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英國的著名歷史學家H·G·威爾斯曾這樣告誡過我們：“人類歷史越來越成為教育與災難之間的比賽。”我們都知道英國是個素有絕對化的經驗主義傳統的國家。而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能在這樣一個傳統的國度向全世界發出如此告誡，足以讓我們振聾發聵。
災難是什麼？災難就像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們在睡夢中沒有來得及弄明白是怎麼回事時，二十幾萬人就已經命歸西天；災難就像1999年煙台“大舜”號船被一陣狂瀾掀至海底，二百幾十號人傾刻間死於非命……
災難是什麼？災難就像希特勒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幾千萬人不得不把陽光與愛情拋諸腦後，去投身戰爭與死亡；災難就像“文革”那場浩劫，無數善良的人被推到了審判台並且被處以死刑……
災難有自然的與人為的兩種。二十世紀後，人類面臨的災難越來越多。
威爾斯把教育同災難聯在一起，並宣稱它們之間在進行殘酷的比賽，確實有些聳人聽聞。可是當我們回首今天我們正在恪守的那一套教育方式與方法時，就會發現，我們正在教育問題上不斷地製造著與天災人禍一樣可惡的無數越來越嚴重的災難！
可以置青春生命於死地的災難的最直接和最嚴重的受害者，便是我們的高三學生。
曾經，很喜歡在中午的陽光下，坐在學校的草坪上與學友海闊天空地神聊，高興了，就去盪一盪操場角落的鞦韆。而現在，我早已習慣在曾是快樂閒逸的時光裡，與同學們互相考著數不清的公式、定理和單詞，而那鞦韆的影子，也不知何時已在我心裡生了銹，因為我是高三生。
曾經，常常在抽屜裡藏一本厚厚的小說，趁父母不注意的時候偷偷地翻看，也常常在晴朗的黃昏，邀夥伴去打乒乓球。而現在，我的案頭和書架上，五花八門的參考書堆積如山，而我可憐的球拍早已屍骨無存，因為我是高三生。
曾經，每每迫不及待地複回遠方一個飛鴻，也熱衷於為了博取“壽星”的一笑，在朋友生日之際跑遍一間間精品店，去挑選合意的禮物。而現在，面對青鳥帶來的問候，我的信箋一再空白，我的心底一直“SORRY”，也只能一次次用“生日快樂”的敷衍，代替往年帶給友人的那一聲驚喜的喊叫，不能再像從前一樣心中默念的是“友誼萬歲”，此時心中腦中全是滿滿的語數外史政，因為我是高三生。
曾經，愛在窗外漸漸瀝瀝飄著小雨的夜晚，讓我的小屋裡迴旋起兒縷柔柔的旋律，而我在音樂與細雨的感染下塗抹幾行空靈的文字；也曾愛策劃出一個個諸如“去看海”、“去聽音樂會”之類的假日行動。而現在，我的磁帶盒上已經積滿了一層不薄的塵灰，我的詩乾枯了，無法再浪漫了，因為高三。
曾經，我還有許多曾經，可是，我無法再想這些曾經了看看現在的高三日子，心中不禁掠過一絲絲悵然。失去的，好像很多，然而路卻是自己選擇的——“人生能有幾惶颶”？ ……為了那一瞬的笑顏，我無奈依然緊鎖那顆想飛的心，安安穩穩地在蝸居里苦讀。只是偶爾有不甘心的瞬間，就狠狠地想一想：哼，等高考完了，我要遊內蒙、下海南，瘋狂地“報復”一下！
這是我正準備寫處在高考最前沿陣地的高三學生的心態時，無意間讀到的深圳實驗中學心願同學的一篇作文。
聽聽這個龐大群體的青春生命的沙啞吶喊，我感到的是一種與這位同學同樣的無奈與沈重。我們的官員、老師、家長，還有所有以“有社會責任感”自居的人們，讀此小文，也許會想起些什麼，也許會明白些什麼……
關於高三生，想說的話太多，也太多彩又多悲。平時，我們只注意了他們的升學率，卻難有心思平靜下來聽聽他們的心裡是怎麼想的，現在我們就藉這個機會一起來聽一聽吧，因為這對人們是有好處的。
——高三學生訴說之一
其實，我的學習作息表在初三時就有，那是爸爸媽媽為我參加中考準備的。後來我考進了市重點，於是在進入高三後，爸像指揮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前線指揮官似的命令我：現在的“戰況”會比中考時要激烈緊張得多，你應該而且必須有張以分秒為計算單位的作息表。
於是我趕緊製作高三的第一張“作息表”，大體如下：
5點：起床。
5點10分：穿衣洗漱。
5點20分：吃早餐。
5點35分：離家騎自行車上學。
6點至8點：自習。
8點至11點半：上4節課程。
12點：自修。
13點至16點半：上完下午4節課程。
16點半至18點：兩節強化班課程。
18點至18點半：自行車回家路途。
18點40至19點30分：吃飯外加看新聞聯播。
19點30分至21點30分：做作業。
21點：休息10分鐘。
21點10分至23點30分：自習。
父親對這張“作息表”表示初步滿意，末了他加了一句話：重在質量。他的話中有話，因為在中考時我也是用類似的“作息表”，結果常常在最後的一個多小時裡實在困得不行，伏在書本上睡著了。
“高三了，一生的命運與前程就在這一搏上，你自己應該清楚。”父親的話跟老師天天灌的一模一樣。我感覺就像希特勒真的要打到斯大林格勒了！
但，大人們都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時間表是死的，現實的許多情況是活的，就像戰爭一樣，突如其來的變化是決定能否取得戰爭預期勝利的最根本因素。比如我從家裡到學校需要半個小時的自行車路程。可下雨怎麼辦？有一次長安街上的警察就是不讓橫穿，一定要等一隊長長的國賓車隊走過。整整二十分鐘，我因為急著到校，差點讓警察把我當作“破壞分子”扣到派出所。那天我心裡堵了一肚子火，最後把一個老太太撞倒了，其實我明明看到她在我自行車還離她有一米左右的時候，就“啊呀啊呀”地先倒了下去。這個擦破了一點皮的老太太死賴著讓我拉她到醫院去看傷。我說我是學生，我要上課去，我把名字留給你，如果需要我出治療費，我一定讓我父母來付給你。可那老太太就是不放，說你留的名字和電話如果是假的呢？我的天哪，當時我真想哭，也真想跪下求她，但沒有辦法，她還是死死地拉住我的書包帶不讓我走，更可惡的是，在場的兩個中年人也跟著起哄，不放我走。到醫院一檢查，什麼傷都沒有，只花了二十塊掛號費和一點包紮費。這時老太太才放我走，可已經十一點了。半天課沒有上，我就得利用其它時間補回來。
哪有時間補呀？我每天的二十四小時是嚴格地被安排著，就是拉屎刷牙，也都必須嚴格控制在五分鐘內，否則老爸就會說我是有意磨蹭。那次為了補課，我不得不利用同學中午吃飯和課間休息的間隙，摘抄老師講課筆記。誰知那幾天倒霉事都讓我碰上了，可能中午吃的飯冷了些，不爭氣的肚子就鬧起來了。這一折騰我就開始發燒，一直燒到三十九度五。在醫院一住就是三天，打針、吃藥，吊葡萄糖，那幾天裡雖然我的腦子迷迷糊糊，但躺在病床上的感覺卻是那樣地好。因為多少年裡，我天天都得無休止地早起晚歸，無論刮風下雨，無論烈日暴晒，聽不完的課，做不完的作業，好像活著就是為了填海般地往腦子裡裝知識——誰知道這種知識以後還能否用得著。看樣子爸媽都很著急，看得出，他們大半是怕我耽誤太多的課程，而並非關心我的身體。第三天夜間，我的高燒實際上已經全退，老爸從我的飯量上判斷我可以出院上學了，就對醫生說，明天早晨再測一次體溫，如果不燒了可以出院吧。醫生說正好他們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緊。我心想，見鬼，這麼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幾天才虧呢。於是我想出了一個計謀……第二天8點左右，小護士過來為我測體溫。幾分鐘後，她從我嘴裡拿出體溫表一看，那雙很大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怎麼，又三十八度四了？”說完，她過來用手摸摸我的頭，而這一切，我們配合得天衣無縫。 “嗯，這孩子是沒退燒。”前來給我準備收拾東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幾分急相，他聽完小護士的話後，連忙問：“能不能出院呀？”小護士不高興了，說：“你這個人怎麼回事？孩子的燒還高著呢，你怎麼讓他出院？”我聽著心裡不知有多高興，臉上卻裝出一副極其痛苦的樣子，把頭緊緊地捂在被子裡。當我的目光與老爸那雙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時，趕忙避開……哈哈哈，我太高興了，因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過了三天的“作息表”，這是整個高中三年裡最舒服的六天時間，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歸的六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爭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張“作息表”上漏掉了一個重要內容，那就是周末的兩天。對了，這正是我要向你說的。如果說一二三四五的幾天裡，我是在靠那張用分秒來計算時間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話，那麼週未兩天裡我的另一張“作息表”簡直就是一張“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戰鬥圖。請看——
星期六：
6點起床（比平時我獲得了一小時的優待）。
6點10分：洗漱穿衣。
6點20分：早餐。
6點40分：從家出發，倒三次車，趕到宣武東經路的育才中學。
8點30分：開始在那兒上三節英語補刁。
11點半：下課，在附近吃一頓便餐。
12點：乘車往西城黃城根的四中奔。
13點一直至20點：上完四中的“同步班學習”課程（中間有二十分鐘休息，能吃一個熱狗充飢）。
21點：回到家，半個小時吃完全天惟一的一頓踏實飯。
21點半至23點半：做兩個小時的作業。
星期日：
6點起床（同樣比平時多獲得一小時的優待）。
6點10分：洗漱穿衣。
6點20分至7點20分左右進行一個小時的早自刁。
7點30分左右，與家人共進早餐（這也是每星期惟一能與家人共進的早餐）。
8點半至12點：完成兩個補習學校的作業。
12點至12點半，與媽共進午餐，老爸為了我的學費和改進全家的經濟落後狀況，每週在一位開飯館的東北插隊戰友那兒幫忙一天，早十點離家，一直到晚上九時左右回來。
12點半以後，開始做自己學校的作業，這個任務一般都要到吃晚飯後的前兩個小時才能完成。
21點至24點：自習（這是老爸規定的每星期“法定三小時”）。
週末兩日的“作息表”是雷打不動的時間，其單調與所付出的艱辛甚至超過平時。也許我的腦子裡總有一種想偷懶的意識存在，週末的日子裡，我常常有意跟好脾氣的媽媽作梗。
一次是“雞蛋剝殼”事件。
那天是周六，我依然早上6點起床，等洗漱穿衣完畢，便像往常一樣收拾好書包，坐到媽媽已經準備好了的飯桌前。早餐基本是固定的樣式：一杯牛奶，一個煮雞蛋，兩塊麵包。可是那天我“出奇”地發現了一個問題：每天由媽完成的一道工序，這天不知怎麼被忽略了：雞蛋殼竟然沒有剝好！於是我便大驚小怪地叫起來：媽，這讓人怎麼吃呀！快來快來！
媽正在忙著給外出的爸爸找衣服之類的東西，被我這麼一叫，便趕緊從里屋往小餐廳走。 “啥事？”媽的神色顯得很緊張地問我。
我像老爺似的伸伸脖子，衝著桌面上的東西說：“你看，雞蛋殼還沒有剝呢！”
媽突然感到自己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嘴裡連聲說著：“喲，我咋把這事忘了！”說著就動起手剝蛋皮。媽的手動了幾下就又忽然停了下來，怒髮衝冠地對著我大喝一聲：“你死人啊？這麼大的人怎麼連個雞蛋殼都不知道自己剝一剝呀？”
我呢，死心眼一個，眼睛瞅著牆上的那隻掛鐘，嘴裡卻不自覺地吐出了這句不該說的話：“我是死人嗎？你沒看時間多過了五分鐘呀！我要遲到了你知道不知道？”
這時，我見媽一下像洩了氣似的癱倒在地，雙手拍打著自己的雙腿，悲切地哭嚎起來：“我這是作的什麼孽呀！你這個臭小子，我、我要是死了你怎麼辦呀？嗚嗚鳴……”
媽媽的哭聲把我喚醒了：是啊，我都十八歲了，難道為了上大學而變成一個連雞蛋殼都不會剝的寄生蟲了？假如是這樣，我上大學又有什麼用呢？對得起辛勤的父親和善良的母親嗎？我彷佛自己一下從多年養成的惡習中醒悟，抖著雙手將癱坐在地的媽扶起，並對她說：“媽，是我不對，以後我自己剝雞蛋殼。”媽一聽，愣了半晌，然後破涕為笑，說：“不怪你，是媽耽誤了你的時間。”說著又站起身麻利地為我剝著雞蛋殼。看此情景，我的眼淚忍不住嘩嘩落下，“哇”地一聲撲在了媽的懷裡……媽媽笑了，帶著幾分苦澀，然後指指牆上的鐘錶：該是上課的時間了！我低頭“嗯”了一聲，便匆匆吃過早餐去了學校，但從此，每當我坐在桌前吃起媽媽做好的飯菜以及剝光殼的雞蛋時，心中自然而然地恨起牆上的那隻鐘錶，以及我自己的那兩張“作息表”，我無數次地撕毀過它，可又無奈地無數次重新將它貼到床頭的牆上……當我無比憤恨它的時候，我又會突然想起媽媽的那次癱坐在地上哭嚎和父親每個星期天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家的情景。
我只想好好上完高三，爭取考上大學，這也許是惟一能真正撕毀“作息表”的出路吧！因為我深深明白，那張不起眼的“作息表”，既是我命運的“生死牌”，又是爸媽對我的“希望榜”……
——高三生自述之二
我是個女孩，從小天真爛漫，愛說愛唱，但是考進重點中學後，我的“擅長”被無情地剝奪了，特別是進入高三後，那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家”——我們都偷偷地這樣稱那位年過半百的老師，就更不得了啦，幾乎每天要在課堂上講一通：“同學們，現在是最後的時間了。命運就掌握在你們自己手中，把一切愛好、一切性格全部埋藏起來，集中所有精力，學習、複習、複習、學習……”在她的嚴管下，班上的文學社停了，歌舞組停了，甚至連女生和男生之間的玩笑也停了。如果她見我們同宿舍的幾個女生在中午休息時說段開心話，也會板著臉過來訓斥道：“有時間說廢話還不如多養養精神！快，去午休！”
日復一日，我們往日充滿活躍和朝氣的班級，變得除了讀書和回答問題時有聲音外，彷彿相互都成了陌生人，除了埋頭做作業，就各自捂頭睡大覺。不是沒有想說話的人，也不是沒有想笑的人，只是那個“老人家”時時刻刻像幽靈似的站在我們身後。當我們剛想彼此說一句輕鬆的笑話時，突然發現她在身後站著，神經就會一下緊張起來，剛剛有的一份開心也隨之消逝了……唉，我是個從小愛說愛笑的人，從小學到初中，如果一小時裡沒有從我嘴裡說出一句逗得老師和同學樂彎腰的笑話，有人就會以為我是不是生病了。可是到了高中特別是高三後，“老人家”似乎對我格外嚴管，想必她早已從其他老師那兒了解了我的秉性，所以，只要有同學剛想與我說上一兩句輕鬆些的話，又立馬將後面的話咽回肚裡，臉色也變得非常特別，這時我轉過身，準會看到“老人家”就站在我身後。慢慢地，同學們遠離我，彷彿見了我就像見了艾滋病患者。有一次我真火了，抓住一個原本與我很要好的女同學，抱住她就撓她癢癢。誰知那同學急得大嚎起來，她越嚎我就越使勁摟住她，誰知她竟用胳膊狠狠地捅在我的左臉頰上，在我“哇”地叫疼的那一瞬間，她逃跑了。我當時愣在原地半天沒有動，我心頭感到無比驚駭，難道同學們都因為迎接高考而變成連玩笑都不能開的小膽子“羊羔”了？當我再轉過頭時，我又看到了那個“老人家”——她毫無任何表情地告訴我：下午下課後，到她辦公室去一趟……
從“老人家”的辦公室走出來的那一刻起，我就發誓：高三里，我再不與同學們說一句話！
日子一天天這樣過去，我發現，以往總跟在我身後的那個“老人家”也不再像幽靈似的盯著我了，而且那張古板的臉有時也朝我笑笑，可我覺得她的笑與狼嚎時的猙獰沒有什麼區別。
日子又這樣一天天過去。母親發現了我的問題，說麗麗你怎麼啦？以前人沒進家就听你嘻嘻哈哈的聲音，現在怎麼一晚上不見你說一句話？我揮揮手，朝她說：“別煩我，忙著呢！我要做作業。”
媽媽“仔細”觀察了幾天后，跑到了學校，找到班主任，問孩子怎麼啦？是不是沒考好被老師批評了？還是出了其它什麼事？ “老人家”這回可給我說了一大堆好話，說你孩子現在進步大啦，也管得住自己了，這樣下去考大學一定不成問題。 “我有經驗，女孩子在高三時最重要的是把她那顆玩野了的心收回來，這就等於高考成功了一半。”那“老人家”非常得意地跟我媽侃侃而談。
我媽將信將疑地在家靜觀了我一段時間後，有一天突然走進我的房間，說：“小麗，你明天別上學了，媽帶你到個地方看看病。”我感到很驚訝，問為什麼？媽說：“你別管，我已經向你們班主任請假了。”當時我覺得很生氣，可一想也行，少上一天課，還可以輕鬆輕鬆呢！
第二天，媽媽領著我到了市第六醫院。我一到門口，就不肯進去。因為我知道這是一所精神病醫院，初中時我班的一個女同學在這兒住院時我來過，而今天我媽竟然也把我當作精神病來就診！
我氣極了，不管媽在後面使勁地喊，我氣呼呼地只管自己一個人走路。
回到學校，“老人家”一見我就裝模作樣地過來關切地問我怎麼樣。我沒有好氣地回敬她：“什麼怎麼樣？”
那聲音肯定很大，引得同學們哄堂大笑起來。我沒料到的是這回“老人家”竟一點兒脾氣都沒發，還招呼班上的同學說，以後你們要對麗麗同學好一些。
這是什麼話？我心頭的火更大了。中午休息時，我想找要好的同學透透心裡的火，不想同學們還沒等我把話說完，就連連擺手說好好，是你對是你對，便躲避到一邊去了。
我想完了！於是就聲嘶力竭地喊：“你們是不是神經都有毛病啦？！”說著，我就把一隻茶杯摔了個粉碎，茶葉濺到了幾個同學的床上，但是同學們誰也不發一點兒火。看到大家無動於衷、待我小心翼翼的樣兒，我哭了，悲痛地嚎陶大哭了一場……
之後，媽媽又沒讓我上學，帶我到了一所大學的心理諮詢中心。那裡有個“專家”，聽說還是博士，我媽十分認真地對我說，一定要配合“專家”，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我帶你來之前就打聽了，他們說這個專家治好了很多學生的病，人家還是北京心理學會的什麼常務理事呢！”我媽已經“走火入魔”了，好像真的非要從我身上挖出點毛病來才是。那天我真急了，就在“專家”就診的門口，跟我媽嚷嚷起來：“我什麼病都沒有，狗屁專家我都不看！”媽想不到我會當眾這樣向她大聲嚷嚷，“啪”地給了我一巴掌。當時我的眼淚“嘩”地湧出眼眶，心想這世上還有誰能理解我呀？媽，我恨你，恨你也不知女兒心！看著我媽那副後悔的樣子，我也心軟了，就想既然來了，我也好讓“專家”證實一下自己沒有病。
“專家”的診室就是不一樣，里外兩間，外面的那間牆上掛滿了各種腦神經結構圖，大大小小的，還有外文的，他的書架裡還放了不少諸如弗洛伊德的等書籍，給人感覺他很有學問也很“專業”。
“專家”見我後，先裝作很隨便地問我對當前的“小燕子現象”怎麼看？
就診就這樣開始？我用眼睛瞪了他一下，心想誰有功夫跟你談論“小燕子還是大燕子”，趕緊拿出你的真本事還我清白！
“專家”見我毫無表情，也不回答，便又發出了第二個問題：“你覺得未來的因特網是否可以與人腦連接呢？”
狗屁，你知道人腦怎能與狗腦同樣思考一個問題嗎？這話我是心裡說的，但覺得很過癮，因為我已經認定：這樣的所謂“專家”也是無法還我清白的，或許更倒霉。
算給我說中了。在發現我幾次毫無反應與厭倦之後，“專家”便讓我媽在外屋稍坐等候，帶我進了他的里屋。這是一間約十來平米的小屋，裡面除白白的牆外，什麼色調都沒有，給人一種恐怖的感覺。而這位“專家”則頗為認真地又問了我幾個諸如“你假如真的感到心頭煩躁，就可以在此敞開心扉”、“或者你感到外面的世界對你很壓抑，而在這裡你用不著顧忌什麼，大喊一聲也行，高歌一曲也成”之類的話。聽完他的話，我差點沒笑出聲，心想好端端的人，跟一個陌生人有什麼可談的，真要是在這兒大喊大叫不真的成精神病了嗎？哈，看來所謂的“專家”才是一些有病要醫的人哪！
上面的這些話自然沒有說出口，我也沒有在臉上表現出什麼，只是依然一副冷漠。
“專家”像是使不出什麼招，於是便讓我出診室，他有話要對媽單獨說。
我在門外隱隱約約聽到他在跟我媽說是“不輕的抑鬱症”，“而且患這類病的人容易表現出冷漠、煩躁，嚴重的甚至還會自殺。我這兒有份國外資料證實：大約有百分之六十的自殺者都患有這類抑鬱症……”專家的聲音越說越小，像怕我聽到似的，而我聽著聽著則越發感到好笑，終於忍不住在外面大笑起來。
媽媽趕緊從診室走出來，急切地問是怎麼回事。跟在她後面的“專家”則若有所思地對我媽說：“好哭好笑都是抑鬱症的表現形式。”
我再也壓不住心頭的話，大聲叫嚷道：“你才是抑鬱症呢！媽，走吧，我什麼病都沒有，咱們回家吧！”
媽媽滿心疑惑地看著我，又滿心疑惑地看了看“專家”，然後抱歉地向“專家”說了聲“對不起”。
本來我想在回家的路上跟媽好好談談，也藉機想奚落一下那個所謂的“專家”，可是看著媽在半路上拿著“專家”給我開的方子走進藥舖時，我的心徹底地冷了。
那一夜，我聽爸爸和媽媽吵了很長時間，爸說我媽是神經過敏，媽說她寧可神經過敏一些，也不能因為孩子有病給耽誤了高考的大事。我呢，心想反正自己好端端的，於是只管蒙頭大睡……
不知什麼時候，我突然被媽叫醒，旁邊還站著爸。
“麗麗，你說，今天是上學還是去醫院住院？”媽非常認真地問。
我看看她，又看看爸。我發現爸在朝我笑，於是壯著膽子回答說：“媽，你女兒好好的，自然去上學。我又沒病，為什麼要去住院？如果你不相信，那麼你還像以前讓我痛痛快快地唱首歌……”
爸爸適時地從里屋將我塵封已久的吉他拿了出來。
於是我“噌”地從床上跳起來，像快樂的小學和初中時的樣子，邊彈邊唱了首李玫的《好心情》：
我唱完時，見媽的眼裡溢滿了淚水，她緊緊摟住我說：“我們的麗麗沒病，真的沒病……”
“是的媽，我什麼病都沒有，只是到了高三後；學校不讓樂不讓笑，所以我才……”爸見我們母女倆抱在一起“犯神經”，便忙拉起我的手：“走走，今天我送你上學去，再跟你們老師談談。”
從這天開始，我終於結束了“有病”的日子，重新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緊張而又快樂的高考衝刺中去了……
——高三生自述之三
那天我跟父親的爭執發展到了極點。你們也許認為我可能是考得不好，老師找到家長告惡狀，不是的，那天我考得非常好。數學得了少有的九十三分，而只比坐在我旁邊的班裡第一名少了幾分。這本來是我從沒有過的得意之作，可是老師偏偏讓我傷心得差點跟他打起來。他說：“你能得這麼好的成績？不可思議。是不是偷看了旁邊同學的？”他問這話的時候，班上有好多同學。我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怒火，說：“要是我偷看了別人的，我就是豬。可如果誰硬冤枉我，誰就是豬！”
好了，正是因為這句話，我的老師就破口大罵起來，說我存心欺負他，並把我曾經有過的所有“惡跡”——如進這個高中班是家裡出了三萬元錢才進來的，如在高一時曾得過四個“不及格”，尤其是得過一個“超級高分——7分”全都抖摟了出來。他好像覺得這還不夠，便在我下課回家前先一步找到了我父親……
“你小子丟人丟到我公司裡呀！”一向在外對別人說一不二的父親，回到家第一件事就讓我“老實交待”：“你、你這個小王八蛋，用手指掐掐你的年齡吧！十八歲！十八歲就是法律意義上的成人了！如果你自己還認為自己是個人，你今天就老老實實把事情說個清楚！”
當董事長的父親很少能在晚飯時準時回家，今天必定要跟我“算總賬”了，那架式使我馬上意識到那個“豬”老師找過了他。說實話，從小我就畏懼父親，他急了會真的朝我拳打腳踢。記得上初中時，我因為差了7分沒考上重點中學，他就用鐵榔頭般的大拳揍了我整七拳，打得我以後每次考不出好成績時都能想起那一頓狠揍。高中了，父親的拳頭不再落到我身上，可無數次在我眼前揮動過。說實話，我真的心裡很害怕他。然而這一次例外——
“沒什麼交待的！”我自知沒做虧心事，分數是屬於我的。
“你混小子還嘴硬！”父親的拳頭已經到了我的鼻尖上，我知道這一次已經很難避過了，但仍然倔強地閉上眼，等待他不公的懲罰。
“你給我跪下！跪下——！”父親突然像頭怒不可遏的雄獅，雖然沒有出拳，卻抬起了他的腳……不備的我只覺雙膝一軟，“撲嗵”跪倒在地。
我的頭依然倔強地昂著，但淚水再也無法控制地流淌在兩頰。
“說吧，是不是偷看人家的了？不知道這比考零蛋更可恥嗎！高三了，就剩下幾個月的時間，難道你再讓我用十萬八萬的血汗錢去為你買一個大學上？”父親的眼睛裡在燃燒火焰，聲音一陣高過一陣：“知道嗎？大學的門，不是能靠錢買得了入門券的！即使我拿出全公司的幾千萬元資金，我也沒法為你這混蛋買回一張大學入學通知書！你知道我的錢……”
“我不要你的錢！不要——！”我至今也弄不清當時我哪來的勇氣，我的這一聲吶喊，把一向在家稱王稱霸的父親也給鎮住了。 “錢錢錢，你就知道錢！難道不能相信你兒子一回！”說完，我只感到眼前一片漆黑，整個身子便軟了下來……我虛脫過去了。
那一天后，我在家裡整整躺了三天。母親找來醫生給我掛了三天葡萄糖，但醫生卻無法痊癒我心靈的創傷。父親從那一天起就不再回家，母親說他懶得看到我，見了就會來火。我心想我不也是這樣嗎？也好，眼不見為淨。從床上再起來的我，打定一個主意，我要用我自己的“辦法”來證明給父親看：你的兒子不是孬種。
回到學校，我向班主任提出，或者給我單獨安排在最後一排，要不就安排在第一排，因為這兩處的座位可以證明我以後考試成績的真實性。班主任還算通情達理，滿足了我的請求，將我放在最前面的一個座位。
從此，我開始了為自我奮鬥的新歷程。兩個多月後，期末考試如期進行，我的五門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尤其是數學，成為全班第一，得了九十五分。當同學和老師向我祝賀時，我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因為我要的不是讚美，而是別的。
“好小子，行啊！三日不見當刮目相看呀！”那天，我的腳還沒有邁進家門，就見日久未回的父親從里屋向我迎來。我沒有理他，只管放我的書包。父親似乎並不在乎我的態度，只管高興他的：“這回是你的那個數學老師跑到我公司向我報的喜。看來你小子不是朽木不可雕嘛！”
“好，照目前這樣下去，你明年參加高考問題不會太大了。這下我為你準備的十萬塊上大學的錢，將來可以送你出國留學用了！哈哈。聽著小子，一般來說，班級前三名的學生考大學是不成問題的。下一步關鍵的是你要保持目前的成績。明白嗎？”父親仍在樂得開懷，並側著身子津津有味地發“指示”。
“你真的認為分數那麼重要嗎？”我感到該把心裡話說出來了。
父親睜大了眼，說：“那當然，對你來說，沒有比學習和考試的分數更重要的了！難道你不在乎分數？”
“不。我在乎分數，但還有比這更重要的東西。”
父親眨了眨眼，瞅瞅母親，又不解地問我：“還有什麼？”
“我的尊嚴！”我一字一頓地說完這四個字後，趕緊轉身進了自己的小屋，把門重重地關上……我的兩眼已經溢滿淚水。
“這小子真成大人了啊！”門外，我聽到父親感嘆地說。
——高三生自述之四
你已經聽說了？是的，也不是什麼特別丟人的事，反正高中學生離家出走的不止我一個人，女同學中也有很多人。你問為什麼一定要出走？自己家裡還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是嘛，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到了高三，不知外國人是不是這樣，反正我看中國人都是一個德性——人全瘋啦！學生瘋啦，家長瘋啦，老師瘋啦，總之全瘋啦！
我是重點中學的，中考結束後以為到了重點中學就可以鬆口氣，哪知“天下中學一般黑，重點中學更是黑”。我現在才不相信啥重點不重點，如果要說重點中學的優勢，就是把全市全區我們這些從小學到中學更能適應應試教育的“做題能手”集中到了一起，培養成再高一個“段位”的做題能手而已。信不信由你。我到重點中學後的全部感覺就是這樣，而且這裡搞“考試工場”還給你高戴一隻堂皇的帽子：你們在市“重點”，就是說你們是中學中的高才，大學的門對你們開得最大，多做題、做難題，是你們理當的任務。噓，老師和校長們說這些話時從來氣昂昂的，就像那些舉著大刀砍人的劊子手從來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一樣。
如果讓我現在選擇高中的話，我不會滿懷激情地選市重點了。近三年的經歷，我體會到：“重點”就是比別人更殘酷地摧殘我們這些花季少年而已。十分可悲的是，不知上面的教育局、市領導和社會上對我們這樣的重點中學還那麼吹著捧著是為了什麼？高一高二兩年，我們的所謂“重點”就是要用兩年的時間趕出高中三年的課程來。進入高三後，整整一年時間便是沒了沒完地做題。什麼叫沒完沒了？生活中有人對重複三遍以上的事就叫“沒完沒了”。我真想對電影導演馮小剛說一聲，你應該拍我們中學生的考試，那才真正叫作《沒完沒了》呢！
中國的什麼族最大？是我們“考試族”啊！世界上什麼人最辛苦？是我們“考試人”啊！
每天全市百姓還在呼呼大睡時，大街上有兩種人在奔忙，一是打掃大街的清潔工，二是我們這些背書包的高三生。你6點進校門別以為就是早的了，比你早的已經在教室裡上了近一個小時的自習了——老師天天表揚這些同學，就是為了提醒那些6點後才到的同學。 6點到8點間的兩個小時，常常顯得精彩：老師進門看一眼，就溜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小憩去了，而我們教室裡也總能聽到那些驚天動地的呼嚕聲……哈哈哈，開始我們都會取笑打呼者，後來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變成“打呼族”，不再有人取笑了，倒是大家一旦聽到某某人呼嚕震天時，便悄悄向周圍的人“噓”一聲：輕一點，別吵醒他（她）。瞧，我們多團結一致！這是逼出來的，因為老師家長不會關心我們這些最辛苦的“考試人”。
8點以後開始上課了。於是，數理化文史地的任課老師，便一個比一個能說會道地開始向你轟炸。這個說數學是所有高考中最重要的科目，數學學好，理化就能自然而然地帶起來；那個說語文是高考成敗的關鍵，很多單科成績特別優秀的考生之所以沒有考上重點大學，原因就是被他們的作文分拉了下來、所以語文課抓得好不好，不僅是文科生的重頭戲，更是理科生的關鍵所在；這個說數理化靠的就是多做題做難題，那個說文科的關鍵是背課記題；這個說世界上沒有哪種考試不是靠做題來判別考生優劣的，那個說大學錄取的重點與非重點就在於考分的高與低……所有的話語組成一個意思：考試做題是你們惟一的選擇，也是惟一的出路。
開始的一兩個月裡還真有些臨戰的感覺，但我們漸漸發現，之後的幾個月裡，老師除了把已經做過的難題卷子或者不知從哪兒找來的怪題卷子讓我們重複再做外，並沒有什麼新鮮玩藝讓我們覺得有十分必要去努力，無非就是熟之又熟，剩下的就是人為造成的那些高考緊張空氣。什麼這個月搞“倒計時”，下個月搞“最後衝刺”，再下個月就搞“決一死戰”……黑板報、操場上、飯堂內、廣播喇叭裡，還有宿舍走道，到處貼滿、寫足、喊著有關時刻準備高考的口號標語，使你如臨戰場，甚至像是進入火葬場的殯殮館，一聽那哀樂就深感悲切一樣。
從6點進校到下午6點離校的十二個小時裡，我們所有的感覺就是在監獄或者說是在有監工的資本家廠子裡服苦役。總算回家了，可是高三生的家比監獄和有監工的資本家廠子還黑暗。吃飯時本想輕鬆一下，順便了解了解國家大事，剛剛把電視打開，母親就瞪著眼睛：“不是說好了，高三時天塌下來也不要管外面的事嗎！”在這樣的管制下，去年美國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的天大新聞，就有很多中學生根本不知道。 “誰轟炸誰啦？是不是我們跟台灣打起來啦？”我們班就有好多同學在幾個月以後才關心起這件事，而且鬧出了不少笑話。你瞧我們的家長怎麼說的，我那個親愛的母親就這麼說：“天塌下來，有我們頂著，缺糧了，也有我們去張羅討乞，可是高考的事只能靠你自己，我們沒法替你。你不專心準備高考，對得起誰？”
在母親的嚴管下，我在家裡的另十二個小時，被囚禁在自己的小屋裡。那小屋原來還讓我感到非常溫馨和舒服，因為那是我的小天地，可以在這八平米的空間裡擁有屬於我的全部歡樂與秘密。但高三後，一直認為我“不老實”的母親，特意讓人在我木門上方挖出一個見方的小洞。我看到後就傷心地對媽說：“你這麼搞不是把我當監牢犯嗎！”
母親說：“你要是安安心心在小屋裡學習、做題，還怕別人老來瞅你？”
我無言以對，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從此，我所有的行動都處在母親那雙嚴厲而不可抗拒的目光下。而我的所有行動也是由她統一佈置：吃完晚飯，喝一杯奶，吃一塊水果，然後開始做作業。 22點，休息十分鐘，然後再進入複習做作業，到夜裡十二點熄燈睡覺。一二三囚五是這樣。週六週日的安排，便多了一個上午和一個下午的做作業時間，除了多吃兩頓飯外，沒有改變任何內容。
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小學時母親就和我爸離婚了，原因之一就是父親認為母親缺乏知識和修養，為此母親發誓要把我培養成“有知識有修養”的人。她對我的關心超過了她自己，特別是在我進入高中後，她除了上班外，所有的時間都是在為我服務，圍繞我的學習和考大學轉。這是我深切感受到的，也真是看在母親含辛茹苦的份兒上，我默認了很多事。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覺得不能在所有的事上都由她主宰我的一切了。因為我也是人，一個活脫脫的人，一個活脫脫的年輕人。
我們的爭執開始時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比如我好困睡著了，她就在外面使勁敲我小屋的門。每次她敲門我就一驚，便嚷起來：“你幹嘛不能輕一點？”
母親說：“輕一點你能聽得見嗎？”
她的話讓我感到無奈而又憤怒。
我從小愛聽音樂，隨身聽是我生活中的一個伴侶，上學路上，睡覺之前，甚至看書之中，它都是我忠誠的伴侶。但母親特別反感我帶著它。幾次警告說高三後不能再聽了。我表面上答應，可行動上很難下決心，主要是隨身聽讓我感到枯燥的學習生活中還有那麼一絲絲的快樂。
我依然改不掉在做作業時戴著隨身聽的習慣，尤其是感覺疲乏時，耳邊能有它優美的歌聲相伴會稍稍舒心一些。但母親並不同意我的觀點，她堅持認為我是在有意“分心”。
“怎麼又戴上了？告訴你，你再不聽我可要把它扔到樓底下去了啊！”母親不是在門外敲了，而是走到我跟前，拉著嗓門大聲說話。
我只好暫且收起來。枯燥而又疲憊地重新伏到桌上做那沒有盡頭的捲子。不知什麼時候，我覺得眼皮在不停地打架，抬頭一看時間，才晚上11點。我慶幸方才小憩沒有被母親發現。為了能夠堅持最後一小時的作業，我下意識地從枕頭底下取出心愛的隨身聽，哇，感覺好多啦！
哇，是林志穎的《就是這一天》呀！於是我一邊做題，一邊跟著歡快地哼了起來：
“我倒要看看你怎麼個'天天燦爛，天天思念'法！”突然，我的耳機戛然而止。原來母親像個凶神似的站在了我的身後。壞了！我剛要收起隨身聽，卻早已被手腳麻利的母親用力一奪，轉眼間，我還沒有反應過來，她便把窗子打開了……
“別扔——！”我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趕緊起身想奪回母親手中的隨身聽，可為時已晚。只聽樓下的水泥地上沉沉的一聲“啪啦”，那聲音使我不由得大喊大叫起來：“你想怎樣啦？你不把我也扔下去呀！嗚嗚……”
我又是跺腳又是傷心地哭了起來。然後不顧一切地衝下樓……當我捧起散了架的隨身聽時，我的心也跟著碎了……我跪在隨身聽“犧牲”的地方哭得格外傷心，驚動了全樓的人，最後是母親硬把我拖回了家裡。
從那天的事件後，我跟母親的關係發生了質的變化。凡是她讓我做的事我都跟她頂著幹。而她也怪了，似乎我不願意做的事或者反感的事，她偏要我按她的意思去辦——我們母女倆成為“死對頭”。
時間到了1999年的初夏，這個季節應該說也是我們高三生最緊張的時間。不知電視台怎麼安排的，她是不是對我們學生一點也不了解，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在電視裡推出了《還珠格格》！這電視一放，趙薇演的“小燕子”把我們中學所有女同學都給吊瘋啦！當時學校裡除了高考的複習外，最讓我們興奮的就是“小燕子”的話題。 “小燕子”真的讓我們好愛好愛呀！大人們其實太不了解我們這一代人的心了。根本不是我們這一代人太淺薄的緣故，實在是“小燕子”那無憂無慮、敢作敢為的精神太讓我們這些深深壓在學習和做題的苦海裡的中學生羨慕了！可以說，“小燕子”精神，正是我們渴望而又得不到的、疾呼而又呼不來的形象！ “小燕子”的出現，讓我們感到了一種解脫，一種希望，一種追求！
大人們，你們現在明白我們為什麼那麼喜歡“小燕子”了吧！
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追星族”的一員，但我對“小燕子”的喜愛超過了所有同學，因為我感覺自己受到學校特別是家庭的壓制太多太重了，所以我更加喜歡“小燕子”。從我雖然沒看一次電視《還珠格格》，可同學們的言談中感覺比看過的還強烈幾倍，彷彿“小燕子”就是我性格的化身，我追求的影子。我因此向母親“友善”地提出允許我看一次《還珠格格》，而且我還認認真真地寫下一份“保證書”——保證以優良的高考成績來換得我的這樣一次權利。
“你別給我玩小孩把戲了。我怎麼可能相信你這樣的保證？看電視就會分心，尤其是我不讓你看小燕子這樣半瘋半痴的丫頭，淺薄得不能再淺薄了。我正準備給電視台寫信呢，他們放這種節目到底是什麼意圖啊？引導孩子們都去學些什麼呀？真是的！”母親好像對“小燕子”早有一肚子氣。真倒霉，我算是哪壺不開偏提哪一壺。
那天是星期天，母親說她單位裡要加班，她把飯菜準備好後，吩咐：老老實實在家做作業，什麼事都甭想。我一聽高興得心都快要跳出來了：這下總算有機會目睹“小燕子”的風采了！
“哎，你去上班吧。我保證就在家好好做作業，今天的作業比哪一天都多！”我特意這麼說，後來想想，這話等於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母親用特殊的眼光重重地看了我一眼，沒說什麼便出了門。
“萬歲——”我放縱久被禁錮的心，估計母親已經下到樓底時，便在屋里大聲歡呼了起來。趕緊，先打開電視裝置，然後接上電線……呀，樓道裡突然傳來熟悉的腳步聲——壞了壞了，母親返回來了。我趕緊神速地將插銷拔掉，又將電視裝置重新恢復原狀，然後再飛步回到自己的小屋拿起書本……是母親進門了，是她在電視機那兒停下了腳步，然後在電視機上扒拉了一下，好像檢查有沒有我動過的跡象——我根本沒有回過身，眼睛盯在書本上，可我能感覺到母親在外屋所做的哪怕是最細微的動作。此時我的心怦怦跳得不能再快了！
母親終於走了，屋裡恢復了平靜，只有我的心與牆上的掛鐘在跳動。我像經歷了一次驚心動魄的戰鬥一樣，忍不住自己對著鏡子笑了起來。
我知道母親的精明之處，所以第二次想打開電視時，就有意等待了一段時間。我知道從鐘錶上的時間證明這回母親真的去單位上班了，這時我才去打開電視。
“解放了——！”我伸伸懶腰，極為自在地從小屋走出，毫無顧忌地走到電視機前，掀開布罩，插上電源，點動電視上的按扭……嗯，奇怪，怎麼電視沒有圖像？
我急了，左看右看，電源、天線都是好的呀！是壞了？不對，早上還聽到母親在看天氣預報麼！這是怎麼回事？我畢竟是學過不少物理知識的高中生，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了一個叫我氣得直咬牙的事：母親把連接電源的那個雙腳插頭中的一根拔掉了！
我的媽呀，你這是乾什麼嘛！那是個無法用其它東西替代的玩藝。面對母親的“聰明”和眼前的無奈，我狠狠地敲了敲電視，一個人在屋裡哭了起來——同學們在前一天就告訴我此時此刻正是《還珠格格》痔欹的時間呀！
我正在欲哭無淚、不知所措、強烈地想看一眼“小燕子”的時候，樓道裡不知誰家的門內傳來《還珠格格》的電視聲音：“小燕子！小燕子”——那陌生而熟悉的聲音直灌我的耳朵，可很快聲音消失了，是出來倒垃圾的鄰居把門拉上了。
哇，“小燕子”的聲音太刺激我了！在家惴惴不安的我終於想了個辦法：到鄰居家看一眼“小燕子”！
用什麼法子敲開鄰居家的門呢？對，就說我家電插頭壞了，借把鉗子什麼的。
我撒謊敲開鄰居門時，心頭好不激動，但表面上裝出十分鎮靜的樣子。好客的鄰居哪想到這是我一手“策劃的陰謀”，當我表示對他們正在看的《還珠格格》也願意看一眼時，他們全家人便熱情地邀我坐下一起看。接下去的時間簡直可以用“大大過癮”四個字來形容了。在這個家庭裡，“小燕子”不僅吸引了與我差不多大的一個女孩子，也吸引了她的父母和姥姥，我真羨慕他們全家。讓我想像不到的是，他們在看完當時痔欹的兩集《還珠格格》後，聽說我從沒有看過以前的《還珠格格》，就慷慨地拿出了錄製好的兩盤錄像帶又放給我看……
我完全沉浸在“小燕子”的狂熱之中，發現鄰居家準備吃飯時，才想起該是我離開的時候了。 “對不起，打擾你們好長時間。謝謝！”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別，三步兩步地回到樓上的家。
當我用鑰匙打開防盜門時，發現鎖是開著的，心驀然緊張起來：壞了，媽已經回家了！
“你到哪兒去了？”母親早已站在小廳中央，等候對我進行審問。
“沒、沒到哪兒……去樓下鄰居家借鉗子去了。”我恨自己語無倫次。
“借鉗子？那鉗子呢？”
我傻了，到人家裡半天什麼也沒做嘛！鄰居對我借鉗子的事怎麼也沒提醒一聲呀！真是。
“你那點花花小肚腸，還想瞞我？”母親早已氣不打一處來：“我知道你不等我出門，就急著想偷看電視！哼，真有本事，自己家的電視不會搗鼓，還想到鄰居家借鉗子來！去呀，把鉗子借來呀！”
“我知道是你存心把插頭搞壞的。”我覺得不能不說，尤其是想到鄰居家的那種溫馨快樂情景，以及我與母親之間的不平等。
“知道了你還跑到人家家裡去看？難道你永遠管不住自己偷懶？”母親又開始沒頭沒腦地罵起來，她罵人時的那種尖嗓音最讓我感到刺耳，而此時我感到的不僅僅是刺耳，是刺心，深深的刺著我的心！
也許是積壓在心頭的怨忿太多大久，我自己都沒有想到我的聲音會大得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我不偷懶！我從來沒有偷過懶一一！”
母親大概沒有想到我會如此反抗，她一愣，火更大了，使出她認為大人惟一能製服兒女的手段——抄起一把鐵棍朝我砸來……我真的驚恐得腦子一片空白，因為我想像不出我的親生母親會用鐵棍向她的女兒砸來！
我被求生的本能喚醒了！我退至不能退卻的地方，我的手下意識地抄起放在桌上的一把菜刀並且高高舉在空中……
母親驚呆了：“你你你想殺你媽呀？”
“我就想殺死你——！”我的聲音幾乎使全樓的人都聽到了，於是我家的房子外傳來無比猛烈的敲門聲。
就在這一夜，我離家出走了，什麼都沒帶，便離開了家，離開了母親，一個人在我們小城的一條河邊走了五個多小時，在這陰雨綿綿的五個多小時裡，我呼天不應，喚地無聲，無數次想向湍急的河水中跳去……那是我一生無法忘卻的黑夜。現在我回想起那一夜的情景，我真慶幸自己那一夜沒有做兩件事：一件是我沒有留在家裡，假如真的留在家裡，我難以壓下舉刀殺母之心；二是那五小時的漫漫長夜，使我有機會漸漸梳理我並不成熟的心路。
你們一定很想知道我以後的情況。我可以告訴你們：去年我考大學的機會失去了，但我和母親都不感到後悔，因為我們母女和解了。後來母親在我出走幾個月回家後，重新找了一個中學讓我去讀，我和母親對今年我考大學都充滿了信心。回想起那段難忘的經歷，我只想對所有的家長說一句話，那就是：請在嚴格要求您的孩子努力學習時，不要忘了給他們一點起碼的自由，這樣不僅不會影響他們的高考成績，相反有可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認為這絕對沒錯。
為了“高三生的獨白”部分，我採訪過各地的幾十名學生，在所有接受我採訪的這些高三生中，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那就是他們對現行的教育，特別是“一考定終身”的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學校教學模式提出了最嚴厲的意見也是最懇切的希望，那便是請求社會、學校和家長們給予他們最基本的自由空間、最基本的人格尊重與做人的權利。
“我們大部分人都過了十八歲的成人年齡，不能因為高考而剝奪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權利。我們要求有人權——不是西方政界指責我們的那種人權，是我們作為新世紀一代中國青年人應有的那種既有嚴格要求，又能體現我們健康快樂與自由個性的人權。”一位現在就讀於北京某著名學府法律專業的學生如是說。
關於學生的人權概念，我問過不少家長，他們在沒有前提的情況下的回答顯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觸到自己子女的實際情況時，其回答又讓我感到吃驚。
“孩子的人權必須建立在一種有所約束的條件下，比如他們應該在完成學校和家庭對他們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才能談論此事。”——這是一位在大學當人文教授的學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兒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逃學生。這位教授是在恢復高考後圓了大學夢的“老三屆”生，他的體會非常深切：“我的結論是，在中國尤其是現在或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沒有高學歷，就意味著你失去社會對你的尊重與選擇。設想一下，一個沒有高學歷的人，想讓社會來重用你，那除非在你通過無數次、無數年的艱苦拼搏後才有可能，而有高學歷者可以在走出校門時就獲得社會給予你的種種機會。難道我們作為家長，有誰真心想讓自己的兒女在無盡的努力與等待中來讓社會承認和選擇他嗎？不會的。那樣的代價不僅僅是時間和金錢的問題，而且也是整個時代與民族所不允許的。”
不能不說這位高談闊論的學者的話沒有道理，但誰又能為我們的孩子想一想呢？
“剝奪了權利，剝奪了自由，剝奪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們不就成了一種機器嗎？一種讓家長、讓學校、讓一個用先前的那種模式製造出來的一代嗎？這就是你們大人們天天說的時代進步、社會發展嗎？再說，當我們一個個變成考試機器後，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創造、我們的幻想、我們的靈智，還有我們的愛情都被混滅後，這個世界、這個時代還有什麼是可以吸引我們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還有心跳的殭屍吧，阿門！”學生們這樣告訴我。
我想用實例來回答不少家長和老師在這一問題上的某些固執之見，它們實在值得大家深思。
實例之一：《貴陽都市報》刊發的一位中學生
敬愛（的）爸媽：
我已不存在，請不要悲傷。我很對不起你們，請原諒。
我知道你們把我養這麼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沒有報答過你們。我的成績從來沒好過，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我有想死的念頭，我曾經有過幾次想死，但是我還是不願意過早地死去，但是這一次，我已經徹底地絕望，並不是什麼原因，而是我己感到，我是一個廢物，樣樣不如別人。而且由於沒有交成績冊和補課本，（老師）沒有（讓我）報到，也沒有（發給我）課本，今天我們班上來了個新生，侯老師對他講：“後面的同學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已被老師列入差生行列了。我也感到很絕望。下午，我去問老師，星期一交行不行？據同學說，他假期作業有兩道數學題沒做（沒有通過小組檢查），老師說：“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課。”我真的絕望了。
我也想過，我一死會給你們帶來什麼呢？有壞處、有好處，我一死，會給你們精神上加了不少壓力，好處是我一死，你們可以節約一大筆錢，你們可以不用愁我的開支，你們可以盡情地遊玩，坐飛機、坐火車、坐輪船，而不用為我擔心。我死了，也不要傳開來。因為會帶來別人所講的閒話，使你們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給我寫信，你們盡情地玩樂吧，你們也不要想不開，存摺密碼是1122。來生再見。
李淵
97．2．20 10：17
另加一句：媽媽，不要責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責怪媽媽。
記住。
據貴陽的市民講，李淵死後八天，報上刊出了這封遺書，幾乎所有的貴陽人都為如此懂事的小李淵惋惜和痛心。李淵是位中學生，他的遺書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死因並不復雜，但卻令人深思。那個老師簡單而又殘酷的一句“差生”和一個“不交作業就不讓上課”，使早已對死讀書和以分數論優劣而絕望的小李淵產生了想死的念頭。而李淵對死所表現的那種冷靜和死之前周到地為父母考慮的那種成熟，更使我們為失去這樣的好孩子而痛惜萬分！
我們從遺書中不難看出，雖然李淵只是個中學生，但他有思考和處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樣，在他的眼裡，人生盡興地玩樂是最大的難得、最大的幸運、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聽起來十分幼稚卻無比真誠的“你們盡情地玩樂”來祝福自己的父母。讀到這裡，我們都能感到中國的孩子們因為上學而受到的心靈創傷是何等的嚴重！
實例之二：見《北京晚報》1999年1月26日報導（記者張鵬）
本報訊：一個十九歲的中學高三生在沒有深仇大恨和嚴重矛盾的情況下，竟然用極其殘忍的手段將自己的親生母親殺死後碎屍拋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朱字故意殺人案帶給人們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審中，旁聽席上座無虛席，被告人朱宇被帶上庭後，人們發現他還是一個臉上顯露著稚氣的男孩，然而當他用平靜的口吻敘述所做的一切時，人們被深深震驚了。
今年十九歲的朱宇正在上中學，面臨著高考，他的家庭物質生活優裕，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對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3月，朱宇萌生了殺母的惡念。朱宇說他對母親的不滿是從1996年開始的，當時他父親因肝病住院，後來終因病重去世，他認為父親的病本來可以救治的，但母親怕花錢多沒用好藥，所以父親才死。父親死後，母親與一個男人來往密切：朱宇認為母親就是為了這個男人而不去救父親，平時因朱宇的母親對他學習管得很嚴，母子倆經常爭吵。去年3月25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親反對，兩人又爆發了一場爭吵，朱宇在這一天起了殺心。
朱宇找到同學崔楠，把殺母親的想法告訴了他，讓他幫助一起幹。由於兩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於是兩人開始了周密的準備工作，朱宇翻閱了一些案例資料和有關人體生理解剖方面的書籍，接著買了一瓶鎮定劑和一盒感冒沖劑。 3月28日中午，朱宇的母親匆匆從外面趕回家中，不顧自己感冒，準備幫助兒子溫習政治，準備考試。朱字佯裝關心母親，就去沖了一杯感冒沖劑，他把碾碎的鎮定藥放在沖劑裡，母親喝了藥，不一會感到很困，就進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個多小時，直到母親睡得完全沒有知覺了，他和崔楠用早已準備好的尼龍繩猛勒母親的脖子，又割開了她腕上的動脈，殺死了親生母親。
朱宇和崔楠將他母親的屍體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拋入一公園湖中。然後朱宇到派出所報案說他母親失踪了。接著他找人打開了母親放在家中的保險櫃，拿出一張八萬元的存單，兌換了現金，給自己買了BP機、手機等物，並且籌備著用這筆錢開一家咖啡廳，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機關懷疑並拘捕。
在庭審中，北京金橋律師事務所的何桂深律師擔任朱宇的辯護人，他認為由於父親過世，高考緊張，和家長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溫暖等原因，朱宇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嚴重的人格障礙，使思維意識逐漸偏離了現實，導致了他殺母的罪行朱宇的事同樣引起了北京市廣大市民的強烈反映，《北京晚報》在披露此事的那幾天裡電話不斷，因為法庭審理此案時正值當年高考生緊張復習的最緊要關頭。據值班編輯介紹，市民們的來電中，除了一部分人覺得朱宇這樣連親生母親都要如此殘忍地殺害，且殺害之後又採用惡毒的手段，必須嚴刑制裁外，很多人指出：朱宇殺母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親太看重和逼迫兒子的高考學習。有位與朱宇同時正準備參加當年高考的學生在電話裡對編輯說，像朱宇殺親生父母的心他們同學中不少人都有。 “因為大人們為了讓我們考上大學，簡直把我們當作牲畜一樣對待，我就被父親用皮帶抽過好幾回。當父親在空中揮動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時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斷他的手，並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問他一聲：我是不是你的親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應該對我這樣狠毒；如果不是，那你這樣打我，我就可以殺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賬時我不怕，因為我是在自衛……”一位高三同學用親身的感受談了自己對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寫到朱宇這件事時，朱宇這位只有十九歲的高中生，已受到了法律的嚴厲制裁。我與審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進行了交談，問他們朱宇殺母與他母親對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沒有直接和必然的聯繫。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為朱宇自己“悔悟”時曾談到，他母親平時工作比較忙，對他的要求只有一個，就是學習要好。母親在朱宇的父親死後，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後不可能跟兒子過一輩子。但作為對前夫的一個交待，兒子必須考上大學，也只有兒子考上大學，她才能既對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後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對朱宇上大學的事逼得特別緊，甚至有種非考上不可的強烈和迫切的願望。鄰居介紹，朱宇從小聰明，腦子反應快，學習也不錯，但因為他在交女朋友後成績有所下降，他母親就大發雷霆，不是採取正確的引導，而是逼得更緊，不許他放學後隨便亂跑，星期天也不能隨便出家門。朱宇認為，母親這樣對待自己，如果一旦高考不能錄取，他不就成了母親生活中永遠的絆腳石了嗎？母親不就會採取更嚴厲的手段對付自己嗎？與其母親不要我活，還不如我先不讓她活。就這樣，在不懂法的前提下，朱宇便有了常人不可理喻的極端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