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人愛做夢。西方人也愛做夢。但東方人和西方人做的夢完全不一樣。
兩千五百年前，正是中華民族戰火四起時，在魯國，一位失去父親的十七歲天才少年在又痛失母親之後，擦乾淚水，懷著“學也，祿在其中”的信念，四方求師，不恥下間，後來終於“三十而立”。中年之後的這位先生，在求仕的道路上屢次失敗後，便開始了周遊列國，時達十四年之久。當他飽受艱辛、倍至窘境，處處碰壁而終不得志後，有一大仰天長嘆，忽見頭頂有一異樣之物自由飛翔在藍天白雲間，他便對其弟子感嘆道：“鳥，我知道它會飛，可是會飛的還常被人射下來。魚，我知道它會游水，可是會游水的還會被人們釣起來。獸，我知道它會走，可是會走的還常落了羅網。只有一樣東西，人們不會控制它，它愛在雲裡來就來，它愛在風裡去就去，它愛上天就上天，這就是龍……你們要做就做龍吧。”
在淒哀與絕望中“望子成龍”的士大夫，最後告別人世時留下的這一遺訓成了千古不朽的民族信仰。
這位一生雄心勃勃，卻落得終身不仕者，就是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孔仲尼。由於他一生追求“學而優則仕”，且“忠君尊王”，以仁為懷，故被後人奉尊為中華民族的大聖賢，流芳至今，雖在他死後有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毛澤東的“批林批孔”，但在兩年五百多年的歷史長河中，畢竟僅僅是小波小瀾而已。大聖人留下的“惟庛惟大，讀書是上”和以他的思想遺傳下來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及“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古老而經典的“聖訓”，時至今日仍被億萬國人所崇尚，而我們也到處可見孜孜不倦在寒窗之下苦讀ABC，以求一張大學文憑的瘋狂與戰爭般的趕考熱……
從魯國這位周遊四方的聖賢誕生到今日，世界東方衍生的龍子龍孫們舉目遠眺時，卻發現這塊本是閃閃發光的大地，被一個僅僅只有兩百五十來年曆史的西方大國氣焰囂張地遠遠甩在後面。
那個國家是誰？比“學而優則仕”更“優”的夢在激盪著哪個奇異的民族？
是的，確有這樣一個夢。這是一個西方人的夢。它的時間僅有兩百五十多年，比東方泱泱大國的歷史少了二十倍，比東方聖人的誕生時間晚了十倍。
這個夢是從英吉利海峽的普利茅斯港出發的，它乘著“五月花號”的小帆船，經過數月的驚濤駭浪，初冬的一個早晨，抵達一塊叫“詹姆斯頓”的北美狹長地帶，並開始在那兒插上一面米字旗。後來這面米字旗改成了星條旗，於是誕生了一個新的合眾國，英文簡寫為USA。從此，“五月花號”的小帆雖然永遠不再啟航，但成千上萬的“六月花號”、“七月花號”及包括沉沒的鐵達尼號在內的無數帆船與鐵船都湧至那塊狹長地帶，由於越來越多的帆船與鐵船湧來，狹長地帶漸漸擴張，再擴張，一直到可以稱霸全球的今天……。
這就是被現代人類治國專家們長期崇尚、叫那個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想大聲說話的國家的人無比驕傲的“美國夢”。
“更多更好，永無止境……”起初代表這個簡單思想的“美國夢”，後來在《獨立宣言》中便化作了這樣一些莊嚴的語句：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賦人權”。
IF WE CAN DREAM IT，WE CAN GO IT——在佛羅里達宇航中心的鋁合金門上，美國人銘刻下了這句話，它譯為中文就是：只要我們能夠夢想，我們就能夠實現。
我似乎明白了東方人與西方人在行為與觀念上的差異，也似乎多少明白了這兩個世界為什麼在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爭鬥後，今天仍然時常表現出各不相讓、各不理解的某些原因。
東方人以追求聖賢與完備自己的學問為自己所要實現的人生之夢；
西方人以追求無限的個人自由與幸福為自己所要實現的人生之夢。
兩種夢帶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意識，不同的觀念，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與政治……
我由此終於明白了上面的問題而不用去解釋為什麼同是年少或年青的孩子們在一起比較時，我們中國的孩子在計算和學問上總能拿冠奪王，而在實踐和創新上美國的孩子總是優先爭勝。
東方人總是以自己悠久而輝煌的歷史自豪；
西方人則把實現今天和明天的美滿幸福當作自己的生活目標。
其實，西方人追求的“夢”的實質，是一種精神的張力，這種張力產生出了這樣的製度：多黨議會、民主國體、崇尚自由一一當然都是資產階級的。這種精神張力下的人便誕生了林肯式的政治家、卡內基式的經濟學家和比爾·蓋茨式的科學實業家，同時也滋生出了“貓王”式的搖滾瘋狂、無法抑制的愛滋病蔓延和狂轟濫炸南斯拉夫的稱霸嘴臉。
中國人的“學而優則仕”的夢，帶給後來幾千年的歷史是什麼呢？當然有很多很多進步與無數偉人的出現，但同時帶給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更多的是製度的死板，國體的專制，思想的封閉，還有其它許多許多……
說來也巧，那天在南京採訪，朋友們說你寫中國高考問題，那就不能不到我們南京的夫子廟那個“大考場”看一看。到了夫子廟，我抬頭只見一座四角飛簷、走馬騰龍的大閣中央閃出四個金光大字：江南貢院。
中國“第一古考場”就在眼前！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尋來全不費功夫。
走了幾十所現代學校和高考的考場，我一直在尋覓古代中國的考場是什麼樣？並想由此把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考試國和歷史最為悠久的考試作一比較，從中求得某種關聯。我始終認為今天中國的高考到瞭如此白熱化程度，總不會沒有一點歷史的相關因素吧。結果如何呢？
在現存最大的中國古“考場”裡，我發現了歷史的許多相似之處——
話說公元1368年，一位名叫朱元璋的農民領袖，舉著起義大旗，橫卷黃河兩岸，推翻了元朝統治，重建起以漢族地主階級為主體的明王朝。朱元璋在歷代封建皇帝中，可算得上一位明君，為使明朝江山長治久安，他把選拔人才放在頭等大事位置上，並在定國大策時說：“為天下者，譬如作大廈，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為國得寶，不如薦賢。”
在朱元璋之前，中國封建社會已走過千餘年，前五百年，治國選官，都是以自下而上的選拔和自上至下的賞賜為主要途徑。從堯舜禹夏商周始的奴隸社會起，推舉和“傳子”幾乎是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統治的基本模式。當然這過程中也有一些是通過比考選拔出的用人先例。 《周禮·地官·鄉大夫》中便有這樣記載：“三年則大比（考試），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者（即考試選拔德才兼備者）。”秦漢封建王朝的建立，這種原始選拔人才的方式有了一定的改進，但基本形式依舊如故，只是更加強調了禮賢養士風氣，所以這段歷史上出現過像“竊符救趙”、“千金市骨”、“完璧歸趙”、“毛遂自薦”、“懸樑刺股”等許多經典故事，但真正採用考試方式選官取士則是從公元607年的隋朝開始。隋皇帝的一項詔令：“文武有職事者，以孝梯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驍壯十科舉人。”第一次提出了“科舉”二字，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試策”取士治國掀開了值得記載的輝煌一頁。從此，科舉考試，金榜題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這等令普天下讀書人目眩眼亮的詞彙便一直延至二十世紀。雖然科舉錄用人才制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它畢竟給那些無官無祿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可以平等登高攀峰的金梯。
科舉的考試極其複雜，有鄉試、會試、殿試，而各朝代的叫法也不盡相同。以明朝為例，鄉試是由南北直隸和各布政司舉行的地方考試，三年一次。明朝鄉試最早主要以南京的國子監為第一考場，明都遷至北京後，故南京的考場就改稱為“江南貢院”，且始終是全國最大的鄉試考場，直至清末廢除科舉之日。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國家級考試，能進這一級考試者便是俗稱的舉人。殿試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高級考試，狀元就是從這一級考試中誕生的。殿試的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頭名是狀元，二名是榜眼，三名叫探花。其餘稱作進士。有道“連中三元”，即為鄉試第一名，又獲會試第一名，再獲殿試第一名。其實這“連中三元”者太少了，在明代僅有黃觀、商輅兩狀元中得。 “狀元”是科舉考試金字塔的塔尖，也是舊時讀書人的最高境界，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第一位狀元孫伏迎起，至清光緒三十一年最後一名狀元劉春霖止，在長達一千二百八十餘年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先後產生過可查得名字的文武狀元約一千四百來名。
“十年寒窗無人曉，一朝成名天下聞。”科舉時代，誰能中得狀元，不僅能成為所有天下讀書人敬仰的塔尖兒人物，更重要的是一般狀元都由皇帝親自封爵頒祿，而且一旦成為狀元，不管你以前家貧如洗，或者沾有什麼污垢之名，皇帝的封爵即刻可使你門第升天，苦盡甘來。從舊式的科舉考試程序看，能獲得狀元稱號也實則不易，雖然舊制度中常有買賣祿位，一些失意文人又編了許多像“陳世美”這樣被人貶罵的忘恩負義的壞狀元，但百姓心目中還有像呂蒙這樣刻苦攻讀、終成大器的好狀元。無論如何，狀元作為讀書人考試能獲得的最高境界，它已經作為一種“考試文化”深植於民族心理之中，要不今天我們為什麼把考進北大、清華等名校或者在當地考得最好的學生總是美譽為“狀元”呢？
我雖不知自古以來的狀元是否真有濫竽充數者，但我從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兩位考上狀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鹹豐六年考上狀元的翁同和，他做了清朝兩代皇帝的師爺，中國最早舉起“開放門戶”大旗的就是他，而他鼓動光緒皇帝與腐朽沒落的慈禧太后鬥爭，在一百多年前掀起的那場驚心動魄的“百日維新運動”，使這位狀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為稱翁同和是“維新第一師”。另一位便是光緒二十年考上狀元的張謇，從這位“不敢驚天動地，但求經天緯地；不敢指望立竿見影，療治古國千年沈疴，但求播種九幽之下，策效百歲之遙”的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者身上，我感覺到了狀元的力量與智慧，狀元的胸懷與追求。也許正是因為他們身上有不甘落後、不畏艱難、努力苦學、勇於進取的品格，自古人們便對獲得最大成功的“狀元”們總是給予褒獎。
天下讀書人以當狀元為榮，本身並不為過，問題是狀元的產生過程讓人感到心驚，又讓人感到恐懼。
南京的“江南貢院”始建於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最初僅供縣、府學子考試用。朱元漳定都南京後，此處集鄉試、會試於一地。到清代，江南貢院發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間，蘇皖分建兩省，而兩省政治、軍事仍舊一體，鄉試也沿襲明製，故此地一直成為全國雲集學子考試的最大場所。我雖未能看到古考場“江南貢院”當年恢宏的原貌，但當我見到這座位於金陵東南隅風水寶地的古考場遺址和博物館時，仍心潮澎湃。僅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間，江南貢院衛就誕生了五十八位大狀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畫壇怪傑鄭板橋、作者吳承恩、作者吳敬梓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處揮汗應試過，他們中有的考中了秀才、有的考中了進士、有的考中了狀元。
在江南貢院這座“科舉考城”中，最為壯觀、佔地面積最大、令人青後最為毛骨悚然的要算“號舍”了。所謂“號舍”，即是考生考試的地方，又是考試期間考生們吃住的場所。江南貢院這個大考場有“號舍”鄉達兩萬零六百四十四間之多！我走進一排排像養鳥的籠子式的“號舍”細細觀降，覺得十分恐怖，那號舍外牆高約八尺，門高六尺，寬剛好一人之身多些。每排號舍長短不等，多則百間，少則幾十間，前排與後排之間相隔不足一米，因此整個考場就像一排排豬圈鳥籠式的建築，舊稱“號巷”。號巷門口設有水缸和號燈，供考生夜間行路和白天飲水使用。號舍三面是密不通氣的牆，只有朝南的一面是出入處似號試見光處。號內有一塊掀起的木製的桌案和一張坐凳，考生晚上睡覺時就把桌案翻下作床鋪，有的就乾脆躺在上面。所有考生自跨進這裡，一直到考完才能離開號舍，吃喝拉撒全在其中。據傳有一位才華橫溢、文采超群的考生，因為沒有佔據好一些的號座，只得坐於巷尾的“糞號”，結果幾天下來，被糞桶熏得昏頭轉向，無法考試，還差點送了性命。有史料記載，由於號舍管理雜亂，常有考生被蛇咬死。有的考生則受不了號舍之苦，用燭簽自刺身亡或懸樑自盡。至於考場的一條條規矩，更是名口繁多，且嚴厲之極，是我們現代人聞所未聞的：
這是清嘉慶年間文士繆仙記述鄉試感受的一首長詩中的片段，讀後彷佛能令人親身感受舊考場上那種“三場辛苦磨成鬼，功名兩字誤煞人”的辛酸以及獲得“一路連科”的不易。江南鄉試，各科應試學子多達兩萬餘人，但能夠錄取的只有一百多名，其比例僅為1000：1，相比我們現在的高考成功率難上幾十倍。多數久困場屋、備嘗艱辛的學子，最後只能名落孫山，折桂無望。但科舉考試畢竟又是讀書人通向榮耀祖宗、改變命運之路，同時也是證明個人才學實力的機會，所以像中描寫的一直考到七八十歲的人不足為怪。鄭板橋從二十三歲考上秀才，到四十歲才中舉人，前後歷經十六年之久；比我們現在考博士要艱辛得多。而許多名流學士還連秀才進士都沒有考取，當然有人本來就對八股文不感興趣，但舊科舉考試的艱難一面多少也能從中體現出來。
當歷史車輪滾滾碾入二十世紀時，滿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堤旖。一日，光緒皇帝收到一份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奏摺，上書：“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奏摺後來到了慈禧手中，這位已入暮年的老太婆自知無力抵抗時局變化，便順水推舟，於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即1905年9月2日，詔書全國：“……著即自丙午科（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亦即停止。”此詔書一經傳下，宣告了中國長達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考試制度的結束。 1903年江南貢院鄉試後得頭元的劉春霖，因此也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狀元爺。
科舉廢除之日，像北京清華大學、京師大學堂和上海馬相伯創建的“江南第一學府”復旦大學等現代學校已經開始建起。尤其是中國近代教育奠基人蔡元培出任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首任教育長後，中國的教育更進入了第一個全盛階段。 “一地方若是沒有一個大學，把學問的人團聚起在一處，一面研究高等技術，一面推行教育事業，永沒有發展教育的希望。”蔡元培“兼容並包”的大學教育準則，幾乎成了後來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近現代大學的辦學靈魂。 “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的這些思想與觀念締造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以學問為天職的那種勤學精神和對政治與物質常常不屑一顧的清高。中國的大學，在這些具有全新思想的先導者們的奠基下，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崛起，並為二十世紀中國誕生大批政治家、社會學家，特別是自然科學家準備了溫床。但在前半個世紀，大學的大門一直朝有錢人敞開，窮人不可能或者說極少有人可以跨進去。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宣告了一個新的歷史紀元的誕生。勞動人民翻身當家做了主人，平民百姓才開始以公平競爭獲得上大學的機會，當然也有不少人因為工作和勞動的突出表現而被直接送進了大學，他們畢業後在各條戰線上成了骨乾和管理者，這使得大學真正意義上成了人民的高等學府。然而由於國家底子薄，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程度很低，一般能讀上小學、初中的就很不錯了。在建國初的十幾年裡，大學仍是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通過這十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受教育的普及，一批解放前後出生的普通百姓的孩子開始有機會向大學門進軍。可就在這時，一場持續十年之久的政治與文化的“浩劫”，使中國人上大學的夢徹底地被打碎了，大學被停辦和關門，這是中國教育有史以來受到的最為痛苦的一次摧殘，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使連筆者在內的無數適齡學子失去了基本的接受教育的權利，並在一個相當長的階段里處在人生前途的黑幕之中……這種痛苦，並由此帶來的沉淪只有親歷音才會有切膚之痛。
後來我們這一代人曾經有過重上大學的可能，偏偏又出了一個“白卷先生”。
十年浩劫和“白卷先生”給本來已經落後的中國又添了重重的一層冰霜，中國人久碎的夢何時復圓？
蒼天在問，百姓在問，更有眾多青年學子在問。
1977年8月，復出不久的鄧小平自告奮勇挑起了主管教育的工作，在那個炎熱的夏天，他心中裝著一件早已想透又沒來得及說出的大事，便在人民大會堂，親自召來四十多位教育界的著名人士及官員，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周培源、蘇步青、張文佑、童第週、於光遠、王大珩等畢生從事科學與教育的專家。雖說那時“兩個凡是”仍高懸在人們頭頂，但因為此會是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所以有人說這個會倒有點像“神仙會”，大家暢所欲言，難得這麼痛快。
8月6日下午，有一位被鄧小平邀請來的教授大概受到這個會議的氣氛影響，激動地站起來，面對鄧小平慷慨陳詞：請中央領導盡快採取堅決措施，迅速改變現行的大學招生辦法，切實保證新生的質量。因為大學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的第一關，其作用就像工廠的原料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生產不出合格的產品。可是這些年來，我們招收的大學生有的只有小學文化，我們這些大學教授只能為他們補中學甚至小學的文化課，大學成了什麼？什麼都不是，還談什麼教育成果？這種情況不改實在是不行了！
“查教授，你說，你繼續說下去。”坐在沙發上的鄧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煙，探出半個身於，示意那個被他稱為“查教授”的老先生往下說，“你們都注意他的意見，這個建議很重要哩！”
查教授提提神，繼續他剛才的慷慨演講。這時人們發現鄧小平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著。與會人士抑制不住心頭的激動，因為他們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說想做卻又不敢打破束縛的大事情就要誕生了。
果然，等查教授發言完畢，鄧小平詢問了一下身邊管教育的劉西堯部長有關具體細節後，當機立斷：好，就這麼辦。招生會議重新開，高考從今年就立即恢復！
高考立即恢復！立即恢復高考！湖北大學的查全性教授是最高興的一個，全國人民也跟他一樣興奮不已。
這消息應該說是1976年10月結束“十年浩動”後，在中國老百姓中第一個引起最大反響的事。儘管那時國家的整個機體仍處在僵硬狀態，但恢復高考則如冬眠的肌體的脈管，開始有血液在湧動，正是這根血脈的湧動，神州大地像初春般有了第一技青綠……
1977年，新中國教育史上出現兩大奇觀：四十四天連續不停的教育工作會議；第一次在冬季進行大學招生。
似乎恢復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鎖都已解除，但這時突然有人提出：中國雖然是個考試大國，積壓了整整十年的考生一起擁進考場，誰也沒有組織過呀？首先需要一大筆經費，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紙張啊，這兩樣事現在想來根本不可能成為問題，甚至可能是考試主持部門賺大錢的好機會呢！當時不行，全國上下一片窮。問題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的結果是，中央決定：關於參加考試的經費問題就不要增加群眾負擔了，每個考生收五毛錢即可，其餘由國家負擔；印考卷沒紙，就先調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印考卷！
從此，就有了世界上有史以來聲勢最浩大的一次考試，參加考試的總人數達一千一百六十餘萬之多。 1977年冬和1978年夏的幾個月時間內，神州大地竟有如此龐大的考試大軍一起擁進考場，這本身就值得史學家們大書一筆。
中國人的大學夢在此次的大考中獲得了最徹底、最淋漓盡致的展現。它有太多的精彩，也太令人回味。
就學齡而言，應該說我正是屬於這部分人中的一員，但我卻沒有這個福分親歷這場波瀾壯闊的大考——我當時已經走進的另一種大學（穿綠軍裝的人民解放軍大學校），使我遺憾地喪失了這次機會。但在今天，我身邊卻有很多這樣的朋友與同事，他們以自己的親歷替我們那一代人圓了歷史性的一場大學夢。
這場夢做得好苦，而圓它時又突如其來，讓人不知所措。
“當時我一個同學特別興奮地騎車來告訴我，說要恢復高考了。我雖然早就盼望這一天，但還是一下子就驚呆了，眼淚一湧而出。我跟同學反反复复他說一句話：這下有希望了！當時那種情況，有點像在黑夜裡走路，四面全是黑的，你什麼東西都看不見，迷路了，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兒走。恢復高考這個消息，就相當於前頭突然冒出火光。當時沒有別的念頭，只想著我趕快蹦到那兒去。”中國兒童劇院編劇、北京師範大學78屆學生陳傳敏所表達的心情正是當時數千萬年輕人共同的感受。
那種感覺的真實情形，其實用語言無法表達，只能是驚愕，只能是夢幻，只能是眼淚……
肖正華，67屆高中畢業生，77屆考生，現為安徽某師專附中高級教師。他對我說的那年恢復高考及參加高考的過程是一場“天方夜譚”：
……1977年第四季度的一個早晨，我從收音機裡聽到了恢復高考的喜訊，就立即把它告訴了正在餵豬的妻子，她卻並沒有多大的反應，更沒有我那種欣喜若狂的激動。一個農村婦女關注的主要是實際生活：丈夫、孩子、柴米油鹽……
而我則有些措手不及，因為當時被公社抓差去寫個現場會材料和編一個短劇。完成後，我掐指一算，離高考只有十一天了，能用於復習的也只有十一個晚上了，考什麼呢？理科吧！翻曬物理，沖洗化學，只覺得“霧都茫茫”，欲記還忘。改道易轍，考文科！耙地理，挖歷史，搶數學；語文和政治，就靠自己的“老闆油”——憑自己經常為公社寫點“四不像”的看家本領。總之，一切聽天由命吧。
開考了，我坐在縣二中第五考場第27座。每場我都大刀闊斧，一口氣從頭殺到尾，然後再回師圍殲“頑敵”。雖然時有“精逃白骨累三遭”的痛苦、“大雪滿弓刀”的遺憾，但絲毫也沒有改變我“不到長城非好漢”的信心和意志。為了下一場的輕鬆順利，每一場我都第一個交卷，決不戀戰。一位滿唇茸須的小老弟考生替我擔憂道：“餵，27號老大，還能泡幼兒班，做遊戲嗎？”十一年才盼來這個機會呀，人生能有幾個十一年呢？換成李白，不說“千年等一回”才怪哩！
為了趕這趟考，事前我還專門向老岳父匯報了思想呢。 “很好，能考上？”“能！”“那你就去考唄。”考取後，我才笑著向他解釋，當時為了孩子，大的六歲，小的三歲，隊裡又剛分責任田，水旱地十畝，妻子拖著兩個孩子怎麼種呢？轉著彎子好請岳母大人照看外孫子。第三場考下來，正往外走，背後有人喊我一聲。回頭一看卻愣住了。此人頭上赤貧一片，嘴邊蠻荒崢嶸，身著光滑滑黃滋滋的老棉襖，沒外罩，沒鈕扣，攔腰一帶束肝斷腸。 “磨剪子唻搶菜刀——”他一聲吆喝，撥雲破霧，讓我抓住了記憶的根襻。這不是當年因平均99.7分（百分制）而苦惱的老同學嗎？這不是“文革”中炮打江青的紅衛兵嗎？這不是後來下獄要判死罪的政治犯嗎？原來，他剛平反釋放，就馬不卸鞍地趕來應考了。 “什麼都顧不上了，只好穿這紀念服，大剎風景，大剎風景喲！”他爽朗地笑著解釋……
開學那天，我在火車站等火車。漫不經心的視野裡出現一位高中時的女同學，她大腹便便坐車去合肥某大學報到。聽說後來在開學典禮儀式上，作為“老三屆”的代表發言，那理直氣壯的大肚子，把懦弱、卑怯、矯飾和虛偽頂得無處藏身。她侃侃的話語，不時被台下熱烈的掌聲打斷。
想想當年我們這些遲到的大學生，身在校園，心系妻子兒女，能修完學業，順利畢業，真不知是怎麼過來的，至於父子同級（兒子上小學級）、夫妻同班、師生易位，種種巧合，說來話就更長了。
黃蓓佳，我的老鄉，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現為江蘇省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
那年恢復高考前她在長江江心的一個小島上插隊勞動，在此之前地已經在這個長青島上“接受再教育”四年了，而且還早已準備再繼續個四年（？）、四十年（？）。那時知青除了老老實實“紮根”外，還有什麼企圖？沒有，也不敢有。不過黃毛丫頭黃蓓佳有，因為她在1973年就已經寫小說了——她現在坦言說當時寫小說就是為了“改變一下自己的命運”，但那是她藏在被窩裡的想法。 1977年夏天，黃蓓佳在島上勞動，在揚州當老師的父親寫信告訴了她一個“內部消息”：可能要恢復高考！真的呀？黃蓓佳高興得跳了起來，她知道她惟一能實現多年藏在內心的理想的機會終於來了。一切都很突然，但好在“教師之家”的家庭，使她很快得到了不少複習資料。在考試之前，公社和縣里進行了兩輪篩選，很多人在初試時淘汰了，女生淘汰居多，所以男生們很狂。黃蓓佳外柔內剛，她發誓為女知青爭口氣，當然更主要的是能為自己“找回個城市戶口”。初試結束後就到縣城填志願。黃蓓佳心中的理想是北大——其實當時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考試能力，“可我們那時好像什麼顧慮都沒有，想啥就填啥，至於考得上考不上是另外一碼事”。於是她填的志願是北大圖書館系。填完志願就回到村里等候一件決定她能否正式應考的大事。這天生產隊召開全體社員大會，會議只有一個內容：讓社員們評議，到底讓不讓黃蓓佳參加高考。這實際上是對黃蓓佳的一次政治審議，當時，黃蓓佳的小命就握在了這些大字不識的貧下中農手中。黃蓓佳緊張極了，因為她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她知道僅憑這一條，她就有可能被卡住。能否獲得通過，只有聽天由命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裡面在開社員大會，我一個人在門外徘徊，像熱鍋上的螞蟻。我感覺開會時間很長很氏，其實最多也就是半小時，可我太緊張了。這時隊長從裡面出來，他朝我笑笑，說你去考吧！就這麼一句話，我的眼淚嘩地流了出來……”黃蓓佳說，她考試並沒有太費心思，考得比較順利。只是在揚州參加高考閱卷的父親對她有個要求：每天考完後，把答完的題寫信告訴他，好讓他估估分——老頭子雖不在女兒身邊，可心裡比誰都著急。黃蓓佳說她每天考完後，竟能在當晚把所考內容一字不漏地再抄出來給父親寄去。幾天后，父親來電話告訴女兒：基本沒問題。有父親這句話後，女兒就放下心了，乾脆從此不下地了，在等候大學錄取的消息到來的時間裡，她動手給父親織了一件毛衣。毛衣織好時，知青朋友也歡天喜地地給她送來入學通知書：北京大學。沒錯。
黃蓓佳打開入學通知書看了第一眼，更是激動得直發抖：她沒有想到她被北大中文系錄取了！這正是她夢想卻又怕沒把握而不敢在志願上填的專業啊！
“那次高考太有意思了。我們江蘇共有三人考上了北大中文系，有一個同學喜歡法律，結果把他放在中文系，而畢業後又把他分配到了省政法委。我呢，上了北大中文系，結果畢業後被分配到了外事辦。我不高興，因為我想當作家，所以拼命地寫啊寫，結果就一直到1984年寫到了江蘇省作協當專業作家。”
黃蓓佳說，她到北京走近自己“夢中情人”——北大的校園時心律加大了好多好多，因為以往夢中的北大僅是個概念，就像對皇帝頭上的那頂皇冠的認識一樣，可進了北大校園後，黃蓓佳發現這兒太大了。她當晚寫信給父親，說北大大極了，就像我們家的縣城一樣大！這位江南才女入學後就忍不住又動筆寫了一篇感受上大學的作文，後來這篇文章被很多報刊轉載了。當時沒有稿費，到了1978年才有，她因此收到了後來轉載她文章的《山西青年》寄來的七元錢稿費。 “七元錢就非常了不起了，是我一生中第一筆稿費呀！我用它買了一個鉛筆盒，一本字典。鉛筆盒伴我度過了四年北大讀書時光，小字典至今我還用著……”黃蓓佳說著從書房裡拿出那本已經很舊很舊的小字典給我看，她坐在沙發上久久撫摸著它，就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當年走進北大的那段難忘日子。
我知道在我們今天的作家隊伍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跟黃蓓佳走過的路非常相似。他們從小就有當作家的夢，而正是恢復了高考，才使他們真正有機會實現自己當作家的最終願望。
那年與黃蓓佳在北大同班學習的陳建功就是其中之一。他現在是我的兄長兼上司，是國內外很著名的作家了，還是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建功上大學之前當了十年挖煤工，過的苦日子比誰都多。 1968年，剛高中畢業的建功還在北京城裡“鬧革命”，天一，突然有一個同學告訴他：京西煤礦來招工，我替你報了名，你去挖煤吧！建功就這樣去了煤礦，這一挖就是十年。到礦上後，他喜歡動筆寫些東西，又喜歡發表些自己的見解，所以礦工們很欣賞他，工農兵學員招生時，大夥推薦他，但一到黨委那兒就沒他的戲了。特別是有一天他從岩洞裡挖煤出來，看到太陽剛剛出來，就猛然吟起裡的一首詩：“呵，太陽出來了，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然後伸伸懶腰。這事被“有心人”知道了，於是他便有了攻擊“紅太陽”的罪名。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到他那個礦上時，建功表現得併不特別，因為他當時並不太了解時勢的變化，只知道自己和被打成“特嫌”的父親一樣是個“反革命嫌疑”，他因此抱定當個工人作家就是自己最好的理想了，而且當時文藝界都認為作家必須是從基層生活中才能培養出來的，學院那種地方不可能出作家。母親知道了兒子的想法便不答應了，說什麼也得讓兒子“趕考”一次。建功說媽我現在連最大公約數、最小公倍數都不知是什麼了，怎麼個考法呀？他媽說你不會找兩本書看看！
“這年秋天，我便開始了一邊上班一邊溫習功課的生活。當時我們礦的知青中大約有一半人都在溫習。”陳建功回憶說，“離校近十年，我的數學已經忘了很多，但經過溫習有不少也漸漸看明白了，但對最大值最小值的公式我卻始終搞不明白，也不肯背。當時和我在一個工棚裡住的有個叫黃博文的，他數學挺好，我就發牢騷，我說這太複雜了，我背不下來。他說建功我教你一招，你呀不要按它的公式，你就用y，用導數來解。他也問我，作文怎麼開頭好呀？我也教他一招，我說你看題目沾不沾邊，如果沾邊你就可以寫成一封信。1977年深秋的一個清晨，天還未亮，我們礦上用一輛大卡車，將我們這些參加高考的礦工拉去考試。那時天氣已經很冷了，我看見寒星還在天上閃著，山路非常崎嶇，卡車似乎開了近一個小時，才到了一個特別衰敗破爛的院子，這是一所學校。我們都知道，決定我們命運的時刻到了。第一門是語文，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裡》。一出考場，黃博文就緊緊地擁抱我，他說你給我出的主意太棒了，我果然是以給我爸媽寫信的形式寫的。最有趣的是，考數學時也有兩道題是最大值和最小值，我也就稀里糊塗地用Y公式套用了一番，答案果然很快就出來了，我的數學後來居然得了95分……聽說自己被北大中文系錄取的時候，我正在洞裡篩沙子，更確切地說，那位工友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時，我正在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曬太陽。我記得聽他說完了，當時我似乎淡淡一笑。接著，我又翻了個身，我還想曬曬我的後背。那人說你怎麼這樣？我說著什麼急，反正跑不了。直到我的後背也曬得差不多了，我才爬起來去領我的錄取通知單。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兒後怕，那年我也只二十八歲，我的心就已如岩石般粗糙了。我的成績平均在90分以上，總分在我們班是第四名第五名的樣子。最為滑稽的是我的語文得分最低，只有80多分，其中作文失掉的分最多。大概因為我把作文寫得比較花哨，寫成了文章，而教師判題時卻是按照作文規範要求的。聽說北大要錄取我時，還很疑惑，特地跑到招生辦詢問：這個人為什麼語文分數最低，而別的分都很高？招生辦的人好像說的是，這個人可能是個寫文章的人，簡歷上說還發過作品……”
那年大考中，像陳建功這樣進大學門前後有過奇特經歷的，不止他一人。
鄭曉江，1978年考入江西大學。現在他是南昌大學教授、校報主編，在生命社會學科方面是國內知名專家。他在給我寄來一堆他的代表作時，隨信告訴了我他那年參加高考的一份難忘經歷：
……我擠在一輛破舊的井岡山牌貨車的邊緣上，手緊緊地抓住車廂板，極力屏住呼吸，抵擋著陣陣刺鼻的臊味。
在鉛山咸煳加高考後，我好不容易硬擠上一輛回武夷山墾殖場的車子，誰知它裝了一隻橡皮做的大氨水袋，車上人多，路又顛簸不平，不一會，氨水溢出，滿車衝鼻刺目的氣味。我透過盈眶的淚水木然地盯著路旁一排排往後飛奔的小樹，心情沮喪到了極點。
年初，我和姐夫的妹妹鄭紅返回了闊別十年的南昌。我這個被戲稱為“山里的猴子”的人，對這個變化不算太大的城市突然有了一些說不清的戀情。鄭紅和同學整日陪我在平整的馬路上東逛西跑，晚上則去看《雷鋒》、《地道戰》、《地雷戰》等老電影。這種生活與我在山中出門就攀坡、晚上早早上床睡覺的生活有天壤之別。鄭紅的母親在飯桌上一邊給我夾菜一邊盯著我說：“你就一輩子呆在山里嗎？”這話像箭一般直刺我的心臟，就是這一瞬間，我突然下決心：是應該從山里蹦出來，改變改變了！
這時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了。回到西坑分場後，我憑著幾本《複習資料》和1977年全國各省的高考考題彙編，開始緊張的考前複習。白天我到茶場去工作，區分茶葉的等級，照看整個茶葉製作工藝的過程；晚上就著昏暗的燈光苦苦攻讀。
擺在我面前的困難太多了，似乎難以克服。我在農村中學讀書，物理課講農業機械，化學課講農藥的使用，數學課教大家怎麼撥算盤，而語文課的教材是一本《毛主席語錄》。我的知識實在是少得可憐。況且高考必試科目的地理、歷史我壓根兒沒學過。沒辦法，拼了。我便把各門課程的內容分寫在小紙條上，吃飯時背，走路時默，上廁所也拿著一大疊紙條。三個月過去了，武夷山墾殖場參加高考的五六十名知青和總場中學應屆畢業的八十餘名學生同赴鉛山縣正式考試。
天氣炎熱異常，揮汗如雨，許多題目我簡直不知如何下手。語文考卷竟然沒有作文題，只有一道什麼“改寫”題。上面印了一大段文字，要求改寫成另一篇文章。我的媽呀！我從未聽說過什麼叫“改寫”，應該用原文裡的話寫？還是純粹用自己的話寫？連這一點我都搞不清楚。躊躇半天，只好提筆硬著頭皮寫吧。每考完一場，眾多的考生便圍著送他們來的老師激動地議淪著考試內容。人頭攢動，教師侃侃而談，我站在人群的最後面，踮著腳吃力堤於捉教師和那些趾高氣揚的應屆生說的一字一句。我的天哪！好像每一題的答案都與我寫的不一樣。越聽越沮喪，越聽渾身越乏力。
坐在這該死的氨水車——大家沿途這麼詛咒著，總算回到武夷山墾殖場，再換乘手扶拖拉機，傍晚時分，我進了西坑分場。不願驚動任何人，我輕手輕腳地回到房間取了內衣，來到平日我常去的溪流邊，衣服也沒脫，縱身一躍，撲嗵一聲，全身沒入水中。憋著氣，直到肺部要炸開，再探頭出水，猛地吐出滿腔惡氣，定睛遙望溪水對面的崇山峻嶺，嘆了一口氣：這一輩子就呆在這兒吧！
天濛濛亮，我又起床坐在溪水邊發呆。山上的薄霧還未全散，一絲絲，一縷縷，或飄浮在山腰，或纏繞於翠竹綠樹，不時傳來幾聲犬吠，山里小鎮的清晨十分靜溢，人們還在睡夢中。吃過早飯，我一心一意去做茶葉了。
一個月以後，我們幾個知青晚飯後照例坐在分場總機房前的木椅上聊天，高考的場景似乎已被遺忘了，我也極力去忘卻它。
天漸漸暗了，陣陣涼風迎面襲來，我們仍天南海北地扯著，話務員在裡面喊：“高書記，電話！”與我們在一起聊天的分場書記高得福起身進去，一會兒出來對我說：“你考中大學了。”大夥全都愣住了，我有些眩暈，到今天我仍無法用文字來表達當時復雜的心情。
第二天，我到場部打聽消息。辦公大樓前已貼出大紅喜報，我的名字赫然列在紅榜第一名。全墾殖場近八十人考文科，只有我一人考取。
一個多月的沮喪之情一掃而光。 10月份，我出山赴學校報到，搭上一輛裝毛竹的車子。坐在毛竹堆上，我用力抓住竹子，說：“現在的命金貴了。”以前我從未想到珍惜這條命，不知為何，人一有了稍好的前程，連帶著對生命的態度都變了……
鄭曉江沒有告訴我他走出大山時對生命的這種重新認識是不是後來成了他重點研究生命價值取向的一個原因，但可以肯定，那次高考成功使這個“山里的猴子”改變了一生的命運。
王學文，1978年考生，現為黑龍江農墾紅興隆管理局教育中心幹部、高級老師。我們來看看他的《大學圓夢》——
1977年初冬第一場雪後，村上小關校長告訴我：鄧小平出山了，恢復高考，老三屆都興報名。
剛離開學校那會兒，魂牽夢繞的是想上大學。隨著時光流逝，上大學已經成了一個遙遠的夢。走出校門已十一年了，人生能有幾個十一年？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使我喪失了當兵、招工、推薦上大學的機會。隨著娶妻生子、柴米油鹽，我已經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大學夢早已破滅。聽關校長一說，頭腦中的記憶鮮活起來。我抵不住大學夢的誘惑，扔下捆了一半的苞米秸子，借五毛錢報了名。但回家沒敢和妻說，怕她不批准。
初試在公社舉行。感謝我學生時代的老師，教給我的知識仍深深烙在我的腦海裡。作文題目是《舊貌變新顏》、我提筆就寫：“踏著松花江邊初冬的第一場雪，我複員回到了闊別五年的家鄉。”真是意到筆隨，一氣呵成。監考教師一個勁地看我的手，我莫名其妙。原來十個手指有八個纏著膠布。
通知我參加複試是在半個月後，關校長到我家告訴我，12月20日到呼蘭縣城參加統考，並說我那篇作文在全縣三千考生中考了第一，已經印發給各學校。公社文教助理到處打聽這個複員兵，說以前咋就沒發現呢？
妻對我說：“你有本事就去考唄，啥事扯過你的後腿？將來出息了別把俺娘倆蹬了就行。”其實她最心疼的是初考時生產隊裡扣了我九十個工分，足足相當於春天九個工。
妻把隊裡剛分的豆油和亞麻籽油裝了兩桶，我馱到離家十五里的火車站，賣了作考試費用。為了區別二者，我在兩個桶上分別貼了標籤。在小胡同里溜達，見人就問：要豆油和亞麻籽油嗎？就像電影里地下工作者接頭對暗號一樣。一中年男子叫我到他家去，他把窩頭切成片，分別放在兩種油裡炸，和他妻子反复品嚐，一致認定我搞錯了。夫婦倆對我的辯解不予採納，還教育我中年人要誠實。我妥協了，將錯就錯，亞麻籽油當成了豆油賣。
那一桶豆油成交順利，一個戴大口罩的男子讓我給他送到家去。我樂顛顛地跟在他屁股後走了老遠，一抬頭卻發現到了派出所門口。原來那老客是喬裝打扮的治安員。結果豆油沒收，理由是：糧油沒完成統購計劃前一律禁止交易。我心裡直後悔，只怪自己粗心大意。
統考那天，我揣著妻給我烙的發麵餅，早上5點動身，冒著冬下三十度的嚴寒，奔向六十里外的縣城。等到考場時，人已經成了“白毛女”。考生中，有十六七歲的娃娃，也有比我還老相的孩子爸媽，有一個女的直扯衣襟也遮不住隆起的腹部。我掏出鋼筆，寫不出字，凍了。我一邊隨手把筆放在身後的爐筒上烘烤，一邊慢慢審題。等要動筆時，發現壞了：鋼筆烤成了彎弓，一寫字直轉。監考老師忍不住笑，把他的筆借了我。我向他笑笑，表示謝意。誰知一下子笑收不回來了：這監考老師就是那天買油的中年男人。我急忙低下頭答我的試卷。
作文題目是《每當我唱起東方紅》，我想不落俗套，就寫成了一韻到底的散文詩。監考老師老在我身邊瞅我的試卷，瞅得我心裡直發毛。交卷離開考場時，聽他背後說：“寫跑題了，不讓寫詩歌嘛！”我心裡這個後悔呀，誰叫你審題不嚴呢！後來我看了山西一個考生的範文也是用散文詩寫的，覺得散文詩也可往散文這邊靠，此是後話。
中午在躍進飯店吃飯。把凍硬的發麵餅掰碎，泡上飯店免費的老湯，再兌點醬油、醋和辣椒末什麼的，吃起來有滋有味的。望著泛著油花的湯盆和“為人民服務”的牌子，感到這家飯店確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心想，等考完後一定寫封表揚信。等下午考完試趕到飯店時，發現湯盆和牌子一併不見了。服務員抱怨說供不起了，考試的人太多了。看來做好事貴在堅持。當然，表揚信也沒寫成。
接下來要解決晚上的棲身問題。住旅店兩塊錢一宿，超出財務支出能力。我找到“四海”大車店，睡通炕，不要被子，一宿二毛錢，正合我意。我坐在炕上角落裡行書。電壓不足，燈火一明一暗，一會兒眼睛看字就重形，屋裡充滿了煙味、汗味和泡豆餅的酸味，拌和著車老闆粗重的鼾聲和守夜人低俗的小調，叫人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炕很熱，很舒服。不一會兒有活物在動。開始局部偷襲，後來全面進攻，重點集中在隱私處。不撓，又癢又疼；撓破了，火辣辣的，更癢更疼。劃火柴一照，老臭們忙不迭地往牆縫裡鑽。聽說臭蟲喜歡對血型，莫非我的前任也是O型血？我換個地方，學車老闆的樣子，把衣服脫得精光，用繩子捆了吊在高處。剛有點睡意朦朧，起早趕路的將鐵桶、馬勺又磕得“梆梆”響。第二天照鏡子，眼圈都是黑的。硬撐著考完第四科，不敢再住店，連夜落荒而逃。
文教助理送來通知書時，我正在馬圈裡起糞。助理很為我鳴不平，說比你分數低的都進了本科，你才走了個大專。我說鄧公沒忘了咱們，就夠意思了。再說這學咋個上法，我還得和孩子他媽好好合計合計呢。
去學校報到的頭天晚上，我和妻子相對而坐，恍如夢裡一般，妻說了很多話，我一個勁地答應，記住了，又沒記住。兒子睡了，夢裡帶著笑。女兒給我數白頭髮，女兒說：“爸，我也要等長出白頭才能上大學嗎？”
我把女兒緊緊地抱在懷裡，說：不會的，永遠不會的。
王秀文，1967屆高中生，1977年考生，現為中央某部駐外高級經濟師。
他知道我在寫這部“高考報告”，所以電話告訴我說沒有他的那段經歷，那這部作品“將是殘缺的”。如此危言聳聽，我便如約去採訪。
王秀文確實與眾不同，因為他是有過“劣跡”的那一類人。 “文革”中他一度紅過，還當過某市“兵團”司令呢！但很快又被另一“革命造反派”打倒，從此再不願扛造反大旗，一心想搞點小“技術革新”。然而也許他的骨子裡就有一種不安寧的騷動意識，1973年開始他的命運便急轉直下，先是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視為“孔老三”——他公然說“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與道德信仰的基石”。 1975年的“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中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關押在牢裡十個月，後因身體不好保外就醫。粉碎“四人幫”後，他總算可以回家了。 1977年高考消息下來，王秀文興奮不已，在家大叫大喊了幾天，說這回自己總算有了出頭之日。但到市招生辦報名時，竟然沒有人敢接待他，他急了，罵人家是小“四人幫”。可招生辦的人說你才是小“四人幫”的爪牙。王秀文搞糊塗了，後來有人悄悄告訴他：你是內定為還沒有搞清問題的“5·16”分子。王秀文一聽傻眼了，追夢十餘年的考大學看來與自己永遠無緣了。於是他傷心地出走了很長時間。他到了新疆沙漠深處的一個戈壁灘農場，想與這兒的荒蕪與嚴寒苦度一生。他學騎馬，學放牧，也學喝烈性酒，甚至去追逐從內地逃過去的野女人，他變野了，連頭髮都不理。突然有一天農場來了一位浙江的生意人，收羊皮的浙江人帶了一台小半導體，王秀文寂寞了很久，就借來聽了一個上午，他聽著聽著，眼淚就掉了出來，然後就一下子不醒人事……生意人嚇得趕緊將他送到附近醫院，還好，人家說他過度激動。咋回事？醒來的王秀文說：我馬上就要回老家參加考試，我可以考大學了！廣播裡說像我這樣所謂有“政治問題”的人也可以參加高考，入學條件一律平等！浙江那個收羊皮的生意人很痛快地說：今晚我請客。這一夜、王秀文喝得酪配大醉……
他回到老家，把家人嚇了一大跳，因為人家都知道他在新疆“自殺”了。 “死人”現在竟然復活，還要吵著考大學！ 1978年某市招生辦都知道這事，也知道王秀文這位“野人”。
離參加高考僅有十來天時間，王秀文從一個老師手中藉來一疊複習資料，把自己反鎖在一間租來的小房裡，他對家人和老師說：“你們這段時間誰也不要打擾我，只要在考試前一天來叫我就行。”
家人已經習慣他的“神經”了，以為他又犯病了，所以除了每天從窗口扔進點東西給他以外，並沒有再多管他的事。老師們也偷偷地笑這個真真假假的“王瘋子”是不是又瘋了。他確實瘋了，一連幾天沒有人見他從裡面出來過，偶爾在夜深人靜時，聽到他在高聲他說“瘋話”。九天過去了，誰也沒有把他考不考大學當回事，照；日各忙各的。就在大考的前一晚上，王秀文神出鬼沒地從裡面走了出來，他學著“范進中舉”的樣兒，搖搖晃晃地走到附近居民家，一邊嘴喊著“哈哈，中了，中了”，一邊做出一副醉樣，惹得一幫小孩跟在他後面喊他“瘋子”。 “瘋子”。而王秀文則越加得意地做著中舉的范進樣。有個小孩使壞，在他半閉著眼往前走時，用一木椅絆了一下，王秀文撲嗵一下，跌倒在地，孩子和路過的行人樂得哈哈大笑。這時有人過來取笑：王秀才，人家明天都要上考場了，你是不是真去當一回范進大人呀？
王秀文大驚，連忙問：今天是多少號了？
人家有板有眼地告訴了他。
“嗚呼哀哉——我差點要誤大事了！”王“瘋子”一下變得不瘋了，他趕緊返身，直奔自己的家……
第二天，考場上人頭攢動。這時已經出名的王“瘋子”到了考場，負責看門的人一見“瘋子”來了，大喝一聲：你來幹什麼？走遠一點！
王秀文跺著腳：哎喲我的師傅，我哪有一點瘋嘛！你不信看看我的准考證嘛！
看門的看了看准考證，沒錯。但再瞅瞅王秀文，他疑心了，叫來招生辦的人問：這“瘋子”怎麼也有准考證？
招生辦的人笑了：他是有點瘋，不過不是神經病的那種瘋，而是思想上有點那個，哈哈哈……
噢噢，明白明白。看門的回頭重重地用拳頭砸了一個王秀文的肩膀：小子，好好考，別再裝瘋賣傻！
好喲！王秀文就這樣走進了考場。
四門考課，王秀文從來都是第一個出來。有人問他考得怎麼樣？他總是學著范進的樣連說“中了中了，哈哈，肯定中了”。
這傢伙準又瘋了。人們在背後朝他指指點點。
考試結束，又過了一段時間，與王秀文同進考場的人一個個相繼接到了入學通知書，惟獨他沒有。
王秀文這回沉默不語了。有人這時拿他開心：瘋子，這回“中了”沒有啊？
呸，你們都給我滾！王秀文怒氣沖天地拾起地上的磚頭和石塊，不管是誰就扔過去，嚇得周圍的人都大驚失色：瘋子又瘋了，別再去惹他了。
後來，王秀文聽說自己的數學考了7分！他大怒，跑到招生辦就滿樓嚷嚷，吵著要看卷。大樓裡的人一看是他來了，一邊說著“瘋子來了”、“瘋子來了”，一邊趕緊紛紛關上門。玉秀文更火了，見門就踢。最後他查到了自己的捲子，結果發現真的出現了大錯：他的數學分數應該是77分，抄分的人沒有認真看，抄成了7分，整整給他少算了70分！
“對不起對不起，實在對不起。因為這次考生中數學交白卷的不是一個兩個，能考7分的也不算少了，所以險些誤你的大事。”招生辦的老師，一萬個道歉。
這回王“瘋子”很有風度地說了一聲：“沒關係，反正能'中了'就行。”
好事多磨的王秀文終於如願以償走進了一所名牌大學，後來又當了研究生，如今正在海外四處“瘋”著。
像王秀文這樣的“瘋人”獲得上大學的機會，可以說它像徵著中國封閉了多少年後真正走向開放的標誌。但中國又是個人口眾多、教育落後的大國，能上大學畢竟是極少數人，至1980年，我們的文盲仍有一兩億之多，絕大多數的青壯年只具初、高中文化。什麼時候上大學成了所有青年和所有家庭的最高願望？當然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結果。當“科學的春天”之風吹拂神州大地時，當徐遲的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把陳景潤這樣埋頭搞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奉為民族英雄和時代象徵時，當鄧公一句“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發表時，當北大方正、中關村電腦城如日中升時，當一群又一群知識經濟下的百萬富翁誕生時，當黨政機關。中外企業甚至個體民營老闆的招工牌上第一條件就是文憑，上大學越來越成為人們自我生存與爭取有所發展的必備條件時……每一個中國家長、每一個到了就業年齡的青年和正在準備踏上社會的學生們都清楚地意識到：沒有相當過硬的學歷和文憑，個人或家庭的生存形態將面臨不可抗拒的挑戰。
大學和學歷，隨著中國開放程度與國力增強，以及知識經濟與科學發展的進步而在不斷升值、不斷升溫。現在，甚至已經到了誰若沒有一張過硬的文憑，誰就難以跨進就業之門，更不容談大有可為的嚴峻時代了。
大學像一道無形的命運與身份的分水嶺。
大學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必須。
誰拒絕了大學，誰就將拒絕挑戰；誰放棄了大學，誰就意味著放棄了選擇。
此時此刻，問中國的百姓什麼是你生活中最大的願望？他和她準會告訴你，是孩子的教育，是培養孩子上大學！
西方人一直不理解為什麼中國人把錢都存在銀行里？我們的國家決策者也費盡心思地通過各種手段來“拉動內需”，但從來就沒有真正成功過，為什麼？因為中國人的心裡有個情結，就是賺了錢為孩子上學，存足了錢還是為了孩子上學，沒有錢的也要存錢同樣是為了孩子上學。據上海最新的一項調查表明：百姓手頭的錢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作為“教育儲備金”，這些錢他們不去進行其它投資，而是為了供兒女上大學之用。另一項調查表明，家庭經濟越不富裕的家長們，越是把更多的錢用於子女教育，教育費用佔他們手頭資產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目前，中國個人的存款和現金達十萬億元之巨，也就是說中國人準備了近五萬億元左右的錢為了子女上大學。五萬億元錢像頭猛虎，如果一下衝出來，可以摧毀整個國民經濟，可以摧垮整個市場體系，可以讓江山搖搖欲墜，但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卻溫情地將它緊緊地握在手裡，以無比寬宏的胸懷，一點一滴地、細水長流地交給他們的子女，讓他們去努力讀書，讀到他們認為可以體面地進入能夠獲得良好生存條件的大學……
十二億人幾乎都這麼想著，這麼做著，因此中國人在二十世紀後二十年間對大學的理解與刻求，比任何時候都更明細，比任何時候都更瘋狂，比任何時候都更迷戀，競爭的殘酷也就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滲透到幾乎每一個家庭。
有一次，青少年問題專家孫云曉先生給我們講了下面一件事：黑龍江某煤礦城市，有一個姓宋的礦工家庭，全家五口人，僅靠幾百元收入勉強度日。宋家有兩兒一女，老大老二都是男孩，一個十五歲，一個十三歲，都在讀初中。女兒最小，讀小學五年級。這個經濟貧困家庭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三個孩子學習成績都在各自的班上名列前茅。可在1996年9月的一天下午，老二和老三突然失踪了，家人找遍了孩子可能去的地方，依然沒有踪跡，於是只好報警。公安人員費盡辛苦也沒有找到，最後發現老大有些不對勁，被列為懷疑對象。父母堅決否認，說老大是個好孩子，從不招是非，更別說做壞事了。學校老師和同學都出來證明這家的老大是好學生。但公安人員的審訊結果卻出人意料：老大承認是他親手活埋了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如此殘忍地殺害親弟妹，誰聽了都會毛骨悚然。原來這孩子經常聽到他父親說：咱家窮，只能供一個孩子上大學，你們兄妹誰考上了我就供誰，考不上的就下來幹苦力活，供上大學的讀書。老大比老二老三早懂事呀，心想兄妹三人成績都不錯，要是有兩人能考上大學，就得有一個不能上而老大想自己的成績可能不如老二老三，這樣上大學的希望不等於沒了嗎？他越想越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除掉競爭對手。主意一定，老大從從容容地設下計謀，誘騙弟弟和妹妹上山，假裝玩挖坑埋人的遊戲，便將老二老三活埋致死……誰都不願聽這樣的悲慘故事，但它實實在在發生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人們議論說這孩子大自私、太冷酷，也有人說他父親不該在孩子麵前說那樣的話誤導。可不管如何解釋，在這個孩子心目中，他有一種強烈的上大學的慾望，為此，他選擇了他認為自己目前能做到的惟一也是最好的辦法。我們該怪誰？怪這孩子？怪他父親？也許我們誰都說不清。可有一點是清楚的，除了我們不知道年齡尚小的老二、老三是否明白上大學對他們的重要之外，殺害弟弟和妹妹的老大及其父親心中是極明白的。父親因為自己的貧困和無能在為孩子惋嘆，老大是從父親的話中體味到自己可能失去上大學機會的恐懼，正是這父親的惋嘆和兒子的恐懼，直接導致了這場悲劇。
大學，在這個礦工的家庭是一場噩夢，它毀滅了全家的幸福，也絕了這個家的根。當然，像這樣的事例是極少數的，也不可能成為社會主流。大學夢對多數中國人而言，它是一座高山，一座險峰，有人通過這種攀越來證明自身的價值，有人則把大學作為自身價值取向的始發點、動力源。
說到這兒，我不由得想到一位如今已是風雲人物的年輕都市才女，她叫張粲。
我曾對張粲說，如果這本中少了她的內容，就是一個缺陷。她當然沒有明白過來，因為那時我的書稿尚在邊寫作邊採訪之中。
同在一個城市，但要抓住一位馳騁在商場上的女億萬富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甚至估計有可能完不成這個採訪計劃，因為我僅從一篇有關張集的報導中知道了她的一些情況，其餘一無所知。有趣的是無巧不成書：當我託人滿北京找這個才女時，突然有一天張粲打電話告訴我：“我的公司就在你們作家協會對面呀！”
望著對面高出作協辦公樓兩倍的“建材大廈”，我心中頓時升起一股“世界真的是你們的”感嘆——因為張粲說：這29層高的建材大廈就是她蓋的！
她在京城蓋的大樓不止一棟兩棟了，僅她本人的“達因集團公司”下屬就有四十多家分公司，遍及高科技、保健藥業和房堤禚業，公司員工超過三千人，在美國矽谷都有她的“公司部隊”。
那天我推門進她的辦公室，第一面見她時差點問她“你們老闆張粲在嗎”，要不是她搶先說“你是何老師吧？”我想我真會把上面的話說出口。張粲的形像給我感覺就是大公司裡那類漂亮年輕和能幹的“女祕書”，然而她恰恰是大老闆。更不可思議的是，她的人生中有一段不可思議的大學經歷。
張粟1982年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大學，那時她才十九歲，小姑娘一個，又長得南方姑娘的那種清秀淑雅，聰明而有才氣，活潑又機靈，她當上了學生會文體部副部長，在北大能成為這個角色並不容易。我們還記得1985年的國慶大遊行中，北大學生經過天安門時突然向城樓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張粲是那次北大學生組成的兩千人集體舞的總指揮。
那時的張粟，青春又單純，充滿活力又性格開朗。
突然，事隔幾日，學校通知她：你的學籍已被開除，回家去吧！張粲沒弄明白怎麼回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