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2000年，中國經歷了二十三個高考的年頭，當年在恢復高考中曾經因為作文好或者數學好而考上了北大、清華等最高學府的學子們，今天大多數已經成了社會各界的主力。現今他們的孩子也差不多進入了高考年齡或者已經考進了大學。二十三年的歲月彷彿彈指一揮間，人們發現，同為高考，今天與昨天的情形則截然不同。當年，人們是多麼期盼恢復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學機會的學子們一聽說可以參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見到了太陽，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見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當他們的孩子也開始考大學時，別說他們的孩子對高考感到害怕，這些當年在高考中出盡風頭的餃佼者們也異常迷惘和緊張，甚至比自己當年進考場更加忐忑不安。
這是為什麼？因為今大的高考競爭已經比二十多年前的競爭要激烈幾倍、甚至幾十倍。首先是人數上的競爭。 1977、1978兩年雖說共有一千一百六十萬人參加高考，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實際上，如果用適齡青年的總人數來計算，真正可以參加高考的總人數應該超過一億多人！但正是由於“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考後一下重新恢復高考時，完全沒有準備。許多人徹底放棄考大學的權力，他們沒有走進考場，為那些走進考場的人讓出了機會。而且當年的高考，難度遠比現在簡單。
“我們那個時候參加高考心裡沒有那麼多壓力，無非是誰考上了就能夠重新走進學校讀書。即使考不上，身邊不是還有很多人嘛，他們沒有進大學還照樣有活干，有飯吃，說不定就在你上大學的那幾年裡，他混上了一個比你大學畢業出來分配的工作還好的崗位。這種情況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在我們的孩子也走進高考的今天，情況完全變了：你考不上大學，就意味著有可能一生的貴賤從此確定，你將永遠難以走進'上層社會'，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你沒有大學文憑便走不進紅紅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場'，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臟兮兮的'勞務市場'。這兩個市場實際上就是兩種不同階層的具體體現。還有一個情況是，那時我們參加高考雖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凡分就是幾分，很多人個別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進了大學門。現在行嗎？肯定不行，我女兒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二十多分卻最後落得沒有學校上——因為第一志願的名額沒擠上，另一所重點大學又不錄第二志願，這種情況在二十年前怎麼可能發生呢？所以說，同為高考，兩代人經歷的競爭背景完全不一樣。”一位兩代人都考入了北大的學生家長對我說。
從什麼時候起，高考變得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充滿火藥味？家長說不清，學生更說不清，惟獨學校的老師能從他們一年又一年備戰的“黑色7月”中感受和體味到。
中國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雖然剛剛實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變化）。把7月說成“黑色”，是因為如同戰爭一般的高考硝煙瀰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煙瀰漫的戰爭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變成黑色，可見高考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為了7月7、8、9三日的決戰；
背誦和計算堆積如山的課本與參考資料，為的是跨越這高高的“龍門”；
哺育和操心的無數個日日夜夜，為的仍然是能讓兒女或學生能在考場戰而勝之。
7月，成了中國人每年必須經歷的一場年度戰爭，但決定戰爭勝負的，又豈是考試的這三天？於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聞著火藥味的“校園備戰實況”——
認為高考的勝敗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考場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這麼想。我從南到北採訪的十幾所名牌中學，他們的高考錄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幾乎清一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說，他們的高中生中每一百個人裡就可以有九十五個考上大學（包括大專），也就是說只要能進這樣的學校，基本上就穩進大學了。名牌中學和重點中學，就是這樣在人們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樹立形象的。
據我考察的結果表明，現在各地的那些所謂名牌中學和重點中學，最早時並沒有人授予他們這樣的榮譽，倒是因為高考之風把他們原來名不見經傳的學校，變成了名揚四方的明星中學。在商品社會的今天，一切有名的東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員可以獲得高額出場費，名產品銷售起來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業的無形資產聽了就叫你嚇一跳。名中學的牌子同樣值錢，一個“計劃外”名額招生指標，三萬五萬隨便可以進賬。
名牌中學之名靠什麼而來？當然不是與生俱來的，關鍵是那個誘人的高考錄取率。
錄取率靠什麼而來？下大功夫，認認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長們都偷偷地笑了，他們悄悄告訴我：如果“中招”招來的都是笨學生，我再有名氣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學率和錄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幹，而傻幹是永遠幹不出聰明活的，只有聰明人才能幹出省事又不費力的聰明事。
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的所謂聰明事，就是在學生還遠未進入高考階段，便已經選好了高考苗子——想盡一切辦法把成績優秀的好學生招進自己的學校，剩下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就得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從這兒考出去的學生不是北大就是清華，奧秘在哪？因為它每年可以從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學，它打出的每年錄取學生分數線比普通中學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們的“中招”分明打著的是600分，而實際上真正600分的學生是很難進得了四中的，為什麼？因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進這所“北大、清華的搖籃”，結果四中的招生名額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興嘆。 “中招”五門課程考600分容易嗎？對一般學生來說，這是近乎於登天的記錄！所以凡能進四中的學生本來就是優秀中的優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國祇有一所，而且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接關心的學校，所以我們排除其它學校與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間的競爭就情況不同了，因為他們本來就都沒有北京四中那樣的特殊性，他們靠的是以各種“招術”來贏得社會和家長及優秀生“自投羅網”，並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務處老韓告訴我，他們學校每年為了吸引優秀生到他們學校來，有好幾套手段哩：比如說他們教務處辦公室的一位同志專門負責對外宣傳和聯絡工作，定期請本市或者省報駐市的新聞記者到學校“聯絡感情”，其實就是請這些記者來為學校當吹鼓手；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幾萬到十幾萬元的宣傳廣告費，以此讓社會明白他們學校是有實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個教職員工分配拉生指標，每拉到一個市級三好學生獎勵多少錢，每拉到十個過線（即超過學校錄取分數線）者獎勵多少等等，這樣就可以確保生源的優化率達到多少多少了。
“費那麼大力氣合算嗎？”
“當然合算。”老韓肯定地回答我，他從一個老教師的親身體會中告訴我這樣一個規律：一般好生與差生區別，集中反映在學習的注意力上。優秀生或成績好的學生，他對學習往往有濃厚的興趣，俗話說能坐得住，不用老師費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差生除了個別先天智力因素外，大部分是學習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你怎麼管他也達不到自覺學習的那種效果。還有一點差異是，好學生一般通常有極高的競爭意識，眼睛總是盯著更高的目標，差生就不一樣了，缺乏競爭意識，隨大流，你用鞭子在後面抽著趕著，也未必起作用。有經驗的教師所做的總結證明，在同等條件下，一個老師要把一個基礎差的學生培養成優秀學生，所花的時間和精力等於教三至五個基礎好的學生。這一比例說明，同樣一所學校，生源的優劣可以影響學校至少三至五倍的教育效率，其實這還僅僅是一般規律而已，如果把優劣生內在的個人因素一起放進去，這一比例將會更加增大。
老韓向我掏心窩子說：“你想，當老師的再有責任心，可學生總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可能給你'全心全意'嗎？這就形成了誰都願意教好學生，因為越是好學生教起來越省事，越省事教起來就越有情緒和興趣，這樣就越能教得好，越能出成果。教差生就完全相反了，你煩都煩死了，一天到晚盡是些費不完的口舌，再好性子的人都會起急，到頭來你還啥成績都沒有。所以我們給老師下指標，用獎勵手段來鼓勵大家去爭取好生源，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積極想法子，因為誰都知道，與其等以後讓我去教一個差生班，還不如我現在就下下功夫爭取一班好生來呢！”
競爭就這麼白熱化地展開了。只要我們到每年的“中招”會場看一看，你就會感覺搶生的火藥味。然而這僅僅是表面文章，那些“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搶生競爭就更加白熱化。某校一個初二學生得了省數學比賽冠軍回到學校後，即刻就受到市高中重點學校的領導登門接見，校領導當場向學生家長表示：在孩子上高中時，他們免考招他入學。家長和孩子聽了自然非常高興。這事被另一所高中學校的校長知道了，他們也把這個省數學冠軍搶到自己學校。他們聽說這孩子還想在語文方面下點功夫，於是就派出一名優秀語文教師免費為這孩子當家庭輔導老師。一年以後，當那個承諾免考讓孩子上高中的校長來給孩子辦入學手續時，家長告訴他說孩子已經考進了某某中學，即被那個免費派家庭語文輔導老師的學校招走了。那校長對天長嘆一聲道：完了，我失掉的何止是一個好生，至少是十個、二十個呀！果然，那個把“省數學冠軍”搶走的學校，立即藉“省數學冠軍考我校”的新聞廣為宣傳，這“名人”效應即刻發生效果，家長們互相之間都在傳：你看人家省數學冠軍都考某某學校了，我們還傻挑什麼呀！於是嘩啦一下都湧向了這所學校……哈哈，這所“搶得一頭鳳，引來萬頭凰”的學校的老師、校長們，高興得不亦樂乎，因為這一仗不僅影響本年度招生業績，對以後幾年的招生都將起到極富慣性的連帶作用。
幾乎每個學校的老師們現在都知道，想要在“黑色7月”打個漂亮仗，必須在兵馬未動的招生時就先下手，且要下狠手！
至於搶生源在校長心目中所居的位置更是別人所無法感受到的。現已離職的某校老校長老王跟我談了他的切身經歷，聽後讓入覺得別有一番滋味——
老王原來在市一中當校長。而一中、二中在某市都是當地百姓心目中名聲顯赫的學校。一中相對歷史要長些，所以在人們心目中稱得上“老大”，且有“省級重點中學”的牌子在那兒。王校長原先是在教育局當副局長，從教育局調到一中任校長時，有人說他不走運，因為論資格、論在局裡的年歲也該坐局長的寶座了，可偏偏調整班子時，讓另一個部門的一位不是搞教育出身的年輕人佔據了正局長的位置。這回他真生氣了，向市領導提出寧可到下面的學校教書，也不想在教育局呆了。市裡一研究，說行吧，“照顧情緒”，也為了能讓新局長工作順手，於是一紙調令將老王調到了一中當校長，同時還保留副局長的虛職。說老王不走運的人，是看了上面的這些情況才這麼說的。
老王心裡有數，教育局在市里和百姓心目中算個啥？尤其是像他原來當個副科級的副職局長，更是“小蘿蔔頭”一個，誰把他當回事？教育局的大政方針都是上面指示、市委拍板、局長執行的，官道上那麼清流一轍的事，有啥可圖？校長可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名校校長。老百姓說得形象：市長省長再大的官，我們挨不著他也不買他的賬；老師校長雖說不是官，可哪家沒有個“小皇帝”？老師校長專管咱家的“小皇帝”，所以老師校長是“皇上的皇上”，誰見了都得磕頭見笑臉。
到一中就任後，老王不是沒有壓力，這個壓力來自於周邊地市，也就是說兄弟市縣的中學間的相互競爭。壓力歸壓力，可畢竟老王的一中是個老校，建校歷史近百年，光上《中國名人錄》的大科學家和著名人物就有一大串。這麼一年下來，老王也是僅在熟悉的過程中走完了一年的工作時間。 8月份高考結束，一中的高考升學率再次創高，排在了省裡的前三名，又比過去名列五六位的排名往前邁出了重要的幾步。市裡百姓特別是那些考上大學的家長們紛紛向市委、市政府反映，要求給一中“記功”。在市新一屆人大會議上，一位孫子當年考上北大的人大副主任提議，應該“給本市教育工作作出傑出貢獻”的一中留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名額。這個建議立即得到相當一批子女在一中讀書或者是子女已從一中畢業的人大常委們的一致贊同。一中的代表名額下來後，自然理所當然地落在了校長老王身上。乾了幾十年機關公務的老工，第一次坐到了決定全市政治命運的權力機構的主席台上，此情此景，他驀然有種升天的感覺。
然而對王校長來說，這種“升天的感覺”僅僅是開始。市級人大剛開完，省人大代表的選舉又緊接著進行，老王在差額選舉中得票甚至比幾個人大副主任還高。紅紅火火、熱熱鬧鬧的省人大代表大會開完，全省先進教育工作者的會議又按期召開。不用說，高考率名列全省第三的縣級市代表中，老王是最硬氣的一個，因為高考升學率的前兩名是省城的兩所名校，老王的學校雖屈居在他們之後，其實含金量絕對不亞於前面兩校，這一點省教委的義頭多次在老王的面前這麼說過。老王當然愛聽這些話，說白了——這是一個顯示一中和他老王本人在與別人相比中的分量和資格的問題。
從省城幾個會議回來，老王便從過去極少被市長、市委書記接見的“副科職”，一下成了市長、市委書記親自上學校來看望的紅人。市裡不管什麼會，只要一談起改革成就，領導們就會把一中、把他老王抬出來。老王從此成了當地家喻戶曉的名人，在百姓的心目中實際威望不亞於市長、書記。特別是新一年招生時，老王提出一中在前一年高考升學率達百分之九十五的基礎上再上兩個百分點，達百分之九十六的目標，和再擴大招生一百名的“新舉措”，幾乎使全市百姓都為之歡呼。
“一中”和“王校長”簡直成了大夥心口中最嚮往的地方和最了不起的人物。老王曾在鄰近的一個朋友那兒聽說這樣一則“民間故事”：有位農民到市里辦事，一進城就迷路了，見了紅綠燈也不知是走還是停。天黑了，想找的地方還沒找到，便想找家旅館住下。可旅館要他身份證，他說我哪有身份證？旅館說你沒有身份證是不能住的。那老鄉想了半天就說我認識城裡的一個人，你們不信可以問他。於是人家就問他你認識誰呀？他便把王校長的名字說了，並添油加醋地說了句：“王校長跟我是親表哥哩！”旅館的老闆聽是“王校長的表哥”，二話沒說，頓時像見了親娘舅似的為他開了個“高間”。那老鄉舒舒服服睡了一夜後，第二天有些緊張地走到賬台——他忐忑不安地想這回一圈豬崽的錢泡湯了。誰知旅館的老闆不僅沒收他一分錢，而已笑嘻嘻地送給他三條香煙四瓶酒，還全是高級的。這位老鄉並不懂咋回事？那店老闆悄悄對他說：我兒子就在一中唸書，今年進校時，想給你“表哥”意思意思，可你“表哥”說什麼也不要。這不，你跟王校長是一家人，我們想表的一份心意也有人收了不是？頭回進城的這位老鄉，哪想到一提“王校長是我的表哥”就得了這麼多好處，於是回村後對老哥老嫂們說：城裡就是好，你只要說是王校長的親戚，啥事都能辦。
“聽說你現在的親戚多了去了？！”這位朋友講完“傳說”，便問老王本人是否真有此事？
老王對“民間傳說”沒有否認，只是笑著說了句：麻煩也找了不少。其實老王心裡是高興的，至少從這種“傳說”中可以看出他王校長在市民中的聲望。
好笑的事還有。市裡要分一批福利房給教師，這消息傳出後立馬有幾家房堤禚公司老闆主動找到老王，說王校長您的房子包在我身上，白白送您一套咱們不敢干，那樣會讓人說是賄賂您，但好的地段、面積大小、朝向好壞，還有裝修方面，您只要一句話，我們全給您辦了。老王有兩兒一女，也快到結婚的年齡了，當教育局副局長多少年也沒有解決過一次房子，這回理應可以考慮，但因為看到學校幾位老教師家裡困難更大些，老王就把公房的指標給了人家。房堤禚商們並不知道老王想的心思，還以為王校長沒看中送上門的優厚禮物。於是相互之間打聽到底是誰的“禮”更讓王校長笑納，暗地比著為王校長獻禮。大家都知道，誰能“打通”王校長的關係，誰就等於有了比金山銀山更堅實豐厚的財富——這就是自己的子女可以安安穩穩地進市一中、上大學。 “咱這輩子誰英雄誰好漢，已經是明擺著的了，後一代誰英雄誰好漢才是家族興衰的根基。”百姓都認這個理，所以能在王校長面前燒把香、念個經是最最重要的事。但後來王校長沒有為自己要房，使得這次“送禮”競賽也悄然隱退了。
老王在一中的校長位置坐到第三個年頭時，教育局的那位年輕一把手被上面調走了。這時市委徵求老王的意見，看他願不願意接第一把交椅。老王是聰明人，且又有一中校長的這幾年“升天的感覺”，所以他連連搖頭說“能力有限能力有限”，給謝絕了。正是這一“謝絕”，使百姓對一中王校長的為人更加敬佩三分。
年過半百的老王，此時人氣如日中天。
然而月有陰晴圓缺。
在老王上任一中校長的第四年時，這年的一中高考率首次出現跌勢，且跌幅達三個百分點。而同在一個市的市二中卻出現了奇蹟——與“老大哥”一中同為百分之九十四的高考升學率。
這一年，當地新聞媒體的鏡頭都對準了二中校長。
高考前，老王正隨人大代表團在國外考察，回來得知此訊後暗暗吃了一驚。不過已經坐在“省級先進”頭把交椅上的老王自己對自己寬寬心道：偶爾一失，不足為奇。
他照樣做他們一中該做的工作，但是下面的老師們向他反映：二中今年招新生採取了新招，把不少好的生源搶走了。
老王聽了有些不以為然：我們一中是全市百姓心目中的“王牌中學”，誰想歪招也別想擠掉我們。
在老王根本沒有把二中當作自己對手的第二年，二中高考升學率又一次與一中拉平。
“既然是平，就不能說我們輸給了人家呀！你們沒有看到我們學校今年又拿到了全省素質教育先進單位的金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輸了嗎？再說，我們都是搞教育出身的，不能只盯在學生的高考升學率上，那樣會使我們的應試教育越搞越嚴重，最終把培養人的教育工作引入不正確的路上，損害的是一代人或者可能是幾代人的民族素質呀！”老王在年度高考總結會上對下面議論紛紛的教職員工這麼說。他的話讓相當一部分人頻頻點頭，但也有一部分老師並不買他的賬，提出要離開一中，到二中去。
老王火了：想走的就證明他對一中沒有了責任感，讓他們走吧，即使是骨幹！
於是前後有五名年輕的骨干教師從一中調到了二中。
這一年二中為了搶得全市優秀生，便又出了個新招：他們與某國教育機構聯合，在學校開設了個“國際班”，進行中、英雙語教學。這使又一批本想報一中的好生又到了他們那兒去了……
“簡直是招搖撞騙！”老王聽說後生氣極了，把問題反映到市委。書記聽後笑笑，說中國的舊教育模式也該改革改革了，雙語教育那麼多人喜歡，證明有它的市場，探探路沒有什麼錯嘛。
老王第一次聽書記這麼不把他的意見放在眼裡，心頭不由一陣打顫：怎麼，真的自己不如人家了？
可不是，這一年高考再度明朗後，二中的升學率和文理狀元都超過一中，第一次取代了一中，並一躍成為全市、全省教育先進單位。在百姓中間，一中不行了，送孩子上二中才能考好大學的意識普遍流行。隨之而來的是生源和錢源像回潮的江水一般，全都倒流到了二中那頭……
“校長，今年修校舍的錢都不夠用了，是不是把那輛新奧迪換成桑塔那吧？”行政辦公室主任輕輕地走進校長辦公室請示。
老王氣不打一處來：換！換掉！馬上去辦。
這一天，老王到市人大開新一屆代表大會，路上一輛嶄新的奧迪在他前面戛然而止，對方的車窗裡探出一張頗為得意的笑臉向他打招呼：王校長呀！走，我們一起走吧。原來，那新奧迪里坐的是二中校長。
老王的臉抽動了幾下，佯作笑容地向對方揮揮手，說我還要辦點事，你先行吧。
這一屆的人大選舉上，二中的校長當上了人大常委，一中校長的老王落選了。會議還沒有開完，老王就請假回了校。
人大會議結束時，便是春節。往年的春節，老王家的門檻簡直要被人踏破，他收到的參加各種活動的請柬和賀年卡能裝滿麻袋，然而這一年，老王只接待了不足十來個探訪者和二十來張賀年卡。
真是世態炎涼呀！當外面的鑼鼓和鞭炮齊鳴時，老王獨自在家裡嘆道。他撫摸著一疊曾經閃閃發光的獎章與獎狀，又看看當年一中新生摸底測試的成績單，沉思許久後，拿起筆和紙，給市委領導寫了一份辭職申請……
兩個月後，老王的請求得到了批准，被安排在政協教科文辦公室當主任。在一中新老校長交接大會上，一中校長握著拳頭對全校師生說：什麼都是空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把學校的高考升學率放在頭等重要的位子上開展工作。老王一聽，有些吃驚地看了看自己的後任，他想說些什麼，可又說不出來。
是啊，不把升學率提高上去，還有什麼資格當校長？老王長嘆一聲，永遠地離開了他心愛的教育戰線。
春節到來之際，接老王班的新校長拎著幾盒點心來看望老校長，並藉機討教些經驗。老王長嘆一聲，說：我們本來就比二中強，問題出在生源的基礎上，一句話，你想趕過二中，重振咱們一中的威望，就得想方設法把好生源搶到手，否則再費勁也是白搭。
新校長再問老校長：那麼搶生源到底要使什麼招？
老王說：什麼招？凡是你可以把好生源抓到手的招都可以使。
新校長年輕，腦子反應快，便說：那我就從今年開始，跟各初中班的學校開始議定“合作聯助班”事宜，你看行不行？
老王不解：什麼叫“合作聯助班”？
新校長說：就是從孩子上初中起，我們就以一中名義跟這些初中班結成合作夥伴，共同辦好初中三年教學，之後凡初中出現的好生優秀生他就得給我送到咱一中來！
老王一聽，拍案叫絕：這招好！家長和初中校都會歡迎的。
新校長站起身說：那我回去就這麼乾了。
於是，某市高考的搶生競爭便又向縱深處發展了一大步，初中階段的孩子和家長們，已經身臨其境地感受到高考“黑色7月”的硝煙開始向他們飄來……
啥叫趕時？當然是趕時間唄。趕時間又有什麼奧妙？奧妙大大了，大到你外行人根本想都想不到。
我在走訪過的所有高中畢業班發現了一個極其普遍的現象，那就是進入高三畢業班後，差不多所有學校全都沒了新課程。這怎麼可能？按教學大綱規定，高三的課程是高考的重點之重點內容呀？高三不教課，高考能取勝？
對頭，高三不教課，高考才能獲大勝。在一次教育工作現場會議上，四川省代表、川西某校高中教研組組長王偉談了他積累多年的“經驗”。他說他們最早也一直按教學大綱規定，該在高三時照例上高三的課，等到高考前兩三個月才開始集中學生進行考前複習，但後來發現怎麼弄就是感到緊張，要在兩三個月內把高考所涉及的內容從頭複習下來，學生感到緊張，老師也覺得難以完成。於是學校就決定在高三階段的上一學期必須把一年的課全部教完，畢業班在來年春節後一開學就全面進入總複習，這個效果明顯好於往年。但要把三年的高中課程壓縮成兩年半教完，就得在高二後一個學期進入高三課程。後來他們還是覺得學校怎麼抓，就是抓不過附近某縣中的高考錄取率。論師資、論教學能力，王偉說他們學校一點也不比鄰縣中學差，到底問題出在哪裡？王偉便派人暗暗探訪——必須是暗暗地探訪，否則人家知道競爭對手來了，為隱蔽真相，會讓你一無所獲地歸。王偉說他是假借看望大學時的老同學為名，才獲得準確信息：原來人家絕招就出在高三的學期裡根本不上新課程，全部進入整年制的大復習，用一年的時間投入高考的準備，以此來贏得大考全勝！三年的課程要用兩年來教完，不是原教學大綱有問題，就是學校出了邪招。王偉回去對自己的校長一說，當了大半輩子中學畢業班老師的校長怎麼也想不通。畢業班班主任會議上，校長把皮球踢給了大家：你們看，我們是按照教學大綱走，還是按照兄弟縣中的路子走？多數老師說，這是明擺著的事，教學大綱就像國家的憲法，不照它做就是違法，就是大逆不道。可一些年輕老師不同意這種看法，說現在是商品社會，什麼都看效益，教育同樣要看效益，一個高中學校，如果不把高考錄取率搞上去，說什麼都是空話，別說我們等於辛辛苦苦白乾，校長面子過不去，學校的知名度也永遠上不去。高中三年課程是兩年上完還是三年上完不是根本問題，根本的問題是高考錄取率是不是第一位的，不把錄取率搞上去，我們學校就會失去生源，最後大家的飯碗便會砸了。討論異常激烈，三天下來，意見統一了，多數人服從了少數人，王偉的學校也決定從新一屆高中生開始，從入學第一天抓起，每天多設置一個課時，每週多安排半天至一天的教學時間，高三開始，星期六、星期天不放假，全天候上課。 “對學生和家長講明白了：誰不參加加時課程的學習可以，但高考能不能考出好成績，我們學校概不負責。”校長最後拍板，老師們就像面臨世界大戰一般，一個班一個班地動員，一個家長會接著一個家長會，口徑統一：這是為了大家，為了你們有好的高考成績，為了你們孩子有前程，所以必須校方、學生和家長一起努力。
是否這樣有違教育部的相關規定？國家教委好像不止一次規定非畢業班不准隨便增加課時，我便請教王偉老師。
是有規定，但有幾個學校是按規定辦事的？除非你們北京的中學，因為離教委太近了，不敢違規。哪家高中學校不是我行我素？王偉老師說，事實上按照教學大綱的課程安排，高三的學生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進行高考複習。現在高考的分數競爭已經激烈到每爭取到一分就可能決定考生一生的命運的程度，不靠全力拼搏，不靠比別人多出十倍、百倍的努力，怎麼可能出好成績？
神州大地高考滾滾烽煙，就是在這一天天的搶課時中變得愈加火燒火燎。高考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車，越走越快，到最後誰也無力牽制，帶著積聚多年的巨大慣性，向廣大學子隆隆壓去，於是給廣大的考生留下一片片應接不暇的驚恐與無謂的掙扎……中國的高考緊張氣氛幾乎就是這樣形成的，不是在高三，也不是在高二，而大多是從高一入學的第一天起便已經開始了！
某市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剛剛經歷了“中考”戰火的一批學生進入市重點高中後，以為可以徹底鬆弛一下，家長也是這麼認為的，可是在開學的第二個星期，學校就宣布：從下星期起，週六不再放假，改為全天候上課，星期天上午是“特色班”輔導，下午是加強班開課時間，各班同學注意，凡是成績突出的可以參加“特色班”，成績差的必須到“加強班”補課。高一生們一听就叫起來了：還讓不讓我們活呀？老師連頭都不回地說了聲：要活就得按上面說的去做，否則誰也救不了你們。學生們回家跟自己的家長一說，家長們都很吃驚，但對學校這樣的安排只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沉默，有的甚至表面上與孩子一起在家“義憤填膺”，可心裡則偷著樂——就得這麼抓，否則大學怎麼考？同學們沒有得到家長的實心同情，於是有“領袖”主動出來寫信給市教委控訴學校的做法。教委後來把信轉到了學校，學校拿到轉過來的告狀信，執行得也非常堅決：凡參與寫信的同學完全可以不參加“特色班”和“加強班”。 “哇——我們勝利啦！”孩子們好不興奮，因為他們的鬥爭贏得了勝利。但這些同學很快發現，由於不參加週六、週日的課程，他們再也無法在平時的課堂上與其他同學同步學習了，因為老師講的課已經遠遠走在了前頭。嚐到苦頭的學生回頭再想擠進週六、週日的班時，學校說：可以，但必須每人寫出檢查並加倍交補課費。到了下一周，參與寫告狀信的孩子一個個被家長押著走進校長辦公室，垂頭喪氣地拿著補課費和檢討書站在那兒，逐個當眾悔過。打那時起，這個學校的周六、週日班再也沒有人敢提出異議，一直開到現在。學生和家長普遍反映：如果不是學校週六、週日班開課，家長肯定要多費不少心，說不定高考就拉下一大截。
剛剛過去的2000年春節前，國家教委為了給中小學生“減壓”，發了個“緊急通知”，內容要求全國各地在寒假時不得隨意開設各種“輔導班”。這應該是個好消息，但效果並不明顯，因為家長們一下急壞了，孩子在家幹啥？整天看電視？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春節一過就又“硝煙四起”，考不好誰管？教委管嗎？不管。肯定不管嘛，它哪管得到千家萬戶？所以說還得有輔導，於是一時間全國各地的教師成了今春寒假最搶手的一族。以北京為例，所有中學教師幾乎被“訂銷”一空，而且稍稍有點名氣的名牌中學教師的家教費漲到每小時八十至一百元，就是這樣的高價，依舊忙不過來。某中學的一位物理教師告訴我，他從1月20日正式放假開始，每天安排的家教時間多達九個小時，春節的幾天裡也只有大年初一那天沒有學生來上課。他說在放假的近一個月裡，所掙的家教費相當於他半年的工資，日均收入在六百元以上。面對如此火爆的意外收入，這位教師不亦樂乎。我走訪了幾個京城外的中學高中班，他們多數是在春節後其他行業的職工上班時，也都開始了全日制的“補習”。這種名為補習、實為開學的上班的目的，仍然只有一個：那就是趕教新課，抓緊高考前的點滴時間，備戰黑7月！
趕課趕時，其實早已成為中國高中教育階段的普遍現象。學校的反映是：我們也不想這麼幹，但高考壓力實在太大，學校不為應屆生爭取更多的複習時間，就難以保證考生成績。家長基本全部支持。理由是：學校有經驗。老師知道應該用多少時間先學完高中課程，再用多少時間進行複習，以對付高考。只有學生感到太苦大累，因為三年的課程要在兩年完成，等於每一天二十四小時必須幹完三十六小時的事。這麼一趕，全中國的學生，全中國的老師和全中國的家長，便一下子全都感到有做不完的題，幹不完的“加班”。於是，備戰高考的火焰越燃越烈，直到舉國上下都覺得燙手燙腳……
也許，中國是由於人太多的緣故，一旦有什麼大的事需要處置時，總會將人分為一二三類，三六九等。你看，進行階級鬥爭的時候，把人分為地富反壞右；搞政治鬥爭的時候，又有左派、右派、中間派一說；搞國企改革時，便出現了編內編外、分流下崗等等，總之人大多太雜，便得按胖瘦高矮，劃出個優劣好壞，似乎這樣方能循規蹈矩地推進某些事件的歷史進程。這些本來都是屬於科學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統統什麼事都這麼分來分去，可就要壞菜了。
高考的事太多，能否考上大學和升學率高與低，對考生和學校來說都是成敗在此一舉。將應屆學生分類，也就成了備戰大考的必須手段。於是最熱鬧的一招，莫過於考前的分班與分流之戰。
按理，學生從來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樣的環境下也有好學與不好學之別，尤其是大學的專業幾百近千種，文理科之分在所難免。但問題偏偏出在這必須分的過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發生學生與老師、老師與老師、老師與學校、學校與家長、家長與老師和學生與家長之間的種種激戰。
在恢復高考的前幾年裡，高中階段沒有分班分流一說，那時到高三下學期才為了便於報考上大學的志願，要求學生有重點地進行文理側重複習。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高考壓力的逐年加大，分班已成為趨勢。從人才培養角度考慮，進行“專業性”的文理分班無可非議，尤其是中國的教育從小學到高中的十二年課程裡，一直採用的是灌輸式教育，很少能發掘個人智力潛能，因此有專家認為在高考前一兩年，應該實行必要的文理分班。起初的分班根據上述理由，但現在的情況完全是另一種分班，即各學校為了取得高考錄取率而將同學科的學生們以成績好、中、差來進行高考前的大分檔。成績好的第一檔被編入A班，學生均是學校和老師認為有可能取得高考好成績的，這是老師和學校內定的必保生，他們是決定學校年度高考錄取率的“主力部隊”；第二檔是那些成績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考得上大學的“二梯隊”學生，他們被編入B班；第三檔是完全沒有可能考上大學的差生，被編入C班。也許除了一些在國家教委掛上名的全國著名中學外，幾乎所有的中學都這麼做，有些分得還要細一些，如A、B、B、D班，或者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實質完全一樣。
“不分班不行啊。你想，學生總是有優良差之分，而高考又是一道死死的門檻，小學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個班級大家不會有太多意見，可到了高考時學生和家長們便不干了，老師也不會幹的。比如一個班本來有三分之一的同學有希望考上大學，但就因為班上有幾個差生總是拖後腿，課不能往前趕，必然會影響好學生的進步。所以一到高二，學校就頂不住來自家長們的壓力了。有一年我們分班稍晚了一些，成績好的那些家長就聯合起來把校長整整圍了一天，要求他必須答應分班，家長說否則孩子考不上大學就拿他是問。有的說得很激烈呀，說你學校要是耽誤了孩子考大學的前程，我就把你學校和你校長的家全砸了。你以為家長們說說就是了？想錯了，他們真能幹得出來的！有一年一個學校就自以為頂住了'分班風'，結果有兩位成績不錯的孩子沒有考上大學，學生後來對自己的家長說，全是因為班上有幾位差生拖了他們的後腿，家長一聽火了，把班主任和學校校長打得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長把打人的家長給告了。處理此事的法院院長的孩子，前兩年也吃了沒分班的苦頭而在高考時沒考上重點大學，人家法院院長明確告訴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長：你們這是活該！瞧瞧，你不分班試試？分班，那些成績好的學生和家長當然高興了。其實學校也是極願意分的，因為利於教學，同時還能確保高考的升學率。可是哪那麼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C班的差生們感到自己是被學校劃入'下等公民'，乾脆不好好學習了，成天搗亂不說，弄不好反過來會讓學校下不了台。那年我們學校就出現了一個分到C班的學生後來在高考時考了全校當年高考分數的第三名，這位學生在拿到大學入學通知書後，與家長一起用了一桶糞跑到原來的班主任家'感謝'，說是有意要臭臭那有眼無珠的老師。你說這老師冤不冤？這老師後來一個學期沒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刺激。問題最難處理的是那些被分到B班的學生，對他們有時很難界定。我就碰到一個家長很難纏地問我，憑什麼把他的孩子分到了B班？我說是根據學校規定的三次模底考試成績多少多少這麼分的，那家長提出你能保證那些所謂好成績的學生中，就沒有人是靠作弊而'成功'的嗎？我說那誰也說不准。他說這就對了，你教師既然這都說不准，你就更沒有權利用三次簡單的摸底考試來把我家的孩子分到B班去。最後我只好投降，說你只要能在年級教研組長那裡說得通，我就讓你孩子歸位到A班，後來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A班不出三個月就自動要求退到了B班，因為他覺得A班進度太快，聽了課仍等於沒學。所以說高考前的分班是最熱鬧的，也是最難弄的事，但每個學校又必須這麼幹。不干誰都不能安寧。你校長不想分，要是當年全校高考錄取率下降了，你校長日子就不好過；老師也願意分班，不分班家長天天跟你磨，弄不好腦袋上給人砸個包出來。當然分了班也會不小心被人在你家裡放把火。你作家可不要笑，真有這樣的事啊。我們鄰近的一個縣的一所中學，就因為有個老師在分班時得罪了某學生，高考結束後，這老師在鄉下的兩間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搶救及時才避免了大災。事後有人說，看到是那個落榜生所為，但誰也沒有證據，再說那學生後來到南方打工去了，幾年不回，被害的老師有苦難言……”現在也在北京當文化“高級打工仔”的王先生，有聲有色地給我講了他過去在寧夏縣級中學當中學老師時的親身經歷，高考前的分班所帶來的陣陣驚濤駭浪把我深深震動了。
不能不承認分班教學的優點，它可以讓那些比較有把握的學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並向更高的目標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來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當時又能迅速趕上的學生，獲得上大學的可能；而對那些本來離高考錄取分數線就有較大距離的學生來說，也可免受備戰之苦，踏踏實實坐下來學些真知識。然而分班備戰高考，客觀上使學生們在還未進入高考的決戰時，就開始經歷一場心理考驗，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發展到忘形的堤旖。有位家長頗有切膚之感地對我談起他的在一所名牌學校A班的兒子的變遷過程：他的兒子原來在班裡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時進入A班，那小孩子高興得一下子從家長那兒獲得了兩千塊的“獎勵”——這是他老爸早先許諾的。在兩千塊錢拿到手進入A班後，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因為聽了老師的一句“A班就是大學的預科班”，以為自己進了A班就可以穩拿大學錄取通知書了。不出一年，這位學生由於對自己要求不嚴，成績跟不上，被逐出A班，降到B班。這下子他受不了了，在學校裡受到同學們的白眼嘲諷，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頓。在如此幾方面的壓力下，這學生從此開始厭學，最後又降到了C班，成了徹底的差生，高考自然沒有他的戲可唱。他父親想為他再出錢弄個社會大學上上，但兒子說什麼也不願意，現在就只能在一家裝飾公司做苦力活。
這位家長還不是最倒霉的，上海某中學學生張雯的家長更心酸。他們的“千金”張雯在前九年義務制教育時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是同學、教師心目中的寵兒。可到了高中後成績下降了，老師和她父母都著急，張雯自己更著急，為把成績突擊上去，她真的幾乎達到了“頭懸樑、錐刺股”的程度，但日久天長，身體跟不上了，記憶力也差了，在高二時她被無情地分到差班。分班名單公佈的第二天，張雯沒有來上課，她給父母留下一張字條後，在家中割脈自殺了。她在遺書上對父母說：“……女兒實在無顏面對你們，無顏面對老師和同學，也無顏面對自己，既然無法抬起頭做人，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又有什麼意義……”像張雯這樣被高考備戰時的分班所擊倒的何止一個兩個！東北某市1997年10月就發生過一起七名女中學生集體出走的事件。她們留給學校和家長的信中直言不諱地說：“是分班的殘酷現實使我們不得不遠離屈辱之地……”可見，不得不進行的分班教學，是高考前很多學生必鬚麵臨的一次近似殘酷的考驗。
分班帶來的戰火併不僅僅燒在學生身上，教師之間也常常因此而烽煙不斷。
某校劉、王兩位女老師原來是少有的好姐妹，她們是同一所師範大學同班同學，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學且同帶一個高中班。本來兩人你有事我就幫你代課，我有事叫你一聲絕不會說“不”字。但進入高二時，劉老師被學校安排教了A班，而王老師則安排到了C班任課，這種差異讓王老師無法接受，她怎麼也思忖不過來，而且越想越覺得自己一定被“姐姐”劉某算計了，因為她知道校長對劉有好感，於是玉百思不解，最後認定肯定是劉為了達到能任教A班而不惜為校長“獻身”，結果把她作了墊底。王越想越無法忍受這等恥辱，尤其讓她氣不打一處出的是，每當上課鈴聲響後，劉某還總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時更加親熱。 “假惺惺的，少來這一套！”王心裡罵得咬牙切齒。差生本來就叫人頭痛，王心裡不舒暢，再加上班裡學生老出亂子，校長不時在大會上批評她，對教A班的劉某則大加讚美，這使得王更加認定：劉出賣了她，劉與校長有見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氣吞聲地帶完了高考前的C班教學，高考下來，她的班全軍覆沒，劉的A班則大出風頭，有個學生還考了市第一名。不用說，王與劉兩人在學校裡徹底地成了優差兩類教師的代表，劉成了全校的紅人，而王則自我感覺正是由於劉的大紅大紫，才使校長把她打入“冷宮”。一氣之下，王用一夜功夫，寫下了三十封狀告劉某與校長通奸的誣陷信，並發到市委、教育局、報社等幾十個單位。這事鬧大了，檢查部門派人一調查，純屬誣陷，王因此被開除出校。當她離開學校時，已經原諒了她的劉老師前來為她送行，王摟住劉泣不成聲地懺悔……
王走了，但學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開始了，校長說得非常明確：不這麼做，誰也確保不了學校的高考率，與其讓一些人感到難受，不如讓更多人在考上大學和考上重點大學後好受。
校長還說，我們僅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見招。
什麼是分流？分流就是把一些根據平時學習成績，加上參照每年高考的錄取分數線進行測定，把那些似乎沒有希望考上大學的學生分流出校，這樣做往好聽裡說也是為了學生未來的前途考慮——有時智力和能力差的確實有，讓他們免受高考之苦，明知龍門跳不過，就趕快抓緊時機另抓出路，如考職高呀，念私立學校呀，再在別的學校蹲班复讀呀，總之你得離開本校，另謀出路。
分流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1995年時，國家教委曾發過通知，針對那些很難考上大學的學生，學校可以將其在高考前分流“出局”。這個通知精神當然有它的積極意義，首先是發通知之前，教育主管部門沒有對分流一事有過任何態度，但分流在各地的學校中已成事實；第二是分流確實能減少高考對全民的壓力，使學生。家庭和學校三方面都避免不必要的浪費。然而，分流本來就存在很多人為因素，加上不少學校藉此作為手中的一根權衡自身利益。調節高考升學率的魔術棒，分流便成了備戰高考的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預演”。另外，當時教委下發的允許採取分流的通知曾明確規定“必須經本人和家庭自願”的原則，問題恰恰就出在下面並沒有註意這個“自願原則”。
因此，分流使學生和學校之間的矛盾變得異常激烈。學校在這一問題上幾乎都表現積極主動，因為這是決定本校高考升學率的大事。我走訪過某省一個偏僻的縣級普通中學，在那裡你看不出有什麼硬件和軟件方面的優勢，破舊的校舍據說都是“文革”時擴建的，全校除校長辦公室有一台電腦，專用作打印文件外，現代化設施很少，更不用說什麼“語音教室”了。學生說他們連做物理實驗用的儀器全都是些破破爛爛的壇壇罐罐。至於那些老師的教學能力，更不敢恭維。我問一位英語教師是什麼地方畢業的，他說是地區專科學校，選他任教英語是因為學校找不出第二個比他英語更強的人了。他們的老師中絕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很多人連省城都沒有去過。但是這個中學對外稱自己的高考錄取率能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這個比例在大城市當然不算高，可在內地的普通縣級學校裡，那絕對是個高水平的學校了！後來我一了解才知其中的奧妙：原來他們開設的四個高三班中，有一個五十六人組成的大班是複讀班，即專為那些落榜生“回爐”再讀而特設的班級。复讀班學生一般不在學校應屆生的冊子上，但學校卻等高考一發榜，便將其中考上大學的人一下編入在冊之列。而在另三個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學生在進入高三第二學期，便被強行分流到其它地方去了，個別不願走的，學校明確說，同意你留在高三班上課，如果畢業會考及格也可以發畢業證，但絕對不准參加高考。如此一進一出，這學校的高考“錄取率”一下高出二三十個百分點。到時學校有面子，老師有面子，當地教育局和縣長、書記臉上都有光。據調查，目前中小城市的中學裡，如此分來分去的做法，已是各自心照不宣的事了，因此有人戲說：越是教學質量差的地方，高考錄取率會越高。其中的奧妙全在於它可以藉各種手段甚至動用政府行為把那些學校認為的差生分流出列。他們把剝奪學生上大學的權利變成了某些利益的魔棒，校長、局長和縣長想要什麼樣的高考錄取率，其分流的魔術棒便會怎麼個轉動，在這樣的魔棒下，廣大學生成了不折不扣的犧牲品。
我聽說過一個並非是笑話的笑話：西北某省有所邊遠中學的校長和老師們，最大本領不是如何在教學上下功夫提高學生的高考水平，倒是在分流學生這事上招術頗奇。先是硬的，不行就來軟的，硬軟不吃的就來泡磨術——天天派專員到學生或家長那兒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沒有做不通的，因為他們手裡有特別武器——對那些實在做不通的，交縣、鄉領導親自處理，竟然出現過有一位黨員的子女堅決不願分流離校，縣、鄉兩級領導多次找到這位黨員家長，說你必須從“講政治”的高度來認識和做好兒子的分流工作。那黨員家長說我兒子願不願從學校分流的事跟“講政治”挨得著邊麼？縣、鄉領導很認真地對他說，怎麼挨不著邊呢？我們縣是省上的教育先進單位，如果今年的高考錄取率上不去就會影響全縣的榮譽，這不就是政治嘛！最後那黨員家長被逼無奈只好將兒子送到剛剛開辦的職業高中去了。而對待普通老百姓的辦法就更多了，你一定不服從分流也可以，我就罰你個夠，罰得你心痛，看你還硬不硬！更有甚者，某校為了把個別“難纏”的對象分流出高考之列，竟然讓醫院開出弱智和“神經有問題”等診斷，徹底判處其“高考死刑”，從而順順噹噹笑摘“高考狀元縣”、“狀元鄉”的桂冠。
然而今天的百姓已經不完全是愚民了，他們知道怎麼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 2000年元旦剛剛過後的幾天，北京市朝陽區機械工程學院附中的女校長怎麼也沒有想到一場官司輪到了自己頭上，告她學校的正是幾年前被學校分流出去的女學生、現在已就讀北京聯合大學的餘亭亭。餘亭亭在訴訟中陳述的理由是，她在1996年7月被該校高中部錄取後，讀了兩年，到高二升高三時，學校怕一部分學生考不上大學而故意出難題試卷，結果包括她在內的幾十名學生，因不及格而無法升高三，被迫分流到了“成人高中”，失去了寶貴的高考機會。餘亭亭在家長的努力下不得不轉到一家私立學校，並交了兩萬元贊助費才讀上了高三，後來順利地考上了大學。餘亭亭以自己“分流受害者”的親身經歷與事實，起訴該校“剝奪了”她和其他同學讀完普通高中和考大學的權利，並因此要求法院判決原中學賠償她上私立學校所花的兩萬五千元和精神損失費一萬元。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受理了余亭亭的起訴。這場官司在本文成書時尚沒有結案，但它至少說明了分流的做法多少包含了對學生高考權利的不公正的侵犯，否則國家教委也不會在1999年重新發文要求中學停止分流的做法。而餘亭亭上訴後，被告方校長稱，她的學校並非像原告所說的分流入數高達百分之五十二，實際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然而這百分之三十的分流數還算少嗎？這等於因為分流而使該校高三學生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被無情地剝奪了高考權利，難道這還不夠殘酷？
堂堂首都北京市都有學校敢這麼幹，那些遠離皇帝天王老爺的邊遠地區的學校還不知會幹出什麼名堂呢！人說“高考黑7月”，這個“黑”字不正是被濃烈的戰火硝煙熏黑的嗎！
問高考生在高考前什麼最令人頭疼，他肯定會告訴你是沒完沒了的模擬考試。馮小剛的三部“賀歲片”今年出籠後，看到他老一套的故事、老一套的廣告式宣傳腔調，百姓們就群起而攻之、罵之、煩之。馮小剛的“賀歲片”才三部就讓人感到“沒完沒了”，不可容忍，卻沒有多少人運用媒體宣傳工具指責高考前學校裡進行的一遍、二遍、三遍……幾十、幾百遍的模擬考試和練習考試，這真是怪了。
其實說怪也不怪，因為高考前的幾個月、甚至一年兩年的練兵考試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誰也無法扭轉的歷史潮流。
一個“考”字，幾乎代表了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的全部內核。看看自古至今在培養人、教育人、選拔人方面，哪一樣離開過“考”字？它成了對付人的萬能手段，而且值得稱奇的是幾千年來它從未走樣。中國的考試是千古不朽的教育經典。
你問三百六十天天天考有什麼可考的？ ！那就大錯特錯了。教師們可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即使天天考，時間也還永遠不夠。至於為什麼呢，你就得往下看：首先是針對高考的五門課程，如果按一星期抽測兩次，二五一十，一星期就是平均每天都得有兩次考試，上下午各一次。這太輕鬆了！怎麼可能安排得這麼鬆鬆垮垮呢？至少每個課程兩天一測驗，一周一小考，兩週一大考嘛！這是學校的規定。於是學生們發現，各門課程考試頻率一下增加了一個“二次方程式”，成了每半天有兩門以上的考試了！
但任課的老師還是著急：你們這樣搞平均主義不行，數學是高考中的關鍵，數學考試和摸底考試量必須是別的副科一倍以上。於是僅數學就變成了每天上下午各一場小考，每三天一次大考。大考和小考是有區別的，小考是年級組織的，大考是學校組織的，考好考壞都記錄在案。同學緊張，老師也緊張。
數學老師剛剛調整考試計劃，外語老師又跳了起來：擠啥課程都成，但惟獨不能擠了外語。誰都知道外語是高考中分數往下掉得最多的一門課，我們以往高考錄取率，低就低在外語考試的分數上不去嘛！怎麼大家還不吸取教訓？說什麼外語考試也不能少於數學，至少是一樣多。
既然外語這麼重要，那就跟數學課安排一樣多的考試吧。學生就此又發現：每半天的考試由原來的兩課時，增加到了三課時。
憑什麼數學和外語搞特殊呀？高考的每一門都不能隨便掉分，語文其實是最重要的課程。俗話說，考試考試，沒有不重要的考試。既然每一門都重要，為什麼複習和備考時就分重分輕，不公平嘛！
反正高考是統計總分的，哪一門拉了下來都不好交待，所以平時怎麼抽考怎麼測驗各門任課老師自定。校長最後拍板道。
呼啦——會議一散，文數物化外史地政各科教研組老師聚集一起，緊急制訂考試計劃，瞬間，全校展開了一片考試廝殺，你考我考大家考，早考晚考中午考，今考明考天天考……再往教室一看，學生的頭一齊扎進了“卷場”。老師也不輕鬆，這個卷子還沒有收上來，那個老師又嘩啦啦地滿屋卷子撒了出去。有個學生給我講了個親身經歷的笑話：那是在他高三時，在班上“最後衝刺”第十週時，平均每天十節課，幾乎課課都有考捲髮下來。有位同學那天鬧肚子，一節課下課後就往廁所跑，上課鈴聲響後他還沒來得及回到教室。大約又過了十來分鐘，這同學提了褲子趕緊往教室跑，一邊跑，一邊想著這堂課的外語測試，一進教室便向年輕的外語女教師要卷子。女教師看他那個慌張樣，就說回你的座位。這學生以為老師生他的氣，不讓他考了，便急了起來，連聲懇求，並解釋拉肚子的事。女教師不耐煩地說你解釋半天干嘛？回你的座位。學生一著急，本來就沒有係好的內褲外褲稀里嘩啦全都掉了下來。教室裡的人頓時哄堂大笑，那年輕的女教師紅著臉扭頭就回到了教研組的辦公室。掉褲子的學生心想今天可是闖了大禍，要不馬上向老師檢討就再不能參加今天的考試了。想到這兒，他急急慌慌地提起褲子向老師的辦公室奔去，見了女教師連連陪不是，最後懇求道：老師你怎麼批評和處分我都行，可就得讓我把這堂課上的考卷做了。女教師終於忍不住火了，高聲嚷嚷著：這堂課哪有考試嘛？那同學張大嘴巴愣了片刻後飛步跑回教室，喊了起來：我得到了一個世界級新聞：這節外語課沒有考卷啦！教室裡隨後又響起一陣哄笑，同學們告訴他，大家早就知道了。可是這位同學仍然歡欣鼓舞地說：這一定是他鬧肚子帶來的好運！
這件事聽起來很滑稽很好笑，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處在高考備戰中的學生們早已被整天的考試攪得暈頭轉向，神魂顛倒，在他們看來天天考、節節課考才是正常的，假如某一天、某一節課不考了，他們就認為是不是可能發生了世界大戰。從高考走過來的學生都這麼對我說：開始時大家很不習慣天天做卷子、節節課搞考試，後來習慣了，每天坐到教室，每節課鈴聲響後就是做考卷，要是哪天、哪節課沒有了卷子，反倒讓學生們不自然地打聽起來：是不是老師病了？是不是上面又有更大的摸底考試來了？
就像戰爭到來之時，有的人因為經受不了戰爭的殘酷，常常未見硝煙先瘋了。一次次模擬考試和頻繁的練習測試，使得一些心理素質較差的學生也時常臨陣怯戰，或半途而退。某校有個女生平時成績還算不錯，在一摸、二摸時的成績也不斷往上升，可在三摸後一下子掉了下來，最後她在上課時一見老師挾著卷子進教室便緊張得渾身發顫，弄得老師不知怎麼才好。可是這女學生又很要強，還非想做完每一張卷子；她越想做卷子就越緊張，最後不得不放棄後一個多月的複習練兵。家長急得滿城找醫院為她治病。醫生說這是“考試過敏症”，需要靜療，就是必須安安寧寧地慢養慢治。到了這份上也只能如此，她和家長知道這種情況就沒法參加當年的高考了，於是心神慢慢地安頓了下來。時過一月，醫生和老師突然上門來慰問和檢療，大家又有說有笑，什麼事都沒有，於是醫生和老師對那女學生說，你願意跟我們出去走走嗎？那女學生說行啊，我在家一個多月快悶死了。她便跟著醫生和老師一起出門了，後來她發現醫生和老師把她帶到了高考考場，那學生很驚詫地問老師：是不是讓我也參加高考？老師朝她笑笑，說是的，醫生說你的病現在好了，所以我們給你的報考手續全辦好了，今天特意讓你來參加高考的。那學生心頭好激動，可她又怕自己不能上陣，便回頭看看醫生，醫生朝她點點頭，示意她完全可以進考場。接下來那女學生在老師的陪伴下進了考場，發榜時她的成績達到了錄取線，她高興得流出了眼淚……
應該說這女孩子算是幸運的。我問過我在醫院工作的太太，是不是真的有這種“考試過敏症”的患者，她說當然有，1999年她所在的西城區幾所醫院裡，臨近高考時就收過好幾例類似的病人，其中十三中就有一個女學生因為得了這種過敏症，渾身上下都起了皮癬，最後連上學都根本不能去了，自然不得不放棄高考。
聽聽，這難道不是“黑7月”的戰火給鬧的？
但是教課的老師不這麼認為，他們說高考不亞於打仗，既然打仗前的練兵是戰爭取勝的必要準備，那麼高考前的模擬考試和測驗考試是同樣道理。有人扛不住倒下了，證明扛得住的學生更有可能在高考中獲勝。什麼都不要有顧慮，把捲子發下去，明天還繼續接著考——考完了本校編的捲子，再考鄰校的捲子，考明白了本地的捲子再考像你們北京這樣大城市、有名聲的外地捲子，考完了歷屆高考的捲子，再考今年各部門、各出版社、各考試機構提供的新練習卷子，考完了新練習卷子再回頭考老卷子……別忙，即使新考卷都已筆試過三遍，那也得再進行口試、面試，口試、面試完了還有開卷考、閉卷考，總之什麼時候高考時間沒有到就一直考下去，考到你感覺煩得不能再煩，可一天不考心裡又空蕩盪神慌慌時，考到你離開了考試彷彿就不能進入正常生活狀態時，考到你吃飯睡覺做夢都在想著試題考卷時，考到你金榜提名、落榜無淚為止。
“你們這些作家、記者根本不知道高考的競爭有多激烈！不這麼一面再、再而三地考試行嗎？高考就像登泰山的天門，每一張卷子就是登天門的一個台階，不走過幾百個台階行嗎？”一位老師這樣對我說。
考完試你就以為沒事乾了？錯錯錯，每一次考完後你們就看看那張排名表上自己的位置吧！
排名為何物？就是把全班的考試成績按名次排列出來。班級排完後再看年級排名，年級排名後再看全校排名。別忙，全校排名後還有全區、全市排名。
如此復雜繁多的排名何用？排名的重要性可以用最複雜的話表述，也可用最簡單的話講明。複雜的話叫做：你不處在競爭的漩渦中，你就永遠不會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長、山外的山有多高，你知道、懂得和明細競爭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