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二四他有一個幸運的理由——記第二屆全國道德模範周國允

北京評選過幾次最佳的十大建築。這事起源於20世紀50年代，那時的十大建築是人民大會堂、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工人體育場、北京火車站等，其後又有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十大建築。如今，當代的十大建築的評比也有了結果。當仁不讓的是北京的T3航站樓、鳥巢、水立方和國家大劇院等。 如果說有這樣一個人，他幾乎參加了所有的這些有名氣的偉大建築，你認為他是不是一個幸運兒呢？不僅如此，他因為參加了這樣一些聞名遐爾的建築，因而幾乎得到了所有的國家級的最高獎賞——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第二屆中國傑出外來務工青年、奧運工程建設勞動競賽優秀建設者、第二屆全國誠信道德模範……還當上了全國人大代表，那麼，他算得上算不上是一個最幸運的人呢？結論是無可置疑的：他的確是一個最最幸運的人！

這個幸運者的名字叫周國允，河南滑縣高平鎮人氏，1964年出生於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 在全中國一兩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中，他是億萬中之一。然而，你看他，長相與外貌並沒有任何出類拔萃之處，文化與談吐也沒有高人一等的地方，何以就如此成功如此輝煌，在不長的25年之後，竟然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了呢？ 在這絕非僥倖的成功背後，必然有一個理由！ 寫周國允的成功，得從挫折寫起。 他的第一個挫折是高考。少了十幾分的分數，等於跌落下十幾個台階，從此被隔離於高等學府的大門之外，只能“望門興嘆”了。 那個時候，上大學、應徵當兵，是兩個最佳走出農村的通道，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如果說有，那就是外出打工了。但是外出打工有點像是“走西口”，那是一種無奈和苦澀的選擇，但凡有前兩條路可走的，不會選擇這第三條路。

然而，周國允沒有考上大學，想當兵時又被徵兵的人看他長得瘦弱矮小，拒之門外，那就只得去當農民工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歌詞兒雖然這樣唱，但對於那整天都在一個村子裡轉悠的小青年來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不到紅塵裡去走一走，總是於心不甘。於是，在1984年，父親給了他一百多塊錢的路費，他開始闖北京來了。 他沒有坐過火車，更沒有到過北京，別說北京，連河南的洛陽、開封、鄭州都沒有去過。所以，一下了北京站的火車，出來看到那攢動的人群，五彩的燈火，真讓他頓時有了打翻了五味瓶的感覺——熱鬧、繁華、新鮮、奇異、陌生，同時還有些許無助與恐慌。並且感覺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說，這第一眼北京的印象，一直牢記在他的心裡，到今天還覺得鮮亮、深刻。

背著行李卷的周國允，按照老鄉那張皺巴巴的紙上寫著的地址，在北京站下車之後，再徑直走過幾個紅綠燈，又左轉或右轉彎，找到幾路公共汽車……最後在東三環終於讓他找到了長城飯店。 長城飯店的小包工頭是他的老鄉，包工頭問道：“你幹過什麼工？” 他搖了搖頭：“沒幹過，第一次離家。” 這回是包工頭搖了搖頭：“說技術你沒技術，說體力你沒體力，叫你幹什麼好呢？想辭你吧，鄉里鄉親的——這樣好了，你到木工組去學木匠活，先不定你工資，包你飯宿，看你有沒有出息再說吧！” 他於是被撂在了木工組，當起了小木匠。 建築工地都是在露天作業，雖然木工房還有一個簡單的窩棚，但那也擋不住北京冬天的冷。寒風吹透了他的棉衣，大風甚至好幾次想把他掀下腳手架。零下十五六度的低溫，凍爛了他的手腳，有一次，手麻木了，一斧頭砸下去失去了準頭，砸到了左手的五指，雖然戴著一副手套，還是把手指砸得血肉模糊。

但一切都出乎包工頭的預料，這個長得雖然瘦小的青年，卻有著紮紮實實的高中文化底子和一個聰明的腦袋，他邊學邊幹，還善於逐磨，漸漸地，包工頭對他刮目相看了。一年之後，他竟然掙到了六十多個同鄉中的最高工資，即每天5塊錢。這也著實讓他驕傲了一把。到了後來，還讓他當上了木工班的班長。 年底，他買了一塊上海表，又穿上在商場買的一套便宜西裝，風風光光地回家過年去了。 在回家的一路上，他想入非非，他的夢想是能當個萬元戶，在家鄉蓋上五間大瓦房，再娶上一個媳婦，對了，還得買上一輛嘉陵牌摩托車，這是“三十畝田一頭牛”的熱炕頭日子，不，比那還要好些，畢竟那輛摩托車能帶著他飛來飛去…… 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工的夢境。

過罷年從家裡出來，老闆說，這回咱們不去北京了，到銀川去，賀蘭山下，那裡的錢好掙。老闆還要他組織村里六七個工人，由他帶領，到寧夏去。 有誰知道，這是他新挫折的開始。 為了節省勞力，他們六七個人要幹十多個人的活計，起早貪黑十多個小時，既沒有什麼好吃的，活又特別累，再加上水硬風硬沙塵大，個個都水土不服。有好幾次周國允都累趴下了，到醫務室打完青黴素和吊針，就自個兒蹲在台階上痛哭，哭了好一陣子，心中的委屈哭出來了，再去幹活。 熬了一年，工資少得可憐，竟然沒幾個錢可以往家裡寄。 他以為下一年可以好些，苦盡能夠甜來，誰知第二年才是他的危難時期。 原來的施工隊長承包了一項更大的工程，要參建一個30萬噸的水泥廠，於是他找周國允談，要他從家鄉組織50多名工人，分包水泥廠一部分工程。

周國允如數調來了家鄉的“子弟兵”。 其實，包工頭因為想省錢，原先十幾個人的活計只讓他招工六七人，現在起碼是上百人的活計，卻只叫他組織五六十個人，明顯地是想讓他們一個人幹兩個人的活兒。 但是，在這個時候，周國允還有些懵懂，他只想把活干好，早日完成任務，並沒有想到會有其他的事情發生。 誰知，包工頭與甲方在價格上沒有談攏，再加上其他原因，一氣之下，決定不干了，連招呼都沒打，就將周國允的50多個人撂在了賀蘭山下。 這些家鄉出來的工人只認得周國允，於是向他要賬，問他要錢。是啊，既然沒活干，那你周國允起碼得付給這幾十個工人路費錢啊！如果再好一點，誤工的這些天也得付一些工資吧？ 可是他周國允找誰要去？

被逼得要再次哭出來的周國允站在風地裡想了又想，結果他竟然朝甲方的經理室走去。 “我們的老闆走了，你說怎麼辦？如果你們真心實意還想建水泥廠，那最好能給我一個機會，由我來承包！” 在試工的幾天裡，甲方經理對這幫河南民工有了一個好的印象，他想這也的確是個辦法，但既然這幫子河南民工想幹，那出牌權就掌握在他的手裡了。 經理說：“那好吧！我同意，不過，有了以前的教訓，我們的條件就要更加嚴格了。第一，我們還是按原來的價格，你們乾就幹，不干就算了；第二，沒幹活不能先給你們錢，前期費用由你自己想辦法。” 周國允說：“第一個條件我同意，工錢少一些我們也乾，但是第二點我不同意，你連個基本工資也不給，我們在這里幹活，起碼得吃飯吧？我又沒錢給他們，沒有飯錢，我們怎麼在這裡繼續幹下去？”

“那我不管，你們如果完成任務很好，最後的錢我是不會虧欠你們的。” 周國允出來同工人們一說，大家都嚷嚷開了，這算什麼，在這里幹活還得自己掏飯錢，萬一到最後不給工資，豈不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還不如現在就回家去。 但是周國允不同意，他說既然是個機會，就得拼一下，我們把水泥廠蓋得好好的，到那時候他還不給錢，輸理的就是甲方了。 有些工人問道：“那我們都是窮光蛋，誰能墊出這筆款子來？” 有些工人說道：“還是回家去吧！起碼還有個飯吃！” 周國允說：“回家是要回家的，但不是回家不來了，而是回老家借錢，借了錢回來幹！” 他們看到周國允鐵心要接這趟“鏢”，也就沒有話說了，有幾個工人就跟他回了老家。

周國允家裡有一個大姐和三個兄弟，他排行老三，父母都是老實的農民，有這麼幾張嘴每天張著吃飯，哪裡還有餘錢給孩子去投資？老父親聽說兒子走了麥城，又氣又急，喊道：“這怎麼行？怎麼行？是你把人帶出去的，現在分文沒給他們，鄉里鄉親的，讓我的老臉往哪裡擱？走，我陪你要錢去！” 老父親指的是帶著周國允去找原先的那個包工頭，他是另外一個縣的人，聽說回家之後就沒有再出去。 周國允的父親帶著兒子到了那個包工頭的家裡，雖然等到了他，卻是分文都沒有要到。 父親為人一向正直，又嚴於律己，寬於待人。所以他不依不饒，又帶著兒子到村里的逐家逐戶去道歉，並且再三表示，跟著他兒子外出打工，一定不會吃虧，欠下的錢與人情，明年一定會還清，讓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這些跟周國允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家庭，也都知道事情的原委，不是周國允的責任，所以大都能夠諒解，至於不諒解的，發一些牢騷話說一些氣話，周國允也只得乖乖地聽著，讓他們把自己當成了一個出氣筒。 接著，周國允與回來的幾個農民工，開始向村里借錢，周國允還通過關係向銀行貸了兩萬元錢。拿到這些錢之後，他又帶著這幾個兄弟到了寧夏水泥廠的工地。 說實在的，這時的周國允，不僅經濟上什麼都不懂，工程技術上也是一個門外漢，一早上起來，面對著五六十個工人要派活，他竟然手足無措，頭上冒虛汗，哪些活需要有什麼樣專業知識？哪些地方需要人多，哪些地方則可以少派一些人，他都不懂。所以，到了晚上，他就偷偷跑到甲方的技術員那裡去，虛心求教，認真做筆記，還向技術員借了不少書籍、資料來惡補。 同時，他想到，像這樣一支建築隊伍，文化程度低，手下的人又都是像他一樣的門外漢，是很難完成任務的，必須要有一個技術上很內行的人，於是他想到了家鄉有個叫牛保文的，和他差不多年紀，是中專畢業的學生，在建築行當混了好些年，是個技術員，就把他聘來了，擔任了他這支小分隊的技術員。 說實在的，還有一個問題也讓周國允撓頭，那就是這支隊伍素質太差。這也難怪，從農村里拉出來就乾活，什麼訓練班都沒經過，站沒站相、坐沒坐相，甚至躺也沒有躺相。天冷的時候，上班叫幾遍都不起來，再問，就吼你一嗓子：“我病了，今天請假還不行啊！”很多的時候，就無事生非：喝酒、賭博、吵架、打架……種種的現實讓周國允想到，補知識技術課是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也很重要，那就是補思想教育課，補人生理想課，不能讓大家混混沌沌過日子。 他又實現了兩手抓，兩手都硬的作風，硬是讓這支一盤散沙似的隊伍，捏成了一個團。 又是一年之後，工程如期完成了，而且質量很好，所以他們如數拿到了工資，可以風風光光回家過年了。周國允回憶起這段歷史時說道：“我們拿到的真是血汗錢啊！這一年吃的什麼飯菜，有時候菜裡油花花都看不見，更不用說想要吃肥肉了，誰的口袋裡有五塊十塊錢，那是個大富翁，我們誰都想斬他一刀，千方百想把他的錢擠出來，祭一下我們的五臟廟。唉，那種生活，只比紅軍長征過雪山草地要好上一丁點。” 經過這一年的苦熬苦鬥，周國允不但沒有被壓垮，而且奮鬥出來了。不僅他的隊伍擴展到了140餘人，而且他也從外行變成了內行。當寧夏又要興建火車站工程，中心跨度足有30多米的時候，他看了一眼，對甲方說，行，由我來承包，我保證完成任務！ 最先到寧夏跟著周國允幹的五六十人的隊伍，不但沒有散去，趴下，反而一個個都變得有出息了，他們成了後來周國允公司的骨幹，成了像楚霸王那樣的江東弟子。現在，有些人當上了總公司的副手，有的當上了分公司的經理，還有的是工長，再不濟的也是班組長，每個人都有一身技術在身，一個個都可以獨當一面。 當周國允回憶起那段日子的時候，他說：“說真的，我對那個逃跑的老闆，對那個願意承包給我活計的老總，我是心存感激的，要不是他們一擠一壓，給我出了個難題，我不會有現在的出息，不可能做出這樣的成就來。板蕩識英雄，我雖然不是英雄，但出於草莽，沒有這種千錘百擊，我成不了氣候！” 1987年，他帶著他的這支隊伍，再次來到了北京。 在他的潛意識裡，覺得還是北京的市場大，活計多，可以施展他的抱負。當然，到他第二次出現在北京城裡的時候，他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個吳下阿蒙，而是一名精明強悍的施工隊隊長了。 他首先進入的是北京市鄉鎮企業局辦公樓工地。 已經開了竅的周國允，這次一開始就從隊員的思想教育入手，從轉變觀念入手，一邊施工，一邊整頓隊伍。針對工人文化素質低、專業技術差、生活散漫，只知道幹活掙錢的狀況，開展“愛黨、愛國、愛首都”的思想教育活動。鼓勵隊員們學政治、學法律、學文化、學技術，不但他每次集合時都講，而且給予一定的獎勵。有時他專門搞一些義務勞動，即不要任務報酬的勞動，告訴大家幹活不僅僅是掙錢，還是一種奉獻。漸漸地，這支隊伍有了變化，從過去的“舊五多”變成了“新五多”，即過去是到處閒逛的多，現在是讀書看報的多；過去是聚堆喝酒閒聊的多，現在是自學技術的多；過去是說粗話髒話的多，現在是講文明禮貌的多；過去是吵架鬥毆的多，現在是團結互助的多；過去是違反規定被處罰批評的多，現在是湧現出來的模範班組多。 當然，這一過程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段，並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但是由於周國允在深層的意識裡有了一種打造一個鋼鐵團隊的想法，認為在北京這個“天子腳下”工作的團隊必須有“進了北京門，做個北京人”的首都人意識和首都人覺悟，並且一直如此要求自己的團隊，所以這個隊伍在今後的任何時候，都表現了仗越難打，隊伍越硬朗的戰鬥作風。如果要和一支軍隊進行橫向的比較，他就是想要把自己的隊伍塑造成一個“硬骨頭六連”式的青年突擊隊。 周國允接手的第二個任務是蘇州橋的一個工地，這裡的住房賣得特別火，有一座5萬平方米25層的大樓房子還沒有蓋好，買房的戶主已經把房款交上了。因此房地產商急著想在年底封頂。但由於乾活的施工團隊不爭氣，老牛破車似地慢悠悠地拉車，被甲方辭退了。於是老闆問周國允幹不干？說如果他能夠按時完工，就發給他們100多萬的獎金。 周國允拍了胸脯保證，一定完成任務。 事實上周國允做到了，工期也提前了幾天，但是老闆卻反悔了。 人的心情是會隨著情境的不同而變化，找到周國允的時候是老闆急於求人的時候，現在大功告成，得付工資了，老闆不急，周國允急了。 正巧與周國允打過交道的一位河南籍的律師知道了此事，他對周國允說：“你把這事交給我辦。我准定把那一百多萬的獎金給你要回來。” “你是說要同老闆打官司嗎？” “那當然囉！” 周國允想了想，又搖了搖頭：“我看算了吧！工資拿到了，我也算對工人們有個交代了，至於獎金，要不到也就算了，我不想同他撕破臉皮，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嘛！” 律師說：“你啊你啊，我怎麼說你好呢？生意場上做好人，你注定得吃虧！” 周國允笑了笑說：“鄭板橋不是說，吃虧是福嘛！” 那個老闆聽說周國允不要獎金，而且不同他打官司了，心裡很是感動。當然這是一種有限度的感動，雖然獎金他不再提起了，但常常向別人提起週周國允這個人，而且還好幾次幫助周國允拉活，兩人從此成了朋友。 1988年，周國允帶領他的150人的施工隊，來到了亞運村的9號樓工地。 說實在的，他爭取到的這一次機會，其實並不是真正的機會，那些機會已經被其他的施工單位佔滿了。北京城建部門看著他一個勁地要求，就同意讓他到這裡來施工，不過也只是讓他當一個“替補隊員”，在沒有正式任務的時候，他們只能幹些碼放材料、打掃衛生的零星活兒。 到了關鍵的倒計時階段了，各支施工隊的素質就顯現了出來。有一支外地來京的施工隊伍速度緩慢、質量也下降，影響了總體進度，挨了組委會方面領導的批評。周國允看在眼裡，記到心中，他跑到亞運會籌備辦公室去找負責人請命：“把工作交給我們施工隊完成吧！我保證一個月趕上其他施工隊的進程，兩個月超過，一直保持到領先封頂。” 這個負責人看了看周國允說：“小伙子，這可不是說大話能夠解決問題的，從最後一名要趕到第一名，行嗎？我可不能聽到大話就把工程交給你。” “我可以立軍令狀！” “說說，你憑什麼能夠保證？” “這時候的關鍵是隊伍的素質，我們這支隊伍，我已經把它訓練好了，是一支能夠打硬仗苦仗的隊伍。” “好吧，我把他們換下來，讓你的隊伍拉上去試試！” 就這樣，周國允接手了9號樓的工程，一支預備隊變成了突擊隊。 亞運工程，就數9號樓的結構最為複雜，進度最落後的要數第二施工段。周國允接手之後，反復與班組長研究了施工方案，經甲方同意後，由二段流水調整為三段流水，保持人力均衡，在樓梯、電梯井等部位重點突擊。周國允每天吃住都在工地，每一道工序都一一過問，親自核查，並且制訂了日計劃，做到當天任務當天完成。就這樣，他的施工速度以每月3層半的速度神速前進，一個月果真趕上了其他施工隊伍，隨後繼續提速，最後提前20天封頂了。原來的流動紅旗變成了固定紅旗，一直保留在他的施工隊裡。 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打出這支隊伍的威名。亞運村工程總指揮部在慶功會議上命名周國允為“優秀施工隊隊長”。這是周國允人生中獲得的第一個榮譽稱號，為他在信譽上贏得了第一桶金。 在興建國家重點工程——西客站郵件處理中心工程中，在跨度大，結構複雜、工期緊的情況下，他合理安排勞動力，組織突擊隊，開展木工、鋼筋工、砼工一條龍的勞動競賽，又啃下了這塊硬骨頭，工程質量驗收榮獲城建集團第一名。這一年，周國允的隊伍被北京市建委命名為“青年突擊隊”，成為北京建築業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 值得重筆提及的是首都國際機場的新航站樓工程，第二與第三航站樓工程，周國允的施工隊都參加了建設。 這個航站樓工程，是中共中央原總書記江澤民稱之為“重中之重”的工程，也是原總理李鵬親自參加奠基的工程。它是屬於邊設計、邊施工、邊修改的“三邊”工程。而且具有“高、大、精、新”四大特點。周國允青年突擊隊承擔的是北指廊第二施工段，這個區段的結構更加複雜，又是機場項目部的“試驗田”和“樣板田”，要求更高、難度更大。 也可能是“愣小子睡涼炕——全憑火力壯”，在眾多團隊召開的宣誓大會上，甲方推薦了他這位青年突擊隊隊長發言，周國允竟然憑著一腔火性，說了一句大話：“我們一定不辜負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和北京市委領導的期望，力爭做到最快、最好、最出色。如果我們團隊拿了第二名，那就是失敗！” 事後，施工隊裡的一些同志悄悄對周國允說：“隊長，你這話是不是說得太滿了，那麼多的施工單位，那麼複雜的工程，想拿第一，放在心裡就行了，為什麼要說出來，這下子，開弓沒有回頭箭了，四匹馬也不能把你的話拉回來了。” 周國允說過之後，也隱隱約約覺得說過了頭，但嘴裡卻說，“說了就說了，給我們自己加點壓力，再把這點壓力變成動力”。 誰知道，那位分管全部工程的黨委書記，把周國允的話一字不拉地再印成材料，貼到了牆報欄裡，再一次把他的話晾曬在廣庭大眾之下，讓他更沒有了迴旋的餘地。 周國允說的是大話，但又不是大話，他的心裡還是有點底的。在這時候，他的隊伍已經從數百人發展到了上千人，而且新進了一批幾十人的安陽工學院、華北水利學院等院校的大學生，最頂上一層是那些跟著他闖天下的老骨幹，滑縣子弟兵，但這時也都已經知識更新；中間一層就是這些有知識的大學生，最底層的工人們也經過他的培訓和工地實踐，成了懂技術的熟練工人。有了這樣一支隊伍，他不妨可以把話說得滿一些。須知，任何一句有衝擊力的話都是一柄雙刃劍，它對於其他的團隊是一個刺激，對於自己的團隊則是一種動力。 緊張的施工開始了，他與技術人員反复研究，合理安排勞動力，全場倡導科學管理。他們打了第一塊底板，奪得了第一個“滿堂紅”，在爭優奪旗的勞動競賽中，始終把獎旗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裡。最後，周國允的“吹牛”變成了事實，他們勇拿了第一名。甲方工會主席李景生在《新圖報》上發表了這樣一篇文章，題目是“河南隊機場競賽稱雄”，稱周國允是打擂的擂主，說擂主最終變成了霸主。他“拳打南山猛虎，腳踢北海蛟龍”，最終也沒有一個英雄好漢能夠把他打下擂台。 有人比喻，國家大劇院像一個鳥蛋，國家主體育館鳥巢就像是一個鳥巢，這一個蛋一個巢周國允都參加建設過。倘若我們用另外的比喻，鳥蛋像一個梵蒂岡教皇的帽子；鳥巢則像中國活佛濟公帽，那也相當形象。在僧佛或是教皇帽的比喻上，再加一個比喻，那就是周國允和他的團隊都是在帽頂上鑲嵌寶石的人，因為在這樣的工地上，他都被分配和做著第一流的工作。 中華世紀壇工程—— 這個工程是為慶祝世紀之交而興建的永久性建築，屆時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及首都各界代表都要在這裡舉行盛大儀式和慶祝活動，並敲響迎接新世紀的鐘聲。周國允青年突擊隊在這個工程中承擔了壇體結構、青銅甬道、地下精品庫、過街天橋、旋轉體台階、世紀鐘樓等結構的施工任務，這些工程的特點是每一個小工程具體狀況都不一樣，各有各的施工要求和技術難度。 面對著這一次挑戰，周國允沒有望而卻步。施工中，他們精心研究和處理每一道難題，制訂了嚴密的施工方案，終於按照規定的工期圓滿完成了任務。 1999年的春節，周國允的隊員們是在工地度過的，全隊都放棄了回家鄉與親人團聚的機會，有37名隊員推遲了原定的利用春節相親訂婚的時機。大年初一，隊員們以家鄉“起五更”的早起習俗，自覺趕到工地上加班，迎著冉冉升起的紅日，向偉大的祖國祝福，向自己的家鄉和親人祝福…… 國家大劇院—— 歷史進入了21世紀，周國允又取得了國家大劇院建設的入場券。在這個近二十萬平方米的施工現場上，匯集了全國各地建築業中的精英，有以“嚴格管理”著稱的南方隊伍；也有以“善打硬仗”而著稱的北方健兒，而周國允的團隊，又是這整個精英隊伍中出類拔萃的一支。 2002年的正月初三，仍然是在農曆年間，無論是北京市的居民，還是周國允家鄉的父老鄉親，都還沉醉全家人團聚、吃飽玩夠的歡樂之中，而周國允卻帶著他的團隊進入了工地。面對著諸種困難和各路英雄的挑戰，周國允召開了總動員大會，充分調動黨、團員的先鋒作用，從技術交底到實際操作，層層簽訂責任狀，落實責任制，各口、各環節設專人把守。 7月初，項目部曾因鋼筋工人不夠告急，周國允立即協調調配，同時親自帶著公司的管理人員到一線去與工人們一同綁紮鋼筋，有點像激烈的戰鬥中某個師團長一聲喊：“直屬警衛連和司令部人員，都跟我一起參加戰鬥！” 他與所有機關的人員一齊奔到工地，無疑是對現場工人的一個極大鼓舞，以此也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施工高潮。在項目部舉行的三個階段勞動競賽中，周國允不但自始至終吃睡在工地上，他的機關子弟兵也分成了三撥，為一線團隊添力加油。所以他們每一次都以絕對的優勢，成為整個競賽的“擂主”。特別是第二階段的競賽中，他們晝夜奮戰，克服天氣炎熱、圖紙不到位、資金緊張等困難，一舉拿下了工程質量、工程進度、安全管理、文明施工四項評比中的三項第一、一項第二的好成績。項目部領導以“國家大劇院群雄爭霸，河南周國允隊一路領先”的評價給周國允的團隊予以最大的肯定。 築巢奧運工程—— “鳥巢”是2008年奧運會的主會場和田徑比賽場地，是所有奧運工程中社會關注度最高、科技含量最高、難度最大的項目，是擁有多項世界頂級施工技術難題的大型建築工程。所有的鋼架幾乎沒有一根是直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規則，不同的彎法，斜的、彎的、扭的、曲的，正像模仿鳥類銜來的各種各樣的樹枝，沒有一根是完全相同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呈現千姿百態，也正因為這樣也添增了無限的難度，讓我們試想一下好了，一根幾十噸重的巨型鋼筋，你要把它扭曲成一定的角度與彎度會有多大的困難，而這個建築又會有多少根這樣的鋼筋呢？ 2004年，周國允已經從自己拉出的一支隊伍，成立了一家名叫華都集團建設發展集團的公司。他從多競標單位中又脫穎而出，一舉中標，拿下了“鳥巢”工程主體結構的部分施工任務。他們承接的施工段是地處工地出入口的大門，等其他施工隊完成了地下施工任務後，他們才能最後進場。在晚開工20天的情況下，周國允採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得施工進度不但趕上了其他的幾支隊伍，並且遙遙領先。 2005年10月17日，由他們施工的4-1段在工地上提前13天封頂。在“奧運”工程指揮部，奧組委、總工會、2008辦舉行的幾個勞動競賽階段評比中，他們每一次都是以優異的成績名列第一，創造了令人稱讚的“鳥巢速度”的“鳥巢精神”。 這“鳥巢速度”和“鳥巢精神”的提法並不是他們自己的創造，是北京市委書記劉琪在2008年7月1日視察奧運工程時到了鳥巢後的評價。 其實，在周國允的工程項目裡，本來沒有這個鳥巢工程，是他“自討苦吃”去求來的。 當他聽說了這個既奇又新的鳥巢工程後，覺得這是個機會，就主動請戰。 他找到城建四公司的老總和總工程師，向他們介紹了他的華都公司的情況，這些老總們當然知道在北京的建築行業中有他這位一位著名的突擊隊長，所以很快同意讓他也參加投標。結果被他投中了。 等周國允他們進場的時候，已經是晚了12天。這不僅因為周國允他們中標晚，還因為他手下的勞力不夠。他公司的人馬，此時都奮戰在其他工地上，雖然能夠抽出一些人來，但不可能為這個項目而停工，因為那些施工項目都有嚴格的合同規範，任何一家的停工都得賠償經濟損失。同時，在這個時候，無論珠三角還是長三角，都出現了民工荒，招工難，是許多企業都真切感受到的大問題。在鳥巢施工的最緊張階段，周國允他們的承包項目就使用了1200多名工人，可見任務之大之重。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周國允只得再回到家鄉去招他的子弟兵。人員集結之後，他們硬是在100天里幹完了鋼筋混凝土結構工程。 在接手鳥巢施工時，遇到了許多的難題，設計理念新，幾乎每一道工序都有自己獨特的設計理念和施工要求。例如，打異形柱，在澆灌混凝土的時候，不是從上面往下注射混凝土，而必須從下面往上註射混凝土，這就逼使他們要運用一些特殊的方案和施工辦法，同時還得訓練工人，哪怕是在這行當已經能夠獨當一面的老工人都得重新訓練，因為“老革命”這時遇到了“新問題”。 在這段時間裡，不僅是周國允整天吃住在工地上，連他手下的所有強將都一齊上陣了。公司的副總經理周銳峰在這段時間裡既沒有休息過一天，也沒有一天離開過工地。項目經理王廣學在老家的媳婦病了——嚴格講不是病，是腰扭了。不能起來做飯，更不能下地干活，這對於農村婦女而言，是最大的不便了。她曾幾次在電話裡哭著向王廣學求救，要他回家去收莊稼，不然莊稼都爛在地裡了。他硬是不回，最後連電話都不接了。 項目經理劉含甫，正逢上孩子考大學，家裡想讓他回去頂幾天，一面照顧孩子的飲食，一邊給孩子輔導一下，他也沒有回去過。 還有那位主任工程師緱廣柱，在這個時候就是生出三頭六臂都不夠用。因為他們每一個施工流程都會出現設計和施工的新問題，必須由他出面去同甲方一起攻關、商討、研究，並且試驗，他弄明白之後，再跑回來向自己的技術人員和工人們傳達，還得手把手地教會他們。他這樣來回奔波，不但人瘦了十多斤，連鞋子都磨壞了好幾雙。當然，說鞋子磨壞幾雙只是一個形容詞，因為緊急的時候都會派給他小車，但這絲毫不能否定他的高度緊張和穿梭般的奔波。 正是包括周國允和他手下的強將精兵，一個個都具有高度的責任心和高度的獻身精神，那十幾根異形柱才一次澆灌成功，受到了甲方單位的表揚。 就憑這樣兩點，我們就可以知道周國允在這個奧運會主體項目中的施工情況了，一是他們最後一個進駐工地，卻是第一個封頂；二是他被選為奧運會火炬手，高舉著火炬繞著這個鳥巢跑了半圈，這應當是一個農民工出身的企業家的最高殊榮。這一殊榮還有另一個意義，就是用奧委會點亮的火炬，高舉著繞行在鳥巢周圍，告訴全體的中國人民和世界，請看，這就是我們施工團隊興建的工程，這個標誌性的建築為中國添加了榮耀，也是我們全體農民工交給國家的一份最好的答卷。 幾乎沒有停息的時候，長亭接短亭，跑步連著勁走，周國允和他的公司幾乎是一個活計接著一個活計，有時是三四個活計交叉著進行，他們的每一天都過得充實而勞累，在這個時間段裡，是周國允和他的公司張開翅膀，展翅高飛的時候。 建築，是不是一種凝固的音符呢？立在祖國的大地上，無聲無響，卻在奏著一曲祖國日益強大的樂章，也在奏著中國式農民工的不朽頌歌。 不錯，的確是這樣的。但是在今天，這些無聲的音符旁邊，又給每個音符配注著一個光榮的標籤，這是今天時代的烙印。 北京市人大辦公樓、首都機場新航站樓、中華世紀壇分別榮獲建築行業最高獎“魯班獎”。中國遠洋大廈於2001年取得了“國優工程”稱號。 周國允突擊隊1994年被命名為“青年突擊隊”，1996年被命名為“優秀青年突擊隊”；1999年被中共北京市委城建工委、市建委、市政、市總工會、團市委授予“北京市優秀青年突擊隊標杆”稱號，2004年被授予“新世紀優秀青年突擊隊標杆”稱號，河南華都集團連續六年被北京市建委評為“優秀外地進京施工企業”。 這個榮譽是集體的，也是他個人的，他隨著這一座座標誌性的建築被眾星捧月似地捧了出來，高立於他的建築之上。 1998年，他被授予“北京市榮譽市民”稱號，同年被評為第二屆“中國十大傑出外來務工青年”，出席了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表彰會並作了典型的發言。 1999年被評為建設部勞動模範。 2000年被評為河南省“十佳”出省建築施工企業經理和“十佳”項目經理。 2001年被授予“北京市外地進京建築施工企業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個人”稱號……我們無法一一列出周國允得了多少榮譽，這幾乎與他現在也難於一一列出他在北京市到底蓋了多少房子一樣。不過，在中華世紀壇迎接新世紀的慶典中，他代表外地到北京務工的幾百萬農民工撞響的新世紀鐘聲，我們是聽見了的，那鐘聲在告訴我們，中國，中國人民，包括像周國允這樣的青年人，正如那首歌所唱的那樣—— 一起“走進了新時代”： 2003年的春天，是個人心惶惶的時候，因為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地上，爆發了一場“非典”。 據世界衛生組織2003年8月15日公佈的統計數字，截至該年的8月7日，全球累計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數為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國內地累計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中國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國台灣：665例，死亡180人。 4月，由於“非典”在北京蔓延，病人迅速增多，原先的病房滿足不了隔離病人的需要。因此在4月19日晚，北京市副市長劉敬民就召集有關部門，研究決定擴建北京海淀區溫泉胸外科醫院為收治“非典”病人的醫院，以緩解北京各大醫院“非典”病人急劇增加的緊張情況。並將這個任務交給了北京城建集團。那個時候，周國允還是這個集團裡的一名青年突擊隊隊長。於是，城建集團也就順理成章地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周國允青年突擊隊”。 周國允接到任務之後，向集團公司的老總們表態：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如今疫情迅速蔓延，就像是國難當頭。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去干好這項工程，為北京市分憂，我保證一定圓滿完成任務！ 4月21日清晨，周國允以最快的速度從國家大劇院項目部抽調了150名突擊隊員，經過短暫的動員和緊急培訓，立即趕赴溫泉工地。 當周國允帶著視死如歸的精神，打開車門，準備坐上小車奔赴工地的時候，突然有一隻手拉住了他。 他回身一看，原來就是他的副隊長周銳峰，一位跟著他一起奮鬥多年的老戰友。 周銳峰說：“你不能去！” “為啥？” “我們還有那麼多的工地，工程，萬一你被感染了，需要隔離，誰來指揮施工？所以，你留下，我去！” 周國允心想也對，他那時雖然還掛著突擊隊的名字，但手下已經有了兩三千人，這些人在幾個工地上乾著活，他是個“大當家的”，萬一生病了，那豈不是蛇無頭而不行了嗎？ 周銳峰帶著人去了。 不過，周國允卻站在原地沒有離去。 他總覺得有那麼一點不對勁。 是啊，北京市的城建集團公司的領導是把這個任務交給他們突擊隊的，而他就是這支突擊隊的隊長，在這樣危險的任務面前，豈有隊員們去了，而他這個突擊隊長卻留下來，讓人議論起來，這成了什麼話，說不定還有人會說他是貪生怕死之徒呢！不行，一定要去，就像戰士上戰場那樣，他，突擊隊長，衝鋒也應當沖在最前頭。 於是他要了一部小車，又從後面追趕他們去了。 當周國允突擊隊進入現場之後，不僅那些民工隊員們，就連周國允和周銳峰的心情也一下子緊張了起來。 他們的施工現場被“非典”包圍著，四處都有令人擔心的病毒“佔領區”：他們的北面是兩個“非典”病房區，據說那裡面已經住著240多個病人；西邊是太平間和焚燒爐；南面和東面是運送病人的必經之路。在這樣一個空氣和泥地裡都充滿著病毒的環境裡進行施工，那會有多殘忍！不，不僅如此，還有急救車的叫聲，運病員車和推屍車來來回回地開動，醫生和護士那把臉面捂得沒有了縫隙的形象，這種精神方面的緊張更甚於被病毒包圍的緊張。那些出門不久到北京來打工的民工們，何曾見到過這樣的硬仗？於是，有一些人開始打退堂鼓了。 其實，整個北京市都開始了封閉式的管理，並要求民工們留在工地上，盡量不回家，以減少流動性。但是，不知底里的農民工人心惶惶，他們耽心自己也擔心家里人的安全；而他們在家中的老婆孩子，也同樣擔心出遠門的丈夫怎麼樣了？本來使用頻率不大的民工們的手機在這個時間裡響個不停，有家人來電問詢的，更多是催他們回家去。 “非典”，在他們的工地上變成了四面楚歌，家里人的電話，也把人心憂動得心煩意亂。讓我們可以拿西楚霸王的軍隊和這支隊伍比較一下：畢竟項羽的隊伍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而且那個時候絕不會有那麼多的手機電話打到軍營裡來，所以，眼看這支豫軍部隊很快要面臨瓦解了。 有些人開始不告而別，往河南老家裡逃跑。 說實話，周國允一開始時的心情也是十分矛盾的，按照他的本意當然想要完成好這項任務，打勝這個“非典”戰役，但是他又有些憐惜他的這支隊伍，他從老家裡帶出來的數百弟子。萬一他們中的一些人因病埋葬在這裡了，他怎麼向他們的親人交代啊！ 但是這種憐憫敵不過抗擊“非典”的大局，他召集了副隊長周銳峰、主任工程師李建軍、安全員周國傑開了一個小會，主要是讓每個人都去做細緻的思想工作，給大家講搭建病房的重要意義，以及政府為保障他們這支隊伍的安全所做的工作，要大家一定不要辜負北京市黨和人民的期望，堅守崗位，堅決完成任務。 同時，周國允還採取了一些強制性的措施。 他對工地採取了封閉式的管理，傳達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精神，對全部工人每天查兩次體溫，確保萬無一失；同時還給鄉縣政府打電話，把所有工人的名冊傳過去，讓當地政府做民工家屬的思想工作，叫家屬不要讓他們的親人回家，同時對於家裡有實際困難的，也希望政府協助解決，不要來電話憂亂工人們的心緒。 這樣，這支隊伍的情緒才慢慢安定了下來。 在以後的日子裡，每天面對著一輛輛擦身呼嘯而過的救護車，面對著一批批全副“武裝”的醫護人員，甚至面對著停屍車隊員們都能熟視無睹，從容面對了。 4月23日，周國允他們分配到了一個新的任務，就是要在病房和醫療室之間焊一道防護欄，以保證醫護人員的安全，而這道防護欄的位置距病房只有3～4米的距離，病房裡病人的活動他們都能看得清楚，這又為他們平添不少的緊張。但周國允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又接受了下來，並且組織他們幾個骨幹帶頭乾，又把任務很好地完成了。 這，還不算是最危險的工作！ 最危險的工作要數最後一戰，那是在4月24日這一天，新舊污火管道要實行連接。在開挖新管道地模時，由於場地太狹，大型施工機械用不上，只能靠人工作業。周國允帶領隊員們硬是使用原始的鐵鍁，一下一下把溝裡的土甩到模外去。汗水和熱氣打濕了他們的口罩，全身又都穿著防護服，再加上天氣很熱，那份難受勁直到今天他們都很難形容出來。尤其是新管道與舊管道對接的那最後一道關口，他們更加小心謹慎，因為在舊管道裡流出來的廢水廢物，那裡面不知道會有多少的病毒，即使身上被沾上一滴，說不定就會有感染的危險。在這個關鍵時刻，周國允挺身而出，率先跳進地模內，他冒著被污水沾染的危險，帶領著隊員用最快的速度，僅用35分鐘就乾淨利索地對接好水管，打掃了“戰場”。 此前，周國允和其他的七名共產黨員，已向公司遞交了一份“保證書”，他們在保證書裡寫道：“搶建'非典'病房已到了決戰階段，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們共產黨員決心衝鋒在前，戰斗在最前沿，工程不完絕不離開戰場一步，誓死保證工程任務高效完成，向黨和人民交一份滿意的答卷。”周國允和這七名黨員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行動的，在這次施工中，七個黨員和周國允都始終戰斗在地溝裡，工人們想替換一下他們的隊長都沒有被同意。就這樣，在兩個多小時的施工中，他們始終只有一對眼睛露在外面，其他都被包裹在嚴嚴實實的外殼裡，心裡緊張，渾身流著汗水，整個人都好像在蒸“桑拿”。然而後來工人們說：蒸“桑拿”還好說，熱得受不了了，就可以從那裡出來，涼快一陣子再進去蒸，而他們呢，則整個“蒸”了兩個多小時，好像全身和汗都要流盡了，再乾下去，不是虛脫也準得中暑不可。 4月24日下午，經過四天三夜的苦戰，周國允這支青年突擊隊圓滿地完成了改建任務，北京市委、市政府以及城建集團對此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北京市領導對他們說：“你們為首都防治非典立了大功了！” 不過，這還不是他抗擊“非典”的最後樂章，最後一樂章是在4月28日這天奏響的。這一天，胸外科醫院決定將病人以前用過的衣服和生活實施全部更換，舊的東西全部需要燒毀。這個工作原本不屬於周國允他們幹的，但他聽說後，主動請戰。醫院方面同意後，他帶著工人們又投入戰場，將帶著病毒的物資收集起來，投入到焚燒爐中去燒毀，這個工作量相當大，從下午的四點一直幹到晚上十二點鐘，終於將病房的設備全部更換完畢。到他們完成任務脫下防護服時，遠遠看著的醫務人員都無不為之感動，因為他們每個人都像被浸入水中似的，不但身上的衣服全濕透了，連頭上的頭髮都是濕漉漉的。 在整個“非典”期間，周國允雖然在這樣重中之重的“災區”施工，工人的隊伍中卻沒有發現一例“非典”和“疑似病例”，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幸運！也不能不說是他們的堅強！ 周國允在北京的這些年，贏得了許多的榮譽是一大成績，但是我要說主要的還是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有許多工程，只要是他這個青年突擊隊長上馬，對方就能有一百個放心。這是因為老周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在工程質量和進度上他始終要力爭第一；二是最難最複雜的甚至最危險的工程他總是搶先沖上去幹；三是對領導他的上級單位和甲方，他總是十分尊重，而他向對方的保證卻像鐵板上釘釘子，不會有一句虛言誑語；四是他的這個團隊最團結一致，最講紀律，也最講“軍容風紀”，彷彿是一支部隊，說部隊還不是一般的部隊，是岳飛的岳家軍。因此只要是周總的隊伍開進了工地，那些工程指揮部的人，那些質檢部門的人，那些市級領導人物，他們的心就從提懸的那一刻，一下子重新放到肚子裡去了。 “有老周他們這支突擊隊來了，放心，工程就有保證了！” 要說老周成功的秘訣，誠信這兩個字還不夠，因為講誠信，一般是用於施工中對待甲方，對待上級部門和質檢部門而言的，如果是經商，則是對廣大顧客而言的。而周國允的言行，卻是對著所有人而言的，他是以一顆博愛之心對面家鄉，面對大眾。善與愛心，是誠信的內核。 就拿他做善事，回報家鄉這一塊來說，全村1600多人，他的隊伍裡就有400多人，按照時興的一句話，他解決了400多人的就業問題。 因為沒有考上大學而外出打工，成就了今天的他，這應當是一種幸運。但是在內心深處，也有那麼一丁點缺憾，因為這畢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失敗。同時從實用的觀點看，他也感嘆自己的知識太少，因此，當他富裕起來之後，他的第一想法，就是支持家鄉的教育事業。他同鎮委書記張占洲商量，要給家鄉辦一所希望小學。鎮裡十分支持，在他原來上中學的地方開始了他的反哺家鄉的征程，第一次他捐了20萬元，其後不斷增捐，使學校不斷改善，到現在已經投進去130萬元了。 記得希望小學竣工典禮的時候，縣里鎮裡都來了人，村里的鄉親們來了，想進學校的孩子們和他們的家長也都來了。在主席台上，就坐著縣鎮領導，還有中學裡教他功課的班主任老師李子乾和其他教師，當然，還有一個人就是周國允。 他記得他講話的大意是這樣的：現在我贊助家鄉辦小學，今後還想贊助鎮里辦中學，就是痛感我們農村人知識太少，人才太少，我也是因為那時沒有考上大學，才外出打工的。我們那一屆，出了兩個狀元，周鳳珍，周西乾，他們考上大學了，我為他們驕傲，但也為這事遺憾，一個高中班，就考取兩三個大學生，是不是太少了一些？我知道，這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各村都沒有像樣的小學，農村孩子上學，有時還得停學，去幹農活，小學時的基礎打不牢，到了中學之後又有很多孩子急於想幫家里幹活掙錢，一心想上大學的人就更少了。人才稀缺，是我們鄉鎮貧窮的一大原因。所以我很早就有這樣一個願望，希望我們村里多出幾個像周鳳珍，周西乾這樣的人物，為國家培養出更多的棟樑之才…… 周國允是怎麼啦？他自己難道不是家鄉的驕傲，家鄉的寶貴人才？為什麼兩次都提到他那屆考上大學的兩個同學，而不提自己呢？或許，他本來就是那樣低調做人的；或許，那次高考落榜對他的刺激很大；或許，是在他闖蕩社會的過程中感受到多讀幾年書比少讀幾年大不一樣……正是這些情結糾纏在一起，使他深感到知識的重要性，不僅發憤讓自己多讀書，還想要完成讓家鄉孩子們多讀些書的宏願。 為此，他還為這所希望小學設立了獎學金，獎勵品學兼優的孩子和教學認真負責的老師，雖然這每年只有五六萬塊錢，但是在一所小學裡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舉動了，何況，這筆錢裡的每一個子兒都浸透著他工地作業中的汗水呢！ 他暗下決心，每年為村里做一件好事實事，年年堅持不懈，例如打井、修路、建村室、贊助孤寡老人。這些成績都是有目共睹的。於是，他這個身在外鄉為異客的打工仔，竟然取得了家鄉民眾的無限信任。在家鄉村支部的選換屆選舉中，全體黨員都推舉他為村支部書記。 他感到吃驚，也有些不知所措，就去找鎮黨委書記談話。 “我長期在外面施工，一年沒幾次著家，怎麼能夠領導家鄉黨員和家鄉的工作呢？你還是去我們村說一說，趁早另選他人吧！” “你怎麼當不了這個支書，是大家對你的信任嘛！我看能當！這也有個好處，你帶出去的人可以組成黨小組，家裡也可以組織黨小組，由副支書帶領，這就結合成了一個有機體了。不但外面的信息、見識可以及時帶回家鄉，你帶出去的民工就都能與家鄉融為一體了。他們隨時可以返鄉來創業，報效家鄉。同時，也讓你清楚，你是這個村的一分子，你與你所帶的民工永遠都是我們滑縣高平鎮的人。” “我知道這是全體黨員對我的信任，也知道這是要我掙了錢別忘記報效自己的家鄉，這些我都不會忘記的，但是我又沒有三頭六臂，北京的工作那麼緊張，怎麼還能兼顧到村里黨支部的工作，我看你還是——” “不用換了，全體黨員鄭重投票選舉出來的，我怎麼能就不尊重他們的意見呢？家裡的事由周守典負責，外頭面的事由你負責，你們經常通通氣，就行了！” 周守典是黨支部副書記、村長，他就是“守”在村里的周國允的副手，於是，一種奇怪的組合就這樣形成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這樣一種組合竟然十分完滿，可以說是一種民工外出打工的新創造。 繼後，雖然我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況，但在滑縣一帶，竟有80％的鄉鎮都仿效了周譚村的做法。 或許，無論是村里還是鎮上，起初都有那麼一丁點的“自私”，想把周國允這個名氣愈來愈大，財富愈來愈多的人物拴住，別讓他生分了家鄉，別讓他像斷了線的風箏那樣一去不回。但是這其實是多餘的擔心，在外面，多次宣稱自己是河南人，是滑縣人，是高平鎮周譚村的人的周國允，在他的身體裡，在他的血液中早已融入了太多的“文化基因”，他永遠是這塊土地上連著骨連著筋的一員。他為生他養他的家鄉驕傲，家鄉也為有他這個遊子而驕傲。 如果我們要給周國允一個所以能夠幸運的理由，那就是他在與別人一樣練功夫練技術的同時，還練了自己的心！