緩緩地降在了山城……之後的歷史大家都知道，“重慶談判”在中國現當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當然在這歷史性的一筆上毛澤東最出彩。
然而我們都知道，在此次毛澤東與重慶第一次“親密接觸”中，詩人毛澤東還給重慶和中國歷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詩篇，這首名曰《沁園春？雪》的詞作當時傳遍了山城，並成為一時的佳話。在不了解毛澤東這樣的“土包子”的“國統區”重慶，毛澤東頓時成為一代獨領風騷的文人墨客，蔣介石私下里暗暗自愧不如。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
大河上下，頓失滔滔。
山舞銀蛇，原馳蠟像，欲與天公試比高。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
唐宗宋祖，稍遜風騷。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這是一篇何等氣勢磅礴的佳作！而重慶人非常聰明，他們在之後的幾十年裡，每每建立偉大功績之後，總會吟著毛澤東的這首《沁園春？雪》，而自喻“一代天驕”，昂首高唱“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今朝的風流人物，自然是老子重慶人哪！事實上，60多年前毛澤東揮寫的“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樣無與倫比的美譽之詞，配於誰最合適呢？想想，當下的也只有重慶人了！謹此，重慶人理當感恩於毛澤東當年留下的這篇不朽之佳作。
“重慶談判”4年之後，中國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雷霆萬鈞之勢下迅速發生了徹底的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快成立了。
那時的重慶在毛澤東的眼裡非同尋常，他把重慶作為新中國的西南重鎮，派出劉伯承、鄧小平和賀龍3名大員鎮守此地，建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由於後來“南方戰事”及西藏解放的形勢需要，重慶的地位一時向西而移，讓位給了成都和西藏那一邊……但重慶的實力毛澤東心裡有數，所以人民共和國的諸多元勳級人物，相當一部分是從重慶“西南局”走出去的。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毛澤東，其實時時掛念著重慶，印像中最深刻的當數1954年了。那一年毛澤東流淚了：長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災，受災人數達1888萬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鎮武漢因長江“荊江”段決堤，被數米高的洪水淹沒數十天，屍體遍地，慘不忍睹……毛澤東為此非常難過。
從來以詩才著稱的毛澤東這次為武漢防洪軍民戰勝大洪水後而寫下的賀電，竟然用的是這樣一句沉甸甸的毫無激情的話：“慶賀武漢人民戰勝了1954年的洪水，還要準備戰勝今後可能發生的同樣的嚴重的洪水。”面對人民和財產的慘痛損失，一向激情澎湃的毛澤東變得毫無詩情，只有字字擲地有聲的殷切教導。
那場洪水之後的毛澤東，經常在中南海徹夜盯著橫穿中國地圖東西的那條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個個城市與鄉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與重慶之間的江段最長、最多。這樣的時間延續了很久，一個月？一年多？總之，我們從已知的歷史資料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知道，那之後的幾百天日子裡，毛澤東把所有的精力傾注在如何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每天只休息幾個小時，有時甚至幾天不睡，比戰爭年代還顯得繁忙。一段時間有人說，毛澤東只會打仗而不會搞經濟建設，這實在是極大的錯誤。 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毛澤東，在處理農村的土改、城市的工商業改造和國家基礎規劃方面的經濟才能，是當時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和政治領袖所無法比擬的。特別是他所著的堪稱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論十大關係》，完全是一部無與倫比的經典之作。那些日子裡，毛澤東天天聽匯報、搞調查，十分繁忙。
在完成綱領性決策文件之後，毛澤東又開始將目光投向長江的那段“天險”……
或許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慘景依然留在這位國家領袖的心頭令他隱隱作痛，也可能是以為高吟“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還不到時候，毛澤東這回沒有來到重慶，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東湖賓館內。
然而毛澤東的心卻在不停地奔跑著，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慶。那雙深情的目光不時地撫摸著三峽江段的每一個細微之處，並常常思緒萬千。
那些日子裡，毛澤東常常佇立在東湖畔的小洋房上的那葉臨江的窗戶前，雙目逆大江之水而西望、西望……
“主席，您是否想出去走走？”湖北省省委書記王任重多次過來小聲詢問毛澤東。
“我想遊長江！”毛澤東突然說。
王任重一愣，轉而立即進一步試探地問：“什麼時候？”“馬上！馬上！”“是。我立即派人去準備。”王任重不敢怠慢，轉身去做該做的事了。
這一天是六一，毛澤東像小孩過節似的異常高興地一口氣遊了124分鐘，遊程達13公里。爽！毛澤東一生愛好游泳，尤其愛與大江搏鬥。
時隔一天，毛澤東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遊長江，而且這回是換了一個方向。
當時的武漢正在長江上建大橋。毛澤東很想看一看建設中的壯麗場景，卻又怕影響工人施工，所以他選擇了一個奇妙的行動——在長江里游泳穿過大橋觀賞施工美景。夏日的漢水，桀驁不馴，水情很複雜，然而毛澤東根本沒有將湍急的江水放在眼裡，一遊就是14公里。
6月4日，毛澤東又提出要暢遊長江。四天遊三次長江，足見毛澤東已被長江蕩漾起的激情所誘惑。無論王任重等人如何勸阻，他老人家根本不聽。 “長江是一個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不遊可惜嘛！”毛澤東說這話時，雙眼笑成一條縫，瞳仁里滿是智慧。
毛澤東太喜愛長江了！幾天的搏浪暢遊，使其神馳意盪，心潮澎湃，思緒湧動。這一天夜裡，毛澤東的房間內燈光徹夜長明。一束偉人的目光緊盯著地圖上的揚子江，由東而西地緩緩移動著、移動著，從荊江逆向宜昌、萬縣，直至重慶……然後，只見毛澤東揮動大筆，寫下如下文字：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這首《水調歌頭.游泳》，氣勢恢弘，堪稱詞中極品，記載著一位卓越詩人神思飛揚的超凡才華，更閃耀著一位傑出領袖的經濟建設戰略的智慧光芒。許多年過去了，當今天我們這些有幸看到三峽大壩真的成為“當驚世界殊”的奇蹟而挺立在天險長江之上的現實人，再讀一讀偉人毛澤東的這首佳作時，那“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的壯麗圖畫已不再是詩人的暢想了。
毛澤東是詩人，但更是為人民造福的聖神。他的這首《水調歌頭》，其實是用超凡的智慧和遠大的胸懷所描繪出的宏偉藍圖，特別地賜給了重慶。因為高峽與平湖、神女與巫山，都在重慶。
重慶人難道不覺得毛澤東是那麼的格外厚愛你們嗎？如果說，1917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長江三峽處“築壩”是偉人對重慶的第一次關注的話，那麼毛澤東的《水調歌頭》中所言的“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則是使重慶日後成為共和國第四個直轄市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決策和實施開端。
陽春三月的重慶，萬物復甦。山城到處疊翠綠意，鳥語花香。 1958年3月28日傍晚，萬家燈火通明的秀麗山城，彷彿有意裝扮一新。習習夜風下，一艘名叫“江峽”號的輪船迎著柔和的晚風，輕輕地靠近朝天門。不多時，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出現在甲板上——“是毛主席！”“毛主席來啦！”“江峽”號上的船員們又激動又緊張，因為那時毛澤東來重慶和登船都是“高度機密”的事，只能激動，不能傳言，自然更不能振臂歡呼，但重慶人心底里在高呼一萬個“毛主席萬歲”！啊，與13年前出現在“重慶談判”時的“潤之先生”相比，今天的毛澤東，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神采！其瀟灑和魄力，其精神和智慧，都到了頂峰時期。這也為他在長江三峽上揮寫定神之筆提供了排山倒海般的偉力。
1958年3月28日的重慶之行，可以說是毛澤東關於決定上馬三峽工程的一次落筆之行。我們可以從日後的史料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幾天之後毛澤東在武昌東湖賓館裡，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長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邊，並且吩咐林一山專門寫一份他所擔心的在三峽上建壩後可能出現的庫區泥沙淤積問題的報告。林一山在後來很快寫完了《關於水庫長期使用的初步探索》報告，經周恩來之手送達毛澤東手中。
1964年中央作出了“三線建設”的決定。 1966年3月，毛澤東發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這對重慶具有特別的意義。
毛澤東的“三線建設”指示，讓重慶得益匪淺，大大增強了工業實力。
重慶應當始終不忘毛澤東的恩情，因為這個偉人對重慶從來就懷有詩一般的激情。他的詩，就是重慶建設的宏偉藍圖。
1985年1月19日，鄧小平謀劃建重慶直轄市……
重慶本身就是一座歷史重鎮，一座歷史名城。從19世紀80年代英國商人立德樂帶領的“固陵”號輪船溯長江駛入朝天門的那一天起，重慶的開埠便意味著它作為中國西南門戶的橋頭堡而從此掀開了歷史性的一頁。然而，重慶的開埠帶著列強侵略者的濃濃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恥辱的標誌。但這並沒有因此而否定重慶作為長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設置的意義。
辛亥革命後的新一輪中國地區勢力範圍的調整，再一次催生了重慶的脫胎換骨。 1929年之後的重慶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概念。
之後，作為“戰時首都”，重慶人因此表現出的巨大愛國熱情讓全世界為之震動。然而，重慶所付出的代價也十分慘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長達5年半的狂轟濫炸……那一次“戰時首都”是重慶人用血肉譜寫的民族愛國詩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蔣介石從白市驛機場倉皇逃離不到8個小時後，重慶便在鄧小平、劉伯承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砲火下獲得了解放。作為當時中國西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慶，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被確定為西南軍政委員會所在地，統領管轄包括雲南、貴州、西康3省及川東、川西、川南、川北4個行政區和重慶直轄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軍進軍重慶時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到重慶後成立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劉伯承任主席，之後不久又任命鄧小平、賀龍、熊克武、龍雲、劉文輝、王維舟6人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軍區，賀龍任司令；完善了於江震、王近山、宋任窮、李井泉、周士第、胡耀邦、張際春、陳錫聯等87人為委員的領導機構。當時的重慶市，無論從所管轄的幾省幾區看，還是從擔當西南局領導的人員看，其分量顯而易見。但隨著全國的解放和建設的需要，中央從適應國家計劃經濟建設、加強中央集中領導及解決中央機構這一級幹部不足等考慮，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撤銷各大區機構的決定，重慶成為了四川省轄市。
從“戰時首都”，到中央直轄市，到省轄市，僅十幾年間，重慶市的地位發生了連續3次變化……
好在重慶的“塊頭”本來就大，尤其是重工業這一塊在四川省工業生產中佔絕對地位，而且在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範圍內也是有分量的，因而它曾在1954年至1958年和1964年至1967年及1983年至1997年間，三度被中央確立為計劃單列市。特別是第三次計劃單列，無論從時間上，還是中央所賦予重慶的權限上，均為前兩次計劃單列所不能企及。但畢竟是計劃單列，也並不能消除重慶發展的體制上的瓶頸。
重慶人夢想再度崛起，再度成為稱雄一方的直轄市的話題在之後的若干年裡，私下有議論，但卻始終沒有可能成為改變國家行政區劃的現實。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范圍內的鄉鎮以上的任何一級行政區域變化，都必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而省級（包括自治區和直轄市）行政區域的劃分改變，則必須通過全國人大會議表決才能生效。
決策權在中央。在決定中國命運的中央最高層，在掌握中國命運方向盤的領袖手中，這個領袖還必須是有崇高的威望和受萬眾擁護的偉大領袖。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共產黨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起點的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到來。之後的歲月裡，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執掌著國家的命運。一向稱“我是四川人”的鄧小平是這個時代的總設計師，他的態度和意見影響著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戰略決策。
鄧小平的態度呢？許多重慶人和四川人暗中一直在打聽。但說話很少、只幹實事的“四川人”鄧小平，在這個百廢待興的時候真是日理萬機。撥亂反正工作之後，他先抓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然後搞農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出，之後是一場又一場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大討論；這樣的討論還沒有了結，有人就搞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了；科學的春天剛剛開啟，教育改革的一系列問題又擺在面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爭論又很熱鬧……此時，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擺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門的回歸和台灣問題。
1982年9月24日，英國首相、人稱“鐵娘子”的撒切爾夫人訪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她，這次會談是具有歷史性的。 “鐵娘子”代表英國殖民地利益的英國政府，想在1997年後繼續管製香港。面對百年屈辱和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意識的英國首相，鄧小平強壓心頭之憤，一字一句地告訴英國人，同時也告訴全世界：“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還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的。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據說，當天英國“鐵娘子”在與鄧小平談話後，從人民大會堂台階走下時，一個踉蹌，差點摔倒。
1997年，鄧小平選擇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國百年之恥。
1997年，對鄧小平來說，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個年份。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一年，他想親自去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沒能親眼看到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其實，1997年還有一件事與鄧小平直接有關係：他生前惦記的關於成立重慶直轄市的大事，也在這一年交給全國人大表決通過。鄧小平以對香港回歸的同樣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會堂裡那隆重而熱烈的對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表決結果，然而操勞過度的老人家仍然遺憾地沒能看到這一歷史時刻。
重慶人民要永遠記住這個日子：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與世長辭。
1997年2月19日這一天，國務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把鄧小平生前的最後一個心願——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提交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歷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慶的命運與鄧小平的生命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不妨將時間上溯近百年。 1919年，鄧小平那時的名字叫鄧希賢。暑假，從重慶回家的父親給兒子帶來一個消息：重慶正在開設留學法國的勤工儉學預備學校。
父親問兒子：想不想出國留洋去？兒子將脖子往左一扭，說：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慶去報考留法預備學校。
嗯。
15歲的兒子從此離開家鄉，到了重慶。這是鄧小平從一個普通農家娃兒變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決定性的一步。重慶因此也成為了鄧小平偉大一生的起駛站。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鄧小平對重慶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國成立後主政大西南的幾年裡，他對重慶這塊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體的了解和認識。
重慶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這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心裡，他在等待重新考慮重慶地位的時機……
一個人的國家記憶第三篇一個飽含五代中國偉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轄市時機來了。
時機越來越成熟了。
這個時機的顯著標誌是中國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中國經濟發展越來越迅猛和國家實力越來越強大。
與重慶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是三峽工程。三峽工程是催生重慶再次成為中央直轄市的關鍵。自毛澤東當年揮筆寫下“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之後，關於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準備，雖然在滄桑與曲折的年代裡一直沒有停止過，然而高層決策者已經把它擱置了許多年。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國力因素。改革開放後，中國建設突飛猛進，國家實力日益強大，因而從上到下的那一批夢想“高峽出平湖”的“三峽迷”就行動起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於是那些老“三峽迷”們開始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找到復出的“老頭子們”遊說。
1979年開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武漢“長辦”的林一山主持召開三峽大壩選址會議，這就意味著以鄧小平為首的決策者已經同意和考慮三峽工程上馬的問題從一般性的口頭議論進入實質性的決策階段。這一年，鄧小平親自出席了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的一項用於援助中國水電建設的20億美元貸款的簽約儀式。美利堅合眾國的副總統蒙代爾在與鄧小平一起簽訂協議後，笑著問這位中國副總理：閣下是否在考慮上馬你們偉大的三峽工程？鄧小平當時笑笑，用濃重的四川話回答道：可能喔！非常可能。時過不到一年，鄧小平察看了三峽壩址，並召集胡耀邦、姚依林等到武漢研究三峽工程問題。至此，三峽工程在鄧小平的親自指揮與佈置下，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全面開始運作……
1982年10月，萬里副總理率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副秘書長田紀云、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郝建秀、水電部副部長李鵬等一行23人，對三峽地區進行了考察。而此次由國務院牽頭的龐大考察團，將決定政府對未來三峽工程的意見。當時萬里等經過實地考察得出兩個方案：一是高壩方案，即三峽大壩200米高程，回水一直到重慶。建好後的三峽電站發電能力達到2200萬千瓦，按當時物價計算，整個工程所需投資260億元。二是低壩方案，即三峽大壩高程為165米，正常水位150米，搬遷移民30萬人，只淹沒萬縣等。建成後的三峽電站發電能力達到1000萬千瓦。工程總投資約100億元。 3年準備，7年施工。
1983年5月，以國家計委名義召開的三峽可行性報告審議會上，多數人同意按低壩方案建三峽工程，即水庫蓄水正常水位為150米、壩頂高程165米。
“不行！那樣太可惜了。我們重慶為三峽工程已經犧牲了許多利益，如果水庫蓄水不能讓萬噸輪船到達我們重慶港埠，這對發揮長江黃金水道的作用，是個巨大的浪費，我們不希望是150米的蓄水位。我們希望中央考慮重慶發展的需要，是否以建蓄水為180米的中方案為宜……”重慶人對低壩方案紛紛提出反對意見，尤其是時任市長的肖秧同志，當他聽說中央定的“150米”方案時，立即找到中央有關領導陳述：“我們重慶，在解放後的二三十年裡，為了未來的三峽建設，重慶市一退再退，建設不能重點投入，蓋房子也得往'200米'的未來水庫線以上蓋，啥子都別想順順噹噹做事。堂堂西南'第一城'，一直等候三峽工程開工那一天重振威風，結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沒有。這怎麼行！重慶1000萬人民犧牲了二三十年的建設和發展的機遇，就等著三峽工程帶來新的發展希望，如果搞'150米'的低方案，我們不好向人民交代，也不好向子孫後代交代！我這個市長也不好當了！”這聲音當然也傳到了“老領導”鄧小平耳邊。
重慶人提出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數專家的讚同，認為這個方案兼顧了重慶利益，同時對在三峽工程建成後所能產生的綜合經濟效益表示樂觀，更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長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災害。而這樣的蓄水量可使年發電裝機量增至2000萬千瓦。
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是移民要增加到100多萬，還有萬縣至宜昌段的所有縣城都將被淹沒，距重慶100多公里的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要淹掉；二是整個工程的投資有很大增加。
三個方案，到底選擇哪個方案，“拍板”權到了鄧小平那兒。重慶人和所有期待三峽工程早日上馬的人都在等待總設計師的最後定奪。
1985年1月19日，這個日子並沒有特別意義，但這個日子對重慶人來說，又意義非同尋常，因為就在這一天鄧小平第一次正式開口要把重慶從四川省裡劃出來，成為中央的直轄市。
這一天上午9時45分，鄧小平來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出席廣東核電投資公司與香港核電投資公司合營建設我國第一個核電站的合同簽約儀式。當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偕夫人朱琳一起參加了此次簽約儀式。
鄧小平這一天很高興，與香港來的客人嘉道理勳爵等談得很開懷。送走客人後，鄧小平看到年輕的副總理身旁站著一位漂亮、端莊的女同志，便笑呵呵地過去與他們握手。
李鵬忙將朱琳介紹給鄧小平：這是我愛人朱琳同志。
鄧小平握著朱琳的手，慈祥地看了看，然後問：你是哪里人啊？朱琳答：是上海人。
鄧小平看看朱琳，又轉頭疑惑地看看李鵬，說：上海人為什麼嫁給了四川人？鄧小平知道李鵬的家世，李鵬的父親是他的四川老鄉嘛，這在延安時鄧小平就知道了。沒有想到鄧小平會這樣問自己，朱琳一下愣在那兒。還是李鵬反應快，說：雲南人不是也嫁給了四川人嘛！哈哈哈……在場的人哄堂大笑起來。
鄧小平也跟著“嘿嘿”地笑了。原來，李鵬說的雲南人是卓琳，她是鄧小平的夫人。
兩位四川人，彼此開了一個幽默的玩笑，使現場的氣氛輕鬆了許多。
你們是哪一年結的婚？鄧小平又問李鵬和朱琳。
1958年。李鵬回答。
噢噢。鄧小平笑笑，再沒往下問了，卻朝李鵬招招手，說：今天我們趁這個機會留下來，說說電力發展的事。
於是，李鵬等圍著鄧小平重新坐下。於是，一個歷史性的話題開始了——鄧小平：今天我們先談談建三峽工程的問題，你談談是怎麼安排的。
水電專家出身的李鵬副總理，立即回答道：三峽工程需要3年準備，總工期17年，11年後第一台機組開始投產。目前對工程主要的爭論有兩大問題：一是泥沙的淤積問題；二是壩高的問題……
鄧小平點上一支煙，目光直盯著李鵬：中壩方案移民增加多少？李鵬：中壩方案按180米蓄水考慮，移民大約增加到100萬，或者可能還多一點。
鄧小平：你們考慮怎樣安置移民？李鵬：過去搞安置性移民，把農民遷移到別的地方。現在用準備安置移民的錢，開工廠、辦農場等。移民可以種植經濟作物，特別是柑橘，四川柑橘品種很好。
而且用移民的經費，發展鄉鎮企業，搞商品生產，增加收入。
鄧小平點點頭：這個方法對頭。 100萬移民也是有辦法安置的。可以發展鄉鎮企業嘛，也可以搞第三產業，搞旅遊嘛！三峽這個地方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在聽取了李鵬詳談“180米方案”的相關投資與建設等工程問題後，鄧小平用濃重的四川話緩緩說道：三峽工程是特大的工程項目，為我們子孫後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要考慮長遠利益。過去四川人不贊成把壩搞高，現在情況變了，四川人，主要是重慶人同意“180米方案”。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籌備。中壩可以多發電，萬噸船隊可以開到重慶。以後可有意識地把國家重大工業項目放在三峽移民區嘛。
李鵬：國務院正在考慮專門成立三峽行政區，用這個行政區的力量來支持三峽工程建設，做好淹沒區的移民和經濟工作。
鄧小平聽到這裡，原本瞇著的眼睛似乎一下睜大了：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城市，另一個以成都為中心城市……
在場的人聽到鄧小平的話，互相對視著，會意地笑了。李鵬迅速地記下鄧小平的話，並且認真地核對了一下。
上面的這段歷史，被李鵬記在他的日記中，用《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為書名，於2003年由中國三峽出版社出版。
1995年11月9日，時任總理的李鵬第七次考察三峽工程，乘坐“錦繡中華”號遊輪。當時同船陪同的湖北省領導有書記賈志傑、省長蔣祝平；四川省方面有書記謝世傑、省長肖秧和副省長兼秘書長甘宇平。輪船夜泊巫山時，甘宇平看到湖北省的兩位領導在吃完晚飯後進了李鵬的房間，便悄悄聯繫總理辦公室主任姜雲寶，說看看李鵬總理對四川工作還有什麼指示，意思是他們也想同總理單獨見見面，談點事。姜雲寶很快告訴甘宇平，說等李鵬總理與湖北省的領導談完後，你們就可以進總理房間了。
甘宇平心領神會，立即告知書記、省長。 3人等湖北省的書記、省長出了總理房間後，隨即進去。
待甘宇平他們坐定後，李鵬手拿筆記本，說道：我檢查了這些年的工作筆記，小平交代的事，還有一件沒辦。現在應該說條件比較成熟了，可以說說了。
會是什麼事？甘宇平和謝世傑、肖秧對視了一下，期待著總理的話。
李鵬合上筆記本，朝3位四川省負責人說：就是1985年1月19日，小平在參加核電站簽約儀式後跟我談的話。隨後李鵬便把當時鄧小平如何見了朱琳問她為什麼上海人嫁給了四川人，他又巧妙地反問鄧小平雲南人不也嫁給了四川人這樣一則幽默笑話講給了甘宇平他們聽，並把鄧小平在這一天明明白白地提出要把四川一分為二，一個是以重慶為中心城市，一個是以成都為中心城市的這件事講了出來。
李鵬進而說：這件事我考慮，鄧小平的原意是要重慶設直轄市。所以你們這次回去後要在小範圍內醞釀一下、研究一下，再向中央和國務院寫個報告。
一定要保密啊！李鵬最後叮囑道。
“1985年到1995年，整整過了10年。這是我們第一次從中央領導口中聽到要把重慶建成直轄市的正式意見，更是第一次知道鄧小平同志早在10年前就有了這樣的宏偉決策。所以說，重慶人應當永遠記住1985年1月19日這個重要的日子。”甘宇平如此說。
是的，今天的重慶人應當永遠記住“1985年1月19日”這個特殊的日子，因為就是在這個日子，我們人民共和國的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鄧小平，以偉大戰略家的目光，提出了將重慶從四川省劃出，單獨成立直轄市。而正是這一歷史性的決策，重慶才有了今天如此迅猛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偉大新時代。
重慶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是他們的“老領導”鄧小平給予的這份厚愛。
1997年3月14日，人民大會堂內掌聲雷動在中國，誰忽略了長江，誰就不可能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主宰者，因為長江主宰著大半個中國的命運。
誰讀懂了長江，誰就掌握了中國的命運。
1989年7月21日，這是一個並不特別的日子，但這個日子對長江三峽的命運卻意味深長。
這一天，新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離開了北京的中南海。這也是他從一個直轄市的“一把手”成為社會主義中國“一把手”的第26天。就當時北京的時局而言，他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會引起國內外的高度關注，尤其是國際層面，那些敵對勢力幾乎每天都在關注著中國、注視著中國最高層。
新一代領導人到了長江三峽。這，讓許多形勢觀察家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這是一次事先沒有公開報導的行動。就當時復雜的中國政治局勢而言，對一個還未消除陣痛的大國的最高政治領袖的出行，為什麼選擇了長江三峽，而不是別的地方？我們可以作出一百種的想像和猜測，也可以有一百種意味深長的政治含義，但有一點在今天我們可以肯定了：那就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與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代中國領導人一樣，他十分關注和重視三峽工程以及長江流域的一草一木。
選擇視察長江三峽，在1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開始感覺到了它的深遠意義，而且可以斷定這種認識隨著歲月的繼續延伸，它將會越來越明晰和深刻。
江澤民風塵僕僕來到三峽，先是參觀葛洲壩工程，接著又考察三峽大壩壩址，察看荊江大堤。在從沙市順江而下的船上，他詳細聽取了關於三峽工程的專題匯報；到了武漢，又參觀了三峽水庫泥沙模型試驗。 4天時間，江澤民總書記邊看邊聽邊問，從三峽工程的效益到實際問題的解決方案，了解得非常具體。這次實地考察，進一步堅定了總書記的決心：三峽工程要爭取早日上馬，把幾代人的偉大理想在我們這代人手中變為現實。
該上馬了，幾代人的偉大夢想，該到我們這代人手裡變成現實了！三峽人民該有一種實實在在的企盼了14天的實地考察後，江澤民總書記說了這樣一段非常肯定和堅定的話。
這一次考察長江水情和三峽工程，對江澤民來說收益不小，一是使他對長江中上游的水情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二是幾十年來戰斗在水利和三峽工程籌備一線的知識分子們忠於祖國、熱愛三峽事業的精神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24日，江澤民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便來到正在醫院的李鵬病榻前，一邊勸李鵬：“既來之，則安之。人在長期緊張疲勞之後容易發生毛病。”在談到去長江視察的印象時，江澤民認為上三峽工程是必要的。
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祇有靠發展經濟，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此刻的新一代中央領導們，心中裝得最多的還是鄧小平所交代的話。
在江澤民同志視察三峽之前，時任總理的李鵬和黨中央、國務院其他領導同志，也多次來三峽考察。李鵬總理的足跡，先後4次印在三峽壩址中堡島，印在了三峽庫區移民的家中。
是啊，長江實在太大，大得連任何一位想主宰它的領袖在它的面前都感到一種巨大的壓力。身為水利專業出身的李鵬總理，他從小生活在共和國第一任總理身邊，那是位深受人民愛戴的人民總理。可即便是周恩來，在三峽問題上，他所經受的壓力也非同一般。有一回，他在聽完三峽工程論證會後，面對專家們的爭論，周恩來極其鄭重地對大家說：“太急容易出亂子，長江出了亂子不得了，長江出亂子不是一個人的事，是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問題。”又說，“長江上如果出了問題，砍頭也不行，這是國際影響的問題。”時隔不久的1990年春，“兩會”按慣例在北京召開。這一次會上，江澤民總書記收到了一份由當時的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轉來的幾位政協委員聯名的提案，題為《建議將長江三峽工程列入“八五”計劃》。王任重在附信中向總書記建議，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幾個半天時間，聽聽有關三峽工程的匯報”。
中央領導迅速對此作出批示。之後的國務院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便開始了實質性的工作，並由此成立了以國務委員鄒家華任主任，另3個國務委員王丙乾、宋健、陳俊生任副主任的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後3人分別還是財政部部長、國家科委主任和國務院秘書長，可見三峽工程的分量！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其實早在1986年就開始了，這應該說是中國人做了幾十年“三峽夢”後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實質性決策。這一決策首功歸於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後，就開始把目光投向了三峽。 1980年，鄧小平從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東方紅32”號輪，那一路上長江的滔滔之水給我們的總設計師帶來了滾滾思緒，面對這條同樣養育了他的母親河，他感慨道：“看來，不搞能源，不上骨幹項目不行，不管怎麼困難，也要下決心搞。錢、物資不夠，寧可壓縮地方上的項目，特別是一般性的加工業項目。這些小項目上得再多，也頂不上事。”1982年11月，鄧小平在聽取國家計委準備興建三峽工程請示匯報時，果斷地說：“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針對當時一些人擔心三峽工程動起來後涉及面太大而出現所謂的“政治問題”，鄧小平又明確地指出：“只要技術、經濟可行，對國家經濟建設有好處，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這就是最大的政治。”一錘定音！從此，建不建三峽工程其實已不再是一個爭議的問題。可三峽工程實在太大，大到連許多專家都想不到的問題也出來了。 1984年2月，第二屆國際水利問題裁判會議上，突然出現了一個令中國水利代表團不曾預想的事件：西方二十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向國際水利組織和本次大會提出了一項旨在以所謂的中國建三峽工程而“造成100多萬移民的人權得不到保證”為由，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提案。
建三峽怎麼還出來了個“人權問題”？中國人感到莫名其妙。老實說，那時我們中國人還不太熟悉人權這個詞，更不清楚西方國家的人權概念。不過，三峽移民問題已經真的不再是簡單的工程中的一個“細節”，而是一個非常巨大而敏感的超國界的大事了！西方人其實這些年來在中國的三峽工程問題上有過太多的“關心”。某國因為想得到一份投標，後來投標失利了，他們就發表文章說三峽工程一旦上馬，如何如何會有幾百萬中國農民將“喪失家園”，“淪為難民”。筆者在庫區採訪時，就有云陽縣的人這樣說：那一年有幾個西方來的記者，想拍一組三峽移民不願離開家園的“悲慘情景”。他們走了一路，沒有找到什麼“理想”的鏡頭可拍，後來假扮成中國記者（他們中有人會說漢語），於是叫了一個家住山腰上的農村大嫂，讓她背一個背簍，裡面裝了不少東西，趕著一頭豬，往山上走，說還必須有哭的樣子。
那大嫂笑了，說我哭不出來。那個記者就趕緊塞上200元錢給那大嫂，並說這是拍“戲”，哭了才像。那大嫂看在200元錢面上，一邊往山上走，一邊抹著眼淚，可還是因為非“專業”，所以總不像。那幾個別有用心的西方記者的陰謀也最終沒有得逞。這還不算，有個右翼組織為了誣衊三峽工程有“人權”問題，甚至在一次國際會議上指著中國代表團的人員責問道，你們中國人建了三峽水庫後會造成污染，你們長江的“污水”就會直衝到我們日本島上，就會影響我們的吃水問題，這是“太大的人權”問題！中國代表團人員一听就覺得對方是無理取鬧，並反問對方：我們中國的長江出口在什麼地方？你們的位置又在什麼地方？那幾個人中總算有一兩人有點地理知識，一算，對呀：長江出口處是在中國的上海吳淞口，離著好幾千公里呢！再說長江出口處的東海海域的水也不會倒流到黃海海域呀！在國際上，少數反華勢力，對所謂的“三峽移民人權問題”的關注更不用說了，而且所花費的本錢已經列入了他們的某些“國家預算”，從20世紀90年代起的歷次國際人權會議上，針對我國的人權問題所進行的一次次“提案”中，幾乎每次都會將“三峽移民人權問題”列入其中。 “提案”的一次次失敗，並沒有讓反華敵對勢力罷休，他們在三峽移民問題上的奇談怪論和說三道四，從來沒有息聲過。
一句話：他們不相信中國人自己能建造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更不相信中國人能在建設三峽如此規模的水利工程中將百萬移民問題處理好！不相信別人能做成比自己更偉大的事，就會想像出那些可以任意歪曲事實的奇談怪論來。三峽移民中的所謂“人權問題”，便成為西方反華勢力喋喋不休的一個話題。
縱觀世界水利史，中國的三峽工程確實太偉大了。它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又一次偉大實踐。滔滔長江，從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脈至上海吳淞口入海處，全長6300多公里，其流域面積達180餘萬平方公里，沿途匯集支流數千條，其中流域面積大於1000平方公里的有437條。全流域年平均降雨量1100毫米，河口年平均徑流量約9600億立方米，水量無比充沛。流域內氣候溫和，物產豐富，養育著全中國一半以上人口，創造著整個國家七成的國民生產總值。長江是中國生存與發展的大血脈，影響著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然而長江之水，在造福於民的同時，又因它的桀驁不馴，致使沿江特別是中下游地區的人民飽受洪水災難之苦。
幾代中國領導人決策三峽工程的目的和意圖非常清楚，一是要解決水患，二是巨大水資源的利用。後者我們比較容易理解，長江每年有960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白白地流入大海，這對一個總體水量並不充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長江白白流走的哪是水嘛！是黃金！是白銀！是我們的血！利用長江三峽大壩的巨大落差進行水力發電，其電力資源可以給中國人提供每年847億千瓦？時，相當於10個大亞灣核電站的發電總量。而規劃設計的三峽水庫，在防洪能力上要做到的是確保“百年一遇”的大水來臨，中下游不受洪災損失。 “百年一遇”是個什麼概念？就是一百年中有一次特大洪水來臨時，長江中下游因為有了三峽大壩而穩穩噹噹生活與生產，不用再像以往那樣，不是“一夢醒來命歸天”或者就是來不來百萬人上大堤“嚴防死守”了。史料告訴我們，在長江有歷史記載的1153年中，最大的一次洪水是1870年，那年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數比唐山大地震多出了幾倍。那一年的洪水流量為8萬立方米每秒。三峽水庫的防洪能力可以保證在84000余立方米每秒。
如此“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來臨時，我們國人也不必擔憂了！其實，長江洪水的發汛同期“百年一遇”，並不是每一百年就有那麼一次像1870年的8萬立方米每秒大洪水從天而降的概念。 “百年一遇”是一種概率的表述，用一個通俗的解釋：一枚硬幣有正反兩面，轉動一下，肯定有時正面有時反面，其概率為50％。但並不是說每轉兩次肯定一正一反，也許是兩正，也許是兩反。 “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也許是一百年中長江一次也沒有超級大洪水，也許百年中就連續來了兩次大洪水。三峽大壩給我們擋住的就是在一兩百年中像1870年的大洪水，不管它來一次兩次，還是一次不來，我們都可以放心。
將來“高峽出平湖”後，三峽水庫所形成的優勢還在於它構築起了一個效益巨大的長江航行新天地。預期到21世紀30年代，通過長江峽江壩址的年貨運量可達5500萬噸，客運約400萬人次。屆時，從重慶到宜昌所形成的660公里的深水航道，真正使我們看到“天塹變通途”的壯麗景象。那時，長江的新一段黃金水道將名副其實，使得它可以同世界上內河航運最發達的美國密西西比河以及歐洲的萊茵河、多瑙河相媲美。
啊，三峽就是這般偉大！偉大得讓一些敵視我們的人無不感到心驚肉跳。
話說1990年，在中央領導的親自推進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正式成立，其後該委員會通過了新編的可行性報告，即著名的“175方案”（在這之前的1984年2月，國務院曾對三峽水庫蓄水到底多高有過方案，當時的方案叫“150方案”，即水庫蓄水150米。正是因為重慶市的同志反對這個方案，後來專家和領導們一起重新商議論證，最後確定為蓄水175米）。
1992年2月20日。中南海懷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此召開。
議題只有一個：討論興建三峽工程的議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會議一開就是兩天，足見政治局常委們對三峽工程上馬的高度重視和慎重態度。最後，常委們一致同意將國務院上馬三峽工程的議案提請全國人大代表討論。江澤民在總結時用非常凝重而響亮的話說，此次常委會正式決定，中央同意建設三峽工程方案，是非常慎重的，他將親自到即將召開的“兩會”黨員幹部會上作工作、作動員。
國務院開始了緊張的提交議案準備。
3月6日，江澤民打電話給李鵬：小平同志建議三峽等項目要有專人抓。
第二天，江澤民給李鵬來電話，說他寫的在“兩會”上對黨員幹部的講話稿請李鵬同志看看。江澤民又說，小平同志非常關心三峽工程的事，要求在“八五”期間就有所作為。江澤民還建議：三峽工程這個項目，由李鵬牽頭，田紀云、陳俊生、肖秧和李伯寧協助。
李鵬表示贊同。田紀云是副總理，陳俊生是國務院秘書長，肖秧是四川省省長，還有個特殊人物李伯寧。關於李伯寧這人，外界不是很了解，但重慶和三峽庫區的人都知道此人。幾年前，筆者在三峽庫區采寫三峽移民事宜時，就听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三峽老百姓中，有些人不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誰，但都知道李伯寧是誰。”可見，李伯寧在三峽的影響。
重慶人民並沒有忘卻李伯寧這個人的歷史功績：不說他在重慶直轄市建立之前為移民試點所作的貢獻，尤其是他試點獲得的“開發性移民”經驗，為整個庫區後來開展大規模的移民工作起到了寶貴的示範作用，單單在他離開工作崗位後為三峽工程上馬所付出的心血也令我們不得不折服。在採訪李伯寧時，他的秘書至今仍記著“老頭子”為了三峽工程“上書”中央的數據：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寧“上書”數量分別為570封和700封，且其中不乏洋洋灑灑的“萬言書”。李伯寧退休之前是國務院三峽經濟開發辦公室主任。
重慶人民應當記住李伯寧這個人，他對三峽工程特別是移民工作所作的貢獻，將載入史冊。還有後來接替李伯寧擔當百萬大移民工作重任的郭樹言、漆林等，他們都為三峽工程和重慶成立直轄市後的移民工作作出了巨大貢獻。
這都是題外話。讓我們再來關注高層關於三峽工程的推進和重慶直轄市設立的歷史內幕吧——3月16日，清晨7時半，秘書向李鵬報告：政協副主席、三峽協調組負責人之一的王任重病危。
“快走！馬上去醫院！”李鵬立即穿戴好衣物，揮手同秘書一起往外走。
但等李鵬總理趕到醫院時，無產階級革命家、三峽工程的堅定支持者王任重已經與世長辭了。凝視著王任重的遺體，李鵬無比悲痛，失聲痛哭。結果是王任重的夫人反過來向他勸慰，說不要過於悲傷。王任重家人都知道，因為三峽工程，王任重與李鵬總理結下了深厚的感情，而王任重作為政協副主席，“兩會”要表決關於三峽工程上馬問題，他就是在連日操勞下才突然病倒的，如今又突然與世長辭……李鵬想起這些，怎能不悲痛萬分？ “只要三峽工程上馬，父親死也瞑目。”王任重的兒子握著總理的手，這樣說。
3月18日，“兩會”黨員負責人會議召開，李鵬主持，江澤民講了兩個小時，他在會上明確表示：中央和我都投了贊成票。這分量足夠重的了，令各位黨員負責人印象深刻。
4月3日，爭論了近40年之久的興建三峽工程的表決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的現場——人民大會堂進行。
那一次歷史性的表決場面永遠地被載入史冊，因為它的過程和場面非同一般。
也許在中國全國人大會議的歷史上從未有過哪一次的表決這樣引人注目，因為它太激動人心了，同時又爭議得太激烈了。筆者當時作為某中央機關報的一名記者，也有幸目睹了那個表決過程——當主席台兩側的巨大熒光屏上顯示出“長江三峽工程表決”的字樣時，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萬里同志起立宣布：現在表決，請代表們按表決器。
很快，會議大廳裡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長江三峽工程決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個人未按按鈕的結果，獲得通過了！那場面太令人難忘和激動了。無論是主席台還是大廳的普通坐席上，許多人相互擊掌慶祝，有的緊緊擁抱在一起，有的在興奮地抹著淚水……
在歡呼的代表中，重慶籍的代表也許最為興奮激動，因為他們都知道：三峽工程的上馬，意味著重慶的地位會加速提升！接下來的好事、喜事，一樁樁地接連湧來……最值得一提的是重慶人3月下旬從報紙和電視上看到了“老領導”當年1月到了南方巡視，並且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講話”。鄧小平的“南方講話”給重慶人一個強烈的印像是：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要邁得更快、更大。
三峽工程緊繫著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換句話說，中國的四個現代化需要三峽工程。要搞三峽工程就必須有強有力的行政機構來承擔這一重任，所以重慶直轄就將被提上議事日程。
哈哈、哈哈哈……
重慶人在朝天門樂得直叫：“啥子美喲，這才是美喲！”想听？當然。太想听了。
好。
在重慶市“直轄”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國”的四川省乃中國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時達1119億，是英國和法國的總和。這在西方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中國就有這麼大，人口就有這麼多。 60億的全球人口，中國四川一省就達1億之巨，這在中外行政區劃史上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
甘宇平同志對我講，自從那次談話後，他回到成都，就遵照省委書記謝世杰和省長肖秧同志的指示，悄然地進行著一項重要工作——準備材料，給中央寫一份關於重慶從四川省分出去的具體方案。當時方案有兩個：一是把萬縣、涪陵、黔江和當時的重慶市加起來，看一下面積是多少，經濟狀況是個什麼樣，糧食總量到什麼水平，地下資源又是個什麼情況，還有財政、人口、環境、社會等等綜合情況。第二個方案是，除上面的萬縣、涪陵、黔江、重慶市加起來外，再加達縣、南充、廣安後，又是個什麼情況。
如果按照後一個方案，新分出來的四川省就只管川南、川西和甘、阿、涼三州了。而川東、川北的較貧困地區就劃歸重慶，用肖秧的話說：這是王國藩窮棒子社。意思是說，新重慶市會承受太重的負擔。
1996年3月15日，李鵬請李貴鮮、肖秧到北京談設立重慶直轄市的籌備工作問題。
1995年10月，中共中央組織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調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張德鄰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這一人事調動，讓下面的人感覺到重慶直轄市的設立只是個時間問題，中央已經對未來的重慶直轄市班子安排開始佈局。張德鄰第一次出現在重慶時，讓山城人民大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人身材高大，說話洪亮，中氣十足，又相貌堂堂，一副標準的東北大漢形象，與一般的重慶、四川男人相比，顯得高大得多。
另一位蒲海清，重慶人對他太熟悉了：他是地道的本地四川人。他的簡歷，重慶幹部中有許多人能背得出來：1961年考入重慶大學，學冶金專業，後分配到重慶鋼鐵廠。 39歲時出任改製成公司的重慶鋼鐵公司總經理，1984年42歲時調任省政府工作，1985年43歲時當了副省長，是位作風樸實、對百姓極有親和力的干部。
蒲海清比張德鄰晚一年多時間回重慶工作。
6月，北京來電，令四川省主要負責人謝世傑、宋寶瑞和蒲海清及重慶的張德鄰到北京開重慶直轄市籌備組會議。
會議在總理李鵬辦公處召開。中央宣布了張德鄰為重慶直轄市籌備組組長、蒲海清為副組長的決定。不日，蒲海清被正式任命為“四川省重慶市代理市長”。
而他仍擔任四川省委常務副書記。
1996年，是重慶建直轄市的關鍵一年。當中央決策要設立重慶直轄市後，一批批的中央領導趁考察三峽工程，陸續來到重慶。重慶人民已經真切地感受到了“直轄市”的熱風已徐徐吹來……
6月14—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帶著6名副委員長考察三峽。
7月上旬，成立重慶直轄市的問題，在四川省廳局級幹部中正式傳達。 7月8日晚，李鵬與蒲海清通電話，問籌備工作進展如何？蒲海清回答：正在抓緊之中。
7月18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協副主席楊汝岱就方案中的涪陵、萬縣兩市和黔江地區的行政撤銷問題，反映下面有些意見，主要是上述兩市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