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世界平靜地度過了一個沒有全局性戰爭的和平時期。但是，人的本性決定了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地方總是處在激烈的爭鬥中。自人們可以使用筆記對目機、攝影機以來，幾乎每件重大事件都被詳盡地記錄下來，但人們遺憾地發現：關於中國高考這場特殊的“大戰”，卻沒有入將在現場所目擊到的一幕幕戰火紛飛、硝煙瀰漫的戰況入木三分地記錄下來，所以我一直在尋找這種機會。
中國是個考試大國，每年參加高考的大軍在千萬人左右。這樣的“戰事”，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為世界所絕無僅有。在新的世紀之後，中國高考的這種空前的“戰事”，或許會發生很大變化。因此在20世紀末的最後兩個“高考大戰之年”裡，我著意做了精心準備，直接和間接地進行了“戰堤焐訪”，並動員了一些不同戰場上直接參戰的考生們，一起與我用近景記錄了下面這些並不被載入中國教育史的另一類史詩性的戰況——
北京。中國首都。
這座皇家古城現今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每一次動用特別的“戰事”手段一戒嚴，都會引起國外關注。北京是全國所有地方戒嚴最多的城市，一件重大的國事，一個重大的節日，一次重大的騷亂，都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戒嚴。
戒嚴，在北京習以為常；然而戒嚴對北京人來說又很反感——那是一種心理和行動上受壓抑的管制。但只有每年一度的那三天，人們對“戒嚴”特別歡迎，這就是7月7、8、9日三天的高考日子。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高考需要全城的警察出動。我問西城公安局的警察同志，他們笑笑也一時答不上來。 “總之有好些年了，慢慢就成了習慣。”一位老幹警說，這事現在好像每年都有上面的佈置，可開始時上面並沒有作為一項任務來佈置，而是我們下面執勤的同志自己聯合起來做的。他說，最早他們分局處理過一件因為中途堵車造成孩子沒能按時進入考場，孩子的父母大鬧分局的事件。那考生的父母打的，在長安街的一個路口被堵住了，一隊國賓車隊正要通過，那時交通條件差些，一次國賓車隊從開始警戒到通過，前後需要近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而這個考生就是在這時給耽誤了。
高考年年進行，我們的國賓車隊也說不准什麼時間又上長安街呀，誰能保證每一年沒有三五個考生給耽誤了考試時間？我因這“不可抗拒的因素”有些為考生們擔憂。
老民警笑了：也不知是不是真有人向上面反映。反正我們交警中有傳言：大考開始，國家主席也讓路。信不信由你，總之這幾年我們在路面上執勤有體會，如今哪一年高考都沒有因為中央領導的車隊或國賓車隊把路給堵死了！
真是絕對的好新聞：大考來了，全國上下都讓路！
從民警的口中我還知道了許多有意思的“戰事趣聞”：
有一個民警十幾年來只要每到7月7、8、9三日，是不是他的班，他都要堅持上崗，不管天有多熱，下著多大的雨。這位民警從來不說是為什麼。大夥開始以為是他家孩子也在參加高考，可三四年後為什麼他還認認真真堤煳加“高考戒嚴”行動呀？後來有人經過苦心“偵察”，方知這後面還有一段動人故事：該民警同志是老知青，十幾年前他和女朋友一起回城後，便各自找工作。他的女朋友比他小幾歲，回城那年還有最後一年的高考機會，但是就在這一年她參加高考途中由於心急人慌，加上車多人擠，結果在一個路口被一輛小車撞傷，後來送到醫院搶救無效身亡。臨嚥氣時，她緊握著這位後來當民警的男朋友的手說：希望他以後當個民警，在高考那幾天好好執勤，不要讓自己的悲劇再發生在別人身上。後來她的男朋友真的當上了民警，並且十幾年來始終如一堤煳加著高考三日的執勤任務。
“能找到這位同志嗎？”我向西城分局的民警打聽。
人家笑著對我說：“這樣的人物恐怕每個城市都能找到吧！”於是，他們就給我講起他們自己經歷的事：早些年，有個派出所突然擁進了一大幫人，是五六個男男女女把一位司機押到了派出所所長辦公室。所長見激憤的人們押的司機是他的老熟人。那司機一進派出所看到自己的老“哥們儿”在，頓時便神氣起來，哭喪著臉叫屈：你評評理，我好好的在馬路上正常行駛，可他們一大群人堵在馬路中央就是不走，我按喇叭他們也無動於衷，後來我連按了幾下，他們就把我從車門裡拖下來，這一吵起來，他們就把我押到你這兒來了。好啊，現在該由大哥你來斷一斷這個理！派出所所長還是第一次見這等糾紛，轉頭問那些義憤的人是乾什麼的？人家沒好氣地回答他說：都是考生家長。派出所所長一听就暗暗一樂，轉身對開車的司機說：今天算你倒霉，人家是贏家，你輸了。那司機滿臉狐疑：你老兄今天怎麼胳膊時朝外拐了？所長狠狠地用手掌在桌上一拍：你知道我兒子今天在於啥？他在考試！懂嗎？他也在參加高考！你小子知趣點，這幾天開車最好繞遠一點，否則要碰上我——哼，說不定連你的破車也給砸了！那司機還在那兒愣著，那群人則哄堂大笑起來，他們歡欣鼓舞地擁簇在所長身邊，山呼“萬歲”。
民警們笑著說，高考三天裡，最倒霉的要算司機了，他們是有理說不清，弄不好還會被重罰狠揍哩！ “而且我們要告訴廣大司機同志：這幾天中，沒有你們說理的地方，我們就是向考生和他們的家長偏心……”
又是一個歡欣鼓舞的“內部新聞”！
據北京東城、西城和海淀幾個主要的公安分局介紹，每年一到高考期間，他們總要處理幾起考生家長與司機師傅之間的衝突。有一次海淀區發生這麼一件事：一個送礦泉水的司機師傅急急忙忙地載著一車礦泉水正跑得歡，突然大馬路上“殺”出五六個人來，看樣子也不是什麼警察或業餘“馬路天使”！司機就趕忙按著喇叭讓他們走開，這一按喇叭不要緊，擋在馬路上的五六個人一下變成了凶神似的衝過來打開車門就把他拖了出來。這師傅沒弄清自己哪兒出了問題，以為有人要搶劫，於是便大聲喊道：“救命啊！有壞人搶劫啦——！”他哪知這一喊就更倒霉，有人不知拿了一塊啥東西，“嘩啦”一下綁在他嘴上。完了完了，這司機心想今天可是遇到了殺手。他一心想著活命要緊，搶劫者不就是要錢嘛！於是他就一邊“嗚嗚嗚”他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邊趕緊從口袋裡掏出錢包，塞給那幾個“搶劫者”。可“搶劫者”拿了他硬塞過來的錢包不知如何是好，愣在那兒直搖頭。這個司機一看這光景心想今天可要死定了：人家連錢都不要，一定是要他的命啊！他頓時嚇得大汗淋漓，便“撲嗵”一下跪在地上，向這幾個“搶劫者”磕起頭來。那幾個“搶劫者”先是一愣，隨後哈哈大笑起來，並且趕緊給司機解開嘴上綁著的毛巾，又將他從地上扶起，告訴他：“你當我們是什麼了？我們是高考學生的家長呀！”司機不信，說你們是考生家長干嘛要綁架我？人家又樂彎了腰告訴他：那不是綁架，是因為你剛才按了喇叭，大夥才急了。司機這才出了口大氣，他正想發作大罵一通，可想了想竟然把嘴裡的髒話都收了起來，轉身從車上抱下一桶礦泉水，說送給你們了，省得你們在大太陽底下口乾舌燥的火氣那麼大！這回輪到考生家長們不好意思起來，說我們剛才做得也過火了一點，差點把你嚇出毛病來。師傅樂了，說我不知道城里高考時，你們家長還在為子女站崗放哨。我孩子也在河南老家考大學，這杯礦泉水算我的一份心意，你們代我一起為我的孩子盡份心吧。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事，幾位北京考生家長聽了這位到首都來的河南老鄉的話，心頭好是感激和歉意，當他們分手的時候，雙方的眼裡都噙滿了淚花……
聽過民警們“戲說往事”後，我覺得太有必要到現場“看景了”，於是在離家最近的北京四中考場的“西黃城根北路”一瞧：可不是，三四百米長的南北路口，都有警察嚴加把守，一輛輛必須經過的車子小心謹慎地駛過四中門口時，連斜視一下都不敢。再看看家長們一個個兩眼瞪著馬路，隨時準備抓住那些敢按一聲喇叭的“小王八蛋”！那情景與神態，就連我這個騎自行車的都嚇得不敢按一下鈴。
真是了不得。我提醒自己：這裡是戰場！
四中離中南海、中央軍委等國家首腦部門太近，考生們得到的警衛也格外特殊。但是同一個城市的其它考場就沒有這樣優厚的照顧了，有一大我騎車路過十三中觀望“戰況”，不想一進路口就有人喝我下車。我問為何？一男一女就晃了晃袖子上的紅套套，說：對不起，師傅，我們是給孩子們義務執勤的。
我明白了，這是考生家長自動組織起來的“糾察隊”。這裡已全民皆兵。
“不這樣不行。我孩子是第二年參加高考。去年也是在這十三中，他說本來一進考場就緊張，外面的汽車喇叭一響，他就走神。我也不是特別信這個，但孩子說他去年差幾分就因為這干擾鬧的，我權當是真的吧。所以今年我主動為他站崗放哨！”一位家長聽說我是來採訪的，便跟著聊了幾句。那個女同志過來湊了幾句，說她寧可相信這是真的，也決不讓一輛車子瞎按喇叭影響她的女兒考試。可見戰爭能使人們眾志成城。
家長們告訴我，有的地段專門有警察在考場門前執勤，但他們孩子的考場門口沒有警察，所以大夥就自覺組織起來。 “都是義務的，可大家都搶著在烈日里'站崗放哨'，都是為了孩子唄！”一位女家長給每位“值班”的人送來一瓶礦泉水，兩天中，她已經掏錢買了二十多瓶飲料，她說話的神情顯得非常高興。
正如一位軍事專家說的那樣：戰爭有時往往會增進人們相互之間的特殊情誼。
1998和1999年的高考期間，北京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情況，就連往年悶得令人透不過氣的天氣也變得爽朗風涼，但在全國的其它“高考戰場”上，情況則大不相同。
1998年的7月7、8、9日，正是南方的長江沿岸和北方嫩江特大洪水氾濫的緊急時刻。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數百個縣處在洪水包圍之中。往年一到高考，這幾個高考大省幾乎從省長到百姓，人人放下手中的重要工作全力投入到確保考生們順利通過高考的大事中去。現在不行了，滔滔洪水根本不把數以萬計的考生命運和他們家長的心事放在眼裡，依舊呼嘯著沖向校園，捲走課桌與書本……怎麼辦？ 7、8、9三天，是全國不變的高考“戰爭日”。
“就是用我們的身體擋著，也要保證考生們順利地進入考場！”前線總指揮部傳來溫家寶副總理的命令。
於是災區沿途的各省市、地、縣都下達了一道特別的戰書：7、8、9三天的高考時間裡，所有考場地段，允許實行特別警戒——這是一道深得民心的命令。
現在就讀北京林業大學的一位湖北籍學生告訴我：他家離縣城四十多里，考試前，他從縣城的學校回了一趟家，本想把高考準備得更充分些，沒想到的是他剛回到家，洪水也跟著進了村子，轉眼間，他和村上所有的入都被接天而起的洪水圍困在一個小上丘上。他在走出家門時連一件穿的襯衣都顧不上拿，但他卻把準備參加高考的書包背在了肩上，他父親和母親讓他幫著牽引的那頭耕牛被洪水沖走了，在洪水圍困的那幾十個小時裡，全村人都在掙扎著活命，惟有他仍靜靜地蹲在地上看書。父親過來從他手中一把搶過書本就往水中扔，說你看看這都什麼時候了，還想著念死書？他二話沒說，一個猛子跳下水，撿回了書本，然後非常堅定地對父親說：政府會想辦法讓我們準時參加高考的。村里的人取笑他真是書呆子，連命都保不住了，還在做著大學夢哩！ 6號傍晚，當村上的人全都認定他的大學夢將被洪魔吞滅時，突然遠處傳來一陣隆隆的機動船聲，隨即聽到有喇叭在喊：這個村上有沒有參加高考的呀？我們是專門接送考生的，有的話請馬上跟我們走！第一個聽到的不是他，是他妹妹。起初他不敢相信，後來村上的人告訴他這是真的，他和父親都哭了。臨上船時，全村的人都為他送行。大夥說：小娃子，就你運氣好，今年一定能考上大學！為我們全村爭光吧！他點點頭，向滔滔洪水圍困中的父母親和拯救著全村人的小土丘默默地發誓：放心，我一定拼全力考上大學。後來他發現，那隻小機動船是縣政府抗洪前線指揮部特意為接送那些被圍困在洪水中的考生而專門抽調過來的。
那一夜，機動船不知行駛了多少地方，一直到天明，將他和其他十幾位考生送到了縣城。那澤國里的縣城，與他前幾日離開時早已完全不一樣了，街道成了一條條“河谷”，樓房像暴風雨過後漂在水而上的一張張失去光澤的荷葉，但只有迎送他們的一隻只打著“考生專用”旗號的快艇與機動船，像巴頓將軍的那輛“三星”戰車，驕傲而威武地行駛在泱泱澤國中，沒有阻擋，一路暢通。這位學生說，他從未感受過如此莊嚴和神聖的旅程。 “機動船載著我們這些考生，就像威武的戰車載著一隊英雄一樣駛向戰場……時間非常緊張，因為一路上險情不斷，中途不斷又有考生被接上船艙，但大家表現得特別冷靜和沈著。機動船到達考場時，離開考時間只有十來分鐘，但我們誰都不感到緊張，後來我們那些走進考場的考生都認為自己發揮得比平時要好得多。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家在關鍵時刻深切而強烈地感受到了祖國對自己的關愛之情。”
1999年，中國又一一次經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驗。雖然全國有三億多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災難的襲擊與困擾，然而我們災區的數百萬考生們則是幸運兒，他們不僅絲毫沒有因此耽誤大考，而且獲得了最真切的關愛和幫助。這也許是中國歷年高考大戰中最精彩的一景。
那天碰到老唐純粹偶然，沒想到一向花錢比抽血還珍惜的這位老同事卻悄悄告訴我：這幾天他們全家都住在三星級賓館。
“幹啥？是不是換了新嫂子在城裡度蜜月？”
“去去。你那老嫂於連我每月的零花錢都一分分地數，我有能耐休了她？”老唐實情告訴我，他是為了高考的女兒，特意住了一個星期“假日飯店”的一套標準間。 “你別說，人家三星級又有熱水又有空調，就是跟在家過不一樣。”老唐看看表，便非要拉我到他住的賓館一坐。
“假日飯店”並非在京城鬧市和商貿黃金地段，所以平日客流量不是很好，但客房價格卻不低，一個普通標準間在四百元以上。老唐領我進到七層他住的那套房間，裡面除了兩張單人床外，另有一張行軍床。
“我們全家三口這幾天都是在這兒過，晚上擠一擠，就可以省下好幾百元錢，再說晚上我和你嫂子根本瞇不了一兩個時辰，所以從家裡搬來一張行軍床對付著。”
老唐在一邊解釋，而我則笑他仍然那樣會算小九九。
“我哪能跟你比，一出手就是幾十萬字的大部頭。你離開報社後，報社的骨幹更少了，我這個副總編成天做校對工，一步都離不開。所以只能吃一千來塊錢的死工資，這社會主義幹的！”老唐還是老樣子，幹起工作一副革命老黃牛樣，說起話滿嘴半“反動”。
“說說，這回怎麼捨得花大錢住高級大飯店？是為了乾金成鳳不是？”我揶揄他。
他笑笑：“是你嫂子下的決心。她說她單位上有個同事去年就是用了這個辦法，結果孩子參加高考考出了好成績，上了名校北師大。所以你嫂子說，在孩子緊要關頭，捨得花一兩千塊錢，要是考上一個重點大學，不就都有了嘛！我一琢磨她講得有道理：要是這幾天不能讓孩子休息好，考試差上幾分，一旦考得不理想進不了大學就不用說了，即使考上了，好校與差校含金量就大了去了。以後大學畢業名牌學校人人搶，次學校、次專業，求姥姥告奶奶也找不到合適工作，到那時就不是賠一千兩千的事。我一想對呀，一咬牙就全家搬進了這家離考場最近的飯店。”
看來孩子的高考也讓老唐變得明細起來了。 “一家吃住在此，感覺與家裡不同？”我問。
“當然。”老唐像劉姥姥第一次進大觀園似的述說起來：“先說這房間，別看它像一個個籠子似的，它隔音呀！互不影響。不像你去過的我們住的那個大雜院，隔壁人家放個屁你這邊都能猜得到是誰放的。這兒好多了，孩子說困了倒下就能入睡，空調一開要啥溫度就啥溫度，省去了我到處著急的份。孩子學習累了，把熱水一放，泡上個把小時，舒舒服服。早上也不像在家怕誤時弄得全家人睡不踏實，你嫂子一個電話，讓人家飯店小姐來個'提醒服務'！哈哈，我現在知道過去你們幾個記者為什麼老把我按在家裡，把出差的美事全都獨吞了，原來出外住飯店賓館就有這麼好這麼舒坦啊！就是飯菜太貴，也不合口味，這不，你嫂子回家給孩子做餃子去了。要不還真想寫一篇'高考進住賓館就是好'的文章呢！”
想不到一個出於無奈的做法，竟使一向觀念守舊的老唐也茅塞頓開。於是我想到為什麼這幾年每逢高考來臨時，一些原本生意清談的賓館飯店又紅火起來。原來它確實使考生和家長們方便了許多。在告別老唐後，我順便採訪了他所住的“假日飯店”經理，問問到底有多少是高考生包下的房間。
至少在三成吧！
三成？就是說約有一百多個考生在你這兒訂了房間？
是的。去年最高峰時多達二百零三人。今年天氣涼爽，相對少了些。
我對經理提供的數字大為驚嘆，因為這樣大的客流量能在以往賓館飯店生意極其清談的夏季出現，對老闆來說簡直是喜從天降。
從什麼時候形成了“高考客源”？無人知曉。現在各賓館飯店把爭取在高考期間接待考生這一特殊客源，幾乎作為大家的共同競爭目標了。經理介紹說，尤其是近幾年，不管家裡條件好的或者不怎麼好的市民們，都願意在高考那幾天把家搬到賓館飯店裡來，考生和他們的家長都認為，在賓館飯店生活可以相對放鬆許多，如不用做煩心的家務和打掃房間一類的雜活，如果條件允許連飯都可以不做。這樣，考生、家長都能省下不少時間，集中精力對付備考。
那賓館飯店，又如何相應做好接待這個群體的服務呢？
對於我的提問，經理的話就更多了，他說他們“假日飯店”從前兩年就開始訂出了多種相應的服務措施：如在客房里安排不同的燈光和書桌，供考生學習；在開放原有的游泳池與桑拿外，還添置了按摩、催眠等項目；飲食部特別推出了早中晚不同的“考生套餐”和“狀元營養套餐”及“狀元宴”、“金榜桌”；還安排了短途考生接送專線。
真是生意人，換著花樣賺錢呀！
“你何先生說對了一半。”“假日飯店”的經理狡黠地一笑，說：“我們賓館飯店，只有把消費價格定在最適合的檔位，而把服務水平提到最理想的位置，才能吸引廣大'高考客源'。”
我想也是。不管怎麼說，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們越來越清楚“高考”這場決戰對一個考生和對一個家庭來說都意味著什麼，在最後時刻想盡辦法合理地利用和分配好時間與精力，顯然是明智之舉。
1999年7月上旬，我所到過的北京金台飯店、京西賓館、和平門飯店等幾所附近有中學考場的賓館飯店，所看到的進進出出的考生與他們的家長之多，應該說是當今高考和以往高考有所不同的一個新景觀。然而，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的景觀不僅僅在一一些大城市有，那些富裕的或者還不富裕的地方，也有同樣或相似的景觀。
在蘇南某城，我隨99級考生家長蔡坤走進了他的“新家”——說“新家”是因為蔡坤自己的家並不在這兒。這位搞服裝的小老闆自己在鄉下的家是棟三層小洋房，氣派非凡，據說光裝修就花了三十多萬元。蔡坤入住這個市郊的“新家”已經兩個多月了，這兒離他在省城中學讀高三的兒子的學校僅幾百米，十分方便。他告訴我，兒子在班上成績中游，為了讓兒子能考上大學，他在三個月前租下了這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每月三百多元租金。兒子本來在學校宿舍住，但由於臨近高考，複習時同學之間多少會相互受影響，睡眠也不是太好，所以做父親的採取了“租房獨住”的措施。
“效果好嗎？”
“肯定好。”蔡坤非常得意地告訴我，他女兒在兩年前能考成江蘇文科狀元與此法有關：“我的大孩子的成績在全校一直名列前一二名，但臨近高考前由於壓力太大，身體不太好，當時老師和我們都為她著急，可又幫不了什麼忙，我和她媽都只有初中文化，想了想，能做的就是讓她睡好吃好唄！這一想，就想到了給她單獨找個吃住的地方。那年我們給她我的就是賓館，一共住了十來天，她媽天天陪著她，慢慢地孩子身體和精神緩了過來，高考時發揮正常，考了全省文科第一名，現在在南京大學讀書。我兒子比起他姐成績差多了，處在龍門的門檻邊。差是差點，但也得保他考上大學呀！所以這回我特意給他臨時租了個'新家'，能讓他有相對長一點的時間安心複習和參加考試……”
“你不是在做生意嘛？有時間給他做飯買菜？”
“有。”蔡坤說，他每天第一件事是把兒子的早中飯做好，然後下午再過來為兒子做好晚飯。兒子的母親則利用白天或晚上來幫助洗洗涮涮。
臨近傍晚，蔡坤的兒子蔡志軍從學校回到“新家”，打開書包邊做題邊等父親做晚飯吃。當他拿起飯碗時我問他這個“新家”的環境較之學校有什麼好處？
“至少安靜和放鬆多了。”他說。
我想不用多問，對一個臨戰的考生來說，能有這兩點好處，就足夠了。
“有信心考上大學嗎？”
“有吧刀”說話就臉紅的蔡志軍低下頭瞅了父親一眼：“考不上也對不起他們呀！”
不錯，後來我知道小伙子考上了軍校。蔡坤來信告訴我，他的“新家”很快又被另一個考生家長包租了……
今年高考又將來臨，又有多少考生的家庭已經開始了“大遷徙”呢？不用說，這一景觀將更精彩，而且無論在城市還是比較富裕的農村，許多家長已經把這種高考前的家庭“大遷徙”視為一種“短平快”的投資效應。 “你想，孩子從小學到高中讀了十二年書，還不是為了這高考一搏？家長也不輕鬆呀，十二年陪著孩子度寒窗，為的是望子成龍，盼女成地，到了高考的最後時刻，這把火候掌握好了，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這當口下點本錢是絕對值得的。”一位家長道出了已經在各地形成的高考前考生舉家“大遷徒”的緣故。
秦校長告訴我，他們以往並沒有專門在高考時特請市急救中心的車子安放在學校，但他們吃過虧，也捱過家長的罵，所以從五年前開始就年年在高考期間備一輛救護車在校門口。也不知咋的，自有了救護車後，每年高考期間的“緊急情況”反倒發生得多了起來。有的家長說多虧學校備了這輛車；有的家長說，就因這救護車倒的黴。說什麼的都有，但不管怎麼說，要是沒有救護車，下面的這些“戰場突發事件”就很難處理了——
第一種用車屬於常見問題。考試進入一半，有考生突然中暑。這樣的情況通常好處理，只要搶救及時，一般不會有什麼麻煩。問題是考生和家長並不那麼配合。秦校長說，97年高考的三天裡，他們那兒的氣溫連續高達40℃。考場內一般沒有空調，每個教室的四個角上都有一台電扇，但就是這樣，學生們仍然汗水淋漓。監考人著急，學校也著急，校門外的家長更著急。但最著急的還是考生們。上午除了幾台老電扇出了毛病外，沒出其它什麼大事。但一到下午問題就連著來了。先是A班的一個女同學做著做著題便“哐當”一下倒在了地上。考場頓時一陣躁動，監考人一邊擦汗，一邊維持秩序，老師們趕忙用擔架抬走那女生。剛一出門，後排的一位考生嚷嚷起來：這個同學也中暑了！他這麼一咋呼，全考場的同學就紛紛回頭看倒下的那位同學。這是個大個頭考生，他沒有倒在地上，倒像睡著似的趴在桌於上。也許正是因為他個大的緣故，身子一壓桌子，朝前一頂，驚動了前面考生。考場又一陣躁動。監考老師如臨大敵，直讓考生們只管自己考試，不要藉機有任何“企圖”。但事情偏偏不是那麼回事。單說救護車上只有一個擔架，那個女生被抬走後這位大個於男生就只能靠人背了。本考場當時兩女一男監考老師，瞧那男老師骨瘦如柴，連轉動一台電扇都要咧著嘴才能挪動三十度角。救人要緊！只見那男老師上前挽起中暑男生的一隻胳膊，又將另一隻手搭在自己肩頭，可因為身高體重失衡，差點反把老師掀倒在一邊。有考生嘻嘻偷笑，女監考老師一聲尖嗓門：“有什麼好笑的？”嚇得大家趕忙低頭做題。正在三個老師手忙腳亂之時，秦校長帶著兩位校辦食堂的師傅進來了。這倆師傅力大無比，背起考生就往外跑。誰知這麼一折騰，中暑的考生突然醒來，一看有人將他“拖”出考場，就大鬧起來：“我要考試！放下我！快放下我！”他的一陣胡亂折騰，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秦校長安慰他說：你先讓醫生打一針，要是感覺還行，再讓你回考場怎麼樣？那考生聽後，突然嚎陶大哭起來，說自己這下肯定完啦！肯定完啦！他像瘋了似的掙脫開老師的手，剛想回頭進教室，突然身子一斜，“哐當——”一聲，倒在了考場門口。恰在這時救護車正好回校，那“嘩嘩——嘩”的警笛聲再次響徹校園內外……秦校長說，這一年三天高考中，先後有八名考生中暑，其中五個送往醫院搶救，三個在學校緩了幾口氣後再次進考場，但進醫院的五名考生中只有一人重新回到考場，完成了考試。
第二種用車也屬情理之中。這是另一年的高考頭天。當考場的大門打開時，考生們呼啦一下擁進學校，然後又像潮水般地分流進入各個考場。可是當考生陸陸續續找到自己的座位時，學校廣場上還有一名考生站在那兒發呆。老師過去問他是怎麼回事？哪個考場的？ “不要緊張，拿出准考證來幫你一起找找。不著急，還有十幾分鐘時間呢。”老師這一說不要緊，考生哇地哭出了聲。怎麼啦？你說話呀！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考生終於告訴老師：她一緊張把准考證放在換下的那件衣服兜里……老師問，現在衣服在哪裡？在家呢！考生又哭了。老師一聲“我的天”後，趕緊找到校長，把情況一說。校長一看表，說趕快帶考生上救護車，回去取可能還來得及。於是救護車的警笛又“嘩嘩嘩”地響起。考生的家離學校不算遠，可也足足花了十幾分鐘時間。等學生“噌噌噌”地上樓取下准考證，救護車一秒鐘都不敢多呆就往考場跑。這當兒，老師讓那考生檢查一下准考證。沒錯，這回是明明白白拿在手裡的，可就在這時，其中的一個老師驚叫一聲：壞了！全車人跟著心都往外跳：又出什麼事啦？老師從考生手中搶過准考證，就忍不住開罵起來：你是怎麼搞的？你的考場不在我們學校，是某某學校！啊——？考生大驚失色，隨即又哇哇大哭。哭什麼？反正上了車，時間還夠。走，司機師傅，我們把她送到某某學校！要得！司機師傅得令後，救護車一個轉向，立即又風馳電掣地飛奔在街頭。當救護車到達這位考生的考點，考生平安地走進考場時，車上的老師雙手摀著起伏的胸口，有氣無力地問救護車司機：你們怎麼沒來醫生呀？我、我的心都要跳出來啦！司機師傅“哈哈”大笑，說你老師做了好事，用不著醫生。
第三種用車讓學生和家長都感意外。秦校長說，救護車看起來是為了防止大夏天考生中暑，但真正派上用場的常常並不是考生病了，倒是一些想不到的“突發事件”，讓你非用救護車來救急。有一年的一件事讓他難忘：那是一個監考老師的事情。這位女老師當年也有一個孩子在參加高考，當然是在另一個考場參加考試。在這緊要關頭，誰不為自己的孩子“參戰”著急？這個女老師身體本來就不好，但對校領導安排她在一個考場作監考並沒有回絕，因為她知道每年全市高考時抽調的監考人往往不夠，需要很多老師一起上陣。她孩子有些埋怨母親，說別的考生家長都是天天陪著孩子上考場，然後接回來，你倒好，把自己的孩子扔在一邊不管，天天去為別人家的孩子忙活！她聽後苦笑了一下，說媽明天也接送你。孩子聽了自然很高興，好像有母親為他護航，闖“龍門”的保險係數也大了幾分似的。他哪知道自己的母親本來就是帶病在堅持工作。為了能讓自己的孩子也享受一份有家長在後面“保駕護航”的安全感，第二天，這位女老師只好比平時早起床一小時，先給兒子備好早餐後馬上帶他趕到他的考場，之後又立即揮手打的奔赴自己工作的考場。中午，第一場考完後，她又立即像趕火車似的奔到兒子的那個考場。兒子見母親後興奮地抱住她，並告訴她今天考得特別的好。母親雖然累得就差沒暈倒，可看到兒子那麼高興的神情，她打心眼裡也樂滋滋的。就這樣，為了自己的兒子，也為了別人家的孩子，這位女老師拖著沉重的身子，連續兩天來回奔波，在第三天下午的最後一場考試結束前幾分鐘，她一下像散了架似的倒在了考場的後座上。秦校長和監考的老師知道她是累倒的，連忙叫來醫生和幾個年輕教工，將這位老師抬上救護車。這時考場的鈴聲響起來了，幾百名考生和守在校門口的家長知道救護車裡的是位為大家操心而累倒的女老師時，全部默默地站在兩旁為她祈禱送行。 “那情景我一直忘不了。這是無數次出動救護車中最感人的一幕，也凸現出高考中我們老師所奉獻的一份真情得到了廣大考生和他們家長的認可。”秦校長深情地說。
考場門口響起的警笛何止以上幾次，每一個老師和傳達室老教工都可以講出一段驚心動魄或者感人至深的經歷。但是在每一個故事中，我們可以感到的仍是考場內外那緊張氣氛和看不見的“戰場硝煙”……
又是一個“黑色7月”。
大考前夜，某中學高三五個班的一百六十四名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浩浩蕩盪地向高考目的地進發。這是一個地處農村的市級重點中學，像以往一樣，每次高考時他們都得從自己的學校整裝到指定的城裡考場附近事先住下並準備第二天的考試。所有的時間都是在有經驗的老師安排下度過的，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會給考生過多的緊張壓力，太晚會使考生對考場產生陌生感。
在看完考場後，老師說話了：“這是最後一次給同學們作戰前動員：明天是你們一生命運的衝刺時刻，是生者和死者之間的選擇，是光榮和夢想的決戰，十二年寒窗的所有苦和累，將在這三天中得到回應。過去每天嘮叨的話已經夠多的了，現在只說一句：'今晚好好睡一覺，迎接明天大考！'”
“咔嚓——”老師將電閘拉下，於是整個宿捨一片漆黑。這是老師們採取的強制措施，為的是讓考生們能夠休息好，以便明天精力充沛地上戰場。所有的筆和手電之類的照明用具及學習用具也一律被暫時收繳。
“餵，你睡得著嗎？”考生A悄悄掀起蚊帳問B。
“廢話，能睡著嗎？”B說。
“那你在於啥？”問。
B揚揚一隻手指：“看這兒……”
A說看不到。
B示意他悄悄走過去看。
A湊近一摸，不由大驚出聲：“哇，你怎麼啦？流那麼多血！哪兒刮傷了？要叫老師嗎？”
B“噓”地用嘴巴示意A別出聲：“這是考前的最後一件必須做的事，老考生們說……”說完他把手中的一塊什麼東西藏在了枕頭底下，令A道：“回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考生們以最快的動作完成了洗漱，當A和大家一起走出房間時，他的兩眼彷彿一下凝固了，他被走廊兩側牆上貼滿的一塊塊大小不一的布條、紙條驚呆了：原來同學們都以各種不同的文字寫下了“上戰場”的血書。再看看那血書的內容，A同學被震撼得渾身發顫——
“誓死一戰！”
“我以我血為證：拼命衝刺到底！”
“搏不死則活，活不成則死！”
“為了父母！為了老師！更為自己：拼殺吧！”
血書之多連成了一片“血牆”。看上去十分莊嚴，也十分恐怖。
現在已經進入上海某大學的A同學告訴我，他本來或許第一年可以考上大學的，但正是7號這天起床後看到同學們寫下的這一張張血書刺激了他的神經，那一年他走進考場，手中拿的雖然是考卷，但眼裡呈現的卻一直是那一份份血淋淋的誓詞……三天考試，他的眼前無時不在晃動著同學們那誓死一搏的血書。因為他沒有寫，所以他覺得自愧對高考的決心不如大家那麼大，有種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大家的強烈內疚。這一年他失敗了。
後來老師和他自己都認為失敗就失敗在他沒有寫血書上。有老師告訴他，有一年一位平時成績平平的學生就因為在考前拿出了破釜沉舟、決一死戰之心，結果超常發揮，考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學。老師從此便常常用這個學生的事例激勵考生，於是，這個中學每年高考時，總會在臨考前出現眾多學生揮寫血書的驚心動魄的場面。
“寫了血書就真的管用？就一定能考好？”我問現在的A。
A說他也說不清，不過同學們都這麼做了，他不做就會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和內疚，他本人兩次高考的結果正說明這一點。
我無法相信A的這種說法，但我又找不出另一種解釋。我所採訪的一些學校，特別是農村中學，幾乎都有考生在臨考前寫血書的情況。寫過血書並走過了“獨木橋”的同學們說，這種辦法有一定效應，因為人在臨戰時需要一種置自己於死地而後生的精神準備，這種精神準備越充足，就越可能獲勝。而一位寫了血書又沒考上的學生則說，他第一次寫了“落榜可恥”四個字，但出考場後他就意識到自己不會被錄取，為此他拿起自己寫的血書蒙在臉上哭了整整一天。他說從此他就覺得“落榜可恥”四個字就像烙在臉上，使他不敢在老師面前抬頭，也不敢在父母面前抬頭，更不敢在鏡子麵前照自己。他說那張無形的血書永遠像一塊蒙恥的布條籠罩在他的心頭，他再也不敢重新參加高考了。後來家長帶他到了精神病醫院治療了很長時間，才重新恢復了自信心，第三年他再次走進高考考場時，什麼都沒有寫，只是心裡默默地念著一句話：我要用自己的行動抹去心靈流血的昨天！後來他真的考上了，而且是一所不錯的工商管理大學。
我不是心理學家，不能解釋這類現象，但在考場前看到的同學們一副副或大義凜然，或誓死如歸，或惶惶不可終日的樣子，我總會有所思索。不少學生告訴我，他們班在進入高三時就有人開始寫下血書了，而且有人不止寫過一次。我見過一位同學，她拿出三塊用手絹寫的血書，內容分別是：“十名是恥”、“目標重點”、“一次成功”。她向我解釋，第一次寫血書是因為她從高二升到高三後，前十幾次班級考試排名總停留在十名水平。老師講過，像他們這樣的農村中學，成績不在年級前五六名，是難以“跳出農門”的，更何況她是班級十名水平。她為此第一次寫了血書，這份血書伴了她三個月零五天。後來她的成績排名在班級前二名，年級前六名。這就意味著按學校往年高考升學率來說她的半隻腳已經進大學的門了。但這時的她又把自己的目標定在了考重點大學，於是又有了第二份血書。她寫第一份血書時，同學們誰也不知道，老師也不知道，只有她自己知道，因為她把血書放在枕頭底下，但她每天睡覺之前都要看一遍。後來，等到高三第二學期開學後，她在成績一直穩居在班級前一二名時，她的第二份血書已經從枕頭底下移到了宿舍牆上，並十分醒目地高高地掛在那兒。 “目標重點”，是她在這最後的半年裡最重要和最明確的奮鬥理想。在7月6日晚臨睡覺之前，她揭下那高高掛在牆上的“目標重點”的血書，然後像舉行一個莊嚴儀式似的，特意找出一塊嶄新的絲綢手絹，輕輕地攤在桌面上，之後她站立好身子，面朝自己的家鄉，閉上雙眼，兩手合十放在胸前，默默地說了一句話：可憐的爸媽，女兒這輩子要徹底跳出農門了，願上帝保佑！隨後她毫不猶豫地拿起一把新買的水果刀，用力劃破左手的食指，鮮紅的血頓時流淌出來，她伸出右手食指蘸過血後，在雪白的手絹上寫下了“一次成功”四個大字。第二天她進考場時，口袋裡惟一帶的東西就是這份血書……
“奇怪的是，這天我進考場後竟然沒有一點雜念，像是口袋裡這份血書真的在保佑我。三天考試下來，我沒有感到一點吃力，順利過關。”這位如今已經是某大學碩士生的女同學很不可思議地告訴我，她說當她後來進了大學向同宿舍的同學談起自己的血書時，六個女同學中竟有四個也都寫過血書，而且一致認為它還“很靈”。另外兩個是城市學生，她們雖然沒有“血淋淋”的經歷，但卻也寫過類似的“戰書”。 1999年北京高考結束時，電視上播放了北京理工大學附中某班全體考生寫滿了“戰書”的一塊大黑板。考前，老師把大黑板放在考場的門口醒目處，每天班主任在自己的考生進出考場時都讓學生念一遍上面由自己寫的“戰書”，以此鼓舞士氣，據說效果甚佳，全班高考錄取率超過其他班。
“血書”，或者其它形式的“戰書”，它在高考臨場扮演著一個神靈的角色。至於到底靈不靈，老師和考生們寧信其靈而不願輕易予以否定。
這是我在高考現場目擊的獨特一景。
什麼時代的考場上都會有尷尬的場面。高考是決定人生命運的大決戰，這種時候的尷尬就更多了。想盡辦法作弊，是幾乎年年都會碰到的最緊張又是最難堪的一景。
參觀南京的“江南貢院”後，我才知道，舊式科舉考試的嚴格程度實際上比現在對高考考生的要求要高得多。早在清朝初期的順治二年（1645年）政府就規定：“生儒入場，細加搜檢。如有懷挾片紙隻字者，先於一體枷間一個月，問罪發落。如有人代試者，代與受代之人一體枷號問罪。搜檢役者知情容隱者同罪。”康熙五十三年又規定考生入場“皆穿拆縫衣服、單層鞋襪，只帶籃筐、小凳、食物、筆硯等項”。可無論怎麼規定，考生挾帶作弊之風仍不斷。南京“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中收藏有十七張清代考生作弊挾帶，這些小紙條相當薄，十幾張疊在一起，還沒有一張普通宣紙那麼厚。每面直徑四厘米左右的紙片上用毛筆抄錄的中重要篇章，能有四五百字之多，字雖小得如同螞蟻頭大，卻能看得清晰，且書法精湛。南京陳列館曾請過專家作過試驗，現在竟然沒有哪一種毛筆能寫得出如此小字，可見舊式科舉考試中挾帶作弊者之功夫和心計。據南京江南貢院工作人員介紹，以前早有人傳說，科舉考試中有種專門進行作弊用的“坊刻小本”，已經在民間流傳近百年，但“坊刻小本”到底是什麼樣，誰也沒有見過。 1997年11月，江南貢院通過艱苦尋覓，才終於找到了一本科舉考試場上作弊用的“奇書”。發現這本“奇書”的是一位曾經參加過清朝江南鄉試士子的後裔，他是在清理祖上遺留物時，從一雙清代千層粉底“文士靴”後跟裡面發現的。當時，這位先生看到這雙年代已久遠的黑色緞面繡花靴上灰塵很多，便用拂塵輕輕一拍，不料從足有一寸多厚的後跟中，突然滑出一隻僅火柴盒那麼大的小抽屜，那稀世小抽屜裡則密藏著一件稀世孤本《增廣四書備旨》。 “此書為線裝本，枯黃色封面，左下角微有破損。裡面七十頁正文紙張潔白細膩，薄如蟬翼。書長六點五厘米，寬四點五厘米，厚五厘米，其版面僅為普通古版線裝書的十四分之一。書雖小，內容卻包括《大學》、《中庸》、三部書的全部內容和宋代大儒的詳盡註釋。書中每頁千餘個老仿宋體字，雖然字字如螞蟻頭，然而一筆一劃清晰無比，絕無模糊不清的文字，其印刷技術之高著實令人拍案叫絕。”（見《江南貢院》第七十六頁）此書一發現，立即引起國內外新聞和印刷界的廣泛關注。吉尼斯世界記錄調查後，也確認此為中國現存的十萬餘種古版書籍中版面面積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惟一發現的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書。乾隆甲子科年（1744年），有人傳言到皇宮內，說餚這種奇書流入科舉考場之中，朝廷大怒，皇帝下令來搜，結果那年的鄉試中第一場就搜出二十一人懷挾紙片等作弊之物，第二場又查出二十一人，另外兩千多人因怕搜查而臨場逃之天天了。乾隆聽說後更是大怒，下令以後考試者必須脫下衣服，一件件“浸水”搜查，筆具之類的東西，也要在水里浸過三日才能允許帶入考場。但仍然有高手照樣作弊。
考試作弊是歷朝歷代考場上最激烈、動魄的一景。
現時的高考也同樣，從來沒有哪一年聽說過沒有出現作弊大案的。有考試就有作弊者，這幾乎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定律。比起科舉考試來，現在的高考作弊恐怕遠遠超過其水平，首先是現在不可能採用乾隆下令的脫衣搜身那樣的檢查，那會侵犯考生人權，誰也不答應，誰也不敢這麼幹。這就使得“挾帶”有了可乘之機。但這是最原始也是最容易被發現的作弊手段了，可監考的老師告訴我，每年的考場上總能抓住幾個採用這類低級手段的作弊者。當然即使同為原始的“挾帶”，今天與過去相比也先進了許多。有監考老師發現，某學生的“挾條”是用複印機特殊處理的，他事先把公式和語文試卷可能要出的古文，全都用複印機縮小在巴掌大的紙片上，字雖小，可看起來十分清晰。幾十個數理化公式一微縮，也就手指大小。 “亡命者”敢於為此冒風險，“難辦的是一些女生”。當了十來年監考的某校王老師說，他在1988年就遇到這樣一件事：在監考時，他發現有個女生老掀裙子，這個動作是很容易被聯想到作弊的，當時現場監考的共三個人，兩男一女。那女考生很有心計，女老師在的時候她不掀裙角，一等女老師出門解手什麼的時候，就猛掀裙子。王老師和另一個男老師想上前阻止，可一到女考生坐位前，他們就覺得無從下手，因為一旦人家反咬你一口便夠受的。他們趕緊請回那女老師，後來女老師就上前把那女學生“請”出來，讓她自己掀開裙子。
“掀就掀！”女考生一點也不緊張地有意當著其他男老師的面把裙子掀得特別的高，連里面的小三角花褲都能看得到，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這個機智的女考生其實打了個時間差。
老師們尷尬地相互看看，不知如何收場。而就在這時，那女學生摀住臉大哭大鬧起來，邊哭邊罵監考老師“欺負”她，說什麼也不進考場了。這一鬧驚動了整個考場，也把考場外的包括那位女考生的家長招來了。好傢伙，校長和門口的保安人員一齊上陣維持秩序。因為家長們都向著那考生，說你們這些監考的，不能沒有憑證就冤枉人呀！王老師他們有苦說不出，只好忍下這口氣，結果是學校校長出面向那考生和考生家長賠了不是，才算平息了此事。 “你說我冤不冤？事後學校還把我們幾個批評了一通。從那年起，我盡量不跟女考生較勁。不過，有時實在看不下去，所以就得罪人。弄不好還會丟小命哩！”王老師說，他們學校就有個監考老師，不知是得罪了哪個作弊的考生，有一次她下班回家，半道上走著走著，被人用車“哐當”猛地撞倒在馬路邊上，當場暈了過去，整整住了三個月醫院，她的胳膊才痊癒。這位女老師在倒下時，聽到有人狠狠地朝她說了這麼一句，“看你在考場上神氣！”王老師說，他們學校地處小縣城，相互之間都很熟悉。那些記恨的考生認為，是你監考老師跟他過不去才使他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卻不從自己方面找原因，這使得很多老師寧願不要幾百元的監考補助，也不想因為一次監考造成個人和家庭的意外傷害，故盡量把監考的擔子推掉。 “但再推也總得有人去幹，所以我們進了考場心裡也發毛。見了作弊者不揭穿，對其他考生是很不公平的，可要揭穿一起作弊，你自己就得增加一份心理負擔。作弊其實是最叫人痛恨的事！”王老師說。
考場作弊是歷年高考中的頑症，而且現在的形式與方法之多，遠遠超過了監考老師的能力與經驗。先不說老師與考生之間的相互勾結著的作弊，也不說某些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本地的升學率而進行的集體犯罪性作弊，單說考生自已的個人行為，現今的作弊技術和手段之高之先進，也已令人嘆為觀止了。
BP機剛在大陸出現時，有人就用場外的電話給場內的考生BP機上傳達信息或答案。後來有了手機，有人就用內外兩部手機進行直接“對話”，其準確率遠高於BP機。再後來聽說有人用遙控裝置，把一種微型無繩接收器放在耳孔內、衣袖口進行內外“考答”。這樣的考試極其輕鬆，考生只要輕輕對著藏在隱秘處的小話筒讀題，無繩傳感器便將考題傳到場外的接應者那兒，場外的人迅速通過翻書或查電腦把考題答案告訴場內，這個過程之快捷和它比電扇聲音還要小得多的傳感效果，可以在監考老師的眼皮底下做得天衣無縫，一絲不露。當然，上面的這幾種利用先進的高新技術作弊，後來都被發現了，但沒有發現的又有多少呢？天知道。
有一次我到某大學採訪，幾位“過來人”給我講起了他們的“高招儿”，我在現場目擊後，簡直目瞪口呆。
張和李現在同一所大學裡讀書，他們給我“演示”了兩套作弊招術：
一是利用手勢。張和李從小是好朋友，彼此間一抬足，一舉手，盡在不言之中就能相互間明明白白。他們表現瞭如某題錯與對的手勢：張在為難時，他便詳裝思考，將一隻小手指豎起。一邊的李便知道張需要他“通報”。下一步便是張把某題有難告訴對方，用的依然是手勢。李一看張的手勢便知道其困在何處，於是就能準確無誤地發出信號：錯為手指在空中一個打×，對便是用手勢做一個勾的動作。他們倆人在做這些動作時只須用零點幾秒的速度就能完成。張李說，這套“手勢”他們用過很多年了，幾乎可以打遍“校考”、“市考”、“省考”、“國考”等各種考試。
另一套作弊方法是以桌面上的四個螺絲釘為代號進行“操作”。一般課桌上都有左右上下四個螺絲帽，張李早先就以這四個螺絲帽編好了一套完整的文理“密碼”。比如現在計算機統計題分中文理科都有不少是選擇題，張、李他們對付這類題是最拿手的：第一道若是對，便在右上方那顆螺絲帽上點一下，假如是錯，就做一個劃“橫線”的動作。當然根據題的難易程度，左右上下螺絲帽合理搭配運用也就是了。
“你們倆人當時高考是不是在一個考場？”我問他倆。
張、李笑了：“我們運氣好，總在一起。”
“那你們運用過上面的戰術？”
張、李狡猾地一笑：“誰知道！”
我跟著他們笑了。又問：“聽說現在大學裡作弊現像也特多。你們的合作仍在繼續？”
“必要時有可能。”說完，他們又大笑起來。 “餵，大作家，我們可什麼都沒給你說過呀！特別是我們絕不出賣專利，你可千萬不要將我們的專利傳出去啊！”他們在我臨走時不放心地叮嚀道。
我也詭秘地朝他們笑笑，心想，你們的把戲應該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這樣至少可以防止再有人敢仿效。其實我也知道張、李的手段僅僅是無數作弊“技術”中的一兩種而已，還有很多很多沒有被發現的。
每年高考現場，監考老師都能在考場中捉住一些作弊新招，而同樣，也有不少是老師發現不了的。被發現和目擊到的，永遠是有限的部分。
對學生來說，什麼事最解恨？十有八九會說考完一次大考後最解恨。自然，像決定一生命運的高考，對多數學生來說，那無疑是最解恨的時刻。在高考現場，當三天的大考最後一聲鈴聲響起時，當考生們無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者在跨出考場後，那種久積而又從未釋放的情緒與情感，會如埋在堤煦深處的岩漿突然爆發一般湧出來。
我觀察了1999年高考結束時的北京某一考場實景：有人開懷大笑地喊著：“別了死亡，我活過來啦！”有人摟住迎過來的母親或父親，失聲痛哭起來：“我好苦，現在總算出頭了！”有人則低著頭，沉默不語地悄然躲開喧嘩的人群，獨自擦著溢出的淚；也有人又蹦又跳地將手中的筆和紙拋向天空……最讓我驚詫的是，我看到有人搶過父親手中的打火機，發狠地將幾本《高考複習題要》連同書包，當場點燃並使之化為煙雲，然後又發狠地用雙腳踩了數下。有趣的是，站在一旁的父親微笑著也走過去，協助兒子將半只未燃盡的書包重新挑起來，點上火，再痛快地燃燒了一把。最後，父子倆在熊熊燃燒的煙火中擁抱在一起，他們用這種特殊方式慶賀自己的勝利——兒子的勝利是贏得了考試的順利過關，老子的勝利是宣告了精神上的徹底解脫。
許多學生和老師都曾目睹過高考結束時一次次莊嚴而歡悲的焚書儀式、坑包葬禮。
有個農村中學的老師說，他們學校每年在高考結束時，在學校操場上都有學生自發組織起的焚書儀式，而這種特殊儀式校方也阻上下了。 “那焚書的場面極為壯觀，幾十個甚至數百個同學，每人將宿舍和教室裡自己的全部課本和復習資料、考卷統統搬出來，堆放在一起，真的像山一樣高。然後同學們把它點著，一樣樣地燒掉，火焰越燃越大，越燃越高，從白天一直能燒到天黑。有的同學在火堆旁跪著默默地祈求，也有人四足直挺挺地躺在火堆旁一任高溫炙烤，也有人在那里相互摟抱在一起痛哭……開始圍著的僅是畢業班的同學們，後來其它年級的同學也來了，再後來老師們也圍到了火堆前，大家一起默默地流淚，高聲地歡呼，那種場面太叫人聯想，太叫人想哭，太叫人歇斯底里了。不管是高考成功者還是失敗者，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大家都有一種要告別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要告別一段難以忘懷的情結，要告別一段夢想與屈辱的努力……”這位老師用詩一般的語言，向我描述了他所目擊的焚書場景及考生們面對焚書的心境。我從他的描述裡感受到的東西很多，廣大考生和老師在向這種必需又無奈的高等製度，發洩著自己心頭那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情緒，同時也在為自己付出的巨大代價作最後的葬禮，或者說是祭奠。
書燒了，情了了。高考和為高考付出的每一天，每一題，每頁紙，每滴汗，需要有一個碑、一片林來作證。
“來吧，我們每人獻出高考前用過的最後一個書包，作為這片土地的肥料與養分，再栽上象徵我們全班同學共同生命的小樹吧！”在某學校前的一個小山坡上，一群同學們莊嚴地摘下肩上的書包，一個一個扔進挖好的大坑里，大家輪流往坑里填土，然後在裡面栽下一顆挺拔的小樹，又細心地用臉盆、茶杯、小勺澆上水，最後排隊列在小樹的周圍，舉手宣誓：我們的昨天剛剛結束，生命還在繼續，努力吧，像小樹一樣茁壯成長……
當我聽完這段故事，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我在想，經歷了高考的中國學生們，他們才是度過了真正意義上的“成人節”。因為只有經歷過高考的人，才能體味到什麼是夢想與光榮，什麼是努力與無奈，什麼是痛苦與屈辱。經歷高考，標誌著孩子們開始成熟，開始了嶄新的人生。
有位城市的考生家長對我說，他孩子考完高考後，也採取了焚書的形式告別中學，起初他和妻子都反對孩子這麼做，認為不應把書燒掉，應該留下，或者賣掉也值幾個錢，可孩子不同意，堅決要燒掉。後來他和妻子沒有阻攔兒子的行動，他們感覺應該尊重孩子。孩子在燒完書本後大哭了一場，間他為什麼，他說我只覺得這麼多年大苦了，你們當父母的也很苦，我不想再回憶小學、中學所走過的每一步路。上大學了，我要重新做我自己想學想做的事，要不這個世界上就會失去本該是我的我。
我想無論是誰，我們確實應該深思一下這位孩子說的話。它關係到我們整個民族的教育形式與內容，改革與未來，而且又何止是教育問題，應該是未來中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本源啊！
人類是決定世界所有事物存在與發展的根本因素，而青年一代，則是決定這個世界的未來的全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