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見到一則報導，說鞍山有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婦女，為了送兒子上大學，竟然陪著兒子上完了初三到高中的四年課程。報導寫得很簡單，但我看後心情異常沉重，因為實在想像不出那位家長為了兒子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
其實，在為子女上大學這件事上，每一個家庭都有一部自己的書，而這每一部書，都是沉甸甸的。
下面我記錄的十來位家長在子女考大學過程中所付出的辛勞，就是全國近兩億中學生家庭的縮影。
李倩原來與我是同事，我們曾在一個編輯部工作。我從部隊剛轉業見到她的時候，她真可謂“三十歲的女人是金花”。論風韻、論氣質、論為人處事的熱情與坦誠，足以使她成為具有現代色彩的單位“一枝花”了。李倩的兒子在小學時都是由她婆婆帶的，李倩的丈夫從事駐外商務，很少在家裡，所以她是個愛玩愛串門子的主兒。我在報社時，李倩就是個熱心腸的人，誰生病、誰結婚、誰夫妻之間出了什麼摩擦麻煩，凡事她都愛管。
“閒的唄。”李倩有時也自嘲。
因為工作調動，我同李情分開也有七八年了。去年有一次我在西單圖書大廈買書，那天有位老師寫了一本書，宣傳廣告上說“×××老師教的學生為什麼百分之五十以上考進北大清華？”很吸引人，那位老師簽名售書的場面，簡直叫我們這些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汗顏，長長的等候簽名的隊伍直排到圖書大廈門口。我從三樓買完書出圖書大廈時，突然看到一樓隊伍中有一對男女吵了起來，那女的硬要插隊，五十來歲的男人就是不讓她插，結果越吵越兇。我走過去一看，原來那女的正是李倩。李倩一見我這位老熟人，便有些不好意思再跟那男的把鬧劇演下去了，只見她兩眼淚汪汪的。
“有幾年沒見面了？都認不出我了吧？”李倩很沮喪地問我。老熟人了，我直截了當地告訴她：“確實。不過我不明白是什麼原因讓過去從不發愁的你改變了自己？離婚了？”
李倩兩眼無神地說：“跟離婚差不了多少。不過不是我與那個冤家的問題，而是我與兒子之間的問題。”
“怎麼？你不是從不管兒子的嘛？”
“過去是。可那種生活早已結束了。從四年前開始，我就像頭被套著韁繩的馬，再也沒有歇口氣的日子，我懷疑自己能不能挺得到兒子參加明年的高考……”李倩的眼淚又出來了。突然她猛地抬起頭，朝我大聲嚷嚷起來：“你何建明不是作家嗎？為什麼不寫寫中國人考大學的事？為什麼不呼籲呼籲改革改革高考模式？考考考，哪年不考死孩子考死家長？難道真的就找不出其它更好的辦法？”
又一個“逼”我寫高考題材的採訪對象。李倩當然屬於比較典型的一種情況：
在她兒子上初二之前，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從沒有把孩子讀書的事放在心上。婆婆公公幫她把孩子吃喝拉撒的事全包了。但初二後的一次家長會上，李倩猛然大吃一驚，原來自己的孩子不管是不行了，因為兒子的班主任板著臉直截了當地告訴她：要么讓你兒子轉學，要么讓他留一級！李倩聽了老師的話，腦子嗡的快要炸了！她向來是個極要面子的人，兒子的成績之差已經差到同班的其他家長不能容忍的堤旖。原來李倩的同事中有兩個人的孩子是她兒子的同班同學。一向要強的李倩覺得這個面子丟得無法接受。問題的嚴重性還在後頭，李倩的兒子小虎從小在爺爺奶奶的關懷下長得人高馬大，十四歲時已經身高一米七O，體重過了一百二十斤，活脫是一個小男子漢，時不時半夜裡在家中的被褥上“畫地圖”。加上小伙子長得像李倩，學校裡那些與他一樣早熟的女孩子便向他猛烈地進攻——一個星期最多時接到十來封“求愛信”。
那天，李倩開完家長會回家，一肚子火等候著放學的兒子。
不一會，門“哐”的一聲被踢開了。不用說，準是小虎回家了。
李倩看著比自己還高出半個頭的兒子，以及兒子那充滿朝氣的裝束，她突然感到有些吃驚，凝視著兒子：什麼時候他長成大人了？
“媽，我的運動鞋太過時了。我看到新街口商場又有一種新款式，明天給我五百塊錢。”小虎根本沒有註意媽的表情，依然像平時那樣，想要什麼張口就來。
“你給我坐下！”一個很嚴厲的命令。
兒子一愣，看看反常的媽媽，暫且收斂住，找張椅子坐了下來。
“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兒子裝傻充愣：“媽，什麼事這麼嚴重？”
“你、你看看自己：白長了那麼高的個！全班倒數第二，除了那個先天有病的外，就你是班上最有能耐的了。看看，三次數學考試加起來不到90分！”李倩把家長會拿到的幾張卷子扔在了兒子的臉上。 “難道你真的一點不知道為自己爭口氣？啊，你說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兒子長這麼大還沒見過母親這麼認真地對待過自己，今天是母子倆對話，爺爺奶奶被“隔離”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小虎感到很委屈，於是便一邊抹著眼淚一邊擦著鼻涕反問媽：“我知道自己成績不好，可你知道人家的家長是怎麼抓孩子學習的？天天幫著找老師找家教，甚至天天陪著一起聽課呢！就你把我往爺爺奶奶這一放，什麼都不管。你和爸又都不是天才，我的成績能跟得上人家嗎？要是你能有人家家長的一半心思幫助我，我也會得個全班一二名的！”
“嘴能耐！你要有那本事我可以豁出去！”李倩見兒子跟自己抬摃，氣不打一處來。
“那好。就看你的了。”兒子把自己的房間小門“砰”的一關，裡面即刻傳出一首不知是那個歌星的“我很煩，這個世界太少真情太少愛”的歌聲。
李倩一聽更是火冒三丈。 “小虎，你給我出來！”
“砰！砰！砰！”李倩只覺得自己那隻敲門的拳頭都疼了。
“媽，怎麼啦？”從門縫裡探出半個頭的兒子，雙手摀著耳機瞪大眼睛問道。
李倩上前一把將小虎頭上的耳機摘了下來：“從今晚開始，我陪你做作業！”
“真的？”小虎又驚又無奈地折身從書包中取出課本和作業，噘著嘴說：“開始吧一一”
這一開始，可讓李倩嘗盡了當一位輔導外加保姆的高中生母親的酸甜苦辣。
第一件最讓李倩為難的事，是她這個擁有“大專”畢業文憑的母親，對兒子的高中數理化題目基本上是睜眼瞎子，所以給兒子請家教是當務之急。她先到了北師大家教中心，那兒的學生給她介紹了一個。頭天進門一看，李倩就傻眼了：怎麼是女學生呀？不行。別家教沒當幾天，兒子把人家小姑娘弄得暈暈乎乎的就麻煩大了。第二次倒是換了個男孩子。但頭一課下來，小虎就提出：此人不能再用。李情問為什麼？兒子回答得極其乾脆：他連什麼是VCD什麼是DVD都弄不明白，還老打聽我家裡管不管飯。媽你說，能讓這些上大學之前連火車都沒有見過的貧困生當我的老師嗎？
唉！依你。李倩白了一眼兒子說，我下個星期到北大、清華家教中心，問問能不能找個合適的。
下一個星期，為了給兒子能找到比較理想的家教生，李倩一連請了三個半天的假，外加每次到北大、清華“打的”花去的一百一二十塊錢車費，最後總算在周六把清華的一位據說當年是湖北的高考“狀元”請到了家裡。
“狀元”的水平確實不一般，但兒子的能力卻很難適應清華高材生的教學速度。特別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示後仍然不見效時，“狀元”有點不耐煩地從口中冒出了句“你怎麼這麼笨”？什麼，老子出錢把你請到我家，讓你罵我的呀？兒子不干了，朝“狀元”手一揮：“你走！馬上就走！回清華當你的'狀元'去！我不稀罕你！”
“阿姨，我來你們家共三十五分鐘，四捨五入，外加回去的路費，你給五十元吧！”“狀元”找到李倩，要回了那份該得的報酬後，轉身就走了。
當媽的李倩可苦了，心想：事沒辦成，一個月費力費心得來的二百多元獎金，為了請一個家教全給“泡”了。
李倩不死心，託人跑到西城某重點中學請了位家教教師。 “只要能把我兒子的成績補上去，老師您有什麼事要辦儘管說。”講好每小時六十元家教費後，李倩生怕虧待了人家“名教師”，趕忙討好堤旃了一句。
“沒什麼，我比較忙，得讓你兒子到我家來上課。”名師說。
“這是一定的，您這麼有名，肯定不會是教我孩子一個學生唄！”李倩滿臉堆笑地對人家說。
“那就算我同意收你兒子為學生了。不過我只能給安排在星期天的晚上八點到十點這個時間段。”名師說。
“行，您有時間就行。”
“那咱們就這樣定了。”
李倩臨走時，順便又從書包中取出一隻長條形紅盒，裝做十分不好意思地對“名師”說：“這是我在參加一個新聞發布會時人家送給我的一條水晶項鍊，不值錢，您戴戴看合適不合適，如果不合適就把它扔了！”
“名師”的臉上馬上表現出驚詫：“哎——這麼漂亮的禮品，我喜歡還來不及呢！連戴都捨不得呢。”
李倩佯裝“逼”著人家收起水晶項鍊後，便趕忙離開了“名師”家，對著長空自嘆一聲道：五百元又沒啦！她摸著依然留有百貨大樓服務小姐手溫的那張水晶項鍊的發票，自己罵自己道：阿Q！
家教是定下來了。但每周星期天晚上的這一堂到“名師”家的上課卻成了李倩極其傷腦筋的事。讓兒子一個人自己來去吧，有點不放心，讓孩子的爺爺奶奶陪著吧，更不現實。最後李倩還是決定自己陪兒子去。這一陪就是四個多月。這四個月中每月四趟，四四十六趟，可把李倩折騰苦了。那個“名師”家在北四環外的祁家豁子，李倩家在城內的長安街旁邊，上一堂家教路上就得倒兩趟車不說，把兒子送到人家後的兩個小時，可讓在外面等候的李倩作難了，進入家門顯然是不合適的，中途回自己家又不值得。無奈，李倩每次把兒子送到老師的樓底下後，就自個兒找個地方看看書，或者構思一下手頭的採訪頌炷，要么打打新聞腹稿什麼的，總之得找點事消磨這兩個小時呀。眼尖的李倩終於發現一處“好地方”——不遠處有個電影院門口挺亮，看個書划拉幾筆還真成。一次、兩次，李倩還真的發現在明亮的燈光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等到兒子從人家家裡結束課程時，她不覺得半點無聊，甚至有時還感覺時間不夠用哩！三次四次……李倩和兒子每次在這樣的夜晚裡各取所需，頗感充實。
可是就在第六次時，意想不到的事出現了。
那天，上完家教的兒子準時在10點10分跑到電影院門口找媽時，媽卻不見了。
“媽媽一！”小虎開始四處尋找，後來不得不大聲叫喊。
“小……小虎，我……我在這兒呢……快來扶我一下。”黑暗處，有個變了調的聲音在呼救。
小虎緊張地奔跑過去，一看，原來是媽媽倒在了地上。 “媽你怎麼啦？誰欺負你了？傷得重嗎？媽我扶你起來！”
李倩什麼話都沒敢對兒子說，只推說自己摸黑摔了一跤。等到兒子叫來一輛出租車送他們回家後，她忍不住回到自己的房間捂著被子傷心地哭了起來。她足足哭了大半夜。我採訪時間她到底出了什麼事。李倩才有些不好意思地對我說出了實情。
那天，李倩像往常一樣，獨自依偎在電影院門口的一處燈光下看書，不知什麼時候，眼前出現了一個身材蠻壯實的小伙子。那小伙子手裡拿了兩張電影票對她說：“大姐，我的朋友今晚沒來，這兒多了一張電影票，扔了也浪費，你進去看看吧。香港片，消磨消磨時間。”
李倩還沒來得及思考一下這突然的“友好”，便被對方熱情地拉進了影院，並在那小狄子旁邊的座位上坐了下來。電影隨即開始了，銀幕上出現著男女主人公不斷熱吻和擁抱的鏡頭，場內人並不多，裡面靜得出奇。許久沒有在電影院感受過這種場面的李倩，似乎也被銀幕上男女主人公的情緒感染了，內心深處那份早已冷卻的情緒此時此刻不知不覺湧進了血管……就在這時，突然她感覺有一隻並不老實的手碰上了她的腰際，先是停在那兒沒動，見她沒有反應，便開始大膽地向她的前身上部移動起來……
“幹什麼？”李倩低聲而又嚴厲堤爨頭責問送她票的那小子，隨後站起身就往外走。
“大姐，你別走呀！”身後，黑暗中他在喊她，並順勢扯住她的衣角。
李倩抬手狠狠地一甩，大步出了影院。她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罵自己“活見鬼”！
“大姐，我可不是鬼，我可是你的小親親呀！”
李倩一驚，回頭一看，原來正是那個想在黑暗中動手動腳的無賴。
“你、你想幹什麼？”李倩使出全身力氣，想抬高聲音嚇退對方，可聲音不僅沒有絲毫的嚴厲，反而多了幾分顫抖。
“嘻嘻，大姐是這兒的常客了，何必耍弄小弟呢？”那無賴嘻皮笑臉地湊過來，滿口穢語：“怎麼，你是嫌我太嫩？錯錯錯，大姐，也許天太黑，你不小心看偏了眼。不信你伸過玉手摸一摸便知……”
李倩嚇得連連退了幾步。但她知道此時此刻必須自己給自己壯膽，於是便提高嗓音斥道：“你這個流氓，滾開滾開。要不我喊人啦！”
陰暗的燈光下，那人先是一愣，也許這時他才發現自己真的弄錯了人。良家婦女也該收拾收拾。 “媽的，你不想幹事，可也不能白白浪費老子的錢財呀！”
“你、你想幹什麼？”李倩一下沒弄清對方的意圖。
“裝什麼蒜，給呀！老子總不能白貼了半天陪你呀！”
原來他是要電影票錢呢！李倩趕緊哆哆嗦嗦地從口袋中掏出一張十塊錢：“給，還給你票錢。”
“嘿，你媽的拿我當猴耍呀！”李倩還沒有反應過來，對方那隻有力的手早已向她伸來，搶走她錢包又猛地一推，將她推倒在馬路邊……小虎喊她的時候，那混蛋其實剛剛離開不久。
李倩沒有將這事的全過程告訴兒子，但就因為這可怕的一幕，小虎的家教從此結束了，是李倩主動向兒子提出來的。
被請家教折騰得又氣又恨的李倩雖然不再想為兒子請什麼人輔導了，但為了能讓兒子的成績上去的心思卻絲毫未改。隨著高考的臨近，李倩的勞神簡直到了極點。
進入高三後，小虎的成績顯然比以前有所進步，李倩站在兒子麵前，笑著拍了拍小虎的腦殼，毫不掩飾地說：“這是咱娘倆共同努力的結果。”
“最主要的還是我的內因在發生作用。”兒子並不客氣地回擊道。
李倩點點頭，說，嗯，這一點應當給予肯定。問題是你的進步還不能保證高考的絕對把握，必須進一步加大“內因作用”。對了，我已經根據你在班上所處的中游水平，特意為你制定了一個“半年赶超計劃”，就是用六個月時間，每月赶超班裡兩名同學，二六十二，這樣半年下來，進入高三後一個學期，你的成績就可以在班上達到前三名水平。這叫“量化赶超法”。
“量化赶超法？”正在埋頭吃飯的小虎，一聽老媽的新花招，嘴裡的半口飯再也沒有嚥下去。放下飯碗便進了自己的小屋，再不想答理誰。
李倩才不管兒子這一套。心想男孩惰性大，你不用鞭子在後面趕著，他是不會抬腿快步往前走的。
根據李倩的“偵察”和“刺探”得來的經驗：要想讓孩子成績突上去，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多做題，二是巧做題。
第一條可行的路說白了就是多花時間。為此，李倩給兒子小虎的作息時間作了最詳盡的安排，每天放學回家後先完成學校佈置的作業，然後再做由她親自選定的輔導資料二十題，文理各一天。第二天六點起床後用十分鐘洗漱，再用半小時對前一晚上做的題進行檢查，然後是十五分鐘的早餐時間。留有五分鐘機動時間作上學前的準備。週六星期天當然是全天候的複習與做題，其早晚時間與平時一樣。
小虎對上述的安排表示默認，但他提出，我的所有時間已經被無情地填滿了，如果要我像一台機器運轉，條件是我的個人行為將同樣全部機械化。
“什麼意思？”李倩對兒子這一怪怪的問題不明白。
“沒什麼意思，你已經分分秒秒給我安排了，我不可能像以前做些我自己本應做的事，比如吃早餐時你得給我把熱牛奶吹涼了，雞蛋殼必須剝好，同樣，晚上睡前也必須把洗腳水端到我腳跟前，等我洗完後再倒掉，最好還扶我上床——請別打斷我，應該還用音樂為我催眠什麼的。”
“你——！”李倩氣得直想發作，又被兒子將了一軍。
“先別急，如果我說的不成問題，那老媽你的要求我也答應。”小虎兩眼盯著母親，一眨不眨。
李倩“唉”地長嘆了一聲，說：“好吧，我們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兒子頭也不抬地擱下飯碗就進了自己的小房間。
第二天早上起來後就開始“練兵”，兒子在“規定”時間段裡做得一分不差，倒是當媽的李情有些極不自然：熱牛奶有些燙，小虎誇大其詞地在坐在桌子前大喊“快吹涼吹涼呀”，看著兒子在一旁扮著鬼臉看自己忙手忙腳剝熟雞蛋殼的樣子，李倩氣得胸脯一起一伏。晚上母子倆又開始了“規定”項目的分工……12點差7分鐘時，兒子宣告“規定項目”全部完成。已經困得眼睛都快睜不開的李倩，趕快為兒子端來洗腳水，等剛倒完洗腳水，躺在床上的兒子又大呼小叫地嚷著“催眠曲”沒有打開，大約十來分鐘後等到兒子“呼呼”入睡時，疲憊不堪的李倩就像渾身散了架似的。
可是說好的事就得堅持，否則前功盡棄。李倩咬咬牙，一個早上一個夜晚地跟兒子“開仗”。十幾天過去後，倆人之間的“分工”，漸成習慣。只是有一日把李倩氣得忍無可忍，那天早上她正忙著為自己上午要參加一個新聞發布會而做準備時，兒子則在外屋大聲咋呼起來：“媽，不行不行，你耽誤我時間了，怎麼沒有把雞蛋殼剝好呀？”
正忙著的李倩一聽便大怒：“混小子，你自己的手到哪兒去了？”
“這不是我的事，我不干！”誰知兒子毫不含糊地回答說。
“你——”李倩大怒，從里屋衝出來，拾起桌上的雞蛋，就扔在了兒子的臉上：“我看你會不會剝！”
接下去，便是母子倆的一場激烈爭吵。李倩為此班也沒上成，自己採訪任務也擱下了——那天她在家里關起門哭了半天。兒子放學後回來就鑽進了被子，什麼作業都沒做。
最後著急和投降的，還是當母親的李倩。
第二天早上開始，李倩無可奈何地對兒子說，是你媽不對，我們還是像以前一樣，明確分工。該我做的全部我做，該你完成的你也必須完成。小虎沒有說話，同樣機械地恢復了以往的做法。
只是事過三個多月後，令李倩更發楞的事發生了。
那天，兒子放學回家後吃完晚飯，照例一個人關在自己的那間小屋裡。李倩呢，則在自己的臥室趕著一篇明天就要發排的新聞稿。像通常一樣，過10點半後，她就會輕輕敲一下兒子的房門，問問兒子餓了沒有，想吃點什麼夜宵。
“兒子，說話呀！”李倩感到有些奇怪地追問了幾聲。
背對著她的兒子仍然不說話，直挺挺地坐著，並沒有像睡著的樣子。於是李倩走了進去。當她看到兒子的模樣時大吃一驚：以往虎頭虎腦的兒子，今兒個咋傻瓜似的愣在那兒，兩眼朝著黑洞洞的窗外面無表情，一言不發。 “怎麼啦？小虎小虎！”李倩使勁地搖晃兒子，直到她急得快要掉出眼淚時，兒子總算不緊不慢地吐了一句話：
“其實我對考大學一點興趣也沒有。媽，真的，我不想考大學了。”
什麼什麼？你給我說說清楚！李情驚愕得半天沒把張著的嘴合攏。
“為什麼，啊，到底為什麼？你給我說說清楚！”李倩急得直跺腳。可兒子說的還是上面那句話，任憑媽媽怎麼跺腳，他的臉上依然毫無表情。
這一回，李倩哭了一夜，她是搞新聞的人，平時見多識廣，小虎突然出現這種精神狀態的後果太可怕了，這不僅意味著當媽的這幾年來花費的精力付之東流，更嚴重的是，盼望孩子考大學的願望將成泡影。
第二天一早，小虎還是機械地在6點起床，可這回當媽的李倩在單位，因為兒子得了“精神病”而上不了學後，李倩總感覺那幾位家中也有正在準備高考的子女的同事，似乎總用異樣的目光在看著她，而且讓李倩不能容忍的是，她們的每一個笑聲似乎都在有意嘲諷她。
“有什麼好笑的？”一天，李倩實在受不了了，便拍案大怒。當時編輯部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李倩在身後隱約聽到有人在輕輕罵她：“準是也得了神經病。”
“你們才是神經病呢！”李倩覺得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在編輯部又哭又鬧了一場。當她被單位的一個主任送回家時，她一下想到了自己沒了臉面，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回頭看看愣在一邊的兒子，她情不自禁地走過去，抱住他大哭了一場……
然而眼淚救不了兒子，也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小虎的父親因為工作忙，放下幾千塊錢又離開了家，小虎的爺爺奶奶倒是與李倩一樣著急，但又急不到點子上。怎麼辦？李倩想來想去仍不願輕易放棄小虎的高考，因為從老師那儿知道，小虎他們的課程實際是早已學完了，現在直到高考，所有時間裡就是重複地做各種試卷，沒有新課。這情況讓李倩產生了一個念頭：兒子不去上學，只要安排好，一邊治療一邊照樣可以爭取參加7月份的高考。到時候也許讓那些笑話我李倩和小虎的人大吃一驚呢！
行，就這麼幹！目標一定，李倩倒是心情平靜了許多，對小虎的治療也進入了正常的安排之中。
她想，先必須把小虎學校每天的學習安排弄到手，這樣就盡可能地讓兒子與班上的同學複習內容接近。為了做到這一點，李倩又是塞紅包又是說好話，跟小虎的幾個任課老師達成“協議”——每天放學之前，她到學校把當天復習的內容記錄下來，然後回家給兒子佈置。這件事看起來簡單，做起來特費時間和精力。李倩每天要準時趕到學校，否則人家老師就回家去了，這就等於影響小虎後一天的學習。李倩又常常不能守時，而任課的老師也常常有其它事不能在約定時間跟李倩見面。有一次為了等物理老師，李倩左等右等了三個多小時，後來才知道那位老師生病住院沒有來！在西北風裡凍了幾個小時不說，第二天李倩還不得不掏出一百多元錢買了禮品上醫院看望人家。不這樣做還能有什麼法子？拖著疲倦不堪的雙腿回家的李倩，癱坐在木椅上，對著鏡子裡那似乎一下老了幾歲的影子，那辛酸的淚水忍不住嘩嘩地流淌出來……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來。李倩充當著有病的兒子的“家庭老師”的重任，每天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所有的時間全部用在了兒子的學習上，其實她的工作中相當一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也在為兒子準備這準備那，好在報社的工作彈性很大，這使李倩有機可乘，否則換了那種上下班都要簽到的企事業單位，她李倩早被老闆“炒就魚”了。
時至1999年7月的那個高考日子，北京的天氣突然異常涼爽。當幾十萬家長和考生山呼萬歲滿臉笑意地走進考場時，小虎突然對她說：“媽，我覺得自己沒有把握，我想明年再參加高考。”
李倩久久地看著兒子，她心裡真想大喊大罵“你這個王八蛋”，可嘴上沒吐半個字。她只是朝兒子點點頭，然後回到自己的臥室，躺在床上痛哭了一場……她感到過去幾個月、幾年的辛辛苦苦全都白廢了。哭過之後，李倩又重新抖起精神，認真地叫來兒子，坐在她面前。
“小虎，我尊重你的意見。不過，我們還必須像從前一樣我安排你做題，爭取參加2000年的高考。”李倩儼然像一個嚴肅的教父，讓兒子在自己面前起誓。
“媽，明年我一定參加高考。”兒子起誓道。
“這不，又快一年了。我和小虎從來沒有放鬆過一天。其實著魔的倒是我，因為孩子還在家裡治病，能夠穩定就行，所以凡是聽說外面有什麼對高考有好處的事、名師開的複習班，我幾乎都要去看一看，了解了解。這不，你都看到了，為了這，我如今早已變成了一枝枯萎的花了……”李倩朝我苦笑道。
“想開些，高考雖然重要，但兒子畢竟更重要嘛。”我想不出更具說服力的話來安慰老同事。
李倩嘿嘿冷笑道：“話這麼說，可是兒子已經這個樣了，如果還考不上大學，今後他這輩子還會有什麼前途？”
我想了想，真的答不上來。
也許這正是中國千千萬萬父母想的同一個問題吧！我不能不再次深思。
在采寫這部作品時，正值1999年高考的最緊張時刻。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則北京廣渠門中學“宏志班畢業生全部考上了大學”的新聞消息，於是便決定去採訪“宏志班”畢業生們的家長。
高全根，是“宏志班”班主任高金英老師向我介紹的第一位家長。高金英現在也算是北京教育界的名人了，但她一講起高全根一家為了孩子求學的事，就會情不自禁地落淚。高老師把高家的地址抄給我後，第一次我竟然沒有找到。因為高家沒有電話，我只能估摸著節假日他家應該有人，所以就在五十週年國慶放假的那幾天裡找他們。
這一日，我騎車去崇文區幸福大街的櫻子胡同尋找高家。關於北京的窮人我以前有所了解，也到過一些貧困家庭，但此次高家採訪卻又使我“大開眼界”，原來住在小胡同里的北京窮人還有那麼多啊！高家住的院子是個“門”字形三層簡易樓，裡面到底住了多少戶人家我估不出來，反正從我踏進那個所謂的院子時，就得注意兩邊搭建的小棚棚可別碰了自己的頭，扎了自己的眼睛。才下午三點，可那樓道裡得摸著黑走，因為狹窄的通道上既沒有照明，更沒有一個窗子，各家堆放在兩邊的物品使留下的通道剛夠過一個人。走道一側還有一個公用水籠頭，那水籠頭上有一把很粗笨的鎖箱。接我上樓的高全根師傅告訴我，他們一層樓的人全都在這一個籠頭上用水，所以大家有個習慣，一到規定時間就得把籠頭鎖上，以防浪費或另層樓上的人來竊水。我聽後真忍不住要笑：都到網上購物時代了，可這兒的百姓還在過著20世紀60年代的生活呀！一點沒錯，當我走進高全根家時，這種感受就更強烈了。
老高的家只有一間房子，總面積十五點七平方米，沒有廚房，更沒有廁所，也沒有內間外問之分，裡面豎排著的一雙一單兩張床，雙人床上面搭一個小閣層。老高說他兩個兒子上大學之前就有一個睡在上面。但我怎麼看怎麼覺得無法睡下四個成年人。老高苦笑著解釋，1996年3月他住進這兒後，就沒有一天是全家回個人同時在這間房子裡睡過，如果孩子回來了，就是他和妻子到單位去“值班”，如果孩子上學住在學校，他才和妻子有可能“團圓”。房間裡除了兩張床以外，就剩一個三展桌和一個木箱，木箱上面是一台二十時的新電視。老高說這是他家為“迎國慶”多年來添過的惟一的東西。我聽後心頭直發酸，是啊，建國都五十年了，就在我們首都北京，竟然還有像高全根這樣的貧困戶！老高很客氣，要給我燒水，我說不用，他非要燒，可他家連個水壺、水瓶都沒有，只能用那個做飯的大鋁鍋，擱到走廊裡他的“露天廚房”去燒。
當老高用雙手端著大鋁鍋為我倒水時，我不由感嘆地說你這兒太艱苦了！這位共和國的同齡人卻連連說：“我們全家已經知足了，很知足。”
這是怎麼說的？我不明白。
老高很認真地告訴我：“這房子還是北京市市長親自批的，要不我全家現在還住在郊區的豬棚裡呢！”
看我驚詫不堪的樣子，於是老高便給我講起了他作為北京知青為了孩子能回城上大學而有過的種種辛酸經歷——
高全根原籍是河北深縣人，1957年來到北京的父親身邊。 1964年上的北京43中學。兩年後，“偉大領袖”關於知識青年一定要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號召出來了，高全根是班上第一個人團的干部，在學校動員學生們上山下鄉時，老師問他能不能帶個頭？高全根說行，隨後拿起筆就寫了下面一行字：我，初三班高全根，堅決申請到內蒙。寫完後就交給了學校。回家後他也沒有讓父母知道。 “就是知道了，當時他們也攔不住。”高全根說。沒幾天，軍宣隊就批准了他和班上的另外十五名同學，一起到了內蒙古四子王旗。高全根說他們不是兵團，而是真正拿工分的牧民。這是1968年的事。到1971年時，與高全根一起下鄉的另外十幾位知青走的走、跑的跑，只剩家裡沒門路又窮得叮噹響的高全根還留在當地。一天，他到公社開會，公社幹部對他說當地的烏達礦務局五虎山礦要招工，問高全根去不去？他說那就去吧。就這樣，他被幸運地招到礦上當了一名每月拿八十二元工資的挖煤工。這在當時，能從牧民變成吃“商品糧”的工人簡直就是進天堂一般。但那裡畢竟是個風沙和冰雪圍聚的戈壁灘，礦上的生活也極其艱苦。那時知青們對自己的前途不抱任何幻想，不多久高全根就和礦上同事的一位表妹結了婚，之後就有了兩個兒子。那時全家人就靠他一個月八十二塊錢工資維持著。到了80年代中後期，知青可以回城了，高全根因為當了礦工又成了家，所以按最初的政策他只能把一個孩子送回北京。到了1992年，知青政策又有新的說法：只要能找到接收單位，就可以把全家遷回來。已經離開北京二十多年的高全根覺得這是個機會——主要是為了孩子將來能有個大學上，所以便託人聯繫了京郊的一個接收單位，於是全家回到了久別的北京。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北京的變化令高全根這位北京人面臨了許多他想像不到的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子問題。
接收單位說了，我們可以勉強接收你，但房子是絕對不可能解決的。北京有色金屬粉末廠能接收高全根的最大原因是：這樣的工種一般人不願意幹。然而一個四口之家不能沒有房子呀！北京又不像內蒙農村，隨便搭建一個小棚棚沒人管你。在內蒙苦了二十多年的高全根，沒有想到偌大的一個北京城，竟然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他著急啊，大兒子已經進高中了，小兒子也快進初中了，沒有一個固定的家，怎麼能讓孩子上學讀書呀！自己的一生也就這麼著了，可孩子的路還剛剛起步，不能耽誤啊！他高全根難就難在他是個窮光蛋返回北京的，且還拖著沒有工作的妻子和兩個讀書的孩子。高全根在那接收單位一個月也就六七百塊錢工資，他用這份工資養活全家四口人，已經省得不能再省了，哪有餘錢在城裡祖房？無奈，老高只好托朋友幫助。朋友把他帶到市郊十八里店鄉周莊一隊的一個豬棚那兒，說這裡有個豬場倉庫反正也是閒著，你看能用就住下，不要一分錢。老高還沒看一眼是什麼樣的地方，一聽不要錢就連聲說“行行，不要錢就行”。
高全根就這樣在離別北京二十多年後，終於找到了一個暫時可以住下的“家”。那是什麼家呀？大兒子第一個進的豬棚，又第一個“哇啦哇啦”地嚇得從裡面逃出來：爸，這地方不能住人，耗子大得跟貓似的！老高不信，哪有耗子比貓大的事嘛！他進去了，腳剛剛跨進去，突然從一堆草窩裡“噌噌”竄出兩隻碩大無比的耗子！老高驚呆了：猶豫了，可他想不出還能為妻兒找到另一個可以跟這兒相比的地方——這兒不要錢，什麼都不要。
“那幾年怎麼過來的，我現在連自己都不敢去想一想。”老高說，“也不是我這個人好將就，或者說我們這些當知青的家庭好將就，沒辦法，我當年離開北京時就帶著一床被子和一本語錄，現在回北京時是帶著老婆和兩個大兒子回來的，能回到北京就是場夢。我跟妻子和孩子們經常說，我們是北京人，但又不全是，既然現在戶口能落在北京，算是最大的福氣了，其它的咱們啥都不要跟人家比。妻子和孩子都是聽話的，他們跟著我已經吃慣了苦，但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的這種苦，和其它的苦不一樣，這才叫苦呢！是那種不像人過的日子的苦。就在我回北京前幾年那麼難的情況下，也沒有耽誤過孩子一天的課。住豬棚後，我給他們每人買了一輛自行車，我自己也有一輛，是送他們兩個，外加接送妻子和自己上班用的。十八里店鄉到最近的南城邊也要近一個小時，而且很長一段路沒有公共汽車。我每天要很早起來，五點來鐘就得先送兒子走，兒子再倒換兩次車，再騎自行車在七點左右到校。約摸六點來鐘，我回到家後忙吃上幾口飯再帶妻子出門，將她送到有公共汽車的地方，讓她好在一個單位做臨時工。之後我再蹬車上自己的單位。晚上也是這樣，先把妻子接回來，再去車站接兒子，每天兒子們回來最晚，不會早於八點鐘。我看著孩子很爭氣，他們從來不吭一聲苦，穿的衣服是破的，睡的地方就是豬窩，前面沒有門擋，後面的窗沒有玻璃，冬天刮風能鑽進被窩，夏天最難受，蚊蠅到處都是，蚊帳根本不管用，孩子們說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那種嘴已有一厘米長、身子跟蒼蠅那麼大的蚊蟲！我說我也沒有見過，這只有在多少年沒人住過的野棚草窩裡才能見得到。我和妻子反正每天下班後就沒什麼事乾了，可兩個兒子不行，他們要做作業。冬天他們只能在豬棚的外面石板上做。你問有沒有電燈？哪會有呢！是人家遺棄的豬棚，不會通水通電的。我們做飯靠的是煤爐，孩子看書做作業用的是油燈，一直是這樣。冬天冷我們好像沒有特別感覺，大概我們在內蒙古呆的時間長了。可夏天的日子就難了，豬棚不知有多少年沒人用過了，那蟲子蚊蠅橫行霸道，我們一家就成了它們襲擊的對象。每天一早起來，看到孩子們的身上臉上都是紅一塊腫一塊的，我心裡又難過又著急，可什麼辦法也想不出來。再新的蚊帳也不出三天就被大蚊蟲咬穿了，真是苦了孩子們……”
老高說到這裡哽咽得說不出話。
“唉——日子總還得過唄。”長嘆一聲後，他繼續道，“那些年裡，我們全家很多時間全浪費在路上，孩子上學要比一般的同學多花至少四個小時路程。家裡沒有錢，所以他們盡量騎自行車，我都記不清經我手到底換過多少副車胎！看到孩子能騎車到城裡上中學，我感到有一種希望在我心頭湧動。我兩個兒子非常不易，他們從內蒙農村的學校轉到北京市的學校時，連本書都沒有，起初上課時像傻子似的什麼都不懂。但他們十分努力，也從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還穿著有補丁的衣服，你們聽起來可能不相信，可在我們家一點也不奇怪。”老高說著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說：“你看我現在穿的，回北京快有十年了，我只添過兩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縫縫補補再穿的舊衣服。孩子跟我們一樣。我大兒子是在豬棚裡考上重點中學的，又在199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從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國語學院，考了534分，這個分那年是可以進北大的。二兒子高嶺是在豬棚裡考上廣渠門中學宏志班的。我二兒子是一個十分要強的孩子，他進宏志班後學習特別努力。這是一個專門為經濟貧困家庭的子女們特設的班，學生都是來自全市貧困家庭的幾十位優秀學生，他們相互之間都在競爭。高嶺因為自己路程遠而耽誤很多時間，又沒有一個起碼的家而內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時寫了一篇很動感情的作文，苦訴為什麼在這萬家燈火、高樓聳立的首都就沒有自己的一個立足之地，傾吐了孩子渴望有個哪怕能安一張床、一張寫字台的家的心情。他這篇作文讓班主任高金英老師很感動，高老師便利用一個星期天，跟著我兒子來到了我們這兒。當她看到我們一家住在遠離市區的一個豬棚裡時，忍不住眼淚都流出來了。高老師說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窮人家的學生，可像你們連個家都沒有、只能住豬棚的，還是第一次聽說和看到。高老師是大好人，她說她要儘自己所能幫助我們解決房子問題。
她後來帶電視台的記者到我住的豬棚裡現場採訪，又向市裡反映。 1996年3月31日，在當時的北京市李市長的親自安排下，我們全家搬進了現在這個地方。你可能覺得四口之家住一間十多平米要什麼沒什麼的簡易樓裡太寒酸了。可我們全家已經很知足了，因為總算有個家了。 ”老高頗有幾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裝飾品——一個我們早已久違了的小管燈，說：“這燈是一個親戚送的。它的功勞很大，它把我家兩個兒子都送進了大學！ ”
老高的二兒子高嶺是1999年從“宏志班”考上北京農學院的。我問老高現在家庭的情況怎樣？他說他比以前心情舒暢多了，因為兩個兒子都上了大學，圓了他多年的夢。 “我現在雖然日子過得還很緊巴，我自己下崗了，廠子只給一點社會保險，我和妻子倆人每人每天就有十七塊的收入。她在賽特那兒涮碗，我在一個單位做臨時工，要負擔兩個大學生孩子的上學費用幾乎是不可能的，好在學校能免一點，孩子自己勤工儉學掙一點，加上我們省一點，所以就只能這麼緊巴著過。因為我這輩子沒啥可追求的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們現在都上了大學，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說我還能有什麼別的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時，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麗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棟像鳥籠似的簡易樓上，外面是喜氣洋洋的慶祝國慶五十週年的陣陣歌聲、鼓聲和踩氣球的歡笑聲。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機，給老高他們這棟“京城貧民窟”留下一個影，我想以此告誡那些生活在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以及我們的官員：不要忘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少人的日子過得很難，應該再想些辦法幫助他們！
採訪高全根，使我對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進大學所表現出的那份強烈意願，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據調查，當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復高考後，真正重新進大學又把光輝前程奪回到自己手中的僅僅是數百萬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陳建功，原團中央第一書記、現為河南省省長的李克強，著名導演陳凱歌等等社會精英，就為數更少。也就是說，大部分當年的知青由於那場“浩劫”而一生斷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且由此造成了一輩子改寫人生命運的結局。
這是中國一個特有的悲劇。
這或許也是中國今天的高考為什麼越來越讓入感到進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國國民像中國人對考大學那樣表現出如此的狂熱。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學的機會，也強化了後兩代人共同渴求衝進大學門的那種“決一死戰”的情結。這種狀況只有中國才有。
“我再不把兒子送進大學，就意味著從我之後的幾代人便會喪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資本，也就是說在我之後我們崔姓將徹底淪為貧民階層。”通過自學已在北京市某機關任副處長的崔先生談起這個話題時，顯得異常激動。
“可不是嘛！”他的話像洶湧奔騰的大江之水，一瀉而下。 “我是老三屆的，後來到北大荒去了。恢復高考時我沒有參加，不能全怪我。當時一方面我們仍受讀書無用論影響，一方面我在團部任領導職務，工作忙，分不開身，把參加高考的機會讓給了別人。如果說當時我自私一點，完全可以像別人那樣，扔下手頭的工作去複習，去參加高考嘛。回城後，我在一家福利廠當支部書記，工作還是那麼忙，天天都要為幾百號人的生存發展著想，還得經常跑外勤，哪來機會去脫產參加這個班那個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檔案，盡是什麼'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先進黨員'之類，可在填寫一張張先進上報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欄一直是高中畢業。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當年在兵團給我手下打雜的人，現在個個是教授、局長。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為人家後來上了大學，身懷一張可以敲門的文憑，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們這些沒有文憑的，再拼命幹，也不如人家一張文憑'水平'高呀——哪怕連最基本的一個車間都指揮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學的博士畢業生，照樣可以比我們早提拔到處級、局級崗位上。而我們呢，就因為沒有進過大學，所以什麼好事都與你無關。這公平嗎？可有誰能改變得了？””崔兄的一番話聽起來像是牢騷，實際上反映的確是當今的一個活生生的現實問題。
我知道老崔的兒子今年也在讀高三，準備參加2000年高考。 “你可以到我單位問問，我早已不是當年那種先進分子了。我現在上班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呀，這我心裡明白，處長局長也不會說我什麼，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閒著，我多幹活並不一定落好。樂得我能有時間把精力放在兒子的學習上。你問我兒子的學習成績怎麼樣？當然不錯了，我希望他圓我的清華夢。現在我和愛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兒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學，我就覺得自己社會對我們這些知青欠的不公，算可以逮回了，否則我一輩子心理不平衡。”
我與老崔相約2000年夏天，等他兒子考上大學後我們一起上他的一個“兵團戰友”開的“北大荒”飯店隆重慶賀一番。
“其實我這樣的情況不算什麼，你要有機會採訪採訪那些沒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知青們，他們為了孩子能上大學所付出的那才叫人感動呢。”老崔向我作了一個重要的提示。
後來我從市高招辦的工作人員那兒獲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學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長大的知青後代。 1999年的高考開始後，我就留意了這樣的對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點離我的住處都很近，高考那幾天我特意天天往這兩個考點跑——我在尋找採訪對象。 8號那天我終於找到了一位在山西工作，看上去已經成了“北方大媽”的考生母親。這位考生的母親明顯特徵是“土”——可以說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經是北京城裡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現在我連小時候一起讀書的同學都不敢見了，為啥？就是因為我現在這個樣子還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嗎！”這位考生母親一說話就擦眼淚，看著她滿頭銀絲。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憐憫之情，在我保證不說出她的真名後，這位大姐才同意我的採訪。
我這裡你她為章大姐吧。
章大姐是1970年下鄉的，還沒有讀完高中，她就隨著學校一聲令下跟同學們到了山西呂梁山一帶插隊去了。她與當年很多北京女孩子一樣，是瞞著家長自己硬把戶口遷走的一一那時候這樣的行為是“真正的革命行動”。她本來因為年少體弱可以分配到條件好一點的鄉村，但由於“革命意志堅強”，要求到最窮的山區落戶。就這樣，她在山西的運城地區的一個山村安家落戶了。那是個幾乎了世隔絕的窮地方，上鄉里的小鎮也要走上近一天的山路。章大姐到這兒插隊，住在一家有三個兒子的老農家，主人待她不錯。特別是每當生產隊分給她重活累活時，這家當家的老爺子就嚷著叫三個兒子幫她幹。日久天長，章便把這兒當作了自己的家。尤其後來她在北京的老母親去世後，便跟這家房東的關係更親近了一步。在她插隊的第三年，房東大媽給她從城裡扯了一塊的確涼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隨後問她願不願嫁給她家的三個山伢仔中的一個？章搖頭也不是點頭也不是，最後還是這家的老爺子選定的——嫁給二伢子吧。就這麼簡單，她就當上了這家的第一個兒媳婦。她的丈夫年齡與她還算相配，大三歲，而她的大伯子已經三十二歲了還是光棍。當了人家的媳婦，接下來自然就是生兒育女了。到1980年那會兒，那些當年與她一起下鄉插隊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時，章的大孩子已經八歲，小的也有六歲了。根據當時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沒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淚，偶爾站在黃土高坡向自己的故鄉遙望一眼，像是做錯事似的很心虛。歲月的滄桑已經使她漸漸淡漠了自己是個北京人的概念。她把漫無邊際的黃土高原和身邊的兩個孩子，當作了生命中全部的希望寄託。
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訴她：根據政策，你可以有一個孩子回北京。
她的那個已經枯萎了的“北京情結”之苗，彷彿在這一夜間猛然煥發出了活力。那顆死了幾回的心一下子被打動了：堅決送娃兒回北京上學！
不管丈夫怎麼嘀咕怎麼囉嗦，她在家裡第一次表現出了不容更改的堅定——孩子一定要送走！送到北京去！
北京，我的北京啊！多少年來，章第一次站在黃土高坡上，使出全身力氣，對著自己的故鄉方向，大聲高喊。
她給北京送來的是小女兒。為了送誰回北京，丈夫還跟她吵了一場。丈夫的意見是送兒子，而她則堅持送女兒。 “山里的女孩子除了嫁人和替別人生孩子外還有什麼出息？”她抱住自己的兒子，痛哭流涕地對他說：“不是媽不心疼你，可你看看媽現在還有哪點像城里人？哪點像北京人呀？媽不能再讓你妹妹一輩子像我一樣的苦命……”
臨走那天，她抱著兩個孩子，痛哭了很久很久，一直看著送兒子的拖拉機開出幾道山彎，她才與女兒一起千里迢迢回到了久別的北京。
啊北京，多麼熟悉而又極其陌生的北京。章雖然在插隊後的二十幾年中也多次回過北京，可當她此次領著女兒重返北京，細細觀望親愛的故鄉時，她才真的感到故鄉的變化實在是太大了，大得她這個從小生長在這兒的老北京人有種完全找不回自己曾經是個地道的北京人的感覺。她傷感起來，眼淚不停地流，害得一旁的女兒連聲說：“媽，要不我們回山西算啦，這兒不是我們的家。”
“胡說，這兒才是你的家。記住：有誰問你時，你要一點不含糊地告訴他們：你是真正的北京人！”她要滿嘴山西口音的女兒發誓。
女兒只好老老實實地聽母親的話，孩子哪裡知道母親讓她牢記這話的真正含意。
章把女兒帶到北京後，遇到的頭件事是給女兒找所學校，哪知本來很簡單的事，卻弄得章不知如何辦才好。章在北京的親人除了兩個哥哥外，沒有什麼人了。章自己的父母在前幾年就謝世了。雖然兩個哥是親的，但天各一方，再說哥哥家的孩子最小的都快大學畢業了，大孩子早已有了後代，章家祖上有房子，可後來拆遷全都變成了公房，這樣一來等於章在北京的根也沒了，她女兒的落戶問題，也是她同兩個哥哥前後商量多次才定下的。最後還是大哥心胸寬敞些，章的女兒就落在大舅家，可大舅媽說孩子住的地方得另外想辦法。章看看大哥家的情況也確實為難，一個小三居五個人住著已經夠嗆。章便和二哥二嫂商量，因為二哥家也是個三居室，兩個女兒一個快要結婚了，另一個剛上大學，擠擠應該是沒多少問題。但二嫂一臉不高興，礙於面子沒對章直說。
“這樣吧，正好我們一樓比別人方便些，我給孩子在門口搭一小間出來，要是她嫌，以後我就跟她換，妹你看咋樣？”二哥顯得無可奈何但畢竟是真誠的。
“行，娃兒能在北京有個落腳的地方就成。”章沒有特別的要求，能讓女兒有個睡覺的地方便是阿彌陀佛的事了，還講究啥？再說哥哥怎麼著總是自己人嘛。
女兒落腳的地方就這麼定下了。之後是上學的事。誰知這事讓章好一通勞神和操心。附近的兩所中學都是市、區重點，人家藉口說孩子的基礎太差，婉言謝絕了。章便跑到跨區的另一所三類中學，那個校長還算好，因為他曾經也是位知青。不過校長說：“插班的照顧我給了，但學校現在負擔也重，你孩子上我們學校，肯定增加了老師的工作量，為了我好向大家交待，你得給學校意思意思。當然你量力而行啊。”人家說到這份上，章也只有滿口“那好那好”地回答。不多，就四千元。可要章拿出這四千元就等於要了她的老命！帶孩子離開山區時，丈夫把全家的積蓄一個子不剩地給了她，那也就是兩千來塊。除了用於車費和給兩個哥哥家買了點見面禮外，章口袋裡就剩一千五百來塊。孩子上學是大事，也是章為了圓自己回北京夢的全部希望所在。無奈，她只好硬著頭皮向大哥二哥伸手借。錢是藉來了，可她與兩個家的關係從此變了味。二嫂當著她的面對自己的丈夫說：“往後咱家的日子就像中東地區一樣，沒個安穩了。”章把淚水噙在肚裡，臉上還只能裝出一副笑臉向哥嫂們告別。
“娃，以後手腳勤快些，二舅家刷碗洗菜和做飯的雜活你多干點，不要貪玩貪睡，啊！記住媽的話了沒有？”
“嗯。”女兒的眼裡噙滿淚水，嘀咕道，“媽……我害怕二舅媽。”
“有啥怕的？她是你親戚，不許你對舅媽犯嘀咕！啊，聽清楚了嗎？”章很生氣地說。
女兒突然“哇”地一聲撲在章的懷裡：“媽，我想跟你回家……”
章更生氣了，“啪”地抽了女兒一個耳刮子，斥道：“你要是不給我好好在這兒唸書，就哪兒都別想回！”
女兒再也不敢多嘴了，低著頭，眼淚依舊“啪嗒啪嗒”地往下掉。章裝作什麼都沒看到，可當她轉身走上西去的火車時，淚水一下像斷了線似的往下流……
“北京啊，你是我夢裡也在思念的故鄉，如今為什麼我在你的面前像個過路的陌生人？難道你真的永遠把我們這些知青和我們的後代給拋棄了？啊，北京，你能告訴我嗎？北京——”章兩眼凝視著漸漸消逝的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輪廓，心底在淒楚地高聲吶喊。
章大姐的女兒留在北京，留在自己的哥嫂家，可是對一個從小在封閉的山村長大的女孩子來說，這裡所有的一切都是既陌生又可怕的。不說學校裡的同學始終把她當作“外地人”對待，也不說她根本沒有夥伴帶著她熟悉這個本應同樣屬於她的城市，單說在舅母家的日子，就讓她有種難以訴說的孤獨和被歧視的感覺。
女兒從舅母和兩個表姐的眼裡看得出她們對她的到來並不歡迎，她也知道這個家裡舅舅並不能成為她所依附的靠山。她記下了母親的話：少說話，多幹事，手腳要勤快。為此，她早上先於大家起床，然後幫助燒好開水，做好早飯。但她學不會煮奶，常常把舅母給兩個表姐訂的三包牛奶煮得只剩幾小口，要不就是乾了鍋。
“你是看著表姐們吃奶生氣怎麼著？”舅母終於發怒了，再也不讓她做早飯了。
母親臨走時吩咐她，城里人一般吃完飯不愛刷碗，你就眼尖點，等晚飯後人家看電視，你去把碗刷了。她照母親說的去做，主動沖洗收拾一大堆狼藉的鍋碗勺盆……
“這都是誰洗的呀？油乎乎的，臟死了，還不如不洗呢！”小表姐一邊拎起一隻碗，一邊斜著眼看她，然後嬌滴滴地衝著自己的媽叫道：“媽你快看，這碗上的油渣都是什麼時候的呀？”
舅母趕過來，看了看她洗的東西，嗓門一下子大了：“笨得出奇，洗幾個碗都不會，就只會白吃白住！”
她委屈地躲進自己的小屋，眼淚嘩嘩地流透了小枕頭。二十瓦的昏暗小燈泡下，她含著淚給遠方的母親寫信：“媽，你快來吧，我不想在這兒唸書了，我想離開舅舅家……”
女兒的呼聲像箭一樣刺痛著章大姐的心，她不敢耽擱時間，怕女兒在陌生的地方有個三長兩短。
“怎麼才走三天又回來了呀？”當她跨進哥嫂家時，嫂子一臉的驚詫。
章大姐還能說什麼呢？只好順口說怕孩子在這兒呆不慣。
“怕是在我們這兒受苦吧？真是笑話，在北京好好地住著，難道還趕不上山西那個窮地方呀？”嫂子拿話挖苦道。
章大姐臉上陪著笑，心裡卻陣陣作痛。她走進女兒的那個樓外搭的小棚，一股撲鼻而來的氣味讓她無比噁心，“這孩子，大熱天的，也不知沖沖澡？咋啦，身上怎麼那麼多紅斑？蟲咬的？”
“媽——嗚嗚嗚……”女兒哇地一聲，撲在母親懷裡哭得兩肩都在顫動。
“她們什麼都不讓我……等我洗澡時就說換煤氣怎麼怎麼不容易，我說小屋蚊蟲多有沒有蚊香點一下，她們就說山里來的人，皮肉都像樹板似的，還怕小蚊小蟲？一次我來例假，用了一下表姐的舒而美，她就罵我說你也配用這？我就只好等她們用完後扔在廁所裡偷偷撿起來洗淨，然後在這小屋裡陰乾後再自己用……媽，你帶我回去吧，我不想在北京上學了……”
“啪！”母親有力的粗手掌打在女兒的臉上。 “你敢！”章大姐強忍著不讓眼淚流出來，那重重的巴掌彷彿打在自己心頭。
她左思右想，決定讓孩子搬出舅舅家。可是到哪兒去呢？她找到居委會，居委會說這事她們管不了，再說你們父母都不在北京，孩子就得有監護人負責，其他人誰都擔當不起。
無奈，章大姐想起了幾個中學同學，可是多少年沒有聯繫了，她憑著依稀的記憶，找到了這些同學的家。當她推開老同學家門時，幾乎沒有一個人還能認得出她這個已經完完全全變成了“山西大媽”的二三十年前的老同學了。
幾番訴說，幾番眼淚，老同學開始伸出了友誼之手。有位在國家機關當處長的女同學說她可以從自己的下屬那兒借間庫房給她女兒暫住。 “不過北京社會治安比較複雜，我不放心你女兒一個人住在那兒。”老同學說。
“有我陪她呢。”章大姐隨口說道。
“這就好。”老同學放心了。
章大姐給自己出了個難題：怎麼陪女兒呀？
事情已經沒了退路，不這麼著，孩子就得重回山西，永遠別在北京讀書了。不不，章大姐咬咬牙，說什麼也要讓孩子能替自己回到北京，能讀上大學！
為了保證能供孩子上學，她必須在北京找份活干，為此她託人辦了個賣菜的執照。每天都得四五點鐘趕到大鐘寺市場去批發，然後蹬車回城裡的固定攤位。不管刮風下雨，必須天天出門。但天天出門並不一定能把菜賣掉、賺到錢。有一個夏天，章大姐想著要給女兒交下學年的學費，就跟著人家多進了些西瓜，哪知一進貨就下了幾天雨，好端端的西瓜轉眼爛成了一鍋粥。一著急，章大姐連發了三天燒，賣西瓜沒賺錢，住院看病反倒付出了三百多元。氣人的事還多著呢，有一次賣菜時，一個男人明明給的是一張十塊錢票，章大姐找還他四元八角後，那人就大叫大吵起來，說章大姐有意賴他九十元錢，開口就罵：“你們賣菜的這些外地人就知道黑北京人！”章大姐有口難辯。
最令她傷心的是，人家根本不把她當北京人看待，那種受歧視的點點滴滴，使她從此放棄了賣菜生意。
後來她又當過環保員，掃過街，管過十幾個廁所，甚至還乾過誰也沒有聽說過的其它好多種北京人不會相信、也不會注意的活。 “北京城裡，只要你能說得出的髒活累活，幾乎沒有我沒幹過的。”章大姐說。
這些她都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自己的女兒能在北京上學，能考上大學。像所有家長一樣，她更擔心自己的女兒成績跟不上，她也儘自己所能幫女兒。沒有錢買輔導資料，更沒有錢請得起家教，她便用自己的方式去尋找辦法。比如她主動到開高考輔導班的學校義務打掃庭院，跟那兒的門衛師傅和上課老師搞好關係，一次又一次地幫助那些聽課的孩子們熱菜買飯，然後求人情從老師和孩子手中藉一本輔導教材或者聽課記錄，再回家一個字、一道題地為自己的女兒抄下來，第二天再還給人家。章大姐說她在女兒後來上高中的三年裡，曾經到不下十幾個高考輔導班當過義務工，也常常利用休息時間，一整天一整天地蹲在書店裡幫女兒從《海淀考王》等眾多高考參考新書上抄下複習題。最後連不少書店的員工都認識她了，也就例外地允許她進行“現場盜版”……
那年9月，當章大姐把女兒送進大學校門後，她已經身患多種疾病，本該留在北京這樣醫療條件好的大城市看病，但她沒有，她懷著對還在山窪窪里辛勤勞作的丈夫和兒子及那個屬於她的家的一片眷戀之情，回到了山西，重新拾起了趕毛驢的鞭子……
建剛是邊防部隊的上校老參謀，也是我國南方海疆緝私戰線頗負盛名的英模。當年我在武警部隊搞新聞時，建剛曾接受過我的採訪，所以我們比較熟。他滿臉鬍子茬，性格具有天生的軍人氣質。當年他就是憑著這樣威嚴英俊的形象，把女大學生趙梅“騙”到手的。說“騙”並不過分，二十年後，已經從女大學生變成某市國土局科長級公務員的趙梅，談起當年她與建剛的婚戀史時，就直言不諱道：“當兵的對象，十有八九是騙來的。”
這次她是特意從千里之外的西北老家趕來與丈夫“和好”的——這話是建剛在電話裡悄悄告訴我的。我當時正想了解一下軍人家庭對子女的高考情況，便當然地想起了建剛老弟。我知道他家的那位“千金”也到了參加高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